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1-20 10:48:3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人口流動的好處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從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來看，人口紅利期即將結束，勞動力供給增長將放緩，而人口的老齡化也會帶來國內儲蓄率的下降，長期的經濟增長只能依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通常情況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教育，而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勞動生產率還有一個不應忽視的來源，那就是城市化和區域格局的調整。
土地和戶籍制度需要聯動改革
中國的城市人口即使包括在城市長期工作和生活的農村居民，也只有45％左右，城市化進程遠遠落后于工業化進程，這已經是人們的共識。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變成了城市居民，進入了工業和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將大大提高。
但是，問題在于，是全國各地的城市采取同樣的步伐來提高城市化水平，還是在生產效率更高的地方以更快的速度來推進城市化?從經濟的長期增長來說，顯然是后者。但是，中國的建設用地指標配置制度，卻對區域經濟格局的調整形成了制約。
目前，中國為了守住18億畝耕地的紅線，中央政府對各省市都設置了保護基本農田的指標。為了保護耕地，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較發達的城市的非農業用地指標已經非常緊張。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說，如果沿海地區缺建設用地指標，而內地有的話，至少應該允許沿海到內地買這個土地指標。
如此一來，內地更多地保留耕地，沿海更多地發展工業，內地的大量勞動力再進一步向東部轉移，并與戶籍制度一起聯動改革，讓內地農村勞動力在沿海轉化為市民，實現用地指標和勞動力一起再配置。中國下一輪的經濟增長必須在土地和戶籍制度的聯動改革方面取得突破。
放棄集聚，就是放棄發展
隨著土地指標的跨地區再配置，內地農村勞動力在沿海獲得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生產效率將獲得極大的提高，問題是，在此過程中，到底可以獲得多大的增長空間?為了說明這一點，筆者研究了不同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和城市的區域布局，總結起來可以得到五個結論。
首先，一個城市到沿海大港口的距離顯著地影響了它的土地利用效率。筆者測量了一個城市到沿海三大港口：香港(包括深圳)、上海和天津的距離，發現沿海和內地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差距是巨大的。以2006年為例，如果從大港口開始往中國內地走，走到500公里的時候，相當于從上海走到安徽西部湖北東部，在這個范圍內，土地利用效率下降50％。
第二，隨著時間的推移，地理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響越來越大。根據經濟理論，經濟開放的進程會提高大港口附近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比較優勢，會引起經濟向沿海地區集聚。從1995年到2000年，特別是2000年到2006年這段時間里，地理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反過來說，隨著時間推移，如果我們不在土地政策上做重大改變的話，中國在土地利用效率上的損失將越來越大。
第三，城市擴張對土地利用效率的促進作用在東部要遠遠超過中西部。在未來中國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中，讓距離大港口450公里以內的城市面積擴張更快，而不是所有城市同步擴張，才更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平均利用效率。
第四，中國的經濟活動的集聚趨勢遠遠領先于人口和城市土地的集聚。筆者的研究計算了不同城市的規模差別，發現大城市越來越大，小城市相對來說越來越小。中國經濟在發生集聚，而人口卻沒有充分集聚，道理很簡單，因為受到戶籍的限制，人口沒有充分自由地遷移。
第五，中國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慢于城市建城區的擴張速度，而且主要是西部城市存在這樣的脫節。有趣的是，從東部到中部，再到西部，越往內地，城市面積的擴張速度越是超過了人口的增長速度。也就是說，中國內地城市的擴張基本上是粗放型的，這對于中國這樣土地資源稀缺的國家來說，經濟損失非常大。
人均收入如何平衡
人們最擔心的問題就是，經濟集聚是不是會導致地區間差距越來越大。但筆者要說的是，在經濟集聚的過程中，不僅地區間的差距不會擴大，反而會縮小。
對于區域平衡發展來說，真正有意義的是人均收入或者生活質量的平衡。人均收入如何平衡?
中國在過去30年里面，地區間人均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其中，經濟集聚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要實現區域間的人均收入的平衡，最重要的途徑就是勞動力自由流動，特別是低收入者要能夠自由流動。
不妨想象一下，假設全世界就一個國家，你是這個國家的總統，你想讓這個世界上各個地區收入差距縮小，最有效的政策是什么?就是把發達國家的國界放開，在世界范圍內自由移民，讓發展中國家的人自由地遷移到發達國家去，世界范圍內的收入差距就縮小了。
中國在過去30年里地區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更主要的原因是低收入者的跨地區流動是受限的。比如說，在中國的東部城市，通常常住人口要遠遠超過戶籍人口，而在中西部城市，則恰恰相反。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大量在流動中的勞動力是中西部的低技能的農村勞動力，他們的自由流動將加速城市化進程，大大縮小城鄉間和地區間收入差距。
地區間差距在集聚中縮小
在要素自由流動的情況下，發達地區會更多地享受規模經濟收益，從而擴大地區間差距，但最終，地區間差距一定會在要素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再縮小。這個過程已經被法國等國家的歷史所證明。那么，為什么經濟在集聚的過程中會走向平衡呢?
首先是因為交通成本持續下降。一開始，交通成本非常高，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要素流動和經濟集聚就發生了，之后，交通成本持續下降，一些經濟活動遠離集聚的中心，反而也可節省成本。
其次，有一些資源在物理屬性上就是不易移動的，與這些生產要素有關的經濟活動也不會完全集聚。比如說自然資源，很多與自然資源有關的經濟活動都接近于資源所在地。再比如說文化，文化的可移動性實際上是非常差的，當文化成為一種生產要素的時候，與之相關的經濟活動(例如旅游)也不會集聚發展。
第三個導致經濟離散發展的力量來自所謂的“擁擠效應”。在集聚過程中，城市變得越來越擁擠，污染也更嚴重，犯罪率也更高，特別是地價、房價和工資漲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企業覺得集聚的好處還抵消不了擁擠的成本，這時候也會出現經濟活動的離散趨勢。
第四個機制是偏好差異。經濟集聚的好處是規模經濟和收入增長，但問題是，不是每個人都那么愛錢的。在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情況下，愛錢的人到大城市，但必須忍受交通擁擠、污染、犯罪這些問題。如果不那么愛錢，可以到內地某個中小城市生活。這就是生活質量意義上的區域間平衡。
最后，不要忘記匯款機制。實際上，大量的勞動力流動到較發達地區之后，還會將收入的相當一部分匯回老家，這是很重要的平衡區域間收入水平的機制。
要財政轉移，更應要素自由流動
要實現區域間平衡，直接動用行政手段，把富的地方的錢拿來給窮的地方不就行了嗎?但是，財政轉移并不是區域間平衡發展的治本之策。
我們的研究發現，中央向地方的財政轉移并沒有起到縮小地區間經濟增長速度差距的作用。事實上，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那些在平衡區域發展上取得成功的國家，都是通過要素(特別是勞動力)自由流動來實現的。
讓沿海城市購買內地的建設用地指標實際上就是一個天然的財政轉移機制，在這個過程中，內地自然地分享到了土地在沿海地區的增值收益。建設用地的指標甚至可以分解到人，讓土地指標和人一起走，農民工在哪里就業和生活，就可以將土地指標帶到哪里。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城市為了獲得建設用地指標，還將展開相互競爭，這就提高了農民的談判能力，有益于讓他們分享城市發展的成果。
要素(特別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是更為有效的區域間平衡發展政策，但也需要一些政策配套措施。
比如，土地制度一定要與戶籍制度聯動改革，那些需要更多建設用地的城市也應該同時接納低技能的勞動力為戶籍人口，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都要均等化。
摘要:北京建設世界城市是在新的起點上謀求更高層次發展的戰略抉擇。建設世界城市的新目標，要求北京認真對待和科學處理流動人口問題。北京邁向世界城市，就是外地流動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比例逐步提高的過程。北京在未來10年后將形成以流動人口為主的格局。必須準確預測北京流動人口增長趨勢，制定科學的流動人口增長戰略規劃，主要通過轉變城市建設模式和經濟發展方式來合理調控流動人口，建立北京內外人口流動通開機制。
關鍵詞:北京建設世界城市;流動人口;人口調控策略
北京在2008年成功舉辦奧運會后，于2009年正式提出建設世界城市的戰略目標，這是北京在新的起點上，謀求更高層次發展的戰略抉擇。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必須認真面對人口增長問題，應以建設世界城市的胸襟正確對待和科學處理流動人口問題，拿出符合建設世界城市要求的流動人口調控管理對策。
1北京流動人口超千萬引發關注討論
最近，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專題調研組拿出了一個關于流動人口問題的專題調研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常住人口總數已達1972萬，其中北京的戶籍人口1246萬，登記流動人口763.8萬人，如果算上未登記的流動人口，北京的流動人口總數已接近或超過1000萬人，成為我國流動人口數量最多的特大城市之一。根據調查結果，北京市人大調研組認為，北京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1800萬人的目標已經提前十年突破。面對如此嚴峻的人口增長局面，市人大常委會專題調研組指出:“對于人口這一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問題，各級領導的認識并不完全一致，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沒有將調控人口的規模擺上重要位置，處于目標游移不明，政策導向不一，甚至放任自流、無所作為的狀況，長此下去勢必損害首都的長遠發展。”北京市人大調研組發出強烈呼吁，主張從嚴控制北京的流動人口增長，采取合理調控人口規模的相應措施。①
