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2-04 14:47:0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傳統農業的定義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說。首先提出“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或為負數的勞動力為剩余勞動力”這一概念的是美國著名(古典學派的)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1954年劉易斯在英國《曼徹斯特學報》上發表了題為《勞動力無窮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在論文中,劉易斯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視為一個空間分布上的非均衡過程。這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而言,都存在一種“二元經濟結構”,即以尋求利潤為目的的城市現代產業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部分和以農村傳統的自給自足,僅以維持生計而非追逐利潤為目的農業部分為代表的所謂非資本主義部分。此種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是,經濟發展仰賴于現代資本主義部分的資本增殖和擴張,并有可能不斷吸納傳統的非資本主義的農業部分的勞動力;而傳統農業由于技術停滯,土地擴展的限制,非凡是農村人口增長迅速,資本性投進物少,故這一部分的勞動力極為豐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人口如此眾多,以致在這種(二元)經濟的較大部分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即是零,甚至為負數的國家里,勞動力的供給是無窮的。有些作者已經注重到農業部分中這種‘隱蔽’失業的存在,并說在所有情況下家庭擁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假如有些家庭成員找到其他工作,則剩下的成員仍可以耕種他們所擁有的土地。”(A.劉易斯,1989,3)A.劉易斯接著指出:“但是無論邊際(勞動)生產率是不是零或很小,這對我們的分析并不重要。在這些經濟里,勞動力的價格是僅夠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因此,只要按這種價格提供的勞動力超過需求,則勞動力的供給是無窮的。”(A.劉易斯,1989,4).劉易斯以為,城市現代產業部分的邊際生產率高于農村傳統農業部分,兩個部分的勞動者工資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產業部分由于不斷擴展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鄉—城市之間勞動力可以自由活動(即無制度障礙)的條件下,便發生了傳統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產業部分的轉移,然而又由于傳統農業勞動力近乎無窮供給的性質和城市產業部分存在失業,吸納勞動力究竟有限,故現代產業部分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只能略高于農業部分勞動者維持生計的收進水平。“資本主義部分由于指剩余再投資于創造新資本而擴大,并吸收更多的人從維持生計部分到資本主義部分就業。剩余越來越多,資本形成也越來越大,而且這個過程要一直維持到剩余勞動力消失為止”(A.劉易斯,1989,12)。這便是在A.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框架內,邊際生產率為零值甚至為負數的勞動力乃是剩余勞動力的經典定義。
對于西方學者的這一概念,我們的評價是:第一,他們對發展中國家存在二元經濟結構的理論概括無疑是符合客觀事實的,因而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剩余勞動力產生的基礎。第二,“零值邊際生產率”的剩余勞動力概念運用西方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從增量變化的動態角度描述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及成因,對發展經濟學的宏觀結構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這無疑是劉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論貢獻。第三,然而A.劉易斯等人以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定義農業剩余勞動力也存在缺陷,這主要是:其一,這一定義是以技術長期停滯,且其他生產要素(土地,資本等)不變的傳統農業為條件的,但當代盡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早已處于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不同階段上,遠非典型的傳統模式,完全不考慮農業轉型期農業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投進和貢獻等因素,顯然和事實不符。其二,采用零值邊際生產率來界定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一個致命缺陷是,它將農業和現代產業視為同質性產業,忽視了農業是一種廣泛依靠外部自然條件(如生態環境,天氣等)的風險性弱質產業。和產業生產的外部環境相對固定相比,農業生產不僅依靠土地、勞動力、資本投進的變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然條件的優劣和變化。舉例來說,同等量的要素投進在災難年份的產出不僅遠低于風調雨順年份的產出,而且可能會顆粒無收。故以災難年份邊際生產率下降為零或為負來判定農業中存在剩余勞動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懷疑的。
“地—勞比率變動”說。針對A.劉易斯等人的“零值邊際勞動率”定義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的事實不符的缺陷,中國學者郭熙保、宋林飛等人提出新的定義標準。郭熙保的判別標準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長期呈下降趨向時,我們以為該國(或地區)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對這個新定義,郭熙保在所做解釋中夸大,按勞動力均勻耕地面積的變動和按區域人口均勻耕地變動是有區別的,即勞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著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這一新定義重在夸大勞均耕地變動的長期趨向而非短期波動,假如國家或地區勞均耕地面積幾十年均呈下降之勢,則農業剩余勞動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農業技術停滯的社會里,農業勞動力的增加導致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剩余勞動是肯定存在的,同時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是下降的;②在農業技術進步的社會里,農業勞動者增加可能不會降低勞動邊際生產率,反而可進步勞動生產率和總產量,由于技術進步使土地生產率進步了。但是只要農業勞動力人數增加得比耕地面積更快,使勞動耕地面積下降,農業剩余勞動就仍然存在。(這是由于每個勞動者占有耕地面積的減少,一般說來,抑制了農業技術進步,尤其是機械技術進步,規模經營效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潛力的充分發揮。)假若有一部分勞動者從土地上撤出,這些潛力將會充分發揮出來,使剩下的農業勞動者生產率更高,從而使農業生產更快地增長,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以為,根據農業勞動者人數和耕地面積的長期時間序列資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勞動力定義更簡便更輕易識別一國或一個地區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
我們以為,郭熙保以經驗觀察為依據從地—勞變動的長期下降趨向來定義剩余勞動力這一點是有價值的,同時也和中國和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事實相符。但他的定義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這就是:第一,若從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變化這一基本點出發,勞均耕地面積下降只是剩余勞動力存在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由于首先它平安排除了農業生產其他要素(如資本)以及技術進步、自然條件等內生變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礎,確定剩余勞動力存在及其數目多少有很大的隨意性。非凡對于土地資源等自然稟賦條件差異極大的國家(如美國和中國、日本等),很難用同一的標準測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及其規模,郭先生在論證他的新定義的正確性時,還用美國、日本1880~1980年間地—勞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證出美、日在農業發展中不存在剩余勞動力的結論,他指出美國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頃,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頃,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勞均耕地由0.3公頃增加到0.78公頃,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韓國和我國臺灣省1953-1988年勞均耕地分別由0.32公頃和0.53公頃,增加到0.62公頃和0.72公頃。于是他以為韓國和臺灣省也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實在,郭先生忘記了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韓國、臺灣省之所以出現勞均耕地面積上升的長期趨向的這一段時間,恰恰正是這些國家或地區不斷存在剩余勞動力,又不斷轉移這些剩余勞動力的過程。這怎么能說不存在剩余勞動力
呢?根據郭在《農業發展論》一書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數據,韓國、臺灣省農業就業勞動力1953年分別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別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別減少252萬和40萬人之多,這些減少的勞動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勞動力又是什么?假如1988年以后農業勞動力繼續減少,從而地—勞比率繼續上升,也是不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證據和理由么?由此可見 ,按照郭先生的新定義來斷判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和否,顯然難以自圓其說的。
