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2-08 15:58:0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的區別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金融危機投機經濟平衡監管
2007年在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最終演變成目前這場影響全球的金融危機，對世界實體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距離上次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僅僅十年。縱觀世界經濟，為什么全球或局部性的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為什么它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嚴重的破壞，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人類應該如何防范金融危機的發生以及減輕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本文將就以上問題展開論述，探討金融危機的根源，進而尋找應對金融危機的對策，一家之言，歡迎批評指正！
一、經濟生物鏈和經濟生態平衡
在自然科學領域，自然界的生物鏈和生態平衡的概念已經被人們廣泛的認識和接受。一旦自然界的生物鏈和生態平衡被打破，帶來的是生態危機和生態災難。本文認為：在經濟領域，也存在著一種經濟生物鏈和經濟生態平衡，一旦經濟生物鏈和經濟生態平衡被打破，必然帶來經濟災難或金融危機。經濟運行的規律與自然界運行的規律在很多層面是相通的。
我們先來看一個自然界最簡單的生物鏈模型：在草原上，生活著獅子和羚羊，在某個特定的時間開始點，處于生物平衡的狀態。假設獅子的數量開始上升，那么在一定時間內，羚羊開始減少，草原開始茂盛，結果就是獅子被餓死，羚羊獲得更多發展空間，草原開始減少；隨著羚羊數量增加，草原開始減少，獅子也獲得更多食物開始增加；當草原開始減少，羚羊會隨之減少，其后是獅子因食物不足而減少；羚羊減少后，草原又開始增加……獅子、羚羊和草原之間正是在反反復復的增加和減少的過程中建立了一種動態的平衡，在自然界，很難找到絕對的平衡。假設獅子過度發展，最終吃光了羚羊，或羚羊過度發展，吃光了草原，結果就是一起毀滅，這就是自然界的危機。
經濟活動的運行規律如同自然界一樣，存在著一種動態的平衡，各個環節之間存在著相互制約相互依賴的關系，當某個環節過度發展，最終會對其他環節產生影響，而嚴重的失衡狀態就是我們談到的危機。經濟本身的波動是一種正常現象，各個環節不同步發展也是客觀現象，但是當某個環節的發展超出正常波動的范圍，則最終會打破經濟原有的平衡狀態，表現出來就是經濟或金融的危機狀態。以金融、房地產、其他實體經濟為例，當金融和地產的過度發展最終擠占了實體經濟的發展空間，透支了實體經濟的血液之后，最終金融和地產也會因為缺乏真正的血液而崩潰，這就是目前經濟的危機狀態。
二、金融危機的根源
經濟危機的直接表現就是金融泡沫的破裂后表現出來的某些行業嚴重過剩某些行業嚴重不足的經濟不平衡的危機。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是相伴而生的，金融危機是經濟危機的最直接和外在的一種表現形式，經濟危機則是金融危機的一種后果和本質所在。所以本文在論述時沒有加以詳細的區分。
下面簡單探討一下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本文認為，金融危機發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金融活動中的過度投機行為，而政府在監管信用交易（投機交易）方面的缺位加速了危機的爆發。
1.金融危機的直接根源：過度投機。投機活動無處不在，但是最容易發生在哪里呢？“資本懼怕沒有利潤或利潤過于微小的情況。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只要有10％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人使用；有20％，就會活潑起來；有50％，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100％，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會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它們。走私和奴隸貿易就是證據。”通過這段話不難看出，哪個行業利潤高，哪個行業就容易產生投機行為，利潤越高，投機產生的風險就越大。
經濟中的某個行業如果處于利潤過高的狀態，根據西方經濟學中“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必然會有很多資本包括投機資本流如該行業，其結果就是造成該行業的過剩和其他行業的短缺，這種局面如果維持時間過長的話，經濟的不平衡狀態會逐步加劇直到出現該行業因為嚴重過剩企業大量破產的局面，最終造成銀行大量壞賬，進而波及其他行業，損害實體經濟的發展。
高額的利潤誘發過度投機行為。我們從一些數據來看一下金融業和地產業的高利潤狀況。根據美國官方公布的數據，美國房價2004年平均漲幅為11％，2005年平均漲幅為13％，美國2000年到2006年全國房價平均價格上漲了90%，其增長速度均超過同期利率回報水平；在國內金融界，2007年11位金融高管年薪過千萬；2007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前10名中，涉足地產的達到6位，前4名均涉足地產。從這些數據中不難看出，金融業和地產業的利潤程度，如此高額的利潤豈能不誘發資本的逐利行為？其行業投機程度由此可窺見一二。
無論是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是此次起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其起源都是金融和房地產泡沫的破裂，這恰好反映出一個問題：金融業和地產業在危機爆發前存在著利潤過高和規模過度膨脹的情況。可以說，過度投機使這些高利潤甚至是暴利行業過度膨脹，最終助長了經濟危機的發生。
在自然界，如果某個物種過度發展，便有可能影響到其他物種的發展，進而可能引發生態危機。在經濟領域同樣如此，過度投機使某些行業的發展超出了正常的規模，同時其他行業得不到充分的發展空間，最終使經濟失衡導致危機的發生。
2.金融危機的深刻根源：信用交易失控。為什么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容易成為經濟危機的重災區，或者說，為什么在金融業和地產業更容易產生投機呢？投機需要大量的資本來支撐，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下，杠桿交易成了投機者最好的工具。正是因為在金融和地產領域廣泛存在著杠桿交易，才使得這兩個行業成為投機活動的重災區。
我們知道，在實體經濟中，交易1美元，就需要實實在在掏出1美元，在這種情況下，投機即使存在，也很難掀起大風大浪，但是，在很多的金融活動的杠桿交易中，投資10美元的東西實際出資只需要不到1美元，在這種情況下，暴利是很容易出現的，杠桿越高，投機活動就越密集，最終，瘋狂投機打破了原有的經濟平衡狀態，當資本獲利撤出或市場出現嚴重過剩后，問題或危機也就隨之而來。
舉例來說明：目前，世界上許多投資銀行為了賺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桿操作，假設一個銀行A自身資產為30億，30倍杠桿就是900億。也就是說，這個銀行A以30億資產為抵押去借900億的資金用于投資，假如投資盈利5％，那么A就獲得45億的盈利，相對于A自身資產而言，這是150％的暴利。反過來，假如投資虧損5％，那么銀行A賠光了自己的全部資產還欠15億。相關資料表明：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著名美國投資銀行及其交易對手出現的流動性危機，都是源于高財務杠桿率支配下的過度投機行為。美國投資銀行平均表內杠桿率為30倍，表外杠桿率為20倍，總體高達50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桿率則高達62.5比1。
雖然銀行可以通過保險等手段轉嫁風險給保險公司或基金公司，但是過高的風險總是要有人來承擔，保險公司或基金公司也存在因為承擔不了風險而破產的可能性。所以說，這個金融鏈條看似完美，但是一旦有哪個環節因為不堪重負倒下的話，受損害的是整個經濟的運行。
為什么房地產行業也容易發生危機呢，按揭貸款在某種程度上起了一個不好的作用，三成首付、兩成首付甚至零首付都是變相的杠桿交易。當杠桿交易失去控制，必然會產生大量的不良債務和虛假的投機需求，給實體經濟帶來根本性的破壞。所以政府對杠桿交易的監管是非常必要的，當任何一種經濟承擔了它本身不能承受的風險，這種經濟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就始終存在。
三、金融危機的防范及應對措施
1.抑制人為壟斷，維護經濟的平衡。經濟中的壟斷行為是高利潤的源泉。作為政府來講，防范經濟運行中出現壟斷行為是防止經濟出現不平衡的重要手段。政府應該在經濟中引入更多的競爭來防止經濟出現壟斷行為。同時還應該立法防止經濟中可能出現的串通合謀囤積等不正當競爭行為所引發的人為壟斷行為。一旦經濟中某環節出現壟斷行為，要么效率低下遭人詬病，要么就是借助壟斷地位瘋狂攫取，而且由于其處于壟斷地位，在危機來臨時缺乏必要的緩沖，極容易誘發連鎖反應，對經濟產生強烈的破壞。美國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該行業有更多的競爭者，至少可以給經濟提供足夠的緩沖，避免或延緩危機的發生。
壟斷企業借助其壟斷地位，很容易使其處于一種無法破產的地位，這樣便造成一種局面：經濟景氣時股東賺取高額的盈利，危機時則要動用全體納稅人的錢來拯救。這就是經濟中經常面臨的道德風險問題。也就是說，當你把某種經濟風險全部交給市場中的一個經濟體承擔時，如果這個經濟體本身無法承擔這樣的風險，那么就存在著道德風險，這種危險最終還是要由政府和納稅人來承擔。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就有必要主動承擔并監管這種風險，否則的話風險機制就形同虛設。
自由競爭也會導致生產過剩，但是自由競爭產生的生產過剩還不足以形成經濟危機，因為任何經濟都有波動性，這種波動的幅度在健康經濟所能承受的范圍之內，但是當壟斷行為大大加劇了經濟過剩，使其有可能超過經濟本身的承受能力，造成經濟危機。
2.控制信用交易、監管信用交易。(1)嚴格控制按揭貸款的發放。無論是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是此次金融危機，均含有房地產業過度發展的因素，這其中，按揭貸款的發放是誘發房地產行業過度發展的重要因素。銀行為了追求利潤，先是放貸給放貸給生產者，當消費不暢時，又放貸給消費者。銀行按揭貸款的發放對于刺生產激消費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也人為放大了房地產的生產和消費。這種做法最終為經濟埋下了一個定時炸彈，具體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促使某一能夠獲得資本的行業過度發展，另一方面為投機者提供了一個自買自賣，假交易套取銀行資金的窗口，通過過這個窗口，投機者幾乎輕而易舉把風險轉嫁給銀行自身，這和借錢給賭徒幾乎沒有區別。(2)認真監管期貨交易及其資金來源。期貨交易是投機交易的重災區，中國已經有很多企業甚至是大型國有企業從事期貨交易巨額虧損的例子。中航油、中信泰富、東航和國航等企業在期貨交易領域均出現過巨額虧損，甚至威脅到企業的生存。所以,抑制企業的投機沖動監管企業投機行為也是維護經濟穩定一個重要方面。對于這個問題，本文認為最重要的是政府應加強企業財務制度的建設，防范企業投機沖動，尤其是借貸資金或挪用資金進行投機的沖動，切實保護企業運行的安全。
3.建立危機應對機制。金融危機發生后，政府通常的拯救危機的措施主要有減稅、政府出資救市等，這些做法很容易遭到用全體納稅人貼補少數投資者的非議，而且是以犧牲政府其他方面支出或者擴大財政赤字為代價，提高了納稅人負擔，降低了政府的信用，影響了其行動能力，嚴重的甚至會拖垮政府，冰島政府破產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本文認為政府應該改變這種做法，建立一套應對危機的長效機制。具體設想如下：
政府對高利潤行業或壟斷行業征收投機稅或暴利稅，稅收的主要部分用于建立危機應對基金，交由國家專門機構采用穩健保守的方式管理該基金，以便在危機來臨是能夠提供最大程度的緩沖，為化解危機爭取時間。這樣做的好處在于：首先，分級征收投機稅或暴利稅的目的是調節各行業之間的利潤，在某種程度上限制投機對正常經濟產生的破壞作用；其次，當危機真正來臨時，政府可以有足夠的財力物力去應對危機；再者，專門機構還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探索一套穩定經濟的管理模式。
四、結論
金融危機是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經濟中的過度投機行為和信用交易的失控。政府不應該將經濟危機風險交給市場去承擔，而應主動監管金融風險，并征收投機稅或暴利稅建立危機應對基金，抑制過度投機行為，維護經濟穩定，探索危機應對的長效機制。
【關鍵詞】 當代資本主義 金融經濟危機 應對措施
【中圖分類號】F014.3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0.004
2007年8月，美國爆發了次級抵押貸款危機，臨危之初，各方不以為意，認為不過是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再一次觸底。而當這次危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垮了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旗下的兩只對沖基金，美國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證券等金融機構亦宣布出現巨額虧損，雷曼兄弟等投資銀行轟然倒閉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時，經濟學家們才意識到，這是繼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面對此次經濟危機，我們不禁反思：第一，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魔咒真的無法打破嗎？為什么無法打破呢？第二，資本主義自誕生發展至21世紀，為何危機的規模不減，反而更加來勢洶洶，如同風暴海嘯一般肆虐呢？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陣痛的由來與表現
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的界定有兩種：廣義來說，當代資本主義是指“二戰”結束后的資本主義；而狹義上則指20世紀70年代初戰后繁榮結束后的資本主義，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種界定。
《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描述、批駁生動形象而一針見血，“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資本剝削勞動、列強掠奪弱國就是資本主義的源頭。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不外乎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矛盾帶來的生產過剩、資本家剝削剩余價值導致大眾貧困、資本家追逐利潤造成的商品價格偏離價值規律等。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70年代的滯漲等危機的爆發原因均是如此。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沒有得到妥善解決，金融危機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發。