北京市政協常委會最近也發表了關于北京市人口的調研報告，披露的數據與市人大調研的數據基本一致，市政協調研報告認為，按現有趨勢十年后，北京的常住人口總量將突破2500萬人，新增的交通供給將被人口增量抵消，新增的調水量可能被新增人口吞噬。北京市政協建議盡快成立首都人口委員會，把流動人口的控制作為主要對策②。
北京流動人口超千萬的消息引起了關心北京發展的許多人的關注，許多專家學者對此問題展開了新一輪的討論，探討如何在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新的形勢下，解決好北京的人口增長問題。我們且不說原來的發展規劃中所提的北京常住人口1800萬的計劃是否正確，常住人口提前超過原計劃200萬，這已經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在目前北京開始實施建設世界城市發展戰略下的新階段，確實有必要對北京的人口增長特別是流動人口的增長進行研究，拿出切實符合建設世界城市要求的人口調控對策。
2北京建設世界城市與流動人口的關系
城市是大規模高度聚集的人類活動區域，現代城市的發展首先表現為人口聚集度的提高和流動性的增強。城市化時代人動的根本特征就是流動。所以，發達城市的任何人都可成為流動的人口。世界城市作為城市發展的高端形態，作為人口向城市聚集的高級形態，必然是一個人口大聚集大流動的城市。權威的專家學者認為，世界城市是來自國內和國外的移民聚集地，是“世界社會的縮影”，是多元的人種與多民族共生的社會空間。也就是說，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過程，就是國內各地、世界各國人口向北京聚集的過程，這個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現在流動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的37%左右，這個比例并不算高。外國人僅占北京常住人口的百分之幾，遠不符合世界城市人口結構的標準。紐約、倫敦、東京等世界城市，光外國人口就占當地總人口的20%至40%以上甚至更多。至于本國的流動人口就更多了。從總體看，北京邁向世界城市，就是外地流動人口、外國來京人口占北京常住人口比例逐步提高的過程。據筆者測算，再過5年(即2015年)流動人口將與北京戶籍人口數持平，到2020年，流動人口將大量超過本地戶籍人口，到2030年前后，北京將形成以外來流動人口為主的人口格局，甚至會高達70%左右的比例。就是在北京戶籍人口中也會有外地戶口不斷遷入北京的“機械增長”的人口，如算上這一塊，外來人口、流動人口所占的比例更大。北京作為中國首都，又要邁向世界城市，這個趨勢不僅不必大驚小怪，而且應該科學預測到。北京本土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所以，從建設世界城市的戰略要求著眼，北京應積極打開大門歡迎外來人口，北京將成為流動人口之都。那么，北京戶籍人口、本土人口是不是會流動到外地呢?回答是肯定的。
城市經濟是開放式經濟，是聚集式經濟。城市經濟之所以比一般區域經濟更發達，是因為城市經濟有兩種乘數效應。這兩種乘數效應都是由城市的供給與需求及其相互作用引發的。城市經濟可分為輸出產業和非輸出產業，輸出產業是由城市向市以外區域提供供給的產業，非輸出產業是滿足城市內部自身需求的產業。城市的發展會使輸出產業迅速發展并優先增長，如為周邊地區市場服務的工業、商業和交通運輸業等會迅速發展，這就是城市經濟的第一乘數效應。在第一乘數效應基礎上，城市經濟進一步發展，會吸引更多的投資者進入城市，從而進一步促進城市的生產力和市場發展，特別是引起城市科技、教育、文化、衛生各種服務業的大發展，從而擴大非輸出產業和輸出產業。這就是城市經濟第二乘數效應。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將大大增強以上兩種乘數效應，促進城市經濟大發展。而在此大發展中存在極大的人口需求。這就使流動人口大量涌入。因為有就業崗位，有人力資源需求，流動人口大量涌入是必然趨勢。北京正在制定建設世界城市的人才需求戰略，今后需要大量的高端人才、技術創新人才、各種產業人才、各色服務人才。而這些靠現有本土常住人口，不僅在數量上無法滿足，更在需求結構上無法滿足。于是就需要具備條件和素質、能夠適應北京發展的外地人口、外國人口來北京。如果用行政手段一味控制流動人口來北京，會使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目標落空。
轉貼于 再一個問題是，到底如何評價外來流動人口對北京城市建設和城市經濟發展的貢獻?人們光看到外來人口占據了北京的就業崗位，消耗了北京的資源，但為什么看不到他們對北京的重大貢獻呢?北京的經濟總量、北京的GDP大約有將近一半是外地流動人口創造的。從一、二、三各個產業看外地流動人口都是人力資源主體，龐大的勞務大軍成就了北京的發展速度。但可惜的是，高達數百萬的外地勞務人員為北京創造了巨額財富，除了領取到相對微薄的工資收入外，并沒有享受到北京發展的成果。他們沒有北京所提供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障，住不上北京應該提供的廉租房，大批的建筑勞務人員只能住在臨時搭建的工棚中，他們的子女來京往往進不了正規的學校和幼兒園。包括大量外地流動人口所創造的北京經濟成果，在按照人口平均時，卻無情地把大量外地流動人口剔除在外。經濟總量的大蛋糕是分子，而分母卻沒有他們了，只有北京戶籍人口，所以按照戶籍人口所平均的北京人均GDP很高。北京不斷享受著外地人口提供的“人口紅利”，外地人卻享受不到多少北京發展的成果和好處。這能叫公平和諧嗎?在建設世界城市的新形勢下，北京應認真對待流動人口問題，如果對流動人口政策不正確，將嚴重影響到北京建設世界城市。
3按照建設世界城市要求解決北京流動人口問題
那么現在的問題是，北京就這樣16800平方公里的面積，只相當于一個一般地級城市市域總面積大小，卻承載了相當于一個中等人口規模省份的人口總量。再加上北京的山區、半山區占總面積的60%，市域平原面積不過6000多平方公里，水資源嚴重匱乏，土地資源更是異常緊缺。如果人口增勢繼續加快，會加劇北京空間環境資源與人口的矛盾，使首都資源環境不堪重負，也會出現嚴重的大城市病。這是北京建設世界城市最大的制約因素。怎么辦?能不能找到科學合理的調控對策，是對北京市的一場大考。只靠人為的行政的手段是無法限制的，以人為本、科學化解或許是可行之路。如果北京能以寬闊的胸襟，接納不斷涌入的外來人口，并共同為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做貢獻，那就是理想的好事了。
基于以上的分析，筆者提出幾條可供參考的對策思路:
3.1以世界眼光全國格局來準確預測北京流動人口的增長趨勢
準確對外來人口增長進行預測是制定北京外來人口調控政策的根本依據。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就要以世界的眼光來看待北京流動人口的增勢。北京是中國的首都，也是世界的東方大都，隨著世界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世界經濟正在經歷大調整、大融合、大變革，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極大地提高了北京在世界上的城市地位。隨著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加速進行，全世界都可能形成對北京的人口、資本、物資、信息等經濟社會要素的流動趨勢，世界很多人都希望北京成為亞太地區最有帶動力的世界城市。在這一過程中，北京會成為外國高端人才、經濟貿易人才、文化交流人才、旅游觀光者的重要目的地城市，許多跨國公司亞太地區總部、各種科技研發機構、各種金融機構等都會登陸北京，這個趨勢不可逆轉。對這一人口增長的趨勢要準確判斷。當然，最大量的流動人口來自國內，伴隨著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將產生更大的就業需求，來自全國各地的外來人口會大批涌入北京。對未來五年、十年國內流動人口向北京流動的總量要做出準確預測。筆者認為，未來五年，北京流動人口將在目前1000萬左右的基礎上增至1500萬左右，未來十年將增至2000萬人左右。這個數字還是比較保守的預測，實際的情況也可能會超過。北京作為中國重要的首位城市，又要建設世界城市，未來包括戶籍人口在內的常住人口總量達到和超過3000萬人的規模是比較合理的。日本全國人口為12700萬人，而作為世界城市的東京，常住人口高達2000多萬人。韓國的首爾地區更是聚集了全國50%以上的人口，城市常住人口多達3000萬人。北京作為十幾億人口大國的首都，未來發展成為300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不算稀奇。北京周邊加上天津、唐山、廊坊等地所組成的京津冀北大城市群聚集一億以上的人口都是比較正常的。所以對北京對流動人口的戰略性的預測和管理應該以這一大趨勢為主要依據。
3.2制定科學的北京流動人口增長戰略規劃
依據對北京流動人口增長速度和規模的預測，北京應該制定科學的人口發展戰略目標規劃，提出相配套的應對措施對策。到底這么多的流動人口來京如何安置，如何在北京城市的空間結構中合理進行人口布局，對北京流動人口的大規模增長應該解決哪些關鍵問題，應該及早進行戰略性、前瞻性、全局性、可行性的對策研究，拿出詳細的發展戰略對策規劃。否則，北京將陷入很大的被動。在制定“十二五”、“十三五”計劃時要把流動人口的增長作為編制規劃的重要因素統籌考慮，在與人口密切相關的產業發展、城市建設、土地利用、環境保護等專項規劃也要互相銜接配套，符合首都人口增長規模的目標要求。
3.3通過轉變城市建設模式和經濟發展方式來合理調控流動人口
北京流動人口構成中低端人口比例過大確實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但其根源主要是由于北京的傳統的城市建設模式和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所導致的。未來北京要實現發展的可持續性，建設宜居城市、綠色城市、低碳城市、健康城市、智慧城市都有賴于北京城市建設模式和經濟發展方式的大轉型。只有實現了這種大轉型，才能使北京流動人口的低端化有根本性的轉變。建議北京采取向外轉移一般性的制造加工業，將占地多、高耗能、高耗水的產業轉移出北京，可以與周邊的河北、山西、內蒙古等地開展產業轉移協作，發展北京在外地的“飛地經濟”，減少這些產業對流動人口的需求。北京的一般性的低端的產業項目轉移走了，在這些產業行業就業的外來人口也就跟著走了。首鋼搬遷到唐山曹妃甸，就是成功的范例。城市建設方面也要大量采用先進的建設方式，減少對低端勞務人口的需求。建設發展方式的轉型才能使北京流動人口實現高端化，當然這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3.4建立北京內外人口流動的通開機制
北京的人口政策管理歷來是以北京戶籍人口不向外流動為前提的，我認為這個模式已完全不合時宜，應該堅決打破。原來那種北京人口不能向外地遷徙、只能進不能出的老模式應該到了終結的時候了。北京應該制定鼓勵一般就業人員、老齡人口和愿意到外地常住的人口遷往外地常住，政府給予鼓勵和優惠的政策，戶口可以保留也可遷出，社會保障待遇不變。對流動人口進入北京要進行科學性的引導，避免在京盲目買房、買車、盲目舉家搬遷，凡是不具備舉家搬遷的應給予耐心的說服。因為盲目流動搬遷不僅會造成城市的公共服務的困難，也會給當事人造成很大的經濟損失。特別是現今交通通訊的迅速發展，外地與北京生活條件差距的縮小，舉家搬遷北京并不是一種合理的選擇。特別是北京建設世界城市后，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房價較高、生活成本相當昂貴的城市，所以不應該鼓勵大批的低端勞務人員舉家搬遷北京。因為這樣做，不僅會造成北京新的城鄉結合部的嚴重問題，也會引發社會不穩定，難以形成北京和諧城市的局面。目前，學術界都對流動人口外出務工人員的兩棲生活方式給予同情，認為下步城市化應該結束這種兩棲方式，真正轉變為流向城市的市民。對北京這樣的城市，一部分高收入的流動人口是可以實現在北京常住安家的，而大部分低端勞務人員還是不現實的。由于北京對周邊形成了非常快捷的交通條件，多數的外來人口可以采用在北京打工工作，而不需舉家搬遷的這樣的模式。比如，北京到周邊一二百公里的區域內都可以實現一小時內通達，北京到周邊五百公里內都可以實現兩三小時通達，這就使北京周邊的大中小城市可以成為北京的衛星城、協作城，分擔北京常住人口的壓力，多數京外人口可以維持現有的常住地不變而在北京就業、工作。同時，更應該鼓勵流動人口不斷流入流出，減少流動人口在北京的常住時間。能夠是季節性的勞務工作就無需常年居住在北京。 3.5繼續增強對流動人口的資源環境承載力
