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8-11 18:10:4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現代音樂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20世紀后期以來，中國的音樂創作領域里不斷地發生著深刻的變革。作曲家們在具體的創作實踐當中，從作品的題材內容到音樂的表現手段上，從寫作的藝術觀念到創作技法上，出現了全方位的“躍動”和“追尋”。無論是音樂創作中的個性和思想，都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銳氣和活力。作曲家們在創作中的想象力和音樂思維的空間方面，不斷地在迅速地拓展和創新，并伴隨著世界大文化的主潮，在現代音樂創作的領域里激起跌宕的回響。本次“論壇”中的“交響音樂會”于4月7日晚在上海大歌劇院上演，由上海廣播交響樂團現場演出交響音樂新作品7部。從這些新作品所展示的相關內容上來看，它們在音樂的表現形式和風格上各有不同，具有相應的思想深度和創作個性，并且在藝術的追求上富有濃郁的情趣和新意。
香港作曲家曾葉發(香港文化界聯席會議主席)創作的《一調子》，是通過作者對中國廣東音樂的表層印象和風格的體驗，借用廣東音樂基本的特性素材創作而成。樂曲以單一性的主題旋律思維作為全曲的主干樂思發展脈絡，并且運用“主調多聲”的特殊處理方式，以加花變奏的特點進行各個聲部之間的組合與調配。作者真正的創作個性是以后現代音樂的創作思維方式，運用“非功能調性”的特殊思維處理方法統攝整體音樂的發展，而傳統性的廣東音樂并沒有任何的突顯。正如作者說：“這里并不表示這首樂曲在于模仿廣東音樂的調性旋律風格，與廣東音樂的傳統實‘風馬牛不相及’，但聽眾不妨嘗試比較兩者的關系。”樂曲通過富有特色的配器方式構筑出交響音樂的獨特音響造型，為了體現旋律的自由引申和內在的進行，主導樂思提供了最大的動力性發展。這是作品的主要環節。和聲的運用是以主題樂思的發展需要，進行相關點綴性的特殊處理和安排。而在線條性的旋法過程中，由對位性的復合性樂思進行組合，使音樂的發展具有更加深刻的表現力。在整體的樂思發展中，作者以旋律的各種變化來顯示出作品的音樂個性，但是，所有的旋律在發展中已被各種新的樂思所掩飾。各種樂器的結合，在音色上的點綴是相應的、有趣的表現，使音樂本體的表現力富有更大的想象空間。這部作品是在上海首演，在本次音樂論壇中引人注目。主要原因是后，香港地區的現代音樂和交響音樂創作的發展現狀，人們還了解得不多。通過這次相關的、具有代表性的現代交響音樂作品，使人們對香港地區的現代音樂創作能夠有所了解，而《一調子》這部作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香港當前現代音樂創作的一個基本概況。
王強(原上海音樂學院教授，現移居香港)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零號》，在這次音樂會中演奏了其中的第二樂章和第三樂章。由上海音樂學院研究生鄭維民擔任小提琴獨奏。作品的創作主導因素是從小提琴樂器本身的E、A、D、G四條琴弦引出，通過對小提琴音色上的調配和對演奏技巧上的進一步挖掘，使音樂在三種不同的速度和力度上形成強烈的對比。由于“交響音樂會”的時間限制，原來擬定的第一樂章沒有演奏，實為遺憾。但是，后面的兩個樂章從音樂的總體風格上，已經能夠表明作曲家所要表達的完整音樂創作思想。特別是第三樂章的主題構筑，作者把握住了樂思的主導內核，整體音樂的發展與第二樂章的慢板形成呼應的密切聯系。在創作的手法表現上，傳統的寫作因素富有“浪漫主義”的濃郁氣息，從寫作的技法上已經融入了現代作曲的相關手法和特征，從而使作品充滿了新意。最為突出的是作者在樂思的整體發展中，注重民族音樂的風格特色。同時，也賦予了作品個性化的體現。從更深的層面上來看，作曲家所要表現的是作品中所包含的人生哲學思想，也包含著作者在創作思維過程中所要表達的思想內涵。
作曲家呂其明(上海音樂家協會副主席)創作的交響樂《龍華祭》，是紀念在中國革命時期的中，在上海戰役中英勇犧牲的7000多名中國人民戰士。作曲家為了追思這些祖國的英雄，以內心的真摯情感和深刻的思念之情，用清醇樸實的音符，謳歌了故去的烈士們。這部作品曾經獲得2001年中國音樂“金鐘獎”。該作品以傳統技法寫作而成，旋律的氣息非常寬展和平穩，在構思上以凝重的主題思維特征展現。主導樂思始終貫穿在整體樂曲的進行之中。通過單一性的線性樂思發展，融入多層面的樂思交織，使樂曲的表現富有張力。該作品在這次以現代音樂為主題的活動中，其創作手法是完全傳統思維化的，在以現代音樂為主體的“交響音樂會”中同臺演出，同樣是顯得非常融合，并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這說明了音樂的本質是為了表達音樂的主題思想內容。因此，無論是傳統與現代，都離不開最基本的“主題”思想內容的表達。
楊立青教授(上海音樂學院院長)創作的中胡與交響樂隊《荒漠暮色》，這部作品是應日本“絲路的回響”執行委員會的委約，創作于1998年。全曲演奏時間為14分左右。作曲家采用了中胡“協奏曲”性的特殊表現形式創作而成。從中胡的獨特使用與其特殊的樂器音色上來看，中胡的音樂主要是從人的內心世界去表現更多的思想意境。而樂隊與各個聲部之間的樂思處理，是以不同色彩的音色對比和非常清晰的多種疊置組合而構成，并以濃烈的和聲與交織的復調融合在一起，構筑了一幅夕陽映射下的大自然絕美壯觀的風蝕地貌圖畫。管弦樂隊總體配器的技術處理上，顯示出了作者高超的配器技術與極盡完美的音色造型調配，并在樂思的不斷運動中，呈現出了一種疏、密、濃、淡的線條性起伏，經過多種層面上的樂思對比，形成了異常鮮明的色彩性音響效果，營造出了一種海市蜃樓、情景交融的美妙藝術境界。作曲家在寫作手法上使用了九個音的音階。整體創作的風格上，表現出了一種光和色的大寫意。在樂思的發展上，借用由中胡演奏的兩次中國古琴曲《梅花三弄》開始的主題素材，將基本的音樂主題與《梅花三弄》的主題相互交融，通過核心音樂語匯進行有序的發展與建構，形成一種主導樂思的動力性展開。在旋法上主要是以五度、小二度、三全音作為基本的聲部線條進行呈示和衍展，和聲的構筑也從此派生而出。整體作品結構的構思是比較自由的形式，不套用任何的曲式結構。從作品的表現內容上，作者主要體現了一種“西出陽關無故人”的詩意和一望無際的沙漠在暮色中色彩斑斕、變化無窮的意境，使人們感受到一種“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詩意。
秦文琛(中央音樂學院青年教師)創作的大型交響樂隊作品《際之響》，是獲得2001年德國管弦樂作曲大賽第一名的作品，在此次活動中是公開首演，也是人們所期待和關注的新作品。該作品以一個重要的音“H”貫穿發展在整體的音樂之中，“H”是德語發音中的“B”，因此，作者是以“B”音為主導線索進行樂思的各種組合和變化的。同時“H”字母也是佛教《六字箴言》第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所以，作曲家精心設計的“H”音，也同時表明了音樂所要表達的主題思想內容。作者說：“璀璨、神秘、古樸和力量是留給我深刻的印象，樂曲《際之響》吸收了某些音樂的因素，并通過樂隊劇場效果和微分音處理，旨在將整個劇場作為空間，來構建特別的聲響，以此來表達作者對的強烈感受。”這部作品通過純技法音樂的運動形態，由音樂運動過程中的結構張力和節奏上的動力以及音色上的變化對比，表現了一種在音響造型上進行高度抽象的交響藝術思維方式。在樂思的發展過程中，以微分音及色塊的交織使用為基本特色，注重樂音運動過程中的色彩性與和聲性的細致變化，強調兩組打擊樂與整體交響樂隊之間交響化的立體音響造型。該作品從全新的創作構思角度，給人們帶來了世界交響音樂創作領域里新的學術信息，同時，這部作品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窗口，它可以作為我們目前了解世界交響音樂創作領域里的發展狀況。
蔣安慶(中央音樂學院研究生)創作的《虛擬愛情》，是為管弦樂隊而作。作者通過當代世界互聯網中人們復雜的思想情感，從一個人們所關注的側面，運用交響音樂的思維表達方式，向人民展示了在現代電子信息高速發展的互聯網的世界當中，一切都變得如同虛構。如作者說：“人們沉醉在其中，對虛擬的網絡世界充滿著好奇與幻想，嘗試從中追尋那夢寐以求的幸福情感。有人得到，也有人失去。那飽含深情的舉動令人癡迷，卻往往忘記了最終的結局也許恰好說明了這終究是一場亦真亦幻的虛擬游戲。”這部作品通過不同樂器的音色化處理，使樂思在清雅的氣息中蜿蜒不斷地展開。具有中國線條音樂思維特征的主題因素，始終把握著整體音樂的運動和發展。因此，該作品具有濃郁的中國現代音樂風格和時代音樂的特色。作曲家以現代特色的樸素音樂語言，表現了現代社會“虛擬”的愛情和人生觀，通過這部作品的音樂“真言”，力圖喚醒人們對“愛情”和“人生”的真情。同時，在作品中體現了作者的音樂創作思想和藝術審美特征。
葉小綱(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創作的小提琴協奏曲《最后的樂園》，是于1993年應香港市政局的委托而創作。該作品的音樂創作風格體現在以中國安徽民間特有的音樂風格上，作者采用中國農民隨意哼唱的“山歌”音調作為全曲的主要音樂動機，而帶有傳統思維的主題樂思就是構筑在這個特殊的樂思之中。在具體的音樂處理上，作者依靠節奏的律動變化和樂思運動過程中的各種不同形態的發展組合，使音樂展現出富有中國音樂特色的格調。在樂曲的整體結構設計上，通過全曲三個大部分的結構性的對比，由強與弱、濃與淡、遠與近的時空性音響造型，表現了作者的一種特殊音樂思維方式。同時，在有限的“山歌”主導樂思的材料使用上，盡可能地去表現出依據于中國民族音樂個性化這一富有特性的基本創作手法，并將東方民族與西方民族之間的優秀傳統文化，以交響音樂的表現形式完整地結合在一起的特色。樂曲中呈現出的中國民間“山歌”風格的音響流動，是以線條性的雙層次運動方式進行，使音樂以自然的交融與組合進行發展。在主題樂思的運動過程中，單一性的小提琴獨奏音色與復合性的交響樂隊之間的調配組合，顯示出音樂中清醇的音色對比。在這種富有詩意的交響音樂思維過程中，“山歌”的樂思時而高亢激蕩、時而平穩安靜，最后“山歌”遠去了，隱退在那無盡的“樂園”遙想之中。同時，也生動地體現了作曲家內在的藝術審美意識：“在音樂中要追求一種東方式的人生理想，在走向天國的路途中，喜悅才是生命通向最后旅程的最高境界(作者自語)。”這部作品以比較直觀的交響音樂語言和樸實的民族音樂風格特征，向人們展示了作曲家內心的思想和情感，體現了現代交響音樂創作的新思維和新意識。