總體而言，戰后繁榮結束后的資本主義有三大新變化：即新自由主義化、金融深化、全球經濟虛擬化，顯而易見，這三大變化導致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經濟出現停滯的趨勢、泡沫經濟和金融危機頻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地位被動搖等一系列危機。作為典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2008年金融危機是接近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70年代的滯漲等危機性質的系統性危機，其規模之大、牽涉之廣、影響之深都堪稱歷史之最。既然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仍無法避免，我們不妨從當代資本主義的三大變化著手，來探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陣痛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義化。1980年是資本主義新舊經濟周期的一個重要分水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出現了一大重要的變化，即自20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推行至2007年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來。顧名思義，經濟自由主義意味著政府應該置身于經濟領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預經濟發展問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特征為：清除商品、服務尤其是資本在全球經濟內自由流動的障礙；政府不再扮演引導和調控經濟的角色；國有企業和公共服務私有化；削減政府的社會福利計劃；向累退的稅收政策轉變；從勞資合作轉變為在政府幫助下的資本單方統治；以自由放任的競爭模式代替大企業間合作式競爭模式。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化，一方面為經濟增長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機構缺乏足夠的制約，而2008年的金融經濟危機也印證了，相比于新自由主義的積極作用，其缺點與不足的破壞性影響更加深重一些。
我們之所以稱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自由主義化為“新自由主義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上曾出現過經濟的自由主義化。回顧資本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化，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當時美國的金融部門基本上沒有監管，從而出現了過度投機和大量的金融欺詐。金融系統內的危機傳染力迅速而強大，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盤，銀行系統在幾年后亦隨之崩潰。銀行系統的崩潰很快便傳遞到實體經濟，隨著大蕭條的發生，人們普遍認識到：沒有監管的、過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蕭條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對經濟自由主義化有些敬而遠之了。20世紀40年代后期，二戰后的資本主義社會積累結構完成了構建，其特點在于：在多個國家乃至世界體系內進行積極的政府經濟調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勞資合作，并在大企業間實行合作競爭模式。由于政府角色顯著變化而形成的歷史性突破，戰后體制往往被稱為“調控的資本主義”，或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其積極作用一直持續到1973年。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滯漲”的現象，通貨膨脹、經濟停滯與高失業使得人們對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積累結構，由于其主要特征類似于大蕭條前的“自由市場”版本的資本主義，因此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即本文指出的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變化之一。
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主義化進程也是一波三折，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人們對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也漸漸淡忘，隨著20世紀80年代末期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政黨等競爭對手對資本主義的威脅也漸漸消退。因而，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新自由主義化卷土重來，為2008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可見，實體經濟在新自由主義模式內的可持續發展前景并不明朗。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對于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共識已經終結：“在西方過去30年來一直處于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已奄奄一息。”
金融深化。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金融化是其發展的一大特征；而在當代資本主義階段，隨著金融化的加深，我們亦將這一變化稱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義為資本主義經濟重心從生產到金融的長時間的轉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潤在總利潤中的比重越來越大；第二，與GDP相比，債務越來越多，美國金融化的鮮明特點就是債務規模擴大；第三，金融、保險和房地產（FIRE）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種金融產品、金融衍生品層出不窮。作為資本主義長期趨勢的金融化，受到過戰后國家資本主義社會積累結構的制約，在20世紀8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開始重構時得到松綁，而新自由主義化實現以后，就給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金融市場的擴張、金融資產種類的增多，提高了經濟效率，從而為金融化提供了理論支持。阿羅和德布魯（1954）認為金融資產是對未來可能現金流的索取權，所以可以針對預期的經濟狀態提前改進資源配置，從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資選擇。弗里德曼（1953）則認為由于價格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當價格偏離正常水平時，投機者有利可圖，進入市場，買入或賣出，價格會恢復到市場所決定的正常價格，因而弗里德曼認為投機行為是穩定因素，從而打消了人們對金融投資行為的顧慮。
通過金融市場的運行、公司行為（債務融資、非金融公司新股發行等行為）以及經濟政策的推動，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進展迅速。1957年美國制造業占GDP的27%，而金融、保險和房地產只占13%。到2008年，情況反轉，制造業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比重升至20%。資本主義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門相對于實體部門的重要性，將收入從實體部門轉移到金融部門，但也導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劇，薪資停滯現象的出現。通過2008年的金融經濟危機，可知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不利影響還是很大的，其在宏觀上導致實體經濟增長放緩，金融脆弱性加劇，并激化了分配問題，使得金融化可持續性遭到質疑。
此外，在當代資本主義階段，金融化有了互聯網助力，互聯網金融出現，資本虛擬化嚴重，各種金融產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復雜，大眾廣泛投資，經濟實力欠佳的不惜背負債務去參與，因而又產生了債務驅動型的消費與投資。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對金融市場的有效監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為模式仍缺乏社會責任。金融膨脹雖然能在短期內刺激經濟增長，但長期來看，也會產生更大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馬格多夫和斯威齊（1988）認為如果出現金融全球化，不可能進行全球金融監管，因而遲早會停滯的生產基礎上的金融上層建筑的爆炸，可能導致規模相當于20世紀30年代的大崩潰。而且很不幸，他們的預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種債務、次貸循環往復、層層疊加，經濟泡沫泛濫，最終導致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
資本虛擬深化與全球經濟虛擬化。資本虛擬化是指在較為發達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與實體資本相對應的虛擬資本的出現，且其種類不斷演化，數量不斷膨脹，并與個別實體資本逐漸脫離關系的過程和趨勢。由此可知，資本具有“雙重”形式，一是真實資本，即工廠庫存、設備以及生產出來的產品，二是虛擬資本，即真實所有權憑證所產生的金融所有權結構，如金融市場上出現的股票、債券、期貨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屬于虛擬資本的范疇。資本虛擬化是社會信用制度發展的結果，其前提是貨幣的虛擬化，即貨幣逐步擺脫了自身具有的價值，向完全虛擬化的價值符號的趨勢發展的過程。初級形態虛擬貨幣的典型代表為商業票據和銀行券，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設立本國的中央銀行，統一發行的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法定貨幣（即法幣）的出現是貨幣虛擬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在貨幣虛擬化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資本虛擬化，離不開社會信用制度的發展和完善，股票、債券和金融期貨等虛擬資本的產生和膨脹必須以完善的社會信用制度的存在為基礎。基于企業與投資者之間信用關系的股票、債券等，在銀行信用的介入和證券市場的發展的推動下，呈現出相對獨立的運動規律，甚至成為另一種獨立收入的源泉，虛擬資本最終得以形成。
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使得貨幣的虛擬化進程在全世界范圍內展開，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則使得貨幣最終與黃金脫離聯系，成為完全虛擬化的貨幣形式。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隨著信用制度的高度發展，世界各國金融化自由進程推動了資產證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規模創新，加之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助力，引起了虛擬資產的高速膨脹，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資本虛擬深化現象。由于金融工具的大量創新和互聯網金融帶來的交易方式的變革，使得整個金融市場更加撲朔迷離，在看似光鮮亮麗的繁榮外表下，實則暗藏著巨大風險，危機四伏。
馬克思認為，只要經濟活動的目的是在金融領域內的“虛擬資本”增值，而不是真實資本在生產領域的積累，就是純粹的投機形式。而在經濟新自由主義大背景下，這種投機行為很容易導致虛擬資本膨脹，而虛擬資本的大規模發展和膨脹正是全球經濟虛擬化的基礎。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就是由次級抵押貸款和次級貸款抵押債券這兩種虛擬資本所引發。這些次級抵押貸款和次級貸款抵押債券就是資本虛擬深化的典型產物，通過復雜的證券化技術，一筆資產可以有雙重甚至多重存在，一筆資金也可以有兩種甚至更多的運動過程，它們具有資本的形式，卻可能沒有資本的內容，但它們仍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資本。
因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虛擬資本與實際資本有著本質的區別――虛擬資本本身不具有價值。在金融動蕩時期，它們既可能有高于其所代表實際資產價值數倍的價格，也可能大幅貶值到一文不值的程度。而本輪金融危機，就是由于參與虛擬經濟部門的投資具有低門檻、低成本以及高流動性等特征，導致大量貨幣流向虛擬經濟部門，從而造成社會整體經濟普遍繁榮的假象，貸款抵押債券等虛擬資本規模亦急劇膨脹，價格不斷攀升，并放大了系統性金融風險；市場的繁榮表象刺激了人們對虛擬經濟的投資，虛擬資本價格不斷膨脹而形成經濟泡沫。由于大量資金被投入到投機易，實體經濟部門的投資出現萎縮，當兩個部門的投資比例失調超過一定限度，人們對資本市場的預期會發生逆轉，實體經濟資金鏈條也會出現問題，因此虛擬資本價格迅猛下跌，導致金融產品、衍生品價格泡沫破裂。由此可見，虛擬資本會對宏觀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一是虛擬資本的存在和發展使得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本約束大大緩解；二是資本虛擬化促進銀行資本本身的虛擬化；三是資本虛擬化引發“泡沫經濟”等市場經濟運行中的新問題。
金融經濟危機發生以后，全球經濟虛擬化依然不會與實體經濟相脫離，起始于虛擬資本的金融經濟危機，也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很大影響。在金融危機爆發的初期，首當其沖的是虛擬經濟部門，大量金融機構虧損甚至倒閉，從而導致金融從業人員的大量失業，貨幣流通和信用機制遭到嚴重破壞，人們對整個金融系統的信心被摧毀。隨著時間的推移，虛擬部門的危害向企業等實體經濟部門及全世界蔓延，從而對整個國家和全球經濟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以至于現在全球經濟仍恢復乏力。
中美如何面對經濟陣痛
美國的應對策略。次貸危機爆發后，由于全球經濟金融系統緊密相連，金融虛擬經濟衰退很快傳遞到實體經濟，并迅速從美國波及到全球的資本主義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演變為全球的金融經濟危機。美國作為此次危機的最初爆發國，經濟環境受其破壞也是最為嚴重的，因而其應對危機的策略也至關重要。美國救市的特點如下：
第一，美國采取的是嚴格意義上的救市行動，直接給金融市場注血――向大型金融機構注入大量現金。資產的大幅貶值導致金融機構的自身價值大幅縮水，金融機構獲取充足流動性以兌現其諾言，滿足客戶取款要求的唯一方法只能是變賣資產。如果金融機構不得不以減價出售的方式處理其資產，導致的結果是存款人獲得一個較低的支付。更有甚者，如果大量金融機構同時賣出資產，拋售壓力會進一步壓低價格，迫使金融機構釋放更多資產，由此可能導致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為了盡快遏制住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美國政府不得不給金融市場注血，以阻止大型金融機構的破產。
第二，美國過度依賴債務。眾所周知，美國采取的是“卯吃寅糧”的債務依賴型體制，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債務的增長速度更是快得驚人：2008年，美國國債上限是10.61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70%；2009年，美國國債上限為12.10萬億美元，占GDP的84.1%；2010年，情況更加惡化，美國債務上限達到了14.29萬億美元，而美國當年的GDP僅為14.62萬億美元，債務占GDP總額的98%。凱西研究所董事長凱西表示支持美國違約，理由是如果不違約，美國未來好幾代人都需要不斷償還當下美國人欠下的債務。而一旦美國通過美元大幅貶值或是其他方式進行違約，如此龐大的債務規模仍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危機。
