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20 18:10:3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會經濟關系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藝術設計 社會經濟 生產力 關系
一、 藝術設計伴隨著人類的生產勞動的產生而產生
就藝術設計這一創造性的活動來說，它是伴隨著人類物質生產活動和器物文化的出現而出現的。它實際上就是“人類為生存而進行的造物活動，是人為實現實用功能價值和審美價值的物化勞動形態。這種造物具有一定的審美屬性和精神價值，因而是一種藝術質的造物”。
人類的歷史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藝術設計的歷史之河也從這里發源。當人類的祖先把一塊石頭敲打成用來切割和砍削的石刀時，最早的設計活動就開始了，這把石刀就是最初的設計產品。這種工具的創造首先符合實用目的，同時也顧及到了用起來方便、省力，以引起主體的。它的制作過程具備了設計所要求的從預想、選料到加工成型等必備過程，它的功能和形式結合于一體。最早制作勞動工具如石斧、石刀、弓和箭的原始獵人,是人類第一批設計師。
工具的制造是人類自我革命的開始，也是人類區別于其他物種族類的根本。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最早的史前藝術品，差不多都是與人的生活最緊密相聯系的工具和食用器。這些就是我們人類早期之藝術設計。藝術設計于是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而發展，隨著人類的科學文明水平的提高，藝術設計也越來越科學化，其技術性也越來越高，藝術設計逐步成為了一種有目的的創造活動，成為了協調人和環境、個人和社會、生產和消費之間的手段。
二、 經濟屬性貫穿于藝術設計活動過程的始終
藝術設計的經濟屬性是它區別其他藝術活動、手工業的首要特征。人的相互關聯構成復雜的社會，社會的不斷進步與發展必然導致人對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追求，藝術設計通過藝術與技術相結合的創新設計，像其他社會生產力一樣創造社會的物質文明。
1.經濟因素在藝術設計的不同過程中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作用
從設計到實現設計的全過程中，經濟因素在不同的階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作用。（1）設計觀念的產生階段：藝術設計需要把握設計物由過去到未來形成發展的種種相關因素,然后以創造性思維方式和表現手法使之成為嶄新的設計方案。其中的經濟因素體現在對原有狀態的經濟價值分析、市場需求預測以及新方案的經濟內容評估等方面。對原有狀態的經濟價值分析,是設計觀念產生的基礎。（2）設計的實施階段：設計的實施過程指的是設計方案由圖紙到生產為實體的過程，對于設計來說，是實際制作的過程。設計在真正付諸實施的過程中，從設計物的試產、批量生產和專利保護等方面均受經濟因素的制約。（3）設計的實現階段：設計物最終要推向市場實現其經濟價值，主要是通過銷售來實現的，當設計物作為商品投放市場，設計師應當及時調查市場反映和銷售效果，綜合反饋信息以改進產品設計和進行新的設計構思。其中,經濟因素不僅體現在設計物的綜合經濟價值實現的過程中，而且作為改進更新已有方案和促成新的設計方案的產生基礎，經濟因素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3年，現代設計之父格羅佩烏斯將德國包豪斯設計學院的教育理念“藝術與技術的統一”傳播到全世界，使設計終于打破藝術桎梏解脫出來。而在經濟與信息化的今天，我們應提倡“設計與經濟的結合”，設計必須服務于經濟。
2.藝術設計通過預測未來的市場需求來確定設計目標和方向
設計具有強烈的超前性、預測性。“設計”這個概念在許多場合中,也往往被“策劃”等術語代替。這意味著設計與藝術、手工藝活動都不同，它更偏重于事前的過程。在整個市場營銷的組織中，設計占有引導性的地位。“設計生產銷售使用”這四個環節中, 設計不僅在時間上先于生產、銷售活動, 而且設計的市場定位合理與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后兩者的成效。正因為如此，設計前的活動往往比設計本身花費的時間、精力更多。如設計前必須進行大量的市場調查，包括對廠家、消費者、競爭對手、媒體的詳細調查；調查之后的數據要加以統計分析直至最后提出成文的方案、策劃報告；并且還必須根據市場狀況及時調整方案，以適應突如其來的變化，這就要求設計師的思考必須高度理性化和高度專業化。科學地進行市場潛量、市場占有率及需求預測，把握設計物實現為實體后在市場中的作用和價值體現，能夠使新的設計方案更加合理，更加準確地適應未來市場，并且通過預測可以得到提高和創造設計物附加價值的理論依據。