面對建設世界城市的大勢，北京流動人口會持續增長。不斷增長的人口與城市空間、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正在加劇。從北京建設世界城市長遠目標看，擴大北京市行政區域范圍，拓展北京城市發展空間是必然之舉。北京這么一個國家首都、世界城市，市轄面積再擴大1萬平方公里左右是可行的。北京市于2010年5月和7月與河北省簽署了加強京冀發展合作的紀要和框架協議，確定加強城市規劃銜接，搞好城市發展空間對接;加快區域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北京周邊區域城際鐵路、高速公路、軌道交通等建設;深化資源和生態環境建設合作，促進區域生態環境整體改善和協調發展;加強區域產業合作，提高相互間產業發展關聯度。這實際上就是拓展北京的發展空間，隨著城際鐵路、高速鐵路、軌道交通的發展，北京遠郊區縣、與河北近鄰區域完全可以承載更多的流動人口。能源方面，北京市98%靠外地調入，今后要加強與山西、內蒙古的協作，以保證對北京的能源供應。同時應大力推進節能降耗，低碳發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可以保證流動人口增長對能源的需求的。問題最突出的是水資源。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資源僅為26億立方米，近年實際年均用水約36億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庫庫容、超采地下水及應急水資源常態化維持，僅2000年至2007年全市就累計超采地下水56億立方米。由于人口快速增長，生活用水已占用水總量的44%。可行的對策是進一步挖掘水源潛力，建議加大對北京的調水量，大力提倡節約用水，建設節水城市。在供水節水問題上要制定嚴厲的地方法規，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經濟手段來保證節水，加大對節水的財政支持，這樣多管齊下，用水問題還是可以緩解的。上海市由市財政統一出資更換全市居民的衛生間的抽水馬桶，僅這一項就節約了原來用水量的50%。這些做法北京可以借鑒，節約用水的潛力還是相當大的。
3.6確立流動人口與本市戶籍人口的均等化待遇和權益
要以建設世界城市的要求解決來京流動人口的困難，對他們在勞動就業、社會保障、住房提供、子女入學等各方面一視同仁，給予同城市民的均等待遇。切實提高流動人口從業人員的勞動合同簽訂率，堅持同工同酬，保證流動人口工資及時足額發放。北京應大量建設面向外來流動人口的廉租住房，鼓勵城中村改造中建設廉租房，使大量流動人口在京有比較好的住房條件，又不形成過重的租房負擔。對在北京長期工作，為北京做出較大貢獻的外來人口，應給予北京市民同等的社會醫療保障。改革暫住人口管理辦法，實行居住證管理，并探索北京戶籍流轉創新辦法。對來京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要實行同城待遇，給予義務教育的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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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特點
不是所有的外來人口都可以稱為移民。現在,從報紙上或者在各種統計材料里面可以看到另外一個較為相似的詞:流動人口。離開了原來居住的地方,不管是處在什么情況之下,我們都可以稱之為流動人口。但是,流動人口中間只有一部分人可以稱為移民。比如上大學的學生,家如果在外地,到其他城市念書,不一定把他們稱作移民,因為他們畢業以后又要流動到別的地方去。所以,一般地講,移民是指已經定居的人口或者有定居愿望、并且在遷入地居住了比較長時間的那一部分人。當然,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移民標準有所不同。現在講移民大致有四種標準:一是改變了國籍;二是取得了合法的居留權,比如在美國拿了綠卡;三是居留滿了一定年限;四是改變了戶籍,例如在中國。今天我要講另一種標準,作為研究移民的學者,我判斷移民的唯一依據就是實際居留或者定居。
之所以強調這個特點,是因為移民與一般的流動人口是不同的,它的特點是定居或者以定居為目的的。更重要的是,這些人對定居的地方會產生一種歸屬感。這一點對文化的傳播、接受很重要。
流動的人與定居的人的差別在什么地方呢?定居的人,他對本地的文化無論是自覺地還是不自覺地,都會產生影響。首先,他不得不適應本土的文化,否則,他就很難在本土生活。另外一種情況,如果你有能力并且認為某種文化對居住地某方面有好處,你也可以傳播甚至推行你認為先進的好的文化。而一般的流動人口,他們往往沒有這樣的愿望,也沒有這樣做的能力。我們強調移民,就是這個道理。移民對本土文化有一種歸屬感,他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傳播文化。正因為這樣,我們研究一個地方的文化,就一定要考察這個地方歷史上的移民以及現在的移民,看他們帶來了什么影響。
另一個特點,移民是文化最活躍的載體。在文化的傳播中,最有效的、最活躍的載體是人。哪怕今天科技如此發達,音頻、視頻、互聯網等各種手段可以使你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可再先進的技術,再發達的媒體也無法取代人的作用,因為人的接受和傳播是主動的,而其他傳播方式總是被動的。像去年的奧運會開幕式,有些表演,如皮影戲,在現場還不如電視屏幕上看得清楚,但絕大多數人還是喜歡在現場觀看。古代沒有這些技術手段,文化傳播就完全靠人。
移民的類型很多,但如果從性質上分,只能分為兩類:一類是生存型移民,從古到今絕大多數移民都屬于生存型移民,以生存為目標,往往沒有明確目的地,隨遇而安,這類移民往往呈波浪形推進,從出發地開始人多,逐步推的越遠越減少。這類移民盡管人數多,但在傳播文化、改變當地情況方面所起的作用比較有限。
另一類移民稱為發展型移民,有比較明確的目標,為追求物質精神發展,比如求學、做官、經商,或者追求真理或個人幸福。這些人在移民中是少數甚至是極少數,但是起的作用比較大。這兩類移民之間往往沒有絕對區別,生存型移民出去以后也可能成為發展型移民,而發展型移民也不是人人都能成功,有的目標不切實際,或者現實沒有機遇,本來是為了要發展,最后也不得不成為生存型移民。相對來說,發展型移民對社會發展作用更大,中國歷史上就有這樣一批杰出的發展型移民,不僅自己移民成功,而且在中國各個方面產生巨大的影響。這兩種移民可以互相轉換,今天或者未來我們比較多的希望有發展型移民,希望移民在出發的時候有比較明確的目標,有一個奮斗方向,而且比較理性選擇遷移的目的地和遷移途徑。
看歷史:疆域鞏固和民族融合
沒有中國歷史上的移民,就沒有今天的中國,移民對中國疆域的形成和鞏固作出了重大貢獻。
先看看秦朝的地圖。以前講秦始皇統一中國,其實他只統一了其他六國,秦始皇的領土大概是今天中國疆域的1/3。一下子統治那么大地方,要鞏固就碰到問題了,所以秦始皇那時就開始大規模移民,比如將其他六國的貴族、富人都集中到咸陽,免得他們造反;征發數十萬人修長城,建成后留在那里守衛開發;嶺南是越人的聚居區,秦始皇派兵征服后,將軍隊留在今天的廣東、廣西地方,與當地越人雜居,還遷去數萬婦女,以便將士們定居,繁衍后代。
前的清朝包括今天的外蒙古、黑龍江以北至外興安嶺、西北境外等地。從秦朝的疆域發展到那么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口不斷從中原遷往邊疆和新開發的地區。
現在江南被稱為魚米之鄉、人間天堂,但是兩千多年前,這一帶人是被中原人看不起的,因為當時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很多地方還是無人區。秦始皇時已開始將中原移民南遷,但規模不大。以后到了東漢末年、西晉末年、唐朝安史之亂、宋朝靖康之亂以后,人口一次一次大量的南遷,南方才逐漸開發,成為經濟和文化的發達地區。
現在中國的地圖像一只雄雞,相比清朝的版圖縮小了一圈,這些地方往往是移民來不及到達的地方。我們先看東北,公元1644年清軍入關,當時明朝的人口有1億多,滿族不到100萬,為了占領和統治,滿族人統統內遷了,東北幾乎空白。后來俄國人入侵,占了雅克薩,為此兩國在雅克薩打了一仗,清朝獲勝,雙方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規定以外興安嶺為界。清朝以為萬事大吉,繼續對東北實行封禁,不許漢人遷入。等到1860年,俄國迫使清朝簽訂《璦琿簽約》,將黑龍江以北劃給俄國,烏蘇里江以東列為中俄共管。但俄國人遷入這些地方已是既成事實,相比之下,中國人卻少得可憐。所以到現在,俄羅斯的歷史學家跟我們意見不同,說俄國人不是侵略,是新土地的開發者,因為那里“本來就沒有人”。
等到清朝清醒過來,開始鼓勵百姓遷往東北,山東、河北等地人口從海陸兩路外遷,當時出山海關的移民晝夜不絕。由于人口增加,光緒末年建省,就是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1931年日本發動9?18想占領東北時,東北已經有3000萬居民,有了這3000萬中國人口,日本就沒有那么好占了。日本占領了東北以后,無法直接將其變為殖民地,只能扶植傀儡建立洲國。盡管這樣,日本人還是制定了一個“移民計劃”――10年后,洲國要達到5000萬人,其中要有500萬日本人。日本成立了開拓團,從北海道等地組織日本人遷到東北去,日本還來不及完成這個所謂計劃就戰敗了。中國能夠保全東三省,原因之一是當年那些艱苦卓絕的移民的堅持,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東北。
我們今天所說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民族共同體的概念,泛指國內的56個民族。而漢族和少數民族的形成發展都得益于移民。
歷史上,中原的漢人分布到全國各地,首先是通過幾次大規模南遷,使漢人的居住區、生存空間不斷擴展,資源不斷增加,人口也不斷增加,最后形成一個主體。如秦朝南遷、東漢末南遷,以及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亂后的南遷。從秦朝時開始,南遷的趨勢基本上一直持續到南宋。所以現在南方的很多人,要追溯自己家的來源,幾乎都可以追溯到北方,就是通過一次次的移民。另一方面,北方有很多非漢族遷進來,他們人口數量少,經濟文化比較落后,一旦分散到漢族的大海,很快就相互融合、提高。
比如中亞有“昭武九姓”,即九個小國,如白國、史國、何國、安國等,當地人遷入中原后,就以國名為姓,如來自白國的姓白,史國的姓史。唐朝著名的詩人白居易家族就來自白國。另一方面,從北方遷入了很多外族、外國人,當地的語言吸收不少外來成分。如一首唐詩用普通話念可能不押韻,但用吳語念往往能押韻。
少數民族的發展和變化有三種情況:一是完全通過移民。要不移民,他們就不是中華民族中的一員。比如現在中國境內的朝鮮族人、塔塔爾族人、京族人,都是這樣。第二類人基本上是在當地發展,沒有什么遷移,或者說基本的地方沒什么改變,但這一批人跟移民也有關。如藏族、黎族、壯族、布依族、侗族、高山族。第三類少數民族是以移民為基礎形成,或者在形成過程中有過重大遷移,或者可以說兼而有之。譬如維吾爾族、裕固族、東鄉族、女真族、蒙古族、滿族、回族,這些民族情況比較復雜。
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能夠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移民的結果。正是民族間的團結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格局。從歷史上來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得益于移民。