1982年宋林飛對江蘇南通的農村勞動剩余新題目進行調研時,提出了測算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為剩余,表示農業勞動力剩余度,A為農業總勞動力,F為農田耕作所需的勞動力,其中F=總耕地/x畝/勞動力,“x畝/勞動力”表示每個勞動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積。確定x涉及兩個參數:(1)每畝需要的勞動日數(用D表示);(2)每個勞動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勞動日數(用L表示)則X=L/D。宋先生用這一公式測得江蘇南通縣農業勞動力的剩余度為56.8。(宋林飛,1996)。宋林飛有關是否存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測定方法和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勞均耕地面積為標準來判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測定方法是靜態的而非動態的趨向,并且在每個勞動力負擔耕地面積中加進了兩個變數:單位勞動力耕種單位耕地的日時數和單位勞動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數。宋林飛的定義及測定方法充分考慮農業勞動時間存在季節差異,非常符合農業生產的實際。這和當代西方經濟學界廣泛采用的(農業)工時及工時的邊際生產率的升降來確定剩余勞動力思想是一致的。從這方面講宋的定義和丈量方法比郭的定義更進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縱性。但是,我們以為宋林飛的剩余勞動力定義及丈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慮農業生產要素投進和農業技術進步等項變動因素對單位勞動力負擔耕地的影響。此外,對單位勞動力年量高工時限度的設定沒有充分考慮不同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風俗習慣的巨大差異,非凡是不同區域因地勢、天氣、水土光熱等資源條件的不同,單位耕地上投進的勞動工時差別更為巨大。再加之農業技術進步(如免耕法的推廣,產業化育種等)以及資本性投進(農業機械、排灌設備的使用)都隨時影響每個農業勞動力所能負擔的耕地面積的變化。因此,宋的定義及其丈量模型,對某一點上,同質性小區域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測定可能是有價值的,換言之,這一定義模型難以成為具有普遍經濟學意義的概念。最后須要指出的是以地—勞比率為基礎,郭和宋的剩余勞動力定義均將側重點放在農業的種植業上,事實上除種植業外大農業的其他產業如林業、養殖業、畜牧業、漁業以及家庭副業中是否存在剩余勞動力是盡不能用每個農業勞動力所能負擔的耕地面積及其變動來測定的,這也是郭熙保、宋林飛地—勞比率變動測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國際標準比較法—H.錢納里“發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經濟學家H.錢納里構建了“世界發展模型”。H.錢納里采用庫茨涅茨統計回納法對全世界101個國家1950-1970年的社會統計指標(含27個變量)進行回回分析,得出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為因變量(Y),其他27個社會經濟發展指標為自變量(X[,n])的回回模型——“世界發展模型”。根據這一回回模型,H.錢納里劃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個等級的“標準結構”量表。根據這一量表可以確定和不同等級相應的27種社會經濟指標的標準數值。各個國家或地區便可將自身的實際和這一“標準結構”進行比較從而找出其發展的差距。從H.錢納里的“標準結構”模型中,我們可以發現人均GNP=800美元這一等級下第一產業(該模型稱之為低級產業)勞動力是總勞動力比例的30,當人均GNP=1000美元這一等級時,第一產業勞動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飛根據錢納里“標準模型”對中國農業勞動力剩余率的測定為16,在用庫茨涅茨系數對中國價格扭曲因素在錢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計算出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剩余率(他稱為不公道配置率)為13.8,(宋林飛,1996)。筆者按1995年中國的人均GNP等級為800美元左右,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例為52.2的實際數據,和錢氏標準模型相比較,并同樣扣除價格扭曲因素,測得當年的剩余勞動力率為16.4。若按1995年全國總勞動力6.89億為基準計算,當年農業剩余勞動總量為1.13億,和90年代中期官方和國內經濟學家估計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在1.3-1.5億相比,用錢氏標準模型測得的這一數字顯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們以為H.錢納里模型為各國測定是否存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數目比例提供了一個標準,這是很有比較探究價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國千差萬別的國情條件,除了各國社會經濟指標通過回回構成了一種純粹形式或馬克斯·韋伯稱之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國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響,例如滯留于中國農村的農業勞動力主要是由于人為的城鄉戶籍制度壁壘而不是由于經濟方面的原因不能活動和轉移,這和世界盡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情形迥然相異。因此將適用大多數國家發展趨向和特征的模式來套中國農村和農業的情形,很難得出對中國測定農業剩余勞動力有用的結論。
二、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新定義
根據中國農村現行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利用的經驗事實,我們試對農村勞動力剩余及其相關概念重新定義如下:
1.農村勞動力:指戶籍所在地為農村社區的人口中15-64周歲的男性和女性個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學生、服兵役職員,以及因身體原因不能勞動的人等。
2.農村剩余勞動力:專指中國農村中不充分就業的勞動力;所謂勞動力的不充分就業則是指每個單位農村勞動力每年有效工作時數(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時數指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含種植業,林、牧、副、漁業)和非農業(如產業、手產業、商貿、建筑、運輸、教育、文化事業等等)的一切經濟活動所耗費的有效時數(以小時為單位)。但是不包括經濟活動以外的時間消耗,如煮飯、洗衣、就餐、娛樂、閑暇等活動的消耗時數。)低于公認的單位農村充分就業勞動力年度有效工作時數標準,即制度工時數的一種狀態。
3.農業剩余勞動力:指從事農業(含種植業、養殖業、林、牧、漁業)的農村不充分就業勞動力。
通過上述三個概念的界定,我們實際上夸大它的兩點重要含意:其一,農村和農業勞動力剩余的核心和實質是勞動力的利用不足,即就業不充分。其二,按照一個國際國內可以接受的標準,農村勞動力的有效工作時數的多少可以作為判定其是否為剩余勞動力以及對勞動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為了說明不充分就業作為勞動力剩余的界定標準的公道性,我們擬對這一新定義的內涵和成立的條件作扼要說明。首先,我們以為用勞動時間或工作時間來計量勞動力就業充分和否是有其經濟學基礎的。早在19世紀中期, 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本質的剖析——剩余價值理論就是以資本家對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無償占有為基礎的,事實上,勞動時間(而不是貨幣或其他計量單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行理論分析的基本計量單位。馬克思以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
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一般勞動量來決定的,而勞動量是由勞動持續的時間來計算的,勞動時間則是用小時、日等作為計量單位。當代一些西方著名經濟學家面對難以用貨幣單位計量的復雜經濟新題目時也廣泛采用時間(往往以小時為單位)作為定量分析單位。例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構建人力資本積累模型中就避開了價格新題目,而將一個人的童年、成長期受教育的時間,和一生的工作時間甚至先天稟賦條件通通以時間為單位來計量人力資本的積累。反過來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經濟學派以“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定義和測度之所以產生缺陷和引起爭議,很大程度上系由農業生產函數中要素投進在質和量上的差異,以及農業生產環境條件的不確定性所致。其他幾種有關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定義及相應的測定方法,如“耕地—勞動力比率變動法”(見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飛1996,105-106)、“國際標準比較法”(見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現和“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標準和方法相類似的新題目和爭議。因此,本探究嘗試以勞動時間為基本計量單位來定義及丈量中國農村和農業剩余勞動力應當是更公道的選擇。
其次,也應當夸大采用工時作計量標準測定剩余勞動力必須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經濟學的理論條件或假定,而這些條件或假定必須是通過經驗實事驗證為正確的。我們設定的幾個經濟學理論假定如下:
1.經濟理性假定。農民(即農村勞動力)都是理性的經濟人。在中國現行農村經濟制度下,農民從事的一切經濟活動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質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趨利是農民的經濟人本質。
2.工時有效性假定。在農村現行經濟制度下,對土地擁有法定使用權以及對其他生產要素擁有支配權的農民對其勞動時間的支配和利用將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農民不會在自己支配的勞動時間內偷懶。
