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12-03 07:43:5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學分析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立法背景。勞動合同法旨在平衡勞動關系，涉及到市場經濟活動中的每一個勞動者的權利和義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關系開始發生變化，但是與之相適應的法律關系的發展卻相對滯后，為了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勞動力市場機制，緊跟市場經濟的發展步伐，用工單位與勞動者之間需要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勞動關系，使企業的經濟效益和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近年來，我國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得以確立，而勞動合同法的一些內容卻越來越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呈現出很多弊病，如適用范圍較窄，使市場主體不能一律受到勞動合同法的保護;用工形式的多樣化使得勞動立法內容出現“真空地帶”;勞動關系法制化進程受到阻礙，市場主體責任意識淡薄等等。在此背景下，新《勞動合同法》呼之欲出。
(二)立法宗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關系的確立是用工單位和勞動者雙向選擇的結果，而勞動合同就是雙方達成的協議，為保護雙方的合法權益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其一，該法關注的對象為勞動者成本，這是由政府、用工企業和勞動者三者之間博弈產生的結果，為此要考慮到三方的成本，即企業的用工成本、勞動者的擇業成本以及政府的監管成本;其二，該法對宏觀經濟的作用，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該法將起到引導作用，即對勞資關系進行有效調節，營造企業、勞動者、社會共同收益的局面，使宏觀經濟實現良性循環;其三，勞動合同法的立法目的是建立和諧的勞動關系，而這一結果是在博弈中實現的，要尋求勞資雙方利益的契合點，實現權利分配的平衡。概括而言，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就是將勞動合同合法化，更好地保護勞資雙方的權益，建立和諧的勞資關系。
(三)立法功能。勞動合同法擬定和實施以來，在處理立法功能過程中一直存在這樣一個爭議:如何協調效益與公平之間的關系，二者雖然并不是對立的關系，但在立法上要體現出側重點，從企業和勞動者各自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得出的結論也是不同的。鑒于我國的現實情況，市場經濟活動中的勞資雙方在力量上并不對等，勞動者的維權意識較差，弱勢地位非常明顯，勞資沖突事件也因此成為一個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勞動合同法的立法更應該側重于公平。具體而言，該法的立法功能如下:傾向弱勢主體，減少勞資矛盾;降低交易成本，保護勞動者產權;遵循平等、自愿、工資續付等原則;為照顧社會經濟效益，實施傾斜性保護，即矯正市場活動中存在的不公平現象。
二、勞動合同法的履行、效力和違法責任
(一)勞動合同履行、效力的經濟學分析。從經濟學角度來看，訂立勞動合同需要成本，如用工企業的招聘成本、締約成本，勞動者的應聘成本以及二者共有的機會成本，不同市場類型下的勞資雙方的效益也不同，在完全市場競爭中，企業獲得的勞動和勞動者獲得的報酬均同，所以在理論上這種情況對勞資雙方都有利，但是這只是一種理想狀態，我國的勞動力數量多且廉價，市場供求關系多是供大于求，形成買方市場，如果不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勞動者權益很難得到有效保護;壟斷競爭市場與完全競爭市場正好相反，勞資雙方的交易成本會上升，因此在簽訂勞動合同時更應慎重。除有償性等法律屬性外，勞動合同履行時還具有人身性、外部性、延續性和不平等性等經濟屬性，即基于經濟學分析得出的特點。我國勞動合同法的履行要以其法律效力為基礎，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目的，合理配置勞動力資源，使之能夠與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充分體現出國家的立法政策。
(二)勞動合同權利訴求和違法責任的經濟學分析。勞動者在市場活動中處于弱勢，其合法權益也容易受到侵犯，而勞動者權利訴求需要一定的成本，主要包括經濟成本、法律成本以及精神和時間成本，其中，經濟成本分為顯性和隱性兩部分，顯性成本指的是維權程序上的支出和行政處理過程中的支出，隱性成本指的是在尋求司法保護中可能會存在一些誤工費以及機會成本;法律成本包括為建立利益格局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除立法外，在司法、執法等法律系統運行的環節中所消耗的費用;精神和時間成本指的是維權過程中所付出的精神代價和貨幣的時間價值。違法責任與權利訴求是相對應的，指的是違反勞動合同法的行為，主要體現為用工企業的違法成本，如果用工企業的違法成本較低，預期收益較高，這種情況下，勞動者的維權成本就會上升，表面上看企業違反勞動合同法可以節約自身的用工成本，但是如果綜合考慮到企業生產效率的下降，這也是得不償失的，因此，無論是用工企業還是勞動者都應遵守勞動合同法，為自身帶來更大的權益。
三、勞動合同法的實施現狀及改進建議
(一)實施現狀。用工企業是參與市場活動的主體，趨利的特性促使其要盡可能降低勞動成本，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使各類企業面臨著不同的挑戰和博弈，對于外資企業，多看重我國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因此該法律將直接影響到勞動密集型的外資企業，這類企業或者選擇撤離中國市場、或者選擇承擔更多的用工成本，也存在違法經營的情況;對于國有企業，勞動關系的調整已是一種必然，將進一步促進國有企業管理模式的變革，國有企業只有依照勞動合同法來維護勞資關系，才能在市場經濟中保持健康發展;對于上市企業，應該是利大于弊，雖然增加了用工成本，但是也使企業的人事制度趨于穩定，使其社會責任感得以增強;對于民營企業，用工成本和風險同時增大，短期內將面臨著很大壓力，但是對促進經濟轉型是有利的。新《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側重于公平，實施傾斜性保護，因此對勞動者是有利的，現階段當務之急是應提高我國勞動者的維權意義，法律監管部門應為勞動合同法創造良好的實施環境，更好地促進社會就業。
(二)改進建議。新《勞動合同法》的內容還不夠全面，在執行過程中暴露出很多問題，如對勞動合同期限的安排，勞動合同法的擬定充分借鑒了國外有益的立法經驗，也擴大了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簽訂范圍，但是對相關的條件卻并沒有進行規范，為此應明確固定期限的適用范圍，使用工企業更樂于接受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對于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解除，經濟補償金的數額應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作出具體安排，更好地約束簽訂勞動合同的行為，以穩定勞動關系。此外，政府應做好引導和復制工作，積極引導用工企業轉變用人觀念，增強勞動者依法維權的意識，同時還應充分發揮工會的積極作用，使勞動合同法在實施過程中能夠兼顧到二者的利益，使和諧的勞資關系得以建立。