第三，美國QE（貨幣量化寬松）政策轉嫁危機，使得全球經濟雪上加霜。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寬松政策，量化是指擴大貨幣發行量，寬松是指減少銀行的資金壓力。在QE政策下，美國向市場投放了大量貨幣，同時也籌集了大量的鑄幣稅。此外，量化寬松政策還引致了美元的大幅度貶值，從而使得美國外債大幅度縮水，支持了政府擴大財政支出，但同時也引起了全球初級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量化寬松政策除了通過全球物價上漲和美國債務價值縮水對全球經濟產生直接影響外，還會通過進出口貿易對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產生間接影響。因而，雖然量化寬松政策對美國經濟復蘇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但同時也對原本就脆弱的全球經濟產生了不小的負面影響。
中國的應對策略。在2008年金融經濟危機中，西方世界風雨飄搖，很多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紛紛倒閉，而在中國，幾乎所有的中國大型金融機構均沒有遭到流動性沖擊，在2011年，中國GDP還超過了日本，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而，在應對本輪金融經濟危機時，中國采取的不是嚴格經濟學意義上的救市行動，因為，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并沒有發生金融危機，只是受其影響。所以，中國采取的應對策略也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大相徑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宏觀調控是中國進行應對的主要手段。
其一，與美國不同，中國并沒有給金融市場注血，而是給實體經濟注血――制定了四萬億投資計劃，通過政府投資刺激內需。發生在美國的金融危機通過外貿出口的傳導影響到中國的實體經濟，即美國對中國商品需求的減少導致中國外貿出口的銳減，致使中國沿海一些省份的外貿出口型產業遭到重創。一些出口型工廠破產，農民工失業。為了盡快遏制住由外需的進一步惡化所導致的需求減少，中國政府出臺政策給實體經濟注血，增加內需以阻止一些工廠的破產。四萬億的投資政策主要是用于加大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對“三農”的補貼以及對地方和民間的投資，同時輔以產業結構的調整，強有力地保持住了中國的實體經濟。
其二，中國減持美國國債以降低損失風險。近年來，中國相繼購買了四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間接地支持了美國經濟的復蘇，同時也給了美國在利率上“動手腳”的機會，這雖然讓中國如鯁在喉，但也讓中國利劍在手。由于中國是美國的第一大債權國，而美國經濟復蘇乏力，中方為了防止其長期性經濟衰退并抵制美國量化寬松政策，中國已連續多年減持美國國債。2014年，中國先一次性減持2500億美元國債，同年9月，又拋售了800億美元國債，此后也一直在拋售，截止到2016年7月，中國共拋售了美國國債1萬多億美元，仍為美國國債最大的債權國。
其三，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調整和升級。此次金融危機的發生，是因為美國金融創新中出現的虛假操作和金融衍生品欺詐，以及美國的低儲蓄率和過度消費造成的。保全金融機構，最穩妥的方式是從金融監管領域著手進行，而直接進行大量的注資，治標不治本，是不利于金融機構長期發展的。因而，中國金融市場發展戰略的調整是更加明智的。中國的金融改革要堅持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改革導向，要從深度、效率、可獲得性與穩定性這四個維度來衡量金融發展。一方面，金融業要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強金融監管，實現我國金融風險整體可控，使我國金融體系禁得起經濟周期性變化與結構性變化的雙重考驗。
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陣痛還能治愈嗎
通過上文面對經濟陣痛的中美政策比較，可知我國并未發生金融經濟危機，且中國防御危機的政策更加明智穩妥，這首先要歸功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未曾出現金融失控現象；在抵御經濟危機的政策上，面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我國致力于對本國實體經濟的支持，實行供給側改革，未對其他國家、全球經濟產生負外部性，更顯大國風范。而當代資本主義的三大變化――新自由主義化、金融深化與全球經濟虛擬深化，又一次將資本主義世界帶入經濟陣痛的深淵，美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救市政策何時能明顯奏效也尚未可知，可見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仍不明朗、前途未卜。這表明了當代資本主義的舊體制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需要進行重大調整，建立新體制，而在新舊體制之間，將是一個較長的、充滿不確定性和巨大動蕩的時期。或許，當資本主義制度被徹底改變之日，就是它的經濟陣痛治愈之時。
（山東大學經濟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碩士研究生李梓旗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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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又稱經濟危機（EconomicCrisis）指的是一個或多個國民經濟或整個世界經濟在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內不斷收縮（負的經濟增長率）。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過剩的危機。是經濟周期中的決定性階段。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爆發普遍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從未擺脫過經濟危機的沖擊。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必然結果。由于資本主義的特性，其爆發也是存在一定的規律。
二．金融危機表現
商品滯銷，利潤減少，商品大量過剩，銷售停滯；生產力和產品遭到嚴重的破壞和損失，生產大幅度下降，企業開工不足甚至倒閉，失業工人劇增；企業資金周轉不靈，銀根緊缺，利率上升，信用制度受到嚴重破壞，銀行紛紛宣布破產，生產力和產品遭到嚴重的破壞和損失，社會經濟陷入癱瘓、混亂和倒退狀態等。
三．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
引起這次全球金融風暴的最初原因是次級貸危機。
次貸問題及所引發的支付危機，最根本原因是美國房價下跌引起的次級貸款對象的償付能力下降。而全球失衡達到無法維系的程度是本輪房價下跌及經濟步入下行周期的更深層次原因。全球經常賬戶余額占GDP的比重自2001年持續增長，而美國居民儲蓄率卻持續下降，當美國居民債臺高筑難以支撐房市泡沫的時候，房市調整就在所難免，進而導致按揭貸款的拖欠率明顯上升，無力還貸的房貸人越來越多。一旦這些按揭貸款被清收，便最終造成信貸損失。
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影響
1、經濟增長速度會有所下降，因為外部經濟環境變化大，出口增幅會下降，出口對GDP的貢獻將會下降。例如：出口方面，可以預料的是我國宏觀經濟的外部環境將由于此次席卷華爾街的金融風暴而更顯嚴峻。海關總署的進出口數據顯示，我國外貿出口額的增幅下行放緩的趨勢明顯，由于美國是中國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場，外需下降意味著外國消費者對高附加值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需求的同時下降。在這種環境下，出口商很可能沒有動力革新技術，而是被迫通過壓低產品價格去維持市場份額，這可能導致中國出口企業貿易條件的進一步惡化。
2、小部分資本會外流。美國經濟出現問題后，一些公司因為資金缺乏，可能會撤回部分海外投資，或者把附屬機構及在海外的投資賣掉以解大本營的燃眉之急。但因為目前中國資本賬戶的限制，有些直接投資不一定能馬上撤得出去。
3、金融機構利潤空間會縮小，過去動轍百分之幾十、甚至成倍增長的可能性不會有了。
五．金融危機對我國各行業影響
1、對我國出口行業影響
美國是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我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是我國貿易順差的主要源泉之一。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將會導致美國消費支出和投資支出的下降，和國內生產總值的下降，進而有可能導致美國進口的減少和我國對美國出口的減少。假如其他條件不變，我國出口的減少將導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下降。海關的數據顯示，2007年8月以來，我國出口貿易雖然不斷創高，但對美出口的增速減緩。10月份我國對美出口量達到210億美元，低于9月份的213．9億美元，數據同時顯示，1－10月份我國對美出口同比增長15．5％，而這數據1－9月份是15．8％，1－8月份更是16．7％。增速明顯放緩。外貿企業利潤增長可能會有所放緩，原因在于，次貸造成的世界經濟放緩，還會導致外需下降。人民幣升值亦可能進一步加速出口加工產業的兩極分化，由此將造成部分出口企業回報率下降。估計美次貸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到今年上半年將達到峰值。
2、對我國房地產行業的影響
在國內，居民的住房按揭貸款一直被認為是優質資產，其實不然。中國的住房按揭貸款風險可能比美國次級債券風險還要高。因為，從住房按揭的對象來看，美國次級債券的次級貸款人信用還有等級之分（即"次級信用"），但對中國的按揭貸款者來說，估計其中很大部分人甚至連"次級信用"都沒有。這是因為近幾年來，凡是個人要申請住房按揭貸款，沒有誰是不能夠從銀行獲得貸款的，住房按揭貸款者基本上是沒有什么信用等級可分的。這樣，一部分信用欠佳的貸款人就必然會進入到房地產按揭貸款市場中。盡管目前國內不少個人的住房按揭貸款信用不好，但在房地產市場價格一直上漲時，過高的房價會把這類缺乏信用的住房按揭貸款的潛在風險掩蓋起來。一旦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出現逆轉，其潛在風險就必然會暴露出來。這些潛在風險一旦暴露出來，國內銀行將面臨類似美國次級債危機的風險。
3對國內金融行業的影響
目前全球金融動蕩的主線在發達國家。這場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開始的金融動蕩從美國開始，蔓延到歐洲、日本，造成了發達國家經濟周期的下行和金融市場的不穩定。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相對封閉，到目前為止，次級債危機對我國金融體系的影響仍然有限。
2007年第三季報顯示，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分別持有數量不等的美國次級房貸債券。整體看，次級債投資在資產中的比重小于1%。其中，工商銀行與建設銀行持有數量小，次級債投資占權益比例為超過2%；中國銀行持有數量相對較大，次級債投資占權益比例約為13%。
次級債投資額占三大銀行的總資產比例、占權益的比例低，即便出現極端情況，即次級債投資損失率為100%，該損失額也不足以影響三大銀行的正常經營，不會出現資不抵債的情況。同時，次級債資產凈額與2007年前3季度的稅前凈利潤之比表明，即便當次級債投資損失率達100%時，三大銀行07年前三個季度稅前凈利潤亦足以消化該損失且有富余。
六．金融危機應對對策
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和流動性較為寬裕的背景下，投資者對經濟發展的前景較為樂觀，往往會低估風險。但是經濟發展具有周期性，處在經濟周期上升階段的經濟主體基于盲目樂觀情緒購買的資產不一定就是優質資產。美國次貸危機就是一個最新的例子。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紛紛完成股份制改造，為追求利潤的不斷增長，加大了信貸投入。我國市場同時存在低利率和局部房價上漲過快的問題，在以后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防止類似情況帶來的巨大損失。
1、合理擴大銀行信貸規模。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及時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加大對重點工程、節能減排、環境保護、自主創新、三農、中小企業、基礎設施及服務業等的支持力度，有針對性地培育和鞏固消費信貸增長點。
2、進一步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擴寬企業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體的銀行間債券市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平臺。促進股票市場穩定健康發展，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
3、繼續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為防止經濟出現倒退，央行將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而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是央行最為有力的貨幣政策工具，前者可以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后者可以為銀行提供更多的信貸資金，央行將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加大對促進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有效滿足實體經濟對金融服務的合理需求。
4、實施差別化貨幣政策，促進經濟轉型。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不會對所有行業和企業一視同仁，而是會堅持“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原則，以此來體現國家的產業政策導向，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使經濟結構向政策預期方向轉變。貨幣政策將通過差別化存款準備金率、差別化利率、窗口指導、信貸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導資金流向，通過政策引導或者直接干預，以較市場金融更為優惠的條件將資金投向戰略領域、主導產業、支柱產業等，同時嚴格對“兩高一資”等政策限制行業和企業的信貸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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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中小企業;財務管理
中圖分類號:G64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2851(2009)11-0042-01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 中小企業指按照我國有關規定“不對外籌集資金,經營規模較小”的規定。中小企業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一支重要支撐力量,在確保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緩解就業壓力、拉動民間投資、優化經濟結構、促進市場競爭、推進技術創新、促進市場繁榮、方便群眾生活、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金融危機下中小企業財務管理狀況及原因分析