3.有效工時的同質性假定。根據工時有效性假定,可以將以農村勞動力的有效工時為單位的勞動量視為無差別的、同質的勞動耗費并用以計算勞動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勞動力資源自行公道配置假定。在中國農村現行經濟制度下,農民具有自行配置勞動力資源并使勞動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傾向(注:所謂傾向是指農民所具有的公道配置自身勞動力資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觀動機,不考慮其客觀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尋求經濟收益最大化為條件的勞動力充分就業是這一傾向的具體化。
保證這一剩余勞動力新定義成立的主要理論條件(或假定)是勞動者工時的有效性,即在當時當地既定的條件下,農村勞動力在和其他生產要素結合時,其勞動時間的利用達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證是,在另一種制度布置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環境下),農村勞動力多數處于“出工不出力”、“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式的“磨洋工”狀態,即勞動力單位工時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狀態。一旦“有效工時假定”不成立,我們用以測定農村勞動力剩余的定義及相關模型便會“失真”。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以勞動力有效工時不足為主要內涵的不充分就業來定義農村剩余勞動力僅適用于自1978年以來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農村。
【參考文獻】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時數指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含種植業,林、牧、副、漁業)和非農業(如產業、手產業、商貿、建筑、運輸、教育、文化事業等等)的一切經濟活動所耗費的有效時數(以小時為單位)。但是不包括經濟活動以外的時間消耗,如煮飯、洗衣、就餐、娛樂、閑暇等活動的消耗時數。 ②所謂傾向是指農民所具有的公道配置自身勞動力資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觀動機,不考慮其客觀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中譯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農業發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飛:《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策略》,《社會學探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貝爾克等(人力資本,生養率和經濟增長》,《政治經濟學雜志》98卷,1990年。
⑧羅伯特.盧卡斯:《論經濟發展機制》,《貨幣經濟學雜志》22卷1980年。
與此同時，一大批有知識、眼光和技能的創業者紛紛投身農業領域，他們以不同于傳統農民的姿態，掀起了“新農人現象”。什么是新農人？新農人的出現對農業農村發展意味著什么？本刊就此獨家專訪了省社科院副院長、研究員郭曉鳴。
新農人就是新型職業農民
記者：您眼里的新農人是如何定義的？
郭曉鳴：新農人是相對于戶籍意義上的傳統農民而言的，新農人定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狹義的新農人是指來自農村以外的新的農業投資經營人，他們來自城市和異鄉，租地務農為生，把農業收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
廣義的新農人就是新型職業農民。他們具有較高的農業種養技術技能和經營農業的能力，規模化地從事現代種養業。他們既可以是城里人，也可以是返鄉農民工，更可能是來自農村內部的種養大戶。
新農人的基本特質是他們的身份與戶籍無關，職業是經營現代農業，他們是一群重信息、重資源、重互利、重創新的農業投資者、經營者、服務者，他們是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他們的出現將改變傳統農業小、散、多、弱的先天不足，帶動農業向信息化、市場化、現代化邁進。
記者：可見，新農人是農民的新群體、農業的新業態、農村的新細胞，那么新農人是在什么背景下產生的？
郭曉鳴：黨的十以來，政策環境變化更加利好，農業產業面臨重大歷史機遇，中國正處于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加速期。基于中國農業結構轉型的現實需求，傳統小農生產方式已經無法適應現代農業向規模化發展的需求，伴隨著現代農業生產和經營管理技術日益廣泛進入農業領域，現代農業規模化和專業化發展的需求不斷增強，將催生出越來越多的新農人群體。
新農人帶動新農業發展
記者：您曾經帶領專業調研隊伍深入三個縣進行了新農人的專題樣本調研，調研表明新農人的構成比例如何？
郭曉鳴：調研表明，70%以上的新農人是以當地農村社區的農民為主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這些人當中，有種糧大戶、專業大戶、家庭農場主等等，其中，也包含了打工返鄉的農民工、當地農技員等，他們的出生地都在本地，本土性和穩定性俱強，他們是固守農業的鄉土精英，這些留下來的人，將成為中國未來農業發展最可靠的主力軍。
調查中的新農人，還有20%―30%是純粹的外來人口，這是一個極具意義的積極變化，表明在農村要素繼續向城市流動的同時，以人為主的城市要素也在由城向鄉逆向轉移，這是前所未有的，城鄉要素流動呈現了開放式、多元化的特點。
除了人口流動開放性增大的特點外，調查顯示，新農人的平均年齡只有44歲，比傳統農民60歲以上是大大降低了。同時，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文化程度更高，普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甚至有20%左右是大專以上文化程度，這個結果更有現實意義，表明人們普遍擔憂的“誰來種地”的問題并不是無解之難題，隨著新農人源源不斷地產生或進入，“誰來種地”的問題將可能逐步迎刃而解。
記者：從我們調查采訪來看，新農人中有很多人就是跨界，都是從不同的行業過來的。帶著新的模式、新的資金、新的人才來到農村，經過創業，很有可能培育出一個新的產業。隨著新農人這個群體的產生和不斷發展壯大，您覺得它對農村發展的作用和意義何在？
郭曉鳴：新農人代表農業經營主體和經營方式所發生的深刻變化，新農人是一個未來中國農業發展的新常態，是農村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它的出現和發展壯大是合理的，并且也是積極的。
更深刻的意義在于，新農人的出現，構成“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期的新的人力資源。這將從根本上優化中國農村內部創業和就業結構，為中國現代農業發展提供極其重要的基礎性支撐。
同時，我們也需要厘清兩種重要認識：
一是不能籠統地用戶籍來定義新農人。二是不能以新農人排斥傳統農民。盡管老齡農業有明顯局限性，但仍有其存在空間，新農人不可能完全取代老農民，在政策層面，應該給予老齡農民應有的政策支持。
給新農人的成長和發展更多陽光雨露
記者：您提到政策支持，那么未來對于新農人這個群體該如何發展，您有哪些對策建議？
郭曉鳴：四個方面是最為重要的：
第一，消除不合理的政策限制。新農人不斷涌現，這表明城鄉之間的涇渭分明的界限開始消失，各種要素流動更加頻繁，各種進入壁壘也更加松動。因此，應該取消對城里人進入農村從事農業的政策限制，讓他們能夠同等享受發展農業的各項扶持政策。讓農民進城、城里人下鄉成為一種常態。
第二，進行針對性的技術培訓。新農人在農業專業技術方面是有缺陷的，應當據此提供更多的針對性培訓，應設立農業培訓基金，精準鎖定對象，加大培訓力度，提高培訓效率。
第三，突出支持政策重點。新農人從事的規模化現代種養業，生產性基礎設施、融資和保險、社會化服務是其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瓶頸，應瞄準其主要政策需求，給予更具針對性的政策支持。
第四，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主要設定一定的進入門檻，保證新農人采取合理的經營行為，防止隨意改變土地用途，防止短期化的破壞性生產方式。
1農業經濟增長范式及變遷
對于農業經濟增長而言，不同文明時期具有不同的范式。人類物質文明的發展經歷古代、近代和現代3個歷史階段，與之分別對應的是3類不同的文明，即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知識文明。歷史發展階段不同，文明狀態不同，與之相對應的經濟增長范式也不盡相同。農業經濟增長范式，就不同發展階段而言，表現也不同的道路［1］。從依靠簡單生產工具獲取賴以生存的植物果實，到擁有大型機械，農產品的產量有了極大增長，人類的社會生產歷經了“黃色道路”和“黑色道路”的過程。就發展階段而言，目前世界農業還未走出“黑色道路”的范式。在農業社會，社會生產和經濟增長主要靠土地和農業勞動力，所以農業社會又被稱為“黃色道路”階段。“黃色道路”階段的農業，工具簡陋，以使用人力和畜力為主，人們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不僅生產效率低下，而且收獲的豐欠還在相當程度上受“老天”左右。
興起于20世紀40年代“石油農業”，又被稱作“黑色道路”，具有機械化、水利化、化肥化和農藥化等特點。由于它極大地刺激了農業生產發展，因為被稱為第一次“綠色革命”。但由于它建立在對自然的無情征服和駕馭基礎上，過分依賴于消費地球不可再生資源和投入大量化學品，致使土質、水源和氣候惡化，污染嚴重，農作物甚至因帶有殘留有害物質而對使用者的健康造成隱患，其負面效應和權限已日益暴露。它不僅嚴重制約著農業自身的發展，還危及到自然生態環境，乃至人類社會的安定。
農業增長的“綠色道路”方興未艾。當今世界，正面臨著人口劇增、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氣候異常，以及地球表土流失、沙化和地力下降等問題。僅靠擴大“石油農業”外延的做法不但行不通，而且非常危險。聯合國糧農組織已經告誡:“通過無節制地開發土地來提高農業產量的做法，只能使自然資源更加貧乏，環境更加污染。”世界農業發展正處于新的探索時期。人們開始呼喚“第二次綠色革命”，要求進行“在保護自然資源和環境方面具有生態色彩的革命”。人類在發展農業方面，必須注重自然的協調，不能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甚至掠奪。今后農業的發展方向，必須走“綠色道路”。生態農業，則是農業發展邁上“綠色道路”的理想模式。
2農業經濟發展模式更迭
2．1傳統農業模式
傳統農業是采用歷史上沿襲下來的耕作方法和農業技術的農業。即在自然經濟條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鐵器等為主的手工勞動方式，靠世代積累下來的傳統經驗發展，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居主導地位的農業。傳統農業在歐洲是從古希臘、古羅馬的奴隸制社會(約公元前5～6世紀)開始，直至20世紀初葉逐步轉變為現代農業。傳統農業基本特征:金屬農具和木制農具代替了原始的石器農具，鐵犁、鐵鋤、鐵耙、耬車、風車、水車、石磨等得到廣泛使用;畜力成為生產的主要動力;一整套農業技術措施逐步形成，如選育良種、積肥施肥、興修水利、防治病蟲害、改良土壤、改革農具、利用能源、實行輪作制等。傳統農業是由粗放經營逐步轉向精耕細作，由完全放牧轉向舍飼或放牧與舍飼相結合，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生產力水平等均較原始農業有較大提高。傳統農業的特點是精耕細作，農業部門結構較單一，生產規模較小，經營管理和生產技術仍較落后，抗御自然災害能力差，農業生態系統功效低，商品經濟較薄弱，基本上沒有形成生產地域分工。目前傳統農業仍廣泛存在于世界上許多經濟不發達國家。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古國，歷來注重精耕細作，大量施用有機肥，興修農田水利發展灌溉，實行輪作、復種，種植豆科作物和綠肥。
