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06 15:59:2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傳統民俗文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論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和民俗文化資源。近年來，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民俗文化開發的市場化程度也越來越高。其中從經濟學、人類學等方面，對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場化研究狀況作了總結，可資參考。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交通的便捷和人們生活消費觀念的轉變，越來越多的人對民俗文化發生濃厚的興趣，客觀上在促進民俗旅游產業發展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將其推向了市場化的境地。與此同時，對以豐富的民俗資源著稱的云南進行有關市場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進展，內容涉及經濟學、人類學等多方面，現將其研究成果綜述如下。
(一)文獻典籍中的記載
民俗文化市場化是經濟進步和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故國內早期專門研究民俗文化市場化的著作幾乎沒有，但關注商品市場與民俗文化之間關系的觀念中國早已有之。從歷史典籍記載進程來看，《莊子·逍遙游》記載:“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用“章甫”(帽子)這個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場上無法流通的事例，記載民俗與商業貿易之間的關系。司馬遷在《史記》中專辟“貨殖列傳”專欄，以區域性民俗特點作為該傳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產概括為山東、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區，然后結合各地的民俗來闡述當時的商業活動規律，認為古代風土人情對區域貿易的影響很大。潘雄先生對此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認為，如果經濟民俗學或民俗經濟學能正式成為一門應用科學的話，那么這一學科的先驅者應該是中國的司馬遷。此后的《風俗通義》、《荊楚歲時記》等文獻也對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開論述，但未見將民俗文化與市場相結合進行敘述的內容。
(二)經濟學角度的研究
目前，關于民俗文化市場化有系統研究的成果甚少，從可以查閱到的資料來看，專著類的成果有:何學威所著的《經濟民俗學》，圍繞物質民俗、社會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開，闡釋經濟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產業理論與實踐的問題，從經濟開發角度系統地研究民俗文化，將民俗文化與文化產業掛鉤。民俗文化與文化產業的關系實質為民俗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民俗文化與經濟的關系相輔相成，作者提出以經濟騰飛帶動民族民俗文化發展，以傳統民俗文化的發揚光大促進經濟繁榮的觀點。該著對民俗文化在經濟的沖擊下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沒有做深人地探討與分析。論文類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業貿易中的重要性)(載于張紫晨選編《民俗調查與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該文作者運用對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國民俗與貿易之間關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記載，見于《莊子》與《史記》，同時與馬林諾斯基的“庫拉”制度研究作對比分析，以實例論證的方式，闡釋了民俗在商業貿易中的巨大作用:作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商人來說，只有翔實具體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獲利與成功。該文只是著重論述民俗在商業化中的重要作用，對市場化給民俗事象帶來的影響沒有涉及。
(三)人類學角度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旅游經濟正式納人國民經濟計劃，作為旅游資源當中極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資源隨著旅游文化的發展，漸漸走向產業化道路。目前，真正對民俗文化市場化進行的研究，也著重從民俗旅游和產業化角度進行研究與分析。
從民俗旅游角度對文化資源開發進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較多。王德剛的《民俗旅游開發模式研究—基于實踐的民俗資源開發利用模式探討》(載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過對民俗旅游發展經驗研究，總結出了民俗旅游開發的六種模式:品牌經營模式、社區一歷史(傳統)街區模式、鄉村模式、“生態博物館”模式、主題公園模式、節慶活動模式。同喜琴的《論民俗旅游對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與防治)(載于《貴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闡述了民俗旅游對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過于關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導致民俗文化精神內核的喪失;偽民俗大量涌現，破壞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諧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對民俗旅游本真性影響研究》(載于《商場現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著力探討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內涵，并力圖尋求二者之間的內在張力，提出解決的建議，以獲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續發展。此外，徐贛麗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傾向及其影響》(載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歡，黃遠水的《解讀民俗旅游本真性與商品化的內在張力》(載于《哈爾濱學院學報),2002年第11期)，邱扶東的《論民俗旅游資源的保護原則與方法》(載于《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對民俗文化旅游開發過程中產生的問題作了探討與研究。
從產業開發角度進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學威的《民俗文化產業與振興民族經濟》，(載于《中南工業大學學報》,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當作一種隱藏在人民生活與思想中的象征符號，研究民俗文化產業在振興民族經濟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繼為，呂桂蘭的《試論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的相互融合》(載于《河北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主要論述了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相互融合的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民俗文化的生命力與市場經濟的生長點的問題。此外，張來芳的《民俗文化產業化的構想》(《江西社會科學》，200()年第5期)，邱扶東的《論民俗旅游資源的保護原則與方法》(《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等論文都相應分析了民俗文化產業化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和可實踐性。新晨
(四)國外的研究狀況綜述