從創作和學術的觀點上，客觀地去評介上述新作品。這些作品在風格上各異，作曲家們從各自的音樂審美角度出發，從作品中反映出相關的一些特點。1.上述的作品在創作的立意上，基本是追尋個性化的和富有民族音樂特色的基本原則，在具體的創作上，將民族民間性的音樂素材經過細致的加工處理，借鑒性地運用在自己的作品中，這說明了民族音樂之根已深深地埋在作曲家們的創作思想當中。2.從作品的題材上來看，基本上每部作品都有標題，無論作品的標題是否具有明確的意思。從另一個角度上講，由于作品標題的提示作用和點題的意蘊，作者對作品主題思維的表現內容仍然是注重的，并且是放在首位的。這也說明了現代音樂是為了讓更多的聽眾所能夠接受，使更多的人們能夠理解和貼近現代音樂。3.從作品的創作技法上來看，作曲家們在注重傳統與現代技法表現運用的同時，也對音樂創作中如何融入新的音樂因素，而進一步地去探索和發掘更加新穎的創作技法與音樂表現手段。4.在對作品整體結構的處理上，作曲家們更多的是考慮音樂的完整表現，以及如何使音樂本體的創作因素在結構上更加符合邏輯性。5.從上述這些作品中的創作特色上來看，作曲家們所追尋的是創作中的自由個性，每部作品都體現著作曲家自己獨特的音樂風格，并散發著“青春”的氣息和充滿著“美麗”的音樂色彩。
[關鍵詞]現代音樂;后現代音樂;音樂存在方式
音樂的存在方式問題，是音樂美學研究中第一性的問題，應從音樂在形態、意識、行為三方面構成的完整存在來全面認識。奧地利音樂家漢斯立克曾在《論音樂的美》一書中提出：“情感表現完全不是音樂的職能，音樂的美是一種不依附、不需要外來內容的美，音樂同音樂之外的思想范圍無關。”他得出了“音樂的內容只是樂音運動的形式”這一最終結論。的確，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是以音響及其運動形式作為音樂的存在方式，這是一種強調“音本體”的“自律論”的音樂美學思想，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這一研究方法的片面性，從而使對音樂存在方式問題的研究重新得到了重視。
“現代音樂”是對19世紀末到21世紀音樂藝術中各種新興音樂流派的一個總稱。在這一階段，西方音樂經歷了一個質的變化，產生了眾多的音樂流派及音樂理論體系。其中，代表著各個時期專業音樂發展前沿的被人們泛稱為“現代派”或“先鋒派”的作曲家們所創作的音樂作品及他們所發明和使用的新的作曲技巧，使人們領略了種種前所未聽的音響、紛繁復雜的體系及個性迥然的技術。現代音樂是1980年浪漫派音樂解體之后，后期浪漫主義在各國的擴散以及被個性化的產物，所以它代表著許多立場、觀點、方法截然不同的各種派別，他們在創作中的主要表現是突破性和實驗性，是一種新的創作技法和新的音樂語言的嘗試和使用。那么，現代音樂的存在方式，是否亦是“聲、音、樂”三位一體的呢？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20世紀中期結構主義思潮達到鼎盛，它強調研究的客觀性與科學性，注重研究與作者無關的文學文本本身及其“構造”和“關系”，以揭示文本表層結構下的深層結構意義。結構主義強調藝術作品的自律性并把形式視為藝術研究的對象。奧地利音樂理論家申克的音樂分析理論概念是建立在有機連貫性理論基礎上的，他把音樂作品本身作為一個有機整體進行分析，是一個封閉的、自律的系統，構成音樂的各要素在其中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它們之間達到了離開其中之一便不能解釋其中另一的緊密程度。新的方法論深入到構成音樂作品微觀領域中研究音與音、和弦與和弦的關系，探尋音樂作品的內在規律。傳統的觀念是拋開相互之間的總體聯系而對其內部形態進行孤立、靜止的研究與考察，是片面的、分裂開的，而實際上我們今天的學習也大多數是以這種方法而進行。申克理論的提出，對傳統的觀念是一個巨大的沖擊。他的由上方旋律的下行”原始線條”與下方低音“I—V—I”形式的結構合起來組成的“原始基礎結構”是任何一部調性音樂所必然具有的共同結構，作品中其它一切結構和因素都是在這個基礎上衍生出來的。申克理論相對于傳統方法有一定的進步性，但他片面強調了“音”本身，只注重分析作品自身結構要素，而忽視了音樂存在的意識、行為要素，所以難免陷入“自律論”的泥淖。
新維也納樂派的勛伯格，在進入他創作的第二個時期自由無調性時期后，發現要保持無調性就要尋找另一種足以代替調性的新的結構力，經過近十年的實驗，創立了十二音作曲法即序列音樂技術，將“強化了的主題一致性”作為其作品的結構力。這是一種非常理性的創作方式，它刻意追求形式的高度完美，用倒影、逆行等手法對序列進行結構形式上的變化，但他的這種創作方法并沒有因為崇尚理性形式的表現而被稱為是“形式主義”，被劃歸于“自律論”一邊，因為正如勛伯格所說“一件藝術品，只有當他把作者內心中激蕩的感情傳達給聽眾的時候，他才能產生最大的效果，才能由此引起聽眾內心感情的激蕩。”的確，他們在“形式”的背后運用獨特的手法在表現一種特殊的“情感”。他們注重形式，但并未把形式同表現、情感隔絕起來，并沒有完全排斥“他律”的內容表現。用最理性的設計、最精密的內容，描繪了人們心中最深層、最隱秘的部分，是一種真誠的坦露。其后的斯特拉文斯基在1935年的《我的生活紀年》中也曾對他的音樂觀有精辟的陳述：“我認為，由于其本說，音樂就根本而言是無力表達任何東西的，不論是某種感情、心態、情緒，還是某種自然現象等等……音樂現象給與我的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在事物中建立起一種秩序，包括—并且特別是—人和時間的協調。”這是他轉向“新古典主義”風格后，在音樂創作中所主張的對形式、結構、秩序的一種側重。這與我國魏晉時期稽康《聲無哀樂論》中的音樂美學觀點似有相同之處。斯特拉文斯基在晚年轉向了序列主義，并改良了“整體序列”的枯燥、艱澀的純形式化手法，使序列手法更加靈活多樣。斯特拉文斯基和勛伯格作為20世紀新音樂的開拓者，他們共同的成就就是打破傳統的基于七個音的大小調體系，努力挖掘一切其它音樂材料的可能性，開拓了音樂創作的思維想象空間。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西方現代音樂中居于統治地位的序列主義，以及那種在“音樂本體化”的口號下過于強調音樂的自律性，將音響材料自身的處理及其結構原則置于至高無上地位的唯理主義思潮被稱為“后現代主義”。如果說現代音樂是有序的，如勛伯格的“十二音體系”、梅西安的“有限移位”體系等，他們取代了傳統的大小調體系，而后現代主義則走向無序，走向行為過程，走向復風格，走向廣場，走向世俗，走向了虛擬空間。
隨著“結構主義”的到來，以約翰•凱奇和斯托克豪森等當代音樂家為代表人物的偶然音樂不得不中止那種高度秩序化、組織化結構的音樂，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失去秩序控制和組織化的“不確定性”和“偶然性”。音樂的時空觀念、陳述秩序完全被打亂，突出即興的任意性和偶然性。偶然音樂家們十分推崇漢斯立克的音樂美學觀點，認為“音樂作品除了他的聲音之外，沒有其他東西。”“聲音的結構或解構，或聲音經過若干時間層的進行，它們就是主題自身，它意味著聲音的行為和生命……”他們將音樂形式——“自律論”推向了極端。“音響的來源是無關緊要的，音響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不需要表示任何異議，音響就是印象。”他們還強調音樂的純客觀性，“讓音響就是它自身，而不應使它成為人為的理論的工具，或表現人類情感的工具。”在他們的認識里，音樂與人類情感只是一種刺激與反映的關系，是一種純粹無意識的、機械的關系。音樂本身是既無目的又無意義的，又不表達內容，成了完全的“不確定性”的“偶然音樂”。
首演于1950年的《四分三十三秒》，是約翰•凱奇偶然音樂中的極端作品。演出時，鋼琴家克萊曼在臺上一個音也沒有彈奏，只是在33秒、2分40秒時關上琴蓋又打開來，觀眾不知道作品會是這樣的，因此從忍耐、驚訝到最后的怒不可遏，心里產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并表現出來，這就構成了凱奇這部作品的全部內容。音樂被發展到這種形式，它還能被稱之為音樂嗎？凱奇認為，音樂應打破人為的控制，有價值的是事物或生活本身，正如他在《寂靜》一書中所說，“寫音樂的目的是什么？當然不是與各種意圖打交道，而是與音響打交道。或者說，答案必須采取反論的方式，有意義的或無意義的游戲。然而，這宗游戲是對生活的一種肯定——不是試圖使混亂變得有秩序或表示創造的價值，而僅僅是使我們注意到我們親身經歷著的生活的一種方式……”基于這種思想，他在創作中采用了偶然、隨機的方法，他創作的目的是讓大家傾聽生活中、自然界沒有人工控制的聲音。這種典型的后現代主義，深刻體現了關于音樂存在的“自律論”的觀點，它抹殺了藝術和生活的界限，消解了藝術高于生活的等級限制，解除了人為的對音響的控制，也暗合了后現代的反美學意義。盡管對偶然音樂的褒貶不一，但它打破傳統，是任何都成為可能的思想，對所有學科領域都應是有所啟發的。
科普蘭曾經對現代音樂有過這樣的概括：“反傳統是現代音樂的重要特征之一，大多數現代音樂都不是或不僅是以‘傳統意義上的美’的表現為旨歸的。在幾乎所有現代作曲家的心中，音樂是接近于自律的，只是一種音響運動，力量的展示，情緒的表現。”偶然音樂之后的概念音樂、環境音樂、行為化音樂、復風格或多元主義音樂等，大都是符合這一規律的。然而，音樂家的為所欲為的“自由”，付出的代價，卻是聽眾的“喪失”(德籍捷克作曲家庫普科維奇語)。形勢的翻新自身成了一個目標，而被奉為“新規范”的前衛技法，變得非常易于模仿，很明顯，先鋒派的貶值，已是人們必須正視的一個現實。所以，音樂又迫于“回歸”了。倘若簡單的加以概括，“后現代主義，無非表明了一種對現存價值體系的強烈批判意向；同時，它又是人們的價值觀念及思維方式多重分裂的反應。”作曲家們所看重和強調的“音”本身，也在這一時期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整體來講，這一時期對音樂存在方式的認識，還是側重于強調音響形態的“自律論”觀點。