三、 藝術設計與社會經濟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1.社會經濟的發展是藝術設計繁榮的基石
藝術設計的技術性、經濟性、文化性決定了只有社會經濟高度發展才有藝術文化的繁榮。從藝術設計本身的發展來看，現代設計的起源有兩個顯著特征，其一是勞動的分工，其二是生產工藝的改進使得大規模生產和低消耗成為可能。藝術設計的每一次飛躍和進步，都處在因社會分工而造成的社會經濟高度發達的時期。首先，因為社會經濟發達，隨著人們生活水平和自身素質的提高，人們不再僅僅滿足于商品的物質性功能，而越來越重視消費過程的精神享受和審美，社會需求加大、人類文明和審美情趣的提高，為藝術設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其次，社會經濟高度發達時期也是社會觀念大變革、大解放時期，為藝術設計的應用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思想和思維空間。
知識經濟是繼工業經濟之后的又一次革命。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發展經濟的主要的直接資源。在知識經濟時代，設計藝術將成為人類十分主動和相當自覺的一種行為。大至建筑、環境、公共藝術、城市規劃，小至食品、服飾、生活用品、勞動工具。總之，人類一切生存空間、物質和生活方式，都要經過精心而富有創意的設計。人類將生活在一個經過了設計并不斷被設計著的文化環境和文化氛圍之中。也就是說，在這個新世紀，設計本身將成為人類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一種方式，將成為一種歷史沿革的文化。知識經濟為藝術設計的發展提供了機遇與土壤。時代的變革，經濟形態的變化，為設計藝術的創新發展將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因素，設計藝術也必將以自身更為完善的運作體系，更好地為社會經濟服務。
2.藝術設計的發展是社會經濟騰飛的翅膀
關鍵詞:景觀設計；綠地空間；植物組團
1單位綠地空間概況
對于單位綠地空間，首先考慮其使用功能的屬性－－莊嚴、肅穆、隱私的辦公場所，再考慮其景觀效果。單位綠地的使用對象限制明顯，由于其保密的屬性，對群眾是不開放的。人員出入基本都是內部的工作人員以及相對應的職別的國家工作人員。由于海警的特殊屬性，在景觀設計上更多滿足去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做設計。
2海警指揮中心景觀設計
海警指揮中心景觀以規整式布局為主，景觀空間相對開放，采用疏林草地的設計布局，大面積的草坪與喬木相結合;局部用于休憩的空間設計的相對私密一些，主要通過植物組團的疊加增加其空間的隱私度。
2．1入口景觀區
入口景觀區位于入口到指揮中心大樓之間，他不僅是本部隊警官及外來人士進出的密集地、人流集散的場地，也是外來人士對該基地的第一印象場所，是該部隊基地對外的一個形象展示。主入口區以船錨外形為道路樣式與“海警”主題相呼應。設計上立足部隊環境景觀的特有氣質，以大方莊重、嚴謹有序、莊嚴肅穆為主旋律。景觀表現上以規整式對稱布局，中軸景觀明顯，空間疏朗，疏密對比強烈，有大面積的草坪，也有多層次植物組團做背景的景觀空間。在原有綠化的基礎上，以草坪為主，適當做一些微地形處理，局部點綴中層常綠灌木，補植自然形狀的植物，形成簡潔、層次分明的綠地空間。在景觀設計中力圖營造大氣、莊嚴、整潔的良好環境，并突出海警作為保護藍色海洋和國門的中堅力量。主要使用的植物有:香樟、刺桐、鳳凰木、大花紫薇、紅楓、羅漢松等。圖1入口景觀區指揮中心大樓入口效果圖指揮中心大樓入口的景觀布置相對前廣場的布置更加精致一些，采用造型羅漢松樁景對稱式布置，綠地組團采用羅漢松樁景+紅檵木球+蘇鐵+西洋杜鵑+草坪的方式(圖1)。在入口景觀區與門口、智慧中心大樓中間銜接的位置設計升旗臺。旗臺背面是指揮中心大樓，南邊是香樟樹陣+草坪的廣場，周邊的綠化對稱式布置除了行道樹以外，只布置地被及草坪，如海桐、紅花檵木、金葉假連翹等地被植物。以突顯升旗臺周邊莊嚴肅穆的感覺。
