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2-01 18: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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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DSS；智能化；知識獲取
一、引言
隨著Internet和多媒體技術等的飛速發展，制造業也朝著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集成化、柔性化的方向發展，并由此涌現了各種先進制造概念與模式，如敏捷制造、虛擬制造、綠色制造、虛擬樣機、動態聯盟、企業重組等等。它們的共同之處是其整個過程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不僅與設計制造技術有關，也與信息技術、計算機技術、經營管理與決策系統技術、現代管理技術等相融合，是新興的多學科交叉領域。
因此，必須采用跨越式發展的方式，融合信息技術、現代管理技術、計算機技術和制造技術，從系統管理、產品開發設計方法/技術與技術裝備等諸方面采取綜合措施，為了支持現代制造業的整個組織管理決策過程，迫切需要研究和開發新一代的DSS。
本文就是在介紹當前DSS發展概況的基礎上，根據現代制造模式的特點，研究了面向現代制造領域的DSS應具備的功能、結構、協調機制、系統層次與實現方式，最后展望了其發展方向。
二、DSS發展現狀
DSS從其產生以來，其發展已從最初僅通過交互技術輔助管理者對半結構化問題進行管理一直到運算學、決策學及各種AI技術滲透到其中的各種實用DSS出現，其應用涉及到多個領域，并成為信息系統領域內的熱點之一。但是傳統DSS投入應用的成功實例并不多，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基于傳統DBMS的DSS只能提供輔助決策過程中的數據級支持，而現實決策所需的數據卻往往是分布、異構的；另一方面是實際中大多DSS的應用對決策者有較高的要求，不僅要有專業領域知識也要有較高的DSS構模知識；因此針對不同的社會需求，提出了多種類型的DSS，有智能決策支持系統、分布式決策支持系統、群體決策支持系統、組織決策支持系統、自適應決策支持系統、戰略決策支持系統等等，這些系統的提出與實現，各自適用于不同的場合，都在不同程度上滿足了新的決策形勢的需求。以下將對當前最主要的幾種DSS發展加以概括論述。
2.1分布與群體決策支持系統
分布決策支持系統(DistributedDecisionSupportSystem，DDSS)與群體決策支持系統GroupDecisionSupportSystem，GDSS）均是八十年代來DSS研究與應用的熱門方向，滿足在制造業發展虛擬企業、網絡化制造的需求。其中DDSS是對傳統集中式DSS的擴展，是分布決策、分布系統、分布支持三位一體的結晶。GDSS則是面向群體活動的，它為群體活動提供溝通支持、模型支持及機器誘導的溝通模式3個層次的支持。GDSS與DDSS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前者是對個體決策支持系統的擴展，后者則是相對于集中式DSS而言的，兩者研究的重點和關注的焦點有所不同。GDSS對群體決策的支持既可是集中式決策，又可是分布式決策。但通常情況下，群體決策是在分布環境下實施的，這就決定了GDSS與DDSS有著非同尋常的聯系。GDSS大多采用分布式和分散式結構，系統支持“水平方向”分布式處理，即支持對數據對象的遠距離操作；系統還支持“垂直方向”的分散式處理，即通過在用戶和各應用層之間的接口，來實現各個應用領域的功能。
DDSS與GDSS的這種特性使其在企業動態聯盟、網絡化制造、CSCW、醫療等領域得到了充分的應用。有學者就針對企業動態聯盟開發了一個決策支持系統，該群體決策支持系統采用開放式體系結構，既可以獨立使用，也可以與AVE組織建立輔助工具聯合使用。整個系統可根據具體AVE問題建立不同類型的決策模型與決策知識，并通過決策支持系統通用開發工具定義各類決策功能對象，從而添加進系統，形成針對某類制造企業的部分通用AVE組織管理群體智能決策支持系統。而且系統的決策模型、知識與參考模型庫亦將隨著時間的增加不斷擴充，適合基于Internet的計算機協同工作環境進行群體決策，為建立動態聯盟的動態組織管理全過程提供問題求解與決策支持。
2.2組織決策支持系統ODSS
組織決策支持系統(OrganizationalDecisionSupportSystem，ODSS)是針對目前的多人規模管理決策活動已不可能或不便于用集中方式進行而產生的，它要求在更高的決策層和更復雜的決策環境下得到計算機的支持。對ODSS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但可通過其規模與其它類型的DSS區別開來，并且在要求上也與其它形式的DSS不同，它支持一個組織中多個不同功能領域和不同層次的決策任務，而非關注于針對一個決策問題的單個決策者或一個決策組。ODSS主要是在分布式環境中，用戶可以通過系統從不同區域獨立、并行對其他用戶進行訪問、交流。
一般說來，ODSS應具有如下特征：1同時涉及公共數據和私有數據，同時涉及公共模型和私有模型；2一個ODSS可以跨越多個組織部門；3注重對決策者的內容支持（即提供分析工具幫助決策者進行問題分析），也注重對決策者的過程支持（即創建決策分析環境，支持決策者完成其決策過程中的各種活動）；4打破功能領域；5打破遞階層次；6有一組支持信息/過程任務的工具包，依賴計算機技術。
ODSS的上述特征使其在制造領域及CSCW領域中的得到了重視與應用。目前面向機械制造領域的ODSS的研究重點在于，根據當前網絡協同設計特性，將Agent技術的分布式智能控制方法與ODSS的分布特性結合起來，利用多智能體系統適于求解功能或地理上分布的復雜問題和問題求解及推理中出現的有爭議的問題特點，來完成異地協同設計與制造的協作策略、知識共享和沖突消解等問題，提高整個ODSS的智能化程度，以適應于當前網絡化、分布式的計算環境。如通過采用Agent封裝、改造和擴展原有決策支持系統的問題部件、數據部件和模型部件，使整個系統具有更高的柔性。
2.3自適應決策支持系統
自適應決策支持系統（AdaptiveDecisionSupportSystem，ADSS）是針對信息時代多變、動態的決策環境而產生的，它將傳統面向靜態、線性和漸變市場環境的DSS擴展為面向動態、非線性和突變的決策環境的支持系統，用戶可根據動態環境的變化按自己的需求自動或半自動地調整系統的結構、功能或接口。對ADSS研究主要從自適應用戶接口設計、自適應模型或領域知識庫的設計、在線幫助系統與DSS的自適應設計四個方面進行，其中問題領域知識庫的建立是ADSS成功與否的關鍵，它使整個系統具有了自學習功能，可以自動獲取或提練決策所需的知識。對此，必須給問題處理模塊配備一種學習方法或在現有DSS模型上再增加一個自學習構件。歸納學習策略是其中最有希望的一種學習方法，可以通過它從大量實例、模擬結果或歷史事例中歸納得到所需知識。此外，神經網絡、基于事例的推理等多種知識獲取方法的采用也將使系統更具適應性。
市場環境變化及產品開發過程是混沌的，因此有學者提出一種支持先進制造模式的基于自組織的決策模式及決策支持系統，系統以協同論和分形理論等自組織理論為基礎，具有自學習、自適應、自身動態重組、適應混沌環境的能力。從而使企業在湍流、混沌的復雜非平衡環境下，適時、快速地設計新產品、重構制造系統，再造經營過程。
2.4基于數據倉庫的DSS
在制造領域中，產品開發需要全面的、大量的信息，包括需求信息、競爭情報、管理信息、產品數據等等，并且很多信息要從分布、異構的海量數據中挖掘而得，傳統的DBMS難以滿足這一需求。因此基于數據倉庫（DataWarehouse，DW）的DSS應運而生。數據倉庫系統作為面向主題的、集成的、在一定周期內保持穩定的、隨時間變化的，用以支持企業或組織決策分析的數據的集合，可將來自各個數據庫的信息進行集成，從事物的歷史和發展的角度來組織和存儲數據，供用戶進行數據分析，并輔助決策支持，為決策者提供有用的決策支持信息與知識。數據倉庫技術不是一種單一的技術或軟件，它融合了數據庫理論、統計學、數據可視化和人工智能技術等多項研究領域，在大量數據中發現有價值的知識，用于決策支持和預測未來。因此基于這一技術的決策支持系統為決策支持系統提供了可取的數據組織方式、為決策人員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工具，能有力地推動決策的現代化進程。
基于數據倉庫理論與技術的DSS的研究與開發尚處于起步階段，但已得到了眾多學者的重視，其主要研究課題包括：①DW技術在DSS系統建立中的應用以及基于DW的DSS的結構框架；②采用何種數據挖掘技術或知識發現方法來增強DSS的知識源；③DSS中的DW的數據組織與設計及DW管理系統的設計。總的說來，基于DW的DSS的研究重點是如何利用DW及相關技術來發現知識以及如何向用戶解釋和表達知識，為決策支持提供更有力的數據支持，有效地克服傳統DSS數據管理難與忽視歷史數據等問題。
2.5其它類型的DSS
DSS還有多種其它的形式，但它們均是從某個方面或某個過程出發對傳統DSS進行改進而得到的，較出名的智能決策支持系統（IntelligentDecisionSupportSystem，IDSS），另外還有支持高層決策的戰略決策支持系統（SDSS）、決策支持中心（DSC）、執行信息系統（ExecutiveInformationSystem，EIS）、強調激發決策者靈感與創造力的積極型決策支持系統（ActiveDSS）等等；而從技術方面則注重引入Agent技術或群件、組件技術將各種形式的決策支持系統擴展為面向Intranet/Internet的DSS。
三、進一步研究方向
綜上所述，DSS研究走過二十幾年的歷程，目前正處于蓬勃發展的階段。結合現代制造業與當前DSS的發展概況，筆者認為DSS及其相關領域將結合計算機網絡、AI等領域的新發展，向著以下方向發展：
1）在Inter/Intranet環境下，體系結構朝著分布、分層、并行的三層結構方向發展。為了滿足虛擬企業敏捷度要求并符合合作企業高度自治的特點，系統應具有較強的模型重組能力，并且各個決策單元可以獨立工作，也可在求解過程中動態組合。系統的知識子系統可對整個系統進行協調、管理、控制和沖突消解，整個系統具有良好的可擴充性、可修改性。
2）隨著決策環境的越趨復雜，一方面需進一步提高DSS本身的智能，另一方面人機合作和人人交流將是進行系統開發的重點；并且在一定時期內，重點應將DSS的基于邏輯和符號處理的理性決策能力與人類的直覺決策能力相融合，充分發揮人機各自優勢來解決復雜決策問題；