在經歷了一系列嘗試、創新后，西方后現代音樂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逐漸沉寂，作曲家在音樂創作中少了一些盲目，多了一些思考。片面的追求新奇的音響和艱澀的技法已不再作為創作的根本意圖，感性與理性的結合，在可聽性的基礎上突出現代性才是現代創作中所遵循的原則。就中央音樂學院舉辦的國際現代音樂節來說，自2004年至今，已成功舉辦了三屆，音樂節上所提交的作品是非常多的，但相比較而言，我們明顯的可以看出，作曲家創作理念的變化，作品的日趨成熟。音樂已不是片面強調音響形態，而是將音樂存在的形態、意識、行為三方面要素結合起來，所創作的音樂既有可聽性，又有新鮮感。而且，民族化的音樂語言被得以強調，傳統音樂普遍得到重視。目前，各國都在推廣發展自己的民族音樂，在創作中，將傳統與現代結合，已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潮流。
我們對現代音樂的理解和欣賞應從世界的文化角度上去體會，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種新的音樂思潮、新的音樂語言、新的作曲技法、新的音樂風格的現代作品會越來越快的展現在我們面前。各種現代的、傳統的和民族的音樂，已成為全人類的精神財富，世界音樂將會得以更快更迅猛的融合、發展與進步。在這種沖擊下，我們如何在保持自我的風格下勇于突破創新，我們如何把握這一切，這仍是值得思考的。本文較多的是對歷史的一種回顧，但更多的是展望，相信我們的音樂創作者都已經有所準備，迎接新的挑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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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十世紀音樂概論》[M]，孟憲福譯，人民音樂出版社
（3）《國外后現代音樂》[M]，宋瑾著，江蘇美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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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西樂論》[M]，相西源著，人民音樂出版社
（6）《申克音樂分析理論概要》[M]，于蘇賢著，人民音樂出版社
論文摘要：本文在闡述音樂研究對音樂表演的意義、寫作音樂論文對音樂表演與教學的作用以及音樂表演論文思考與寫作的基礎上，重點論述了音樂論文寫作對音樂表演的意義和幫助問題，以期提高音樂教學質量。
長期以來，在社會大環境和培養機制的雙重影響下，多數音樂專業院校中存在著注重音樂表演（演奏、演唱）技能和技巧的訓練，而輕視理論學習、科學研究的現象和問題，加之在音樂論文寫作方面缺乏自覺的文字功力訓練，從而限制了我們在音樂研究和音樂表演中前進的步伐，使我們的音樂表演難以具有深刻的內涵，而缺乏表現力和感染力。因此，音樂研究對音樂表演有什么樣的意義、音樂論文寫作對音樂表演起到什么作用、音樂表演論文可以從哪些方面進行思考與寫作等，都是筆者認為值得思考與探討的問題。
一、音樂研究對音樂表演的意義
音樂研究與音樂表演均表現為一種以音樂為對象的創造性勞動；區別主要體現在創作材料的不同以及由此帶來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的不同；音樂表演以形象思維為基礎，其表達方式為演奏或演唱；音樂研究以邏輯思維為基礎，其表達方式為語言和文字。兩者之間相互推動和補充。因此，音樂研究能夠促進音樂表演，對表演專業具體化的細節研究能夠直接指導表演實踐。
音樂研究從學科意義上講，即音樂學，它是研究音樂的所有理論學科的總稱。音樂學的總任務是透過與音樂有關的各種現象來闡明它們的本質及其規律。其研究對象正是音樂及有關音樂的一切事物【sup】［1］【/sup】。
音樂表演則既是一種再現的藝術，即它忠實地傳達和再現作曲家的音樂作品；又是一種富有創造性使命的藝術，即它要參與音樂意義的生成，填充和豐富音樂的內涵，并由此富于音樂新的生命。因此，音樂表演者不僅要具備音樂表演的技能，完滿地表演與再現音樂作品，而且還要具備對音樂作品進行創造性解釋和表現的能力；不僅要對音樂作品的歷史意義和內涵有深刻的認識和體驗，而且還要站在當今時代的立場上，運用當代的審美眼光，對音樂作品的意義做出新的理解和解釋，填充和豐富它的內涵【sup】［2］【/sup】。
鋼琴演奏家、理論家尤金烏德在《思考與演奏-對表演藝術的理論研究》一書中談到：“對于音樂學理論，今天的表演藝術家不是需要得更少，而是更多”。由此可見，當今的表演藝術家對于音樂學研究的需要是迫切的。原因之一是20世紀演奏觀念的改變。20世紀的演奏觀念受到同一時期音樂學研究大發展的影響，崇尚二度創作忠于原作，而忠于原作的基礎是種種歷史的、結構的和風格的音樂學研究成果。這些對于種種音樂學研究成果的認知、理解以及在表演過程中的運用，被稱為樂智（music intelligence），它是20世紀后半葉興起的新名詞，與樂感（music feeling）和樂技（music technique）一起，合稱表演藝術家的三大必要能力；原因之二是20世紀教學觀念的改變。20世紀講究表演詮釋必須基于對音樂文本的分析，而音樂文本的分析需要基于樂智。這是使得教學由口傳心授向樂智的培養轉變。教學逐漸從模仿過程變為揭秘的過程，即從謎面（譜面）通過樂智（音樂理論）走向謎底（音樂復原）的過程。
二、音樂論文寫作對音樂表演與教學的作用
音樂論文是對音樂某一領域中的某些現象和問題進行探討、研究，表述音樂科研成果的論文，也可把表達音樂研究成果的論文稱為音樂科研論文、音樂研究論文等等【sup】［3］【/sup】。作為音樂研究成果最重要的表現形式之一，它既是對音樂研究成果的描述與記錄，又是人們進行音樂學術交流的工具。
音樂表演專業寫作類別，主要為音樂表演研究論文和音樂教研論文。音樂表演論文是指表達聲樂或器樂表演研究成果的學術論文。一般來說更重科學性、實踐性和應用性，它既是研究對演唱、演奏技能和技巧的全面總結，又是對表演科學的理性認識與深層把握。音樂教研論文是教師對音樂教育領域中的理論與實際問題所進行的探討和研究，表達音樂教研成果的文章。它是從生動的音樂教學實踐中總結、提煉出來的。
筆者從事小提琴專業教學已有九年，結合自己寫作專業論文的經歷，我深刻感受到論文寫作對自己演奏與教學的幫助與作用。
首先，在寫作論文的過程中，可以調動自己所學到的各種知識來探討某些音樂現象和問題。同時，我們還會查閱大量的書籍和文獻，了解所寫題目的研究現狀，掌握最新研究動向，從而對論題有更成熟的思考和更深刻的認識，使自己所掌握的信息體系化、系統化。這樣就能在寫作的過程中不斷提高自身的認識力、思考力、分析力和運用專業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
其次，寫作學術論文能培養和增強文字表達能力，有助于提高學術語言的口頭表達能力，使我們的教學予演奏示范與科學表述為一體，提高教學效率，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學生重視理論修養和學術修養。 轉貼于
再次，音樂論文是進行音樂學術交流和傳播的工具。音樂學術交流、傳播的渠道是多種多樣的，可以是音樂會、研討會、錄音、錄像等，然而音樂學術論文是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因為它是傳遞、儲存信息的良好載體，是國內、國際間進行學術交流的有力工具。這種交流與傳播不僅能提高音樂研究的水平，而且還可以廣泛的普及已有的音樂研究成果。
最后，音樂論文寫作的過程，能使我們主動建立學術意識，培養科學鉆研的態度，并且逐漸形成創新性的思維。
三、音樂表演論文思考與寫作的角度
音樂表演論文思考與寫作的角度應是多方面的。
首先，可以運用已有的音樂學研究成果，對作曲家開展縱向、橫向、原點比較。縱向比較即對不同風格、不同時代、不同國籍的作曲家進行比較研究，旨在尋找出他們間的影響、聯系與傳承；橫向比較即對同時代、同國籍、同流派作曲家進行比較，尋找差異；原點比較即對一個作曲家不同時期、不同題材作品的比較，既尋找聯系，也尋究差異，從而使我們在把握作品音樂風格方面有所建樹。
其次，對音樂文本進行研究分析，從曲式結構、和聲、調式調性、速度力度等進行深入研究與分析，并以手稿為基礎，對作品進行不同版本的研究與分析，并將不同演奏家的演奏錄音進行比較研究。從而在演奏方法與風格詮釋上闡明自己的觀點。
再次，從事音樂表演教學的工作者，必然要求將教學與科研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科研予教學創新支持，教學反饋科研以靈感驅動，二者互相推動，相輔相成。因此，對已有的專業論著及同行發表的論文進行搜集、閱讀和整理。并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通過主觀的思考與探索，不斷將教學方法的積累升華為教學理論的形成，才可逐步建立自己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理論。
綜上，音樂論文是儲存、傳遞信息的良好載體，它不僅能廣泛傳播和普及已有的音樂研究成果，而且便于人們從中汲取知識，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創新。因此，筆者認為在音樂院校的表演專業中，進行音樂論文寫作訓練是極為必要的。