國外旅游產業發展較早，對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場化研究的論著也較多，美國旅游人類學家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就對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給予了較多的關注。他認為，文化旅游的開展必然帶來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來進行包裝，就會帶來極大的消極意義，因為這實際上“剝奪了文化的內涵”，同時也剝奪了構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實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臺化和戲劇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對民俗文化在旅游開發過程中將民俗事項商品化，提倡對文化的市場持一種理性的態度。但是，也有學者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類學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認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場化使其真實性喪失的說法是不貼切和荒謬的。一種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隨時被接受為是真實的，哪怕僅僅只是市場化了的真實，同時這種商品還會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賦予的深厚內涵，成為更具吸引力和市場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經濟效益帶來的資金支撐，又反過來使文化產品的生產更加完善和進步，進而促進民俗文化的推廣和發展。
此外，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現代旅游規模的日益擴大，民俗文化的市場化程度也不斷加深，由此而帶來旅游開發對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響，尤其是負面的影響越發引起學者的關注。這些負面影響大多發生在不發達國家和地區，涉及到社會文化和環境影響問題，成為20世紀70年代學術界最感興趣的領域。隨著民俗旅游商品化傾向的日益嚴重，國外很多學者開始在“真實性”和“舞臺性”兩方面展開了研究，試圖尋找民俗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出路。在這方面，影響最為深遠的理論就是馬康納(MaCannel)的“舞臺真實”理論，較系統的探討了關于旅游景觀系統的六種舞臺類型。國內對民俗文化市場化的境遇研究，較少有比較系統論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雖然有一定數量的文章談及民俗文化的市場化，但是對于民俗文化市場化進行實例探討的文章并不多，在筆者涉獵的文獻中尚未發現從市場化境遇角度出發來研究云南民俗文化發展的專題性論著。
【論文關鍵詞】民俗文化主題公園;旅游規劃;主題策劃;方法;模式
O.引言
主題公園始于1955年,誕生在美國。在我國經歷了“人造微縮景觀”、“人造景觀”、“人工景觀’、“主題公園”等階段。國內主題公園誕生伊始,對于它的定義,學術界、輿論界就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和興趣。一直試圖給出準確、統一的定義:保繼剛認為主題公園是一種人造旅游資源,它著重于特別的構想,圍繞著一個或幾個主題創造~系列有特別的環境和氣氛的項目吸引旅游者;魏小安等則認為主題公園就是以特有的文化內容為主題,以現代科技和文化手段為表現,以市場創新為導向的現代人工景區;董觀志把主題公園稱為旅游主體公園rI01urismPark),他認為旅游主題公園是為了滿足旅游者多樣化休閑娛樂需求和選擇而建造的一種具有創意性游園線索和策劃性活動方式的現代旅游目的地形態。
民俗文化主題公園作為主題公園的一個分支,目前尚無明確的定義,但從眾多學者對主題公園的定義中,我們不難發現可以用以下文字概括:民俗文化主題公園是以民俗文化為主題,具有多種吸引物(包括餐飲、購物等服務設施)、開展多種有吸引力的活動而為旅游者的消遣、娛樂而設計和經營的場所。
1.研究目的及意義
旅游規劃的任務不僅僅在于發現、認識區域的特色,而且要在開發實踐中將其突出出來,形成鮮明的風格,具有一定的壟斷性,有著強勁的生命力和競爭力,面對國內競爭日益激烈的民俗旅游市場.眾多旅游景區的同質化現象越來越嚴重。旅游景區開發實踐中,設置哪些旅游項目、規劃什么旅游產品、如何將景區無序的空間通過旅游項目安排變成有序的空間、怎樣進行游客游覽線路的安排,這些問題都和景區的規劃主題息息相關。
在對景區進行規劃設計時。鮮明而富有特色的主題是成功開發民俗文化主題公園的基礎和重中之重。因為主題策劃是成功策劃的靈魂,只有將產品概念進一步提煉、升華成為形象化、情節化、甚至戲劇化的主題,才能對消費者產生足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2.主題策劃方法
2.1主題選擇原則
2.1.1與時俱進:民俗文化主題公園的主題應注意跟上時代的步伐,要符合現代人的審美情趣和旅游需求,選擇那些與時代息息相關的主題。并在主題選擇上應有較大的擴展余地,使民俗文化主題公園具有較大的彈性,能延展開發相關聯的旅游產品。
2.1.2注重地方文脈:任何一個成功的旅游規劃,都有明確的指導思想,以本土山川靈氣和地方歷史文化為根基,才能找到正確的旅游規劃指導思想,山川靈氣與人文歷史文化精髓的結合體是主題思想確立的根本。
2.1.3差異性:主題應具有鮮明的個性魅力,在能夠滿足現代旅游的時尚需求的基礎上,還要與周圍相類似的旅游景區形成區別,差異性競爭.滿足游客和當地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2.1.4符合市場需求:旅游主題應具有個性、創意,并從旅游者的角度出發,反映旅游者的態度、愛好和動機,能貼近游客的求新、求奇、求特的心理需求,符合游客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的興趣取向,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同時體現“人文關懷”原則。
2.2構建主題框架
董觀志探討了主題公園主題選擇的框架,時問、空間和文明是主題選擇的基本軸線,三個軸線有機組合構成了旅游主題公園的主題選擇框架。主題公園主題選擇策略:
2.2.1沿單一軸線方向的選擇策略:
2.2.2沿兩個軸線構成的平面型選擇策略:
[關鍵詞]新農村民俗文化保護
隨著新農村建設步伐的不斷加快，民俗作為整合社會文化的基礎，將發揮其重要作用。然而，新農村建設中容易出現重視物質而忽略人文的問題。如何調和這種現實矛盾？以下是筆者的幾點思考：
一、民俗文化的特征
1、地域特征
民俗文化是某一個地域的一種約定俗成的帶有普遍意義和典型意義的文化現象，具有強烈的地域特征。每個地域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這也正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體現。
2、傳統特征
民俗文化具有相對固定的表達方式和內容（如節慶、禮儀等表現出的規范做法），具有一定的傳統性。民俗文化往往是通過較長歷史時間的地域融合而形成，已經構成了地域生活形態的一部分，具有很強的穩定性，輕易不會發生變化。
3、生活特征和動態特征
民俗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體現，有其獨特的傳播方式，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動態特征。民俗文化體現在具體生活行為中，是一種生活文化，人作為民俗文化的載體，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傳播民俗文化，生命力強大；民俗文化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其形式和內容不斷更新，不斷適應社會時代的需要，動態特征明顯。
二、農村地區民俗文化保護面臨的問題
1、基礎削弱
農村地區社會經濟條件相對落后，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民俗文化基礎遭到削弱。原有民俗文化氛圍淡化、現代氣息增強，地方性文化或民族文化逐漸拋棄，民俗文化主體不斷縮小，農村地區民俗文化保護的難度不斷加大。
2、同化變異
現代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及大眾媒體在農村地區的迅速發展和交互作用，使得民俗文化同化變異日趨突出，民俗文化本真性不斷褪化、特色淡化，原有的地域民俗文化平衡被打破，尤其是思想觀念、生活習俗等變化明顯，失去了地方文化吸引力。
3、氛圍淡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深入人心，市場經濟利益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農村地區居民的思想文化觀念：受經濟意識驅動，許多良好的民俗文化氛圍逐漸淡化消失，尤其是親情關系，如農村留守老人、留守小孩的問題等；休閑娛樂，如農村賭博之風等方面，很多不健康文化得以蔓延，破壞了農村地區社會風氣。
4、缺乏規劃
隨著村鎮建設中規劃意識的不斷普及，地方政府對規劃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但是可能是缺乏文化上的認識或受限于經濟實力等原因，這種重視往往只在于物質層面，對于文化保護規劃卻缺乏必要的重視，造成民俗文化資源不斷流失。
5、脫離生活
現有農村地區民俗文化保護往往脫離生活實際，追求“古、新、奇”的“眼球效果”。實際上，民俗文化是一種生活文化，任何脫離生活實際的民俗文化保護的做法，都是一種虛偽的做法——沒有生活的底蘊，民俗文化的個性和特色將不斷淡化，而失去民俗文化特征的文化也將不再是民俗文化。