3）鑒于充足的數據源是DSS有效發揮作用的基礎，各地分布、異構知識源的獲取、表達、管理與應用將成為研究重點。整個系統應支持多種知識表達方法和推理方法，支持結構化數據和非結構化數據共存，將目前基于模型和數據庫的DSS從過去僅將“數據”視為數值轉移到支持建立基本文檔的DSS。需要集成DW、DM與OLAP及其它KDD知識獲取方法，將各類分布、異構的知識源集成起來，為決策者提供各種類型的、有效的數據分析，起到決策支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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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是傳統的農業大市，耕地面積居全省第二位，是全國集體林權改革試驗區、福建主要商品糧基地和農作物主產區，具有豐富的農業資源和較好的產業基礎。當前，三明市正處在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新階段，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由分散的小農生產向規模化、組織化、社會化加快轉變。2013年，全市農林牧漁業總產值369.44億元，增長4.8%；現代農業產業總產值865億元，增長17.9%；農民人均純收入首次突破萬元大關，達到10532元，增長12.3%。在三明市現代農業發展進程中，資金不足是制約其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相比傳統農業，現代農業在產業經營和金融需求上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征：
（一）農業集約化經營逐步推進，規模化金融需求明顯增多。2013年末，三明市土地流轉面積達69.9萬畝，占承包耕地面積的30%，其中流轉給170家農業企業7萬畝、629家農民專業合作社9.7萬畝、1071家庭農場5.7萬畝。相比常規農業，現代農業資金需求大成為集約型農業的基本特點，特別是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資金和農村金融服務的需求快速增長。
（二）農業產業鏈條不斷延伸，全方位金融需求增多。目前三明市已形成水稻制種、食用菌、茶葉、蓮子等20條特色農業產業鏈，農業產業鏈條前、中、后各環節結合更加緊密。在農業產業化加快發展的背景下，涉農金融機構通過積極整合農業產業鏈，使原來分散的信貸主體相互合作、制約，農業產業鏈金融應運而生。
（三）經營主體呈現多元化，特色化金融需求增多。表現在近年來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種養大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快速發展，特色金融需求不斷增多。截至2013年末,全市共有市級以上龍頭企業561家、農民專業合作社2505家、家庭農場1945個。
（四）農業功能向縱深演變，創新型金融需求增多。近年來，三明市農業與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加速融合，逐步形成了有機農業、循環農業、生物能源農業、休閑農業和文化創意農業等多種新型業態，創新型金融需求逐漸增多。
（五）農業科技水平不斷提高，科技金融需求增多。農業科技項目及農業標準化體系建設都需要金融支持，農業機械化的推廣與普及也亟需金融支持。目前全市有農機專業合作社157家，農機作業服務面積98萬畝，總收入達5500萬元，已成為農村經濟新的增長點。
二、金融支持現代農業發展現狀
（一）涉農貸款穩步增長
“十二五”以來，三明市金融機構不斷創新金融支農方式，拓寬金融支農渠道，加大涉農貸款的投放力度。一是涉農貸款實現年均兩位數增長。2011～2013年全市涉農貸款余額分別為420.74億元、506.24億元、585.22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6.11%、20.32%、15.6%。二是涉農貸款占比逐年提高。2013年末全市涉農貸款占比為52.16%，比2011年末提高1.64個百分點。三是涉農貸款增幅高于各項貸款的平均增幅。2012年、2013年涉農貸款增幅分別高于同年各項貸款增幅1.28個百分點和2.43個百分點。
（二）金融支農體系初步形成
近年來，三明市農村金融取得長足發展，逐步建立起以農村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機構為主體，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為補充，各類金融機構并存、相互競爭的支農金融服務體系，金融服務面不斷擴大，金融服務水平顯著提高。1.正規金融積極支持現代農業發展。三明市農村金融供給主體包括政策性金融機構、股份制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郵儲銀行和村鎮銀行等，其中農村信用社、農商銀行發揮著主力軍作用。截至2013年末，全市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余額197.72億元，占全轄銀行業金融機構涉農貸款的33.79%；轄內農行、工行、建行、中行等四家大型商業銀行涉農貸款余額分別為94.55億元、70.75億元、70.23億元和38.9億元，占全轄銀行業金融機構涉農貸款比重分別為16.16%、12.09%、12%和6.65%；農發行涉農貸款余額48.26億元，占全轄銀行業金融機構涉農貸款的8.25%。此外，興業銀行、郵儲銀行、村鎮銀行等其他金融機構在支農中也發揮了一定作用。2.小額貸款公司在支持現代農業發展中發揮了補充作用。小額貸款公司一般將客戶定位于“三農”及小微企業，通過細分農村金融市場和提供差異化的“三農”金融服務來實現對農村金融需求的滿足。2009年三明市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工作全面啟動，至2013年末共成立19家小額貸款公司，實現小額貸款公司全轄各縣（市、區）全覆蓋，注冊資本金共計33.5億元，各項貸款余額42.31億元，占全市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的3.77%。3.保險業服務現代農業發展能力不斷提高。截至2013年末，人保財險三明市分公司先后開展了水稻種植保險、能繁母豬保險、森林火災保及蔬菜種植和煙葉保險等農業保險試點。目前，三明市“三農”保險的業務覆蓋面和承保率居全省前列。其中，水稻承保218.64萬畝，承保率達到99%；森林承保2421.46萬畝，承保率達100％；農險綜合賠付率50.73％，實現了經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同步提高。4.資本市場助力現代農業發展取得一定進展。至2013年末，全市共有6家企業在滬深股票交易所上市，其中永安林業、青山紙業、福建三農、福建金森等4家企業為涉農企業，上市融資合計10.94億元。
（三）金融支持現代農業發展的主要探索
1.著力支持農業集約化發展。一是不斷深化和拓展林權抵押貸款，盤活“林”資源。至2013年12月末，全市累計發放林權證抵押等各類貸款75.73億元，貸款余額31.78億元，累計支持林業開發約1180.76萬畝，占林地總面積的49%。二是推出土地經營權流轉貸款，盤活“地”資源。截至2013年12月末，轄內明溪縣、將樂縣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余額達到586萬元，沙縣累計發放土地流轉項目貸款1.51億元，土地流轉貸款貼息795.6萬元。
2.著力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截至2013年12月末，三明市金融機構對規模化經營主體的貸款余額達22.96億元，增長49.07%。其中農業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貸款余額分別為22.35億元、5353萬元、820萬元，分別增長47.31%、174.37%、107.59%。
3.著力支持農業產業鏈發展。三明市金融機構陸續推出訂單農業貸款、果樹所有權質押貸款等多種模式，為農業前、中、后產業鏈條各環節提供金融服務。截至2013年末，全轄農產品加工貸款余額38.18億元，同比增長9.78%；農副產品流通貸款余額8.91億元，同比增長61.1%。
4.著力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截至2013年末，轄內國家級和省級現代農業示范區、農民創業園等產業園區建設貸款余額1.2億元，增長20%，農田基本建設貸款余額2.3億元，增長29%。
5.著力支持農業農機化。三明市金融機構推出農業機械購置補貼收益權質押貸款，對凡享受補貼購置農機具的農戶給予優先信貸支持。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末全轄農機抵押類貸款近3億元，增長25%。
三、金融支持現代農業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流動性不足，金融支持現代農業發展后勁乏力
當前三明市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林業改革不斷深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金融需求巨大。但另一方面，2013年末，三明市各項貸款余額1121.87億元，居全省第8位，各項存款余額1197.47億元，居全省第7位，金融機構貸存比高達94%，流動性明顯不足，無法充分滿足現代農業發展資金需求，導致農村金融供需矛盾突出。較之全市金融機構貸存比普遍高企，郵政儲蓄銀行三明分行貸存比僅24%，其農村資金“抽水機”的角色仍未改變。在流動性緊張的情況下，金融機構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盡可能將資金投放于見效快、回報高的項目，從而弱化了對風險相對較高的現代農業的金融支持。
（二）組織體系不全，金融支持現代農業發展合力不強
