發布時間：2024-03-28 11:10:1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新媒體與社會治理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網絡輿情 輿情治理 社交媒體 傳統媒體
隨著信息傳播技術的進步，互聯網從邊緣媒體的角色，已經發展成為信息傳播的主要渠道。6.88億網民，6.20億手機網民，使網絡成為各個社會群體利益訴求的匯聚平臺，成為最喧嘩、最龐雜的輿論場。在互聯網媒體化、社交化的態勢下，網絡空間和現實社會的聯系和互動也在日趨緊密，社會的運轉方式以及政府的執政環境發生了深刻改變。準確掌握和及時研判輿情走勢，可以有效地提高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促進社會秩序的良性運行。
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提出，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是黨的一項重要工作，要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尊重新聞傳播規律，創新方法手段，切實提高黨的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必須創新理念、內容、體裁、形式、方法、手段、業態、體制、機制，增強針對性和實效性。在新的社交媒體環境下，政府如何構建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化的輿情治理機制便成為重要的時代命題。
一、當前政府網絡輿情治理中存在的難點
網絡輿情治理是指政府機構在掌握網絡輿情傳播規律的基礎上，運用多種資源和手段對網絡輿情的發展、擴散和消解進行干預與引導，發揮輿情對于政府管理的積極作用，降低和消除網絡輿情的負面影響。網絡輿情由網民、政府、媒介等相關主體產生和推動。其發生過程是，與政府相關的輿情通過網絡媒介產生、擴散，引發政府關注，政府根據輿情發展動態，借助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引導輿情，實現與網民的政治溝通。輿情治理需要相關利益主體的共同配合，作為社會管理者的政府、網絡輿情產生的社交媒體平臺以及黨的宣傳陣地的傳統媒體從不同角度推動引領著輿情的走向。然而，各個相關主體對于輿情的認識和應對方式由于體制、機制、資源以及意識等問題，使政府的輿情治理在實踐中存在諸多問題。
（一）政府部門：新媒體平臺作用甚微，被動應對成常態
目前政府對輿情的治理主要依托各職能部門的宣傳部門和信息監管部門進行，各級政府部門通過開通政務微博、政務微信等方式建立專屬的新媒體信息渠道。這類新媒體平臺在日常運營中擔任政策政績宣傳和規章制度公示的角色，信息以單向傳播為主，未能對的熱點及時回應，度較低。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尤其是市、縣一級政府人員尚未正確認識網絡民意對于政府工作以及對政府形象的影響，未能有效利用新媒體平臺及時了解群眾訴求，及時化解社會負面情緒和矛盾，在危機事件發生后通常采取“事后救火”的方式被動應對，表明出政府部門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同時也說明政府部門缺少對新媒體環境下傳播規律和傳播手段的科學認識。
（二）傳統媒體：話語權消解，用戶關注度有限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傳統媒體有大量專業和經驗豐富的新聞從業人員，在內容生產方面有著絕對優勢。在互聯網環境下，傳統媒體精心打造的正面宣傳話語在互聯網中迅速被消解，網絡的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特征加劇了受眾對于傳統媒體宣傳話語的不信任和抗拒。在社會化媒體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傳統媒體的受眾流失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傳統媒體的“受眾”一躍成為新媒體的“用戶”。受眾流失，傳統媒體的輿論影響力下降，雖然傳統媒體在媒體融合發展方面已經做過多種努力，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其影響力十分有限。縱觀傳統媒體的媒介融合嘗試，微博、微信公眾平臺、移動新聞客戶端成為眾多媒體轉型發展的必然選擇，但是究其根本來講，仍是乏善可陳，尚未出現平臺級的新媒體應用產品，其影響力的實現依賴于商業型互聯網企業搭建的超大規模用戶平臺。
（三）網絡媒體平臺：缺少行業自律，刪帖行為推動輿情發酵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崛起，今日頭條、網易新聞、騰訊新聞等移動新聞客戶端強勢發展，自媒體也隨之迎來了新的巔峰。社交平臺和移動新聞客戶端的發展極大地釋放了公眾話語權，公眾有了更多的發聲渠道。“眾聲喧嘩”成為民間輿論場的代名詞，網絡謠言泛濫，網絡水軍肆虐，加之社交網絡去中心化、傳播面廣、傳播速度快等特性，各種新媒體平臺成為社會矛盾的集中出口，極易出現輿論難以控制的局面。網絡媒體平臺在內容制作、、轉載等環節較為隨意、缺乏監管，在內容違規后采取刪帖等簡單的處理方式，使得輿情不斷發酵，甚至出現難以挽回的后果。還有一些網絡媒體平臺視商業利益為唯一追逐點，放任甚至炒作渲染網絡謠言等違法違規信息，缺乏行業自律，有的利用法律監管的空白，通過技術手段營銷不法和不實的信息，將企業的社會責任置于不顧，給輿情的社會治理埋下各種隱患。
二、網絡輿情治理的優化建議
（一）各級政府部門應建立常態化輿情預警機制
在技術和政策的雙重推動作用下，各級政府部門基本建立了專屬的信息渠道，政府信息公開工作正有序推進。政府通過門戶網站以及政務微博、微信平臺的信息成為民眾獲取政務信息的重要渠道。網絡輿情是民意的重要體現，輿論引導工作事關整個決策體系，不能單單依賴各級宣傳部、網信辦等主管部門，各個職能部門、各個崗位都應該具備輿情預警意識，將網絡輿情作為政府日常工作以及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考依據。現階段從新媒體平臺上進行輿情采集、監控、研判、預警等工作已經有了技術上的可能性，建立完善的分行業、分部門的輿情監督預警機制，需要各級政府部門的全員參與，并進行常態化運行。
此外，為了建立更有效的輿情治理機制，可以從信息源頭著手，考慮把輿論引導工作納入公務員培訓科目，依托各級黨校、干部學院等干部教育培訓機構，加強對行政機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有關輿情應對工作的培訓，了解新媒體環境下信息的傳播規律，自覺樹立輿論引導的意識，強化輿情預警思維。
（二）信息安全管理部門應擴大對媒體的監管范圍
新形勢下，“媒體”這一概念的外延在不斷擴大。之前報社、電視臺、雜志社等傳媒機構在傳統媒體時代，享有絕對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但是隨著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我們進入“萬眾皆媒”的時代，微博、微信、今日頭條等平臺級應用崛起，自媒體野蠻生長，各類微信公眾號、大V的傳播力、影響力甚至超越了某些傳媒組織。因此輿論監管范圍應該延伸，凡是參與時政新聞和評論的各類組織及個人都應該納入管理對象的范疇。
與傳統媒體相比，商業性互聯網公司搭建的新媒體平臺起步早、發展快、用戶基數大，網絡新聞客戶端隨即也成為用戶接受新聞信息的重要渠道。無論是門戶網站搭建的Apps，如新浪、網易、騰訊等新聞客戶端，還是具有媒體屬性的技術公司，如今日頭條、一點資訊等，都應該成為輿論監管的重點。
（三）傳統媒體應利用技術手段和資本手段建立個性化的信息傳播機制
傳統媒體一直承擔著輿論引導工作的重任。新形勢下，傳統媒體可以創新方式方法，繼續加強輿論引導工作。輿情治理工作承載于新聞內容之中，而作為專業的新聞內容生產機構，傳統媒體可以利用技術手段的革新，注重宣傳方式的創新，當下流行的H5技術、VR技術、短視頻等形式都可以成為借助的手段。傳統媒體應一改長篇累牘的通稿式宣傳模式，化繁為簡，以適應新媒體環境下“用戶”碎片化、移動化、重社交、重互動的媒介消費習慣。在分眾化傳播的趨勢下，傳統媒體必須針對用戶的不同屬性，建立更具個性化、精準化的信息傳播機制，宣傳信息自然也不例外。
實際上，地方傳媒集團運用資本手段收購一些有發展潛力的、具備一定用戶規模的社交平臺、游戲平臺，不失為一條可行的路徑。以浙報傳媒收購游戲平臺邊鋒浩方為例，交易完成后，浙報傳媒可以直接獲取大量用戶，在自家的平臺上進行宣傳工作和輿論引導更游刃有余，同時又為傳統媒體轉型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謂一舉兩得。
（四）社交媒體平臺強化自身社會責任意識
目前國內的社交應用市場主要分兩大類，一是各類信息匯聚的綜合類應用，如QQ空間、微博等；另一類是細分、專業、小眾的垂直類社交應用，如職場社交、社區社交、視頻社交等。現階段這兩類社交應用都聚集了大規模的用戶。相比傳統媒體，社交應用更易出現“失控”狀態。因此，這類平臺應該成為輿情治理的重點。因此，輿情治理需要將社交平臺納入管理體系，將其作為輿論引導和管理的主要途徑，督促社交平臺履行職能，自覺建立輿情采集、研判的機制，可以設置關鍵詞，實時進行動態監測，并將之常態化、日常化；重視排查有害信息、虛假信息和網絡謠言，建立定期匯報機制，并報備主管部門；強化網絡平臺的責任意識，督促企業將網絡信息安全和社會責任履行情況納入企業的考核指標體系，以期能間接加強對內容服務提供者的引導，確保互聯網上的良性生態。
三、結束語
作為網絡輿情治理主體的政府以及輿情傳播的媒介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輿情的走向，任何一個環節處理不當都可能導致網絡輿情治理的無效化。為此，有必要在新媒體環境下研究媒介技術的最新發展趨勢，借助新媒體平臺構建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化的網絡輿情治理機制，破解網絡輿情治理的難題，增加網絡輿情治理的有效性、科學性和持續性，使網絡輿情對政府管理以及社會的正常運轉發揮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 張佳慧.中國政府網絡輿情治理政策研究：態勢與走向[J].情報雜志，2015（5）：20- 22.