2．2游覽觀賞區
本案園區靠海而建，景觀視線良好，結合地理情況，在沿海合適的位置設置景觀木棧道及木屋，提供一個親水的停留空間。該區域功能主要為部隊提供日常游憩功能的戶外活動場所。木平臺、木棧道及木屋的引入，滿足了其游憩的功能，可漫步、泡茶、接待客人、聚會等。并將整個園區串聯起來。木屋結合外挑廊架的設計充分考慮室內外灰空間的互動與過渡。游覽觀賞區的氛圍相對輕松，植物配置以自然式種植為主。自然式組團，植物色彩相對多樣，結合現在原有苗木，局部增補芳香植物，打造花香四溢，輕松自然的景觀氛圍。為游賞者提供一個相對隱蔽、安靜的休憩場所。芳香植物有桂花茉莉花、梔子、米蘭等;色葉植物有:紅楓、雞爪槭、紅櫨等;觀花植物有:碧桃、櫻花、月季等。圖2游覽觀賞區木平臺節點效果圖木棧道與水面相交接區域設置防腐木圍欄，邊上的綠化以草坪、開花的灌木為主，如大花蘆莉、百日草等，為散步的游人提供一個輕松的環境(圖2)。
2．3體育鍛煉區
為整個區域中最為活躍的范圍，設置三個標準的籃球場，以供內部人員使用。面層材料以彩色塑膠地面，利于運動的人，減少疲勞。在籃球場的基礎上設置休閑坐凳作為運動休憩使用。綠化種植上層為常綠的遮陰行道樹香樟，下層區域為耐修剪的綠籬福建茶、海桐，點植花灌木球紅葉石楠球、扶桑球。主要營造一個生機勃勃、環境優良的運動場所。
2．4生態停車區
生態停車區作為園區的配套停車使用，設計上綜合考慮以后車位多樣性的使用。停車位設計以大中巴車位和小汽車車位為主，初步設計5個大中巴車位、15個小汽車車位。材料運用上以透氣、透水性鋪裝材料鋪設地面，并間隔栽植一定量的喬木與綠籬等綠化植物，以常綠植物為主，如榕樹、香樟等形成綠蔭覆蓋的生態停車。停車場的綠地間隔區域采用紅葉石楠、假連翹等耐修的彩色葉植物。與園林綠化空間有機結合，大大提升了停車區的景觀效果。
2．5安靜休閑區
安靜休閑區為園區提供一個停留休憩的場所，配套設施相對比較完善多樣。里面的人流量相對不多，可以設置休閑亭、休閑座椅、景觀置石等。安靜休閑區有一定的私密空間，也有一定的開敞空間。如在休閑亭背后的空間配置的植物相對豐富多樣，以隔離兩邊的空間，以免互相干擾(圖3)。而在布置宣傳欄的位置，則相對開敞，留出逗留的硬質鋪裝及軟質的草坪(圖4)。空間合理的搭配能起到很好的引導作用
3結語
關鍵詞：工藝美術；經濟發展；社會作用
一、工藝美術的優勢
工藝美術事業在現代化建設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和重要的作用，它具體表現有九大優勢：（1）工藝美術產業是勞動力密集的行業類型，容納勞動就業人數較多。（2）投資較少，收效快，具有較高的社會經濟效益。（3）能源消耗小。（4）充分利用各類社會資源，因地制宜，廢物利用。（5）工藝美術品（主要是手工藝品）在歷史上形成了許多重要產區，具有發展生產的強大陣地。（6）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購買力的增長，工藝美術設計越來越有力地促進著商品的流通和銷售。（7）工藝美術品在美化人民生活的同時，還可以提高人們的審美情趣，隨時隨地給人以潛移默化的審美教育。
鑒于工藝美術事業在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們對它的生產、科研與教育工作必須給予足夠的重視。
二、工藝美術教學教育要適應現代化發展建設的需要
長期以來，工藝美術行業嚴重缺乏設計人員，技術力量十分薄弱，因而造成工藝美術產品設計水平低、造型陳舊、品種單調，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社會需求，無法適應國內外市場的要求。這種生產、設計的落后原因很多，但實際上反映了我們教育的落后。工藝美術教學教育不能及時為國家輸送大批合格人才，必將影響現代化發展的建設要求。因此，加速培育工藝美術的設計類人才已經成為一項重要戰略任務，加強工藝美術教育教學迫在眉睫。
把教育教學和科學教學列為實現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方式，是非常正確的。工業發達的國家，十分重視教育，注重智力開發，培養人才。所以，我們應把教育經費看成是生產投資，希望各級領導對教育工作的重要性給予重視。