一是銀行體系不夠完善，競爭性、多元化的銀行體系尚未形成。目前轄區銀行業機構不多，農發行、興業、中行等尚未實現各縣（市）全覆蓋，村鎮銀行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發展也有待加快。二是農業風險分擔機制缺失，不能適應現代農業發展要求。2013年末全市保險密度為1276元/人，保險深度為2.16％，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茶業、花卉、水果等特色農業保險品種還未開發。三是資本市場助力現代農業發展能力較弱，全市僅4家涉農企業成功上市。
（三）多元化需求難以滿足，金融對接現代農業發展能力較弱
1.農業集約化金融需求對接方面：三明市較早推出了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及農村住宅抵押貸款，但因《物權法》《擔保法》有關限制性規定，這類貸款模式在實踐中推廣難度較大。由于有效抵押擔保物不足，涉農企業、農業大戶往往難以獲得充分的銀行貸款支持。
2.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金融需求對接方面：由于農業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其他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多存在運作不規范、財務不健全等問題，客觀上導致資金供給方與需求方的脫節，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現代農業的發展進程。
3.農業產業鏈金融需求對接方面：由于農業產業鏈信用風險管理難度大，轄區金融機構推出的信貸產品往往停留在小范圍試點和個別品種的推行上，并以支持單個項目或服務某一領域為主，可復制推廣的信貸產品較少。
4.農業基礎設施金融需求對接方面：一是農業基礎設施耗資大、周期長、見效慢，商業銀行普遍不愿意介入，而政策性銀行受限于資金規模，支持能力有限。二是金融機構信貸方式創新受農村基礎設施管理不到位制約。如轄內寧化縣集體持有91%以上的農田水利設施所有權，造成承貸主體無法落實。
5.農業農機化金融需求對接方面：農機具抵押率不高，一般不超過50%。同時，部分農機專業合作社因自身實力不強、產權不清晰或運營管理方式落后，難以符合銀行信貸發放標準。
四、金融支持現代農業發展的對策
（一）完善法律及政策扶持體系，以頂層設計推動現代農業發展
1.加快法律制度建設，消除農村融資擔保法律障礙。一是積極推動《物權法》《擔保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修訂工作，真正賦予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二是完善《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健全農村土地產權登記、流轉制度，建立配套的抵押資產處置機制，促進土地抵押市場及土地金融的發展。三是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借鑒國外經驗，建立土地金融制度及監管體系，明確由政策性土地金融機構辦理土地使用權抵押業務，保障土地抵押業務的規范性及農民生存權益。
2.重視發揮政府引導作用，建立金融支農長效機制。一是充分發揮財政杠桿效應。通過財政獎補、貸款貼息、擔保補助、風險補償、保險補助等方式，逐步建立市場主導與政府扶持相結合的金融支農長效機制。二是進一步加大稅收優惠力度。建議允許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等農業經營主體生產性大額貸款利息收入適用營業稅免征政策，給予小額貸款公司享受農村信用社同等稅收待遇。
（二）有效增加信貸資金來源，增強金融支持現代農業發展后勁
一是金融機構要大力組織存款和挖掘內部資金潛力，通過新增存款或向上級行爭取信貸規模及授權授信等信貸政策，不斷拓展資金來源。二是當地人民銀行要積極向上級行爭取支農再貸款規模、再貼現額度，運用差別存款準備金政策，對轄內金融機構給予適當政策傾斜。三是爭取在沙縣農村金改區放寬縣域法人金融機構存貸比例限制，加大當地貸款投放力度。四是地方政府要加強與域外銀行合作，如通過銀團貸款、協議貸款等戰略合作方式，引進域外資金參與現代農業發展重點項目。五是加強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工作，強化對金融支持現代農業發展的監測考核。
（三）加快培育各類金融載體，完善多元化金融支農體系
1.做大增量與盤活存量，構建與現代農業發展相匹配的多層次銀行體系
（1）做大增量，加快引進和增設各類金融機構。一是積極引進區外銀行，吸引全國性或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來三明設立分支機構。二是加快完善縣域銀行機構網點建設，鼓勵和引導中行、興業銀行、農發行盡快到網點空白縣設立營業性機構，支持農商銀行跨區域經營發展。三是盡快實現村鎮銀行轄區各縣（市）全覆蓋。四是進一步規范和發展農村合作基金，推進“互助資金”模式的村級小額信貸組織試點工作。
（2）盤活存量，進一步深化金融機構改革。一是支持農發行深化改革。以糧棉油生產、加工和流通等環節為重點，支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及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二是推進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擴大轄區農行“三農”事業部改革試點范圍，鼓勵郵儲銀行拓展農村金融業務，逐步擴大涉農業務范圍。三是加快轄區農村信用社改制步伐。四是拓寬民間資本向正規金融轉化的渠道，支持有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改制為村鎮銀行。五是深化沙縣農村金融改革，加快形成“可持續、能復制、易推廣”的現代普惠制農村金融制度示范樣本。
2.拓展農業保險功能，強化現代農業風險保障一是創新特色優勢農產品保險品種。不斷提高農業保險的承保范圍和覆蓋區域，試點開辦茶葉、毛竹、花卉、水果等具有當地特色支柱性產業的特色農業保險。二是完善保險補貼機制。加大中央、省和市三級政府的財政補貼分擔比例，逐步減少或取消產糧大縣縣級保費補貼。三是探索開辦涉農金融領域的貸款保證保險和信用保險等業務。四是引導其他商業性保險公司積極開展農業保險業務，鼓勵開展多種形式的互助合作保險。五是積極推動中央和省政府建立財政支持的巨災風險分散機制。
3.積極借力資本市場，拓寬現代農業投融資渠道積極推動農業龍頭企業上市融資和發行債券融資，拓展現代農業多元化融資渠道，逐步由高度依賴間接融資向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并舉的方式轉變。一是積極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企業到主板、創業板發行上市，引導暫不具備上市條件的高成長性、創新型農業企業到場外市場公開掛牌與轉讓。二是鼓勵農業企業利用債券市場進行融資，拓寬農業企業融資渠道。三是鼓勵建立農業產業投資基金。以中央、省級、市級財政資金為主，引導社會閑散資金，通過設立農業產業投資基金直接投資產業化龍頭企業，進而帶動農業產業化發展。
（四）提升金融支持現代農業對接成效，有效滿足現代農業對金融資本的需求
1.提升金融與農業集約化金融需求對接成效。地方政府要加快完善相應的配套措施，推動各縣成立土地信托公司，建立土地、宅基地抵押登記、評估、流轉平臺，確保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宅基地抵押貸款工作順利進行，著力解決農業集約化經營貸款需求。
2.提升金融與新型農業經營組織金融需求對接成效。一要加大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信貸支持力度，重點支持產業帶動能力強的農業龍頭企業，以及產業特色鮮明、運行機制規范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二要創新推動訂單、存貨、倉單質押等權益類貸款種類，加大信貸產品創新和推廣力度。三要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適當增加貸款額度，適當延長貸款期限，并提供一定利率優惠，滿足其差異化資金需求。
3.提升金融與農業產業鏈金融需求對接成效。一要大力推廣農業供應鏈融資產品，加大對特色農業產業鏈上下游中小企業的信貸資金支持。二要探索推動大額農貸發放和管理辦法，重點滿足特色優勢農業重點產區、重點加工區和商貿流通區的信貸需求。
4.提升金融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對接成效。一要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圍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農業綜合開發、農業商品基地建設等基礎設施加大中長期信貸資金投入，支持農業配套設施建設。二要積極探索以項目未來經營收益權、土地使用權、大型水利設備等作為抵（質）押物，創新農田水利貸款抵押擔保方式。
執法理念是執法主體在執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價值觀，是對法的精神的認識和理解，是對司法活動的指導原則的進一步具體化。隨著我國法制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統一執法思想，轉變執法觀念，樹立現代檢察執法理念，既是檢察機關正確履行職能的內在要求，也是檢察工作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全國公務員共同天地想、與時俱進的重要體現。檢察機關要認真領會“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內涵，按照發展先進生產力、弘揚先進文化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目標，結合檢察機關的工作實際，樹立現代檢察執法理念，以新的理念來統領檢察工作。筆者認為，現代檢察執法理念應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嚴格執法——檢察執法的基本前提