2．2現代農業模式
關于現代農業至今學術界沒有統一的定義，但現代農業有幾個標準是大家比較認同的:科技對農業的貢獻率在80%以上;農產品商品率平均在95%以上;農業投入占當年總產值的比重至少在40%以上;農業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總數的比重低于20%。目前發達國家的農業基本上是現代農業。西方國家根據不同的國情，逐漸摸索出3種不同的現代農業模式:以美國為代表的人少地多、勞動力短缺型;以荷蘭為代表的人口密度大、耕地資源短缺型;以法國為代表的土地、勞動力適中型。現代農業，是一種“大農業”，相比西方國家，我國現代農業之路還很漫長。國家統計局相關研究顯示，目前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僅走了1/3。但從長遠看，我國是一個大國，只要持續不斷地加大科技進步和制度創新的力度，我國農業必將爆發出驚人的能量。
2．3后現代農業模式
后現代農業是相對現代農業而言，是以時間為標識，按農業發展時序而劃分和確定的一種農業經濟和技術形態。作為一個農業全新概念，是指以動植物的開發、培育及其產品生產為軸心，將廣義農業即農、林、牧、漁業范疇中不同層次及環節和分屬于不同產業部門與動植物培育及其產品生產密切相關的各種農業產前、產后活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而融合或復合形成的一個超大農業產業化經營體系或系統。后現代農業與現代農業的區別:后現代農業主要的并不是它所使用的生產手段、工具及技術有別于現代農業，而在于其活動的內涵與形態結構不同于現代傳統意義上的農業。在領域上，它是廣義農業向第二、三產業延伸，融農用高新技術投入品制造與供應和農產品收購、加工、貯藏、運輸、市場營銷以及農用技術研發與應用推廣、農業信息與管理咨詢和服務于一體的復合產業。在部門上，除傳統的農、林、牧、漁產品生產部門外，還包括觀光旅游農業、休閑農業、教育示范農業、體驗農業、海洋農業等部門。在形態與功能上，它將眾多當代已經形成并存在和未來不斷涌現的全新農業形態如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立體農業、精細農業、精準精確農業、無土農業、知識農業等有效地集合在一起，融生產、生活、經濟、社會與生態等多種功能于一身。
3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內涵與外延
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農業經濟增長總是以一定方式進行的，而農業經濟增長的方式又是由農業經濟增長的內容和決定經濟增長的各有關主要因素共同決定的。因此，農業經濟增長方式是指推動農業經濟增長的各種要素的組合方式和各種要素組合起來推動經濟實現增長的方式。據此，對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理解主要是看經濟增長是依靠哪些因素得以實現的。而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不同決定了實現經濟增長主要通過2種經營方式，即粗放型增長和集約型增長。
粗放和集約的劃分是李嘉圖等在地租理論中首先提出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解釋，起先是用于工業生產的，后來逐步延伸到國民經濟各部門。馬克思指出，在規模擴大的再生產中，“如果生產場所擴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擴大;如果生產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內涵上擴大。”［2］據此，蘇聯經濟學家提出了“增長方式轉變”的問題。根據增長的來源不同，把經濟增長方式劃分為2種:第1種是靠增加自然資源、資本和勞動等資源投入的增加實現的增長，即粗放增長(ExtensiveGrowth，或外延增長);第2種是靠提高效率實現的增長，即集約增長(IntensiveGrowth，或內涵增長)。具體而言，粗放型是主要依靠生產資料數量的擴張實現經濟增長，這是一種高投入、高消耗、低質量、低產出的經濟增長方式。集約型是主要依靠生產要素優化組合，并提高要素質量和使用效率實現經濟增長，這是一種消耗低、質量高、投入少、產出多、效益好、污染小的經濟增長方式。一般而言，集約型增長方式是建立在集約化經營方式基礎上的。農業的集約經營是一種內含的擴大再生產，即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與應用，改良品種，改造土壤，改進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并通過有效、科學的施肥和精耕細作等手段，來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提高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最終實現農業的有效、持續發展。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是指對農業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利用和經營方式的轉變，是以全部生產要素的生產率提高為主的農業增長。即由粗放型增長方式轉向集約型增長方式。
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并非完全是一個主觀意志的產物，而是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這些條件主要有2個方面:一是經濟發展階段。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一方面，社會物質資本等要素投入太少，為了實現經濟增長，必須增加其投入數量，而此時未被開發利用的土地等自然資源很多，勞動力也較豐富，價格低廉;另一方面，科技水平不高，管理落后，要素使用效率很難提高，因此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對自然資源的大量開發，經濟增長方式只能是粗放型的。隨著經濟的發展，一方面，資源變得稀缺，要素價格不斷上升，從而使產品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科學技術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為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礎，因此，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其經濟增長過程中，都不可能完全跳過粗放型增長階段，這一階段可以為集約型增長奠定物質技術基礎。二是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片面追求外延式數量擴張，不講成本，否定利潤，忽視經濟效益。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必然追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以盡量小的投入獲得盡量大的產出和利潤，由此必然促使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可見，計劃經濟體制下往往伴隨著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而市場經濟體制下有利于采用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關鍵詞：農業產業；技術進步；貢獻率；總結
在中國加入WTO后，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不能適應國際市場的競爭環境，與國外大型農業企業相比沒有優勢，因此，必須要轉變我國農業產業的生產方式，向依靠科學技術的內延式生產轉變，以高效率、高產出、低成本的農業生產為發展方向，適應國際化趨勢，保證我國農業產業的競爭力。
1科學技術進步的貢獻率的相關研究
農業科學技術進步可以分為狹義和廣義，狹義的農業科技進步只包含自然科學技術的進步，包括農業科技的創新以及對傳統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等；廣義的農業科技進步還包括政府政策、管理水平的提升的因素[1]。在以往專家學者的研究中，針對科學技術進步如何影響經濟增長，以及對經濟增長所做出的貢獻做了一些系列研究，例如：周方深入研究了技術進步的內涵，將索羅模型中的科學技術定義為狹義的技術，在排除資本、勞動力要素以外的技術定義為廣義的技術進步，修正了索羅模型，提出科學技術進步應當包含索羅式技術進步、資本增密式以及規模經濟式三種方式；趙達薇通過改進的索羅模型，測算了我國工業經濟增長中1953-1993年人力資源的貢獻率；同時，徐瑛將資本空間密集、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變化三個變量融入改進的索羅技術進步模型，測算了我國1987-2003年的經濟增長中技術進步的貢獻率；徐會奇采用C-D生產函數模型對農業技術進步的貢獻率進行了研究，采用1995-2008年相關數據，測算狹義的農業技術進步的貢獻率，得出農業經濟增長的外部性顯著。這些有關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研究，有利于研究農業技術進步在農業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因此，我們可以將測算農業技術進步貢獻率的研究方式分為基礎模型式和經驗模型式兩種。
2基礎模型式
基礎模型式通常包括C-D生產函數、丹尼森的增長因素法、索羅余值法以及數據包絡法等。其中索洛余值法簡單易操作，被廣泛采用，國內學者以及農業政府部門在測算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時常常采用這個方法[2]。它時在C-D生產函數的基礎上進行改進而來，將技術進步、物質資本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作為自變量，農業產出作為因變量，進行指數化建立等式，其中資本、勞動力因素的指數分別代表物質資本產出彈性和勞動力產出彈性；在加入時間序列因素，就可以經過數學變換將農業科技進步的貢獻率表示為經濟總進步率減去物質資本、勞動力的貢獻率的差。這里面的關鍵則是求出物質資本、勞動力投入的產出彈性。
3經驗模型式
經驗模型式是對農業物質資本、勞動力投入的產出系數彈性進行直接推導，在假設規模報酬不變的情況下即物質、勞動力的彈性值之和為1，利用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理論，分解農產品價值，測算各要素的彈性系數[3]。具體為把農產品的價值表示為商品的可變資本、商品的不變資本以及剩余價值之和，在整個農產品的生產過程中，不變資本僅發生價值的轉移，沒有價值增值；在可變資本中，其一承擔物質原料到農產品形成的中間完成者，其二維持勞動的持續進行，其三則是生產剩余價值。因此，可以把農產品的價值分為不變價值和可變價值兩個部分，不變價值由物質資本形成，可變價值由勞動力和農業科技進步實現的。在經過相關假設和數學推導，就可以將農業科學技術進步貢獻率表示為1減去物質投入、勞動力投入貢獻率的差。
4結束語
由上文我們可以看出，在可以取得相關數據以及資料時，采用基礎模型測算要素的產出彈性，進行農業科學技術進步貢獻率的測算比較方便有效，既有數據支撐又有模型基礎；而在缺乏相關數據或者數據不是很可靠的情況下，可采用經驗模型式進行要素彈性的估算，這樣可以避免數據不再帶來的測算偏差。因此，對農業科學技術貢獻率進行測算時，需要針對實際情況而采用不同的模型方式。
參考文獻：
[1]周方.科技進步及其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測算方法[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97(1)：36-40.