看未來:城市化與現代化
移民對于地區開發的意義,用不著多講大家都可以理解。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主要就靠人力,人多就開發好了,很多地方的開發和恢復都是靠移民。到了現代,現代化的過程離不開城市化,今后也是如此。城市化靠什么?第一是人口的數量和密集度,第二是資金,第三是人才。在中國大多數地方,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重要途徑。在城市化過程中,資金也好,人才也好,都與移民的數量和素質分不開。僅僅依靠本地人口就地城市化,是不可能達到現代化目的的。
移民對今天的中國,對未來的中國有什么好處?中國今天還是離不開移民,我們要實現現代化,某種程度上就是人口的重新分布。今天中國城市化的程度很低,而全世界發達國家城市人口已經占到80%,甚至90%。全世界的經驗幾乎都證明,現代化不能在農村建成,一定要先發展城市,等非常發達以后,人口再從城市中分散出去。先生以前提出過發展小城鎮、農民離土不離鄉的模式。離土不離鄉,就是發展鄉鎮企業,讓農民就近到工廠干活,或者農忙務農,農閑做工,不要離開農村。這個模式在當時起過積極作用,但有局限性,也不是普遍適用的。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大批農民向城市轉移,這是一個使我們的人口分布與國土、資源、經濟、文化的分布相適應而重新配置的過程。
這幾年每年大量的人口都在流動,只是因為受到制度和法律因素影響的緣故,在統計數字里面還很難反映出來。比如農民工,其實每年都在外面,但是因為現在沒有一個使他合法合理的居留途徑。現在,很多行業技術含量高了以后,也需要固定的移民,當然人是流動的,但相對需要穩定的。這是中國未來一個必須面對必須解決的問題。
人口素質的提高也離不開移民。移民本身是文化最活躍載體以外,一個地方風氣的改變,整體素質的提高,對外來文化的接受程度其實都與移民的數量質量成正比。因為本地的發展如果沒有一個身邊比它目標更高的,就會缺少一種動力。如果沒有移民,這個地方人口素質當然也能慢慢提高,但是不會出現飛躍。
移民還有利于人口的合理分布。因為全世界人口分布不可能均衡,現在,全世界出現的情況不是人口更加的分散,而是高度地密集。但是集中還是要合理,怎樣合理?合理的分布過程就是一個移民過程。以前片面強調人要分散,這不對,人口可能更多的還是要往東遷,但是西部也需要人口,不在于數量,而是需要質量。所以人口要合理地分布而不是均衡地分布,人口是不可能均衡分布的。同時,這種合理性是不斷變化的,尤其是經濟的梯度開發要求人口不斷地合理地流動。這樣才能保證一個國家的人口充分發揮作用,真正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這也離不開移民。
“未來數十年內將有數千萬的中國人步入老年，由于既無養老金，又缺乏足夠的家庭支持，中國人口的老齡化將會引入一個經濟增速放緩、社會壓力上升的新時代。”近日公布的《中國養老制度改革的：(銀發中國)再探》報告作出上述預測。
該報告是由位于華盛頓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并由保德信基金會贊助。此次的報告是對5年前關于中國養老制度改革報告的更新。
CSIS全球老齡化項目總監、報告的主要作者chard Jackson說：“CSIS的新報告評價了近來政府采取的改革措施，以及對中國在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老齡化大潮方面取得的進步做出評估。”
該報告認為，近來中國政府所做的改革正推動中國的退休制度朝正確方向發展，但是這些改革缺乏全面的解決之道。如果中國不做好充分準備，未來將面l臨嚴重的退休危機。因此要在老齡化大潮滾滾而至、中國的機遇之窗關閉之前，即刻采取果斷行動。
靠什么養老
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前景會如何?2005年，相對每100名適齡工作成年人，僅有16名老年人。這一老年撫養比到2025年將會翻番到32％，到2050年會再翻一番，達到61％。到2050年時，將會有4.38億中國人年齡達到和超過60歲，其中1.08億人超過80歲。
報告認為，中國人口的老齡化將不僅令未來的中國勞動力的重負難以承受，而且未來老年人中相當大的部分將有陷入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的危險。中國到2030年時老齡化程度將超過美國，僅其老齡人數的規模就構成嚴峻的挑戰。當老齡化浪潮席卷而來時，中國仍處于發展與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令這一挑戰更加難以應付。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未富先老”。
中國的公共養老金制度僅僅覆蓋了其整個勞動力的一小部分，而其私營的養老金系統才剛剛起步。總的來看，僅有三分之一的勞動力享有某種正規養老金福利。中國儲蓄率很高，勞動者中卻僅有少數人為其老年積蓄了足夠的金融資產。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大部分的老年人仍然依靠子女度過晚年。
完全做實養老金
報告認為，中國正在走向現代化，家庭的規模在縮小，其非正規的老年贍養網絡面臨著日益增大的壓力。除非中國未雨綢繆，一場大規模的退休危機很快就會近在眼前。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強調，中國退休制度一定要建立在防貧底線的基礎之上。覆蓋中國所有的老年人，無論其是否參加了供款的公共養老制度。在此防貧底線之上，報告認為中國最好的解決方案是更加倚重完全做實的養老金制度，讓老年人工作期間的積蓄成為其未來退休收入的來源。
過去幾年。政府的改革已經開始把中國的退休制度推向正確的方向。政府試圖把基本養老制度的覆蓋面從原先的國有企業擴大到所有城市勞動者。與此同時，增加中央預算補貼以解決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中空賬戶的問題，增加該系統中個人賬戶的劃撥比例，用于儲蓄和投資。政府還設立了全國養老儲備基金，而且為由雇主發起的企業年金這樣一種新的輔助養老制度打下了基礎。
盡管有這些進展，政府最近的舉措并不是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公共養老金制度甚至在城市還遠沒有做到全覆蓋，政府還要花很大的力氣把公共養老制度擴大到農村。
基本養老制度還承受著無資金承擔的重壓，由于國有企業下崗潮，導致了廣泛的逃避繳納養老金的現象屢禁不絕。基本養老制度的福利也是不可流動的，勞動者們不得不在工作的流動性與退休保障之間做出痛苦的選擇。盡管個人賬戶目前部分做實，回報率卻非常之低，不可能產生承諾過的替代率。
在全球金融危機和全球股市下跌的沖擊下，一些決策者對于基于做實在儲蓄基礎之上的養老保障是否明智表示懷疑。
Richard Jackson說，有效的退休政策要著眼于長遠，以一位供款者整個工作生涯來看，毫無疑問做實的養老制度要比現收現付制度為其產生更高的回報和更大的福利。的確，做實的制度可能會令退休福利受制于金融市場的波動，但可以通過審慎的監管、要求年長的勞動者將其投資轉為固定收益資產等方式來規避風險。
四步改革養老制度
“中國政府要實現建立一個充足的和可持續的全國養老制度的目標，需要更加根本性的改革。”Richard Jackson說。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報告提議一個四步走的改革方案。
第一步，構筑一個普惠的保障底線，由政府的稅收支付，保障中國所有老年人最低收入水平，無論其是否就業或是否繳納養老金。其中，沒有其他收入來源的老年人，有資格得到相當于當地平均工資20％的福利，有其他收入來源的家庭收入每增加5元，養老福利則減少1元，當老年人的收入達到當地平均工資水平時，養老福利減少至零。這一遞減的方式意味著保障底線能提供更大的福利和幫助更多的老年人，而現有的最低生活水平保障只能保證收入不低于貧困線。
第二步，讓整個社會來承擔基本養老金不足的問題。中央政府應為地方社保局提供補貼，目前是承擔了基本養老金支付的15％，要逐步增加直至100％地支付現有養老福利。國有企業遺留下來的養老金儲備不足的問題，應該由政府的一般稅收來源支付，而不是來自勞動者的工資單。
第三步，把目前的雙層基本養老制度轉變成這樣一個全國性的制度：政府監管，私營機構管理，個人賬戶用來投資。與當前的個人賬戶不同，改革后的賬戶將是完全做實的，完全流動的，為參加者提供市場的回報率。根據這一改革方案，作為第一層的現收現付制度將逐步淡出，因為其主要目的是為老年人提供收入的安全保障，可以通過新的收入測試型的保障底線來更有效地達到。與此同時，制度的第二個層面，即個人賬戶部分將會擴大。按照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計劃，該制度還將分幾個階段擴大到農村，先從鄉鎮企業開始實施。
第四步，通過中國的企業年金制度來擴大補充養老保險的覆蓋率。新的全國個人退休賬戶系統將逐步充分保障中國大多數勞動者的退休收入。而收入高的勞動者需要補充養老儲蓄。
關鍵是中國要激勵雇員和雇主都參加新的企業年金制度，可從精簡該制度繁瑣的發牌照流程起步；改善稅收制度，使其明晰和標準化；而且允許使用信托投資計劃，以減輕中小企業的負擔。
【關鍵詞】 流動人口 社會效應 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城鄉出現了一個格外引人關注的人口現象，那就是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每年春運期間，各大報刊、電臺、電視臺都不惜黃金版面（時間）予以報道和討論，政府部門也紛紛出臺關于流動人口的管理制度和法規。盡管流動人口問題如此引人注目，但我們對流動人口的社會效應還缺乏應有的了解。
一、流動人口的正面效應
人口流動在實現均衡的過程中不斷地打破舊有的平衡，從而引發了多層面的摩擦，這一社會整合過程從長遠看有利于增強社會的活力。深入到流動的過程，我們發現其在流入地的收入與消費狀況、行為方式的變化、社會沖突與整合等社會經濟動態特性，以及勞動力外流對流出地的資金、信息、技術回饋，乃至對流出地的社會經濟都產生較大影響。
在正式的統計中，只有戶口遷移才被計作遷移，其他人口移動均被當作人口流動，這類人口在字面上就包含著不穩定性，流入地沒有長期接收這類流入人口的意愿和政策基礎，所以那些在流入地已經居住相當長時間的人口又常被稱為“暫住人口”。從管理部門的角度來看，戶口遷移是符合國家計劃調配的一種“正式遷移”，“暫住人口”則是游離于國家計劃之外的帶有盲目性和無序化的“自流人口”，這也是他們常被歧視性地稱之為“盲流”的重要原因。
其實，在現今流動人口已不再是“掙了錢就走”的非穩定人口群體了，很多人具有常住性質。他們吃在城里、住在城里、工作在城里、生活在城里，已成為實際上的城市常住人口了。流動人口直接參與居住地的經濟活動，同時充分享用居住地的交通、醫療、體育和住房等各種服務設施，對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活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流動人口促進了流入地――城市經濟的發展。
人口流動是社會化大生產和經濟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合理的人口流動又是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能夠很大的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1）人口流動加快了全國各地的交流與合作，使市場的理念深入人心，有助于市場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市場經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本方式的經濟形式，大量流動人口的存在，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重新配置勞動力資源的表現，一方面，它可以減輕過量農業剩余勞動力給土地帶來的沉重壓力，避免不必要的人力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市場機制的引導下，自發地流向經濟發達地區及大中小城市,為市鎮建設提供了大量豐富的勞動力，使得勞動力資源配置日趨合理。