(一)中小企業將重點放在了產與銷售,輕視了財務管理
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中小企業由于管理型人才的短缺,致使企業偏重與生產銷售環節,而忽視了內部財務管理,市場上盈利機會充裕途徑多,這就使得中小企業無法看清自身狀況,輕視財務管理。但是,一旦經濟出現萎靡,市場競爭激烈的時候,中小企業往往會面臨存貨積壓,應收賬款回籠速度慢,短期籌措資金困難等困擾。其自身因忽略財務管理所造成的弊端就會暴露,并影響整個企業的發展、運營。
(二)會計核算工作能力薄弱
中小企業財務管理架構通常因組織成本、人才資源和生產規模等方面的限制,而設置的非常簡單切不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內部控制的能力比較弱。企業的會計制度通常是不健全、不完善的,會計核算工作的力度也是比較薄弱的。中小企業,由于其規模限制,通常吸引不到優秀的財務管理人員,聘任的財務工作者素質欠佳,這就導致了財務管理和財務分析難以到位,起不到為高層決策者提供有效參考的作用。從而影響到生產、銷售和管理的效率。
(三)內部制度不完善,管理隨意性大
異于大型企業的是,中小企業管理水平和資金周轉率都較低,在資金使用計劃、庫存管理和結算監管等方面往往缺乏嚴密、有效的控制監管手段,隨意性大,難以把握。加之,企業資金實力不如大型企業雄厚,會計核算工作能力低,缺乏長期財務分析資料等不良因素的困擾,中小企業想在經濟危機中立足往往很難。
二、金融危機下的中小企業財務管理策略
(一)政策環境
建議完善中小企業行政管理體制、建立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建立健全全民營經濟政策信息專業平臺,建立民營企業行政投訴救助機制;開展對各地發展民營經濟情況的評價和考核。
(二)中小企業財務管理策略建議
為了解決中小企業在財務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不僅政府應出臺政策加以扶持,使企業可以適應市場,優化供應鏈和價值鏈;企業自身也應認清所存在的問題,從以下幾方面入手進行自我更新:
1.在企業內部樹立財務管理的核心地位
市場上,多數中小企業是以家族式管理模式建立起來的,企業內部崗位設置交叉重疊,不僅達不到良好的管理效果,更容易產生管理漏洞。由于家族觀念的影響,某些企業更是將企業財務與家庭財務混為一談,沒有建立起有效的企業財務管理機制,使得財務管理在企業中形同虛設無法起到其應有的作用,更談不到其核心地位,這樣行事的后果往往是企業虧損、運營不暢。在中小企業中,成長期擴張迅速、市場占有率不斷攀升的現象極為普遍。但一旦企業在經歷過成長階段,轉而進入成熟期后,大多數企業普遍感到財務運轉緊張、開支困難、周轉速度減緩等壓力,經營效率降低,效益萎縮。
2.把握投資重點,降低投資風險
(1)中小企業投資重心應注重“內部”為主。當前企業無論規模,都已經意識到企業內部管理的重要性,擁有高素質的管理型和技術型人才,才是企業在競爭中立于不敗的制勝手段。中小企業要加強內部投資應從一下幾方面著手:一是對新產品試制的投資;二是對技術設備更新改造的投資;三是人力資源的投資。目前應特別引起注意的當屬人力資源的投資。
(2)分散投資方向,降低投資風險。中小企業經過資本累計過程,企業達到一定規模后,可以實行多元化的經營模式,分散投資方向,也就降低了投資的風險,這一策略有助于企業成長。
(3)規范項目投資審批程序。在將企業資金、技術、管理等體系建立完善后,中小企業可以適當借鑒大規模企業的方法,實行投資監理,規范投資程序,要做到對投資項目各個階段都心中有數,投資的設計階段到實施階段都要嚴謹,注意每個項目進度的跟進,適時調整,盡可能規避投資可能存在的風險。
(三)二要加強營運資金管理,努力實現企業生產經營的內涵擴大。
相對大企業而言,中小企業由于缺乏籌資能力和內部資金調度余地,因而加強營運資金管理就顯得尤為重要。中小企業營運資金管理,雖在內容上與大企業無太大區別,但在管理思想和管理原則上則應有所區別。
參考文獻
本輪危機爆發以來，全球汽車業遭遇了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全局性沖擊。美國、德國、日本、法國的汽車巨頭無一幸免，區別僅是遭遇沖擊的輕重程度不同。
危機已經擊垮了美國汽車業三大巨頭中的兩大。克萊斯勒于2009年4月30日宣布破產保護后隨即與意大利汽車巨頭菲亞特展開了合作，以尋求抱團取暖。通用則以裂變的形式試圖完成新舊通用的交替，在預期60天的時間里，通用將尋求將其大部分優質資產出售給新成立的公司（新通用），以脫胎換骨再續新生。
“新通用”將暫時性地被美國和加拿大政府國有化――美國財政部將持有新通用60.8%的股權、加拿大政府和安大略省政府持有新通用11.7%的股權，舊通用的債權人將以270億美元的債務換取新通用10%的股權，并擁有以較低價格收購新通用15%股份的權利，美國汽車業工會旗下的信托基金在簽署同意削減勞動成本協議的同時，獲得新通用17.5%的股權。而舊通用的股東所持的股份則在破產保護過程中幾乎被剃光出場。
美國第二大汽車巨頭福特自2006年采取了關廠裁員、大規模重組等一系列斷臂自救的方案后，情況略好于通用和克萊斯勒。然而，即便如此，危機對福特來講也是一場難過的坎。為尋求自救，福特展開了7年內的第三次大規模重組，從2008年開始福特再次實施“瘦身計劃”。2008年12月福特正式標價60億美元出售其10年前以64.5億美元從瑞典沃爾沃集團手中收購的沃爾沃轎車公司，而到今年3月25日，福特公開表示已與一些潛在競標公司就出售沃爾沃轎車品牌深入談判，但售價據傳可能大幅縮水至12－18億美元。3月26日，福特以23億美元的價格出售了其在英國的豪華汽車品牌捷豹和路虎。
德國的大眾、寶馬和戴姆勒三大汽車巨頭也在這場全球性金融危機中遭遇嚴重沖擊。最近戴姆勒提出與寶馬公司深化合作，以通過聯合采購零部件和實行跨部門跨品牌的模板體系節約成本、整合資源。幾乎與此同時，5月19日大眾恢復了與保時捷進行合并的談判。此前由于保時捷不愿意完全公開財務狀況而使大眾與保時捷的合并談判一度中斷，現在看來，在全球經濟危機的沖擊下，任何問題都阻礙不了合并的進程。
在日本汽車廠商公布2008年的業績中，日產、豐田、馬自達、三菱汽車和富士重工等5家公司發生凈虧損，虧損總額達到7070億日元，本田、鈴木和大發工業雖獲得微利，但利潤下滑也相當驚人。為應對危機沖擊，日本汽車業也開始了資產重組和“瘦身計劃”。另外，法國兩大汽車集團雷諾也采取了類似的計劃。
由此看來，本次危機對全球汽車業的沖擊是全局性的，而非局部的。值得玩味的是，為何本次危機直接導致美國三大汽車巨頭“兩死一重傷”，而德國、日本、意大利和法國等汽車業雖受到沖擊但不至于賠上身家性命？
筆者認為，通用和克萊斯勒未能挺過這一關有其特殊的病變因素，但導致美國汽車業近乎集體淪陷的則是一種長期淤積的綜合征。
美國汽車業巨頭兩棲化作業之困。相比德國和日本的汽車企業，美國三大汽車業巨頭更像是一個投資集團和金融公司，而非單純的制造企業，如近年來通用的利潤中有近一半來源于汽車金融以及其他金融業務。資產、業務和利潤向金融領域傾斜在給美國汽車企業創造巨額利潤的同時，也放大了風險當量，當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同一汽車集團內部難以有效實現金融部門與制造部門的風險隔離，導致美國汽車集團更容易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
盲目的全球化和規模化之困。相比德、日汽車集團，美國汽車業巨頭的全球化程度更高，也更為獨特。以通用為例，在本次破產前達到了全球化和規模化程度為全球之最――旗下包括10多個品牌，以至于整合、經營這些資產的難度超出了集團的管理半徑，在與日、德等汽車巨頭的競爭時多少顯得有些力不從心。然而，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日、德汽車對美國汽車發起沖擊以來，通用并沒有及時解決多品牌所帶來的一系列經營管理問題。
關鍵詞：經濟危機；效益；安全；金融監管；制度價值
中圖分類號：DF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3933(2009)08-0018-08
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人們較多地從經濟、金融和公共道德層面對經濟危機中的現象進行評述，很少從法律制度，尤其商法制度的角度探尋引發經濟危機的制度根源。其實，在現代法制相當完備的狀態下，如果沒有制度安排上的機會和漏洞，社會經濟行為的異常是很難持續和久遠存在的。眼下由美國引發，波及全球的經濟危機的產生，有著商法制度安排的歷史偶然和必然。本文力圖通過對不同商法法系司法原則、方法、價值觀念等差異的分析，研究現代商法制度對社會經濟的安全和社會經濟的發展的重要影響。
一、商法：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的制度動力
中世紀地中海沿岸城市的興起，促進了商事貿易繁榮、商品經濟的發達和社會關系的變化。商業的復興使西部歐洲改變了傳統的建立在人和土地關系基礎之上的社會組織，動搖了歐洲社會的靜止狀態，商業與工業不再處于從屬于農業的地位。在多元化力量的競爭中，商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商人隊伍不斷壯大。他們利用在工商業城市中所占據的地位，爭取城市自治權，導致了以商人革命為實質內容的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在這場革命中，商人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制定了相對便捷和公平的商事習慣，創造了商事法院，并進一步促使商事習慣由商人的自治自律上升為由政權強制保障實施的法律，商事習慣轉變為商法規范。現代商法制度由此得以建立。
隨著商事活動的不斷創新和發展，商事法律規范的成文化得到了有力推動。地中海沿岸各國和歐洲一些內陸國家都先后制定了成文商法，涉及商號、商標、公司、銀行、倉儲、寄托、營利保險等諸多領域。這些商事法律規范實現了社會經濟生活從無序走向有序、從偶然調整到一般調整的轉變，并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法國商法法系、德國商法法系和英美商法法系。商法的成文化和體系化充分顯示了商法的發達，為“平等”、“權利”、“自由”等價值觀念在“塵世”的落實奠定和提供了經濟上的制度基礎和法律依據，保障了現代經濟活動的可行性、有序性、安全性和規范性，并直接或間接地對社會經濟體制的運轉、民族和國家的統一產生了具有深遠意義的作用。
作為調整經濟活動的主要法律制度，商法的目的在于保障經濟活動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降低市場總的交易成本，并維護市場的公正。從全球經濟發展歷史看，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有其經濟發展周期的。經濟學家一般將經濟周期劃分為繁榮、衰退、蕭條、復蘇四個階段。在不同的經濟階段，商法發揮的作用不盡相同。經濟周期的演變，在商法中便表現為商法價值理念的演變，以及商法規范性質的調整。
經濟繁榮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商法規范對“效益”這一價值理念的追求。20世紀20年代以前，美國政府為了創建和維持一個高效率的金融體系，竭力推崇商法的“效益”和“效率”理念，鼓勵自由競爭，“存貸業務與證券業務相互滲透，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都同時從事證券投資業務與商業銀行業務”。由于該階段，在商事立法和司法的整個理念中，人們忽視對商行為中“安全”的關注，導致了經濟泡沫愈演愈烈。當隱藏在繁榮經濟背后的不安全因素積累到一定程度，社會經濟便開始出現衰退。經濟危機的出現，充分暴露出當時商事法律制度的不足和問題，于是商法的價值理念便開始有所調整，“安全”這一價值的地位驟然上升，一批新的商事制度或商法規則得以誕生。1929～1933年經濟危機后，美國頒布了《1933年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1933年聯邦存款保險法》等一大批商事法律，加強了對商行為絕對自由的適度干預，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危機的壓力。當然，對“安全”的追求只能阻止不安全因素的繼續涌現，卻不可能挽救急劇下滑的經濟衰退，不可避免經濟蕭條。于是，在追求“安全”價值的同時，商法仍然不可能放棄對“效益”的追求，只是開始力求在“安全”和“效益”之間尋求兩者的完美集合。在反復的博弈之中，商法的“效益”與“安全”理念得到了有效配合，社會經濟開始出現復蘇跡象，并再次達到了繁榮狀態。不幸的是，面對經濟繁榮時期巨大的利益誘惑，政府和商事主體再次被經濟泡沫沖昏了頭腦，在追求“效益”的時候又忽視“安全”的維護，于是社會經濟再次出現波動，并不斷循環。由此可見，商法在經濟周期的演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經濟周期的演變也推動了商事法律制度的調整和變革，一大批新的商事法律制度得以創立和完善。
二、成文法與判例法下的商法制度差異與經濟發展的得與失
近一百年來，全球經擠現象表明，英美國家經濟發展快，商行為創新多。原因在于英美國家的商事法律制度存在大量的判例法，有利于商事活動的創新，在這些國家往往由商主體先創造商行為，然后通過判例界定其合法性和公正性，并尋求制度的規范。盡管美國也存在諸多商事領域的獨立法案，如《美國統一商法典》，然而它僅僅“在某種意義上是法典，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陸法系法典……，它是向各州的立法機關推薦的一個建議性法律文件。”因此，美國的商事法律本質上仍未脫離判例法的特點，在美國的商事法律實踐中，只有判例法規范才被視為正規的法。
20世紀以來，美國在經濟創新方面引領全球，無論在公共基礎建設，如20世紀初的鐵路全國化、化工、電子、能源、計算機等產業的創新方面，還是在金融、證券市場的創新方面都創造了經濟奇跡，這與商法制度中商行為規則的開放性不無關系。以金融、證券領域為例，在判例法開放式的法律環境下，資產證券化得以在美國萌發并獲得蓬勃發展。一開始。為了解決長期貸款和短期存款，即資產和負債期限結構不對稱這一矛盾，美國創造了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此后，這種金融創新產品一發不可收拾，證券化的資產范圍不斷擴大，從一般性的信貸資產到信用卡信貸，再從信貸資產到非信貸資產，包括應收賬款、收費權等也都成為證券化的對象，近年來，連知識產權也被納入證券化的資產范圍之中。“證券化的資產之所以能夠不斷擴大，不僅因為許多資產具有可預見的現金流，還因為用這種方式融資，能夠滿足投融資各方對于信用安全、投資收益、融資成本等方面的要求”。除此以外，美國的證券類金融產品創新不斷，權證、可轉換公司債券、金融互換交易、結構化的金融衍 生產品等層出不窮。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解決美國投資者買賣國外優良證券時地域上不方便的問題，J.P.摩根創設了美國存托憑證(ADR)，這樣持有外國某股票的投資者就可以把外國股票交給摩根指定的在美國和該外國都有分支機構的一家銀行，再由這家銀行發給各投資者美國存托憑證，這種存托憑證可以在美國證券市場流通，原來持有外國股票的投資者就不必再跑到國外去拋售股票，而需要投資該外國股票的投資者也不必再跑到國外去購買該股票，而可以直接在美國證券交易所購買該股票的存托憑證。美國《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對存托憑證予以認可和規范，并將之劃分為無擔保存托憑證、一級有擔保存托憑證、二級有擔保存托憑證、三級有擔保存托憑證和144A私募存托憑證，足見美國法律對金融創新的支持。
但是，在此種創新不斷的環境中，經濟波動幅度也相對較大。英美等國家每隔幾十年就要經歷一次影響廣泛的慘重經濟危機。1929～1933年的大蕭條已經成為近百年中損失最為慘重的經濟危機之一；20年后的50年代，美國出現了商品滯銷、投資過剩、出口競爭力下降；1973～1975年出現美元貶值、GDP下降、固定投資縮減、企業和銀行倒閉、失業率上升、通貨膨脹；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國經濟又一次面臨慘重的危機；直至2007年開始，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更是被稱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每一次經濟危機都給美國乃至全世界造成了巨大損失。