三、新農村建設中的民俗文化保護應采取的對策措施
1、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制訂民俗文化保護政策
由于農村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缺乏對民俗文化的相關研究，因此無論是對民俗文化保護的重視程度還是工作力度，都明顯不足。新農村建設，是我們黨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全局出發，提出的歷史任務。我國作為一個農業人口大國，通過加快健全民俗文化保護相關法律法規、制訂民俗文化保護政策，在農村地區大力開展以民俗文化保護為主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并籍此推動物質文明建設，可以大大加快這一宏偉歷史目標的實現。民俗文化保護作為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一項惠及后代的歷史工程，需要社會各方面加強相關研究、需要法律法規和政策的持久規范。
2、科學合理地制定文化保護規劃
文化保護規劃在我們國家長期以來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考慮多放在物質性規劃之后，或沒有相關規劃、或流于表面形式（只有部分歷史文化名城在該方面做得較好）。我國農村地區范圍廣、人口多、文化表現形式豐富，為民俗文化保護帶來了難度，同時由于新農村建設時間緊、任務重，民俗文化保護存在沒有規劃考慮、照搬規劃思路等問題。民俗文化作為一種生活文化，具有較大的發展彈性和生命力，同時很大程度上又缺乏再生性，因此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文化特點和社會經濟條件漸進式推動民俗文化的保護工作，并將其放在物質性規劃之前考慮，科學合理地制定具有地方特色和可操作性的文化保護規劃。
3、發展民俗文化旅游，利用經濟杠桿調動社會積極性
我們黨把“生產發展、生活寬裕”作為新農村建設的前兩條要求，體現出改善農村地區物質生活水平的迫切性，這是新農村建設的出發點，也是農村地區社會經濟條件的反映，農村地區民俗文化保護不能脫離這樣的農村地區落后的社會經濟現狀條件。因此，在保持民俗文化本真性的基礎上，發展民俗文化旅游，充分利用民俗文化資源創造經濟利益，不僅可以為當地農民增加收入，也可以為民俗文化保護提供資金支持，引導全社會重視民俗文化，改善其生存狀態，實現民俗文化資源的良性生長。
4、保留或改善民俗文化活動場所，舉辦相關民俗文化活動
論文關鍵詞：潮州 民俗 畬族 淵源
論文摘要：國際漢學大師饒宗頤在《潮州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學”》一文中指出：“先以民族而論，潮州土著的畬族，從唐代以來，即著稱于史冊。陳元光開辟漳州，蓽路藍縷，以啟山林，即與畬民結不解緣。”點明了潮州傳統文化與畬族文化之間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血肉關系。本文將今天的潮州民俗與畬族民俗作比較，試圖分離出其中的“畬族民俗成分”，進而探討潮州民俗與畬族民俗的相互關系。
一 引言
“潮州有畬，其種二，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盤、曰藍、曰雷，皆瑤族，號白衣山子，依山而居，采獵而食，不冠不履”。畬族是潮州的原住民。畬族是嶺南地區的一個古老民族。現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省的畬族同胞，都是從廣東遷去，他們的祖籍就是廣東潮州鳳凰山。畬族同胞公認他們是龍犬盤瓠的后代，每逢春節、端午、中秋，便是祭祖公的節日。
一種文化的形成，都是多種文化成分相互傳播、不斷沖突、最后完成涵化的的結果。有史學家認為：畬族先民文化是現今潮州文化的母本文化，中原文化是潮州的父本文化。潮州的民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傳承了畬族的民俗文化。畬族民俗是潮州民俗的重要源泉。
二 潮州民俗文化中的畬族成分
1 節日
節日是傳統文化的內容與形式的集中體現。潮州民間信奉的神靈名目眾多，時令八節祀神各有對象。以前潮州人每過節多達二十多個，現在少了很多，但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七月半）、中秋、十月十五（五谷母生）和冬至節八個節日是缺一不可的。潮州俗語有“四時八節”的說法。在我國其他地區，只過春節、元宵、清明、端午和中秋這五個節日比較普遍，而且中秋節和冬至節都沒有潮州過得這樣隆重。潮州的節日過法很特別，甚至有“冬（至）節有小過年”之說。九月初九的重陽節在各地都很隆重，但以前潮州是不過重陽節的。
（1）“五谷母生”
潮州的節日民俗多與畬族有關。在潮州，以前一直祭拜“九王菩薩”。這與畬族高王（高、狗、九在潮州話同音）有關。解放后，由于大搞破除迷信，九王菩薩節才消失。潮州十月十五的“五角母生”在整個漢文化體系中是絕無僅有的。
因為祭拜的神明是五位，所以要擺五杯茶、五杯酒、五碗飯、一盤柑（稱為“大桔”，且只能裝五個），還要用米粉做的紅，且紅要做成五個頭上有五角的人形。這五個人形的神所指有的說是高王（或盤瓠）與盤、藍、雷、鐘四姓共五位，也有的說是指苗、瑤、畬、侗、黎等五個民族。筆者認為，這個“五角（谷）母”是陳元光治潮漳之前畬族先民拜的“五通神”這一提法更有說服力。
（2）春節
在傳統民俗中，潮州人把除夕稱為“廿九夜（芒）”或“三十夜”。除夕夜里當地潮州居民徹夜不熄燈，就是點著松明子也要點到天亮。畬胞徹夜不睡覺，稱為坐夜，也稱為“喜歌夜”。整夜的主要活動是由老輩教唱畬歌或講述族中的故事。正月初一凌晨雄雞唱曉時，長輩便帶著子孫打開大門，先在門外東處插香點燭，燒銀紙后，便跪在鋪墊有棕衣的地面上，朝東拜“東土大王”，說一通吉祥的話后才回家祭祖。這種做法與潮州人先拜土地爺后再拜祖宗的程序是一樣的。查遍有關記錄，其他漢族地區都沒有這樣的禮節習俗：新年祭祖的時間沒有固定在某一天，各村祭祖的時間各不相同。由于彼此的熱鬧日不在同一天，較好地解決了不能互相走訪的矛盾。這與古代畬族同胞居住在山區，人物稀少的環境有關。而這個風俗也為當地的漢族居民所接受和保留，并成為潮州特有的一種民俗。
2 婚俗
婚俗最早出現在古代對偶婚末期和個體婚初期，至西周時期趨于完善，逐步形成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六禮”。潮州婚俗程式“大抵仿古者六禮而行”。但是，潮州婚俗的基本程式有十二個：相親、合時日、提親、擇吉、定親、送聘、安床、合帳、冠笄和沐浴、接新娘、設宴和返厝（回娘家）。在婚俗程式以及其深層含意上，我們也可從潮州婚俗中找到畬族的婚俗的影子。
潮州婚俗重視新娘的“小舅子”而不重視、甚至討厭“老娘舅”，這與其他地方的漢族人重視“老娘舅”有很大的差別。在婚禮過程中，小舅子的地位非常高，俗話有“小舅子坐上位”的說法。這種觀念應該直接效法了畬族人的習俗。潮州一句俗語：“老舅偷牽牛”。此俗話用來比喻熟人易做賊。這與比喻“權威”的廣州俗語“天頂雷公、地下舅公”觀念有天大差別。
為何在畬族人會如此偏愛“阿舅”呢？這是因為有如下的一個傳說：盤瓠的妻舅是高帝辛的兒子朱丹，他很有可能到畬寨探望過高王，受到很隆重的接待，并為畬鄉帶來好運。受畬族習俗的影響，潮州人在結婚后的第三日，阿舅（新娘子的弟弟）要提油去探望新娘子，表示給姐姐的婆家添燈。在姐姐家，做阿舅是夠威風的，無理取鬧也不會引起人們的反感。潮州人重視“小舅子”的風俗，無疑也是繼承了畬族的傳統。
3 傳統服飾
鳳凰山畬民，向來有自己的民族服飾。早在唐代就有“左衽椎髻”的記載。直至明代，畬族婦女仍流行椎髻卉服，即頭飾高髻，衣服花邊。
古代潮州畬族穿什么衣服，現在已經不可知了。記得祖輩的老太太的裝扮，大都“打鬃”即把長頭發捆在一起，成山狀，再插上其它頭飾。服裝主要有“大筒衫”，現在已十分少見。解放前，甚至在解放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當地的漢族居民都有赤足的習慣。由于木屐的質量不好，晚上出門也光著腳。
《潮州府志》和《海陽縣志》都記載：畬族婦女的發型“其種有二，曰：平鬃，曰：崎鬃”。估計潮州鳳凰山區的畬族婦女因住在鳳凰山，天天可以見到鳳凰山的主峰，不用打著高高的鳳凰髻，而稱為“平鬃”；而鳳凰山區之外的畬族婦女，因要懷念她們的祖先來自潮州鳳凰山而將其發型打扮成鳳凰的髻，于是便被稱為“崎鬃”。“崎”在潮州話中有“高聳”之義，還有“男女皆椎鬃跣足”一句。可知當時（清代）的男畬胞也打鬃，且赤足。今天的潮州人在家多有赤足者，即使是寒冷的冬天。許多外地人對此很不理解。
服裝以外，潮州人獨有的“水布”很是特別。以前他們勞動時在腰上都要圍上四尺長、一尺寬的色格布條，由于勞動后下河池洗澡時可以從布后脫下底褲，穿好了再脫下來，故也稱“浴布”。這種似裙又似帶的用品與以前男畬胞穿、系的“獨幅裙”式樣相似，作用相同，這在其它地方至今沒有發現。在其他的區域也找不到這一類型的東西。其來源除了畬家之外，很難在別處找到。
年齡在70歲左右的漢族農村婦女先前都穿過這種“大筒衫”。“大筒衫”的造型與以前畬家婦女所穿的衣服非常接近，上衣的衣扣在側面。衣扣也是布條扭曲而成，色調也較為簡單，通常以畬家常見的藍色為主，但沒有畬家女服那么多的邊飾。顯然這種衣服的造型只借鑒了畬家女服裝中的一部分。
畬族的喪葬儀式與潮州大致相同，只是在年齡上，畬族視五十歲以上為“高齡”，其喪禮與婚禮的場面一樣熱鬧，甚至可稱為“老喜喪”。死者心臟停止跳動之后的的祭拜儀式，從先為死者梳洗更衣、衣服的件數、帽、頭冠、移至祠堂、擇吉、生擇日入棺、做功德、行棺、安土，到報喪時，報喪者上衣反穿、腰扎稻草繩、哭唱“思親歌”、向死者“飼生”、做功德、出殯送葬等一系列儀式與潮州喪俗一模一樣。 轉貼于
畬民向來有二重葬的習俗，這可能跟游牧不定居有關，即對原墓穴風水不好的土葬，等隔三五年后，請風水先生擇地擇時起棺撿骨骸，用陶甕裝，叫“拾金”。然后修筑墳墓安葬，俗稱小葬，亦叫“二重葬”。這種規矩在潮州喪葬風俗中也普遍存在。