四、結論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趨同化經濟思想馬克思
0引言
古典政治經濟學派指的是凱恩斯理論出現以前的經濟思想主流學派，由亞當·斯密在1776年開創。主要追隨者包括大衛·李嘉圖、托馬斯·馬爾薩斯和約翰·穆勒。一般說來，該學派相信經濟規律(特別如個人利益、競爭)決定著價格和要素報酬，并且相信價格體系是最好的資源配置辦法。
不可否認的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結構對后來的經濟學家發生了深遠影響。古典政治經濟學受到過度地膜拜，似乎發展成為了許多后世經濟學理論框架的起點和基準線。著名古典經濟學家史密斯（Smith），理查德（Ricardo），馬爾薩斯（Malthus），米爾（Mill），甚至包括馬克思（Marx）和凱恩斯（Keynes）撰寫的傳世之作為當時社會的經濟過程描繪了第一幅藍圖。經濟學理論自此不斷發展，現今流派紛呈，不過，古典經濟學看來已經構成現代經濟學理論趨同化的理論起點。
1市場自我調節理論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著名定律之一乃是市場自我調節原則（marketself-regulation），這是古典經濟學派立論的出發點，其對后世經濟學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不加以調控的市場體系（unregulatedmarketsystem）將會充分地掠奪式開發社會的生產潛力。通過亞當.史密斯（AdamSmith）那只“看不見的手（invisiblehand）”，市場將充當最有效的“工具（device）”，分配可以獲得的稀缺資源，最佳地滿足社會對資源的無限需求。借助于有價格修正作用的機制使之能夠行使分配權力，具備自我調節功能的市場就可以發揮其功能了。正是由于這種價格機制的修正功能，保證市場對貨物、服務及勞動力的旺盛需求。靈活工資和浮動價格相當于市場的自我調節。不幸的是，由于在20世紀30年代那場沉重的經濟危機中古典政治經濟學所信奉的靈活工資制和價格機制頓時失靈了，從而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大部分理論被永久性地挫敗了，由此為約翰·凱恩斯及其門徒們打開了另一條大門。
2經濟過程的循環性特征
經濟過程周而復始地運動的特點，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提出另一條重要定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社會階層或勞動分工具有內成的循環性質。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既充當買方又擔任賣方，從而使商品——貨物、服務及勞動力——發生交換關系，形成一個環狀的運動軌跡。一種商品的賣出，為該出售者換取了獲得其它商品的手段和工具。通過這樣的交換，商品的賣方取得了一定數額的收入。
該項收入又將被用于購買和消費另一種商品，這是一種需求激勵因素（demandstimulus）。隨著需求增長，商品存貨下降。這種供應匱乏狀態又會刺激生產過程，最終會回歸原始起點，也即通過商品的最初售賣增加收入。這種經濟學思想意味著宏觀的經濟現象可以通過對微觀的經濟決策的觀察和理解得以界定和解釋。一言以蔽之，亞當·史密斯對經濟的理解是：“經濟是多個企業單元相互之間的交互關系。”
3勞動價值理論
為了使社會的總有用性實現最大化，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要求對勞動階級進行分工并使之走向專業化和專門化。當時，史密斯相信一個國家的總財富應當以全體國民的財富之總和來計算和測度，而不是按照國王的財富來測算的。史密斯還認為，最直接地創造社會財富的辦法乃是進行社會分工。勞動價值理論（labortheoryofvalue）直接地將勞動力的社會分工與商品交換過程聯系起來，商品標價是與每一商品生產過程投入的勞動力相關的。
古典經濟學理論實際上在此假定的是，每一個生產者,通過供應恰當數量的產出，將確定地獲得補償，足以“更新其自身的生產方式”。勞動價值理論表明循環流動具有不穩定性。如果勞動價值理論不成立，事實上經濟過程的循環性破裂了，那么，凱恩斯螺旋形下降模型所帶來的累積性生產效應將損害整個社會。
當然，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沒有認識到的是，市場也有可能因內部協調全盤失靈而遭到破壞。“薩亞（Say，1767—1832)法則”，也即“市場法則”是政治經濟學內在的一種古典觀念，斷言：“邏輯上不可能遭遇整體的市場失靈”(CaporasoandLevine)。如果在周而復始的經濟流動過程中發生了某個環節的爆裂，那么，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將無法供給一種修復機制，無力使裂縫彌合。因為他們不相信會出現這樣的裂縫。例如，凱恩斯主張財政赤字消費以刺激需求，即為著例。
古典學派的學者堅信，商品價格可以自由地上漲與下降，總是能夠發揮調節作用，保證滿足旺盛的市場需求，但是個體生產者計算錯誤，則是個例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是承認個體生產商和供應商存在計算錯誤的情況。
市場也可能并不接受某個經濟活動參與者所提供的商品。換言之，個體銷售者可以在市場找不到購買他商品的買方，但是，從整個市場來判斷，交易失靈（transactionfailure）不太可能發生。
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必然要得出的結論便是個體生產商和銷售商在市場上會面臨尷尬境地。事實上這種困境催生了一種動機，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這種動機將協助市場發揮分配功能。1800世紀的工業和技術革命發生之后，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預測道，某些類型的勞動力商品將發現他們在市場上“不對路了”，提供的服務不再是必需品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相信，本質上“失寵的”個體生產商必須開發新的商品以供出售，或者轉而學習新的勞動技能,市場終將回報他們。總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認為，個體生產商困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暫時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提及社會公共物品（societalpublicgood）的存在，界定為“對經濟活動參與者私人目的的滿足”。實際上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重點放在開發資本存量以滿足公共物品的需要。遺憾的是，勞動力（labor）最終會被視為市場上的任何其它商品一樣的商品。如果存在勞動階級的話，對他們的制度性保護是極其有限的。工廠18小時輪班倒、童工剝削、骯臟的工作與生活環境，都是因為嚴格遵守市場自我調節原則所造成的。
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制度性的政治體制往往是與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學相伴相生的。由于經濟活動參與者的逐利行為所無意間帶來的結果，政府的與政治的政策隨之形成。換句話說，政治要受制于市場經濟學。如此組織起來的社會，基本上為了經濟市場的便利和效率而存在的，也是由經濟市場的方便與效率而驅動的。