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是推進依法治國進程的重要力量。這就要求檢察機關在執法過程中，一是必須樹立法治觀。要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法律基本原則，切實轉變“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以人治國、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的錯誤觀點和做法。要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社會主義法制原則，建立與現代法制文明相適應、符合現代法治基本要求的正確法治觀。二是必須樹立司法公正觀。司法公正是社會正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司法活動的價值追求。檢察機關必須以保障實現公平和正義為目標，突出“強化監督，公正執法”的主題，確保法律的嚴格統一實施，維護司法公正。三是必須樹立平等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存在任何僭越法律的特權，這是現代法治的基石，也是執法者應恪守的準則。檢察機關要在執法中強化平等保護的意識，平等地保護每一個利益主體，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原則在檢察執法中得到體現。
由于受陳舊執法思想的影響，當前檢察機關在執法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如重懲治犯罪，輕人權保護問題；重實體，輕程序問題；重打擊，輕預防問題；重公正，輕效率問題；重數量，輕質量問題等等，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檢察執法工作的嚴肅性和公正性。因此，樹立“嚴格執法”的現代執法理念，既是檢察執法的基本前提，也是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的重要保證。
必須樹立打擊與保護并重的執法理念，切實轉變“重懲治犯罪，輕人權保護”的思想。檢察機關在履行懲治犯罪職責時，一方面要對犯罪分子堅決予以打擊，另一方面也要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在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責任時，也要保證依法定程序進行，對犯罪分子的合法權益予以保護。要徹底糾正過去那種忽視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證人等訴訟參與人合法權益的陳舊觀念，堅決摒棄漠視當事人訴訟權利等與現代民主法制要求相悖的錯誤做法，自覺地把人權保護貫穿于檢察執法活動的全過程，通過文明執法保護公民的人權。
必須樹立實體與程序并重的執法理念，切實轉變“重實體，輕程序”的思想。在檢察實務中，有的案件存在質量問題，有的證據不被采用，這些都是不嚴格執行程序法造成的結果。程序法是保障實體法實施的規程和規范，是制約司法人員的執法行為，防止司法腐敗，保證案件質量的有效手段。因此，檢察機關要嚴格遵守程序法，嚴格依法辦案，保證實體法得到正確實施，使案件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必須樹立懲治與預防并重的執法理念，切實轉變“重辦案，輕預防”的思想。要堅持“打防并舉，標本兼治”的方針，積極開展職務犯罪預防工作。通過查辦具體案件，深入分析研究犯罪的原因、特點和規律，針對發案單位在制度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及時提出有情況、有分析、有措施的檢察建議，幫助發案單位整章建制，堵塞漏洞，消除隱患。要結合典型案例，積極開展個案預防，達到“查辦一個案，教育一條線，治理一大片”的效果。要不斷探索預防工作的新途徑、新方法，實現預防職務犯罪工作從分散狀態到集中狀態的轉變，從初級形式的預防到系統全面預防的轉變，從專門機關預防到全社會預防的轉變。
必須樹立公正與效率并重的執法理念，切實轉變“重公正，輕效率”的思想。公正與效率是刑事訴訟追求的兩大目標。但在檢察執法中，有時會因片面追求公正而忽視效率，如不切實際地過分強調事實清楚而使案件久拖不決，案件層層把關拉長了辦案周期等；有時也會為了提高效率而犧牲公正，如“嚴打”中過分強調快捕快訴而影響了案件質量等等。無論是偏重哪一方，都會產生弊端，都難以取得最佳的執法效果。因此，檢察機關要確立“效率也是一種正義”的觀點，迅速、及時、高效地履行檢察職能，降低執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益。必須樹立質量第一的執法理念，切實轉變“重數量，輕質量”的思想。數量是質量的載體，質量是數量的靈魂。沒有質量，數量只能為零。只追求辦案數量，不講案件質量，必將損害群眾的利益，損害法律的尊嚴。檢察機關必須處理好數量與質量的關系，堅持以質量為本，把案件質量作為檢察工作的生命線，在辦案中嚴把質量關，把每一宗案件都辦成鐵案。
二、文明執法——檢察執法的必然要求
在執法過程中，由于受傳統意識和官本位思想的影響，少數執法人員存在特權思想，不尊重當事人，作風粗暴、、刑訊逼供、違法辦案等等，這些都嚴重侵犯了當事人的合法權利，影響了檢察機關的形象。因此，樹立“文明執法”的現代執法理念，既是檢察執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弘揚先進文化的具體表現。
檢察機關要樹立以人為本的執法理念，切實轉變“只講執法，不講感情”的思想。要避免簡單理解嚴格執法，把執法活動變成冷冰冰的機械式的例行公事。在辦案中要充分體現人文關懷精神，如推行“告知犯罪嫌疑人制度”，搜查時避免未成年人、老人及患有嚴重疾病的人在場，搜查時對工資存折和維持家庭正常開銷的費用一般不予扣押，采取強制措施時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尊嚴和人格等。要通過關心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的生活，保障他們的合法權利，達到以情感化。
檢察機關要在執法過程中深層次地把握現代法制的精髓，堅持以人為本，作到法情相融，體現出對人的價值和存在的充分尊重，充分運用法律和政策，將法的嚴明公正與符合情理的人文關懷緊密結合起來，推動檢察工作朝更加文明、公正的方向健康發展。打鐵還須自身硬。要將嚴格執法、文明執法落到實處，首先得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檢察隊伍。
檢察機關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從嚴治檢，抓好隊伍建設，優化隊伍結構，并結合“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強化執法教育，實現執法為民”和紀律教育月等教育活動，不斷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機關作風建設，培養“會辦案、會電腦、會外語、會駕駛、會調研”的高素質檢察人才，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通、作風優良、執法公正的司法隊伍。
三、為民執法——檢察執法的本質特征
檢察機關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本質就是要解決好為民執法的問題，這是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執法行為中的具體體現。為民執法，決定了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是檢察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就要求檢察機關在履行法律監督職責過程中，必須切實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心里裝著群眾，凡事想著群眾，工作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一是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牢記我們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檢察干警是人民的公仆，是為民掌權，為民執法，為民服務的。二是要認真履行法律監督職能，在檢察執法中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牢固樹立為大局服務的思想，始終堅定不移地將維護社會穩定作為檢察工作的首要任務。通過“嚴打”整治、“兩打一掃”、“打黑除惡”等專項斗爭，突出打擊黑惡勢力犯罪、嚴重暴力犯罪和嚴重影響群眾安全的多發性犯罪，依法快捕快訴，嚴懲各類刑事犯罪，增強群眾的安全感，為人民群眾創造一個安全有序的工作生活環境。通過查辦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案件，特別是社會影響惡劣、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大要案，嚴懲腐敗分子，保護國家人民財產，鼓舞人民群眾，增強人民群眾對反腐敗斗爭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信心。通過強化民事行政訴訟監督，切實糾正民事和行政審判中的違法犯罪現象，增強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法制的信任。三是要認真處理好群體性上訪和公民的控告申訴工作。要繼續實行首辦責任制的工作制度和程序，強調誰主管，誰負責，對群眾反映的情況絕不推諉和敷衍，將問題解決在首辦環節和基層。大力開展文明接待活動，繼續保持全國檢察機關文明接待示范窗口的形象，熱情受理群眾的來信來訪。四是要廣泛聽取群眾的批評、建議和意見，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要將“檢察長接待日”制度、檢務公開制度、執法監督員制度、定點掛鉤聯系等制度進一步完善并發揮其作用。此外，要加強與人大代表的聯系，制定檢察院與人大代表的聯系工作制度，更好地接受人大和社會各界的監督。五是要加大服務力度，切實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開通“法律咨詢服務站”，為人民群眾提供法律服務。檢察機關要在執法過程中落實總書記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提出的“為群眾誠心誠意辦實事，盡心竭力解難事，堅持不懈做好事”的指示，始終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滿不滿意、擁不擁護、贊不贊成作為檢驗檢察工作成效的根本標準。