[2]徐瑛，陳秀山，劉鳳良.中國技術進步貢獻率的度量與分解[J].經濟研究，2006(8)：93-103+128.
1 農業概念及其特征
（1）農業概念界定
農業是人類利用動植物等生物的生長發育規律，通過人工培育來獲得產品的一系列生產活動。①狹義的農業僅指種植業，即植物栽培業;廣義的農業是指通過培育動植物生產食品及工業原料的產業。農產品是支撐國民經濟建設與發展的基礎產品，林業、漁業、畜牧業以及觀光農業等新興農業形式，②都是廣義農業的有機組成部分。本文中所指農業是廣義概念的農業。
（2）農業的特征
第一，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部門。首先，農業的發展衍生社會分工，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乃至人類文明的孕育，是其他經濟部門存在的前提。其次，糧食沒有替代品，農業的發展決定著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農業的穩定發展，才能為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提供堅實的物質保證。如果農業發展不利，會直接導致其他產業的穩定發展，必然也會影響國家經濟穩定發展。最后，在當今時代，一國的糧食儲備和農產品跨國交易己成為影響國家戰略安全的重要因素，保證農業部門穩定健康發展，發展農業科技水平，提高農民素質，促進農業現代化，是我國在當今國際競爭格局中保證主動地位的必然選擇。
第二，農業具有弱質性特點。農業部門中的種植業、林業、漁業以及畜牧業等，都是通過觀察研究動植物的生長特性、適宜生存環境等自然條件，利用其自身生長規律，通過人工培育及其他方式，取得農產品、副產品、工業原料的社會生產活動。在這一系列活動中，可變因素較多:首先，需要相對不錯的自然條件，例如我國當前的農業發展仍很大程度上難以避免干旱、臺風、洪澇等天氣狀況的影響;其次，由于我國地形復雜以及經濟發展等制約因素，目前農業種植中，小規模種植仍占相當大的比例，這阻礙了農業規模化發展和專業化管理，不利于農產品增收，也不利于區域農業產業發展。
綜上所述，由于難以避免的不確定天氣狀況、區域農業產業發展緩慢等問題，農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競爭力處于劣勢，農業部門的利益很大部分被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分割，這導致農業產業的發展愈發緩慢，更會制約三農的發展。農業產業的弱質性及其弱勢地位，不僅使農民增收減緩，也會使社會資金流向其他部門，從而影響經濟穩定，引起收入分配不均等社會問題。
2 農業公共品理論
（1）公共產品理論
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引發各國政府及各界學者對財政職能的重新考量，視角也放到如何應對市場失靈以及更有效率的提供公共物品上，此后現代公共財政學開始發展起來。
保羅.薩繆爾森(CPauIA Samuelson)于1954年發表了《公共支出的純粹理論》，他在其中提出公共產品的一些核心問題及部分解決辦法。他在《公共支出的純粹理論》中指出:公共產品是一個人對它的消費并不會引起其他人對其消費減少的物品。薩繆爾森的該描述成為經濟學領域內對于公共產品的經典定義。
公共產品就是由一國政府所提供，旨在滿足社會需要，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特點的產品或服務。非競爭性是指消費者的增加并不會帶來產品邊際成本的增加，更側重于經濟效益;非排他性是指一個人消費，并不能排斥其他人的消費，更側重于社會效益。在現實生活中，同時具備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并不是很多，更普遍的是介于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之間的物品，即或者具有非排他性，或者具有非競爭性的產品，我們稱之為準公共產品，也稱混合產品。
（2）公共產品與市場失靈
市場失靈是指由于某些外部環境的限制和市場機制本身的某種缺陷，使單一市場機制不能有效率的配置商品和勞務的現象。所以需要政府實施相應政策對其引導，以達到資源有效配置的目的。引起市場失靈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壟斷。壟斷廠商會通過控制產量抬高價格，此時消費者剩余無法達到最大化，自然也就不能實現帕累托最優。第二，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公共產品的消費容易出現“搭便車”現象，即消費者在不承擔成本的前提下獲得利益，這會打擊產品提供者的積極性，導致私人部門不愿意提供公共產品。如果市場機制無法提供公共產品，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去承擔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責。第三，外部效應。是指經濟個體的經濟活動或行為給他們造成有利或不利影響，而不獲得報酬或付出代價的行為。其中，前者稱為正的外部效應，后者稱為負的外部效應。外部性在現實生活中十分常見，如果任由其發生，會造成市場秩序的混亂，所以需要政府通過對正的外部效應進行價格補貼，或者對負外部效應采取罰款等方式解決外部性問題。第四，信息不對稱。“信息暢通”是完全競爭模型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假設，這表示市場參與者完全掌握市場信息，而這在現實生活中是很難實現的。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價格無法成為衡量供求關系的價值符號，自然也無法實現資源有效配置。所以需要政府通過制度和具體措施，消除信息不對稱的負面影響。
(3)農業公共品理論
從上述理論概述來看，農業具有準公共產品的性質:
首先，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農業的公共品屬性源于它是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前提。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糧食問題都處于國家戰略性地位。糧食安全是一個國家經濟真正獨立的基礎，也保障著國家的安全。同時，糧食也是人民生活穩定、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市場經濟條件下，保證糧食產量和供給己不能由市場體制單獨完成，需要政府干預和財政支持。
其次，農業是利用動植物自身規律、改造自然的雙向行為，農業不僅僅受自然條件的制約，同時也受生產要素的限制。不管是抵御惡劣的天氣情況，還是改進資本、技術等投入要素，都會帶來農業生產者成本的增加。經濟發展要求農業發展加快進程，這對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業要素投入的要求越來越高。改善自然條件以及提供農業基礎設施都具有很強的非排他性，都屬于準公共產品范疇，農業生產者承擔不起也沒有動力承擔，只能由財政來解決。
最后，農業具有正的外部效應。對于公共產品提供者來說，社會邊際成本的增加要小于私人邊際成本的增加，從而產生外部經濟。
3 財政支持農業發展理論
(1)亞當.斯密的發展農業理論
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第三篇中，概述了城市重工商業輕農業的原因，并指出農業發展的重要性。首先，斯密同意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他在文中提到，先有生活資料生產部門的發展，便利品和奢侈品部門才能夠發展起來，所以城市的發展和繁榮是建立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的。其次，他認為農業的發展需要尋求政府保護，比如制定保證農民的土地使用權，保證農民能夠得到農產品收益回報等制度，以及對農民輕搖薄賦，讓其休養生息等政策，以促進農民勞動積極性，保證農業的健康發展。最后，斯密在第三篇第四章《城市商業如何讓對農村改良做出貢獻》中，提到了投資對農業發展的促進作用，認為農業投資應該獲得支持和保證。
(2)舒爾茨的改造傳統農業理論