可見，潮州的葬俗與其它任何地區不同，而與當地的畬族同胞的做法卻如此相近。其做法來源于畬族就是毫無疑問的了。
三 對潮州民俗文化淵源的思考
我們知道，鳳凰山是畬族的發祥地，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畬族民俗文化活動的中心。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大量畬民被迫遠走他鄉，福建、浙江一帶的畬民數量百倍于潮州的畬民，畬族文化中心也當然地移至閩、浙一帶，而作為發祥地的畬族文化則被邊緣化了。
文化傳播論學派認為文化的成長、變化和發展都源于一個中心，并由這個中心向外傳播。這樣一來，處于文化圈邊緣的地區可能因為地域距離的關系，和中心的文化狀態有所區別。也就是說，處于邊緣地帶的，反而保留著較多的文化傳統。
根據這一理論，被邊緣化了的鳳凰山保留了較多的畬族文化傳統。它保存了優秀的原生態文化，留住了獨特的文化形態，使我們對畬族的民俗文化傳統有所了解。但是保存下來的文化對后來進入潮州地區的中原漢人影響深遠。下面三個因素可能是促使了畬族民俗文化對外來漢文化施加影響的原因：
1 文化的先入為主原則
文化是不分種族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接觸、互相滲透、雙向進行。歷史上諸胡族吸收了中原的漢文化，同時漢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其它民族的文化。由于畬族長期居住潮州，其風俗習慣適應了當地的環境，被認為是有用的，因而也就成為入潮漢人采借的對象。據歷史記載，中原漢人大量進入閩南和粵東地區是唐以后的事。那么，相對于原住地居民畬族，中原入潮州的漢人只能算是外來者。由于原住民民俗文化的根深蒂固性，外來漢人很難改變，因而只能較多地選擇適應，主動接受被認為對生活有用的原住民民俗文化。
2 “入鄉隨俗，入港隨灣”的傳統
文化傳播學理論認為：傳播是一個選擇的過程。文化特質和文化叢體被接受或者抗拒，視其對接受一方的效用和適應性而異。人類都有“入鄉隨俗，入港隨灣”的傳統。中原漢人初來，對當地的風俗習慣了解甚少，很難適應全新的生活環境。為了更好地適應當地的生活，融入當地社會，他們會選擇主動接受當地已經存在的風俗習慣。初到一個地方，不懂當地有風土人情，有時是寸步難行的，更談不上要在那個地方居住、生活和發展。
3 民俗文化主要通過婦女傳承
相對于漢晉時期就在潮州生活的畬族原住民，唐以后進入該地區的漢人無疑是后來者。而且開始進來的多是遠征軍隊人員。他們離鄉背井，絕大部分是孤身一人來到異國他鄉。這些血氣方剛的中原漢子在潮州安定下來之后，便不可避免地與當地的婦女結合、組建家庭、生育后代。我們知道，婦女是民俗文化的傳播者和執行者。許多民俗文化活動都靠婦女去傳播，去執行。正如現在一般潮州居民的求神拜佛等民俗活動都必須由家中主婦主持一樣。那么進入潮州地區的中原男子在與當地畬族婦女組成的家庭中，民俗文化這一方面的工作必定也要由家中的女主人執行。女主人按本身的民俗文化行使職能，以民俗文化教育子女，以后再由子女這些民俗文化傳承下去、發揚光大。
四 潮州民俗文化的反作用
美國人類學之父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在其《古代社會》中強調：“人類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原理、同一的物質形式，所以，在相同文化狀況中的人類經驗的成果，在一切時代與地域中都是基本相同的。”
文化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文化無時不與異文化相互作用。民俗文化也一樣，畬族民俗文化作為土著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它主導、影響當地民俗文化的日子隨著其自身文化的邊緣化以及大量畬民的向外遷移、當地畬民人數的銳減速而日益消失。但是，已經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潮州文化對畬族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反作用。
綜上所述，發展成熟起來了的潮州民俗文化反過來對當地的畬族民俗文化產生了影響，畬族民俗文化已經把潮州民俗文化的成分吸收、融合進去，實現了文化的涵化與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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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是我國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隨著歷史的進程民俗文化面臨著生存環境逐漸縮小，它的持續發展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制定公共政策引導其可持續發展不僅是新時期我國建設小康社會，促進文化繁榮的要求，也是我國精神文明建設，傳承人類文明，弘揚民族文化，構建和諧文化的期待。
二、研究目的與意義
1.能夠正確認識到民俗文化歷史的發展軌跡，定位及其現狀，了解民俗文化的淵遠流長和博大精深。
2.能夠在探索中不斷檢驗公共文化改革對民俗文化的引導的科學性，有效性，全面性，增強我們實踐中制定文化政策的能力。
3.能夠增強我們的民俗文化保護意識和樹立促進民俗文化可持續發展觀的培養，為制定引導民俗文化可持續發展政策打好思想基礎。
三、研究現狀
在對公共政策如何引導民俗文化的持續發展方面，目前還沒有較完備的專門的政策體系，無論是學術論文還是文化書刊類關于民俗文化的專著都較少的給予深入研究，大多數都是從某一個方面去論述民俗文化的意義，都是一些零散的言論，缺乏系統性，本文在參考多數有關資料的基礎上整合這些方面的理論資源，并提出了個人的觀點，看法，為進一步在民俗文化研究方面奠定一定的理論基礎。
四、研究方法
系統綜合，比較分析，列舉事例。
(正文)
一、民俗文化的概念和范圍
民俗文化是人類在不同的生態文化環境和心理背景下創造出來的并在獨特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積累，傳遞，演變成為不同類型和模式的文化。它不僅構筑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且還構成了各民族獨特的社會文化背景。 19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民族學家和民族心理學家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產生了一系列極有價值的論著，從而給人們提供了研究不同民族文化發展與心理特點形成不同的視野和角度，也提供了認識不同民族心理及其獨特發展規律的可能性它是人類文化意識的原型。在人類文化意識形態“寶塔”中民俗文化處在低層，如同未提煉的礦石①是一種綜合性的原生態意識團在人類文化意識的長河中，民俗以原生態的文化意識團為核心構成了人類文化意識與心理的意想原型。
民俗文化的范圍大致包括以下三個大的方面：物質民俗文化：以生產、交換、交通、服飾、飲食、居住等為主要內容：社會民俗文化：家庭、親族、村鎮、社會結構、生活禮儀等都是重點：精神民俗文化；宗教信仰、各種禁忌、倫理道德、民間口頭文學、游藝競技等，此外還有心理民俗是指民俗對某一民族心理素質的影響。
中國各民族在其順乎自然，征服自然，發展自己的社會活動中，以及移民遷徙、地域變遷、民族融合進程中，逐漸形成了豐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民族事象和民俗行為，以及獨特的民俗藝術。例如，心意民俗中，鳳凰非梧桐不棲，大鵬展翅九萬里的遠大抱負，精衛銜石填東海的悲壯舉動及夸父逐日的勇敢堅韌，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自我犧牲，梁山伯與祝英臺不畏權勢金錢的生死戀情等等。②中國民俗文化以文化和風俗為主體包括了生產與生活習俗、娛樂競技習俗、歲時節令習俗、禮儀制習俗、民間文藝等。內容非常龐雜豐富。
二、我國民俗文化發展存在的問題及成因
（一）民俗文化理論研究的落后
由于學術的偏見和學科自身研究的不足，不夠深入，民俗文化被誤解為沒落文化遺留，是農民、陋民、落后人群的專利，認為民俗文化對現實和現代化進程沒有意義。于是在人們的思想意識方面對民俗文化沒有好的感覺。不會在認識方面給予其過多的探討與關注，人們在對其的學術研究領域步入了死角，導致學識理念的落伍與滯后，遏制了民俗文化前進的步伐，于是便出現了對民俗文化如精衛填海、女媧補天、夸父逐日的批判與否定，認為那是愚蠢之行。這些以神話構筑的民俗成為不少現代人攻擊的對象。
事實上這種對待民俗文化的態度和立場正是現實中學術偏見的結果，當然不可否認的是的確有相當多的民俗文化用今天的眼光看是落后的，腐朽的、倒退的，同時這也是有原因的，因為，“一般而言，民俗作為人類社會群體，固有的，傳承性的文化生活現象，在社會現實中展現出來，就是民眾生活里那些沒有明文約定的規矩，或是指那些在民眾群體中自行傳承或是流傳程序化的不成問的規定。任何民族中每個人都無法脫離一定的民俗圈而生活。在他們身上都打上這樣或是那樣的烙印，以科學思維的尺度衡量，難免看出某個民俗事象形成中的無知，愚昧和荒謬，可是它并不是個體的失誤，也不是現代人全盤否定的依據。”③又如由于民族融合而形成的典型的東北民俗文化--二人轉也遭到了相當多的批判，對這種民俗文化的認知在學術界也是批判多于贊揚，罵聲多于掌聲，批判它“低級，庸俗，丑惡”，罵它“黃的不能再黃”強烈批判它的庸俗化和難登大雅之堂。
顯然這種論斷有失對民俗文化的全面性了解，這種思想意識領域對民俗文化的極端性的做法，首先將民俗文化置于遺棄的狀態。因此在大眾化的思想領域里，民俗文化的可持續發展面臨著被遺棄的考驗。
（二）民俗文化的遺失與沒落現象嚴重