2011年4月武漢市掀起了一場治庸行動，吸引了社會各方的關注。14個職能部門向社會做出了十大突出問題整改的公開承諾，涉及保障性住房建設、“黑的”非法營運、建筑工地“霸”等問題，承諾3個月見明顯成效，半年有根本性好轉。
11月22日至25日，武漢市對官員的“十個突出問題整改承諾”進行了一次集體檢測，借助直播的形式，開展“電視問政”。武漢市共計有16名官員參加，其中包括三位市委常委和一位副市長。問政人則為30名從武漢市各個機關、企事業單位及網上報名的市民代表。
武漢的“電視問政”，實際上就是治庸問責的延伸和拓展，它給“治庸問責”舉行了一場電視公考，是新時期“媒體問政”與“媒體參與”政府治理的新趨勢，在中國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
責任型政府的倒逼力
武漢的“電視問政”，更廣義的說法是“媒體參與”或“媒體問政”，它凸顯了媒體的功能。媒體屬于立法、行政與司法之外的“第四種權力”，可以成為政府治理的有效監督力量，對政府治理形成強大壓力，從而幫助政府提升治理水平。
在媒體參與和媒體監督的影響下，政府治理的透明度由被動到主動，會無形中得以增強。政府為公眾承諾了什么，如何踐諾，兌現如何，群眾是否認可等一系列問題，都通過電視這一媒體直面公眾。正如武漢這次電視問政中，被城管局認定的“違章建筑”為何頑固屹立？通過政府驗收的房屋為何出現墻壁大面積脫落？出租車司機故意多繞路，欺壓外地人為何屢禁不止？一個個犀利的問題被拋給官員，有的官員稱“被問得汗直流”，正是這種“汗流浹背”促使政府重視承諾，讓政府官員強化誠信意識，既要“說到”，更要“做到”。
對于政府職能部門的管理者而言，這種電視問政的方式因為是直面公眾，且有記者暗訪的短片，報道的細節是參與節目的職能部門管理者所無法掌控和預見的，就如同“考生”（官員）面對“考官”并未知曉考官所出的考題是什么，所面臨的挑戰和質疑是什么。媒體的參與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政府的責任意識與服務理念在輿論壓力和媒體監督下必然會得到強化。因此這種來自被管理者與被服務者的直接監督，可以為政府部門回應公眾提供一種常態化的倒逼機制和動力機制，會從一定程度上優化管理者的行為，從而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務的品質，有利于逐漸建立起一個責任型、回應型政府。
公民參與的推動力
武漢的“電視問政”，通過媒體的參與和監督，公民與政府職能部門的管理者面對面的溝通，既強化了公民的參與意識，有助于實現通過公民來治理的理念，也強化了公民的監督意識。
“電視問政”給更多的公民傳達著這樣一種訊息：即每一位公民作為公共權力的享有者之一，有權力監督政府治理的行為和政府服務的品質，有權力對政府進行問責，幫助政府提升治理的水平，改善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
與其他類型的公民參與形式相比較，“電視問政”為公眾提供了直接、寬泛、有效的行政參與和監督平臺，讓群眾的利益訴求得到有效回應。“電視問政”使公眾的話語權得以尊重和保障。對于政府承諾的各類關乎民生的重大問題，公眾可以詢問和監督落實情況，提出質詢，發表看法，對政府作為是否滿意直接表態。
正是這種公眾參與的推動力，強化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互動。
媒體與公民參與可以幫助政府及時掌握信息――對于公共服務品質的反饋和需求，改變以往政府與公民之間只是單方面的服務提供者與接收者之間的關系，以電視為代表的媒體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其功能不只是為社會成員提供信息載體和傳播工具，更重要的是通過媒體的議程設置和話語表達，為公眾提供利益表達和維護的渠道，進而實現民意主張與政府決策的良性互動。
媒體凸現橋梁作用
武漢的“電視問政”將政府治理中的各類情況與信息以新聞的方式提供給公眾，并在“電視問政”的過程中加入媒體評論、媒體調查、媒體監督等各種再生信息，減少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對政府形象的公眾認知起到傳遞、解讀和引導作用。
另一方面，媒體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者和公眾代言人，將公眾對政府工作的質詢、意見和建議加以表達和傳播，借“媒體問政”的平臺實現公民問政，在監督政府工作的基礎上，幫助公眾完成對政府形象的再認知過程。
因此，“電視問政”是從媒體自身所擔當的社會責任出發，將公眾利益的維護與發展作為訴求目標，保障政府傳播意愿與公眾知情、表達、監督意愿之間的充分溝通，使傳播互動過程成為重塑政府形象、維護公眾利益的有效路徑。
在新媒體環境下，政府形象傳播已成為公眾主動傳播參與的過程，媒體的橋梁作用比以往更加突出，電視問政也是維護公眾話語權的主要平臺之一；除了為政府和公眾提供話語表達的技術平臺之外，其媒體組織自身的價值也進一步得到凸顯，對引領社會價值取向和公眾價值判斷往往起著潛移默化的決定性影響。
電視問政需要制度化
誠然，武漢的“電視問政”確實發揮了一定的積極效應。政府官員現場解答公民的問題，現場受理，當場回應，并承諾以最短的時間和最快的速度予以解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政府力圖提升治理水平的信心與意識。但是，這種問政形式還有一些值得我們深思和警惕的地方,比如參與者的代表性問題,比如“電視問政”是否存在“作秀效應”。
“電視問政”中因為參與的公民數量有限，所以并不能完全代表公民的意見，甚至有時無法代表大多數人的觀點。“電視問政”中所涉及的問題往往只不過是冰山一角。政府治理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能拿出來通過電視或“媒體問政”的路徑予以解決的，畢竟是少而又少，而且很多被“媒體問政”的領域都是進行過精挑細選，換言之，還是比較有代表性、典型性甚至是特殊性的，是可以解決的。至于公民意見比較大，矛盾與沖突比較多的公共服務領域，至少目前完全寄托于電視傳媒是無法全覆蓋的。尤其是政府基層的治理與服務――如街道、居委與村委等層面，每天直接為公民提供服務，且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領域，目前尚無法像武漢那樣通過每年一次的電視問政來予以解決。
如何將電視問成公民常態化的參政與問政，如何把政府治理從做給媒體看到做給公民看，從對媒體負責到對公民負責的轉變，如何實現從治理到服務的轉變，是需要進一步明確的問題。
“電視問政”或者“媒體問政”需要通過制度化建構，且政府部門若敢于直面媒體、直面公眾，敢于自我解剖，自己揭短，敢于面對問題、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則無疑會增加媒體監督與公眾參與的熱情。
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透露，“兩會”結束后，武漢市委、市政府將再次向社會征求最需要解決的10個問題，并要求有關部門主要領導公開承諾。他表示，去年的“電視問政”取得良好反響，2012年還將繼續推進，并將加大頻率，初步確定為每半年舉行一次。“‘電視問政’并不是簡單地作個報告，而是讓暗訪組從市民、旅客的角度去發現問題，實際上是要通過這種形式將廣大干部置于人民監督之下。”
一、引子
互聯網與中國社會轉型密切相關，是社會各種癥候的重要表征。媒介社會化，社會媒介化已成為時代的主題。芝加哥學派提出公共傳播的思想，認為傳播是人類關系的本質，傳播在信息傳遞和交流中，創造與維系著社會的發展。歷史長河中，人類文明是在斷裂、崩潰中延綿持久。傳播技術手段的改變，跨越時空人類傳播活動得以實現，人類日常生活在跨越時空中得以呈現，日常生活中的觀念、行為、語言等文化特征，也在跨越時空中產生新的意義。這就意味著全球互聯網在跨越國家、民族、種族、階級、階層、性別中發展，這意味著互聯網治理的合法性基礎有很大的改變。本文試圖對中國互聯網發展的合法性基礎進行探討，為互聯網治理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據。
中國互聯網從發展之時就承載著原有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新的社會意義和社會關系是在跨越時空中建構的，并影響到傳統社會結構的斷裂與重建。其中，新媒介賦權下國家與個人權力的博弈，信息生產、再生產與傳播機制的改變，造成中國社會結構、制度等都處于合法性不確定之中。互聯網傳播中信息自由與信息控制之間的矛盾緊張關系是這種不確定性表現之一，既是某種意義的不確定下的信息失控，也在信息失控中蘊育著一種特殊張力，它可能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變革不可無視的重要力量