（2）中國的人口流動促進了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使勞動力合理、有序地流動，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以流動人口為主的民工潮是我國經濟轉軌時期生產力解放的必然反映。
城市流動人口是我國社會轉型的伴生物，是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的必然結果。流入城市的農業勞動力在市政建設、第三產業、環境衛生、家庭服務等行業中逐步取代城里人，是城市人力資源的重要來源，既給當地居民生活和工作帶來了便利，又為城鎮經濟的繁榮發展做出了貢獻，同時他們又是城市的消費者，刺激了城市生產的發展，創造出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總的來說，外來人口對城市的正面作用是非常顯著的，中國目前許多大城市的發展已經離不開外來人口了。
2、流動人口有利于流出地――農村經濟的發展
人口流動、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給農村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是多方面的：
（1）能夠緩解人地矛盾，促進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
（2）部分外出民工學到了本領，回鄉創業，勤勞致富，帶動了家鄉的產業發展，能夠促進非農業發展，壯大農村經濟實力，加快農業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
（3）大量農業勞動力通過流動從傳統村落農業文明一步跨進現代城市工業文明中，無異于接受了一次現代化教育。流動人口也將資金、新生活方式、新技術、新經營方式、新文化觀念和新的管理形式迅速地反饋到農村欠發達地區，“反哺”了我國內地欠發達地區，直接支援了農村的經濟建設。
3、流動人口促進了城鎮化和城市化進程，加速了我國社會結構的變化
人口大量流向城鎮，特別是涌向城市，推動了城市化進程。流動人口的經濟活動為城市增加了財政收入，擴大了消費市場，促進了城市建設特別是市政建設步伐的不斷加快，加快了人口城市化進程，增強了我國城鄉之間的橫向聯系，對于縮小城鄉經濟差距、促進城與鄉之間科技文化的交流和信息的傳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有研究報告表明，農村青年認為進城打工最大的收獲是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一部分稍微在城市里站住腳根的農民工，為了徹底改變他們子女的命運，便攜家帶口力圖在城市里安頓下來。許多人都有過在城鄉結合部、建筑工地、集貿市場、垃圾場邊、廢棄的房屋、鐵道邊的臨時棚屋棲身的經歷,他們力求以最低廉的費用千方百計在城市里立住腳,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已經成為城市人口新的構成的一部分，是平衡城鄉、工農差別的新興力量，加快了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結構的轉變。
4、流動人口增加了農民的收入，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
貧困地區有“流出一人，脫貧一戶”的效應。例1990年四川農民的勞務輸出就提供了8-9億元純收入。農民外流，已成為部分貧困地區農民擺脫貧困奔小康的重要途徑，外出民工把部分收入回流農村，用作農業資本的積累與投入，彌補了農村發展資金缺口，擴大了農村資金規模，促進了農村的發展。1997年全國至少有3400萬農民工在縣以上城市打工達半年以上，57%的農民工去了我國東部城市，他們人均收入為6633元；25%的農民工去了我國中部城市，他們人均收入為4454元，18%的農民工去了我國西部城市，他們人均收入為4158元。目前農村的非農勞動力人均產值比農業勞動力高3.3倍。外來人口掙回的人民幣，已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53%。
6、流動人口對我國制度變革和完善提出了迫切要求
農業流動人口雖然已成為城市運轉不可缺少的勞動大軍，但同時又與長期形成的制度發生著多方面的碰撞。僵硬的戶籍制度將他們排斥在城市之外，教育醫療等基本保障制度不能以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接納他們。他們的居住地常常被列為清查、整治的重點。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社會流動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結果，并且是社會進步所追尋的目的之一。制度的調整和完善必須與之相適應。農民進城務工加強了城鄉之間全方位的交往，有利于社會成員向更高社會階層流動，逐步形成較為穩定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農民進入現代城市務工的過程，實踐著“觀念催生行為，行為催生習慣、習慣催生文化、文化催生制度”這一先進文化建設的運行機制，有利于實現城鄉文化同步發展和農民觀念的變革；當代中國農民工群體的不斷發展壯大，還將推動國家社會管理制度的創新。
7、流動人口有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1）它應該為人們提供更多的上升機會。任何社會如果能夠讓其中的窮人不斷地變為富人，就有無限的活力。人總有向上發展，努力進取的欲望，社會應鼓勵社會成員將這種欲望付諸實踐。因為合理的向上流動，可以形成新陳代謝的社會機制，實現社會成員與社會位置的最佳結合，增進和加強各階層社會成員之間的聯系和了解，從而持續不斷地給社會機制帶來生機和活力，確保整個社會良性運轉，協調發展。目前，我國社會的流動率是比較高的,說明目前我國社會是有相當活力的。
（2）人們地位的變化應該是公平合理的。這是指社會地位變化所遵循的原則，該原則決定人們的地位為什么會上升和下降。比如，“獎勤罰懶”的原則就是對的，反之“獎懶罰勤”的原則就是錯的。在這方面，我國上世紀80年代曾經出現過“腦體倒掛”現象，結果引發了很大的社會問題。而90年代以后，“腦體正掛”了，符合馬克思說的“復雜勞動等于多量的簡單勞動”的原理，這就具備了和諧社會的基礎條件。
所以鼓勵社會流動，實現科學有序的社會流動，推進城鎮化進程和戶籍改革，是實現我國社會長治久安和社會和諧的基本途徑。
二、流動人口的負面效應
對于城市來說，外來流動人口是一把雙刃劍，在促進城市發展的同時也給城市帶來了諸多的問題。流入城市的外來人口一般以農村輕、壯年為主體，他們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城市就業的矛盾。
1、擴大了城市貧民階層
由于外來人口中的主體人口文化素質較低、職業素養較差，而且他們大多是采取無組織、無計劃的流入的，大部分外來人口工作待遇差，還有一些則成為無業游民，目前，大量的外來人口正淪為城市新貧困一族。
2、加重了城市的負擔
外來人口的流入增大了城市人口密度，造成住房緊張、交通擁擠、環境污染程度加大，惡化了城市的生態環境。擁有大量外來人口聚居的城中村，則成了城市惡性的“毒瘤”。
3、妨礙了社會治安
外來人口中不少人無一技之長，又沒有社會關系，很難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謀生，一些“三無”盲流人員成為社會治安問題的潛伏點。近幾年許多城市的流動人口犯罪數目及刑事犯罪分子中流動人口比例逐年上升，帶來城市犯罪率的上升，對城市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給社會的安全穩定帶來不利影響，增加了城市治安管理的難度。
此外流動人口聚集區的管理問題、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問題、流動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流動人口的就業問題、外來人口與本地居民的關系問題、流動人口的住房與社會服務問題、農民工對于城市社區生活的適應問題、打工妹的社會保護問題等等，都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必須妥善解決巨大的人口流動帶來的諸多社會矛盾與社會問題。
總之，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村流動人口激增是近年新出現的社會現象或人口地理現象，它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多方面的積極意義，但其中的消極因素也需引起應有的重視，關鍵乃在于積極引導、合理調控和加強管理，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能納入國民經濟發展的正常軌道。
【參考文獻】
隨著發展中國家被世界貿易體系和資本的快速流動逐步邊緣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在全球財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性也在擴大。“最近9年來，世界174個國家中的前15名與后15名的收入差距從60倍擴大到了74倍，而這種差距在60年代僅為30倍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占有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86%、出口市場的82%、外國直接投資的68%，而最窮的1/5人口在這方面所占的份額僅為1%。”全球經濟體系正在被日益劃分為受益于全球化經濟浪潮和在其中蒙受巨大損失的兩類經濟實體。
為什么經濟全球化拉大了南北之間的貧富差距?這與全球資本流動的本質有關，這也是有關全球資本自由流動的理論與實際之間的矛盾所在。根據貨幣主義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觀點，資本應該能夠流向世界的各個角落，自由流動使資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資本自由流動自動地把資本引向最有收益的地方。從理論上講，自由的資本市場通過此種方式給所有國家都帶來利益，因此據稱，商品自由流通和資本自由流動提高了所有參與國的富裕程度。然而，“就像相對成本優勢定律沒能給各國帶來什么好處一樣，資本自由流動也未能幫助各國實現‘最佳’投資。最具收益的投資不是給所有人，而只是給投資者帶來利益。”當發達國家企業希望在某個發展中國家獲得較高收益時，它們的資金就流向那里。然而這種“更好的”投資是以當地工人惡劣的工作條件和社會福利的削減為代價換來的。事實是，通過經濟全球化富裕起來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資本所有者。而受沖擊最大的卻恰恰是那些缺乏技術的非熟練工人，他們幾乎將被全球市場無情地排斥。
發達國家社會內部貧富分化的加大
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全球化破壞了二戰結束后30年之內逐步形成的勞資妥協的社會契約。從1980年代開始，伴隨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開始將自己從社會關注中分離出來，這種變化標志著一種令人吃驚的倒退——重新退回到一種過度剝削的狀態。“就象19世紀一樣，失業和貧窮重新出現，并且成為社會的結構特征；社會不穩定和社會排斥每天都在增長；資本收入在上升，而勞動收入在下降”。