另一個殘酷的現實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自我調節性質的市場將推動工資水平向維持勞動人口的生計的趨勢發展。在后現代世界里,對勞動力的制度性保護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限制這種極度不公平現象對社會造成的破壞。這種巨大的困難造成人們在19世紀很難接受自由放任政策及放任主義經濟措施。史密斯“看不見的手”理論鼓吹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對經濟活動可以不加干預，公共機構也不得對之加以干預，由此導致勞動力工作條件惡化、貨幣工資收入減少。
古典理論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商品的賣方花費金錢，增大消費，實現一種供需平衡。在一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假定的市場上，人們沒有什么持有貨幣的激勵，也即不存在什么“凱恩斯流動性偏好理論(Keynesianliquiditypreferencetheory)”。
4資本積累理論
在貨幣市場上，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認為利息率（interestrates）充分靈活，并隨著經濟情況的變化而作出適時調整，使之對經濟體中的投資與儲蓄達致平衡。古典學派（Classics）并不承認凱恩斯提出的“節儉反證（paradoxofthrift）”。
從古典學派的視角來看，個人生產商選擇支出還是儲蓄，關系不大。隨著生產商儲蓄增加，利息率將下調，刺激投資需求，抵消消費削減帶來的負面效應。這種消費削減是由于儲蓄增長造成的。
資本積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下永遠是要受到市場上的儲蓄供應量的限制的。儲蓄是直接測算資本持有者賺取的再生產盈余或利潤的尺度。資本積累要同時受制于和取決于儲蓄的供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支持，實際上鼓吹不平等地分配財富和社會階層。生產資料的持有人在經濟循環流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將經濟盈余和利潤轉化成為新的資本，由此創造出新的市場，為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出賣售其勞動力。古典學派主張資源的不平等分配，以確保經濟擴張。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特征是私人對財富的積累以及私人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私人財富（資本）的積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中，會導致社會生產能力和效用最大化的增長。一個關鍵的假設是：整個社會的資本存量所能夠產生的生產能力總是被充分地利用。再者，新的資本存量的引入，包含最新的技術進步，隨著機器生產工藝的運用，都可能對勞動階級發生“去穩定性效果”。
5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總體評價及其影響
古典經濟學又稱古典政治經濟學、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指大約從1750--1875年這一段政治經濟學創立時期內的除政治經濟學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其起源以大衛·休謨（DavidHume）的有關著作出版（1752年）為標志，以亞當·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為奠基。后來創立的政治經濟學產生于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卡爾·馬克思曾這樣概括地評價：“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屬于階級斗爭不發展的時期的。它的最后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于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作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作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著這種理論的批判關系，古典經濟學也就成為了政治經濟學的重要來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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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行為經濟學旅游者旅游決策
旅游決策是指一個旅游者或一群旅游者（如家庭等）通過仔細評估一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服務的各種屬性，理性地選擇最能清楚解決可察覺需求的其中一種，同時使花費的成本最小。傳統微觀經濟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了旅游者在整個旅游活動中，確定各類旅游選擇與進行各類旅游決策的理性因素。然而，旅游者的這些決策行為既具有理性成分，也具有非理性成分，因此，非理性因素的行為經濟學分析是對傳統微觀經濟學的重要補充。本文就是從行為經濟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一下旅游者在旅游活動過程中消費與決策的一些非理性因素，以期對旅游者的決策行為特點有一個更加全面的把握。
行為經濟學視角下的行為決策
對于行為經濟學來說，大腦的四個方面很重要：第一，有限理性，即大腦及其各模塊的有限信息處理能力；大腦富于感情和感覺，是一個可估價的程序；有幾個行為規律將影響制度的績效；大腦是一個開放系統，人類在不斷地學習。大腦的兩個特點決定了人們行為與決策的范圍。一個特點是有限的信息處理能力。人類行為富于目的性，但這種目的性具有一定的限度。通常人們的行為過程具有理性，并利用了各種推理能力，但需要了解的是，從考慮俱全的角度來說，它們實質上是不可能理性的。另一個特點是大腦的各個模塊，即大腦的不同組成部分具有某種獨立地影響人類行為的能力。也就是說，大腦并不是一個單一的整體，且內部不一定是一致的。
在心理學快速發展的基礎上，行為經濟學通過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引入經濟學分析，對人類的實際行為（特別是不確定條件下的行為）決策進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于1979年在大量社會學、心理學實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充分展示人類決策行為復雜性的預期理論（prospecttheory），為行為經濟學奠定了新的決策理論框架，該理論對傳統的風險決策理論做出了修正，證明了許多不確定條件下的判斷和決策都系統地偏離了傳統的經濟學理論，特別是偏離了期望效用理論。他們另一項杰出的貢獻就是發現了在不確定條件下進行判斷與傳統經濟理論所假定的那種理性發生系統偏差的機理，形象地說就是人們在做判斷的過程中，會走一些思維捷徑，這些捷徑有時幫助人們快速地做出準確的判斷，但有時會導致判斷的偏差。
從行為經濟學分析旅游者非理性決策
大部分旅游者在出行前對選擇目的地、選擇旅行社過程中并不具備足夠的認知能力，他們難以正確衡量目的地能帶給他們的滿足期望值，難以準確把握某一旅行社對自身旅游期望的理解，難以確切得知某一包團是否真的如其所愿提供可靠的旅游服務，而只能依靠廣告、口傳等媒介，通過非專業的判斷來進行主觀分析，這就很容易產生心理學中所涉及的一些認知的偏差。這種認知的偏差使得旅游者在出行之前無法對旅游目的地、旅行社以及包團做出完全正確的選擇決策，而只能是在現有認知水平基礎上做出盡可能理性的決策，這種認知的偏差使旅游者的效用很難達到最大化。（一）可得性造成的偏差