在中國民族文化的發展進程中，伴隨著民族戰爭﹑民族遷徙﹑民族融合﹑災難﹑時間與空間交替﹑滄海桑田，不斷變化，同時也隨著現代化、城鎮化和全球化步伐的前進，民間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土壤越來越虛弱了，原本強勢的地位已變得極其脆弱了，其中大量的民族文化被遺失和伴隨時代的變化而沒落，比如在貴州有三萬多個自然村寨，生活著苗、瑤、布依、侗、水、仡佬、土家、彝族等17種少數民族他們完好地保存下來的民俗文化只占30%而70%的者湮沒在歷史的記憶里其中包括大量優秀的民俗文化。而黃河流域可謂是整個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其中河南省是中原文明的一個有代表性的省份，據《河南民俗志》記載有近八成以上的有如各種歷史上出現過的如神話故事，節日，歌舞，民俗禮儀風尚等沒有流傳到今天而只能成為歷史的記憶。④
（三）現實的羈絆束縛了民俗文化的發展
1.長期以來，民俗文化領域由于受到計劃體制的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趨向，知識結構，能力結構，工作思路以及運作方式，仍具有明顯的計劃經濟色彩導致文化單位較多的強調民俗文化意識形態的功能，重視民俗文化事業屬性忽視民俗文化的產業屬性。對事業單位企業化運作心存疑慮放不開手腳。
2.從文化消費的角度來看，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國家辦什么，老百姓就無償地欣賞”什么的被動接受狀態，文化消費的結構單一消費促生產的氛圍始終沒有形成，導致民俗文化發展緩慢。
3.有利于民俗文化發展的有關政策不配套，在稅收，土地，政府補貼，社會融資及建立多元投入機制等方面還沒有完善的配套政策。
4.整個文化體制的不到位機制不順暢﹒而作為文化子目的民俗文化必然受到影響。因而，缺乏強有力的發展民俗文化的驅動力。
5.資金投入不足，經營人才缺乏。在民俗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投入上，民營資本投資民俗文化建設的數量仍顯不足，特別是缺少大手筆的項目。另外，民俗文化的產生需要經濟，文化的復合型經營管理人才嚴重缺乏。民俗文化領域的人才還需要具備較高的文化藝術修養和創新能力。
三、發展思路及對策
公共文化政策的制訂應依據黨的十六大報告建設小康社會，文化更加繁榮的要求。在正確對待民俗文化的基礎上，以發展民俗文化產業的高度來引導其可持續發展，充分挖掘資源優勢，拓展民俗文化的產業領域，不斷豐富產業樣式，努力提高民俗文化產業效能。
（一）發展民俗文化應遵循的原則
1.寬容性原則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公共文化政策制訂過程中應當具有允許文化多樣性與多元化的胸懷，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指導思想，擔負起保護民俗文化，發展民俗產業的責任，扮演民俗文化“守夜人”的角色。
2.選擇性原則
不可否認民俗文化本身是一種有爭議的文化理態，良莠不齊，魚龍混雜是其特點。在比較優劣中篩選，對其精心鑒別，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真正的做到去粗取精，去蕪存真的目的。
3.創新性原則
把高新技術引入民俗文化，提高民俗文化的科技含量以求以信息化推動民俗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二）民俗文化發展政策體系的完善
政府大力加強建立健全民俗文化產業扶植政策，確保民俗文化的健康發展。
1.重點引導和培養典型民俗文化政策
公共文化政策出臺為一些典型的民俗文化“正名”給予其政策和機會，及公平的競爭環境。如東北二人轉不應再認為它是“黃”不應再認為它是低俗，沒落的代名詞。要進一步放寬文化領域的市場準入，鼓勵其以產業化競爭的姿態走向世界，以同等的文化身份參與世界文化的交流與合作。正如二人轉專家田子馥所認為的 “專業二人轉演出的潛在市場很大，如果政府給予一定的扶持，幫助他們開辟一個市場，那么專業二人轉演出市場將有一轟而起之勢”。
由此可見二人轉受到的“壓抑”和它期待發展的渴望。事實上二人轉這個東北的民俗文化已經彰顯其潛在的產業優勢，以長春和平大戲院為例，他們在長春市共有4個劇場，以觀眾1200人計，每天的票房收入可達27600元一年的票房收入就達上千萬元。這便是一個顯示民俗文化潛在經濟價值的事例。與此同時公共文化部門更要注重對二人轉的引導，如對二人轉藝人實行資格準入制度對欲從藝者進行職業資格認證考試實行持證上崗提高演員素質，對二人轉藝人藝德試行年終評審制。堅決杜絕“臟口”，發展“綠色二人轉”，以政策的推動確保這一民俗文化的持續發展。
2.優秀民俗文化發掘保護政策
聯合教育 ，宣傳部門搞好民俗文化的發掘，宣傳，教育工作。在對待民俗文化的問題上，文化主管部門以政策待遇鼓勵考古研究人員，認真發掘發現我們已經遺失或沒落的優秀民俗文化，來重新評估他們的價值。
對優秀者加以繼承和弘揚，協助好教育和宣傳部門認真做好民俗文化的教育宣傳和保護工作。
如在學校，圖書館，博物館，科技館，文化館，革命歷史紀念館等公益性事業單位進行民俗文化教育增強民俗文化意識，培養優秀民俗文化人才，提高受教育者的民俗文化素質。
3.稅收優惠政策
政府每年安排一定經費用于民俗文化發展的貸款貼息，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發展前景好的民俗文化產業的支持力度，拓展適合民俗文化產業機構特點的貸款融資方式和相關保險服務。
4.投資政策
建立規范有效的籌資機制，形成多渠道投入的體制。提倡事業型文化單位走國家投資和自我發展并重，向經營管理型轉變的道路，鼓勵適當開展有償服務和多種經營，以彌補事業經費不足；支持文化事業單位和企業橫向聯合，爭取企業長期穩定的投資；吸納社會捐資贊助；允許文物，博物機構利用外資合作進行考古發掘，文物研究和保護；鼓勵境外機構和個人投資興辦國家倡導的文化事業或公共文化設施。
5.人才培養政策
鼓勵人才引進和培養政策。放寬政策、簡化手續，有計劃地引進國內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各類高素質民俗文化產業經營管理人才。實行人事制，逐步推行民俗文化專業人才和經營管理人才的自主擇業。允許有特殊才能的民俗文化專業人才和經營管理人才以其擁有的民俗文化品牌、創作成果和科研技術成果等無形資產占有文化企業的股份，參與收益分配。鼓勵民俗文化產業單位與高校聯合，發展與民俗文化產業相關的高等教育如可嘗試在各級學校教育中設立民俗文化相關專業，特別是在高等院校中培養民俗文化高級專門人才，為民俗文化事業持續發展提供人力資源保證。
如二人轉進入中戲，長春師大等高校就是鮮明的例子，試想還可以設立民俗文化考古專業專門培養民俗文化的考古發掘人才，同樣還有民俗戲曲，民俗舞蹈等等，總之在如何保持良好的民俗文化可持續發展方面，人才的培養是必需的要務。同時通過宣傳教育工作，讓民俗文化氛圍在整個文化氛圍中不再如以往的冷清與沉默。
重點培養一批熟悉民俗文化產業經營管理業務并掌握有關國際規則的人才，以及民俗文化經紀人、主持人、藝術家和會展策劃等專門人才。
6.扶植民營民俗文化產業政策
鼓勵個人，企業社會，以各種形式創辦國家政策許可的民俗文化產業，對其在規劃建設，土地使用，稅費政策，從業人員職稱等方面與國有民俗文化單位同等對待。
（三）鼓勵和支持文化交流政策
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傳統民俗文化。傳統民俗文化的某些變遷是符合歷史潮流的，是不應阻撓也是無法阻撓的事實上任何民俗文化都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不斷變化，任何一個民俗文化要充滿活力就必須與其它文化相接觸交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弘揚本民俗文化的同時去吸收其它民族的優秀文化去借鑒國外先進民俗文化成果，然后在與這些異質文化的交流中不斷實現民俗文化的發展創新促進它的良性循環和可持續發展。
（四）民俗文化改革和發展并重的文化政策
文化部門制定政策引導民俗文化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它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在認識到民俗文化盡管有或多或少的不健康的不科學的成分，我們當在認真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同時盡量最大程度的反映真實的民俗文化。因為“如果一種民俗（如傳說神化，民間故事，成年禮）等內容，與當前社會盛行的價值和態度偏離太遠，他將會被遺忘而不會繼續被流傳下去，既然某一民俗能夠流傳至今，則其價值觀必有于現代的價值觀相通之處。”
所以說在堅持對傳統民俗文化改革的時候要保持其原生態的一面。我們應當認清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失去自己民俗文化的特色，也基本失去了民俗文化的生命力，更無法實現民俗文化的持續發展。
同時在對民俗文化進行產業運做的時候應當首先考慮到我們這樣做的初衷是為了民俗文化的持續發展。不能只是單純的利用民俗文化追求經濟利益，如果只顧賺錢使具有文化屬性的傳統民俗，因商業氣息過濃而流于庸俗化，失去了民俗文化本身的真實與質樸，那么也就從根本上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而走向衰敗。因此在實踐中應當做到保護民俗文化的職責。
四、公共文化政策對民俗文化發展的意義
世紀之交，中國社會處在劇烈的變動之中，許多傳統民俗文化瀕臨消亡，這是非常嚴酷的現實。面臨著這種窘境，我們制定公共文化政策來引導民俗文化的可持續發展，保護、研究、開發民俗文化能充分認識到民俗價值所在，“找到我們民族自身生存與發展的根基、智能、靈感源泉和啟動創造力的鑰匙”，能揭示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文化的真諦，在很多方面都有積極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治方面