二、新媒介賦權下的傳播與權力
新媒介賦權指的是媒介成為權力實現的重要源泉與力量。它通過個體、群體、組織等獲取信息、表達思想從而為其采取行動、帶來改變提供了可能。新媒介賦權中強調多樣化主體傳播與權力的博弈，對具體主體而言，可能是增權，也可能是減權。互聯網時代應重新認知權力的含義，正如漢娜·阿倫特曾指出，“權力不能像武器一樣貯存起來以應付緊急狀況，它只存在于其實現中。在權力沒有得以實現的地方，它也就不存在。”福柯也認為，“權力只有通過社會關系的角度看才有意義，因為權力建構于社會關系網絡之中。”
以新媒介賦權的視野分析中國社會的變遷，更多的是將傳播與權力之間的關系植根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中，從中對人類行為、價值、制度以及結構等方面進行考察，其研究重視的是傳播與權力博弈的過程、階段、演化等。在此基礎上，媒介生態多樣性也突破了原有媒體管制思想和方式。傳統主流媒體隨著社會轉型自身內部也在進行著分化，政府、市場、社會、公民個人主導的媒體的差異性日益明顯。從媒介生態中差異化的表征觀察傳播與權力之間的關系，是研究中國傳媒政策研究的前提和出點。
互聯網正迅速解構與建構著中國社會生活網絡的主要框架，成為社會生活領域中最重要的權力來源。多樣化的傳播主體之間在跨越時空中所形成的復雜關系，對權力宰制中心的分化、轉移，傳播已成為權力的主要來源，個體間興趣、動機等差異性也影響到權力的博弈和統治，傳播在一種不穩定、不確定的過程中，導致權力與權利的不穩定性，這對習慣于統一、秩序化的權力管理方式提出挑戰。
傳播與權力關系一直是傳播學最為隱蔽而又最具張力的研究內容。新媒介賦權下，權力統治的來源多樣，除統治階級外，也可能是一種制度、觀念、意象等。這樣我們便回到了問題的本質，設問的不僅僅是社會結構、制度等宏大敘事，而是沿著利奧塔爾的思考，追問誰決定知識，誰決定知識是什么，誰決定知識傳播以及它們所根植的具體時空語境等。
媒體敘事作為傳媒與社會關系研究的分析工具，為傳媒理論提供了研究框架，為我們回答以上問題提供了視角。如果說，歷史上的媒體敘事還具有相對的時間上的延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網站、BBS、論壇、博客、微博、微信等媒介生態卻是在短短幾年內在空間上展開的。
隨著媒介形態的不斷變遷與發展，媒體敘事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中不斷建構起來。自由主義的媒體敘事，強調媒體從國家宰制中獲得自由，同時也賦權于民，促進民主化的進程；民粹主義的媒體敘事強調商業化媒體迎合人們的感官、情感等求新求變的心理所帶來的普遍的消費文化的媒體景觀；民族主義的媒體敘事在構建國家民族想象共同體的身份認同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自由意志論的媒體敘事則是從神本位到人本位理性發展在媒體上的反映，人在獲得自由解放后又陷入到了現代性的困境之中；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分野、由階級向階層的轉變、性別宰制與沖突等媒體敘事，無不再現著傳播與權力之間的關系。互聯網提供了看似信息傳播、表達和行動的自由，實則在媒體敘事中卻彰顯出自由的表象與控制的實質。
三、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
網絡公共空間中的討論與爭論，多少逃避不了自由選擇的悲劇色彩。統一的、普遍的價值觀念很難替代不確定的、差異化的價值觀念。人性中的虛偽與脆弱，傲慢與瘋狂，缺乏傾聽與反省、批判與建設的思想，對話與交流中很難超越時代、情感、個人的主體意識。協商對話民主政治似乎只是一種幻覺，哈貝馬斯主張以溝通理性替代工具理性可能也是一種烏托邦的想象。互聯網傳播主體、渠道、速度、范圍在時空上的改變所帶來的私域與公域邊界的不確定性，為我們提供了另外一種研究視角。
公域與私域邊界的劃分，本質上是一種權力的劃分。公共傳播中知識的生產、傳播、再生產與權力之間存在緊密關系。公共傳播中主體的多元異質性，需要表達主體對差異、異見的包容、接受、超越以及不斷的自我教育，才能實現思想言論自由市場中真正具有自我修正能力的判斷。
過往傳播技術的不發達，導致傳播中的權力極易被少數人控制。現代傳播技術的革命，傳播技術的普及以及成為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后，傳播權力的去中心化，是由大眾群體的分化所致，觀念、形象所生產的幻象來源日益復雜性，影響到由觀念構成的形象、幻象的統治。公眾及個體內化的插于化的觀念、經驗等日益成為總體社會觀念和價值觀的構成部分。
復雜性思維視野下，互聯網則更多地凸顯人類的價值理性，它強調的是主體間性，觀念共同體，甚至是意義共同體。這意味著我們應對個體人格從私域向公域身份轉變中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加以注意。
人類在自我滿足與自我滿足否定中前行，構成了人類文明史發展的特征之一。理性與非理性沖突性、差異化價值判斷是一種自我展示，本質上希望獲得一種尊重。然而，人們對超出自身經驗范疇事務很難轉化為一種自我進取和成長的力量，人們自覺不自覺迷戀著自己過往的經驗、判斷，即使在人與人交往中，在輿論意象的表達中，本質上與外在不斷變換的人事滄桑一樣，難以對人的內心、觀念、行動等產生影響，反而會摻雜過多焦慮的自我。以往生活工作的習俗也在不知不覺中被否定，但新的卻是以自我迷戀的方式建立起來自我的世界和法則。這種自我世界的法則會產生一種閉合效應：表面上是自由的，深層的卻是把統治控制鑲嵌在人們的心理。這里的控制已不再是專制的、暴力的、顯現的，而是一種看不見的人自身加以自身的微妙控制。
人們以這樣的個體的、不穩定的、自我迷戀的人格建立起來的交往關系在跨越空間中的延展，難以超越自我迷戀去理解和使用自己在公共空間中的權力。桑內特指出，“迷戀親密事務是一個不文明社會的標志”，何為文明生活方式，桑內特給出的答案是，“在這種生活方式中，人們能夠輕松自如地應付一種體驗的差異性，并且實際上還從這種差異性中吸取養分。”
互聯網公共空間中私域與公域中人格與非人格的復雜性和不穩定性，影響著公共空間的對話、討論、爭論甚至妥協。它是一種普遍的抵抗與排斥，還是在延展自身的能力，重新認識差異性的認知和行動，還是在自戀中尋找滿足而最終喪失了滿足的，它們都處于發展之中，這都成為中國互聯網治理合法性研究中必須重視的問題。
四、大眾社會與異質共同體
互聯網時代人們獲取信息以及表達、行動的相對獨立性、自主性，讓我們重新反思工業時代的所謂的“單向度的人”：人是否喪失了革命性而沒有了自身的判斷力和批判力？早期傳播學將“大眾”主要集中在傳播效果的研究上，大眾更多的只是一個集合名詞，有著輕大眾的傾向，將個體的差異性以及行動能力隱含在大眾以及大眾社會的總體判斷上。網民與傳統大眾有了很大的區別。互聯網凸顯出個體的異質性，結合中國社會轉型，網民意見表達，因問題而聚集，形成的是多個去中心、去組織化的異質共同體，網民成為傳播主體成為可能。
網民主體性得到加強，它影響到傳播機制的改變，不僅成為議程設置的主體，也加劇了媒體生態的變化。新媒介賦權增強了個體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教育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賦予人行動的能力，這種行動重要的是在偶然的、不確定的、差異化的思想、觀念、規則等挑戰下的話語傾聽、表達、理解、判斷的能力，這種能力在對話、協商甚至是妥協中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尤其是言論表達突破了體制的束縛，正義的實踐和交流互動是網絡共同體討論問題的源泉活水。
網民在共享利益的同時，也在分享意義。從經驗出發再到體驗感悟，大眾社會集體自我向個體自我轉變。網民主體性的加強與網民多樣化的公民身份有關，它與全球化的今天，每個參與者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有關，也與其所處的社會權力結構有關。信息共時性以及分散的協同性，多元化身份認同的信息基礎帶來近代以來所建構起來的單一國家、民族、階級等公民身份的改變。公民身份已不僅僅是權利的集合，也成為文化心理認同與歸屬的符號，更重視的是主體關系之間權力實現的實踐。
五、新媒介賦權下互聯網治理的合法性思考