嚴格執法、文明執法、為民執法是有機統一的整體，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為民執法，是檢察執法的本質特征，解決的是“為誰掌權，為誰執法，為誰服務”這個根本性的問題。而嚴格執法、文明執法解決的是“如何執法，怎樣執法”的問題。只有解決好“為民執法”這個根本問題，全國公務員共同天地，才能解決好如何執法的問題。只有樹立起現代檢察執法理念，我們才能在檢察工作中減少執法的隨意性，避免執法違法現象的發生。
成本是企業素質的集中表現，生產經營的每一個環節、企業每一名員工的素質以及某項管理決策等，都對成本的形成及水平造成影響，因此必須從成本控制體系、控制制度和控制方法等方面不斷地完善與加強。
成本控制不僅從建廠、設計開始而且在生產過程、銷售過程均要實行成本控制。在產品銷售時要利用期貨市場交易，控制材料、能源進貨成本，同時注意規避價格風險，不能使產品價值實現功虧一簣，以實現企業的正常利潤，實現價值耗費與補償的統一。
1.建立完善成本控制系統
由于成本控制對象不同，其控制可區分為產品成本控制、作業成本控制、責任成本控制、質量成本控制、資本成本控制、環境成本控制等。建立和完善成本控制體系，首先要依據不同行業、不同管理要求，不同的生產組織體系，確定成本控制對象。然后按照成本控制對象，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成本控制體系。
在產品制造業，一般將產品成本、作業成本、責任成本、質量成本等作為主要的控制對象，并按照不同的控制對象建立成本控制體系和子系統，從而保證成本控制系統實行多元化的管理目標。
在商品流通企業，一般將商品成本作為控制對象，并建立商品采購進價、采購運輸成本、商品持有成本、商品銷售費用、信息處理成本等控制子系統等。商品流通企業也需要從全面落實成本控制目標和責任，并利用現代計算機信息管理系統，實施有效的即時控制。
在服務行業，一般將服務成本作為控制對象，并建立提高服務質量和降低服務成本的管理機制。服務成本控制系統，一方面要有效地避免損失浪費發生；另一方面也要避免以降低服務質量為前提的減少服務成本。
2.強化成本預算約束
企業在實行全面預算管理過程中，成本預算是根據銷售預算、生產預算及利潤目標經綜合平衡后而形成的。為了使預算編制的先進合理，確保預算完成，需要建立各項成本費用的預算標準，并落實到相關部門及責任者。同時還能夠根據市場環境和企業內部變化適時作出修訂。為了適應市場環境的變化，應當盡可能建立彈性成本預算，并對費用預算實施定期的零基預算調整，確保成本預算發揮應有的作用。
3.推行質量成本控制
質量成本是為了保證必要的產品質量、服務質量而發生的成本費用。通常包括：（1）內部損失成本。是指因生產出不合質量標準的產品，所發生的成本費用，以及這部分產品在出廠前所發生的修理、再加工、再檢驗等費用；無法利用而被廢棄的棄置費用、失敗原因調查費用等。（2）外部損失成本。是指將有缺陷產品轉移給顧客后而發生的費用。如對不合格產品的維修、回收、交換費用、補償不合格品給顧客帶來損害的費用，處理損害賠償相關人員的費用等。（3）外部質量保證成本。是指為顧客提供特殊的和附加的質量保證措施程序和數據所發生的費用。質量成本還包括預防成本和鑒定成本等。
質量控制理念不是單純地降低成本和片面地追求企業暫時的利益，而是以企業長遠發展和市場競爭的視角，將成本控制與保證必要的產品質量聯系起來，保證企業的市場競爭優勢。
4.實行成本定額管理
定額管理是成本控制中最普遍而又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它是利用定額(材料消耗定額、勞動定額、定員、費用定額等)控制成本的各項消耗，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實施成本定額控制可以和職責、考核、獎懲結合起來，從而使成本管理真正落實到全體員工和產品形成的全過程中。與此相配套的還有“配套發料制”。它是裝配式企業在產品投產前，按產品投產批量及其消耗定額，由倉庫全部配齊后一次全部發給生產單位。如生產過程中發生丟失、損壞等情況，需要另寫申請單，報有關部門批準后處理。這樣可有效控制浪費和丟失。
5.實行全員和全過程的成本控制
企業在全員管理的活動中，需要按照員工的崗位責任和職責，設計出相應的成本目標。在實施全員成本控制過程中，首先要劃分成本控制實體，應根據企業生產工藝的特點和職能部門、各類人員的職權范圍，將企業內部劃分為若干不同層次的責任實體，形成一個縱橫相交的控制體系。
在落實控制責任時，首先根據費用的性質及責任實體職責。將成本費用劃分為可控費用和不可控費用。可控與不可控是相對而言。從這一責任實體看某項費用是不可控的；而對另一責任實體而言就可能是可控的。就某一企業來看，其內部的各項費用都應該是可控的。就某一個責任實體而言，負責控制的成本費用，只能是自身發生的可控費用，否則他難以負責控制。
【關鍵詞】公民教育 法治意識 培育 路徑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4）08-0025-01
公民法治意識也是一種外在的價值象征。法治的目的在于為人的解放和全面發展創造良好的秩序，“一個民族的國家制度必須體現這一民族對自己權利和地位的感情”，所以人才是法治的目的。中國從改革開放至今，在國家的法治理論研究和社會法制建設的具體實踐方面可謂成果豐碩，然則法治發展的實踐成效與法治理論研究和制度機制建設的相關成果之間尚存在較大差距。換句話說，理論研究和法制建設的雙重推進并未實現國家同等法治化的目標訴求。緣何？國家法治化的終極目標是實現人的權利，而法的運行和實現必須以“人”作為主體展開，因此，轉變研究視角，以公民的法治意識培育為基本出發點，進而著眼于社會法治建設的運行規律，在理性選擇諸如文化引領、道德維護、秩序建構等方面的路徑基礎上，最終推動我國法治現代化的腳步和社會管理的創新發展。
1.對公民法治意識生長的條件以及功能的剖析
所謂法治移植論不能忽視一定的條件，要顧及移植體和被移植體之間的差異性甚至排斥性，從根本上避免中國的法治發展發生致命的病變；所謂法治自發論，過于強調條件，忽視了條件的可變性，特別是忽視了培養條件和創造條件方面的努力，是一種對法治道路的偏離。同時，法治意識對一國的法律創制、法律運作、法律文化和人的現代化等方面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此成為法治的關鍵。所謂純粹的制度設計論，因為忽視了主體的意識，可能導致惡法亦法、執法不嚴、有法不依、司法腐敗的并發癥。
2.探討中國法治建設的路徑選擇與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方法
在中國，社會主體的權利意識和法治意識的生成與擴張除了市場經濟的自身培育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對權力觀、法治觀的弘揚和推動。所以，我們不可能等到人們的權利意識和法治意識自發形成的時候再去著手建設法治，而只能是靠政府自上而下對法律和法律觀念的普及和灌輸，由此加速公民法治意識的生長。同時，公民自身權利意識和法治意識的提高，反過來又自下而上地推動政府法治建設的步伐。因此，我國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目標是讓法治成為公民的信仰，培育的途徑是制度的完善與意識的更新，培育的方法是推進“培養教育”和“觀念改革”，以期重塑中國社會法治精神。
3.培育我國公民法治意識的實踐途徑
培育我國公民法治意識的實踐路徑應當考慮將“政府主導推動型”模式下形成的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國家培養型”模式與“社會自發演進型”模式下形成的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自發啟蒙型”模式相結合，在雙向互動的資源模式下尋求中國特色的公民法治意識培育路徑。在具體的體例安排中涉及到：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教育機制、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宣傳機制、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調控機制。本文在問題闡述中更多的想說明“是什么”的問題，只有知道了“是什么”，才會更好的知道“怎么做”。
（1）公民法治意識培育中的教育機制
發揮公民法治意識培育中教育機制的有效作用的前提是需要搞清楚什么才是適切的公民法治意識教育。這一問題可以有眾多的討論角度和分析視野。事實上，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主角是符合現代社會發展要求的現代社會公民，這種公民身份的性質和內在的人格特質決定了公民法治意識教育的方向。為了培育公民法治意識并使之真正的成長與成熟，對公民法治意識培育中的教育機制應更深入的分析一下。首先，公民法治意識培育從公民社會發展的層面斫燦Ω檬且恢幀霸煬凸民的教育”。其次，公民法治意識培育應該是一種“對公民的教育”。所謂“對公民的教育”涉及到的問題就是這種教育或培育模式的貫通性和長期性。培育的范圍要設定在法治主體成長的每一個階段，如果出現斷層，則延續性無法得到保障，法治意識也無從談起；如果與社會實踐相脫節，法治意識僅停留在美好的理想層面，則國家法治和社會法治的預設目標就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空談無意。
（2）公民法治意識培育中的宣傳機制