我國56個民族的民風、民俗各具特色，多彩多姿，民俗文化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造就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傳統和人文性格，因此，尊重民俗，尊重民俗主體，促進民俗文化的持續發展，對正確處理民族關系、維系民族感情、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維護社會穩定、維護民族團結，促進新時期我國政治文明建設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經濟方面
民俗文化是人類創造的物質與精神文明的歷史積累，是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是生產力，因此民俗文化資源可以作為產業經濟去經營、可以作為文化資本去投入生產，“民俗文化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一旦植入經濟，必將發揮巨大作用”因而它具有重大的經濟價值。如當今興起的民俗文化旅游業，就是把民俗文化作為經濟資源與旅游業的緊密結合而且取得了十分顯著的經濟效益。所以引導和保護民俗文化產業的持續發展 ，能促進經濟的發展 ，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因此，研究民俗文化要與振興經濟相結合，打造自己特有的品牌，擴大影響，促進經濟發展。同時保護傳統民俗文化對經濟文化產業的開發也具有一定的意義。
（三）社會生活方面
對于傳承統民俗文化來說，保護傳統美德、傳統歌舞、民族服飾、傳統手工藝等優秀傳統民俗是傳統民俗能夠在現代生活中傳承發展的基礎，民俗文化的發展也豐富了當地群眾的精神生活，積極的推動了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風氣的好轉，同時也有利于擴大人們的視野，豐富人們的知識，提高我們的文化品位，了解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且使我們有一種文化上的歸屬感。
注釋:
①陳勤建：19 89《中國民俗》中國民間出版社
②北京日報>>理論周刊 2004年9月20日本版語萃
200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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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政府鼓勵發展地方特色的文化產業，各地的文史工作單位與藝術工作者，紛紛投入鄉土重建的行列。傳統饒富宗教色彩的民俗節慶注入了藝術創新、招攬觀光、開發文化商品的經濟性目的。民俗節慶也成為推展文化產業，促進地方發展的重要項目。本文以文化生態研究的觀點，為擴大文化營銷，提出民俗節慶文化活動項目策劃模式，期待有助激發我國文化產業的潛能與活力。
關鍵詞：民俗節慶，文化活動，項目策劃
1、項目背景
我國民俗節慶承襲漢民族傳統文化，并包括源自各地方宗教祭祀的民俗慶典和原住民祭典。傳統農村社會的民俗節慶往往結合耕作季節，富有祈福、消災、演藝、休閑的多種意義。尤其民俗節慶期間搭配敬神、祭祀、團聚而來的藝陣、團康和各式各樣的神佛繞境、花燈、蜂炮、舞龍、舞獅、抬轎、踩高蹺等民俗表演，在民俗祭典文化薪傳的意義之外，更以繽紛熱鬧的氣氛帶動民氣，成為象征地方特色，吸引觀光人潮的重要活動。[1]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我國社會變遷促使農村生活與民俗節慶的風貌逐步改變。
分析民俗文化活動的現代意義，在其原始的懷古念舊與追溯民族情感，凝聚社會人心的集體認同意識之外，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文化活動藉著現代化的生產與再制造，擴充提供消費和服務的功能，已跳脫了早期對所謂文化工業的負面思考，并融入知識經濟發展的洪流。隨著全球化的競爭與挑戰，民俗文化活動被視為有效展現某一個地方或某一個社會、國家的生活經驗、藝術特質、人文風貌和宣泄真摯熱情的標志。[2]它是彰顯地方感及塑造獨特文化地景的絕佳題材。
2、項目目標
從參與觀察的角度來看，節慶活動（festivals）是當代各地民俗文化當中，同時擁有象征傳統習俗精神，能夠號召吸引較多民眾參與，易于結合親近的民俗氛圍，創造因提供經驗、產品、服務，而滋生的經濟效益。時人探討文化產業有必要深刻重視這一環。
本文以我國的民俗節慶文化活動為標的，循文化營銷與文化生態研究的途徑，藉此透視民俗節慶文化的構成要素和變遷趨勢，并分析民俗節慶文化活動項目策劃實營銷推廣，期待有助于提升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潛能與活力的正向思考。
3、基本流程
民俗活動的源起具有人們日常生活中所共享的文化意義，它是經由互動的社會過程而來，不僅單獨存在于個人。也在群體活動的創造與累積的過程中，成為一種象征地方特色的知識總合。[3]
本研究的文化活動項目策劃過程具體包括：（1）、構想執行，（2）、再制造，（3）、營銷、宣傳、流通、（4）、展示銷售等四個階段。我國的民俗節慶除了沿襲傳統的動態基調，隨著工商業生活步調的轉變，加上推動社區營造而興起的促銷地方產業和發展觀光的功能，成為文化產業的一環。以前述‘民俗節慶文化活動相關利益人模式’分析，民間參與的范圍包括：呈現地方生活風貌、藝術成份、精神價值的文化制造者；具有執行傳播，擴散宣傳效果的文化營銷業者；以及提供前來參與的顧客和消費者各種感觀體驗及休閑服務的文化服務業者三大類。進一步細分尤以下列各項最常見。（1）、宗教及公益團體：包括傳統的寺廟、宗教團體，及當代非營利性組織的公益文教基金會，他們通常是民俗節慶的發起或贊助單位。（2）、地方文史工作者：無論是團體或個人性質之文化志工，對于協助節慶活動之企劃、推動、考證與服務，往往提供絕佳的輔助。（3）、藝術工作者：包括傳承傳統藝術的戲劇、藝陣、表演以及尋求推陳出新或結合流行風尚元素的藝術創作者。（4）、地方產業供應者：原屬地方生活主軸的地方產物提供者，如年貨大街的商家、木雕藝術節的雕刻業者。（5）、衍生性文化產品制造者：如元宵燈飾的飾品制造商。（6）、營銷及傳播業者：包括媒體傳播及當代承攬策展或執行活動企劃的經紀公司。（7）、觀光服務業者：民俗節慶活動的功能融入大眾消費文化，增加了文化觀光與知識經濟的意義，食、衣、住、行等民生性質的消費服務成為節慶活動的重要項目。
本研究認為民俗節慶文化活動四個階段不一定像工廠化生產流程那樣一個接一個，有時候其實是既重疊又互動。事實上這些分工也存在于不同的執行單位之間，亦即垂直整合的合作模式是采取將原來個別執行的專長領域結合在一起，藉以提供較為完整的價值鏈。
4、營利模式
具有民俗傳承與創造經濟效益的民俗節慶活動，不但不在文化資產保存法嚴謹的保障范圍，也非強化創意生產的文化產業項目。[4]而民俗節慶的文化活動涉及歷史、宗教、禮俗、藝術、經濟、營銷、體驗、服務等不同面向的學術研究與經營實務。因此，民俗節慶活動的價值鏈帶動文化、觀光、商業的實質效益是不爭的事實。
5、可能遇到的問題及對策
文化研究的命題在討論文化意義產制過程中，以所謂文化循環的概念來觀察，當代文化事業的生產、再現、認同、消費與管制的接合過程，每個層面都有其必然的影響力，各個層面的接合與連結會決定文化意義如何被接受或生產。
民俗節慶源起自俗民時節慶典，經過不斷的積疊與創新，雖然可能因創新元素加入或懷抱不同的愿景而調整作法，但其根植于俗民生活的原始意義仍是維持永續綿延的原始動力。但時下許多新興節慶活動的內容設計，往往標榜國際化、藝術化、大型化，成為追求商業效益的觀光產業。[5]許多民俗產業曾創造一季數十萬人潮參加的盛況。這種操作模式隨著社會經濟景氣不佳，終于因虧損嚴重而宣布停辦；與此相同，許多藝術節也經歷類似的同樣命運。因此，民俗節慶活動必頇投入更多文化行政的扶持與學術研究的基礎，才有可持續發展的可能。
6、相關結論
傳統民俗節慶結合鄉土神佛祭祀，融入藝陣、戲曲表演，是匯聚村民共享迎神、喜慶、群集娛樂的節日，也是鄉土藝術展現的最佳平臺。那是俗民文化最核心的一部分，具有文化的、歷史的、社會的、藝術的多層涵意。隨著社會變遷與政府的文化行政提倡多元文化并蓄，透過富麗農村、社區總體營造、一鄉一特色、鼓勵文化產業化等政策的推動，當代我國的民俗節慶活動呈現一方面尋根復古，一方面不斷推陳出新。創新的民俗節慶發展出以藝術文化發展觀光、為社區營造促銷地方產業、維持民俗祭典又加入創新作法等三種類型。
當代文化產業研究強調承襲傳統文化藝術，結合現代體驗，發展兼俱文化與經濟的雙重效益。不可忽略的是人文藝術的美感，社會發展的理性價值，無論如何添加創新元素，它仍是文化生態綿延不斷的原動力。我國的民俗節慶活動在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的潮流中，將持續發展。期待透過文化活動項目策劃合作，追溯民俗的傳統因素，融入現代生活，共同開創兼具吸引世人關注，又能令人回味無窮的美感體驗與享受。（作者單位：遼寧地質工程職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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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民俗是最早影響兒童社會化的自然之師。物態化和觀念化的民俗規范著兒童的行為習慣。民俗在兒童社會化過程中占據著決定性的地位，這主要表現在其強大而自然的教育功能上，即民俗具有知識教化功能、道德教化功能與審美娛樂功能。
民俗是民族（民俗）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學科研究的課題。不同的學科在研究民俗時的側重點與視野有所不同。