現代社會需要促進和支持某種意義上的人們文化心理上的歸屬感。如果大多數人不能感到某種歸屬感或不能相互認同的話，就會產生在動機和合法性層次上的一種系統性的危機。
互聯網治理合法性的研究需要反思共識，共識是我們尋求的答案，還是問題，這已經成為了問題本身。互聯網“交流的透明性”對中國社會發展帶來的積極的變革是巨大的，但同時，它所造成的社會失范、失序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實。我們是否需要尋找一種共識、規制達成新的治理和規范，還是以一種新的思路、觀念理解互聯網治理。
長久的現代國家以及資本市場的統治，話語更多體現的是國家權力和市場資本，政治意識形態和市場邏輯不知不覺中已成為話語合法性的基礎。
新媒介賦權下的互聯網異質性共同體，從根本上為知識提供了另外一種合法性的基礎，它依靠的不僅僅是現實的權力和資本，語言知識本身在與權力與資本的斗爭中具有了統治與支配的性質，成為合法性的重要來源。
互聯網治理合法性已超出了近現代民族國家發展逐步形成的社會制度、結構、關系等的安排，它在于自身的反思與更新，有自我解構與重構的特性、行動與能力。合法性的基礎是思辨的，是對倫理實踐以及追求社會公正、正義為目標的。
新媒介賦權下互聯網上所呈現的公民話語與既往的基于現代民主國家的話語模式有很大的不同。新媒體使得公民話語的生產與傳播成為可能，它變化的是，敘事主體的多樣性、異質性，觀點在討論、協商、辯論中不斷絞力較量，妥協可能是達成共識是一種方式，但更多的卻是不可調和的分歧，出現所謂的“交流的無奈”。正是在這復雜的多樣性的可能性中公民話語獲得了自身的合法性。
公民話語成為互聯網治理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不同于政治意識形態與市場邏輯的是，敘事的基礎發生改變，宏大敘事向小敘事轉變。國家政治和市場資本的話語地位依然強大，但以人的存在、多元價值、生命體驗與意義，也成為話語中重要組成部分，并最終影響著前者。
公民話語賦權中存在悖論，它造成話語在交鋒中的增權或減權。公民話語的增權或減權不是由既有的身份決定的，而是話語斗爭所形成的新的話語權力決定的，并影響著公民新的身份的產生。
互聯網治理的合法性很難以過往的治理方式中找到，盡管互聯網中存在很多問題，但問題本身已不僅僅是問題，更多的是一種未知。互聯網中不確定的合法性，存在于整個社會、共同體的挑戰、質疑、認同等實踐當中，這在利奧塔爾看來，合法性存在于“在追求正義觀念與正義實踐中。”
伍佳佳，2012年2月考入湖北日報傳媒集團荊楚網，分配到總編室工作，2015 年調入新成立的頻道編輯部，任部門副主任至今，兼任湖北日報新媒體集團第三支部組織委員。截至目前，“拆二代辦養老院”等新聞作品在全國獲得較大影響。先后獲得湖北新聞獎一等獎（集體），湖北網絡宣傳好作品獎，湖北日報傳媒年度好新聞二等獎、月度好新聞獎，荊楚網好稿獎二等獎等多項；2014年獲得湖北日報新媒體集團最佳新銳獎、2015年獲得湖北日報新媒體集團明星人物獎、湖北日報傳媒集團“先進個人”稱號。
[摘要]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個人信息在多平臺交互使用中，形成了一種不可逆的累積過程。個人信息泄露，導致關聯危機發生，而電信詐騙就是最為嚴重的一類。打擊電信詐騙，一直被認為是公安機關的使命，然而，在愈打愈烈的情況下，有必要跳出傳統的邏輯分析框架，重新厘清電信詐騙與信息安全之間的邏輯關系，轉變單一主體破解難題的狹隘空間，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社會化治理模式，從而形成“安全為人民，安全靠人民”的良性社會生態。
[關鍵詞]電信詐騙 社會化治理 信息安全 全民參與
據新華社報道，2015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電信詐騙案件59萬起，同比上升32.5%，造成經濟損失222億元。2016年1月至7月，全國共立電信詐騙案件35.5萬起，同比上升36.4%，造成損失114.2億元。電信網詐騙已成為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毒瘤”。如何根除電信詐騙這一社會“頑疾”，成為當前一道亟待解決的社會難題。
一、電信詐騙的社會化治理：一種有效的治理模式
社會本質上是一個開放演進、具有耦合作用和適應性的復雜網絡系統，在這個龐雜的系統內，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需要及時予以疏導、縫合。在傳統的觀念里，社會治理政府主導是主流。但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一些錯綜復雜的問題不斷涌現，單靠線性管理模式很難快速給出有效應對方案。因此，有必要引入新的治理模式。
1.電信詐騙的特殊性決定了其治理模式的多元。
電信詐騙是不法分子通過非法手段，盜用個人信息，騙取錢財。其借助的是電信、互聯網等技術，在實名制還未全面普及的情況下，其手段還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它有別于普通的詐騙，普通詐騙的受害方與施害方是可視或者可識別的。電信詐騙既關涉電信企業，又與銀行有一定的黏度，受害人一旦報案，又牽涉到公安機關。假若受害人身份特殊，譬如學生，又牽涉了教育部門。因此，電信詐騙是一種關乎全民的社會化結構關系。這種關系決定了其參與主體的多元化。
2.多主體合作是治理電信詐騙的最佳選擇。
多主體合作共治是當代公共治理理論中較為核心的機制建構與制度設計。具體就電信詐騙而言，其問題的復雜性，使得單一行動或者決策失效。電信詐騙與當前互聯網技術緊密相連，需要專門的互聯網技術手段、偵查辦法、防騙宣傳、輿論監督等共同作用。而關聯主體的廣泛參與，有利于快速補位，使得失序的社會關系逐漸回歸本位。
多主體合作需要價值觀的引導與重塑，需要構建利益趨同的參與機制，需要共享治理成果。電信詐騙作為全社會識別度較高的問題，亟需整合社會資源，多主體互動，以實現社會秩序良好。
二、電信詐騙社會化治理的體系構建
合作協商治理是現代社會治理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治理主體由政府 “本位”向多元轉化。電信詐騙作為社會治理中的特定問題，除國家和政府外，還應吸納社會團體、行業組織、社會群體等力量共同參與。這種新型的社會聯動關系，需要一套完整的體系將其統一。構建這樣的內容體系，至少需要符合三大要素。
1.全民參與：培育多元化的治理主體。
《2016中國網民權益保護調查報告》顯示，54%的網民認為個人信息泄露情況嚴重，84%的網民曾親身感受到因個人信息泄露帶來的不良影響。根據這份民意調查，不難看出，民眾對于信息安全的關注度空前，個人信息保護刻不容緩。而2016國家網絡安全宣傳周主題為“網絡安全為人民、網絡安全靠人民”，也旨在呼吁全民參與網絡安全建設。
除了民眾參與，政府相關部門也應積極參與。早在2015年6月，國務院建立由公安部牽頭，包括、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23個部門和單位參與的國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這一多部門參與的形式，高效，且能形成驚人威懾力。
此外，媒體也應發揮輿論監督作用。將電信詐騙作為一項長期的報道工程來建設。遇到重大電信詐騙案件，要做好議程設置，通過多媒體手段，進行有針對性的傳播。再者，與電信詐騙相關的企業，因業務原因，天然掌握用戶信息，更應積極參與到保護個人信息的行列中來。
2.成果共享：治理電信詐騙的終極目標。
任何治理體系的構建，落腳點不僅僅是解決問題，還在于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成果要全民共享，切忌人為制造壁壘。否則，會損害到因共同的目標形成的利益聯盟。利益共享的更高層級是服務增效。具體就治理電信詐騙而言，無論是政府部門，電信企業，銀行等，在協助解決問題的同時，要提高服務水準，提升技術安全級別。以民生為向度的服務供給，是實現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最好路徑。
譬如銀監會與公安部研究制定的《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案件凍結資金返還若干規定》，就明確要求公安機關、銀行業金融機構對已查明的凍結資金及時返還受害群眾，同時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辦理返還應在三個工作日內辦理完畢，不得，收取任何費用，這就是典型的成果共享。
三、電信詐騙社會化治理的實踐推進