當前的經濟全球化時代，是“資本勝利的時代”，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隨著以往進步的社會政策的失敗和工會力量的衰落而進一步加劇，即使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亦是如此。
近一二十年來，美國社會的收入不平等狀況在逐步加劇(參見表1)，其中的原因比較復雜，而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的原因有：經濟全球化刺激了技術的進步，而技術的增殖增加了經理層和高技術工人所得到的工資溢價，加大了與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斷加劇的美國國內的低技能工人與發展中國家的工人之間的激烈競爭削弱了美國勞動力市場中低技能工人的議價能力。
經濟全球化對于收入分配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收入分配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問題，因為人們的生活主要依賴于他們的相對和絕對收入水平，同樣它的重要性還在于對于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的深遠影響。”
為了說明經濟全球化及其主導思想新自由主義對于收入分配的具體影響，可以采用一種二元的方法論：一方面利用經濟理論來推論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變化，另一方面則回顧新自由主義進程開始加速以來收入分配所發生的實際變化。
在全球范圍內和大多數國家中，高收入國家和高收入群體往往不均衡地占有更多的資本、土地和技術；而低收入國家和低收入群體往往不均衡地擁有較多的勞動力。“如果某種社會變化導致了對于資本、技術等報酬的提高，這將會增加這些資產在不同家庭之間的集中度，并有可能使收入分配變得更加不平等；而如果某種變化導致了對于勞動力報酬的提高，或減少了財產的集中度，則將有可能使收入分配更趨于平等。”
經濟和社會政策往往通過以下方式影響收入分配，如國家調控主義者的政府政策，通過影響匯率，實施進口限制，調控利率、工資率、要素流動等，往往使要素的報酬無法像在一個自由市場的環境中那樣反映要素的稟賦。而新自由主義政策放松或取消了這些限制，于是產生了一種更接近于自由市場自發狀態的形勢。
在工業發達國家，二戰后廣泛實施的以上這些限制，曾普遍地抑制了對于富裕階層的報酬，從而提高了對于那些擁有的資源主要是勞動力的階層的報酬；對于商品和勞務流動的限制也提高了對于非熟練工人的報酬，保護他們免受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在發達國家中對于資本流動的限制也傾向于降低資本的利息率和利潤率。但隨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這些限制逐漸放松或被取消，其結果勢必會破壞原有的收入分配狀況，使之日益不平等。
從1980年代中期以后，許多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狀況都發生了變化，并完全扭轉了二戰后許多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變得日益平等的趨勢。在許多經合組織國家，收入不平等開始逐漸增加，其中“最大的增加發生在美國，瑞典收入不平等逐漸下降的趨勢又開始逆轉，而在英國，維持近一個世紀之久的接近穩定狀態的收入分散的狀況正逐漸讓位于一種收入分配急劇集中的狀況。”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增加、貧富分化的加劇可以通過許多標準來加以驗證，基尼系數是一個用來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著名指標。這一時期，幾乎每一個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都上升了。以英國為例，“據英國國家統計局2000年的統計數據，基尼系數從1995-1996年的0.33，擴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測量貧富差距，人們還常常用另一種叫做“五等份”或“十等份”的方法，即將人口分成五等份、十等份，看每10%或20%的人口層在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特別是比較最高收入的10%或20%人口和最低收入的10%或20%人口，看他們占有總收入比例的差距。從198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早期，四分之三的經合組織國家中，10%的最高收入者和10%的最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比率都在增加。“在瑞典，最高的20%的家庭收入與處于底部的20%的家庭收入之間的比率在1980年至1988年間從4.5上升到5.5；在美國，1989年人口中1/5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是1/5的最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的10倍，而這一比率在1967年為7倍；在英國，這一比率從1980年代初期的4倍上升到1991年的接近6倍。”
西方社會中這種勞資妥協的破壞，貧富分化的加劇，經濟與社會的分離，意味著“全球化正在導致一種沙漏社會模式的形成，在這樣的社會里，大部分人都將掉入社會底層。”越來越多的人生活水平下降，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凝聚力瓦解。發展中國家社會內部貧富分化的加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工程加大了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只有新的經理和領導精英才從這種發展中受益。‘第三世界’的大規模貧困并不能被克服，充其量在大規模貧困中創造出幾個富裕的小島罷了。”
經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普遍影響適用于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影響都有進一步加劇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貧富分化的傾向。經濟全球化刺激了資本流動性的加大，許多研究表明，外國資本的滲透往往加重了發展中國家的收入不平等，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外國資本的進入和滲透在發展中國家產生了一小批本土的高收入精英階層，他們管理著這些投資并且擴張著非正式的經濟部門，而由這些投資所產生的就業往往是相對低工資的工作崗位，由此扭曲了東道國的階級結構。可以看到，當前國際市場的發展正日趨迎合經理階層、職業白領和高技術工人，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國際資本的進入，這些群體的收入也大幅增長，并逐漸拉大與國內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別。第二，由這些投資所獲得的利潤往往回流出東道國，而不是再投資于東道國，這抑制了發展中國家國內的資本積累和形成。第三，東道國為了迎合外國資本，往往營造出更受國外資本青睞的政治和經濟環境，而限制了國內勞工獲得較高工資的能力。
在發展中國家，新自由主義和其所引領的經濟全球化對于收入分配的影響根據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經濟類型而有所變化，一般可以將發展中國家分為三種經濟類型：制造業產品出口的生產國，許多亞洲國家屬于這種類型；初級農產晶或礦產品的出口國，大多數非洲國家屬于這種類型；進口替代型的工業化國家；許多拉美國家屬于這一類型。在以上三種經濟類型中，新自由主義政策對于進口替代型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的影響最大。在許多進口替代型的產業部門，新自由主義很可能會導致工資和就業崗位的減少，這對于城市就業機會和收入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城市收入分配狀況的惡化將不可避免。所以，新自由主義對于拉美國家中收入分配的沖擊是最大的，由此造成的貧富分化的加劇在這一地區也最為明顯。
墨西哥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始于1980年代中期，貿易、金融、投資等領域相繼自由化，并于1990年初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這一自由化改革期間，墨西哥社會的家庭總計收入的基尼系數從1984年的0.43上升到1992年的0.475，其中大部分增長發生在1989年后。而工薪收入者的基尼系數從1984年的0.419緩慢上升到1989年的0.443，然后急速躍升到1992年的0.519。”按照國際通常標準，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最佳的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就算警戒狀態。在墨西哥，導致這種收入分配狀況急劇變化和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始于1980年代末期的由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所推動的大規模的國外資本的流入。這種解釋也支持了以下這樣一種觀點：即從一個發達工業國家向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在這個例子中分別指美國和墨西哥)，同樣降低了這兩個國家中的大多數非熟練工人的相對工資。
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為了降低勞動力成本和減少對產業工人的保障，拉美各國政府都設法削弱工會的權力，勞方在與雇主談判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拉美各國勞動力市場的地位也變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大多數勞動者的命運注定是低工資或長期失業，由此導致拉美地區的社會貧困現象大量增加。“在80年代債務危機發生后，窮人和就業不足者占到了大多數拉美國家人口的30%-50%。”與此同時，拉美各國內部的貧富分化也在加劇，“70年代智利工人可以得到國民收入的50%，到1989年只能得到19%。阿根廷1975年貧富收入之比為1：8，1991年為1：16，1997年為1：25。”“全球化的富人和區域化的窮人”問題的出現與解決的思路
可以說，經濟全球化在那些能夠從全球化經濟中受益的人與不能從中受益的人之間，在那些能分散全球化帶給其風險的人與那些不能分散其風險的人之間，已經形成了潛在的沖突根源。經濟全球化將世界居民分化為全球化的富人和區域化的窮人，“有些人以全球為家，而另一些人則被束縛在其居住地”，那些以全球為家的權力精英們“憑借著極其尖端的信息技術、空中旅行和多處居所而自由地做跨洲來往和溝通。”這一部分國際性流動群體很大程度上“已經割斷了他們與當地社會的聯系，變得無拘無束”，而“通過減少對國際性流動性群體的約束，全球化會使團結社會力量的凝聚力松懈，并加劇社會的分裂”。喬治·卡斯特尼德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墨西哥社會的分析很令人深思，他認為，“一條新的正在很快分裂的墨西哥社會的裂縫正在形成。這種分裂把與美國經濟接近的墨西哥人與那些不與美國經濟接近的人分開……將那些即使沒有處在墨西哥社會的邊緣，但處于全球性資本、商品和服務流動邊緣的人，與那些被融入全球性流動的人相區分。”