音樂不是技術，而是文化。我們只有在音樂研究中不斷前進，才能使我們超越自己，進入一個全新的、更高的音樂表演與學術境界，從而讓自己的音樂表演更富有感染力和生命力。
注釋
［1］ 廖乃雄、羅傳開.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音樂學”詞條.
［2］ 張 前.現代音樂美學研究對音樂表演藝術的啟示.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5.1.
［3］ 傅利民.音樂論文寫作基礎.上海音樂出版社，2004.9.1.
參考文獻
[論文關鍵詞]傳統音樂；倫理思想；啟示
我國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思想家們，在思考社會文化、探討音樂作用時對音樂倫理問題多有論及，只是論述的角度和程度不同而已。以儒家為主流的傳統禮樂思想特別強調音樂的倫理功效，強調音樂在移風易俗、陶情冶性、教化百姓、安邦治國等方面的獨特意義。在此后的兩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等時代，也有不少思想家、哲學家闡釋他們的某些思想。但是對于傳統音樂倫理思想的系統性總結與梳理，卻鮮有學者給予專門性研究。
在目前散見的有關音樂倫理思想記載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論語》、《茍子-樂論》、《呂氏春秋》、《樂記》；后來直至宋明理學的有關音樂倫理思想之闡述，如《文心雕龍》中的《樂府》，《通書》中的《禮樂》、《樂上》、《樂中》、《樂下》等，大都是承襲《樂記》而來。系統梳理和剖析我國傳統音樂倫理思想，將會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認識音樂倫理在現代意義上的價值。
一、樂通倫理，樂與政通
以倫理政治為軸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顯著特征，傳統文化中的“樂”不止是單純的歌唱鐘鼓之類，它的意義也決不僅僅限于音樂本身，而是關系到政治的隆替，國家的興衰，以至個人的禍福等。先秦諸子尤為強調音樂與政治、倫理的關系，曾就“樂”的社會作用和意義展開過激烈的論爭。
1．儒家賦予“樂”豐富的倫理內涵，把“樂”作為治理國家的重要工具，明確提出“樂通倫理”、“樂與政通”。在集儒家思想之大成的《樂記》中，最早將“倫”、“理”二字合用，指出音樂與政治、倫理相通：“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記·樂本篇》)；“是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樂記·樂施篇》)，是“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樂記·樂論篇》)。因而察樂便可知政，審樂可明人倫之理，合禮用樂就可以使人有德。孟子也主張樂通倫理，日：“聞其樂而知其德。”(《孟子·公孫丑》)《呂氏春秋》中多次論及樂與政治的關系，認為考察音樂便可了解一國之政。所謂：“凡音樂，通乎政而風乎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呂氏春秋·適音篇》)
2．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由于片面地認識到音樂亡國的事實而主張“非樂”。墨子論樂集中反映在《墨子·非樂》中。他站在小生產者的立場上，主張非樂：認為“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樂上》)。而要為樂就必須制造樂器，這既費時又費財，費用無非是剝削老百姓。而擔任演奏的樂手必是“耳目聰明，股肱之畢強，聲音之和調”的壯年，雖滿足了王公大人的享樂，卻浪費勞力，妨礙生產，必然虧奪百姓之財。這種非樂主張，一方面表明他是承認音樂的美感以及人們對于音樂的需求和社會作用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反對的是統治者“不節制用樂”的享樂行為所造成的危害。因此，他的思想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有一定的局限性。
3．法家代表商鞅和韓非則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上，堅決反對儒家的音樂主張。商鞅直接把“樂”斥為導致國家削弱的原因之一，指出：“六虱：日禮樂，日詩書，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站，必貧至削”(《商君書·勒令》)；“國強而不戰，毒輸于內，禮、樂、虱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于敵，國無禮、樂、虱官生，必強”(《商君書·去強》)。韓非則反對“新聲”，認為“新聲”是靡靡之樂，是亡國之音，并得出“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韓非子·十過》)的結論。以他們為代表的法家從“齊之以刑”的政治觀出發，認為音樂具有腐蝕人心的作用，不利于政權鞏固，不利于富國強兵，所以反對“禮樂”。這種思想和理論都是時代和社會的產物，反映了當時客觀政治形勢的激烈變化。
4．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由于看到了當時統治者“用樂”所造成的危害，因而不僅否定“禮樂”，而且將世俗的音樂本身也全否定了，這是他們思想的局限性。老子在“無為而治”的政治主張下，從“無欲”出發，認為“五音令人耳聾”(《老子》第十二章)，反對音樂。指出真正的音樂是形而上的、與“道”合一的音樂，即“大音希聲”。主張治亂最好的辦法是“無欲”。莊子從哲學的角度，提出“至樂無樂”的命題，主張真正的快樂是“無為”。他把“形色名聲”的“樂”和“鐘鼓之音”，看成是“樂之末”，日“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莊子·天道篇》)基于以上認識，道家否定了一切人聲之樂，并以此剝奪了人們享受音樂的權利。雖不利于音樂的存在和發展，但有利于當時統治者的統治。
從墨家、法家、道家的“樂論”分析，盡管他們反對儒家“以禮樂治天下”的主張，但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他們是承認音樂的社會作用、強調音樂與倫理、與政治之間的關系的。他們之所以反對音樂，除了有認識上的差異外，更多的是社會歷史與政治環境的影響。儒家則因強調“樂”在治國和協調人倫關系中的地位，能夠迎合封建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和人性的審美需要，使得其“樂論”思想占據了主流。
二、禮樂并舉與音樂的等級名分
在傳統禮樂制度中，禮，指人倫關系的“應當”，樂，在當時是音樂、詩歌和舞蹈相結合的綜合藝術的總稱。在《論語》、《茍子·樂論》、《禮記·樂記》中有許多關于禮樂關系的記述。其共同特點是：一方面將禮樂并舉，主張禮樂同功；另一方面主張禮樂互補，認為禮與樂應相互配合才能達到和諧有序的倫理功效，同時也凸顯了音樂的等級名分之倫理特點。
1．禮樂并舉。在傳統禮樂制度中，不僅重視
“制禮”，也注重“作樂”。主張禮與樂二者要統一起來，互不偏廢，禮要用樂來調和，樂要用禮來節制，最終達到社會、人事及天下的和諧。
其一，孔子強調禮樂并舉的作用。在《論語》中有二十多處是將禮、樂二字分言或合言論及的。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不難看出，“禮”在其“樂”的思想中有著極為突出的地位，認為樂與禮都是塑造仁人君子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只有“禮”、“樂”結合，才能相得益彰，達到治國安邦的目的。同時他也主張必須給禮、樂注以“仁”的精神，以達到“以樂化民”，避免“犯上作亂”，求得社會穩定的目的。
其二，《禮記·樂記》中系統論述了儒家的“禮樂”思想，一方面強調“禮”和“樂”的基本精神是“和”與“序”，指出禮樂的根本目的是用來促進人與社會的和諧。如“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
(《孟子·公孫丑》)另一方面又強調樂與禮功能各異，指出“樂者為同，禮者為異。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樂記·樂論篇》)。認為“禮”的作用在于規定天地、社會、人事的等級秩序，而“樂”的功能是“和同”人心，在“禮”的等級秩序之對立關系中起到調節和同的作用。
可見，我國傳統禮樂思想是奠基于孔子，成熟于茍子，至《樂記》而集大成，其特征是從社會倫理和政治需要考察音樂，要求樂要受禮制約，與禮配合，教化百姓、治理國家。因而必然顯現“以德抑情，以道制欲、重德輕藝”的弊端。 轉貼于
2．音樂的等級名分。我國傳統禮樂文化強調樂要合乎禮，由禮節制樂，樂要符合儒家所謂的等級名分。早在音樂的起源時代，“樂”就成了與“禮”密不可分的禮樂文明之重要組成部分。到西周已形成了較完整的“六代樂舞”，它們是對帝王創業及文武功德的歌頌和對天、地、神、祖先等不同等級的祭祀和頌揚。周統治者為了吸取商統治者因沉迷于鄭國“樂”而亡國的歷史教訓，制定了統一的禮樂典章制度，把上層社會的人分成許多等級，再依照等級地位的不同規定所施行的禮樂。如規定王使用樂隊可排列在東南西北四方，諸侯可排列三面，卿和大夫可排列兩面，士只可排一面。樂舞的規模也有所規定：王的樂舞隊列可有八行，稱“八佾”，每行8人，共64人；諸侯只可6人一行，排6行，共36人，以下逐層遞減。這些不同等級的禮樂在當時形成了“樂以象政”、“審樂知政”的社會局面。