電信詐騙是社會“頑疾”，治理起來必然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社會化治理體系的構建，最終還是要通過實踐去推進。除了理論上行之有效的體系構建之外，還需要從技術、管理、立法和輿論監督等多個具體層面著手。
1.技術引領：大數據、實名認證等實時反饋。
電信詐騙寄生于移動通信和互聯網技術，那么，回歸到技術本身，能否通過更為先進的技術來阻斷已經出現的問題？實際上，很多監管難題都是依托技術進步才找到了解決之道。治理電信詐騙，離不開以信息化治理為基礎的技術支撐。
譬如，據廣州日報報道，中國移動內蒙古有限公司研發了“詐騙電話預警系統”，當用戶接聽或撥打疑似涉騙號碼時，用戶的手機屏幕就會同步顯示該號碼已被標記為詐騙電話，提醒用戶謹慎接聽。這種利用大數據技術手段從側面打擊電信詐騙，見效快、成本低、效率高。
再者，電信、銀行等，要加快推進實名認證。進一步完善身份信息和證件核驗技術手段。同時通過人臉識別技術，深化實名認證，讓多重驗證聚力，確保個人信息安全。實名制只是準入，之后還需要企業引入并匿名技術、數據泄露保護模型技術，此外，還需要不斷升級業務系統，防止黑客攻擊。
2.法律保障：個人信息保護相關法規無縫銜接。
我國目前還沒有《個人信息保護法》，因此，有必要針對電信詐騙，構建立法、執法、司法三位一體的法律框架體系。建議根據我國國情，盡早推出《個人信息保護條例》，明確個人信息的保護類別，保護措施等。設置專門行政機關來保護個人信息，賦予其行政處罰權。同時，將個人信息侵權案件納入各級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圍，并制定配套的民事賠償制度等。立法、執法、司法無縫銜接，才能確保與電信詐騙相關的違法行為，有法可依，違法必究。
3.輿論監督：媒體作為與公眾參與合力推動。
電信詐騙的社會化治理，還需要引入媒體和社會輿論監督機制。媒體作為輿論監督的主體之一，理應時刻以民生為本。電信詐騙作為危害社會的毒瘤，媒體作為社會的“眼睛”，要敢于對于個別政府部門不作為，電信企業、銀行等不作為，予以曝光，督促其積極作為，共同給力，解決民生頑疾。
媒體可以利用自己的專業優勢，就電信詐騙中的熱點，做好議程設置。此外，可以設計專門的防騙APP，開辟專門的通道，收集線索。還可以開辟舉報平臺，政風行風熱線，鼓勵公眾參與。在傳播方式上，可以采取分類傳播，定向傳播，譬如，可以與高校合作，社區合作，制定針對特定人群的防騙報道、防騙常識等。還可以及時引導輿論，避免因個別案例而引起的不必要的恐慌。
治理電信詐騙還需要在實踐中摸索，社會問題通過社會化治理模式，必然會得到有效解決。只是在這個尋求解決過程中，需要多方主體參與，達成共識。
注釋：
[1]謝宗曉、林潤輝、王興起：《用戶參與對信息安全管理有效性的影響――多重中介方法》，《管理科學》2013年3期
[2]林元慶：《電子商務環境下客戶信息安全問題研究》，《現代商貿工業》2016年4期
[3]王菲菲：《公民意識和網絡輿論監督――兼論網絡輿論監督影響力》，《新聞前哨》2010年1期
[4]章海寧：《關于網絡通訊中信息安全的保障研究》，《電腦知識與技術》2016年13期
[5]葛磊：《電信詐騙罪立法問題研究》，《河北法學》2012年2期
[6]謝連觶骸兜縲耪┢的防控體系研究》，《法制與社會》2011年14期
【網友熱議】
高霞：徐玉玉事件側面凸顯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方面還存在漏洞。該事件之所以能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一方面在于其準大學生的特殊身份，另一方面則是作為貧困家庭，其生命的隕落，引起廣泛的同情。希望悲劇不再重演，所有與之相關的部門能夠從這一事件中看到切實的社會管理、公民教育、福利供給的問題，并采取有效綜合措施，不斷加以完善。
李歡：電信詐騙、騷擾、推銷是信息時代的切膚之痛，相信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類似的經歷，只是有的人警惕性強，置之不理，而有的人因為疏忽，上當受騙。徐玉玉事件，讓更多的人關注到信息安全，越來越多的網民通過社交平臺痛陳遭遇，要求徹查電信詐騙，肅清通訊環境，這對于信息安全相關措施、政策法規的出臺是一個很大的觸動。
楊虹磊：電話詐騙案發生后，一些專家總是提醒人們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誠然，個人防范固然重要，但如果本可以從源頭上就堵住電信詐騙，問題就能從根源上得到解決。因此，單純的呼吁人們提高警惕來應付日益多變的各類詐騙，這無疑是社會的一種悲哀，也會進一步稀釋社會信任度。所以，面對屢禁不絕，越來越猖獗的電話詐騙案，需要制定法律，來進行更細致的指導和規約。
李克偉：如果說加強個人信息保護立法，提高人們警惕心和識騙防騙能力，形成長效機制，可讓電話騷擾、電信詐騙無機可乘，那杜絕提供平臺載體，斬斷依附于電信平臺的各種灰色“利益鏈條”，避免電話騷擾詐騙恣意橫行，更是當務之急、重中之重。唯有建章立制，依法確立電信企業兜底責任，對電話騷擾詐騙造成的消費者損害，進行違約賠償或者連帶責任先行賠付，甚至依法進行刑事追責，才能真正起到震懾促動效應，倒逼電信企業提升自律、服務和質量意識，堵住電信運營管理“漏洞”，進而有效防范電信騷擾詐騙愈演愈烈，有效保障人們的正常通訊權利，維護好健康安全有序的通信消費環境。
景純：徐玉玉事件雖然是發生在山東省，但是湖北的媒體也應該緊跟熱點，結合本地實際，采訪本地受騙者案例，再找專家給予指導，或者通過深度報道做調查和對策，或者通過微信、微博、專版等形式介紹防騙知識。紙媒可以宣傳一些網絡安全典型，做防騙知識小貼士等；網媒可以通過訪談、漫畫、動畫、H5等形式提醒大眾提高安全意識。如果可行的話，也可以開發防騙APP。
一、我縣城市治理法律情況近況
我縣新城區現有面積8平方公里，13余萬人，隨著縣城市治理行政法律局的成立，相對集中行政處分權的行使，我縣的城市治理工作正逐漸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因為城市治理體系體例未理順，條塊關系不協調，法制不健全等緣由，城市治理難以構成合力，難以構成一起負責，一起參加治理的制約機制，城市治理仍處于行政治理與依法治理并存，人治與法制相連，法律與抗法同在的復雜矛盾抵觸中，嚴厲障礙了城市治理走上科學、長效的治理軌道。
當時社會各界對相對集中行政處分工作的期望值十分高，而城管法律的情況又很差，兩者之間的反差不斷是困擾我們的難題之一。如在整治無照商販時，我們要面臨三種分歧治理對象，一是社會弱勢群體，二是唯利是圖者，三是違法對立者，反治理事情較多，并且非常復雜。良多市民一方面要求法律治理部分按照有關司法律例予以取締和處分，甚至以為司法律例的力度不夠，但愿重罰重管。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市民對無照商販極為同情，在法律進程中，常常圍觀甚至圍堵法律人員、車輛，無形滋長了違法者的氣焰。從外表看是群眾不睬解不支撐，其本質是深條理的，如社會需求問題，弱勢群體的營生問題，對治理部分的逆反心思問題等。
二、改善法律情況的建議
（一）進一步增強城管本能機能的宣傳，是營建優越法律情況的前提。
1、城市治理行政法律局作為一個城市治理綜合法律的部分，其本能機能還沒有被廣闊市民所調查和認知。因而碰到法律受阻時，常有不明就理的群眾圍觀起哄。從近況看，還需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首先，城管法律機關要把城管法律人員特殊能喫苦、特殊能貢獻、特殊能忍耐、特殊能戰役的精神向社會傳達，以取得各級指導、社會各界對城管法律工作和法律人員的了解和支撐，提高城管法律機關的公信力和城管法律人員的親和力。其次是做好相關司法律例、政策的宣傳。應用新聞媒體、網站、常識競賽、律例征詢等方式，大力宣傳城市治理方面的司法、律例、政策，提高市民的司法認識，營建優越的城管法律氣氛，然后使廣闊市民可以盲目地輿解、支撐、承受、共同城管法律工作的順暢開展。
2、增強與新聞媒體的溝通協作，從正面指導大眾，宣傳步隊新形象。新聞媒體是城管法律宣傳和言論監視的首要載體，我們城管法律機關要進一步高度注重和充分發揚新聞媒體的宣傳優勢，最大限制地用好傳媒的積極效果，最大限制地削減負面效應。經過媒體，大力弘揚正氣讓社會言論、各級指導公平地評價城市治理行政法律工作，一定法律隊員的成果；客觀地看待我們這支剛成立的年青城市治理行政法律步隊；要看到雖然我們的步隊還存在著如許和那樣的不足，但我們的步隊是富有生機的，我們的工作是積極努力的，我們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讓大眾曉得我們的步隊視形象如生命，不斷為改善形象在努力。