為了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應該改變目前學校培養任務單一化的狀況，要普及藝術教育，盡可能早出、快出、多出人才。因此，要在保證辦好本科教學的同時，抽出一定的教學力量，按行業舉辦專業性短訓班、進修班、研究班。也可以為各省（自治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邊遠地區舉辦培訓班。這是新形勢下工藝美術院校應擔負的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任務。與此同時，學校應該努力培養出大批具有藝術造詣、科學頭腦、技術本領的工藝美術人才。注意發現和培養那些藝術才華和設計能力出眾、又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學生，以便為提高我們工藝美術設計水平，加強工藝美術研究工作服務。我認為應具有戰略眼光，從我國具體國情出發，對學校現有的布局、分工、培養任務進行調整改革。
同時，聘請生產科研單位具有實踐經驗、能夠傳授知識技藝的人員到校講課，以便充分發揮現有人才的作用，學校領導應該關心教師生活，尊重教師，保證他們備課、授課、編寫教材及示范作品的完成。
對專業的設置需要進行調查研究和調整改革。要有計劃，有目的地按照現代化建設要求設置新的專業，如工藝美術外形設計的專業、服裝美術設計專業、印刷美術設計專業、環境藝術設計專業、藝術品修復專業等。
三、積極培養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工藝美術專門人才
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工藝美術專門人才，首先要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質和良好的道德品質，這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內容。其次，文藝思想的教育也是藝術類院校道德教育課的內容之一。藝術觀決定著學生的塑形能力。藝術觀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學生創作意境的深淺、設計水平的高低和藝術生命的長短。
具體說明如下：
1.培養學生敏銳的觀察力。觀察物體的能力是創造外形的基本本領。要使學生善于抓住事物本質，把適合于工藝美術表現的材料加以綜合分析，為設計創作積累素材。
2.培養學生強大的思考能力，啟發他們的創作力。熱心求知、渴望創作是年輕人的心理要求。教師應該了解學生的心理，鼓勵學生保持持久的探索欲和創作欲。同時要使學生清醒地認識到靈感和創新其實是源于充實的生活、敏捷的頭腦、加工材料性能的掌捏、嚴格的設計訓練以及對人民喜好的了解。
3.培養學生熟練的表現能力，即創作設計的表現手法和技能。工藝美術產品是通過許多的加工材料和生產工序完成的。因此，要使學生懂得與自己所學的專業知識有關的生產知識，并要求學生與技師和技術人員合作，利用新的科學技術和新的工藝材料來豐富自己的表現能力，學校應開設專業美術工藝課和專業材料課。
4.培養學生頑強的適應社會能力。工藝美術品絕大部分以商品形式出現，因此，要使學生認識到工藝品的設計首先要服務于人民大眾，適應群眾的生活需要、購買能力和欣賞水平，要講究經濟效益。只有這樣的工藝教育美術才會有競爭力，才能體現其社會職能。教師要帶領學生深入生活，到工廠、農村去感受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了解他們的生活需求。同時要進行深入的市場調查，研究購買心理，掌握并了解市場的動態走向。
四、要有合理的課程結構
為了適應現代化需要，對于一些不太適宜的課程設置應做必要的改革。
當前普通的高職院校通常會設四門基礎課程：共同基礎課、繪畫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實踐課。我認為工藝美術課程應包括五類：
（1）理論課：包括美術基礎概論、工藝基礎美學、法律等基礎課程。（2）技法課：包括素描技法、水彩技法、畫圖技法等細節描繪方法和色彩構成以及攝影藝術、器畫賞析等整體描繪方法。（3）知識課：包括材料科學、工藝科學、人體工程科學、心理科學、廣告學、企業管理等。（4）設計課：按照不同專業的發展需要，開展不同的專業特點及課程要求，課程內容應從初級到高級逐步開展，并鼓勵學生拓展思維，創作屬于自己的藝術作品，符合當代社會的發展需要的作品，適用于當前社會生產需要的作品。（5）實踐課，包括融入生活、生產實踐、市場調查。
所以說，整理出合理的課程結構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