在西奧多.威廉.舒爾茨威廉的著作《改造傳統農業》之前，農業一直未被納入經濟學范疇，當時的很多經濟學家如阿瑟.劉易斯等人認同“零值農業勞動學說”理論，另一些學者如理論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和李嘉圖認為在傳統農業中的生產要素配置效率低下，認為農業阻礙了經濟增長。與上述學者不同，舒爾茨認為農業的發展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源泉之一。尤其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農業有可能是最大的部門，發展農業經濟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文中指出，傳統農業之所以阻礙經濟增長，根本原因在于資本回報率過低，如何引進新的生產要素，獲得收入流的增長，就成為改造傳統農業的最終出路。舒爾茨認為應從三個角度著手:第一，建立制度保證。政府應建立以經濟手段刺激而非行政手段刺激的制度基礎，將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二為一，用市場價格刺激農民積極性，培育能夠適應市場變化的家庭農場，以此改造傳統農業。第二，引進現代化生產要素。現代化生產要素在改造傳統農業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現代化生產要素的成本一般來講比較昂貴，需要政府或非營利組織提供。或者，可以由國家引進現代化生產要素，通過免稅、補貼等政策鼓勵盈利機構去推廣或分配該要素。第三，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舒爾茨認為，若農民只獲得新的生產要素卻不會使用，是無效的，還需要農民具備現代科學知識，懂得并學會使用新的生產要素，因此對農民的素質教育投資是必須的，該投資對象具體包括專業素質教育、操作培訓等方式，而這些方式具有非常強的公共產品屬性，必須也只能由政府提供。《改造傳統農業》針對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發展提出，非常有前瞻性的提出要遵循市場機制，注重人力資本的作用等觀點，對我國財政支持農業發展有很好的理論借鑒意義。
4乘數理論
乘數概念由凱恩斯提出，凱恩斯建立乘數以反映國民收入和投資的變動彈性系數，即投資每增加一個單位，能拉動國民收入增加多少個單位，這個值就是乘數，乘數值大小受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在收入公式中，國民收入Y、投資I、消費C之間的公式表示如下:
Y=I+C (2.1)
收入變動量: Y=工+C (2.2)
邊際消費傾向: (2.3)
M為投資乘數，Y=M * I (2.4)
公式(2. 4)表示投資每變動1單位，國民收入量變動M單位。
從以上理論可得出:投資會對經濟活動產生明顯影響，政府投資尤甚。所以政府投資成為我國各級政府相關部門刺激經濟增長最常使用的工具。政府相關部門通過增加政府支出，提高投資水平，促進經濟增長。
乘數原理只說明投資增加會引起收入和消費增加，但沒有說明投資對收入和消費的作用機制，乘數一加速原理則補充了這一缺憾。薩繆爾森把乘數原理與加速原理相結合，得出乘數一加速模型，也被稱作“漢森一薩繆爾森模型”。
C=βYt_1 （2.5）
It=I0+γ(Ct + Ct_1 ) （2.6）
Yt=Ct+It （2.7）
其中:Ct為t時期消費量，
β為邊際消費傾向，
Yt_1為t-1期的收入量，
It為t時期的投資量，
I0為自發投資，
γ為加速系數，
Ct_1為t-1期的消費量，
Yt為t時期的收入，
關鍵詞 二元結構 城鄉一體化 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620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我國目前存在的三農問題，也就是發展經濟學講的二元結構問題。為了改變這種二元結構，我國從1979年起，先后推進了以農民家庭承包責任制為內容的農村改革，所有這些改革和發展的措施，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發展有明顯的帶動作用。具體表現在：以非農化解決農業問題，以城市化解決農村問題，以市民化解決農民問題。在此背景下，我國的城鄉互動、工農互促進入了新的起點。
二、我國城鄉的二元結構問題
（一）我國的二元結構狀況。
原來的發展中國家都是農業國，其經濟發展必然有個工業化即非農化的過程。大部分發達國家是在農業在制度和技術得到現代化改造后進入工業化階段。我國不是這樣，一方面在人均GNP較低的水平上推進工業化，另一方面在傳統農業沒有得到根本的現代化改造的條件下推進工業化。
（二）改變二元結構實現一元的方法。
面對二元結構狀況，其路勁，在發展經濟學界有截然相反的兩種思路。一種思路以劉易斯為代表，以農業中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為由，指出改變二元結構的基本途徑是，農業剩余勞動為向現代工業部門轉移，現代工業部門擴大資本積累，直至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工業部門反過來支持農業部門進行技術改造。另一種思路以舒爾茨為代表，認為農業部門不存在剩余勞動力，農業中現有生產要素已得到了最有效利用，改造傳統農業的路勁是農業中引入新生產要素。
三、農業現代化
（一）農業技術現代化。
人們對農業技術現代化一般關注的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技術和提高農業產量的技術。中國正在推進的農業技術現代化，雖然需要有足夠的投入，但是不能依靠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資源，這要走綠色革命的道路。這涉及到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
（二）農業生產要素現代化。
從農業發展的進程看，農業要素的流動對農業發展起著關鍵性作用。農業現代化不只是要提高勞動生產率，還要提高包括資本、勞動、土地、技術在內的全要素生產率。在傳統農業中生產要素已經得到充分利用，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是引進新生產要素。
四、農村現代化
（一）城市化。
城市化是個世界性的現象。它的最初定義是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因此，城市化水平通常是以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作為指標衡量的。它基本上是指轉移出來的剩余勞動力到城市就業。
（二）城鄉一體化。
從發展的進程分析，城市化并不是人口和要素單向的流向城市，在城市具有發展的中心地位后，城市化就要轉向，也就是推進城市現代要素向農村擴散，農村逐步成為城市化所要“化”的重點，實現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上城鄉一體化。
五、農民現代化
（一）農民收入問題。
中國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增加農民收入。以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啟動國內需求、消除過剩生產能力最有效的措施，是當前實現農村勞動力就業和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的首要政策。
（二）農民市民化。
人的現代化包括農民的現代化。解決三農問題需要與農民現代化結合在一起，可行的途徑是農民不進城就市民化。其內容是農民享受平等的城市人的市民權利，城鄉居民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平等，城鄉生活方式趨同，公共物品的享受權利平等。
六、結論
本文在分析我國三農問題的根源是出于人為形成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之后，分析了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途徑，即三農現代化。歸結起來，農業現代化突出建立在科技進步基礎上的農產品品質的現代化；農村現代化突出農村生活和居住環境的現代化；農民現代化突出農村市民化。在這個高度上推進三農現代化，就不僅僅是現有農村和現有農民的問題，而需要全社會的共同推動。
參考文獻：
[1]洪銀興、劉志斌等.三農現代化的現代途徑.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
[2]舒爾茨. 改造傳統農業. 商務印書館, 1987.
[3]劉易斯.二元經濟論.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4]任保平.論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3(2).