相比較而言，大陸法系國家的經濟發展要相對平穩，商行為創新相對較少。金融領域的諸多創新產品大多都不是從大陸法系國家產生。其原因在于大陸法系的商事法律采成文法形式，商主體是否可以從事某種商行為以及如何從事該種商行為，一般都需要在商法上先行加以規范，在商法沒有明確規范之前，商行為的操作方式及其法律效力都處于不明確的狀態，法律風險較大。以中國這個成文商法國家為例，對于商事領域的新鮮事物便采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近年來諸如管理層收購、資產證券化、董事責任保險、證券私募發行、金融控股公司、私募股權投資等國外出現的、新鮮而先進的商事實踐括動，盡管引起了商法實務界和學術界的熱情關注，但是對于這些全新的領域，我國商事立法始終保持著十分謹慎的態度。以資產證券化為例，從1992年有學者首次在國內介紹美國的資產證券化業務，到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組織的一次房地產金融制度研討會上實踐工作部門開始了解資產證券化概念，再到2004年根據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強烈要求，并經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監會的聯合請示，國務院同意這兩家銀行進行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直至2008年5月底，共有八家金融機構發行了343億元信貸資產支持證券，我國的資產證券化研究歷經十余載，實踐中基本還是局限于信貸資產的證券化，對于其他資產的證券化問題還沒有較為廣泛的實踐。究其原因，在于我國尚未有法律法規較為全面詳細地規范資產證券化問題。目前，我國規范資產證券化的規范性文件主要局限于《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2005]第7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信貸資產證券化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06]5號)、《資產支持證券信息披露規則》(中國人民銀行公告[2005]第14號)、中國人民銀行[2005]第15號、[2007]第16號、[2007]第21號公告、《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工作的通知》(銀監辦發[2008]第23號)，尚不存在有關資產證券化的法律法規。
在成文商法國家相對封閉的法律環境中，商行為的實施受到很強的約束，商主體習慣于采取保守穩妥的交易行為，缺乏創新的動力和激情。于是，在大陸法系國家不太可能爆發因大膽嘗試新鮮事務而產生的經濟風險，經濟發展相對比較平穩。盡管在美國暴發經濟危機的同階段，大陸法系國家的經濟同樣會出現危機和波動，但相對美國而言，無論從波動幅度、波及范圍和領域，還是損失大小來看，大陸法系國家的危機程度都要小一些。
三、商法制度的價值理念與經濟發展觀念的取舍
(一)現代商法的價值理念：效益與安全
傳統法律尤其是民法所遵循的價值理念是公平公正、機會均等和契約自由。梁慧星先生在《從近代民法到現代民法》一文中指出“近代民法的理念是形式正義，追求法的安定性。現代民法的理念是實質正義，追求法的妥當性。”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基于商事活動的營利和營業特性，法律對商事活動的調整逐漸區別于傳統民事活動。商事活動作為以營利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其目標在于充分利用現有資源以追求最大經濟效益，而資金及商品的流轉頻率與其所獲得的效益成正比，商主體在利益的驅動下力求頻繁的交易活動和加速運轉資金，整個社會經濟也希望在高速運轉的經濟關系中不斷快速發展和繁榮。于是時間成為資產，速度成為效益。但是，在利益驅動下便會產生過度的利己行為，伴隨著商事活動的高速性和頻繁性，諸多不安全的因素便會滲透到商業活動中來，追逐的利潤越高，危險越大。隨著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商事主體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彼此間的依賴日趨增強，社會化的生產迫切需要一個安全的交易環境。因此，“效益”和“安全”這兩個理念便成為了商法應當具有的價值。在“效益”這一價值理念的指引下，商法遵循商事自由和商事便捷的原則，并運用大量的任意性規范來激發商事主體的創造力，以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創新性要求，為社會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而在“安全”這一價值理念的指引下，商法遵循法定強制和公示外觀的原則，并運用適當的強制性規范，以標準型的技術規范降低交易成本和風險，維護商事交易和社會經濟的安全。
追求效益的商法已經突破了傳統民法的價值理念，從而使得商事法律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顯得更為密切。很大程度上，商法的價值理念便是體現了經濟發展的觀念。商法對價值理念的選擇，決定了經濟發展觀念的取舍，這是商法作為經濟發展的制度動力的基本體現。
(二)美國商法的價值理念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1 從美國證券法看美國商法的價值理念
從美國《1933年證券法》的立法簡史中，我們知道美國在制定《1933年證券法》的過程中發生了一場爭論。這場爭論的焦點就是：在聯邦的證券立法中是應該進一步加強政府干預，還是應該堅持私法自治、堅持市場經濟的貿易自由和競爭?從當時的背景來講，1929年爆發的經濟危機使人們對當時各州的藍天法不再信任而要求進行聯邦立法，認為聯邦立法應作進一步強有力的干預，來防止欺詐行為以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但信奉凱恩斯經濟政策的羅斯福總統卻恰恰相反地反對對證券市場的過分干預。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當時由托馬斯先生起草的、以加強政府的干預和管制為特色的第一部草案就沒有獲得通過。而改由山姆·雷本起草了美國現行的這部證券法。該部證券法沒有規定 一種證券必須在質量上達到何種規格才能上市，而只是要求發行者對證券的質量進行充分合理的披露。美國整個證券規范體系都建構于其聯邦證券法所確立的發行交易注冊制。“享受注冊豁免，主要基于提高資本市場效率的考慮，在應用中也確實取得了這樣的效果”，“美國聯邦證券法采用注冊制，放棄實質監管，即拒絕大包大攬式的全方位保護，傾向于盡可能將市場買賣雙方置于同一條船上，通過信息披露要求來幫助投資者對融資項目進行評估，以及防止欺詐迷惑的行為”。政府主管部門有權取消證券的登記，但是所依據的理由必須是披露不夠或者有誤導的傾向，而不能是因為證券的質量有問題。也就是說，買賣還是自由的，不管某種東西的質量多么糟糕，它的主人都有權把它拿到市場上去出售，政府無權干涉。但是由于證券這種商品的特殊性，政府要求你把它的質量充分地公開，以防止欺騙，使市場健康運行。這種思想是堅持以市場為主，政府只在不得已之處進行干預，起一種輔的作用，作為對自由經濟的補充。據此可以看出，《1933年證券法》充分體現了尊重私法自治的精神，堅持了市場經濟的貿易自由，只是從法律上嚴格規定了證券發行的可靠性和真實性，以便投資者在證券市場上能夠作出理性的選擇，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所以該法又被稱之為“證券真實法”。1999年美國再次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允許金融業混業經營，進一步放寬金融監管。
正如有學者所歸納的那樣，美國證券法“以寬泛的證券定義適應經濟發展需要，從有利于投資者保護的角度，將不斷推陳出新的金融創新產品納入監管范圍；以非實質性審查的注冊登記制度為證券發行提供沒有法律障礙的市場準入，為金融創新提供良好的生存環境；以完全信息披露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借助規范的證券信用評級，引導投資者自由決策并培養其成熟的投資理念，不斷地為金融創薪產品提供良好的投資群體來源；以眾多的但明顯偏重于機構投資者的立法豁免，培養機構投資者投資群體，形成穩定的資本市場；以松弛得當、權利義務配置相均衡的公募發行和私募發行法律框架，促進兩個市場的取長補短，共同繁榮，為金融創新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以主營機構SEC充分的執法權限和遵循先例的法院務實的司法操作，進行法律的及時立、改、廢以及以市場為價值取向的法律解釋，有效保證法律的時代性和靈活性。”美國證券法這種注重市場主體自律、鼓勵商事主體創新的立法理念，正是美國商法的一個縮影。追求“效益”價值，這是美國實用主義商法的目標，體現了自由經濟的優點。在商法的這一理念指引下，美國經濟充滿了活力，各種創新型產品不斷涌現，使美國在很多領域占據世界巔峰。對于這一成就的取得，美國商法功不可沒。
2 經濟危機：美國商法之所失
盡管此前很多學者認為美國證券法權利義務配置比較均衡，既注重發揮商事主體的創造力，又注重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然而，相對寬松的美國商法在促進金融創新的過程中，卻逐漸有失偏頗，重效益輕安全的立法理念，隱藏了巨大的不公平和欺詐的隱患，最終釀成了大禍，一場百年不遇的經濟危機席卷而來。
在美國商事法律中，住房抵押貸款大致可以分為五類：(1)優級貸款，對象為消費者信用評分最高的個人，月供占收入比例不高于40％及首付超過20％以上；(2)Alt－A貸款，對象為信用評分較高但信用記錄稍弱的個人；(3)次級貸款，對象為信用分數較差的個人；(4)住房權益貸款，對已經抵押過的房產，若房產總價扣減凈值后仍有余額，則可以申請再抵押；(5)機構擔保貸款，指經由政府住房按揭貸款支持機構擔保的貸款。1995年以來，由于美國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同時貸款利率相對較低，導致金融機構大量發行次級按揭貸款。同時，在商法認可信貸資產證券化這種金融創新工具的背景下，金融機構便將按揭貸款打包，并據此發行不同等級的按揭支持證券，這些按揭支持證券的信用評級從AAA級、BBB級一直到權益級均有。一些金融機構再行購買按揭支持證券，將之形成新的資產池，進行下一步的證券化操作，如此一直進行下去，在資產支持證券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出新的資產支持證券。隨著層層疊疊不斷衍生的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杠桿作用不斷拉大。如果作為原始基礎資產的按揭貸款不出現大量違約，則收益就比較可觀；反之，若原始基礎資產池出現惡化，則后續多次衍生的資產支持證券就將面臨極大的損失。從2005年起，美國利率水平開始逐步提高，房價從2006年起出現回落，貸款不良率開始上升，進而導致證券化資產質量惡化，持有大量資產支持證券的金融機構出現巨額虧損，美國經濟遭受重挫。
3 金融危機所暴露的美國商法的缺陷
對于此次金融危機，美國商法干預不力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具體而言，此次金融危機源于以下商事法律制度上的不足：
(1)法律制度的價值導向被扭曲。美國1977年的《社區再投資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CRA)旨在鼓勵商業銀行和信貸機構對借款人提供服務，20世紀90年代美國政府加強了CRA的實施，事實上構成了對銀行發放高風險貸款的鼓勵；1980年《儲蓄機構放松管制和貨幣控制法》(Depository Institution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Act)取消了對存款利率和某些貸款利率的限制，擴大了存款機構的資金來源業務范圍，放松了對金融的微觀控制；1982年《可選擇抵押交易評價法》(Alternative MoagageTransaction Parity Act)廢除了各州關于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只能發放串通固定利率貸款，促成了很多新型貸款種類的誕生，客觀上縱容金融機構發放高風險貸款；1986年《稅改法》(Tax Reform Act)取消了對消費信貸利息的所得稅扣減，但保留了抵押貸款的利息扣減，為鼓勵消費信貸向抵押信貸的轉向創造了法律環境，客觀上導致次級貸款規模擴大；1992年《聯邦住宅企業財務安全和穩健法》(The Federal Housing Enterpises Finanoial Safety and Soundness Act)規定核心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最低資本，但由于公司資本杠桿率過高，導致核心資本與持有抵押和擔保的MBS總值之比常常不足2％，這意味著一旦公司遇到風險，公司股本不足以彌補虧損，就會將風險損失轉移給投資者和相關金融機構；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提出金融法律發展環境的“效率與競爭”觀念，促進銀行、證券和保險之間的聯合經營，加強金融機構的競爭，由此便刺激金融機構在完全市場導向的環境中忽略了對自身風險的控制。
(2)監管黑洞大量存在。盡管美國被認為是世界上金融監管相對比較完善的國家，但是仍然存在諸多監管缺失。首先，在銀行放貸環節，投資銀行、評級機構和按揭貸款機構通過收取前端的放貸手續費而獲取了暴利，卻無需接受任何人對放貸環節的監管，以致放貸機構在利益的巨大誘惑下忽視了對放貸質量的控制；其次，在風險控制上，諸多金融衍生產品都被置于表外，而沒有被納入表內計算，極大地偽裝和掩蓋了杠桿的真實水平，低估了市場所需的流動性水平，監管部門很難詳實地把握這些創新性產品的風險程度；再次，很多創新性金融產品都被置于場外交易市場，相對場內交易市場而言，監管相對寬松，以致這些產品的風險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控制；還有，今年的金融創新超越了監管系統能夠衡量和控制風險的能力，這些金融創新大多利用了“杠桿作用”，少量的資金通過杠桿作用便可以進行十幾倍甚至幾十倍上百倍的交易。杠桿交易在可能帶來巨額收益的同時也面臨著極其巨大的風險，然而監管當局控制杠桿風險的能力極為有限，一旦證券化底層資產情況惡化，系統的漏洞便會放大潛在損失的不確定性，加劇危機所帶來的壓力。諸如此類監管黑洞，大量地分布于美國的金融監管之中，而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
(3)諸如信用評級制度之類規范中介機構的規范存在重大缺陷。作為美國資產證券化中保護投資者的一個重要舉措，信用評級制度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對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評級，投資者得以知曉某一資產支持證券的質量。但是，在信用評級時，評級機構是使用信貸資產歷史上的違約率來評價這一資產的質量。然而歷史終究是歷史，歷史數據未必能反映未來的情況，某一信貸資產目前及將來可能發生的違約率極有可能偏離歷史數據。此外，信用評級機構是對委托人的資產進行評估，評級費用由委托人承擔，必然在評級機構和委托人之間形成利益共同體，評級結果的客觀性、公正性、真實性值得懷疑。歸結起來，美國的注冊制要得以有效運行，必須建立在類似信用評級機構等中介機構客觀中立的基礎之上，而這又依賴于相應商事法律制度的保障。
總的來看，一方面，由于美國商法一貫堅持的注冊制，因而金融機構在發行按揭支持證券時，程序相對簡便，商法對于層層建立起來的資產支持證券的杠桿風險估計不足，未能施以有效的干預措施，在一味追求效益的過程中忽略了安全的維護；另一方面，對手商事主體不斷創造出來的新型商事活動，商法未能及時予以應對，在鼓勵創新的同時，配套的風險防范措施未能及時跟上，這也是法律固有的滯后性弱點所致。
(三)經濟發展觀念的取舍；徘徊于政府與市場之間
從這場經濟危機中我們發現：自由經濟自有其優越之處，商事主體的創造力得到最大的激發，社會經濟生活充滿活力，整個社會獲得巨大的經濟收益。商事法律制度堅持“效益優先”的價值理念，必然能夠促使高效益和高回報的商行為的誕生。然而，高收益和高回報也必然伴隨著高風險，尤其是杠桿交易能夠將一般交易中的風險放大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由此給社會經濟造成難以彌補的重創，這是自由經濟的本質所在。
只依靠市場力量而不加任何約束，經濟活動就會擔當起巨大的道德風險：即在高杠桿率的經濟游戲中，某些個人或一部分群體通過不透明的交易活動獲取巨額利潤，而在此期間所積聚的風險卻得不到有效控制，一且風險暴露，所造成的損失卻是由整個社會來承擔。因此，零約束的經濟活動與完全約束的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后果將十分相似，都是以犧牲社會整體利益為代價來獲取部分群體的收益。在高效益、高風險和低效益、低風險之間，人們一直在探求“黃金平衡點”，即如何在利用市場力量實現效益的同時，又能夠對高效益背后的高風險加以有效控制，從而防止經濟生活的大起大落，維持經濟發展的穩定和持續。這是政府與市場關系中難以把握之處，政府干預太多是壞事，但過于放任同樣不是好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如何保持效率與安全的平衡，則是一道哲學難題。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或者效率與安全的關系，絕對不是一時之事。面對這場金融危機，目前人們大多是從經濟手段上尋求解決途徑。然而經濟手段只是權宜之計，不可能得到穩定和長久的實施。筆者認為，要真正挽救危機，防止危機不定期地出現，維持美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還是應當從完善商事法律制度著手，糾正目前商事領域過于追求風險利益的價值導向，適當加大監管力度，尤其是將那些監管黑洞納入法律制度規范中來，規范中介機構的不良行為，以維持商事交易的公平和安全。基于法律制度的穩定性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只有在法律制度上有效解決了效益與安全兩大價值理念的關系，才算徹底解決了這一世界性難題。筆者相信，效益與安全之爭將止于法律制度上的有效解決。