在民族學看來，民俗即民間風俗，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廣大民眾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1〕具體地說，民俗是各民族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廣泛流行的風尚、習俗，它表現在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喪葬、節慶、娛樂、禮儀等方面的活動之中，反映著民族的經濟生活、自然環境、歷史傳統、生產方式和心理感情。
社會學者把民俗看作是民族生活方式。民族生活方式是以民族為主體的生活方式，它涵蓋了民族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飲食生活、禮儀生活、宗教生活、娛樂生活等方面。〔2〕
文化學者認為，民俗是一種文化，即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一個地域、民族或族群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傳播、汲取和改造后形成的相對穩定的生活方式或表達方式，能夠體現某種文化的物質層面或精神層面的所有內容，如飲食、節日、服飾、建筑、藝術、生活習慣、宗教信仰、價值觀念和世界觀等。〔3〕
物態化和觀念化的民俗是一定個體民族文化的中堅，它參與和影響著社會的文化發展方向，制約著各民族人民的行為習慣。從某種意義上說，民俗是最早影響兒童社會化的自然之師。
民俗的功能與民俗產生、傳承的歷史息息相關。民族習俗有著強烈的實用性、功利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點，也有群眾性、傳承性、變異性的特征。〔4〕就其功能而言，民俗既有規范集體成員行為與凝聚民族力量的功能，〔5〕也有可能阻礙整個民族的進步。〔6〕本文嘗試從兒童教育的角度談談民俗的功能。
一、知識教化功能
作為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民俗文化涵蓋了一個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喪葬、節慶、禮儀等方面的知識經驗，也包含了一個民族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宗教生活、娛樂生活等方面的知識經驗。這些知識經驗也就是民俗文化教育的內容。我們可以把民俗文化對兒童的影響看成是民俗文化與兒童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社會成員的教化與兒童自身的內化正是這一相互作用過程的兩個基本出發點。“社會正是通過外部化而成為人類的產品，社會正是通過客觀化而成為獨特的存在，人正是通過內部化而成為社會的產品。”〔7〕社會人就是“社會的產品”，民俗文化的教化功能正是促使兒童成為“社會的產品”，成為一個合格的社會人。
民俗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個人社會化過程中占據著決定性的地位。〔8〕民族習俗的知識教化功能具有生活化、情境化、活動化以及隨意性、自然性的特征，兒童往往在不經意之中就受到教化，在潛意識之中將其內化為自己的一種習慣。
例如，藏族的節日娛樂活動多數以具有典型藏族風格的歌舞及民間游戲為主，這些娛樂活動大部分需要多人共同參與并協作才能完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為兒童提供了與他人交往和合作的機會。年齡稍大的兒童可以直接參與活動，親自體驗和感受；年齡較小的兒童可以通過觀看、游玩的形式獲得間接的體驗。藏族在禮儀上的習俗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兒童學習交往技能，如藏族注重對客人的迎送禮儀，這些禮儀習俗能夠讓兒童學會熱情、禮貌、友愛等交往技能。藏族還特別注意從小教育子女尊老愛幼，到別人家作客要先向老人行禮，家里來客人時要主動打招呼、讓座等。這些民族習俗有利于藏族兒童學習社會規范，學會如何控制自己的行為，正確扮演社會角色。
民族習俗對兒童社會化的影響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民俗對兒童的教化功能同樣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我們從云南石林彝族撒尼人的火把節和密枝節來看民俗教化功能的積極影響與消極影響。火把節對彝族兒童的影響很大。奢侈的宰牛會餐可能不利于培養兒童的節儉意識，但對兒童之間的接觸溝通十分有益；彝族男女點火把逛街、洗澡戲水、跳三弦舞，這有利于培養兒童樂觀向上的生活態度，但對兒童的朦朧情愛觀可能會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密枝節只許成年男性參加，禁止婦女去往密枝林方向，充滿了神秘色彩，不利于建立男女平等意識，對兒童科學觀的形成也有消極影響；男人們在村中邊走邊大聲喊話，一問一答，批評村中不守村規的人和事，有利于培養兒童的正義感，但此節日延續時間長，不許下地勞動，可能會對兒童的勞動觀產生消極影響。〔9〕
二、道德教化功能
民俗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中形成的習慣和行為模式，是廣大民眾共同創造和遵守的行為規則與規范。民俗對社會群體中每個成員的行為方式都具有約束作用，它是產生最早、約束面最廣的一種深層行為規范。這些行為模式、規則或規范對民眾的思想和生活有強大的制約性和約束力，并迫使人們按一定的道德和習慣規范行事。民俗學者把民俗的這一功能稱之為“規范性”，并認為規范性是民俗文化最核心、最根本、最本質的社會功能。
民族風俗習慣是人類最早的社會行為規范，它最初源于人類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各種習慣風俗，如衣食、居住、婚喪、禮儀、禁忌等，這些習慣約定俗成，最終成為規范。民族規范在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起著溝通、調整、制約和控制人們行為的作用。一般而言，民俗規范少有明文規定，但民族成員都能對此了然于胸，知道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在法律作用不到的地方，民俗規范有強大的規范作用。〔10〕民俗規范往往建立在民族成員自覺自愿遵守的基礎之上，盡管人們的言談舉止都受到了這類風俗習慣的約束，但人們并沒有受束縛的感覺，而是習慣成自然。當然，舊時的某些民俗文化，如家法、族規、宗法、鄉規民約，在傳統社會中也起著強硬的約束與制裁作用，比如彝族的“習慣法”、苗族的“理詞”、侗族的“款詞”、瑤族的“石碑話”等，往往還具有法律的威嚴與制裁功能。
民俗文化是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而又隱藏不露的一種社會規范，是一種與兒童生活最貼近、感情最親近的特殊教育方式，體現了民俗的道德教化功能。民俗的道德教化功能是通過民俗的規范性來達成的，沒有民俗的規范性，也就談不上民俗的道德教化。由于各民族的民俗各異，民俗對兒童的規范性也就不同，其道德教化也會有不同表現。
藏族是講禮貌、講禮儀的民族。在藏族家庭中，子女必須孝順父母，對于父母的話要百依百順，即使父母有錯，也不得違抗、解釋，更不得反駁父母。父母和老人回到家時，子女要起身向父母、老人問好，主動幫他們卸下身上攜帶的東西，幫助脫下鞋、帽，熱情上茶斟酒，而且這些舉動要彬彬有禮、恭恭敬敬。在藏族家庭中，父母對兒童的影響是在交往中產生的，家庭成員特別是父母將自己的行為習慣、自己掌握的社會規范、自己已有的觀念與意識潛移默化地傳承給兒童，兒童由此逐漸習得了各種行為準則和社會規范。我們通過大量的問卷調查和訪談發現，對于藏族在家庭教育及生活禁忌方面的許多習俗，大部分藏族兒童在平時都能嚴格遵守，這就為兒童形成良好的道德觀念奠定了基礎。藏族的家庭教育往往沒有高深的道理，沒有具體的操作程序，但在兒童的生活中反復循環進行，不間斷地影響著兒童，久而久之，兒童自然會形成一種心理定勢，并逐步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
熱情友好和尊老愛幼是苗族最基本的利益規范。苗族諺語說：“逢老要尊老，逢小要愛小，老愛小，小愛老，敬老得壽，愛小得福，處處講禮貌，才成好世道。”這一諺語深刻反映了苗族是一個很講禮節、很注重道德風尚的民族。和睦共處與平等相待是苗族處世待人的準則。苗族人民把幫助別人看作自己應盡的義務，也把接受別人的幫助看作是一種權利，把個人融入集體。比如建造房子，苗族人民往往你建我幫，我建你幫，甚至出現一家建房全村出動的現象。追求自由和勤勞勇敢是苗族最為突出的品質特征。苗族有勤勞勇敢、艱苦創業的光榮傳統，苗族人每到一處，重新開荒種地，自種棉麻，紡紗織布，熔蠟畫花，縫繡衣裙，飼養家禽，牧放牲畜，種稻養魚，等等。這些習俗對苗族兒童來說是必須遵守的，也是最起碼的行為準則。時間長了，這種行為準則自然而然地轉化為兒童的道德行為，并在兒童的頭腦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形成兒童內在的道德意識，從而在兒童成長的過程中支配他們的行為。
由此可見，風俗習慣對兒童的道德發展有著積極的影響，并促進了兒童道德情感、道德行為、道德意識的形成和發展。
三、審美娛樂功能
民俗文化的審美娛樂功能對生養其間的兒童產生潛在的影響，深深影響著兒童對色彩的喜好，對自然的謳歌，對性情的熏陶和對人格的塑造。