孔子極力維護這種禮樂等級制度，對現實生活中不符合等級名分的“用樂”行為堅決反對，并以“樂”的等級名分作為規范和協調人們倫理關系的基本準則。在《論語》中，多處記述了孔子對“用樂”的看法和主張，如“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日：‘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論語·八佾》)在這里，孔子把禮、樂、仁緊緊聯系起來，主張“用樂”應該是有等級名分之禮的。
三、樂和民性，移風易俗
傳統音樂思想中強調音樂的社會作用，歸結起來就是一個“和”字，如“樂和民性”、“樂者敦和”，認為從個人至天下國家，音樂都能起到“和同”作用。
1．先秦儒家強調樂的“和同”作用，認為由音樂“和”，可以帶來民風民俗之“和”：“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論語·為政》)那么，音樂為什么能起到“和”的作用呢?茍子認為，音樂不僅能陶冶人之性情，而且能調和矛盾，使之不亂：“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荀子·樂論》)在他看來，好音樂對改善社會風尚有積極作用。
2．儒家深刻地認識到了音樂足以“善民心”，“和民性”，“移風易俗”的特點。孔子充分認識到了音樂的移風易俗之功用，主張一個全面發展的人必須用音樂進行修養：“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孝經·廣要道》)茍子也強調音樂在感化人心、移風易俗中的作用，指出：“夫聲樂之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樂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茍子·樂論》)孟子還主作樂應體現“仁”、“義”之德，認為仁德的言論不如仁德的音樂更能深入人心：“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孟子·盡心上》)不難看出，在儒家以仁義治天下的“王道”之政治主張中，是很重視“樂和民性”之功能的。
3．儒家強調“樂”不僅有娛樂人心之作用，而且是重要的道德教化之手段。《樂記》載：“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茍子日：“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
(《茍子·樂論》)儒家倡導以樂來教化民眾，認為好音樂既能表達情感又能確立道義，人的德行也能受到熏染，正所謂“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四、以“和”為美，美善相樂
“和”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范疇，儒家將“和”貫穿于音樂的內容、風格和形式的方面，既指音樂本體的“和諧”，又指音樂中情感和內容的“中和”。在以“和”為美的前提下，主張“德音之謂樂”(《孟子·盡心上》)，強調音樂的內容與形式、思想性與藝術性、審美價值與倫理價值的“美善統一”。
其一，孔子最早提出了“盡善盡美”的音樂評價標準，指出：“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關睢》樂而不，哀而不傷”(《論語-八佾》)；“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無邪’。”(《論語·為政》)他強調音樂要美善統一，要符合儒家倫理規范。《論語·衛靈公》記載：“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佞人殆。”其中“鄭聲”指春秋時鄭國的民間音樂，是新興音樂，有要求變革的內容，與表現中庸之德、體現中和之美的《雅》、《頌》之聲大相徑庭，故被他排斥，更被后世統治者作為“樂”、“靡靡之音”、“亡國之音”的代名詞。可見，孔子的“中和”音樂倫理觀是與其治國之道緊密聯系的，他崇雅斥鄭，是為了用雅正之樂來培養仁德之人，為仁政服務。
其二，荀子繼承了孔子“美善統一”的思想，明確提出“美善相樂”之音樂評價標準：“故樂行而志清，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荀子·樂論》)；《呂氏春秋·適音》指出：“夫音也有適，何謂適?衷，音之適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
云南民族傳統歌舞樂是中國民族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于此領域的研究，在近年陸續有研究成果問世。其中一部分是以舞蹈為論域，從歷史、文化、創作、傳承與保護等角度對云南民族舞蹈進行的研究。較有代表性的專著有《云南民族舞蹈史》（石裕祖2006）、《民族舞蹈文化傳承發展論綱》（石裕祖主編2010）、《舞蹈文化論》（曾金華2010）、《云南民族舞蹈研究》（陳申2010）等。另一部分是以音樂為主題，其中雖涉及歌舞樂，但仍以音樂的分析、民族歌舞創作和舞臺實踐、民族樂器的描述等為研究的主要目標，如較有代表性的《云南原生態民族音樂》（張興榮2006）、《云南民族音樂散論》（錢康寧2006）、《云南民族樂器圖錄》（吳學源2009）等。還有一類是從人類學、文化學的學術視野，對云南民族歌舞樂進行的研究，如《云南民族音樂論》（周凱模2000）、《文化記憶與歌舞樂韻》（申波2011）、《一維兩閾———布朗族音樂文化志》（楊民康2012）、《拉祜族葫蘆笙舞的實地考察》（黃凌飛2013）等。論文方面，較多發表在各類刊物中，以音樂、舞蹈分類的學科意識對云南民族舞蹈、歌舞形態、表演創作等方面的一般性研究最為普遍，在一部分文章中文化視野和文化研究的理論方法等概念開始凸顯。以上研究中，從云南民族舞蹈史學的角度切入的研究主要是《云南民族舞蹈史》，該著在歷史線條的貫穿下，采用了一種近似民族學研究的方法試圖勾勒一幅云南民族舞蹈發展歷史的軌跡和風貌。《民族舞蹈文化傳承發展論綱》以論文集的方式，收錄26篇文章，內容涉及云南彝、納西、白、傈僳、佤、景頗、傣、藏等民族的民間舞蹈文化的傳承規律及發展趨勢，試圖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的開發思路，實現民族民間舞蹈文化的可持續發展。”[2]（P12）《舞蹈文化論》是一部文論集，收錄作者各種文章，按性質、體裁、形式分類的方法，大體分為：文學臺本與演出串詞、學術論文與舞蹈評述、調查報告及詩詞隨筆三個部分，從文化的視角對云南民族舞蹈的特征、表演、創作等做了論述。《云南民族舞蹈研究》主要運用藝術符號學原理，采用部分史料對云南民族舞蹈的形態、情感、儀禮以及審美方面進行了綜合研究。《云南原生態民族音樂》、《云南民族音樂散論》、《云南民族樂器圖錄》是從歌、舞、樂的不同角度，對云南各民族的音樂形態、樂器及創作演出做了描述和分析。《云南民族音樂論》是作者經過長期的田野考察，對云南各民族所創造出的內容豐富、色彩各異的音樂文化類型以及這些音樂文化類型在相關民族中所具有的藝術價值和人文價值做了一定程度的論述，其中對云南民族歌舞樂的“樂”文化特征做了不同以往的闡釋。《文化記憶與歌舞樂韻》雖是以正在消失的文明———云南古戲臺為焦點，但對云南民族樂舞民俗的文化生態以及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的可持續發展做了文化學意義的研究。《一維兩閾———布朗族音樂文化志》是目前國內第一部用民族志方式對云南特有族群的音樂進行研究和撰寫的著述，作者用“一維兩閾”的架構，對布朗族人生儀禮與社會、宗教禮儀、人生儀禮及個體性音樂活動、群體歌舞等內容做了音樂人類學意義的研究。《拉祜族葫蘆笙舞的實地考察》是作者通過對滇西南古老的山地民族———拉祜族葫蘆笙舞的田野考察，試圖從藝術人類學的視角對這一與西方音樂體系的“聽覺藝術”截然不同的一種帶有明顯東方身—聲—意三位合一藝術特點的“體化實踐”做出新的理論闡釋。在課題項目領域，2007年藝術學項目“彝族哈尼族（坻施洛孟）大型原生態歌舞樂套曲的保護、傳承與發展模式研究”項目，是對紅河地區部分彝族哈尼族的歌舞樂套曲進行的專題研究；2010青年項目“云南省石屏彝族花腰歌舞音樂及其文化形態研究”，以“音樂”為立足點，對其音樂形態、文化形態進行了一定的探析，此兩項均屬于區域性的音樂歌舞研究。2008年藝術學項目“云南民族民間舞蹈文化傳承規律及發展趨勢研究”，研究成果為探索現代社會變遷中民間舞蹈傳承與發展的論文集。2012年藝術學西部項目“云南15個特有民族舞蹈生態研究”，以“舞蹈”為核心，以生態為論域，擬進行學科交叉的學術研究，此兩項均為民族舞蹈學的專項研究。對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到自進入21世紀，云南民族歌舞樂領域的研究盡管還是在音樂、舞蹈各自的學科立場進行，但在人文社會多學科研究的影響下，云南民族藝術的研究已逐漸成長。如音樂學、舞蹈學等，不但完成了大量基礎資料的積累和音樂形態結構、舞蹈形態的研究工作，同時開始用“自己的眼光”來審視本土的傳統藝術，研究文本也越來越呈現出對多學科理論的應用和以多維視角進行研究的特征。對于云南諸多的無文字民族來講，文化的記憶及表達多是以肢體和聲音為主的，這是本土文化獨具特色的組成部分，至今仍然以極其鮮活，充滿生命力的態勢存在著。傳統樂舞是本族人對生活與文化意識的表達，在造就了民族的性格與文化的同時，也向人們展示了其生存的環境和對信仰的恪守。這種存在于社會生活中的重要藝術事象，需要我們用文化整體角度和東方文化的維度，將其置于特定場域和時空的文化之網上進行研究，這為中國民族本土藝術未來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認知范式和新的可能性。
二、云南民族傳統樂舞研究學術視野的轉換