農村勞動力；劉易斯；舒爾茨；二元經濟
[中圖分類號]F24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646（2011）03-0083-03
一、引言
幾乎所有的二元經濟特征的國家和地區都會面臨著農村勞動力使用的問題，在我國如此龐大的人口數量面前，問題顯得尤為突出，加上我國地域遼闊，區域的區位條件、資源狀況、經濟基礎的不同造成了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的使用變得特殊而復雜，大量農村勞動力游動在農村與城市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有的現象。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劉易斯和舒爾茨都曾對二元經濟中農村勞動力使用問題給予極大關注，并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分別提出了很有價值的理論。但是，由于他們使用的方法不同，分析問題的角度有異，以致在“零值勞動力”問題上產生了巨大分歧。本文試圖從兩種理論的分析入手，結合當前中國特有的勞動力使用情況，探尋一些解決相關問題的新途徑。
二、兩種分歧較大的勞動力理論
（一）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中的零值勞動力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許多殖民地國家相繼獲得了民族解放和政治獨立，但并沒有完全擺脫對發達國家的經濟依賴。由于欠發達國家普遍面臨著嚴重的二元結構問題（落后的農業部門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太大），因此解決結構問題（即加速工業化和城市化）就成為欠發達國家實現經濟增長的首要經濟目標。然而，如何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呢？在這個問題上，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答案是：加速資本積累是解決二元經濟結構問題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增加資本積累？1954年，劉易斯在《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劉易斯模型是建立在三個假設基礎上：第一，“零值勞動力”假設，即“在那些相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人口如此眾多，以至于在這種經濟的較大的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為負數的國家里，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存在的”；第二，“工資不變”假設，即“維持生計部門的收入決定資本家部門工資的下限”，“在最低收入水平時，存在著無限的勞動力供給”；第三，“資本家剩余”假設，即“資本主義部門由于把剩余再投資于創造新資本而擴大，并吸收更多的人從維持生計部門到資本主義部門就業。剩余越來越多，資本形成也越來越大，而且這個過程要一直繼續到剩余勞動力消失為止”。在劉易斯看來傳統部門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人均收入水平很低，這一水平決定了現代部門工資的下限，可使現代部門的工資水平在大量吸收勞動力就業的同時基本上保持不變。也就是說，只要支付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便可得到要多少有多少的勞動力，這就是劉易斯所謂的“勞動力供給的無限性”，也是劉易斯理論的核心所在。
（二）舒爾茨――貧窮而有效率的農業部門
批評“零值勞動力”假設最激烈的是與劉易斯同時獲得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舒爾茨主要通過以下三個方面闡述他的二元經濟中的勞動力理論：
1.貧窮而有效的傳統農業社會
舒爾茨認為，在傳統農業社會，雖然人們十分貧窮，但并不能因此說該社會的生產要素配置不當。恰恰相反，傳統農業社會的資源配置是很有效的。他列舉了大量文獻和經驗材料證明這一論點。舒爾茨甚至援引了一份關于印第安人社會在本世紀30年代狀況的研究報告來證明自己的論斷。他說，一些年紀很小的孩子也到農田去干活，這說明他們可以做出一些有價值的貢獻，所以他們沒有時間去上學。在他看來，“全世界的農民，在考慮成本、利潤及各種風險時，都是很會盤算的生意人”，“無論本國還是外國的有能力的農場經營者都不能向農民說明如何更好地配置現有的生產要素”。也就是說，傳統農業是“貧窮”的經濟，同時又是安排得很好的經濟。傳統農業社會貧窮的根源在于這種社會處于一種特殊的經濟均衡狀態之中。在這種均衡狀態下，農民即使對即存資源作了最有效的安排，仍無法擺脫貧窮命運，這是由于這種特殊均衡狀態所依存的條件所決定的。
2.對“零值勞動力”學說的否定
舒爾茨批評了劉易斯關于傳統農業“零值勞力”的論斷。首先，這一假說建立在錯誤的統計估算基礎上，這種估算以為，農業似乎可以組織所有農業工人像工業工人那樣每天干10小時或8小時的活，而忽視了農業的季節性這個重要特點。其次，按照舒爾茨的觀點，引進新要素促使生產率提高后才會出現農業勞動力剩余，但這個階段已不是傳統農業，而是過渡型農業或現代農業了。最后，舒爾茨用以印度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所引起的農業生產總量下降的事實為論據證明在傳統農業中農業產量的增減與農業人口的增減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農業勞動力的減少必然使農業產量下降，進一步證明傳統農業中的“隱蔽失業”不能成立。
三、我國農村勞動力的使用情況與理論分析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使用情況的特征
1.規模不斷擴大，人數眾多，發展速度快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在建國后雖經歷了曲折的道路，但始終沒有停止，計劃性的轉移決定其規模相對較小。改革開放和社會經濟發展使過去的計劃轉移方式不能適應要求，因而在70年代農民外出打工已出現，但到80年代初期全國外出打工的農民不足200萬人。到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農村和城市的繼續改革，國民經濟快速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城市建設速度加快，基本建設項目紛紛上馬產生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因為國家不能提供相應的設施和條件，雖然只能形成民工型的就業，也導致農村勞動力外流人數驟增，尤其是進入90年代外流規模不斷增大。
2.農村勞動力在外時間常年化
農村勞動力外出的初始階段多是農閑季節，短暫外出，近年來這種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在2005年外流勞動力中，外出時間在3個月以下的占16%，3至6個月的占24%，6個月以上的占59%。在全部外流勞動力中，外出時間在10個月以上基本上可視為常年在外的占53%，常年在外是目前農村外出勞動力中的多數，而且外出時間有所延長，外出二三年的勞動力逐漸增多。
3.農村勞動力“回流”現象明顯，出現了“流出，流進”雙向流動現象
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農村外出勞動力的回流數量是很少的，可以說沒有形成規模，回流勞動力占外出勞動力總數的百分比均未超過5%。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已經形成了規模。在回流的人群中，年齡較大者占據了多數，再有就是受教育程度比較低的占據了多數。但是在回流的人群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其中有些人利用在外學到的技術、積累的資金和經驗，以及建立的關系，回到家鄉創辦或領辦了一批鄉鎮企業，而且成為當地小城鎮建設中的骨干力量和主力軍。在大量回流的情況之下，甚至在某些地區出現了“民工荒”的現象
（二）我國農村勞動力使用情況的理論分析
1.劉易斯理論的分析
劉易斯認為農村勞動力應該是如此轉移的：現代部門在生產中獲得的利潤全部用于投資，生產的擴張會進一步吸引傳統部門人口向現代部門轉移。當該過程發展到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被現代部門吸納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完成了第一階段。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傳統部門勞動生產率隨之提升，收入水平也相應提高，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的收入差距縮小，現代部門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引力下降。此情況下，現代部門要雇用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只能提高報酬水平與傳統部門爭奪勞動力。當傳統部門像現代部門一樣實現現代化后，二元經濟就實現了一元化，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的收入差距就會消失正是這種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建立起兩部門的聯系，工業資本通過使用農村大量廉價勞動力使農村擺脫了由于大量剩余勞動力造成的困境，走上兩大部門的收入差距縮小之路。但是在劉易斯的理論中，其分析過程暗含一個假定，城市充分就業，流入城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都能找到工作。不僅如此，無論是劉易斯還默認人口的流動是完全的。但目前中國的現實狀況是: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可能找不到工作，剩余勞動力在城市無論找到工作與否，掙到錢與否，大都會返回農村。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方向得使用，城市實際失業率也居高不下。同時，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使用并不是完全自由、沒有限制的。因此，我國的農村勞動力的使用不能簡單用這一理論進行合理的解釋，我們應該針對現實特點提出更加有效合理的解釋和對策。
2.舒爾茨理論的分析
舒爾茨認為，傳統農業要走向現代農業，核心問題是打破傳統農業的特殊經濟均衡，改變這種均衡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因此，舒爾茨的農業勞力剩余的判斷，是建立在現代生產要素的引入或重組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只要傳統的農業經濟結構不發生改變，農村中士不存在剩余勞動力的，但他的分析存在如下幾點問題：第一，他忽略了人口自然增長因素。他定義的傳統農業中不可能存在零值勞動力。我們知道，在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一直居高不下，舒爾茨沒有證明這些劇增的勞動力在傳統農業中能否與其他生產要素發生完全替代。第二，在實踐中很難劃清傳統農業是否引入了現代要素的界線。在理論上，舒爾茨雖然較好地概括了傳統農業的三大特征，但是隨著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現代科學技術不斷地以各種方式沖擊傳統部門，因此，在當前國內的現實中，很難找到舒爾所描繪的典型的傳統農業，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對零值勞動力學說的批評失去意義。