五、要辦好工藝教育美術教學，必須開展科學研究工作
高等院校要辦成兩個中心：既是教學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工藝美術是一門獨立的、全面的學科，同時也是科學。在歷史上，它是一門歷史悠久的應用科學，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默默地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在現代生活中，它又以強大的生命力發展成為一門邊緣科學，代表著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合流的新方向。工藝美術與美術屬于完全不同的兩個科學領域，它們在社會職能、反映生活方式、創作規律、藝術特點等各方面都不相同。因此，總結中華民族古老悠久的工藝美術歷史，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的設計美術經驗，分析研究我們的現狀，建立一套完整的、科學的工藝美術理論體系已經勢在必行。沒有強大、系統的理論體系，是很難擁有高水平的高質量的創作設計的。因此，開展工藝教育美術科學研究工作已經被歷史和時代提上工藝教育美術教學工作的議事日程。加強工藝教育美術科學研究工作是一項長期的基本建設，應該引起大家的充分重視。
國家提出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的偉大任務，把科學、教育工作作為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之一，這更使我們這一代人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我們要有決心、有信心，為開創工藝美術生產、教育、科研工作的新局面而作出貢獻。
經濟法與社會法關系的研究是當下的一個熱點問題，這一問題之所以會引起廣泛關注，是和我國改革發展狀況有關，因為中國經過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雖然經濟飛速發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但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卻明顯滯后，各種社會問題日益突出，三農問題、就業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等等大量存在，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如果經濟和社會不能協調發展，就可能產生劇烈的社會沖突從而制約和諧社會的建構。而經濟法和社會法具有突出的社會整合功能，怎樣發揮這兩個法部門的功能來積極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既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法律問題，因此討論兩者的關系也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一、經濟法的涵義
經濟法作為一種法律現象，其產生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和法律文化背景。傳統的個人自由觀念與民商法的建立息息相關，而關于社會公正的觀念則是經濟法賴以產生的理論基礎。這種追求社會整體利益而使用的手段就是國家干預，因為只有國家才能為這種社會整體利益、公正提供有力、有效的公權力保障。可見，經濟法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國家干預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運行之法.國家干預是經濟法的基本內涵。為糾正 “市場失靈”而進行的國家干預是經濟法產生的根本原因，經濟生活需要國家干預。國家干預要適度，而經濟法無疑是國家適度、謹慎干預的基本法律保障。
二、社會法的涵義