可得性啟發原則表明人們在判斷中容易受到記憶效應的影響。人們對概率分布的判斷取決于得到信息（尤其是一些范例性信息）的難易程度。人們在判斷過程中，通常給予一些容易得到的、容易記憶的信息以很高的權重卻不管這個信息是否正確，由于人們比較容易獲得它，大多數人會逐漸接受它。
在旅游者選取旅游目的地與旅游產品的時候，由于可得性造成偏差也是經常出現的。對旅游者來說，如果周圍的大多數人對某旅游目的地或旅行社進行正面評價，周圍的人普遍選擇該目的地與該旅行社，他們可能就會萌發同樣的選擇念頭；反之，同樣出于從眾心理，社會大眾即使認可了某旅游目的地或旅行社的產品與服務，也可能因為消費的人較少，因而拒絕消費選擇。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與旅游產品的選擇過程中表現出的“從眾行為”具有合理性，因為“從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旅游者自身在信息和判斷力方面的不足，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從眾行為未必符合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原則，他們有可能因此喪失了獨立判斷自身需要的能力，從而不能挖掘出自身潛在的旅游需求特點，也就不容易做出“效用最大化”的決策。
造成可得性偏差的另一個信息來源就是廣告，由于旅行社或旅游景區（點）對自己的旅游線路與旅游產品進行廣告宣傳，這些宣傳又經常見諸于報刊、電臺等大眾媒體，這就使這些信息擁有了很高的可得性，無形中讓游客在做旅游決策時產生選擇偏好。由于旅游決策者難以判別這些信息的可靠性，一旦這種偏好壓倒了信息本身的真實性時，游客的旅游決策就具備了非理性的特征。
雖然在有的情況下，有些認識不足是由于客觀因素造成的。這可以用“信息不對稱”原理來分析這些問題。但不管用“可得性偏差”還是用“信息不對稱”的原理來分析這一問題，結論都是類似的，那就是，旅游者并沒有能力充分地認識所選旅游目的地、旅行社以及包團的真實情況，因此，處于認識上和信息上的劣勢。
（二）錨定現象造成的偏差
1973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指出，人們在進行判斷時常常過分看重那些顯著的、難忘的證據，甚至從中產生歪曲的認識。例如，醫生在估計病人因極度失望而導致自殺可能性時，常常容易想起病人自殺的偶然性事件。這時，如果進行代表性的經濟判斷，則可能夸大極度失望病人將自殺的概率，這就是人們在判斷中存在的錨定效應。
旅游者在選取旅游目的地的時候經常會考慮到安全性問題。如果某旅游者選定了一個旅游目的地，但在出行前聽說自己的一個朋友或同事在目的地曾經遭遇搶劫，那么他就會認為目的地的治安有問題，而不管這一事件的個別性和這一目的地的其它指標，進而很有可能放棄了選擇該地作為自己的旅游目的地，盡管該目的地的實際治安狀況良好，而且該目的地確實能為旅游者提供超值的旅游體驗滿意度。雖然旅游者選擇放棄該目的地并不是完全非理性的，但至少可以看出，旅游者在旅游決策時確實存在錨定現象。
旅游者的錨定效應表明，旅游者在進行判斷時常常根據一些典型特征或過去的經驗對這些事件的發生產生某個錨定值，雖然會根據情況做一些調整，但是調整的范圍仍然在該錨定值的臨近領域，這就導致在判斷中過分夸大或縮小事件的發生概率，出現旅游決策的非理性傾向。
（三）“小數定律”造成的偏差
通俗地說，小數定律是指人們認為一個小樣本將具有與大樣本近似相同的概率分布，即人們認為一個小樣本的均值也是以平均值為中心分布的，這就導致了人們對事件的過度估計。其實現實生活中許多時候旅游者在做旅游決策時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小數定律。
一般來說，旅游者都傾向于對游客造訪量大的的旅游點進行旅游活動，在他們的潛意識之中，這樣做有利于降低風險。所以當一個旅游者觀察某旅游景區的業績表現時，如果發現該景區或該目的地連續兩年的旅游業績表現超過平均水平，旅游者就會推斷該景區具有很強的旅游吸引力，從而做出旅游決策，但事實上的情形也許并非如旅游者所想象的那樣，因為景區或旅游目的地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制造聲勢吸引旅游者，并以此增加游客量，而實際上景區的旅游產品與旅游服務質量本身卻很低劣，景區實際上并不能很好地滿足游客的旅游期望。因此由于“小數定律”造成偏差也是旅游者作出非理性旅游決策的重要原因。
結論
從上文的分析中可知，由于可得性造成的偏差、由于錨定現象造成的偏差、由于“小數定律”造成的偏差，都會讓旅游者在旅游決策過程中出現不完全理性的行為。
參考文獻：
［論文摘要]當今整個世界經濟已經進入“信用經濟時代”，建設一個完善的誠信體系是全社會的共同目標。然而與這個目標背道而馳的是現在的社會誠信度普遍偏低，這一被大家普遍認同的商業社會的基本原則卻得不到普遍的遵守，誠信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誠信又如何構建呢？本文試圖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探討。
據《京華時報》報道:近年來,合同交易只占經濟交易量的30％，合同履行率只有50％左右。中國每年因不誠信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近5855億元。由于市場交易主體的不誠信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妨礙我國經濟國際化的競爭，影響宏觀調控的政策效應。誠信缺失不僅僅造成了經濟上的損害，還將對整個社會體系造成深遠影響。加強誠信建設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一、誠信的經濟學含義
誠信即誠實守信，是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基礎性道德規范。在市場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誠信已被人們公認為協調不同利益主體之間關系的原則之一，更多地應用于職業道德的規范和行業內外競爭的秩序化。誠信不僅屬于道德和法律的范疇，也屬于經濟范疇。現代意義的誠信是在中國傳統信義原則的基礎上并借鑒西方管理制度的一些經驗形成的全新的理念，其出發點和目的是保證社會活動的順暢進行，各方在誠信原則的協調下都能獲得自己的利益，從而達到一種“雙贏”或“多贏”的態勢。世界經濟學制度主義的創始人凡勃倫認為，誠信作為一種“人類制度”在市場經濟的現實條件下，它遵循投資、收益、支出、回報等經濟學的規律，可以用貨幣曲線來描繪。“誠信”的觀念原本就是在人們追求利益的活動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通常情況下，誠信是要付出“成本”才能得到的，有了初級的誠信后還要付出維護誠信的成本和擴大誠信的投資，才能獲得回報和源源不斷的收益。誠信的投資與收益關系為正比關系，投資越大收益越高。但是這種比例關系還要考慮客觀條件的因素，比如社會信用環境等。
二、誠信缺失的經濟學分析
在這里，筆者用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的人性假設理論來分析誠信缺失的原因。
“經濟人”假設包含的基本含義：第一，“效用最大化”;第二，“有限理性”;第三，“機會主義行為”。作為市場主體的個人或者企業，首先是一個“經濟人”，他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私利，爭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因而經濟人要追求金錢或物質利益，而誠信是獲得這些的手段之一。對誠信缺失原因的分析不妨建立在個人對成本收益比較的基礎上。
如果市場主體是誠實和守信用的，就會給他帶來好處，使他很容易地找到交易伙伴，低成本地進行交易，最終獲取利潤。此時，人是一個經濟人，誠信是利益之源。另一方面，維持誠信也是有代價的。在交易中，必須要守諾，即便是自己遇到重重困難，會受到很大的損失，也必須要守信，以維持信譽。