四、從中國商法的制度價值思考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
(一)中國商法的價值誤區
建國以來，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對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極其巨大。政府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充當了經濟活動的組織者和實施者，市場主體缺乏有效競爭，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習慣了通過政府的力量來安排經濟發展的進程。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被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完全認同。中國政府面對這么一個人口大國、經濟大國，向來都提出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同時，穩定是大局。這種思維直接決定了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觀念，并在一系列法律制度中體現出來，中國的商法也不例外。
以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為例，我國商法重視安全的價值理念喟然可見。我國《證券法》第153條規定“證券公司違法經營或者出現重大風險，嚴重危害證券市場秩序、損害投資者利益的，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可以對該證券公司采取責令停業整頓、指定其他機構托管、接管或者撤銷等監管措施。”2008年4月23日公布并實施的《證券公司風險處置條例》規定了停業整頓、托管、接管、行政重組、撤銷、破產清算與重整等處置方式。從這些處置方式的性質來看，盡管較之過去已經在盡可能地通過市場化的方式解決問題證券公司的問題，但是仍然體現出較強的行政干預色彩。正如《條例》第37條所規定的，“證券公司被依法撤銷、關閉時，有《企業破產法》第二條規定情形的，行政清理工作完成后，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或者其委托的行政清理組依照《企業破產法》的有關規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對被撤銷、關閉的證券公司進行破產清算。”較之于《保險法》第86條“保險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債務，經保險監督管理機構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產”的規定，《條例》并未明確要求經證監會同意證券公司才能破產，應當認為是一種進步。然而，整體而言，中國問題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依然表現出以下特點：
其一，過分注重政府行政手段的運用。我國政府對金融機構的運行表現出無微不至的關懷，從市場準人的審批，到市場退出的行政干預，監管部門習慣于用行政手段處理金融機構的問題。諸如撤銷、行政清理、行政接管。、行政重組到形似市場化的托管，都是行政處理問題金融機構的主要手段。這與西方先進國家以市場手段為主、行政手段為 輔的處理方式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別。“從國外的經驗來看，處理問題金融機構通常堅持多購并重組、少破產原則，但對于問題嚴重的金融機構決不姑息遷就，堅決實施破產清算、逐出市場。”反觀我國，監管部門似乎對問題金融機構存在姑息遷就之嫌，希望通過托管、接管等方式化解金融機構已經出現的市場風險，而不是嚴格、及時地促使其退出市場并在所有金融機構之間形成優勝劣汰的競爭環境。雖然托管后，托管方可以對被托管方實施兼并重組，但是此種兼并還很難實現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的效果，因為監管部門在選擇托管方時，并非采用市場化的競爭機制，托管方的確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監管部門的態度，因此托管方對被托管方的兼并重組只是托管的后續結果，并非市場競爭的效果，這樣出現“以弱并弱”的情況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二，金融機構退出后的損失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承擔。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先后爆發了中銀信托投資公司、中國農村發展信托投資公司經營失敗，海南34家城市信用社危機，海南發展銀行關閉以及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廣州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破產等事件，除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外，都是由國家保證個人的存款。“這種所謂的政府主導型的市場退出，實際上就是等于銀行在經營中把營利留給自己，把風險交給國家來承擔，這也正是商業銀行不良資產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盡管我國尚未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但是我國實際上并不缺乏“金融公共安全網”，我國政府對存款人進而對金融機構的保護程度實際上大大超過了發達國家，每當出現金融風波時，中國人民銀行總會對問題銀行提供大量的緊急救助款，或者對收購方提供大量的資金支持，以渡過金融風波的難關。“2004年，南方證券、漢唐證券先后爆發風險，人民銀行分別提供了約70億元和10億元的金融穩定再貸款，收購兩家公司的個人債權和彌補客戶保證金缺口，而這些再貸款最終會轉換為全社會的隱性負債，使全社會為這些治理失敗的證券公司買單。”
從我國問題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來看，我國商法相對保守。國家和監管部門對商事主體的干預較為頻繁，干預的領域也較為寬泛。對于類似于金融這樣尚無把握的領域，習慣給與政府的特別關懷。盡管近年來我國越來越強調商主體的市場化，但是從市場準入到市場運營再到市場退出，依然保留著大量政府干預的痕跡，這無不反映出我國商法追求“安全”的價值理念。
(二)中國商法應當防止在過度追求安全價值中喪失創新效益
考察當前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盡管中國的進出口受到巨大影響，金融機構損失較為慘重，國內金融市場的信用也受到重創，但是我們依然慶幸中國經濟所受的影響較之美國而言相對較小，甚至有媒體稱“中國率先走出金融危機大有可期”。對于此種局面的出現，中國商法的“功勞”也是不可低估的。在“安全”理念的指引下，中國商法相對保守，體系較為封閉，資產證券化業務未能充分展開，國內機構所能投資的證券種類和范圍相對有限，因此也躲過了滋生于資產證券化的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
然而，正如學者所指出的，“中國之所以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沒有受到巨大的直接沖擊，并非是由于中國的金融體系非常嚴密，金融監管和金融立法非常完善，而恰恰是中國金融市場尚不足夠發達，還沒有完全對外開放、完全融入全球經濟中，才使得我們沒有趕上金融泡沫的破滅。事實上，面對金融危機的到來，我們還有許多監管與立法空白處，如果不及時加以彌補，我們將無法從容應對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后續、深遠的影響。”對此，我們需要深刻反思。偏重安全價值的中國商法在經濟危機時刻表現出來的抵抗能力，究竟是禍還是福?中國商法在經濟危機中的所得是否足以彌補其所失?中國商法將安全價值凌駕于效益價值之上，在經濟危機時刻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從長遠來看，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害的。
首先，過分注重安全價值，將限制商主體的市場競爭，不利于培養商主體的市場創新意識。比如，對證券公司、銀行等金融機構采取行政指定的托管方式，很有可能無法化解金融機構的風險，反而加劇風險的積累，因為在行政指定托管機構時，并未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被指定的托管機構未必具有并購和重組被托管金融機構的市場需求，其接受行政指令對問題金融機構開展托管，很有可能將問題金融機構的風險橫向轉移到托管機構身上，拖垮原來經營穩健的托管機構。相反，對于那些有并購重組的需求卻未被指定開展托管的金融機構，則喪失了一次較好的發展機會，不利于金融機構在競爭中壯大自身實力。通過行政化的方式化解的金融風險，只是短暫的表面風險，其實質很有可能只是延緩了系統性風險的爆發時間，不利于整個金融行業的發展壯大。
其次，過分注重安全價值，固守傳統觀點，將喪失諸多發展機會。比如，在職工持股會能否作為管理層收購主體這一問題上，我國商法未明確職工持股會的法律地位和性質，原外經貿部曾《外經貿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內部職工持股試點暫行辦法》，另外北京、上海等地方也出臺了關于職工持股會的相關辦法，均規定職工持股會得以法人形式運作，有些地方明確規定職工持股會為社會團體法人，但鑒于職工持股會的社會團體法人性質，其開展管理層收購的適用范圍、融資方式、對外投資等均受到限制，事實上排除了職工通過職工持股會這種形式參與公司收購的可能性，弱化了職工參與公司治理的激勵機制，不利于在公司與職工之間形成利益共同體，也不利于公司的持續發展。再如，我國目前以獨資、合伙和公司的組織形式為主導的企業組織形式比較單一，人們選擇企業形式的范圍較窄。盡管我國社會實踐中出現了“合作社”這種組織形式，但是因為其法律地位不甚明確，也常常被作為私營企業或公司企業來對待。在這樣的法律環境中，人們無法通過“合作社”這種創新組織形式，探索適合中國社會的商事活動模式。
再次，過分注重安全價值，將導致行政職權的膨脹，不利于提高商主體的國際競爭力。當安全和效益這兩種價值發生沖突時，立法者和監管者習慣性地強調安全的重要性，盡管他們也知道“經濟發展才是最穩定、最可靠、最持久的經濟安全”，但是從實驗經濟學的“易得性”來看，易感受到的是危機，而不是穩定。畢竟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波動和經濟危機不是常態。如同照顧病人一樣，要多休息少運動，要服用抗生素，從而戰勝病魔，但這種特別的護理措施只能短期使用。如果對于一個正常人，一直采用限制運動、服用藥品的方法，則必將害及健康。因此，中國商法長時期地保持限制、謹慎、重安全輕效益的價值理念，為行政職權在商事領域占據一片天空，容易導致行政職權的進一步擴張，習慣性地用行政手段干預市場交易，不利于商主體適應市場化的競爭環境，從而必將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被淘汰。
曾有一位著名學者說過：當看到美國的汽車在高速公路上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時，我們不應當慶幸自己躲過了此種重大事故，因為我們依然處于馬拉車的時代。同理，在美 國爆發慘重的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們應為中國商法的過分保守感到悲哀。英美發達國家通過商事創新活動所獲取的巨大經濟效益，正是我國商法最大的缺憾。經濟危機未在中國發生，給中國所避免的損失是十分有限的，中國在經濟危機之前未能積極參與經濟創新活動所喪失的效益才是更為巨大的。中國商法有必要反思自身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以便在下一輪全球經濟發展中充分分享發展收益。
(三)中國商法應當在安全和效益兩大價值中作出科學抉擇
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平均每隔5到10年就要出現一次經濟波動，如何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一直困擾著我國的理論和實踐工作者。從商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來看，應當深刻反恩我國商法的立法價值理念。
筆者認為。偏重安全價值的我國商法，在很大程度上通過行政干預的方式來作用于社會經濟生活。在此種商法環境中，商主體和商事交易的自治程度遠遠不夠，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和監管部門的意愿。政府通過制定經濟發展目標，強制性地向商主體下達發展指標，商主體在實施商行為時，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行政的干預。因此，商事活動很有可能偏離了本應遵循的發展軌道，在行政干預的作用下被強行拉升、畸形發展，一旦行政干預在某個環節出現障礙，商主體及其商行為都將受到牽連，于是便出現了較大的經濟波動。
為了保持經濟的持續和穩定發展，避免大起大落，我國商法應當注重協調效益與安全兩大價值的關系。從本質上講，效益與安全具有共同的目標，即都是為了實現經濟生活的持續和穩定發展。從經濟發展規律來看，以效益價值主導的自由競爭機制，能夠提高商主體及其商行為的效率，形成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而對于商主體無法自身解決或者解決成本過高的領域，則由國家通過適當的干預來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因此，總的來看，效益價值應當是第一位的，但是不能忽略安全的維護。兩者的關系說來簡單，要真正落實卻存在很大的難度。商法理論和具體商事制度的研究，都應當著眼于兩者的這種關系，在具體的商事法律制度的語境中，將權利義務配置得當，兼顧效益與安全的實現。
從2006年《公司法》的修改來看，新《公司法》的立法體系與法律結構有了很大的改觀，立法理念體現了鼓勵投資、簡化程序、提高效率的精神，取消了諸多不必要的國家干預條款，廢除了股份公司設立的審批制，減少了強制性規范，強化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突出了公司章程的制度構建作用，為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加強對股東權益的保護提供了制度保障，對于保護自由市場和鼓勵投資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應當認為，新《公司法》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效益與安全的關系，開始注重商主體的自治，提高了效益價值在公司法中的地位。當然，這種轉變還只是一個開始，《公司法》中仍然存在諸多有待改善之處。
相比之下，我國現存的商事法律中尚有諸多未能體現商主體自治的制度，監管過嚴的問題還十分嚴重。在商法的發展方向上，應當注意尊重商主體的自治，同時也不能放松對市場的監管，但無論如何，監管只是自治的有效補充，絕不能以監管來犧牲自治。在現階段，我國的商法理論研究應當稍微側重對效益價值的強調，只有這樣，社會經濟才能按照其固有的規律持續穩定地發展。
(四)中國商法應當關注中國的金融主權問題
一、美國次貸危機不斷深化的現狀
2008年7月以來，先是美國著名房貸銀行印地麥克銀行因客戶大量取款引發流動性危機而倒閉（6月底該銀行出現支付危機至7月初倒閉的11天時間內，客戶提走了約13億美元）。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二大規模的倒閉銀行，僅次于1984年破產的美國大陸伊諾伊國民銀行。緊接著，由美國政府支持的兩大按揭信貸融資機構“房利美”和“房地美”股票遭到大量拋售，股價一周內曾跌去五成，一年之內市值損失了八成。7月25日，又有兩家小銀行――內華達州的第一國民銀行和加州的第一傳統銀行宣布破產。至此，今年以來受次貸危機惡化影響美國已有3家銀行倒閉。目前，美國許多銀行和與房貸相關的金融機構或面臨著倒閉的風險，或出現巨額虧損，甚至美國花旗與美聯銀行等大銀行今年以來也嚴重虧損。據公布的第二季度業績，花旗與美聯銀行虧損額分別達到25億美元（比預期的要少）和88.6億美元。在美國萬家銀行和與房貸相關的金融機構中，今年第二季度就有近100家銀行和與房貸相關的金融機構出現不同程度的危機。美國的房屋按揭貸款市場規模高達6.5萬億美元，比美國國債市場要大。目前，次級按揭貸款占房屋按揭貸款市場總規模的12.6%。在次貸風波中，專門放貸給高風險借款者的美國貸款機構一直在違約案上升和按揭者喪失抵押品贖回權問題上一籌莫展。而美國次貸危機向與房貸相關的金融機構的滲透，導致美國房地產市場雪上加霜。為此許多專家和學者認為，次貸危機已超出了次貸的領域，正不斷向銀行和與房貸相關的金融機構擴散，美國新一輪次貸危機可能是美國金融領域危機的“前奏”，次貸危機將有可能逐漸演化成全面的金融危機，并引發新一輪全球性金融動蕩。