經濟全球化既在全球范圍內帶來了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平等問題，同時又使一個民族國家政府在使用調控手段縮小貧富分化、減小財富分配不平等時面臨著新的挑戰。傳統上，一個國家往往通過再分配機制來縮小其社會內部的貧富分化，減小經濟不平等以及相關的社會不平等。其中一種很重要的手段便是轉移支付，轉移支付是為那些貧困人口或者近期沒有得到工作機會的人提供的社會保障和失業救濟。“轉移支付是有很大平均作用的因素，它主要流向低收入的家庭。”轉移支付的費用主要來自國家的稅收，而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民族國家在“經濟基地”的競爭中為了獲得資本的青睞，往往采取減稅政策。而另一方面，資本流動性的增強，也使得它逃稅的能力增強，“資本流動性的增加侵蝕了一部分重要稅費”。國家對資本的征稅越來越困難，以德國為例，“1986-1996年德國對資本收入實際征收的稅從24%下降到了15%”。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許多國家為了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紛紛采取緊縮政策，這使得用于向貧困人群提供保障和無償或廉價公共服務的公共開支在逐漸縮減-，社會福利的標準在不斷降低，勞工所承擔的社會保險計劃的稅收負擔不斷加重。“甚至在美國，全球化的壓力也促使其減少社會保障方面的賦稅和轉移支付份額一這些措施本來旨在抵消全球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對此，丹尼·羅德瑞克經過分析研究得出：“全球化削弱了政府在社會計劃中支出資源的能力；使得對資本征稅更加困難；而勞工所負擔的稅收的份額在增大。”“全球化已使政府更難于提供社會保障——而這是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所以，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家在縮小社會貧富分化、減小社會不平等方面的調控能力在弱化。
以往所倡導的勞資妥協、縮小貧富差距的歷史局面是在國家的調控干預下實現的，但現在，這種妥協正隨著全球化的經濟擺脫這種調控國家的干預而受到破壞，而這正在嚴重削弱著社會凝聚力。當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已經造就了一個非常不公平的世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而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一個不能為失敗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體系，很容易被絕望的行動所破壞。”對此，不同的學者開出了各自的藥方，以緩解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狀況。
威廉·K.塔布疾呼，決不允許以“全球化”的名義剝奪人們的權利，“要用控制資本并使經濟服務于人的需求的必要性，同諸如競爭、自由市場，以及所謂的全球化的要求之類的意識形態構想對抗，而不是承認勞動人民應當持續充當這類意識形態構想的犧牲品。”
包括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在內的許多學者則認為，經濟全球化并非僅僅是引起矛盾的和不可預測的，它首先也是可以從政治上加以塑造和控制的。這需要建立一種類似于布雷頓森林協議那樣的新制度，以便遏制全世界范圍內以極快速度進行的資本投機。
綜合而言，普遍的觀點是：應當在全球范圍內促成一種新的勞資妥協的形成。這種勞資妥協的實現需要各種力量的介入：包括民族國家的政府，國際組織和包括勞工團體在內的許多非政府組織等等，同時，這種新的勞資妥協需要富于想象并富有成效的制度來加以保證。要通過對許多經濟行動的政治調控來避免全球化的市場經濟陷入“市場極權主義”，要在工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全球化的贏家和輸家之間爭取實現更多的收入和分配公平，要通過國際組織、勞工團體和各國政府的共同努力來減少大規模的貧困、失業。而在一個國家內部，則應當建立合理的再分配機制，保證更多的受經濟全球化沖擊的弱勢群體參與分享社會福利。同時更關鍵的是，要加強對資方的約束，限制資本力量的過度膨脹。
那么父母與子女的親情因什么而變得如此疏遠與淡薄呢？應該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一、獨生子女現象
在當前的家庭中，獨生子女占大多數，而隔輩人照顧的又居多，他們對子女有求必應，嬌慣、溺愛、寬容和放縱，而每個家庭的小皇帝、小公主，他們沖動、任性、缺乏自制力，只要求別人愛自己，也不會更想不到愛別人，更有甚者還與父母賭氣離家出走。據調查，有一半以上的學生不與父母談心，不記得父母的愛好、生日和生活習慣。相反，他要去做什么事，父母不允許，他就不高興，囑咐幾句，就說父母多操心。甚至覺得父母故意和他過不去。親情日益淡化，對父母的含辛茹苦視而不見，對于父母的勸導與忠告置若罔聞，有時連起碼的禮貌都沒有。有時做錯了事，父母一氣之下打了他，就懷恨在心，完全不顧及養育之恩。
二、科技的日益發展與進步
“臨屏抒心語，海角似鄉鄰”，這是對現在科技走進千家萬戶的最直接的體現，如果說電視的普及，讓人們開闊了視野，那么手機與電腦的出現，讓人們體會到了現代化給人們帶來的方便與快捷，遠在異國他鄉，天涯海角，無論何時，卻能面對熒屏，相互問候，抒感。在當代人的眼中，兩人的離別沒有必要像古代人那樣依依不舍，也體會不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情摯。既使有的人也還延用傳遞書信這一古老方式，但信的字跡早以變成了硬邦邦的鉛字，雖然書信的語句是熾熱的，但讀后總感覺有那么一點冷冰冰的疏遠與別扭。
三、家庭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近十年來，人的思想意識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社會上的大多數人癡迷一切向錢看，人世間的情感越來越淡薄，人情味越來越少，銅臭味越來越多。隨著家庭生活條件的日益提高，子女的衣食住行更是走在了家庭的前列，零花錢不斷，穿高檔衣服，舉辦高檔聚會，長此以往，逐漸助長了他們相互攀比，有虛榮心的壞毛病，和父母溝通的唯一內容就是當自己需要錢的時候，與父母之間沒有多余的語言，至于向父母匯報學校生活，談學習狀況，那只能是一種奢望。
四、寄宿制集中辦學
近年來，人口政策與城鎮化人口流動的影響，導致農村學校生源急劇減少，調整學校布局，推動寄宿制集中辦學成為大勢。但凡事有利就有弊，寄宿制集中辦學在擴大規模、提高效率等諸多好處的同時，也存在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父母與子女的親情關系，試想，一個幾歲本該在父母面前享受兒童樂趣，卻要每周遠離父母到學校獨立生活，孩子辨別是非的能力幾乎沒有，父母的監管更是不到位，長此以往，父母與子女的溝通變得越來越困難，家庭親情關系淡化就成必然。
關鍵詞：城鎮化 農民遷移 遷移意愿 政策 博弈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2）06—062—03
城鎮化已成為當下發展經濟學最為重要的和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們最為關注的研究領域之一。城鎮化過程所涉及的各行為主體中農村居民的數量最多、規模最大、切身利益受到的影響最為深廣。農民遷移問題一直伴隨于城鎮化過程左右，農民遷移意愿對城鎮化進程一直有著深遠的影響，因而也進入了經濟學家們的視野。托達羅（1961）模型在對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中即已從另一層面反映出，城鎮化進程中人口遷移與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取得就業的機會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有關。相關研究還發現（柯榮住2000），處于經濟轉型關鍵時期的我國現階段，農民遷移意愿與城鎮化過程中政府的制度性安排之間存在著更為深刻的發展經濟學問題。和楊小凱（1997）所描述的相類似，從某種意義上看，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這些經濟學問題，已不僅僅是通常意義上的“二元”現象，而是具有許多主觀因素扭曲了的制度性安排，如遷移農民意愿的體現、農民合理訴求表達的設計、戶籍管理、公共福利、工資歧視等。我們認為這樣的制度性安排人為地影響了遷移農民就業意愿的正常實現和收入增長的合理預期，扭曲了城鄉要素的正常流動，是一種低效率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城鎮化被賦予了一些特殊的含義：一是西部等欠發達地區城鎮化戰略所需的資本無法由該地區仍較粗放的經濟增長單獨提供，大量的投入還在依賴國家轉移支付或帶有一定地方隱蔽性的土地出讓金等來支撐；二是這些地方產業結構調整還未跟上來，就業創造率仍相當有限，對大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招納更多農村剩余勞動力形成一定程度的滯障；三是用于保護城市集團利益專享的制度機制沒有完全放開，阻止了農民進城分享，扭曲了農民就業的順利實現；四是農業生產上所需的充裕勞動力被削弱，從而不能保證農業基礎的穩固。從行為心里學和博弈理論看，農民遷移行為和遷移規模內生于政府控制制度，農民在城市取得就業的機會不僅與既定技術下的城市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關，還受到政府制度性歧視的影響，而在城鎮化的農村居民遷移過程中，由于各行為主體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即政府不知道遷移者私人的成本信息，而農民有可能不知道整個人口遷移的規模等信息，因此，由于追求利益的沖動，城鎮化還體現為農民遷移者與政府之間的博弈過程，農民內在的遷移意愿及其決策行為與政府制度性安排之間形成了博弈的局面，并嚴重影響著城鎮化進程。為此，加快城鎮化步伐和研究城鎮化問題，都必須關注遷移農民意愿及其與政府城鎮化制度安排之間的相互作用和互動關系。
一、農民遷移決策行為分析
研究發現（衛龍寶等），影響農民遷移意愿和決策行為的因素既有個人特征、家庭特征、主觀感受、傳統習慣等農民自身內在的價值判斷，也有制度安排等外在的社會因素。內在價值因素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一是由于城市就業競爭更為激烈，而低學歷的農民更容易在城市找到相對苦、累的活，雖然在城市可能生活在較低層次上，但因為城市具有較好的教育條件和生活環境，為了子女的前途他們愿意作出搬遷決定，因此，從長期看，發展教育事業對推進城鎮化進程是有益的；二是現在完全依賴農業生產的農戶已越來越少，種田只是為了獲取口糧，農業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農業收入水平對家庭遷移決策影響程度不是很大，其家庭人均耕地面積也未產生顯著作用，因而對農民的決策不能產生很大的影響。這同時也表明，從事非農產業農民的日益增多，對加快城鎮化的發展是有利的。民間本身就存在從農村到城鎮的遷移動力，因此政府只要妥善加以引導就可以利用民間非農產業的發展力量推動城鎮化進程。而對農民遷移拉動作用最有力的因素還是收入，在收入問題上，農民對自身發展有著長遠打算，他們并不十分看重眼前的利益，反而把希望寄托在后代的身上，為后代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這反映出農民有通過世代的努力來改變目前較為貧困落后生活的心理準備，農民在做遷移決策時是理性的，他們的視野相當遠，心態也頗為積極。故而如何增加農民的收入，更確切地說是增加農民對遷移后收入的預期應是政府工作的重點；三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從主觀感受和傳統習慣上對遷移決策造成廣泛影響，使遷移者覺得“在家鄉人事環境比較熟，辦事方便”，家鄉更易求得生活的穩定。可見對農民思想觀念的改變需要長期努力。