伴隨當代文明的高速發展，全球范圍開始重新關注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傳統與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近十余年來，國內外眾多學者不斷來到云南進行民族文化的交流、考察等活動，為民族文化生態及人文資源的搶救、傳承、保護和開發提供幫助，意在使數千年來存活于云南具有獨特生命內質與活力的民族傳統藝術能夠應對強勢文化的侵擾。近年，隨著人類學、社會學、哲學等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方法的滲透，對民族傳統歌舞藝術的研究發生了新的變化。如即將在中國上海舉行的2013年國際傳統音樂學會（ICTM）第42屆年會，專門設定了“少數民族音樂與舞蹈的呈現和再現”、“音樂和舞蹈傳統的傳播方式之間的互動、綜合或是沖突”、“儀式、宗教及其表演藝術（音樂、舞蹈與戲劇）”等議題，該主題強調“再現民族音樂學與民族舞蹈學中文化實踐的歷史維度，以及研究者參與民族志歷史書寫的不同方式，意在探討歷史在傳遞和影響文化實踐中所起的作用并開啟一條研究者為現實目的而運用歷史資源的路徑。”①。這一研究取向表現出當民族傳統藝術成為民族志書寫主題時，音樂舞蹈可以以不同方式給我們的研究傳遞信息，并以新的意義建立起當代的實踐。此會議同時期望在音樂舞蹈學院和表演藝術學校中所形成的現代標準化實踐也納入批判性和比較性討論的范圍，請與會者提供重構民族傳統歌舞藝術個案研究的論文。在對云南民族歌舞樂長期的田野考察中可以發現，云南民族傳統樂舞作為內心體驗外化的一種方式，擁有獨特的文化形態和信仰系統。時至今日，各族群的信仰觀念、時空觀念、內部社會秩序等文化記憶依然在以身—聲—意為主體行動的樂舞中保留得最鮮明、最完整。傳統樂舞在“體化實踐”傳承過程中，在約定俗成的人文環境中，在觀念的不斷演進中，依然是一種具有完整的龐大系統和鮮明的藝術個性的文化體系，在身體、聲音方面形成了完整的意義系統。而云南民族歌舞樂的身體意向性，以及群體舞蹈時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意向性的溝通和互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真實的中國文化圖景，這種東方身體運動的文化價值和意義需要我們在人類所處的后現代境遇中重新認識和挖掘，將民族傳統歌舞樂作為構建文化的一種環境或場域，尋找新的研究命題，這是云南民族傳統樂舞未來重要的研究領域。作為一種生活實踐，傳統樂舞充滿著遠古生態的智慧，至今在各族心中仍具有情感聯通的功能與意義，仍然存在于這方水土之中。在具有民族性、地緣性和血緣性這個文化生態系統里，各族群歷史、語言、、文化心理和傳統藝術實踐之間的互動關系極為活躍，滲透在樂舞中的文化基因至今仍然作為一種歷史精魂貫通于日常生活中，并不斷按照自身的傳統習慣和族群信仰來維護和創造新的藝術語言，其主要功能是“使人們在自己的文化體驗框架內，進入到共享的體驗中”[3（]P40）。如何從云南民族傳統樂舞厚重的文明底蘊中，吸取文化的精神、思想以及思維方式，做出當代意義的文化闡釋，并以新的意義建立起當代的實踐，給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體來建設發展的中國藝術教育體系提供一種中國精神和中國經驗，這是云南民族傳統樂舞未來研究中重要的學術使命。當今藝術人類學的學術視野，使人們的研究視角在觀念、思維等方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社會和文化環境中發生的“藝術行為”和由此蘊含于其中的“意義系統”成為研究者的重要論域。當代法國現象學家梅洛-龐蒂(1908-1961)將體驗視為一個境域，他認為身體和世界應該是彌漫式的相互涵融，這是梅洛-龐蒂通過對身體和世界的闡釋所要呈現的一個核心思想。關于“身體現象”如何顯現意義系統以及身體如何在意識中得到構成、不同文化中的身體體驗、日常生活中的身體實踐、身體的空間性等理論，在國內音樂、舞蹈學界的研究中一直是被忽略的。而“身體轉向”是當今學術研究中的一個焦點論域，其特點之一在于從現象學的角度對身體所進行的研究。的確，“身體不僅僅是我們‘擁有’的物理實體，它也是一個行動系統，一種實踐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動中，身體的實際嵌入，是維持連貫的自我認同感的基本途徑。”[4]（P61-62）等理論視角，將為中國民族藝術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
三、結語
中國現代音樂創作實踐與理論研究之路，幾近一個世紀，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從整體上來看，中國現代音樂的理論研究是相對滯后于創作實踐的，并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中國現代音樂創作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乃至價值認定②。近年來，全國各大音樂學院紛紛成立了側重點略有不同，但都以中國現當代音樂創作研究為任務的“中心”，這標志著中國現代音樂在創作實踐經過相當長的歷史發展階段之后，開始了對這一歷史進程進行更加全面、更加系統、更加深入、更加理性的理論研究新時期。武漢音樂學院中國現代音樂研究中心也正是順應這一歷史潮流而成立的，并在成立之初就明確把成功舉辦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作研究年會作為中心2005年度的最重要工作。
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作研究年會的辦會思路，首先是為全國的作曲技術理論同行們搭建一個寬闊的研究中國現代音樂的平臺，形成團隊優勢，促進隊伍發展，提高理論水平，促進創作實踐；第二，有計劃、有步驟地邀請國內外重要的華人作曲家，在年會期間舉辦與音樂創作實踐密切關聯的講座，并與理論家及其理論研究形成直接與間接互動；第三，主辦單位武漢音樂學院與中心管理單位作曲系也希望通過年會的舉辦，有力地促進本院、本系的音樂創作與理論研究水平；第四，之所以命名為年會，表達了主辦單位與中國現代音樂研究中心希望能夠以長期不懈的形式，腳踏實地往前走的理想。
基于此，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作研究年會確定了“正式代表的論文宣講”、“嘉賓作曲家的主題講座”、“特邀代表的自由論壇”以及“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教師新作品音樂會”、“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本科學生室內樂作品音樂會”等主要內容。
12月3日晚，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作研究年會在武漢音樂學院編鐘音樂廳舉行了隆重的開幕式。會議齊聚了眾多知名的作曲家、理論家，全國各音樂學院和多所藝術學院、師范大學、綜合大學的近百名代表，以及《人民音樂》《黃鐘》《長江日報》《湖北日報》、湖北衛視等媒體的編輯記者。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兼中國現代音樂研究中心主任錢仁平宣布會議開幕。武漢音樂學院劉永平副院長主持開幕式，并宣讀了作曲界前輩羅忠先生、朱踐耳先生的賀辭。武漢音樂學院彭志敏副院長代表主辦單位向大會致辭。他代表東道主熱烈歡迎與會代表的到來，并強調這次會議是在積極調研、充分協商、廣泛征求同行的意見，并結合各方面條件和自身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提出了關于中國現代音樂創作研究這樣一個課題，選定了在第一次全國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會召開20周年這樣一個有意義的時間，并利用武漢音樂學院地處中部的地理優勢，為全國同行提供一個交流的平臺。武漢音樂學院前副院長匡學飛教授作為20年前第一次中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會的發起人之一也發表了講話，并對會議的召開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還宣讀了武漢音樂學院前院長趙德義教授從海外發來的賀電。上海音樂學院徐孟東副院長代表各兄弟院校，向大會致辭，并預祝會議成功。大會還收到了星海音樂學院院長唐永葆博士、著名作曲家張千一博士以及中國音樂學院、西安音樂學院、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等兄弟單位的賀電。開幕式的最后，由武漢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楊鋒教授、天津音樂學院院長姚盛昌教授、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徐孟東教授，為武漢音樂學院“中國現代音樂研究中心”揭牌。開幕式之后舉行了“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教師新作品音樂會”。該場音樂會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其中不少作品為國際首演，也不乏近年在國際、國內獲獎的優秀作品。曲目主要有劉健教授的《半坡的月圓之夜》――新笛、小堂鼓與八個音箱的十重奏和《風的回聲》――為十六支中國大竹笛而作；黃汛舫教授的無伴奏女聲合唱《工尺譜游戲》；青年教師羅林卡創作的無伴奏女聲合唱《夜歌》；丁冰創作的《涉江序列變奏曲》――為兩把大提琴而作；章瓊創作的弦樂四重奏《華嚴?觀瀾》；馮堅創作的《Soul.Wind》――為人聲與計算機而作；青年作曲家趙曦創作的《火天堂》――為小提琴與樂隊而作。本場音樂會由作曲系留美指揮博士周進老師與2002級指揮專業本科學生黃勝華擔任指揮，武漢音樂學院管弦系、民樂系、聲樂系、演藝學院的師生等演出。