建立公民法治意識培育的宣傳機制應當明確，法治意識支配下的行為活動是法治主體在吸收外界信息下的一場信息交換和觀念的活動，其基本的過程可如圖示中標注的那樣，法治意識生成的基礎條件是，外在信息的介入與主體性身份的介入，當兩者結合之后便意味著意識產生的開始，這是一種生產認知的活動，是對外在客觀信息的知識形成與內在主觀認同的知識接受的互動形態，法治意識的生成本質上講是主體性活動的結果。作為具有客觀特質的觀點形態的公民法治意識，其不會主動的發生作用，而是要通過主體的對象性活動達到作用對象的，這便是要進行公民法治培育中的宣傳、教育。這一過程結束之后則產生與前述過程互動的反向動態，即：法治意識主體在形成的法治意識形態的作用下，形成自我的法律行為價值和規范，抑或是法律觀念，體現在具體的社會生活中和具體的實踐行為中。
公民法治意識的培育與成長應當成為我們關注的議題。論文的完成并不代表問題的結束，論文的思緒仍在沿著某個方向漸行漸遠，公民法治意識的培育研究旨在探索使適合我國法治發展要求的公民法治意識得到成長，除了實踐之維，法治理念、法律文化的深層關聯如何得到更好的邏輯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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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法家的“法治”傳統思想包含著以法為本、因時而制、明白易知、刑無等級、強國富民等內容，與現代法治具有一定意義的契合，對現代法治是有所助益的。但是我國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與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相距甚遠，如治吏治民不治君、君主至上、重刑思想等很多封建性糟粕，也可能成為現代法治的障礙。因而對法家的思想必須進行批判和分析，做到古為今用。
我國古代法家是戰國時期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主張“變法”和“以法治國”的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韓非、李斯等。“法治”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他們主張將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制定為“法”，以“法”作為治國和統一天下的主要方法，即所謂“以法治國”[1]P147、“垂法而治”[2]P163。法家的思想影響了我國古代整個封建社會，我國最早將“法律”二字連用是從法家開始的。自秦漢開始的封建統治者都在統治實踐中一定程度上采納了法家的主張，實行過一定程度的”法治”。然而，無論是從法治的主體、客體還是從其內涵、目的等方面來比較，法家的“法治”與我國現代法治都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一、法家法治思想中的積極因素
1、法家的“明法論”思想。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將法律公之于天下。“務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于遵守。商鞅認為法令的對象是愚蠢的民眾，如果太“微妙”，連聰明智慧的人都看不懂，怎么能讓民眾實行呢?因此他說:“圣人為法，必使明白易知。”[2]P423韓非也提出了“三易”:“易見”即容易使人看見;“易知”即容易使人懂得;“易為”即容易使人執行和遵守。作到了“三易”，就能確立起君主的信用，發揮出政令的效用，使法令得到貫徹。[3]P70法家還主張“以法為教”，官吏和人民都必須學習法律。尤其是向主管法令的官吏學習法律，由司法官員宣講、解釋法律，使天下的人都“知法”。這種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的思想，有助于增進國家的安定和統治秩序的穩定，一直為后來歷朝歷代所承襲，對今天的法治建設也有積極的意義。
2、法家的“因時立法”的思想。他們認為，歷史在不斷發展變化，社會在向前發展，時代變革，社會條件不同，國家的法制和統治方法也應作相應的改變。商鞅提出:“上世”可以靠“親親”，“中世”便只能靠“仁義”;而到了“下世”，“親親”與“仁義”都已行不通了;“今世”更不能沿用這些舊的方法。其結論是“不法古，不修(循)今”，必須“當時而立法”[2]P143。在立法原則上法家也提出了“循天道、隨時變、量可能”。指立法要符合自然規律，適應時代的要求和社會的實際，考慮實行的客觀可能性。所謂“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3]P165;“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3]P165;“隨時而變，因俗而動”[1]P148等等。這些思想在今天也是有進步意義的。現代法治雖然提倡保持法律的穩定性，但遵循客觀規律、社會現實，不斷地修訂現有的法律也是無可爭議的。
二、法家法治思想中的消極因素
1、法家的“君主至上”思想。法家都是把法律當作最高統治者個人統治的工具，他們認為法能保障和加強君主至尊地位與專制權力。首先，法家認為立法大權必須全部收歸君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3]P17君主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有獨一無二的權力。
法、術、勢三者緊密結合乃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所倡導，他認為君主為了達到自己的統治目的，是可以充分利用這三要素的。“法”指法令，“勢”指權勢、權力，“術”指統治策略和手段。三者之中，法令最為重要，必須“以法為本”而兼顧勢、術。韓非明確地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3]P131、“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3]P135、“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3]P137他還強調推行法術必須占有權勢地位。可見他還是對君主重權勢與術，而對臣民則強調嚴刑峻法，輕罪重罰，以此來實現君主集權的專制政體。法律是君主的統治工具，君主本人不必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累。古代法家倡導的“法治”是“君主專制”。而我們現代法治卻是民主的，把法當作權力控制的手段、途徑。法治意味著控權制度的存在。法律高于權力，法律至上是現代法治的重要內容。法律對權力的控制，是現代法治的基本特征。
2、法家的“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在這方面，商鞅第一個系統提出“禁奸止過，莫若重刑”的重刑論。主要包括:其一，在刑罰與賞賜的內部關系上，他強調刑主賞輔，賞賜僅僅是刑罰的輔助。他說:“夫刑者所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2]P138其二，“刑不善而不賞善”。他認為法的任務在“治奸人”，而不在“治善人”。對付“奸民”的手段只能是“重刑”。刑罰重，民眾就不敢犯法，這樣便都不敢做壞事，就使全國的民眾就變“善”了，這叫做“不賞善而民善”。其三，輕罪重罰。他指出:“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認為加重對于輕罪的刑罰，便不致產生輕罪，重罪更無從出現。這種公然否定罪刑相適應、向人民炫耀暴力、濫施的觀點，表明了新興地主階級及其“法治”與人民在本質上的對立關系。韓非也發展了商鞅的重刑主張，認為重刑是符合人的“好利惡害”的本性，是“禁奸”的有效手段，是“愛民”不是傷民。也就是要使人民在嚴刑峻罰面前心驚膽寒不敢犯法。[3]P143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的這種觀點，后來成為秦始皇推行嚴刑峻法的理論基礎。在整個封建社會也有深遠的影響。這種殘酷鎮壓人民的做法，“以刑去刑”的重刑主張，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是不可取的。與現代法治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理性、文明、秩序、效益與合法性”是格格不入的
三、法家法治思想中既積極又消極的因素
1、法家的單純“法治”的思想。“法治”是針對儒家的“禮治”、“德治”提出的。儒家主張“以德服人”，輕視法律的強制作用，法家針鋒相對，主張“以力服人”，“法治”是最有效的方法。現代法治卻認為“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兩者并不矛盾，道德是制定法律的基礎和根本，它從正面引導人們向上向善，告訴人們應該做什么，怎么做才是正確的、合乎天理和人道的，只有這樣做才能被人們普遍接受和尊敬;如果相反去做，就會受到人們的鄙夷。而法制是推行道德的約束和保障，它從反面制惡制暴，告訴人們不能做什么，如果做了，就要受到相應的制裁。應該說道德規范是指導人民行為的根本原則，是一個國家的社會行為基本準則，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支柱。“德治”和“法治”是一個事物的正反兩個方面，單獨強調任何一個方面，都是要顧此失彼的。當然，法家的“法治”思想符合封建制確立時期的時代要求，與儒家的“禮治”相比更為積極進取。
2、法家的“治吏”思想。法家也把治吏放到相當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3]P113的觀點。還提出“刑無等級”這一在執法和適用法律上治吏的思想。商鞅提出“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犯上制者，罪死不赦。”[2]P280韓非強調“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不避尊貴，不就卑賤。”[3]P42只有君主依法治吏，才能“禁奸臣”。法家的治吏思想在規范權力和防止權力的濫用上與現代法治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兩者的目的都在防止權力的懈怠與權力的濫用。法家的治吏思想對于倡行法治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法家的治吏也有它消極的一面，它不是現代法治意義中的權力控制。兩者的主體是不同的，法家的治吏的主體是皇帝，而法治中的權力控制的主體是人民。兩者的對象是不同的，法家治吏的“吏”是不包括最高權力擁有者——皇帝的，而法治中的權力控制所要控制的是除人民及其終極權力之外的一切權力與權力擁有者。