（二）增強本身建立，提高步隊本質是改善城管法律情況的必備前提。
1、增強常識儲藏。隨著城市治理相對集中行政處分權工作的不斷深化，城市治理工作的領域愈加寬廣、工作內容愈加豐厚、工作方法愈加多樣。一切這些都對城管法律人員的營業程度、常識構造、工作辦法、應變才能提出了新的要求。為此法律人員不只要具有堅決的政治崇奉，還要純熟把握城管法律營業常識。因而，城管法律人員必需堅持注重學習、終身學習的觀念，不斷用新的常識充分本人的思想，優化本人的常識構造，切實提高本身的思想程度和工作才能。構成優越的學習氣氛，提高了營業技藝，完成了由經歷型向學習型機關的改變。
2、增強作風建立。堅持文明法律，必需從城管法律步隊思想作風建立抓起，在正直法律思想、改變法律觀念、改良法律作風上下功夫。一是執行“三公開”，即政務公開，準則公開，做事順序公開。二是果斷根絕“吃、拿、卡、要”等不良景象，對違紀違法人員嚴厲查處，加強了機關工作的通明度，保證了廣闊市民的意見和建議能直接、實時反應，然后進一步改良了工作作風，提高了城市治理的效率和程度。三是法律執行罰繳別離，進出兩條線治理，收費、罰款悉數到指定當地交納。重塑了法律機關高效、清廉、勤政為民的新形象。
（三）健全司法系統，是改善城管法律情況的基本。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要有法可依，司法律例建立的滯后，已嚴厲影響到了城市治理法律工作的正常開展。相對集中行政法律是個重生事物，城市治理機構的設置應有司法根據和響應的法律主置。只要經過立法，確以為城市治理的正當主體，城管法律局才干理直氣壯地開展工作，只要城市治理工作有了明確的司法支撐，才干談可持續發展。因而須盡快制訂合用于城市治理綜合法律，操作性強的當地性律例或條例，使之成為可以遵照的司法系統。不然處置違章行為對方拒不顧全時，法律人只能一籌莫展。因而健全司法系統才是最基本和最應先行的工作。
關鍵詞：財經媒體；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信息不對稱
中圖分類號：F27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8-0-02
我國多數上市公司的治理制度尚不夠完善，尚未形成公開透明、披露真實全面信息的傳統。雖然證監會一直在致力于規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但是信息披露延誤、遺漏甚至是虛假的現象仍然屢禁不止。市場對上市公司的監管有公司董事會的內部監管，以及中介審計機構、行政部門、司法部門、媒體的外部監管。媒體監督作為獨立于政府、股東、上市公司的第四權，監督上市公司行為、促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作用越來越突出。
一、文獻基礎及理論分析
1.國外關于媒體公司治理作用的文獻綜述
早在1983年Fame & Jensen就提出，對自身聲譽的考慮使上市公司管理人員會積極應對新聞報道。此后，Dyck、Zingales、Miller等學者論證媒體具有監督上市公司管理層的作用。Dyck & Zingales（2001）的定量研究表明，媒體監督顯著降低了控制權私有收益的數量。Dyck（2002）提出，媒體監督可以使管理層的決策不至于過于偏離股東價值最大化目標。Miller（2006）論證，媒體對揭示財務舞弊、減少虛假信息的傳播有積極的作用。之后，研究開始深入到探究媒體對上司公司的監督作用是如何產生效果的。Tetlock（2007）提出媒體對上市公司的消極態度能夠刺激股民出售股票。Dycketal（2008）的實證研究論證了媒體的負面新聞督促政府部門介入調查。 Joeeta（2009）發現媒體曝光董事會無效或低效行為會產生積極的作用。Fang（2009）等進一步提出媒體是上市公司與外部的作息中介，降低了信息不對稱。
由此可見，國外對于此課題的研究由表及里，從發現作用到探究作用機制再到利用機制提出改進措施建議。研究的重點在于媒體監督對公司治理的積極作用，鮮有專門探究媒體對信息披露的作用，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作用則是作為公司治理中的一個微觀層面。
2.國內關于媒體公司治理作用的文獻綜述
我國對于媒體與公司治理以及信息披露的相關性研究大概是在安然事件爆發后開始興起。周新軍（2002）指出媒體在對上市公司信息“再披露”方面顯得被動。周新軍（2003）提出應取消對財經媒體中“指定信息披露”與“非指定信息披露”的區別對待。劉蔚（2005）開始研究影響媒體外部治理效應的因素。李培功、沈藝峰（2010）把媒體分為政策導向性和市場導向性媒體，論證市場導向性媒體具有更加積極的治理導向作用，并認為我國媒體公司治理作用的發揮是通過引起相關行政機構的介入實現的。沈洪濤、馮杰（2012）從環境會計信息角度，分析了媒體對企業環境責任的報道能顯著促進上市公司環境會計信息的披露。
從各個時期代表性文章中可以看出，對于媒體監督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研究，我國文獻發展趨勢大概是從提出“有積極作用”到驗證“有積極作用”，再到“如何發揮作用”、而對于“為何要發揮作用”的專門探索涉及較少。
二、財經媒體在信息披露環節的各個環節發揮作用
1.信息的源頭
媒體對不良信息源的約束主要是由“聲譽機制”發揮作用的，媒體對上市公司某些不良事件的報道，會給上市公司帶來巨大的輿論壓力。出于對未來就業機會和薪酬的考量，經理人往往十分重視自身的聲譽。由于負面報道會傷及經理人的聲譽，因而他們通常會積極應對報道。在面對這一類事件的時候，企業的反應速度、多渠道并行的應對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萬科部分樓盤所用的安信地板質量被財經周刊質疑之后，萬科在當天就通過互聯網、媒體向公眾了正式的聲明。萬科的態度、應對步驟在輿論還沒有進一步擴散的時候已經融入了公眾傳播渠道，主動披露相關信息，避免公司處于過于被動的地位。
除了證監會指定的媒體，其他非指定財經媒體也是時時刻刻在關注市場的一舉一動。上市公司若披露虛假信息、或隱瞞信息，是很難瞞天過海的。而一旦被財經媒體所揭發，直接受損的是上市公司及高管的聲譽。也就是說，媒體增加上市公司或其高管違規披露信息的成本，迫使他們即使在誘惑的面前披露信息也需慎之又慎。這就相當于在信息流的源頭控制信息的真實性。
2.信息的傳播
媒體對降低信息不對稱的職能主要是由“監督機制”發揮作用的，財經媒體是一種外部而非內部治理機制，它不具有股東的投票權，也無權直接影響公司決策與管理者行為。研究表明，媒體的公司治理功能更多是經由聲譽和政府介入等特定的傳導機制間接地表現出來，這就是媒體的監督功能。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導致投資者和經營者之間產生嚴重的問題，沖突的根源在于信息不對稱。外部投資者往往因信息劣勢而遭受內部人機會主義行為的侵害。
財經媒體對上市公司擁有著正當的報道權和批評權，因而在解決廣大股東與上市公司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上發揮了促進信息傳播，降低信息獲取成本的作用。財經媒體的任務首先是選擇、篩選、確認信息，然后重新整裝信息，才把信息傳播出去。這樣，他們減少了投資者為了“知情”必需付出的成本。中國證監會指定由《上海證券報》、《中國證券報》、《證券時報》三家媒體披露上市公司信息，當上市公司披露消息時，投資者可以第一時間在這三份報紙中查詢到，便不需要自己花費時間去搜集所有這些信息。
3.信息的反饋
鄭志剛（2011）指出，報刊的負面報道增加會有助于企業下一期業績的改善。一個公司的負面報道越多，那么公眾對其關注程度越高，經理人潛在的聲譽損失就會越多，因而經理人改正違規行為的激勵越大。因此，媒體的負面報道通過影響經理人的聲譽促使其改正違規行為，而違規行為的改正最終導致下一期企業業績的改善。媒體報道之所以成為我國實現公司治理目的可以借助的法律外制度，不僅僅是由于媒體報道導致了行政機構的介人進而促使企業改正，同樣可能由于媒體的負面報道將引起普通民眾的關注而形成對注重聲譽的經理人行為的外部約束。
三、充分發揮媒體促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作用的建議
1.財經媒體監督存在的問題
盡管財經媒體在監督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不可小覷，但其功能并沒有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與資本市場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距離。