二十世紀中后期，西方國家的法學家明確提出了社會法的概念。德國對社會法的定義與社會保障法類似，因此是一種狹義的社會法。在法國和日本，社會法的范圍就比德國要略微寬泛，除社會保障法外還包括了勞動法。而在英美國家，社會立法被解釋為對具有普遍社會意義的立法的統稱。由此可見，社會法的內涵不甚明確，根據國家地區、不同學者的理解，其內涵、范圍亦不同，可以說尚未形成公認的概念與內涵的界定。本文為了明確研究內容，認為社會法是解決社會問題和促進社會公共事業的基本法律形式， 將其與經濟法的概念加以區分，即采用社會法與經濟法是并行的部門法，以便于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三、經濟法和社會法的區別
雖然經濟法與社會法都是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本位，都是具有獨特調整對象的部門法，有許多相同之處，但是在法律規范的具體內容、公平觀念等方面仍有許多差異。
（一）規范內容的差異
盡管社會法與經濟法的本位都是以社會利益為出發點，但是在法律規范的具體內容上，卻存在著微妙的差別。其中，社會法內容中體現的社會利益主要包括弱勢群體利益、社會整體的穩定以及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通過對這些公共利益的保障與調整，保護由于人們在能力、天賦等自然條件方面天然存在的差異和財富差距的增大等原因導致社會不安定重要因素的弱勢群體，通過對這些群體的偏向性保障，達到社會整體和諧穩定發展的目的。而經濟法體現的社會利益主要是維護經濟運行的秩序、安全和穩定發展，通過對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消除市場失靈帶來的對經濟運行的不良影響，從而達到經濟的良性、可持續的發展。
（二）公平觀念的差異
社會法與經濟法的差異，還體現在其作為法律的重要性質——公平觀念的差別上。經濟法體現出的社會公平觀是一種積極的、主動的社會公平觀，雖然在其法律規范的具體內容中，也存在著保障弱勢群體、推動社會福利增加與合理配置的內容，但是其主體思想是通過引導經濟利益主體，在雙向而非單向的作用機制的基礎之上，在權責雙方的共同努力之下，達到維護社會公平的目的。與之相反，社會法在維護社會公平、保障弱勢群體利益、優化社會福利的配置過程中，更多體現的是一種消極的社會公平觀，即通過建立一種后發性的社會保障機制，以利益的平均分配為原則，對已經形成的社會問題起到一個糾正而非事前預防的作用。社會法與經濟法之間這種社會公平觀的差異直接導致了其調整方法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三）調整方法的差異
社會核算矩陣（SAM）是表現國民經濟系統各部分之間數量關系的重要形式，相對于投入產出（IO）模型，SAM不僅反映了生產部門間的聯系和收入的初次分配，也反映了生產活動與要素、居民的聯系和收入的再次分配狀況。在國際上，最早一批的乘數研究是由Stone（1978），Pyatt和Round（1979）開始的，Pyatt和Round基于所建立的1970年斯里蘭卡SAM，計算了賬戶乘數和固定價格乘數，而且提出將乘數分解為自效應、凈開放效應和凈循環效應，并將乘數分解用加法和乘法兩種形式表示。由于目前運用乘數分解方法對云南省的相關研究較少，筆者將基于乘數分解方法對云南省三次產業具有代表性的18個產業的活動賬戶、勞動與資本要素兩個要素賬戶以及居民和企業兩個機構賬戶進行實證分析，對云南省SAM賬戶所反映出來的經濟社會關聯性進行研究，進而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基于SAM 的乘數分析方法蘊含的基本假定為常量價格、產出的需求導向（即經濟中存在充足的資源保證供給） 和經濟主體間的線性關聯。在SAM乘數分析中Ma1被稱為轉移乘數矩陣。Ma1是一分塊對角陣，它刻畫了某一大類內生賬戶（如要素或生產活動）的內部通過直接轉移而產生的效應，與系統的閉環特性無關。Ma2被稱為交叉效應矩陣或者開環乘數矩陣，用于分析發生在不同大類賬戶之間的乘數效應，主要在于強調某一大類賬戶對其他類賬戶的作用。Ma3是一分塊對角陣，表明Ma3是一個閉合的循環乘數矩陣。它描述了收入流量在內生賬戶之間的循環流動狀況，被稱為循環或閉環乘數效應。賬戶乘數矩陣通常被分解為4類效應矩陣的加和形式，即Ma=I+（Ma1-I）+（Ma2-I）Ma1+（Ma3-I）Ma2Ma1=I+T+O+C。其中，I為初始的單位注入，T為轉移乘數效應的凈貢獻，0為開環或交叉乘數效應的凈貢獻，C為閉環乘數效應的凈貢獻。
依據云南省2007年42部門投入產出表，選擇具有代表性的18個部門構建SAM表，并運用MATLAB軟件對SAM進行求解，得到云南省部分賬戶6個情景下的點對點乘數分解數據。