市場主體是否堅守誠信取決于守信的機會成本與不守信的機會成本的比較。如果維護信用要付出極高的成本，誠信的動機會降低。如果不誠信會給市場主體帶來巨大的損害，誠信的動機就加強。事實上，不守信用的機會成本是非常高的。都不遵守約定，則互惠的交易不能實現。其實每個人本質上都還是認同誠信的，而且誠信也能增進所有人的福利。那么為什么誠信又會缺失呢？誠信是在相互交往中實現的，問題也就出現在交易對象之間的博弈中。我們可以從這種博弈當中來分析市場交易主體的機會成本。交易實際上是一個囚犯困境式的結局：如果大家都信守承諾、誠實交易，對雙方來說會形成雙贏；如果一方守諾而另一方背信，背信一方就能得到比雙方都守信還要高得多的收益，而守信者一定損失慘重。結果，當對方遵守承諾時，守信固然有益，而背信則更是暴利；而當對方不守約定時，守信就損失慘重，背信則可避免損失。這樣一來，無論對方守信與否，背信都是最佳選擇，因此雙方都會選擇背信。由于不守誠信，交易就無法開展，因此結果一定劣于都守信時的狀況，此即囚犯困境，因此雙方的機會成本都是相當大的。
在市場主體的交易中，不同情況決定了其機會成本的大小，也決定了其是否誠信。情況一，如果雙方之間的交易是一次性的，結果誠信缺失的概率就非常大。不過，如果反復交往，結果會有所變化。因為一次易中不誠信的機會成本要小得多，而獲利更多，而在反復的交易中，如果一方失信，則會導致對方的不信任，因此對方就會加強防范風險的措施，甚至會取消交易，機會成本就會大得多，自己獲利的概率就要小得多甚至會付出極大的代價。因此無限連續交易博弈，每次交易的均衡都表現為雙方都遵守規則、堅守誠信，因而是最優結局。情況二，和不同的人交易，每個人都只交易有限次數，但與不同人的一系列交易在時間上錯開，而且其交易對象相互之間擁有共同的信息，這也等同于與同一個人連續交易，其結果是雙方也會選擇守信。情況三，和不同的人交易有限次數，但其交易對象也在時間上錯開，但并不共享信息，或信息共享的范圍是區域性的。由于信息傳遞的阻塞導致信息不對稱，因此結果跟第一種情況是一致的，欺騙的動機會強化，而誠實的心理會減弱。
正如亞當·期密所說：“一個人如果常常和別人有生意上的來往，他就不盼望從一次交易契約來圖非分的利得而寧可在各次交易中誠實守約。一個懂得自己真正利益所在的商人，寧愿犧牲一點應得的權利，而不愿啟人疑竇。”
三、誠信構建的理性思考
1.建立以強制性建設為主的誠信制度
上述市場主體在交易博弈當中誠信缺失的分析是建立在沒有外界約束的情況下，而外界的約束最好的方式便是制度。有效率的制度不僅會減少直接監督、法律制裁等方面的成本，而且可以通過對個人利益的尊重，消除損害他人利益的不良動機。制度的設計應該在承認個人利已動機的前提下，設計一套約束規則，使經濟主體在謀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動機驅使下，能服從制度制定者的意圖。
制度的形成有誘致性方式也有強制性方式。誠信的誘致性的制度變革，內涵著市場主體在博弈中自己教育自己，制度安排所需時間相對太長，故此，我們必須充分重視誠信的強制性的制度安排，即政府在構造有關誠信的制度安排中處于主導地位，具有強制性的推動作用。對我國構造誠信的制度安排的總體判斷是強制性制度安排和誘致性制度變革的統一。但是，因為誠信的誘致性建設所需時間太長，所以，從總體上講，應當是強制性推動為主的。
2.誠信制度的核心是加大不誠信的機會成本
由于市場主體的“經濟人”屬性，在博弈當中是出于自利的目的進行成本收益比較而決定是否守信的。而在現實當中，之所以有相當大一部分人會選擇不誠信，是因為不誠信的低成本和維持誠信的高成本。我們在制度設置中就必須針對“經濟人”的自利目的，加大對不誠信的打擊力度，增大其不誠信的成本。只要在制度中適當設計規則，使對不誠信行為的懲罰是可信的，并且懲罰的力度足以抵消不誠信行為帶來的額外收益，人們就不會有激勵去背離規則的約束。在社會上出現那么多不誠信現象主要原因就是現階段我國誠信制度不健全，不誠信獲益，而誠信相比會“吃虧”，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這之下,作為“經濟人”必然會選擇不誠信。因此，在誠信制度建設中，核心是加大不誠信的機會成本，讓“經濟人”為其不誠信付出應有的代價。
3.誠信制度的主要內容是誠信體系的建設
我們在分析誠信缺失的原因時得知，不誠信情況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信息不共享而導致的信息不對稱。那么針對這種情況就應通過誠信體系的建設構建良好的信息共享機制。在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銀行對個人信譽的記錄就是一個信息共享機制，警察局對個人違法犯罪等污點的記錄也是一個信息共享機制。這些機制足以保證一個人的交易信用為其他人獲知，從而使得他的交易具有無限連續的性質。誠信體系在我國雖然已經受到重視并著手開始建設，但是以誘致性為主，沒有形成全國性的具有制度約束力的統一的誠信體系。這正是我國目前的經濟環境，既沒有一個全國性的銀行信用記錄體系，也缺乏其他傳遞和共享個人信用的機制。因此，應該建立全國性的個人信用體系，讓個人的誠信記錄成為共享的信息。信息的共享可以將交易或交往變成無限連續的博弈，從而增加不守信用的機會成本。
總之，市場主體的“經濟人”屬性在交易博弈中追求功利最大化是誠信缺失的經濟根源。而要扼制“經濟人”的不誠信就要強制性建設有效的制度進行外在約束。在制度設計中一是要加大不誠信的機會成本，同時要建立全國性的旨在信息共享的誠信體系。
參考文獻：
[1]程國慧:《失信損失觸目驚心》[N].《京華時報》,2002年3月13日
【關鍵詞】房屋拆遷現代制度經濟學產權交易成本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
一、引言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體系擴張了傳統經濟學的解釋力，已成為一種能更準確和全面地解釋現實世界的經濟學工具。盛洪（1993）用兩個詞概括了其理論核心，一個是“產權”，即受制度保護的利益，產權制度既涉及對產權的界定，有涉及對產權的保護；另一個是“交易費用”，即指達成契約和保證契約執行費用。
眾所周知，房屋拆遷工作對于我國現代化建設、城市面貌更新及國有土地使用的合理布局等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然而拆遷工作又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對于被拆遷者的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明晰界定，導致了拆遷補償標準的確定機制不完善，進而降低了拆遷工作效率，嚴重增加了拆遷工作的交易成本，甚至引發了大量拆遷雙方的矛盾糾紛，對社會穩定造成不利影響。因此，在此基礎上提出切合實際的建議措施，以圖為建立健全房屋拆遷的法律法規，處理好加快城市改造、提高城市品位和居民生活質量與保護被拆遷人合法權益的關系提供借鑒。
二、實施拆遷行為的必要性分析
對于問題交互性質的認識將有利于人們更理性地判斷某一行為的潛在收益和損失。科斯（1960）在分析涉及對他人產生有害影響的工商行為時深刻指明損害問題具有交互性質，即外部侵害不僅起因于侵害者的行為，也起因于被侵害者的存在，避免對受損害方的損害將會使實施損害的一方遭受損失，關鍵在于避免較嚴重的損害。因此，在分析拆遷行為給房屋所有權人帶來損失的同時，更應考察不實施拆遷行為給社會凈收益帶來的損失，唯有權衡兩者輕重，才能更好地理解實施拆遷行為增加社會總價值的戰略意義。
實施拆遷行為給被拆遷者帶來的損失方面，暫不考察拆遷者（損害方）對于被拆遷者（受損害方）是否補償及補償是否合理，需考慮的是由于城市居民的房屋往往是一個家庭的命脈，承載著太多的東西，當拆遷方實施拆遷行為時，大多數被拆遷者將只能選擇放棄原來市中心便利的生活設施和交通條件，到城市邊遠地區購買一套住房，這使得居民蒙受了原有物業和物業區域內土地使用權喪失，以及因搬遷而造成的生活、工作、學習成本增加等損失。
此外考察不實施拆遷行為帶來的損失，亦即實施拆遷行為帶來的收益。由于拆遷制度的實施，我國許多城市實現了住房資金的良性循環，加快解決了住房困難，大部分危房、棚戶、簡屋得到了改造，居民的居住環境得到了較大的改善。因此，拆遷行為是我國進行舊城改造和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另外，拆遷制度也使中國城市住房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城鎮住房以公有制逐漸轉化為非國有為主，為房屋的市場交易奠定了基礎。因此，比較實施與不實施拆遷行為的各自損失，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目前拆遷制度受到了一定的詬病，但是放棄拆遷制度而將城市更新重新放歸私法領域也是不現實的。