3、法家的“民本”思想。“好利惡害”的人性論，是法家“法治”的理論基礎。法家認為，法不是天造地設的神物，而是人性民情的反映。韓非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3]P149“因民情”是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為基礎。商鞅說:“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2]P175表面看來，人性理論和強調立法上因民情、重民、利民的這種民本思想考慮的是人民的需要與愿望。這種傳統的民本思想在現代社會依然很有影響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民主起到引入的作用。而且，民本思想絕對比單純的專制思想要進步得多。但是，這種思想實際上是要將法律變成操縱人民切身利益的手段，為統治者所用，不同于現代法治中的民主思想，而且“民本思想”畢竟是“君權思想”之下的產物，它骨子里包含的并不是現代民主與法治。如果將民本理解為民主，那么民本就會成為民主的障礙，從而影響法治。因此，必須理性地對待這種民本思想。現代法治的民主思想是指必須運用法律從社會層面上保證人民的民主權力與民主權利，實現社會普遍的民主。法律保護人民民主權力與民主權利的民主才是完善的。
總之，法家的“法治”與現代法治有著本質的區別。法家的“法治”是為了“治民”、“治吏”，即“法治”的主體是皇帝，客體是民眾和官吏;“法治”的內涵在于以嚴刑峻法來威懾百姓，實行法治的目的是要“定分止爭”，使老百姓服服貼貼地屈從于專制統治。而現代法治主體是全體人民，客體是各項國家事務和各種社會生活。現代法治的基本內涵是: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會關系均納入法律的軌道，接受法律的治理;法律有至上的權威;國家的權力依法行使;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權利、自由和利益受到保護等等。對法家的法治傳統思想，一方面要看到積極的一面，即它的很多學說有助于中國現代法治的啟動;另一方面要批評它消極的一面，警惕它給我們現代法治建設帶來障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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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的文化之維
基層民主協商制度研究
論轉型鄉土社會的司法策略
論中國傳統司法的本質
法律評價社會面向的哲學思考
法律懲治道德越軌者之意義探究
社會公眾對法律人的信任問題探析
司法溝通的語境、修辭與轉換
調解考核制度的設計與功能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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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設進程中的法律職業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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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反壟斷法在經濟法體系中的憲法性地位
公開民事裁判文書中個人信息的識別與保護
人民法院協調處理行政案件的實踐邏輯與反思
關于加強整治新建城區社會治安的調研報告
司法受眾之心理維度與信息公正之生成路徑
論基層法院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評估機制的構建
正義理念在中國傳統儒學法文化的表達及其價值
糾紛解決的城鄉差異——基于“CGSS”數據的分析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法律社會學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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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權利的時代》的評析——以法律社會學為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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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社會學的理想圖景——讀郭星華《法社會學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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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管理創新與法治保障的理論建構、制度設計與區域經驗
法律儒家化的限度、價值沖突與預設——評《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
司法近代轉向與現代國家尋找——評《帝國樞密法院:司法的近代轉向》
法社會學視野下的律師職業主義變革——評《律師、國家與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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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社會學中國化研究的理論自覺——兼評高其才教授的《法社會學》
法治中國的“西體中用”之道——讀周大偉先生《法治的細節》一書有感
法官績效考核制度中結案考核及其悖論——以J市基層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為例
法律與文化互動的三點思考——以傳統儒學與中國法治建設關系為切入點
司法公正的社會認同與人民法院形象塑造——關于人民法院社會形象的調查分析
司法公正公眾認同的心理解碼與策略修正——基于法院司法宣傳實踐的實證分析
論我國個人慈善捐贈行為影響因素與慈善立法的完善——基于社會調查的分析
轉型時期制度適用困境:原因、對策及反思——以對小城地溝油問題的討論為例
積極探索實踐護航自貿試驗——人民法院為自貿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座談會述評
由西向東、由理論邁向實踐——評湯唯《法社會學在中國——西方文化與本土資源》
傳統法律文化的當代意義——“當代法治發展與傳統法律文化價值”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
人民陪審員制度價值訴求與實踐訴求分離和統合的實證研究——以河南A縣基層人民法院為例
論文關鍵詞 本土資源 法治 法律移植 現代化法治國家
一、《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內容及評析
利用本土資源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是：第一，從哪兒去尋找本土的資源？第二，這些本土的資源能否能與我們的目標模式和現代法治兼容？如果不能，我們又何以進行一種“創造性的轉化”？針對這一系列問題，蘇力在書中給出了很好的回答：尋求本土資源、注重本國傳統，往往容易被理解為從歷史中去尋找，特別是從歷史典籍規章中去尋找。這種資源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從社會生活中的各種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尋找。研究歷史只是借助本土資源的一種方式。但本土資源并非只存在于歷史中，當代人的社會實踐中已經形成或正在萌芽發展的各種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資源。傳統也并不是形成文字的歷史文獻，甚至也不是當代學者的重新闡述，而是活生生地流動著的、在億萬中國人的生活中實際影響他們的行為的一些觀念。這樣就將本土資源的范圍大大擴展，所謂取其精華祛其糟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適合現代法律發展的部分，排除不適合的部分，同時，要關注流動著的本土資源，諸如同一地域區間的人們多年流傳下來的習慣和規矩，被大多數人所認同的民間法，即人們下意識的認同感。
在《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爺的悲劇》中，蘇力又拋出問題：當我們看到一種據說是更為現代、更加關注公民權利保障的法治開始影響中國農村時，給農民帶來了什么，這種“現代的”的法治在他們那兒能否運行，其代價是什么？看到這些問題，我想說的是，落后終究要被先進的東西所取代，就比如有些少數民族在解放前仍處于原始社會階段，但在解放時一躍成為了社會主義社會，一下子跨越了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三個階段幾千年的發展歷程，現在去看他們的生活，雖然不能跟發達的大城市相比，但在社會主義的環境里，他們依然怡然自得的生活著，發展現代化法治國家，是否必須要向不發達農村里那些慣例和習慣妥協？妥協的限度是什么？究竟是選擇妥協，還是選擇去宣傳現代的法治思想呢？