由于美國次級抵押貸款被打包成標準化的債券出售給各類金融機構的投資者（主要包括各商業銀行、資產管理公司、對沖基金、保險公司、一些國家的央行以及基金等金融機構），再加上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的迅速膨脹，美國次貸危機的不斷深化和波及的范圍十分廣泛。次貸危機不僅給美國金融領域帶來巨大變化，而且還在持續不斷地擴展到美國之外有關國家和國際市場，引起全球各主要市場的震蕩，股票市場反應更為強烈。據不完全統計，目前美國與次貸危機相關的損失已超過2萬億美元，潛在的損失可能超過3萬億美元，相當美國GDP的20%以上。盡管目前美國次貸危機的起因是美國房地產價格泡沫破滅和市場利率上升，但暴露出的是貸款機構降低信貸標準、忽視風險管理、借款人過度借貸以及監管部門監管不力等問題。由于類似的問題在其他信貸市場也始終存在，因此次貸危機引發了人們對其他信貸市場問題的擔憂，造成更多的恐慌。今年以來美國許多銀行和與房貸相關的金融機構出現的種種困境，反映了美國金融系統長期存在的問題與風險隱患，一旦某個環節出現了問題，就有可能釀成全面的金融危機。
從當前美國的金融狀況看，盡管美國政府向市場大量注資，并對有關銀行和與房貸相關的金融機構給予特別融資等救急措施，加之降息預期的存在，暫時也許會緩解市場的流動性危機及防止可能出現的全面性金融危機，但由于目前信貸緊縮及金融市場的壓力仍然存在，市場上悲觀氣氛濃厚，受次貸危機深化影響導致各種不確定因素不斷增多，各種危機隱患仍難以排除。再加上國際油糧價格仍相對高企，由此引發的通膨壓力使美國在聯邦基準利率上進退兩難。由于美國聯邦基準利率目前已降到2%，繼續降息刺激經濟的空間已極為有限。因此，美國經濟和金融形勢的諸多不確定性，使美國次貸危機不斷深化帶來的進一步影響能否緩解，在未來的幾個月內依然前景未卜，還沒有足夠的根據可以斷言美國次貸危機已經見底。
近期美國新一輪資產價格泡沫的進一步釋放，表明美國次貸危機還在不斷深化，沖擊力仍在持續，美國再次面臨著金融領域的風險和經濟的衰退。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次貸危機引發的美國經濟衰退和金融動蕩，與美國歷次的經濟大蕭條較為相似。這反映在銀行及金融機構因次貸的巨額損失及房地價格大幅下滑導致違約貸款金額劇增，致使相關金融機構遭受嚴重損失，并造成經濟的持續下滑。同時，國際糧食與原油價格高企形成的通膨壓力進一步削弱了消費能力及企業投資意愿，加劇了經濟的衰退，使美國面臨著經濟與金融的雙重考驗。
二、美國次貸危機形成的深層次原因
次級房貸危機是典型的政府鼓勵居民購房，金融機構又將房貸資產證券化而導致的流動性短缺的金融領域危機。但從美國目前的次貸危機看，表象是房地產業泡沫破裂而形成的，深層次的根本原因是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長期失衡，最終通過與房貸相關的金融領域危機的形式爆發出來，其實質是資產價格泡沫破裂釋放到金融領域的嚴重危機。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向全球擴散以來，其主要焦點集中在更深刻的國際金融市場問題上，包括國際金融市場失衡，甚至國際金融體系變化帶來的失衡等。國際金融市場失衡的概念較為復雜，其中包含諸多金融領域的問題，如國際金融結構的失衡及由此帶來的貨幣和匯率問題以及由此導致的貿易失衡和通脹等全球經濟問題。全球經濟和國際金融失衡問題在美國次貸危機出現之前就已經十分嚴重，并擴散至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宏觀領域。其根本原因是美國赤字增長和全球貿易不平衡，以及美元貶值、利率差別和投資資金無序流動。無疑，全球金融失衡是與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聯系在一起的。在全球經濟增長的拉動下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經濟的增長和需求的增加使國際金融市場出現了一些十分明顯的特征，即在全球范圍內大量資金源源不斷流入房地產行業和礦產、能源等資源行業的實體經濟領域。由于全球流動性資金流入實體經濟領域的速度和規模達到了一定的甚至是瘋狂的程度，不僅導致了國際金融領域嚴重失衡，也推動資產價格泡沫的膨脹。而隨著近年來美國房地產泡沫的不斷積累，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長期失衡出現的危機首先從次貸危機反映出來。由于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失衡十分嚴重，不僅次貸危機難以在短期內緩解，還有可能進一步演變成金融領域的全面危機。
由于近年來經濟和需求的增長主要表現在新興經濟體中，西方發達國家總是以此為口實將資產價格泡沫和通脹歸咎于新興經濟體或發展中國家。但目前國際金融領域的失衡、資產價格泡沫的膨脹和通脹的癥結并非如此。從國際金融體系看，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經濟體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失衡主要表現在經濟增長差別上，導致全球流動性資金大量流入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經濟規模的擴大，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部分投資資金，另一方面經濟和需求的增長也在不斷消化“熱錢”的流入，即使存在著泡沫也是經濟和需求增長過程中的泡沫，而不會引發全球性資產價格泡沫和通脹。同時，全球投資資金流入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彌補了這些國家資金的短缺，在一定意義上有益于國際金融領域的平衡，緩解了發達國家長期流動性過剩出現的局面。而發達國家內部之間出現的資金過度流動，不是反映在經濟增長、經濟結構或貿易失衡這些宏觀層面上，而是反映在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領域之間的失衡。美國次貸危機以及其在發達國家的蔓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為發達國家內部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領域間的失衡最為嚴重，所以美國次貸危機首先沖擊的是西方經濟體，而不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因此，顯而易見全球范圍的資產價格泡沫和通脹不是來自新興市場經濟體或發展中國家。如果說有一定的關聯，也不應反映在資產價格泡沫的金融領域。從資產價格泡沫形成的角度看，近年來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一些實體經濟行業出現了過快增長，全球流動性資金過度流入實體經濟，使國際金融領域失衡現象進一步惡化，國際資金流動更加無序。同時，美國房產業高速過快發展推動房產價格過快上漲，拉動了與此相關的房貸行業和次貸證券市場的發展，房貸行業和次貸證券市場的膨脹又使金融經濟領域籌借到的資金加速投入房產建筑業，這種逐步升級的循環投資方式形成了資產價格泡沫，最終必然崩潰。與此同時，美國房貸行業和次貸證券市場的膨脹使許多國家和金融機構卷入其中，資產價格泡沫的破裂也必然在全球蔓延，美國次貸危機向亞洲的蔓延，與其說是擴散還不如說是轉嫁危機。
另外，近年來美國等發達國家在礦產、能源等資源行業的實體經濟領域的過度投資以及在農產品補貼等問題上的做法，為全球通脹埋下了“伏筆”，并為礦產品、石油和糧食期貨市場上的大肆投機提供了刺激因素。此外，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之后，全球經濟和國際金融失衡問題愈演愈烈，特別是次貸危機帶來的美國資產泡沫崩潰和美元貶值在國際貨幣市場進一步演變為貨幣政策和匯率等領域的問題，使國際金融失衡問題更加復雜化。甚至有人預言如果出現新一輪經濟危機將有可能從金融領域開始。
三、美國次貸危機更廣泛的影響
美國的次貸風波帶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因此需要對次貸危機的延伸進行新的認識并高度重視。由于目前美國房價暴跌引發的次貸危機仍在不斷加深，不僅使有關從事次貸的銀行危機四伏，而且正逐漸滲入從事次貸以外的住房抵押貸款行業。再加上市場恐慌因素導致投資者從房地產市場抽逃資金，加劇了流動性危機的進一步惡化，由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大量釋放引發的次貸危機有可能向住房抵押貸款繼續延伸，演變成更為廣泛的金融危機，從而加大美國金融市場上的動蕩并向全球擴散風險。
從全球范圍看，本輪美國次貸危機對世界許多地區金融市場造成的巨大影響，可能嚴重削弱投資者對全球資本市場的投資信心，消除對美國經濟和房地產市場恢復的期望，加劇美元的進一步貶值，加重資本市場的恐慌氣氛，一有任何風吹草動不可避免導致市場動蕩加劇。據統計，目前外國投資者總計持有22%左右已發行的美國政府機構長期債券，規模約1.4萬億美元，其中不乏與美國房貸金融機構有關的債券，中國和日本是此類債券的最大的投資者（其中中國約占外匯儲備的38%，日本約占24%）。如果美國政府為進一步緩解次貸危機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干預，有可能引發新一輪美元貶值“風潮”，從而直接使許多持有巨額美元債券的銀行與金融機構遭受重大損失。特別是一旦這類債券縮水，中國和日本將首當其沖。從日本的情況看，日本持有的美國機構債券最多的是私有公司和商業銀行債券。近年來由于日本企業貸款需求持續低迷而客戶存款卻繼續增長，日本銀行一直在大舉投資機構證券等海外債券，美國機構債券被認為既安全可靠又能提供高收益率。美國機構債券成為日本私有公司和商業銀行主要的投資渠道，因此日本私有公司和商業銀行受到的影響更嚴重，有可能直接導致日本金融市場的動蕩。而日本的一貫做法是一旦國內出現金融動蕩便從海外抽調資金穩定國內市場，變相向海外其他金融市場轉嫁國內出現的危機，此舉對亞洲地區影響最為廣泛。我國與日本有很大的不同，我國所持的美國機構債券大部分都是以政府以外匯儲備的形式持有的，在美國新一輪次貸危機的沖擊中我國也未能幸免（據美國財政部的數據，我國持有“房利美”和“房地美”債券達到3760億美元）。另外，美國次貸危機的蔓延不僅導致全球信貸市場進一步緊縮，同時也波及到股市地產板塊。由于美國次貸危機震動了整個國際金融領域，投資者擔心美國次貸危機將進一步擴大及美國經濟將受到進一步負面影響而紛紛拋股，拉低了與房地產和與房貸相關的金融類股票。據統計，今年以來全球50個主要股市的總市值急劇減少至不足53萬億美元，市值與去年高峰時期相比至少蒸發了10萬億美元，平均跌幅超過了17%。其中股市上房地產類股票多次出現集體跳水，在不到七個月的時間里全球房地產類股票跌幅多則50%以上，少則也在10%以上，在全球各地股市房地產類股票跌幅最大。
當然，盡管美國次貸危機的延續對我國的直接影響并不突出，但間接的影響不可避免。首先，美國新一輪次貸危機意味著外部金融環境更加不確定，特別是由于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債券投資者不愿承擔次貸危機帶來的更多風險，必然要轉嫁危機。其次，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由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不斷升值，再加上未來我國市場增值預期十分明顯，我國就成了次貸危機的“避風港”。特別是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沒有改變的情況下，目前國際“熱錢”不但沒有撤出中國的跡象，而且還在不斷涌入。盡管大量資金流入并不一定是壞事，至少使我國金融市場上的流動性資金十分充裕，但由于流入我國金融市場和房地產行業的“熱錢”大部分是投機性質的，在金融和房地產市場上會在一個合理的估值區域伺機而動甚至興風作浪，加大了國內金融和房地產市場上資金的流動性風險。另外，投機性“熱錢”具有一定的隱蔽性，“熱錢“的載體既多樣化又很難監測，其規模和走向難以判斷，增大了我國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管理難度也就進一步加大。雖然目前美國次貸危機的深化與我國金融機構的關聯度不是太強，但畢竟有一定的牽連，其中包括：
（1）由于我國一些金融機構在不同程度上涉足美國抵押貸款債券，因而損失較大，金融領域面臨著重大風險。據美國官方統計，到2008年5月底我國金融機構持有的美國機構債券高達4333億美元。如果美國經濟得不到有效改善，抵押貸款債券資產市場的估價值繼續下降，不僅全球經濟將陷入嚴重的危機和資產變量的重估，我國金融機構也將面臨著無法挽回的損失。
（2）國家外匯儲備資產安全面臨著威脅。由于我國外匯儲備和外匯資產大部分是美元單位，如果美國次貸危機繼續深化，我國持有的大量美元外匯儲備和美元外匯資產的實際價值將大幅縮水，承擔美國次貸危機繼續深化影響帶來的巨大風險。
（3）人民幣升值和出口下降壓力進一步加大。隨著美國次貸危機惡化的可能以及美國經濟衰退風險的增大，短期內美元弱勢將難以改變，人民幣在美元貶值的驅使下升值壓力進一步加大。美國貸危機繼續的深化和美元的不斷貶值，將降低美國居民的投資和消費信心，從而導致中國對美國出口的下降，使我國部分出口企業的生存條件惡化。
（4）宏觀調控難度加大。受美元貶值影響。以美元單位計價的國際大宗商品如糧食、原油和黃金等的價格有可能將進一步上揚，全球性通脹將繼續惡化。通脹風險加大將導致我國宏觀經濟調控難度加深。
（5）股市和資本市場的風險加大。由于美國次貸危機在短期內難以解決，市場對美國和全球經濟前景預期悲觀，將有可能導致美國乃至全球股市持續低迷，包括中國股市在內的全球股市風險將不斷增大。如果美國次貸危機繼續演化，可能會使一些投資于我國資本市場的境外機構撤回資金，我國資本市場和股市將承受更大的風險。
另外，從金融機構的承受能力看，美國的次級貸款市場僅僅是貸款市場的一個部分，而且主體是多元化的，即使這些金融機構破產，國有資產的損失也不會太大。但我國則不同，許多地方政府都把房地產行業作為經濟的支柱產業，土地轉讓收入和相關稅收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相當一部分，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執行不力，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地方政府對高房價負有一定的責任。同時，我國貸款市場的房貸基本上都是由幾大國有商業銀行壟斷，即使是其他商業銀行，也都是有一定規模的國有資產，因此房地產出現的泡沫也就是國有資產的泡沫。盡管目前美國次級危機對我國房地產和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領域的影響并不明顯，但并不等于類似美國次級危機的隱患不存在，需要加大風險評估力度。美國次級危機的爆發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問題，對其認識不能僅僅關注表面現象。
四、美國次貸危機后的全球范圍調整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全球股市多次下瀉，國際貨幣市場持續震蕩不定，金融商品價格不斷攀升，一些規模龐大的金融機構或出現巨額虧損或倒閉。美國政府又是注資又是減息和減稅以救市，但仍無濟于事。所有跡象顯示，目前美國次貸危機已經引發了金融領域的危機，受此影響全球也正面臨著嚴重的金融危機。為此，美國次貸危機后全球范圍的調整勢在必行。
美國次貸危機反映的是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及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失衡的現象。長達10多年的實體經濟過熱推高了能源和糧食價格，最終難以承受的通脹壓力必然要通過金融危機的方式表現出來。雖然次貸危機的表象是美國房貸行業和次貸證券市場的泡沫，但緩解次貸危機的不斷惡化最終需要從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之間的失衡進行調整，是全球范圍的調整，調整過程也將是漫長和帶有許多不確定性的。從深層次看，次貸危機和資產價格泡沫實際上是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兩大領域之間的失衡，與經濟結構的失衡有很大的區別。經濟結構的失衡可以通過相關的政策和措施在短期內得到調整，而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失衡的則是兩大經濟間的調整。這在短期內難實現相對平衡。因為在全球化過程中全球經濟失衡更主要的成分是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之間的失衡，這種失衡現象具有全球化的多種因素。
關鍵詞：貨幣危機 美元之謎 金融黑洞 資本逆轉