為了更好地分析實施拆遷行為的必要意義，在此引入科斯（1960）提出的“合法的妨害”這一概念，即有些行為即使對別人造成了損害，只要該行為的當事人采用了適宜的技術降低了侵害，受到侵害的人也只能承認這些行為的合法性，即他們只能忍受。這是法律根據對整個社會的成本與收益的考慮，作出的對私有產權適當削弱的調整。于是，從提高社會凈收益的角度出發，受侵害一方應當允許并接受“合法的妨害”，即人民群眾應當對城市房屋拆遷行為報以支持和配合的態度。另外，由于相對于實力較弱的、分散的居民，拆遷方及地方人民政府顯然具有談判優勢，這使得擁有“合法的妨害”權利的當事人，會降低技術的適宜水平，從而使侵害的程度提高。對于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予以承認及不明晰界定導致被拆遷者損失加重的現象，便是拆遷方提高侵害程度行為的具體表現。
三、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城市房屋拆遷問題
土地使用權是憲法確定的私有產權，在涉及對這種私人產權的征收、征用、拆遷時，就應當考慮補償。然而近年來，在城市房屋拆遷過程中，拆遷往往只是對房屋進行補償，不對土地進行補償，有關土地使用權的補償糾紛時有發生，從而影響了社會的穩定。此外，不合理的法定拆遷補償標準使得居民在缺乏合理依據的情況下根據自己喜好提出要求，一旦前人的要求得到滿足，后人會以此為依據提出更高的要求，這也致使拆遷方和地方政府承受了巨大的交易成本和財政負擔。
1、城市房屋拆遷的本質及其所涉及的土地問題
為了考察國有土地使用權的獨立產權性質，必須理解什么是產權。阿曼·阿爾奇安（1965）指出：“在任何社會里，資源的個人使用權（即產權）都能得到解釋，產權意味著對于其他人在資源使用方面做出的違背我意愿的選擇的一種保護”。E.G.弗魯博頓和S.配杰威齊（1972）認為：“產權不是指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關于它們的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產權安排確定了每個人相應于物時的行為規范，每個人都必須遵守他與其他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或承擔不遵守這些關系的成本。”
土地使用權雖然是不完全物權，但仍然是獨立的財產權利，具有對世性的特征。土地使用權者直接和不特定多數人發生法律關系，也都可以獨立地行使物權請求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也可以自主決定將該權利轉讓、出租或抵押，或在其權利上設定其他性質的物權。土地使用權人實施上述法律行為時，不受土地所有權人即國家及社會任何其它個體或組織的干涉。因此，土地使用權是其使用權人的一項獨立產權。
盡管城市的土地按照憲法規定屬于國家所有，但這些國有土地上建立了各種不同所有權的房屋，這些房屋是因為擁有國有土地使用權而存在的。城市房屋拆遷的直接目的在于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流轉，被拆遷人的財產價值構成不僅涵蓋房產，更應當體現出土地的價值。從表面上看，拆遷似乎指向的是房屋，但其本質卻是在公權力干預下的平等主體之間土地使用權的產權交易。基于土地使用權的獨立產權性質，其流轉交易應依法實行有償轉讓，房地產開發及拆遷行為應當按照法律規定支付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城鎮拆遷費等相關費用，以平等協商、等價有償的原則上取得土地使用權。
然而無論是相關法律理論，還是拆遷補償實踐，大多有意無意地偏離了拆遷的本質。長期以來，一些部門和單位宣稱拆遷方產權人購買的只是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權，利用地方規章和政策無視、模糊以至于抹殺公民合法擁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不能給予被拆遷方公正合理的拆遷補償。因此，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明晰界定導致了對于受損失方不合理的拆遷補償標準，進而引發拆遷交易成本急劇上升、致使矛盾糾紛頻繁涌現，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
2、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
“交易成本包括事前發生的為達成一項合同而發生的成本和事后發生的監督貫徹該合同而發生的成本”（R.Matthews，1986）。樊綱（1992）對交易成本的具體成本支出內容進行了劃分，本文所要分析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問題則主要涉及其中的議價成本，即為確定買者和賣者的真實要價而進行的討價還價過程，此外還應包括因無法達成合同而產生的訴訟賠償等方面的成本支出。交易與交換，無論是物品的交換還是勞務的交換，說到底都是一種權利即“產權”的交換，也就是放棄對某一物品的產權換得對另一物品的產權。產權不明確，事實上從兩個方面使交易成本上升，一方面是造成交易對象之間發生議價博弈，雙方為追逐私利引起了“有形交易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模糊的產權會阻礙交換行為的發生，導致交易規模的縮小，使人無法通過交易行為提高經濟效率，這一由產權不確定造成的效率損失，也被稱為“無形的交易成本”。下面就有形和無形交易成本兩個方面，對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問題進行考察。
有形交易成本方面，假定拆遷方對其所致損失（包括房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負完全責任，被拆遷方就沒有任何理由修改他們的安排，因為對被損害權益的賠償總是能夠替代他們損失的市場價值。但是，如果拆遷方抹殺公民的土地所有權即不用負完全賠償責任，他們就會堅持這一安排，這樣輪到被拆遷方設法減少損失，采取與拆遷方進行議價博弈的形式。進而，在議價過程中，居民往往具有更高的博弈資本，由于一旦對某個地塊進行拆遷，這個拆遷的程序是不可逆轉的，政府和開發商無論投入多大成本都必須將這個工作完成，此時，居民就不會擔心因為自己要價過高而使得開發商知難而退。因此，在后一種情形下即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的情形下，原先的拆遷補償標準名存實亡，被拆遷方不合理地提高補償要求，使拆遷方和政府承受了大大超出預算范圍的有形交易成本。
無形交易成本方面，當拆遷雙方就補償標準進行議價談判陷入僵局而無法達成拆遷協議契約，甚至引起雙方法律糾紛時，就產生了無窮大的無形交易成本。即當我們以“機會成本”的觀點來看該問題時，產權界定不清楚，事實上阻礙交易的實現，使任何交易成為不可能，事實上使潛在無形的交易成本無限大。
從這個意義上說，明確界定產權，不僅是減少有形交易成本的前提，而且本身也減少了“無形的交易成本”。對于我們分析的城市房屋拆遷問題帶來的借鑒意義便是：承認并明晰界定被拆遷方應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并為此建立公平合理的產權制度以保護公民的私人獨立產權，將會大大降低拆遷過程的交易成本，提高社會資源配置效率。
四、土地使用權明晰界定為被拆遷居民獨立產權的意義
明確的產權界定，提供了人們進行一切交易活動的基礎，它能有效減少和節約交易成本。進而，不同的產權界定所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也是不同的，換句話說，一種界定可能比另一種更有效率或更無效率，并且存在著最佳產權界定。盛洪（1992）認為，“誰的行動給他人的既定經濟利益帶來損失，誰就要負賠償責任，這便是達到最佳產權界定的簡化了的經濟學規則”。