我并不贊同純粹的法律移植，社會主義要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才能發展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馬列主義也必須結合中國國情進行發展和沿革，因此，法律理所當然也要如此。但同時我們又必須要進行法律移植，依然同上舉例，在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才能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在有西方先進法律制度的基礎上，應該進行必要的法律移植。任何新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是憑空產生出來的，而總是或多或少來自于已有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這樣，本國或他國已有的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就構成了法律發展過程中可以利用的資源。然而，本土資源中有很多傳統的東西是與現代化法制的要求不相適應的，現代化法制追求的是法治、民主，而傳統法制主張的是人治、維護專制；更重要的是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的形成，是有其歷史的社會根源的，它是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自然經濟和專制制度的產物，而現代化法制所賴以產生的土壤卻是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兩種制度的不同性格。而中國社會當前的現實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現民主政治制度，因此法律移植或借鑒，對于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是必要的。所謂法律移植并不是照搬，是以被移植的國外法律和接受移植的本國法律之間存在著某種共性，即受同一規律支配，互不排斥，可以互相吸納為前提的，但這種移植必須是以本國法律文化能夠吸納為前提的。蘇力在書中也做了這方面的描述：在今日之世界，不可能有任何國家可能或有必要完全依靠本國傳統來發展建立現代法治，因此法律移植不可避免。
所謂實踐出真知，法治制度的建設也必須在實踐中進行摸索試驗才能成形，對此我十分贊同蘇力在書中提出的觀點：我們認為每個個人（包括歷史上的個人—因此要珍重傳統留下的知識）都擁有一些別人所沒有的或無法擁有的、具體的知識。而就是與這些個人的具體知識相伴隨的無計劃、無指導、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調整，社會才得以形成許多人類賴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發揮作用的規章制度——包括市場經濟、國家和法治；這些制度都只是人類行動的結果，而并不是人類設計的結果。如果說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給予中國現代法治建設有什么最重要的啟示的話，那么這應當是最重要的啟示。我著重標注出了“行動”二字，這確實是蘇力這本書所帶給我的最重要的啟示，因此，在這一角度上，我十分贊同蘇力的本土資源論，即在本國尋找適合現代法治建設的本土資源，將其與國家制定法進行糅合和改進。
每個國家的發展都必須從本國實際出發，走適合自己的道路。法制的建設與發展更應該這樣。任何一個社會的法制文明，都應該與該社會的自然條件，人文環境有著莫大的關系。從本土資源中轉化而來的制度，相比較外來的制度而言，更能與本社會的條件相兼容。因此，對于我國的法制建設來說，本土資源是非常重要的。我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文明發展史的古老國家。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我們的祖先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制度、思想和文化。這些凝聚著祖輩們思考和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智慧和經驗的東西，必定能為我們當今的法治國家建設提供豐富的歷史資源。當然，這是建立在傳統的法律文化能為我們提供有用的制度資源的前提下，并且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推動力量主要是來自于中國社會內部，因此，我們應對中國社會的傳統與現實作出客觀、公允的評價，對于適應并有利于推動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民主政治制度實現的因素則予以保留、發揚，否則就予以擯棄。
二、對《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案例的思考
在《法律規避和法律多元》一文中，作者描述了一個村里發生的案件。在文章中，蘇力分析認為，在中國的社會背景下，受害人的選擇是合乎情理甚至是相當理性的：一方面，一個性犯罪的受害者有時很難找到令她滿意的男子同自己結婚，她的不幸經歷有可能因其他原因被了解她的不幸經歷的人們用來指責她。因此，如果她請求嚴格執法，她可能失去很多未來的利益，或者準備承受許多“成本”，她不能不認真考慮到這些可能的后果。另一方面，如果她接受私了，她不僅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保護她的名聲，較少承擔那些可能發生的后果的風險，而且她及其家庭可以得到一筆賠償。這筆錢對一個不富裕的農民家庭來說，是不能輕視的。加上她對違法者的復雜感情。在這種情況下，她的選擇是非常理性和合乎情理的，盡管是違法的。
我并不贊同蘇力的這一分析，我不否認婦女的是中國人所十分注重和強調的，尤其是農村，但是，由此就做出否定女青年乙一生幸福的論斷是否太過武斷？“很難找到”并不是絕對的找不到，“失去很多未來的利益”究竟是失去了哪些利益？而承受的“成本”又指的是什么？沒有一個具體的解釋，我覺得這些抽象的利益也僅僅只是作者的憑空想象罷了。還有，提起刑事訴訟是可以附帶民事訴訟賠償的，這是眾所周知的常識，而文中所寫如果她接受私了，“她及其家庭可以得到一筆賠償”，同時強調，“這筆錢對一個不富裕的農民家庭來說是不能輕視的”。試問，為了區區5000塊錢，就讓犯罪分子逍遙法外，甚至以身相許，而不顧自己身體所受的侵害和名譽的損失，“理性”何在？又在哪里體現出“合乎情理”了？而嫁給侵犯了自己人身的人，我甚至看不到作為一個人最基本的尊嚴所在。
當我看到《再論法律規避》一文時，聯想到了此前蘇力對于這一案件的分析，在以上疑問和不解的基礎上疑惑更加強烈，我將節選原文并發表自己的意見如下：
“國家制定法保持一種靈活性、一種可能吸收民間法的空間；即在司法和執法上，依據案件境況而允許一些糾紛私了、規避正式法律，例如前文所分析的案件和其他一些無傷大雅的案件，而不是一味強調‘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或者是選擇：一般假定民間法更優。將更大的糾紛解決空間劃給民間，國家制定法僅僅介入一些必須介入的領域，例如嚴重的刑事犯罪和影響廣泛的經濟糾紛和社區糾紛。”
蘇力此處所說的不“一味強調‘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同時提供一種選擇：即“一般假定民間法更優，將更大的糾紛解決空間劃給民間”。試問，它的界限在哪里？究竟哪些屬于“無傷大雅”？哪些屬于“嚴重的刑事犯罪和影響廣泛的經濟糾紛和社區糾紛”？在前一章的闡述中，蘇力對于這一起案進行了長篇大論的分析，其最終所推崇的就是私了，那案算不算“嚴重的刑事犯罪”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6條：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婦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其他五種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由此不難看出，案屬于極其嚴重的刑事犯罪，最高可判處死刑，那這樣一個案件都可以通過“私了”進行解決，又視法律的嚴肅性于何地呢？放任一個犯逍遙法外，誰又能保證他不再犯案呢？
同樣還是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中國廣大地區的社會經濟結構以及受之制約的人們的行為方式卻還是比較傳統的，人們所慣以借助的民間法更多是傳統的，盡管這種狀況已經并仍在發生變化，這就意味著，當代中國的國家制定法和民間法之間在某些時候、某些問題上必定會發生沖突。作為一種在短期內已無法消除的現實，這兩者都必定會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同時存在。如果我們假定建立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是可欲的，那么它們也必定同時存在并在維護社會秩序中扮演角色。如同被強迫生活在一起的兩個陌生人，它們無法拉開距離、‘互不干涉內政’。這也就意味著兩者之間也存在一種‘多次博弈’的現實可能性，而不會是一次性的交往。在這樣的限制下，依據博弈論的分析，無論從維護社會秩序這一‘天下之公器’，還是從國家制定法和民間法各自規制社會的有效性來看，兩者之間都必須妥協、合作。”
依然以這一起案為例進行我的觀點的闡釋，在這一段中作者明確指出國家制定法和民間法之間是會發生沖突的，而他所倡導的是兩者之間的“妥協、合作”，更多的是國家法向民間法傾斜。我認為，妥協與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不能只是一味的妥協、合作，而應該視具體案情和具體情況而定。不能因為人們慣以借助傳統的民間法，就無視法律的存在，而借以私了的手段解決如此嚴重的一起刑事案件。畢竟我們是一個法治國家，是應該以國家制定法為主導的，民間法只能吸收其合理的部分，但當兩者發生沖突的時候，當然要以國家制定法為主。否則，就會造成秩序的混亂，影響國家法治建設的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