第一，行政干預影響媒體獨立性。官方指定的信息披露報刊，如《中國證券報》、《證券日報》、《證券時報》體現著濃厚的行政色彩。第二，是各種利益沖突的存在。廣告收入是許多財經媒體主要的收入來源，因而媒體與上市公司之間便存在不那么純粹的關系。第三，媒體從業人員的自律能力、專業素質也是影響因素。第四，媒體還面臨著訴訟風險問題。陳志武教授在研究我國新聞媒體受法律保護的程度時，做的一項調查顯示，當新聞媒體被企業或個人以名譽侵權時，媒體在一審的敗訴率高達69.27%。
2.充分發揮財經媒體監督作用的建議
要使得媒體更好地發揮監督上市公司職能，需要社會與媒體自身內外兩個方面的努力。從社會角度來講，需要法律、行政、社會環境的改變。首先，要保障媒體的報道權利。通過立法，從法律上保證媒體合理的報道權利。其次，適當放松干預、強化媒體市場的競爭機制。公平的自由競爭環境，能夠給財經媒體創造了一個良性發展的機會。此外，要創造媒體監督的良好氛圍。財經媒體在行使監督權的過程中，需要耗費財力物力人力去做深人的采訪調查，還要承擔相關風險，因此需要社會的理解和支持。
從財經媒體自身角度來講，提升公信力是應該努力的方向。財經媒體的公信力直接影響著新聞的價值以及影響力。提升媒體公信力，一要平衡眼前的經濟利益同監督職責的關系。二要提高從業者的水平和素質。
四、結論
本文研究分析了財經媒體對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影響，表明財經媒體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發揮積極的監督作用。通過理論、實證與案例相結合的方法，研究了財經媒體影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作用機制。財經媒體作為監督上市公司的“第四權力”，在促進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觸及到監管部門的“監督死角”。財經媒體是降低資本市場、證券市場上信息不對稱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然而，財經媒體監督并非盡善盡美。受行政干預、利益沖突、自律能力以及遭遇上司公司抵抗等因素的影響，財經媒體的監督作用并沒有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為了更好地發揮其監督職能，進一步降低市場的信息不對稱，保護投資者、外部人的利益，應當適當放開行政干預，強化媒體市場的競爭機制，在客觀上保障媒體的報道權利，在主觀上提高媒體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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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公信力的流失與重塑 CBA裁判公信力的流失與重塑 地方政府公信力與政績悖論及其消解 信息不對稱下地方政府公信力流失機制分析 論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學理依據 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對策研究 論新媒體時代的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設 關于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設的初步探究 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設的幾點思考 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舉措探析 公共危機中地方政府的媒體溝通與官方言論公信力 基于層次分析的地方政府公信力評價與對策研究 關于我國地方政府信用問題的思考與重塑 我國地方政府信用問題的反思與重塑探討 地方政府形象的構建困境及重塑 公共危機治理中政府公信力的缺失與重塑 地方政府的創新與創優 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地方政府公信力：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網絡輿情視角下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政治考量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11苗圩：《云計算壁壘需打破，地方政府盲目性凸顯》，《南方都市報》2012年3月21日。
12（美）馬克·沃倫：《民主與信任》，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第22頁。
14朱光磊、周望：《在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提高政府公信力》，《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
15朱光磊、張志紅：《“職責同構”批判》，《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17唐娟：《政府治理論》，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32頁。
18王國紅、翟磊：《縣域治理研究述評》，《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0年第6期。
19宋暉：《多元協同治理促進政府創新》，《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7月13日。
20吳家慶、：《中國與西方治理理論之比較》，《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7年第2期。
21全球治理委員會：《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3頁。
22楊暢：《績效提升視角的當代中國政府公信力評估實施方略》，《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1年第3期。
23黃建鋼：《政治民主與群體心態》，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73頁。
多媒體教學作為一種教學方法和手段已被廣泛運用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育教學中，但是，有些問題日益突顯。如：“豐富多彩且生動形象的教學課件影響了學科的思想性和理論性；為迎合學生偏好卻忽略了課程教學目標；單一的多媒體教學手段和方法的運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教學互動等。”[1]那么，如何才能讓形式與思想、技術與應用、理論與育人、教學方法與教學規律更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增強課程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親和力，使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效果倍增呢？要實現這一目標，教師需要對其課程進行藝術化處理。當然，這種藝術化處理不僅指課件設計層面的藝術化，更指教學理念層次的藝術化。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的內涵