對于房屋拆遷問題而言，要達到最佳土地使用權產權界定，應當要從遭受利益損失的使用者的產權角度去考察，由于拆遷方的行為改變了既定的利益格局，為了使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不受影響，必須負完全賠償責任。即政府及有關部門應脫離房屋所有權、土地使用權分離的思路，土地所有權公有化，并不意味著土地使用權產權的公有化，應當按照出讓土地使用權的完全市場價格，將其基本或完全界定為居民的獨立產權。唯有如此，才能以最有利于社會資源配置為目的的土地使用權產權界定方式，有效減少拆遷過程中因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所造成的有形和無形交易成本，使拆遷交易活動更容易、更順利、更高效率地進行。
同時，不能執行的法律，只是一紙空文；不能有效地加以貫徹和保護的產權，只是“口頭”的產權。因此，為使界定產權不流于形式，還必須有效地保護產權，即能對破壞產權的行為進行有效的制裁。既然產權的概念本身是一個社會概念，是在人與人之間才能劃定的社會關系，那么也就需要以國家機器為物質基礎的社會契約方式加以界定和保護，而產權制度便是這樣一種社會法律契約形式。E.G.弗魯博頓和S.配杰威齊（1972）指出：“產權制度是一系列用來確定每個人相對于稀缺資源使用時的地位和社會關系”。產權制度的價值，就是它所能避免的為爭奪產權而付出的代價和因產權未定帶來的資源配置的機會損失。因此，產權制度較之沒有產權制度是優越的，有關拆遷立法和監督執行部門要在行政法規、地方規章和具體行動中真正明晰界定以及保護居民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加快建立起將土地房屋共同界為私人獨立產權的公民產權制度，推動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工作更好地為城市建設服務。
五、對我國城市房屋拆遷問題的對策性措施思考
1、以明晰界定被拆遷者土地使用權產權為基礎對拆遷法規進行修訂
國家應當盡快出臺《房屋拆遷管理法》，確保城市政府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時，能夠依照法律的規定進行，而不是依據現行的行政法規。修訂法規的核心任務是明確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屬民事范疇，應遵循“有償”、“公平”、“平等”的原則，充分保護被拆遷人依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改變對依附于房屋所有權的土地使用權被無償征收的不合理狀況。
2、逐步完善土地使用權補償制度
應當在《土地管理法》及《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中增加對土地使用權剩余年限補償以及區位變動補償的具體規定，這既是尊重和保護私人財產的體現，也是市場經濟中土地資源市場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同時，通過設定較為科學完善的價格評估程序，合理確定被拆遷房屋及依附土地的貨幣補償金額，充分保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由于作價補償時，必須考慮土地的價值因素，置換地段區位，應以合理的土地評估價，給予被拆遷人公正合理的拆遷補償。因此，要全面推行市場化評估，拆遷房屋所依附土地的市場化評估要符合國家房地產評估規范的要求，緊跟動態的房地產市場。對于被拆遷房屋所依附土地和安置房屋所依附土地的評估，要參照同區位的房地產市場交易價格，采用同一的市場化評估方法，充分體現公平、公正原則。最后，具體費用的計算標準和方法應該通過制定新的《行政征收法》以及相應的實施細則來加以規定和明確。
3、政府應合理定位并履行好自身職責
在土地管理過程中，政府扮演著雙重角色，即土地所有者和行政管理者。實踐中出現的很多問題都是因為沒有理順這兩種角色的關系，若要有效推進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土地使用權產權有償轉讓制度，政府必須正確行使土地所有權和行政管理權職責。拆遷是平等主體之間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拆遷補償應由雙方當事人依法平等協商確定。除非涉及公共利益拆遷外，政府應保持中立。當然，由于土地的國有性，國家作為土地所有權人和土地使用權人存在管理服從的行政關系。但是如果政府能夠嚴格區分其作為土地管理者與土地所有者的角色，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才不至于在實踐中出現政府職能“越位、缺位、錯位”的情況。具體到拆遷補償問題上，政府應謹守其財產所有人的中立角色，尊重土地使用權人的私人獨立產權，做到“行政的歸行政，市場的歸市場”，讓拆遷人與被拆遷人自主談判，無法達成協議的依法裁決；同時作為管理者，政府要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努力做好協調關系、制定優惠政策、提供信息等服務工作，做到不從拆遷中牟利，不充當市場競爭的主體，不與投資主體之間存在經濟利益或親緣關系，不搞暗箱操作，做到公開、公平、公正。因此，政府唯有成為超脫的居中管理者并努力踐行上述職責，才能使其重新樹立群眾公信力，更好地推動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工作。
4、推行被拆遷人參與機制：對擬建項目的社會評價制度
城市發展項目是引致城市拆遷的動因所在，因此，必須要做好項目評價工作，把好城市項目審批關。然而現有的城市建設拆遷制度似乎在引導公眾參與、協商、促進信息公開、減少負面社會影響等方面有所欠缺，在城市開發項目的規劃和建設過程中，缺乏對擬建項目進行必要的社會評價，難以識別開發中存在的社會問題。通過對擬定項目進行社會評價可以在拆遷戶與拆遷人之間建立一種協商機制，賦予拆遷戶協商權、發言權，把拆遷戶的意見體現在拆遷協議中，確保他們的利益不受侵犯，達到城市發展以城市居民為本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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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幾只個股走勢很慘烈。比如今天跌停榜上的英聯股份、哈森股份，已經分別跌停了4天、2天。
據證券時報網官方W信報道，龍虎榜上，英聯股份最近1個月有4次登上龍虎榜，均為跌停上榜。賣出金額最大的是聯儲證券深圳濱海大道易思博證券營業部，大學畢業凈賣出9449.4萬元。
哈森股份，最近1個月3次登上龍虎榜，均為跌停上榜。大學畢業賣出金額最大的是天風證券深圳濱河路證券營業部，凈賣出11078.3萬元，此外，興業證券石獅八七路證券營業部、開源證券深圳分公司、聯儲證券深圳濱海大道易思博證券營業部、東興證券惠安建設南路證券營業部，大學畢業凈賣出均在5000萬元以上。
關鍵字： 火車快餐 供給 需求 均衡價格理論 彈性理論
火車是人們長途旅行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之一，它為不同的消費群體提供不同檔次的服務，制定不同的價格，如提供的軟臥、硬臥、硬座等，因此火車一直是運送長途旅客最多的交通工具。火車旅行有眾多的優點，如票價較合理，運送速度較快，安全度較高，運輸量大等，但火車也有自己明顯的缺點，如普通客運車停站多、運行慢，火車車廂較擁擠、特別是春節前后，火車買票難等。其中火車快餐價格較高也是旅客們遇到的一個難題。眾所周知，火車快餐價格常常高出市場價數倍，那究竟是什么導致了火車快餐價格如此之高呢？我們可以從西方經濟學的需求與供給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