但是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卻很好的解釋當前的“回流”現象。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包括用以形成和完善勞動力的各種投資。他轉引西蒙?庫茲耐的話說:“對各種不同社會長期以來經濟增長進行研究中發現，資本的概念、資本的形成都必須擴大足以包括人們的健康、教育、訓練的投資，也就是對人力的投資”。在中國，外出務工人員的就業經歷提高了農村勞動力的技能和對生產、生活的適應能力，思想觀念更加現代化，生活方式出現城市化傾向。這部分人的回流，推動了鄉村社會的發展;擴大了農村的開放程度，改變了輸出地的社會生活，加快了輸出地的社會變革進程;部分人回鄉務農，搞農業開發經營，形成一批新型的農業經營大戶，他們經營項目新，投資力度大，追求新技術，走在農業結構調整的前沿，這可以為輸出地的農業引進技術，注入資金，帶來市場信息，并通過示范效應帶動輸出地農業內部結構的變化，促進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有利于農民收入的提高，從而帶來更多的在人力資本上的投入，提高農村勞動力了整體素質。當然，對于“民工荒”現象，筆者認為民工荒是在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一種局部性和結構性現象。局部性體現在，出現用工缺口的主要是一些經濟發達、勞動密集型產業集中的地區，結構性表現在，用工缺口一方面出現在勞動條件很差、待遇過低的崗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城市產業結構的升級，對勞動者綜合素質要求特別是勞動技能的要求越來越高。這些都要求我們一方面是要提高當前我國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另一方面是建立優質的勞動力遷徙的制度，為勞動力的遷徙提供更加寬暢有利的環境。
四、我國農村勞動力使用的幾點對策
1.加快制度創新，完善農村勞動力的市場化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就業市場以及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
加快制度創新，從根本上廢除二元管理體制，消除附著于城鄉戶籍制度上的不合理經濟待遇與身份地位的差別，構建有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民城市化的制度。近年來，各地雖然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制定了一些便利的政策，但從根本上消除制度障礙的力度仍然不大。讓那些可以、也能夠轉移到第二、第三產業的農村勞動力與土地徹底脫鉤，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農村勞動力的產業轉移，還需要進一步加大體制創新的力度。因此，應盡快完善勞動力市場化制度，切實保證進城農民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醫療、教育、福利等社會保障與社會地位。
2.積極創造非農就業崗位，協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使用
由于國有企業改制和產業結構調整等原因，城鎮就業增長率從20世紀末開始大幅下降。新增的非農就業崗位越來越有限，但新增勞動力卻越來越多，影響了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由此創造更多的非農就業崗位，包括大力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推動新興行業的進步，重視非正規就業形式;也包括加快第二產業內部結構調整，恢復其創造就業的能力。第三產業是吸收勞動力的最主要產業，創造非農就業崗位主要依靠促進第三產業發展實現。各級政府應從戰略高度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積極創造條件為新興行業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成長環境，并以此為契機發掘就業機會。在推動就業的過程中，還應加快我國城鎮就業模式轉變，促進非正規就業的發展。
3.建立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職業培訓制度，加大培訓力度
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的就業越來越困難，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勞動技能并沒有隨著城市的產業結構升級而得到提高。從勞動力供給看，表現為普通工人多，技術工人少，求職者與職位空缺同時存在。因此，加大對他們的技術培訓力度，既可增加他們的收入預期，又可緩解城市技術工人短缺的狀況，同時也使得農村整體人口素質達到提高，這也是目前新農村建設中的一個較為關注的問題。
[1]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2]西奧多?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J].商務印書館,1987.
[3]西奧多?舒爾茨.人力資本的投資[J].經濟學譯叢,1980年第9期.
[4]張培剛.新發展經濟學[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關鍵詞： 農業現代化；農業持續化；集約持續農業；持續發展
科學理論是實踐變革的指導。本世紀以來，先后出現了四種全球性與農業有關的思潮，即農業現代化、綠色革命、自然農業與可持續農業。作為一種思潮，往往是狂風般的蜂擁而來，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種思潮中科學性強的理論能經受歷史的考驗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經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學性不強或反科學的理論只能熱鬧一時而自然地退出歷史的舞臺。當代受各種思潮沖擊的人們，必須保持冷靜頭腦，分析思潮產生的背景、實質性內容、利與弊，進而辨認其科學的真偽，從而從本國本地的情況出發，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任何對農業思潮的盲從或“拿來主義”都會導致行動或決策中的失誤。
一、農業現代化思潮－－二十世紀的主旋律
從原始農業轉變為傳統農業，再從傳統農業轉變為現代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或地區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紀工業與科學技術發展為農業現代化準備了條件。1892年第一臺拖拉機問世，1840年李比希營養歸還學說出臺，再加上達爾文雜種優勢理論與摩爾根遺傳學理論等，促進了農業現代化思潮與行動的產生與發展。其主要內容是以現代工業裝備農業，實行機械化、電氣化、化學化、水利化；以現代科學技術武裝農業，用雜交玉米等高產新品種與新耕法替代老品種老經驗；以現代經濟管理理論和方法經營農業，用開放式的商品經濟替代封閉式的自給性傳統經濟。
農業現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動了現代農業的發展，世界農業一反過去幾千年老牛破車的步伐，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就。本世紀四十年代美國率先實現了以機械化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現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積40％人口24％的工業化國家先后實現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從本紀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長2．3倍，農業產值增加24倍，用事實否定了馬爾薩斯關于人口增長快于糧食增長的悲觀預測。勞動生產率空前提高，美國一個農民人均產糧已達110噸，產肉101噸，可養活80個人。目前，由于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加上糧肉生產過剩而將注意力轉向環境，因而作為一種思潮的農業現代化已經不再受青睞，但實際行動仍在繼續，而且進一步向現代化邁進。發展中國家正在進行的綠色革命實際上也是農業現代化思潮的影響而衍生的一種行動。
現代農業在產生奇跡般增加產品與效益的同時，由于曾對資源環境的忽視而帶來某些負面效應。例如能源消耗急劇增加，從1950年的0．36億噸增加到1985年的2．6億噸石油當量，因而有人貶稱之為“石油農業”；農藥、除草劑等化學品對環境與食品安全構成威脅；有人還擔心大量施用化肥會不會破壞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還將主要是工業化引起的水、空氣污染也歸咎于現代農業。這些問題正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近來已將資源環境良化納入并作為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內容。
二、自然農業思潮——一次超凡脫俗的嘗試
作為一種對農業現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現了企圖替代現代農業的第一次嘗試，即自然農業思潮。其派別與口號多種多樣，如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生物農業、替代農業、再生農業、自然農法、超工業農業等等。形成了在學術界頗有影響的農業思潮。較有名氣的英國真菌學家霍華德提倡的“有機農業”， 1971年美國土壤學家艾希瑞克發起的“生態農業”，日本的福岡正信寫了一本《綠的哲學》，提倡無施肥無耕作無農藥無除草的“自然農法”等。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歸樸還真，與自然和諧一致，盡量減少人類對自然的干預，主張低投入；在技術內容上強調傳統農業技術，提倡堆肥、輪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現代農業科學技術中的人工合成化學品（化肥、農藥、除草劑、飼料添加劑）與生物工程技術；在管理上主張小型，自給自足，強調農戶（場）內閉合式物質循環而排斥農戶外的投入。這股思潮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不大，但受生態至上的環境保護主義的推動，在學術界曾一度時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爭論甚大，提倡者認為這是一種農業的“理想國”，反對者認為是“復古”，是“神話”。
自然農業思潮有其積極與消極的方面。它強調崇尚自然，對喚起環境保護意識起了積極的作用，糾正了現代農業只強調產品與效益而忽視資源環境的不足；它所強調的某些傳統農業技術仍有其積極的作用；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作為一種農業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況下少量應用（如旅游景點、安全食品）也是不足為怪的。另一方面，這股思潮又極端地強調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動作用，反對投入，反對人工合成品，企圖返回古代式傳統技術而否定現代科學。在理論上，違反最基本的能量轉換與散逸定津，企圖實行自我封閉式的物質循環模式，而滑向科學上的倒退。因此，作為一種農業的整體戰略是不足取的，在實際生產上，由于它只強調保護自然資源環境而忽視生產與經濟，因而不能廣泛地被農民與政府接受。在歐美試行的各種自然農業模式，比重極少（占耕地千分之幾）。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漸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續農業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續農業思潮——當前的熱點
本世紀中后期，為抵制工業化所產生的消極影響，環境保護主義風起云涌席卷全球，羅馬俱樂部悲觀主義的代表作《增長的極限》譯成了幾十種文字，“生態危機”、“糧食危機”、“資源環境危機”、“經濟滯脹”，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說法震撼人心。在農業上，鑒于自然農業嘗試的失敗，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可持續農業的思潮，企圖以此作為替代現代農業的第二次嘗試。
在吸取現代農業、自然農業優缺點及成敗教訓的基礎上，可持續農業思潮既強調糧食安全與發展農村經濟，又強調保護資源環境，實現生產、經濟、生態三個持續性的統一。既強調發展當前的農業而又不破壞資源環境，兼顧當前與長遠，促使農業與農村的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