12月4日上午，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作年會“論文宣講”部分，在武漢音樂學院濱江校區學術會議中心舉行。武漢音樂學院中國現代音樂研究中心在大會召開之前印刷、裝訂了《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作研究年會論文集》（責任編輯：錢仁平、張、黃茜、劉涓涓），并分發給參會代表。論文宣講第一場由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張大龍教授與上海音樂學院作曲指揮系副主任尹明五教授主持。武漢音樂學院鄭英烈教授首先發言，他生動地介紹了他與羅忠先生的結交以及共同深入學術研究的過程，并為年會呈獻了珍貴的《羅忠書信集》。藝術學院的李詩原副教授就中國現代音樂創作的研究現狀及研究方向作了相關發言。宣講論文的有上海音樂學院王瑞的《羅忠現代復調思維研究》、吳春福的《數以載樂，智以言情――析賈達群〈時間的對位〉結構手法》、中央音樂學院王桂升的《中西合璧，人樂合一――董立強為長笛、單簧管、中提琴而作的〈合〉之分析》、山東藝術學院田文的《從全息角度探究〈土樓回響〉和聲運用的規律性》、沈陽音樂學院周凌宇的《中西音樂素材及作曲技法結合的新型交響樂――楊立青的交響敘事詩〈烏江恨〉的創作分析》、中國音樂學院徐文正的《金湘〈第一弦樂四重奏〉分析》、竹崗的《新的挑戰，新的收獲――簡析〈水賦三疊〉》等。
12月4日下午舉行了第二場論文宣講。本場論文宣講由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王寧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姜萬通副教授主持。王寧教授首先宣讀了中國音樂學院對大會的賀信。先后宣講的論文有武漢音樂學院張的《“微縮圖”式的引子及其“庫資源意義”――黃汛舫〈工尺譜游戲〉音樂分析》，劉涓涓的《線形化的表現手法――羅忠藝術歌曲〈鷓鴣天――彩綢殷情捧玉鐘〉JV56分析》，倪軍的《1985年以來的中國現代音樂創作研究文獻綜述》，中國音樂學院溫展力的《樂譜的解放――“具體樂譜音樂”的引論》，武漢音樂學院云的《從三部作品來看劉健音樂創作中的電子音樂思維》，西安音樂學院陳士森的《〈二人臺〉全音階素材的運用方式》，大連大學蔣興忠的《無調性音樂作品中和聲的整體控制作用――析羅忠〈鋼琴曲三首〉之〈托卡塔〉》，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蔡夢的《李煥之新時期的器樂創作及其藝術特色》，武漢音樂學院錢仁平的《宏復調織體形態及其結構功能――何訓田〈聲音的圖案〉之三音樂分析》等。
12月4日晚，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本科學生室內樂作品音樂會在編鐘音樂廳舉行，參加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作研究年會的專家學者們與廣大觀眾一起饒有興趣地聽取了這場音樂會。音樂會演出的作品有王葉的鋼琴三重奏《京調托卡塔》、蔡建純的男高音與鋼琴《夜雨寄北》、姚娟的雙大提琴《五度二重奏》、孫劍的嗩吶與四聲道的五重奏《破陣圖》、劉丁的弦樂四重奏《我的詩篇》、王剛、張兢兢的《無序之槌》――為打擊樂與Max程序而作、周亮的《狂野的Boggie》――小提琴與鋼琴、彭丹的《魅影》――為大提琴與計算機而作、何苗的鋼琴五重奏《弦舞》。
12月4日晚21時，剛聽完“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本科學生室內樂作品音樂會”的全國各音樂學院的作曲系主任又齊聚一堂，召開了由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發起的“第一屆全國音樂學院作曲系系主任聯席會”。參會者有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上海音樂學院作曲指揮系副主任尹明五、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工程系副主任陳強斌、中國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王寧、沈陽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曹家韻、四川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宋名筑、星海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房曉敏、天津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顧之勉、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張大龍、副主任蔡夢以及武漢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錢仁平。與會的系主任各抒己見，對全國音樂學院作曲系的作曲主科以及和聲、曲式、復調、配器“四大件”的教學大綱、教學內容、教學形式、考試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建設性的理念與構想。大家還就各音樂學院作曲系師生之間的學術交流、資源共享等問題進行了磋商。第一屆全國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聯席會最后決定，第二屆聯席會將于2006年10月在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舉行。
12月5日上午，年會之“嘉賓作曲家主題講座”暨武漢音樂學院“新世紀音樂論壇”第四期、第五期在編鐘音樂廳相繼“開壇論道”！首先登上論壇的是作曲家、中央音樂學院郭文景教授。他的題目是《交響詩〈川崖懸葬〉――為兩架鋼琴與管弦樂隊而作――的音高組織》。郭文景首先簡要回顧了這首作品的選題原因及其創作動機，隨后從和聲、調式和音階三個方面對《川崖懸葬》的音高組織進行了詳細的闡釋。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徐孟東的論題是《上海音樂學院作曲家群體近年來的現代音樂創作綜述》。他首先論述了上海對于中國現代音樂發生、發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接著對上海音樂學院作曲家群體近年來在創作觀念、技法方面的思考、變化與突破，進行了簡略論述。他指出上海音樂學院作曲家群體回歸了“海派”音樂文化的特征，并統一匯入上海的城市精神――海納百川――的潮流之中。他還進一步指出，上海音樂學院作曲家群體創作的現代音樂，在觀念層面上體現出“復合風格”。各種現代技法為我所用，創作了大量各具特色的中國現代音樂作品。他們在創作音樂的過程中，力圖創作的音樂保持中國音樂的“神韻”，在作品中又運用了大量的現代音樂作曲技法，形成“民族性與世界性”的交融，并逐漸形成自己的創作風格。隨后，他還對何訓田的室內樂《聲音的圖案》、賈達群《蜀韻》、尹明五的舞劇音樂《憶》、他自己的《驚夢》以及葉國輝的《聲音的六個瞬間》、朱世瑞的合唱作品《草》、陳強斌的《飛歌》進行了簡要分析。
12月5日下午，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作研究年會舉行了第三場論文宣講。本場論文宣講由天津音樂學院作曲系副主任顧之勉副教授、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工程系副主任陳強斌副教授、藝術學院李詩源博士主持。先后宣講的論文有中央音樂學院婁文利的《瞿小松室內歌劇〈命若琴弦〉中塑造人物的手法》，武漢音樂學院田可文的《讀〈月的悲吟〉》、鄭思的《比例音集的形成及其宏復調形態的計算機模擬》、汪森的《關于現代音樂的本體論思考》，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馮蘭芳、盧璐的發言，西安音樂學院夏滟洲的《現代音樂還是應該建立在可聽的基礎之上》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姜萬通的《音樂創作中的系統性特征》等。
12月4日上午舉行了由特邀代表輪流發言的“自由論壇”。論壇由中國現代音樂研究專家、第一次青年作曲家作品交流會發起人之一、首都師范大學王安國教授主持。中國音樂學院高為杰教授首先就音樂創作如何做到“雅俗共賞”這個議題和大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他認為作曲家既要能創作出精深高雅的“雅”音樂，又要能創作出面向大眾的“俗”音樂，要能把雅文化與俗文化更好地結合起來。他以皮亞佐拉的“新探戈”為例進行了論述。接著他還給大家播放了自己早年用臺灣城市民謠創作的樂曲，這部作品中“夾雜”了《流浪者之歌》《瑤族長鼓舞》《劍之舞》等曲調，但在配器上運用了獨特的現代音樂創作手法，給聽眾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也達到了雅俗共賞的目的。高為杰教授最后指出，實際上要達到雅俗共賞是十分困難的，要求作曲家有很深的作曲理論功底、豐富的生活經驗以及深厚的文化修養。中國音樂學院李西安教授呼吁教師們在教學中應該不拘一格培養人才，并建議將包括中國現代音樂創作在內的現代音樂課程納入音樂院校的教學體系中去，以便讓同學們對現代音樂有更全面的認識與了解。天津音樂學院院長姚盛昌教授就現代音樂創作中如何做到“得心應手”、“得手應心”與“心手相應”，作了發言。金湘、房曉敏、張大龍、楊青、曹家韻、宋名筑、鄭英烈、劉健等分別就如何面對和解決作曲教學、理論研究、音樂創作中所存在的不足與問題，各抒己見、暢所欲言。