從社會制度看，盡管從表面上看現在戶口限制不像以前那么嚴重，出門工作也更為方便了，但更深一層看，戶籍作為一種身份的象征，已在農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農村戶籍的農民在城市仍被歧視的現象還未完全根除，在享受城市醫療、失業保險方面仍與城市居民存在差距，而在農村，他們至少有宅基地、口糧田，有房可住，有糧可食。可見，并不是農民非要抓住土地不放。只是他們對城鎮生活缺乏安全感，所以緊緊抓住土地作為生活保障的籌碼。由于政府工作的透明度還不夠高，形成了有的農村居民本想遷移卻因為“沒有門路”而不能遷移的局面。人口遷移本可完全通過正常的政務途徑解決，但不少人卻想到需要門路才可以解決，而不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解決問題。如果政務進一步公開，宣傳力度進一步加大，居民咨詢或辦理手續更方便，相信那些“沒有門路”的居民會更積極地考慮遷移的問題。要素市場發育不夠完全，遷移農民的經濟活動大部分還是靠親友關系而不是通過市場完成。如就遷移人員尋找工作的途徑問題，有的人是靠親友介紹，有的是自己投資辦企業，甚至有的人是靠自己一家一家跑這種最原始的方法找到工作。真正通過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的很少。又如住房問題，遷移農民中租房者仍占較大比例，有能力購買適合自身生產生活實際所需商品房者占比仍相當低。因此，對政府而言，有針對性地建立專門的宿舍區等供遷移農民住宿，對于穩定人心和維持社會治安都有好處。
事實上，市場經濟下的現代農民在其價值判斷及選擇決策上已較以往任何時候都表現出了更為濃厚的市場經濟性質，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原來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已越來越多地走出村落。預期通過遷移謀求更多利益和更大發展，在沒有歧視性制度控制情況下，農村人口在城鎮求得就業的機會應該和城市居民一樣，但在有制度控制的情況下，其就業機會相對比原來減少了，這實際上相當于一個信息不完全下的Cournot博弈。于是對農民遷移者來說，如果存在城鄉收入差距，這里的就業概率又因為信息不對稱，遷移者決策時不可能了解整個遷移規模的信息，也無法知道自身的遷移對城市就業的影響，只可能擁有政府的相關制度控制程度的信息，那么，決策者在相當廣泛的條件下，不管采取何種預期模式，也會因為信息不對稱而對決策造成影響。從成本收益角度看，農民的遷移更多的是對遷移預期收益的考慮，即只有當預期收益扣除遷移成本后的凈收益仍大于目前收益時，他們才會做出遷移決定，否則，他們就不會遷移。農民的遷移費用和當前收益是比較穩定的，而預期收益則難以確定，因為預期收益既受到農民個體內在因素的影響，更受到及其所處外部因素的影響，外界因素主要在于對城鎮化動力機制和約束機制的影響，動力機制中各因素對農民遷移決策產生正向拉力，約束機制各因素則產生推力。盡管農民的內在因素是一系列獨立于外部因素的價值體系，但它同時又依賴于外部因素來實現，它是一個常變的、隨外部因素變化而變化的、需要外部因素接受、認可并確認的價值體系。農民在做決策時是綜合考慮各項因素的，其遷移決策絕不因某個單獨的或片面的因素而倉促決定，也就是說農民的遷移行為是理性的，因此，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必須以此為基點，把農民看作是理性人。
二、城鎮化政策建議
城鎮化的實質是人口和生產要素的集中過程，城鎮化改變了人口流動和分布的格局，截留了為數眾多的農村流動勞動力而為大城市減少了人口壓力。也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但政府和農民博弈雙方的策略不會因此而改變，城鎮化帶來的大量農村勞動力仍會對城市就業產生巨大沖擊，當城市較小時制度可能較為寬松，但當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即城市規模變大后則制度控制程度就會趨嚴并收斂于一個絕對嚴格水平，這時城鎮人口制度就會面臨困境。因此，市場化的改革要求矯正要素流動的扭曲，增強城鎮化中包括農民在內的各行為主體的動力，政府只能尊重要素所有者對更高收益（包括經濟收益和社會收益）的追求，進行制度創新，放松對市場主體流動的限制，建立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機制，增強城鎮對農民的引力，增加農民的歸屬感。政府作用的發揮，應以不影響農民自和不損害市場機制為前提，增強他們對遷移收益的預期。
1.創造城鎮就業機會，增加農民非農產業收入。收入水平是影響農民遷移行為的重要因素，增加農民收入通常采用的選擇路徑無非是：一是減少農民負擔，直接增加可支配收入；二是創造農村非農就業機會，擴展農民經濟收入渠道，增加農民非農產業收入；三是創造城鎮就業機會，吸引農民進城務工，以獲取務工收入；四要實行農業土地規模經營，調整農業生產結構，發展農業產業化，提高農業生產率，以增加農民的農業收入。在這些路子中，第一條路子屬于分配調整的思路，在總收入一定的條件下，降低負擔，只是增加農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已，對推動城鎮化發展不具有實質性作用。第四條路子的限制因素最多。第二條和第三條路子是突破農業范圍，尋找非農產業就業機會，二者只是就業地點的不同，其結果都是增加農民的非農產業收入。因此，增加農民收入政策的重點應放在創造城鎮就業機會，增加農民的非農產業收入上。
2.推進城鎮化制度改革，建立人口正常流動機制。遷移者遷移或不遷移的決策是根據政府政策制度的控制程度作出的，而政府是根據自己的效用來確定最佳的遷移水平，政府制度體現的是政府追求均衡就業所要求的成本，于是政府制度控制水平和農民遷移意愿的達成就是這個博弈的均衡點。這個均衡控制的嚴格程度一般隨控制的難度系數、人口密度、城鄉收入差距的增加而增加，而隨城市就業創造率、遷移成本、城市規模的增加而放松。均衡的人口遷移規模卻隨控制的難度系數、城鄉收入差距、城市就業創造率的增加而增加，而隨遷移成本、城市規模的增加而減少。隨著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不斷推進，目前以限制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居民為主要特征的戶口政策制度改革有了較大進步，廢除了子女戶口隨母制度，放松了戶口的憑證落戶條件，突破了農轉非制度的指標控制。但也應看到，小城鎮戶籍改革從本質上來說只是一種適應性調整，一些觸及本質的東西并沒有展開。如遷移農民進城遭遇到較高的進入成本，各地制定的較為優惠的入戶條件只針對中高級人才或有經濟實力的外來人員等，為數眾多的農民仍只能打零工，實現不了實質性的遷移。因此，要盡快推進戶籍等制度改革，建立一種能使遷移農民在城鄉間正常流動的制度。
3.科學制定城鎮化發展規劃，整合民間城鎮化動力。為避免農村粗放式小工業遍地開花和小城鎮發展無序，制定權威科學的總體規劃是必要的。要重視各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國土利用規劃工作，各基層行政部門要有科學的“國土利用規劃”，其規劃制定規程要嚴密，既要集中各部門及全體居民的智慧，又要體現政府的權威性。尊重農民的意愿并不意味著絲毫沒有約束，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政府制定一個正確的、權威的發展大綱，引導各方的行動，強制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這樣城鎮化才能高效合理地發展。
4.實行城鎮化建設投資主體多元化政策。在傳統經濟體制下，我國城鎮化發動主體只有政府一家。改革以來，我國工業化投資主體出現了多元化趨勢，但城鎮化投資主體的多元化進程還不快。歷史經驗表明：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建立多元化投入機制，讓銀行、企業、農民和社區集體組織及外國投資者成為城鎮建設的力量，是加快農村城鎮化發展更為有效的途徑。
5.完善政府在城鎮化發展中的管理職能。農村鄉（鎮）政府的經濟與行政管理職能與地方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事實表明，政府在城鎮化管理中的職能亟待完善。就地方政府機構而言，其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在確定政府事權劃分的基礎上，將必要的管理權限向小城鎮政府下放。按照城鎮化發展的實際需要進行小城鎮政府的機構改革。小城鎮的政府功能不同于一般鄉（鎮）政府，實際上已經超出一般鄉（鎮）政府僅僅是管理農業和農村的職能。城鎮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治理、社會治安及交通管理、城市規劃和衛生監督等等，都是小城鎮政府應有的職能。因此，政府機構的功能應符合城鎮發展的需要，明確各職能部門的分工，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積極培育市場，鼓勵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創造良好的投資創業環境，給人才以良好的發展預期，吸引人才自主流入。
6.進一步推進農村土地有償流轉制。農戶的兼業化經營不利于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在城鎮化過程中，必須通過市場機制，將遷移農民的承包地集中起來，實行土地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引進股份合作制是解決農村土地問題和集體資產的產權問題的一種有效形式。如將社區集體所有的土地資產和非土地資產經過評估，計算出全部價值，然后按成員資格、承包土地的數量和對集體勞動貢獻的大小等標準，將價值化的集體資產作為股權量化到每個社區成員。股份可以有償轉讓、繼承、贈送和抵押等方式在社區內成員間流轉。在一定年限內保留遷移農民的土地承包權，但要鼓勵農民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
一項有效的制度，一般來說是人們在長期博弈中追求均衡和均衡的變動過程，哪怕是最簡單的制度理論也要先把制度理解為一種各個行業為主體之間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均衡結果，它是定義在知識和信息集里的映射，然后在此基礎上分析信息結構的變化、獲得信息的技術的變化通過影響人們的最優選擇來影響博弈的結果；并且還要關注外在的不確定性對均衡結果的影響，城鎮化過程中最重要、最主觀也最積極的影響因素是遷移者的遷移意愿，必須重視它對城鎮化進程和城鄉就業壁壘的沖擊作用，它不僅影響城鎮化進程和人口流動，而且還會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城鎮化背后的制度和自然演進的二元經濟背后的制度很不一樣，遷移農民在某種程度上更傾向于按市場原則分配，盡管他們的平均文化程度和技術水平相對落后，和傳統農業聯系密切又有濃厚的鄉土氣息，但“制度落差”會導致價格扭曲、對要素流動形成障礙。周其仁（1997）就曾指出如果還繼續奉行過分嚴格的控制制度，就會使勞動力價格因管制而上揚，從而使用工成本提高，導致新的“資本深化”運動，這在長期內將不利。城鎮化中的人口遷移既有利于提高城鄉收入，反過來又使政府的改革面對一個較為寬松的環境，形成良性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