在西方經濟學中，需求是指消費者在某一特定時期內在各種可能的價格下，對某種商品愿意并且能夠購買的數量，作為需求，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有購買的欲望；第二，有購買的能力。而供給是指在一定時期內，廠商在各種可能的價格下對某中產品愿意并且能夠提供的數量。作為供給也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有出售愿望，第二，有供給能力。兩者缺一不可。無論在火車還是其他地方，人們總是離不開吃飯的，因此旅客對火車快餐有一種天然的需求，而且在市場條件下，人們對火車快餐的需求量是于乘坐火車旅客的人數成正比的。火車是公共交通工具，在我們國家，火車是由政府控制的，分配額疏散旅客是它的公共服務性質，但火車服務在通常情況下，主要體現的是它的商品屬性。提供快餐有利可圖，因此基本上所有長途運行的火車都提供快餐。從火車安全穩定運行方面，火車運營商也不得不如此考慮，特別是一趟就運行數天的列車。火車上需求與供給兩方面都得到了滿足，我們進一步分析火車快餐為什么價格如此之高。
根據需求的定義以及我們自然的認識，商品價格越低，人們的需求量越大，因此，我們可以把需求函數近似的看做向右下方傾斜的線。從中我們便可以總結出需求法則來，也就是價格與需求量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需求量隨著價格的上升而減少，隨著價格的下降而增加。但需求法則有一定的限定性，它指針對一般商品而言。同理，我們可以歸納出供給函數是一條由左向右上方傾斜的線。從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供給法則來，也就是供給隨著價格的上升而增加，隨著價格的下降而減少。供給法則同樣只針對一般商品。火車提供快餐只是火車的次營業務，因此火車運行商不可能把精力都投放到快餐的供給上來，而且火車車廂容量有限，這樣火車快餐供給量基本上是穩定的。但是火車乘客的數量較大，他們對快餐的需求量大大超過了火車快餐的供給量。這樣在市場價格情況下，就造成了火車快餐的供不應求。在這里，我們引入西方經濟學中供給與需求的兩種分析理論，既均衡價格理論和彈性理論，來作進一步的分析。
所謂經濟均衡就是在經濟體系中，一個經濟事物處在各種經濟力量相互作用之中，如果有關該經濟事物各方面力量能夠相互制約或相互抵消，那么該經濟事物就會處于一種相對靜止的狀態，并保持這種狀態不變。在市場上，需求和供給可以認為是相互對立的經濟力量。按照需求法則，價格越高，需求量越少；價格越低，需求量越大。而以供給法則來說，價格越高，供給量越大；價格越低，供給量越少。正是這種相互作用使得市場處于均衡狀態。分析火車快餐定價問題，我們可以靜態均衡分析法。根據上述有關均衡的定義，在一種商品或勞務的市場上，作為促使價格降低的需求一方盡可能地壓低價格。如果價格太高，消費者愿意并且能夠購買的數量就會減少。相反，供給一方則盡可能的抬高價格，價格太低會減少愿意并且能夠提供出售的商品或勞務的數量。因此，供求力量相抵時，市場價格傾向于保持不變，此時市場處于均衡狀態。達到均衡的點稱為均衡點，達到均衡的價格稱為均衡價格，均衡價格所對應的供求數量稱為均衡數量。如果高于均衡價格，由此時決定的消費者愿意并且能夠購買的商品數量就減少，這就意味著市場上出現了供大于求的現象，有些生產者的產品就會賣不掉，因此在高于均衡點的價格下，這些商品生產者不能實現他們的生產計劃。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商品生產者就會降價出售，從而導致整個市場上的價格下降。隨著商品價格下降，隨著的需求量增加，而生產者的供給量減少。但是，只要新的市場價格仍使得供大于求，市場價格就會逐漸降低，直到處于供求相等的均衡價格為止。同樣如果低于均衡價格，則會產生相反的效果，直到實現均衡。總之，一種商品在市場需求和供給兩種相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通過競爭機制的調節，達到供求相等的均衡狀態，從而決定均衡價格和均衡數量。
所謂供求彈性，就是反映需求量和供給量對于某些變量變化而做出的反應或者敏感程度。，影響供給和需求的變量為價格、收入、相關商品價格等。需求彈性我們這里只從需求的價格彈性角度分析。也就是指表示在一定時期內一種商品需求量相對于該商品價格相對變動的反應程度，它是需求量變動百分比與價格變動百分比之間的比率。需求價格彈性的種類可以分為五種情況：1.需求量不受價格影響的完全無彈性。2.價格既定時需求量無限的完全有彈性。3需求量隨價格同比例變動的單一彈性。4.需求量變動的百分比大于價格變動百分比的富有彈性和5與此相反的缺乏彈性。影響需求價格彈性的因素主要是商品可替代的程度、商品用途的廣泛性、商品對消費者生活得重要程度等。而供給彈性是用來衡量商品的供給量變動那個對它的價格變動的反映程度。因為火車快餐只是火車提供旅行服務的附屬服務，我們可以將其理想模型化，近似看做火車供給量恒定，因此我們不必從供給彈性的角度分析。
在上面我們談到，人們對火車快餐的需求量大于其供給量，如果火車快餐保持原價的話，就會出現爭搶的局面，而且不利于火車運營商獲取超額利潤。在這種情況下，火車運營商一方面為了獲取超額利潤，另一方面為了火車平安穩定的運行，他都要將價格提高。在一般情況下，快餐是人們的一種日常消費品，它是缺乏需求彈性的，但是在供不應求的火車上，它便變成了富有彈性的稀有品，因此，價格的變動將會極大的影響乘客對快餐的需求量。隨著價格的慢慢提高，從收入低的旅客們開始慢慢地減少對火車快餐的需求。火車快餐價格提的越高，人們的需求量越小，直到達到供給與需求的均衡點，這樣就造成了火車上快餐的價格遠遠的高于市場上快餐的價格。而選擇消費火車快餐的群體一般是那些收入較高或中等收入的群體。下面一個實例可以作為證明。今年春天，南方大部分地區鬧雪災，很多火車被困在半路上，尤其是京廣線的。在被困在半路上的火車上，曾經發生過一包方便面曾賣到80元的高價。物以稀為貴，供給少，需求量大，價格自然貴。但是人們在火車上并不是僅僅吃快餐，當然在事實上，人們還有其它的選擇。人們對火車快餐的需求量并不是人們想象中的那么龐大。因為：
影響需求的因素除價格外還包括第一，相關商品的價格。這里相關的是指實用價值密切關聯的商品，一是替代品，火車快餐的替代品可以是方便面，面包，八寶粥等；另一種是相關品，如火車提供的盒飯一般要配上一雙筷子。一般來說，某種商品價格的變化與其替代品的需求量的變化成正相關關系，而與互補商品需求量的變化負相關。第二，消費者的偏好。消費者對某種商品感興趣，則他愿意支付較高的價格或者購買更多的這種商品。第三，消費者的收入水平。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消費者收入越大，對于商品市場的需求也越大。此外需求還與消費者對將來價格的預期以及人口規模等。從這里我們可以得出，人們在火車上吃還有其它選擇，如吃方便面，面包等等，因此這些都將會減少乘客對快餐的需求，同樣在火車上的這些食品價格依然高的離譜，人們自然會選擇在上火車之前攜帶這些食品。乘客們對火車快餐的需求少了，價格便開始降，直到達到供求均衡。坐過火車的人都知道，在火車將要進終點站前，火車上的快餐、水果等等都會選擇降價出售，這也是受供求理論的影響。乘客需求少了，火車食品此時供大于求，他們也自然而然的選擇降價處理。
這里只是從供求理論方面分析火車快餐高價格，事實上，它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比如火車是一個壟斷部門，大量提供快餐會消耗過多的人力及運輸成本，那么在相同利潤下，他們會選擇保持定量的供給，提高價格的方法來保持供求均衡。
火車快餐的高價位也造成了快餐只是大部分高收入群體的快餐，而大量選擇坐火車的農民工、學生因為快餐的高價而望而卻步，如何在火車上解決食的問題呢？
我的建議是：
1.火車相關部門增加對快餐的供給，進而適度降低價格，使普通老百姓都消費的起。
2.多攜帶吃的便利食品，像方便面，面包，牛奶，八寶粥等。
3.火車上一般有熱水提供，不要怕麻煩，攜帶個大杯子，用熱水將它們加熱或泡著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參考文獻：【1】羅守權、卓巖.經濟學原理.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4，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