12月4日上午，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作研究年會由“自由論壇”不間斷地過渡到簡短的閉幕式。彭志敏副院長代表主辦單位講話，他指出這次會議的成功召開，對中國現代音樂今后的發展，將起到積極和深遠的影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他歡迎各位專家學者繼續傳經送寶，共同推動中國現代音樂的發展。會議最后，主持人王安國教授發表了感情深厚的結束語，對武漢音樂學院長期以來致力于現代音樂、中國現代音樂的創作與研究，及其對中國現代音樂創作與研究的發展所起到的促進作用，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代表與會代表對武漢音樂學院的富有成效的會務工作表示了衷心感謝。
讓我們共同努力，為中國現代音樂的創作實踐與理論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做出新的應有的貢獻。
①魏廷格《武漢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會綜述》，《中國音樂學》1986年第2期；李曦微《新音樂的思索》，《中國音樂學》1986年第2期；汪申申、劉健、周晉民《新時代呼喚著新的音樂》，《人民音樂》1986年第3期；李詩源《新潮音樂備忘錄――1979-1999年的中國大陸現代音樂》，武漢音樂學院中國現代音樂研究中心編《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作研究年會論文集》，武漢音樂學院2005年12月油印等相關文獻。
流行歌曲在音樂教育的用途
音樂是一種藝術,蘊含豐厚的文化在內,社會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進一步帶動了工業文化的進步,人們對音樂的要求也不斷變化著。以前人們偏愛西洋音樂的高雅脫俗,但那已是十九世紀,離我們太遠;民歌是音樂文化的積淀,雖然經典,現實生活中卻也逐漸消失。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快,各方面的壓力巨大,高中生對那些高雅的、藝術性強的音樂認識不夠,難以理解。而流行音樂歌詞淺顯易懂,貼近生活,便于掌握,有些流行歌曲就是現實生活的原形,如《一封家書》,在歌詞上的創作方法采用的是書信體,容易被大眾接受。
培養學生的音樂表現力和鑒賞能力除歌詞外,流行歌曲的旋律節奏、人聲、音箱等因素共同產生的感性效果,有利于挖掘人的表現能力,是另一種音樂美學。沉溺在流行音樂中,人們的身體是活躍的,精神呈”本我“狀態,身心都能得到極度放松。而在欣賞音樂時,由于全身心地投入,能凈化心靈,緩解緊張和勞累,心跳和節奏融為一體,不僅緩和了情緒,還能擴大學習音樂的空間,有利于提升音樂的表現力和創造力,而這種表現力和創造了都具有很高的音樂美學價值。例如《朋友》這首歌,不僅易學易唱,還能讓學生們從中領會到友誼的可貴,加深他們之間的團結。而陶喆的《Susan說》借用了傳統戲劇《蘇三起解》中一小段,可以經此讓學生更多地了解傳統文化,增加他們的素養。
接觸多元音樂,拓寬文化視野在21世紀這個多元化時代,音樂教育也應該更新換代,建立多元音樂的理念。學校音樂教育已有部分把流行音樂引入到課堂上,提高了高中生的對音樂的興趣,開闊了他們的視野。而音樂教育者應對流行歌曲的形成原因和發展歷史作總結,對每一種音樂形式的產生及其文化背景都進行論述,這樣學生才能更全面地了解音樂的價值和期間的差異音樂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通國文化學習去接觸全世界的音樂。流行歌曲在放松身心的作用下,還要承擔一些責任,讓高中生在認識了解音樂文化的基礎上,提高學生的音樂表別能力、創新能力和鑒賞層次。
論文摘要:中華民族傳統音樂的歷史源遠流長,各民族豐富多采的傳統音樂呈現出各自獨特的風格、形式和特點,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絢麗多彩的音樂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享有盛譽。但是,改革開放后,外來的音樂文化對我國傳統音樂形成了巨大沖擊,使人們的觀念發生了一定變化,這一時期的音樂創作出現了多元化發展傾向。這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一種文化現象,值得我們進行思考和總結。
音樂不僅是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更加便利于各國、各民族之間進行交流的共同語言。音樂可以更加直觀形象地展現出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狀態,在特定的情況下,要比用語言更容易讓別人理解和接受,更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它還有一個特別的有利條件,就是樂譜是通用的,不管是哪個國家或哪個民族的音樂,通過五線譜,相互都能演奏,這就更加便利于相互交流。同時音樂也是現實的反映,對生活的批判。世界各國、各個民族因為其內在的遺傳基因和外在的自然條件不同,形成了一些有特殊性的現實生活,由這些有特殊性的現實生活產生出各種有特殊性的意識形態,音樂就是其中的一種。遠古時期,鑒于自然、社會環境的迥異,造成了中國各地區音樂發展的不平衡。
我國是具有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文明古國,對世界文化有著巨大的貢獻。尤其對日本、朝鮮等遠東國家和南亞、東南亞各國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四千多年前,經濟、文化發達的中原地區成為中國音樂文化的中心,秦兼并六國之后出現了二百年統一強盛的西漢帝國,這時中國古代音樂文化的發展進入第一個高峰時期。公元前二世紀,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首次使中國和中國以西的文明形成聯系。
我們從中國文學史、中國音樂史上可以知道,秦漢的樂論辭賦、六朝的講唱變文、唐宋的傳奇戲劇、明清的話本小說及歷代流傳的民間歌曲乃至宗教音樂,都曾對整個文化和人們的思想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不同的文化,反映著不同的社會習俗和生產方式。人類文化的多元化,是客觀的存在,盡管現代高科技的發展將世界愈來愈緊密地聯系了起來,但世界多元化的音樂文化不會由此而“一體化”。因此,我們應該使不同民族、地域、國家的傳統音樂文化在差別中得到發展,在全球意識下求得繁榮。所以,既要消除歐洲文化中心論的影響,也要去除唯東方文化中心論的狹隘想法,使世界音樂文化在平等“對話”中相互吸收,共同發展。
音樂不僅能表現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傳統,也能展現一個國家或民族新的形象。音樂的表現手段,有別于其他一些藝術形式,它更加直接,也更加直觀。文學需要專門的翻譯家進行翻譯,而繪畫展現的大多是一些有具體形象的東西,音樂卻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能有力地展現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社會的整體風貌,音樂能夠表現不同的民族性,因此它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展示自我的名片。正是由于音樂可以展示民族形象,所以它經常被當成重要的交流手段。商務談判,需要音樂;婚喪嫁娶,也需要音樂。音樂不僅是民間交流的手段,更是國家交流的手段。
音樂用于外交,古已有之。我國春秋時期,諸侯國外交中音樂是必不可少的禮儀之一,無論覲見天子、國君相見,以及諸侯國君接見其他國家的使臣,都需要音樂。可以說,沒有音樂,就沒有外交。
進入當代社會,音樂更廣泛地應用于外交。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各國之間的聯系越來密切了。這種聯系,已經不僅限于經濟交往,還要建立在一個更廣闊的經濟和思想藝術的基礎上,這其中就包括文化交往,且音樂是其中的重頭戲。因為音樂表現的情緒是直接的,雖然世界各國的民間習俗不同,但其心理機制卻大同小異,對情緒的感覺大體是相同的,因此人們欣賞樂曲的時候,就會不由自主被其中所暗含的情緒所左右。音樂的情感性,與它所展現出來的對美的追求,可以超越于人的社會與政治屬性,當音樂用于交往的時候,它可以將音樂的某些功能和特性展示的淋漓盡致。
人們在結交朋友,增進友誼的時候,有相當一部分,特別是年輕一代,都選擇去歌城、KTV一展歌喉;畢業生,特別是大學畢業生在畢業時,不管是不是與音樂藝術相關的專業的畢業生都會精心準備一臺歌舞晚會去感謝師恩,傳達同學之間依依不舍的心情以及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做早操、眼保健操、課間操等有益的課外運動時,也都會播放舒緩且有節奏韻律的音樂進行伴奏,讓這些運動變得更加有魅力。
結語:中華民族傳統音樂的歷史源遠流長,各民族豐富多采的傳統音樂呈現出各自獨特的風格、形式和特點,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絢麗多彩的音樂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享有盛譽。中國音樂的多元化是中國音樂史不可回避也不可逆轉的趨勢,隨著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入,這種多元化的表現方式會更加的豐富多彩。
參考文獻:
[1]劉婷婷.試論跨文化音樂交流:1949年以來德奧古典音樂在中國的交流與接受[D].北京外國語大學,200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