中圖分類號：F 832.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08)012-016-05
一、引言及問題的提出
二戰以后，西方國家確立了以“美元和黃金為基礎的金匯兌本位制”，即布雷頓森林體系，它結束了戰前貨幣制度混亂和各自為政的局面，并為戰后近30年的經濟增長和貨幣穩定提供了較強保障。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擁有天生缺陷――特里芬難題，美元發行速度受制于黃金增長速度，遠遠滿足不了世界經濟快速增長需要，從“美元匱乏”到“美元泛濫”的過程就是美元不斷貶值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過程。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崩潰，國際匯率制度逐步演變成牙買加體系，匯率制度和幣值穩定再次成為國際焦點。自此，世界各國均努力追求“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的內外均衡，但是“三元悖論”①存在使得各國追求理想狀態下的“內外均衡”成為泡影，各國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追求“次優”，其中發展中國家大多選擇了匯率穩定性和資本自由流動性而放棄了貨幣政策獨立性，貨幣政策無效使得這些國家調控內部均衡出現“失靈”，經濟基本面惡化，投資信心喪失或資本流動逆轉都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外匯市場動蕩不安和固定匯率制度崩潰的貨幣危機。
貨幣危機就是指一國因經濟基本面惡化、投資者喪失信心或資本流動逆轉所引致的投機沖擊，造成本國貨幣大幅貶值、外匯儲備大幅減少和固定匯率制度崩潰的情形，它是金融危機一種表現形式。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人類社會再次進入貨幣制度混亂和貨幣危機不斷出現的時代，從而催生現代貨幣危機理論形成和發展。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構造了最早的貨幣危機理論，即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羅伯特?弗勒德(Robert P Flood)和彼得?加伯(Peter M Garber)對克魯格曼貨幣危機模型加以擴展與簡化。由于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主要探討投機沖擊和固定匯率制崩潰之間的內在關系，分析經濟基本面(Eoonomic Fundamentals)不斷惡化條件下政府與投機者之間的博弈，經濟基本面不斷惡化與固定匯率制難以維系之間的內在矛盾催生了投機沖擊，投機行為是一種理想選擇而非不道德行為，因而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又被稱為理性沖擊模型(Ration Attack Model)，第一代貨幣沖擊理論對拉美國家債務危機能夠給予很好解釋。20世紀90年代初，莫里斯-奧伯斯特菲爾德(Maurice Obstfeld)、杰拉維多埃斯基維爾(Gerardo Esqulvel)和菲利佩?拉雷恩(Felipe Larrain)等認為貨幣危機完全可能發生在經濟基本面完好的國家，對理性沖擊模型提出了質疑，從公眾主觀預期和投資信心兩個角度分析政府能否捍衛固定匯率制，并深入分析“羊群行為(Herding Behavior)和傳染效應(Contagion Effect)”對貨幣危機的影響，得出有些貨幣危機之所以發生是“自我實現”的結論，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對英鎊危機和里拉危機能夠給予很好的解釋。20世紀末，保羅?克魯格曼提出了第三代貨幣危機理論，從親緣政治(Affinis Politics)和金融過度(Financial Excess)的角度深入探討貨幣危機發生的機理，并認為貨幣的實際貶值、經常賬戶逆差和資本流動逆轉將引發貨幣危機。21世紀初，克魯格曼和哈佛大學的阿洪(Aghion)又對第三代貨幣危機進行一定程度拓展，分析債務幣種錯位、外幣風險敞口和資產負債表效益對貨幣危機的影響。
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人類再次進入了匯率制度混亂和貨幣市場動蕩不安時代，無實質內容的牙買加國際貨幣體系不能確保貨幣穩定，相反匯率制度多元化和無實質約束的國際貨幣體系更容易滋生危機，匯率的人為固定和無約束的貨幣增長機制都容易將人類帶入貨幣危機的深淵。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人類先后經歷了拉美債務危機，英鎊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巴西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和阿根廷金融危機，從這些危機表現來看，危機國大多出現貨幣大幅貶值、外匯儲備大幅減少和資本流動逆轉，是名副其實的貨幣危機，危機的發生與貨幣的貶值緊密相連。由表一可以看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各次金融危機均伴隨著貨幣大幅貶值，其中以印尼盾和阿根廷比索貶值幅度最大，分別為85.24％和73.33％，即使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英國也在英鎊危機中貶值29.99％。因此，金融危機必然影響本國幣值穩定，貨幣貶值是歷次金融危機的突出表現。
然而，貨幣貶值是金融危機突出表現的結論并沒有在美國出現，美國次債危機逐步演變成全面金融危機的過程反倒是美元止跌回升過程，與以往金融危機伴隨貨幣貶值大相徑庭。2007年3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機構New Century Finan-cial(NCF)宣布瀕臨破產，這標志著美國次債危機全面爆發，美元也隨之走弱，美元對歐元、日元和英鎊等主要國際貨幣最大貶幅分別為4.71％，1.55％和6.46％。2007年8月美國房地產投資信托公司American Home Mortgage(AHM)申請破產保護進一步加劇了次債危機，美元進一步走弱，對歐元、日元和英鎊最大貶幅分別為10.21％、13.58％和3.06％。2008年3月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破產傳聞將次債危機逐步演化成金融危機，美元在次債危機第三階段前期繼續走弱，對歐元、日元和英鎊最大貶幅分別8.76％、9.68％和3.56％，但是從次債危機第三階段中后期起，美元開始止跌回升。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和美林證券被收購標志著次債危機已轉變成全面金融危機，而美元卻走上了強勁升值之路(見圖一)。2008年3月美元指數最低跌至70.70，隨后美元指數開始止跌回升，2008年10月27日曾達到87.84，為次債危機以來的新高，美元走勢十分強勁。2008年11月11日美元指數為87.33，較次債危機前上漲5.87％，美元與歐元、日元和英鎊的匯率分別為0.7874。97.4917和0.6414，其中美元與歐元匯率和美元與英鎊匯率分別較次債危機前升值3.32％和24.08％(見圖二、圖三和圖四)。隨著美國次債危機逐步演變成全面金融危機，美元反而加速升
值，這與歷次金融危機中危機國貨幣大幅貶值相悖，美國次債危機不斷加深惡化與美元走強違背常理，我們稱之為“美元之謎”。
二、“美元之謎”的可能原因
根據現代貨幣危機理論，一國經濟基本面(EconomicFundamentals)出現惡化，那么該國貨幣將貶值，甚至發生金融危機。據美國最新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2008年第三季度經濟增長率為-0.3％，為2001年以來最大跌幅；2008年10月失業率達到6.5％，創下14年新高；2008年美國財政赤字預計將達到4550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美國存在較大的財政赤字貨幣化風險。同時，學者和國際金融機構均對美國經濟前景持悲觀態度根據BMO Capital Market Company的經濟學家MichaelGregory預測，美國2009年失業率將達到8.75％，而IMF最新預測美國2009年經濟增長率將為-0.7％。因此，美國經濟基本面將發生明顯惡化，且學者和國際金融機構對美國經濟前景持悲觀態度，美國金融危機有進一步加深和惡化趨勢，美元前景更令人擔憂。然而，在美國經濟基本面不斷惡化、投資者信心不斷喪失和金融危機日益加深之時，美國最有可能發生貨幣危機，但是美元卻走上強勢升值之路，美元指數較歷史低點累積升值23.52％，較次債危機前升值5.87％，“美元之謎”很難用傳統貨幣危機理論解釋，我們有必要深入研究“美元之謎”產生的可能原因。
(一)美元政策逆轉是美元走強的直接原因。2001年1月，布什上臺后放棄了克林頓政府執行數年之久的“強勢美元”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弱勢美元”政策，放任美元貶值，以解決日益嚴重的貿易逆差問題。但是“弱勢美元”政策并沒有減少貿易逆差，2000年美國貿易逆差為3787億美元，而2007年達到7116億美元，幾乎是其2倍，美元貶值并不能解決美國貿易逆差問題，甚至還會動搖美元的絕對“貨幣霸主”地位。經過近七年政策實踐，布什政府逐步認識到“弱勢美元”不利于美國長遠利益，不利于維持美元的國際霸權，美國要想實現全球利益最大化必須牢牢掌握“全球貨幣霸權”，通過輸出美元讓世界為美國巨額的貿易逆差“買單”。因此，布什于2008年7月2日正式放棄了“弱勢美元”政策，重申美國支持“強勢美元”政策，并認為經濟相對強勢應該在匯率上得到體現，“強勢美元”政策再次成為美國政策取向。美元政策逆轉帶動了美元升值2008年7月1 日美元指數探底后強勁反彈，從歷史低點7070大幅上漲到87.84，上漲幅度高達24.24％，目前美元指數仍在85左右運行，可見美元政策逆轉直接推動美元走強，是“美元之謎”的直接原因。
(二)美元“霸主”地位是“美元之謎”的根本原因。二戰以后，美元成為僅次于黃金的國際硬通貨，美元不僅充當了國際計量單位、國際交易媒介和國際支付手段，還是各國主要儲備貨幣，美元取得了絕對“霸主”地位。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元國際“霸主”地位，但美元的絕對“霸主”地位并沒有動搖，雖然歐元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威脅了美元國際“霸主”地位，但美元仍處于絕對優勢地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截至2007年末各國外匯儲備總額中美元占比仍高達63.9％，而歐元僅為26.5％，并沒有動搖美元國際“霸主”地位。由于美元特殊國際地位，2007年末世界各國美元儲備高達2.6萬億美元，如果美元大幅貶值，各國外匯儲備將大幅縮水，各國均不希望看到“弱勢美元”，這也是在次債危機不斷惡化時各國沒有明顯拋售美元的主要原因。而且，美元是主要國際計價貨幣，石油。礦石、農產品和黃金等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計價，如果美元大幅貶值，這些商品價格將大幅上升，從而加劇全球性通貨膨脹，只有美元走強，世界各國才能避免輸入型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因此，美元特殊的國際地位造就了“美元之謎”。
(三)“資本流動逆轉”是“美元之謎”的重要原因。資本總是從低利率國家流向高利率國家，從匯率高估國家流向匯率低估國家，獲取“利差和匯差”是國際資本(尤其是國際短期資本)流動的主要原因。1990～1995年美元持續貶值使得大量國際資本以債務形式流入東南亞等地區新興市場國家，但是隨著美國經濟持續增長，經常賬戶逐步改善、財政赤字明顯好轉和強勢美元政策的執行，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從東南亞等新興市場國家“逃離”并流入美國，“資本流動逆轉”直接加劇了美元升值和東南亞金融危機。2001年布什政府上臺后執行“弱勢美元”政策，美元對主要貨幣均不斷貶值，以“逐利”為目的的國際資本又迅速從美國流出，并以證券資本的形式流入新興市場國家。據高盛《2008年全球資本流向》分析，2007年流入亞洲股市和債市的資金已經從2006年的2500億美元增長到4500億美元，直接推動2007年亞洲股市膨脹和資產溢價。2008年以來資本流動逐漸逆轉，大量資本從新興市場國家撤離并回流美國等發達國家，據統計2008年8月回流美國的國際資本就高達200億美元，但是這次“資本流動逆轉”不是“套利和套匯”驅動，更多是人為因素造成，主要是美國次債危機逐步惡化，國內各大金融機構大多面臨資金鏈斷裂危險，為了能在金融危機中生存下來，各大金融機構(尤其是對沖基金)均緊縮全球“戰線”，從新興市場國家撤離回國“自救”。因此在美國次債危機逐漸惡化之時，美國各大金融機構收縮全球“戰線”回國“自救”，資本流動發生逆轉，美元也走上了升值之路。
(四)美國次債危機與以往金融危機具有質的區別，次債危機爆發、惡化和蔓延的過程就是全球性流動性枯竭的過程，也是美元由“泛濫”走向“緊缺”的過程。拉美債務危機實質上是拉美國家經濟危機在債務上的表現，英鎊危機實質上是貨幣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實質上是企業危機，而美國次債危機表現為債務危機，實質上是衍生品危機，是衍生品成倍放大次級債規模，存在巨大“金融黑洞”，當房地產市場出現蕭條，次級債標的資產質量惡化，次債危機才會爆發、惡化和蔓延，通過金融衍生品所創造的流動性就會“枯竭”。由于美國次級債投資者是全球各大銀行、投行等金融機構，甚至是各國中央銀行，美國次級債早已不是美國人的次級債，而是世界人的次級債，全球各大金融機構通過金融衍生品層層放大次級債規模的過程，既是創造全球流動性過剩的過程，又是全球金融危機風險不斷積聚的過程，一旦次級債的泡沫破滅，全球流動性很可能從“過剩”轉為“枯竭”，由次級債所產生的“金融黑洞”大大吸收了全球流動性；美元很可能由“泛濫”轉向“緊缺”，美元升值將不可避免。
三、“美元之謎”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美元之謎”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美元升值有利于改善發展中國家外貿形勢，加快石油、礦石和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價格的回落以減輕輸入型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保全各國多年積累的美元財富。同時，美元升值將導致”資本
流動逆轉”，發展中國家很可能因此出現資本外逃和貨幣危機，應該引起發展中國家高度重視。
(一)“美元之謎”將加快石油。礦石和農產品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回落，從而減輕發展中國家通貨膨脹壓力。2001年以來，布什政府放棄“強勢美元”政策，美元不斷貶值，由于大宗資源類和農產品均以美元標價，美元貶值推動了這類產品價格上漲。2001年石油價格約為24美元／桶，而2008年7月石油價格接近150美元／桶，石油價格增長了約6倍，同時鐵礦石和農產品價格也大幅上升，其中鐵礦石價格累計增長約5倍。“弱勢美元”直接推動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飆升，世界各國面臨較為嚴重的輸入型通貨膨脹，且石油、礦石和農產品等商品又是工業生產和加工的能源和原材料，能源價格和原材料價格的上升將推動產品成本的上升，世界各國又面臨較為嚴重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由于發展中國家抵抗外部沖擊的能力，成本消化能力和成本轉移能力遠低于發達國家，因此石油、礦石和農產品等價格的飆升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遠超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更大，有些發展中國家已經發生了十分嚴重的通貨膨脹，發展中國家面臨嚴峻的挑戰。隨著“美元之謎”的出現，石油、礦石和農產品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也開始明顯回落2008年11月石油價格已回落到56美元／桶，而礦石等產品基本上是“一年一價”，預計200g年礦石價格將明顯回落。石油、礦石和農產品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回落將大大減輕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輸入型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壓力，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物價回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