當前，理論界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的理解，主要有兩個層面：一是教學方法上的藝術；二是教學風格上的藝術。可以肯定，無論是教學方法藝術還是教學風格藝術，都忽略了教育理念的發展與創新對課程的決定性意義，回避或淡化師生的思想情感基礎，師生被當作是傳授與接收的機器。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應以師生的思想情感為基礎，以相關的教育教學理論的創新為指導，以多媒體教育教學的方式、方法和技術手段為媒介，使其教學創新在醞釀、呈現和表達階段實現有機協調，是教學的一種理想境界。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強調的是教學創新在醞釀、呈現和表達階段的有機協調；它是創造美、內容美與形式美的統一；它是政治性、科學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的理論與現實依據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源自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基于特殊的目標要求、面對復雜的教育對象和教育環境，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內在要求其應超越于技術，表現出活動主體的創造性，它抵制技術層面的復制，倡導藝術是不可復制的。而且，這種藝術化也內在地要求其要融入參與者的思想情感。也就是說，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內在于其活動的創造性，并且要融入教師、學生和管理者的思想情感。
教學活動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它以思想情感為基礎。以情感為基礎要求信息的加工、處理與傳輸的藝術化形式。思想政治課教學生活化的理論與實踐探索已向我們揭示了傳統的“灌輸”教育的種種弊端。它不僅是不道德的行為，也是一種“在教室里扼殺了個人的尊嚴、價值”的行為[2]。因此說，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化是思想政治課教學中倡導人文關懷、彰顯個性自由的呼喚。
教學中，教育工作者面對差異化的教學對象，由于他們的專業知識背景、認知結構和非理性表達方式的差異，即使是相同的內容，也要求教師以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去表達。在教學實踐中，我們能深切地感受到，同樣的表達在不同的專業學生中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應。差異化的教學對象使得創新性教學在任何環節都顯得尤其重要。
對象的差異性伴有環境的復雜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環境，尤其是隱性環境中存在著“隱性藝術化不夠的問題”[3]。其實，不管是顯性環境還是隱性環境，宏觀還是微觀，大家在其藝術化方面的重視程度都顯得不足，環境之間相悖并存，甚至于相互沖突。有時，再“藝術化”的理論說教也抵不過一個社會事件的影響力，在教學探索中，很多教育者都表達過這樣的無奈。可見，環境的復雜性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育中應夯實其藝術基石。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化的現實途徑
基于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內涵的理解，依據其理論與現實的矛盾，提倡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藝術的深層理念顯得尤為重要。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完善其藝術化理念呢？做好三方面的轉化應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即在多媒體教學中應注重將教學理論轉化為育人理念；將教材體系轉化成教學體系；將理論語言轉化成教學語言等。
（一）教學理論轉化為育人理念，呈現創造美
馬克思說：“……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以，教育教學需要科學的教育教學理論來指導。當然，它在解決實際的教學問題時，還應在教學實踐中不斷豐富和創新，因此說，只有不斷創新的科學教育教學，理論才能促使其長足發展。
面對教學中存在的諸多現實問題，其解決之道應以先進的教學理論為指導。教學中，首先要求教師應做個孜孜不倦的理論研究者，用科學的理論武裝自己，持續不斷地在教學中踐行先進的教學理念。其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重在育人，以大學生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為例，其目的是要全面提高大學生的道德素質和法律素質，重在育人是其應有之義，所以科學的教學理論轉化為育人理念應是高校思想政治課程教學的內在要求。在多媒體教學中如何更好地實現育人理念的貫徹呢？根據筆者的教學體會，教師應發揮其主導作用，讓學生的主體地位得到充分的體現。在授課中第一要做到思想育人，即有意安排教學內容的理論碰撞，讓科學的理論放射光芒。第二是辯論育人，在教學中讓學生有機會參與討論或辯論，讓他們做一個思考者而不是一個“留聲器”。第三是實踐育人，教師在教學中應創設情境，讓學生體會道德與法律在實踐中的意義和可能存在的困境，使他們對相關內容有更加豐富和直觀的理解。如果這些育人方法能和學生所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結合起來，就能更好地調動學生的激情，并能實現師生在教學互動中的情感交流，從而克服傳統的灌輸式教學在育人層面收效甚微的窘境。
（二）教材體系轉化為教學體系，實現內容美
針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中存在的問題，許多學者和專家都提出了自己別具一格的解決方案，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也有不少存在著不切實際的地方。據筆者了解，很多高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壓縮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學時的情況，拿“基礎”課的課堂教學學時講，有的高校實際教學學時都不到三十個，用如此短的課堂課時，按課程體系，按部就班地完成教學任務，實現教學主導與教學主體的良好互動、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應該說是不可能實現的事。那么，“按章教學”的教學思路能行得通嗎？可以肯定地說， “按章教學”的教學思路對有的高校來說也是不切實際的[4]。所以，面對現實情況，教師應將課程體系轉化為教學體系，實現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藝術蛻變是現實的必然要求。
教學藝術依賴于教學美的全方位呈現，而其中的基礎是內容的科學美，同時，教學體系應建立在對現實問題的解決之上。教師在應對實際課時壓縮、教學要求提高的現實中，應深度挖掘所授內容的科學性；展現其藝術性；不斷超越功利，追求并滿足個性自由，充滿激情地創造，實現教與學的和諧。所以，在教學中，老師應重新編排教材內容的內在合理邏輯，從而突破學時限制，使內容豐滿，教學藝術充分展現，并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如“基礎”課中，我們可以將緒論第一節“適應人生的新階段”，第一章的“理想與信念”和第六章第二節的“大學生擇業與創業”的內容聯系起來講授。其聯系的內在合理邏輯表現在：個人追求各自的理想與信念時必然會遇到各種不同的人生問題，學會適應，堅定信念，立足現實，是通往個人實現理想的必經之路。具體的課件制作可用“問題”（這里的問題是指大學新生常常會碰到的常見問題）來引導教學，“問題教學”不僅能吸引學生，也能為教學的藝術性做好鋪墊。
（三）理論語言轉化成教學語言，體現形式美
教學藝術呈現不僅需要科學美的內容，還需要語言美的包裝。教科書中的語言是高度理論化、概括性語言，它們雖很嚴密，但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學生的理解，也使許多學生產生枯燥乏味的感覺，所以，理論語言轉化為教學語言是一堂成功教學的重要因素。教師在多媒體教學中運用其幽默、機智的語言，投入真摯情感化的教學語言，其合理運用往往能起到出奇制勝的教學效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教師刻板的形象；化解學生對課程枯燥乏味的錯誤認識，甚至能改變學生對課程地位的固有心理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