一個民族長期以來延續的風俗習慣，從兒童出生開始就伴隨著他們并影響和陶冶著他們的情操。比如藏族長期以來形成的最明顯的服飾和居住特色就是色彩鮮艷、裝飾奇特，對兒童來說，這些是能夠直接感知的，是周圍生活中美的象征。這種美的刺激長期伴隨著兒童的生活，并不需要成人刻意提醒和教育，兒童自然地感受著色彩、服飾、建筑中的藝術美，進而產生一種積極愉快的情感體驗，促進審美能力的發展。通過調查發現，大部分藏族兒童都很喜歡本民族的服飾、住房、飲食。另外，藏族在節日、娛樂、禮儀和文化等方面的風俗習慣，特別是藏族的歌舞，在很大程度上也會使兒童產生積極的情感體驗。藏族素有“會說話就會唱歌，會走路就會跳舞”之說，這其實也是對藏族兒童藝術能力的概括。藏族兒童從小受藏族節日、娛樂、禮儀和文化的熏陶，逐步鍛煉了歌舞技能。藏族風俗習慣對兒童氣質、性格和能力的發展有明顯的促進作用。藏族兒童長期受藏族風俗習慣和文化熏陶，因而在氣質和性格上明顯地帶有藏族特色，如粗獷豪放的性格、“雄鷹”一般的氣質，都是對藏族人性格的概括，這與藏族在服飾、娛樂、待人接物以及教育方面的習慣是密切相關的。
苗族歌舞更是一種精神的寫照，那悠揚的音樂仿佛天籟之音，空曠而悠遠，清新而幽雅，粗獷、奔放的動作給人以力量之美。民族藝術能為兒童提供一種發現美、欣賞美、表現美和創造美的機會和空間，不僅能陶冶兒童的情操，還能洗滌凈化兒童的靈魂。
民族風俗習慣對兒童的教化往往是在無形之中發生的，它對兒童的社會認知、道德發展與行為方式的選擇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同時對兒童獲得各種社會知識、道德規范及發展審美能力起著重要的作用。如果說社會成員的教化是兒童社會化的外部動因，那么兒童個體內化則是社會教化得以實現的內在因素。兒童通過觀察學習、認知加工、角色扮演、主觀認同和自我強化，內化民族風俗習慣，將其規范并轉化為一種行為模式，這一過程體現了兒童社會化的主動性。
民俗是一個民族看得見摸得著的、鮮活的、能吸引人的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們演繹著多彩多姿的民間生活情景劇。但是，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后工業時代的來臨、知識經濟的出現，民俗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巨大的沖擊。民俗的產生與消失是一種正常現象，某些民俗的消亡也是不可阻擋的。對于民族傳統風俗習慣，愛之者視其為精神家園，恨之者視其為洪水猛獸。不管愛也好，恨也好，它總是無聲無息地影響著我們，熏陶著我們，制約著我們，而且它的影響、熏陶與制約作用還要繼續影響我們的后代。這就是民俗的生命力。但是，我們又不能不認識到：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不可能是不變的；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也不可能都是好的，總是良莠不齊的。好的風俗，我們要保存并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提倡“良風美俗”，以達到“普科學，美風俗；廣教化，正人心”的目的；壞的風俗，我們要改變它，摒棄“陳規陋習”，以達到“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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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俗；傳統節日；民族體育；體育文化
中國傳統的民族節日是人們適應不同時期的社會實踐而逐漸形成的。民族體育源自于民族競技，其文化內容與民俗活動相結合，在節日中作為一種休閑娛樂方式。隨著中國對于民族文化的重視，民族體育在民族節慶中呈現出來，不僅代表了民族性，同時也采用這種方式將極具民族色彩的體育文化傳承發展。隨著現代化的發展進程日益加快，人們的觀念意識也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多元文化的社會環境中，將具有民族代表性的民族體育文化作為民俗節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活動，就會對該文化以這種傳承的形式加以保護，并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實現演進。
一、民俗節慶中民族體育運動的文化內涵
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化是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適應生存環境，且在生存環境中進行生產斗爭而逐漸形成民族特有的文化積淀。民俗節慶是少數民族的文化瑰寶，不僅發揮著促進民族間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且還為民族文化傳承創造了載體。少數民族在民族節慶中，多會開展體育活動，無論是生產類的節慶，還是宗教祭祀類的民族節慶，都與民族體育存在著必然的聯系[1]。比如，納西族、土家族的傳統節日中，會舉行各種體育賽事以作為節日慶祝活動，諸如飛石鎖、打飛棒等等，而廣為熟知的騎馬、射箭等等則是許多少數民族在民俗節慶中必須要舉行的體育活動。這些體育運動都是從最原始的狩獵活動中演化而來。水上少數民族體育運動傳承至今，則是源于漁文化。比如，京族在民俗節慶中會開展游水捉鴨活動；苗族的獨木舟、傣族的賽龍舟都會在傳統的民族節日中舉行；高山族在民族節慶中會舉行頂壺競走等等。由此可見，少數民族的體育運動在民俗節慶中展開，不僅僅是作為節日間的娛樂活動，更是將其作為民族文化。很顯然，民族體育運動都與當地的生產活動存在著直接的關系。進入到商品經濟時代，這些生產活動逐漸被技術更為先進且極具科技含量的工具來完成，于是，生產活動轉化為體育活動[2]。比如，赫哲人的“狗拉雪橇”，西南獨龍族人的溜索和天梯，原本早期是為了適應生存環境而使用的民族交通工具，現在已經成為一種運動項目，同時也將該種運動作為體育文化得以傳承。
二、少數民族民俗節慶中民族體育運動的文化特征
（一）民族體育運動具有民族文化的傳承性
少數民族的節慶往往會與民俗相融合，形成了特有的少數民族文化。少數民族體育就是民族節慶中的一道獨居特色的文化風景。民族體育與社會意識存在著不解之緣，主要在于少數民族生存于特殊環境中，為了對自然現象有所控制而醞釀的各種行為方式成為了原始民族體育活動的萌芽。少數民族對于自然環境中的萬事萬物都賦予了精神色彩，如此而形成了信仰而扎根于意識深處。一些民族體育運動就源于這些信仰，因此會在民俗節慶中舉行，代表著更深層次的文化涵義[3]。伴隨著文體活動在各民族的節日中展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與民族的風土人情和道德規范相融合，成為了民族文化中一部分，由此而使得民族體育運動發揮著民族文化傳承的作用。
（二）民族體育運動實現了人文互動
少數民族的生活環境決定了生活方式，他們要不斷地與大自然搏斗，才能夠生存下去。如果對少數民族的體育文化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狩獵活動，這是古老的生存來源。少數民族的祖先采用這種方式解決生存問題，滿足自己的物質生活。隨著生存環境的穩定，也具備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使得這些古老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習俗。民俗節慶是少數民族定期舉辦的活動，信仰色彩濃重，將體育運動融入到這種民族節慶活動中，不僅為節慶增添了喜悅氣氛，對于民族祖先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種尊重和懷念。民族體育運動作為文化符號，促進了民族體育和民俗文化的水融[4]。民族傳統文化豐富多彩，將體育運動融入其中，民族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這種節日與體育活動的互動，使得民俗節慶的文化內涵更為豐富。
三、民俗節慶中民族體育運動的文化價值
節慶民俗中所開展的民族體育運動將各個民族的文化氣息展示出來，其中所蘊含的豐富文化是不言而喻的。諸如，彝族在節慶中所舉行的跳火繩運動、達斡爾族所舉行的曲棍球運動、藏族的賽牦牛運動等等，都具有鮮明的民族體育文化特點，更是民族體育演變過程的詮釋。
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而言，少數民族體育的延續，融合了各種時代性因素，經過體育文化的積淀而形成了文化結構，民族性決定了民族體育文化的特有風格。目前中國社會處于文化大融合時期，同時也是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正處于傳承的關鍵時期，鑒于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在本質上與體育存在著趨同性，雖然其在顯性上以體育運動的形式呈現，但是這種肢體活動是建立在教育文化的層次之上。特別是當民族體育運動被融入到民俗節慶活動中，就使得體育活動成為了文化的一種表達形式，也可以認為體育運動是以媒介的方式發揮教育功能[5]。
少數民族體育活動帶有濃重的少數民族文化色彩，在民俗節慶中展開，與民俗文化活動產生互動效應，使得民俗節慶不再是單一的紀念性活動，而是更能夠滿足多種民族活動需求，使人們在維護民族文化的同時，還通過體育運動賦予了民族以更富于時代特點的新的涵義。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與民俗文化的融合，如果從民族的原生態的角度研究，其更具有民族文化傳承的價值。
結論：
綜上所述，少數民族節慶中的民族體育運動是民族社會文化的濃縮，特別是在現代的社會中，民族體育更能夠體現人文性特征，在目前的多元文化中獨樹一幟，更為突出文化的傳統型和傳承性。在民族節慶中開展民族體育運用，是以節慶為載體傳承體育文化的一種途徑，以彰顯民族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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