情景I將外來沖擊的作用端選為農林牧漁業，描述了農林牧漁業增加1個單位外生需求時，對其他相關生產部門、要素和居民收入產生的影響。從求解數據可以發現，農業賬戶增加1單位的初始沖擊對與農業關聯性較強的終端賬戶影響較大。其中，1個單位的農業投入分別使食品制造業、煙草加工業、批發和零售業的產出增加0.269和0.182個單位，且這個過程主要依靠閉環效應發揮作用。從要素和居民賬戶來看，1個單位的農業投入可以帶來1.266個單位勞動收入、0.758個單位資本要素收入以及1.269個單位居民消費，且開環效應對要素和居民賬戶的驅動作用較大。農林牧漁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模型數據表明，云南省農林牧漁業依靠轉移凈效應對其他行業發生的影響非常小，主要依靠收入流循環產生的閉環凈效應發生作用。轉移凈效應較小表明云南省農業目前尚處于中低級發展階段，生產水平較落后。閉環凈效應大說明當該產業受到一個單位的資金注入，該資金流經過經濟系統的循環后，對整個經濟系統的影響力比較大。云南省農業人口龐大，農業總產值在國民經濟中占據較大的比重，這是決定云南省主要依靠閉環效應對國民經濟發揮作用的重要原因。
情景II和情景III分別將外來沖擊的作用端選為煤炭開采和洗選業以和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二者都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并且是云南省第二產業的重要支柱產業，與其他行業的關聯度較高，產業鏈較長，同時這兩個部門又吸納了大量的初級勞動力，在擴大就業、提高居民收入方面有著很大的影響力。云南省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轉移凈效應相對較大，1個單位外來沖擊可以通過轉移凈效應分別為本部門帶來0.092和 0.214個單位收入。從與其他相關生產活動的關系來看，云南省煤炭開采和洗選業以和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依靠轉移凈效應對其他相關行業發生的影響非常小，都主要依靠閉環凈效應發生作用，其中，以上兩個產業都對第一產業農林牧漁業有一定的帶動作用，1個單位外來沖擊各自拉動農林牧漁業0.28和0.204個單位凈效應帶來的收入。從要素和居民賬戶來看，資本要素收入受以上兩個產業驅動效應要高于勞動要素，兩個產業對居民消費的拉動作用較為顯著，1個單位外來沖擊可以分別帶來0.619和0.472個單位的居民消費，且這個過程靠開環凈效應和閉環凈效應共同發生作用。
情景IV、V、VI分別將第三產業中交通運輸和倉儲業、房地產業和教育業選為外來沖擊的作用端，這三個行業對其他行業的影響中，仍然以閉環凈效應帶來的收入為主，且三個行業受到外來沖擊后都分別對第一、二產業都有一定的影響。交通運輸和倉儲業增加1個單位的投入，將帶動農林牧漁業和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增加0.251和0.096個單位凈效應帶來的收入。房地產業增加1個單位的投入，將帶動農林牧漁業和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增加0.6和0.296個單位凈效應帶來的收入；教育業增加1個單位的投入，將帶動農林牧漁業和第二產業其他行業增加0.409和0.745個單位凈效應帶來的收入。云南省第三產業對第一、二產業有較為明顯的正向拉動效應，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可以有力帶動第一、二產業產值增加。從與要素賬戶的關系來看，云南省房地產業勞資分配比例差距較大，1個單位投入所帶來的勞動要素收入和資本要素收入分別為0.157和0.923和單位的凈效應帶來的收入，勞動要素收入份額過低，將引致收入差距過大的公平分配問題。此外，教育業則存在勞動要素收入份額較高的問題，這與教育業本身的特點有關；同時，云南省教育產業落后，教育業發展水平較低，也是造成要素收入比例不合理的原因。從與居民賬戶的關系來看，云南省房地產業對居民消費的刺激作用過小，1個單位投入僅拉動0.159個單位凈效應帶來的收入，且主要依靠閉環凈效應實現。
情景VI描述了居民收入受到外生沖擊后對生產活動和要素收入產生的影響。假定外生驅動來自政府補貼、稅收減免或者其他居民福利，農林牧漁業會通過相對較大的開環凈效應受到一定的正向沖擊；資本和勞動要素收入受到的沖擊大致相同，且主要來自開環凈效應。此外，食品制造和煙草加工業及批發和零售業也會受到較為明顯的沖擊，1個單位外生沖擊作用于居民賬戶，將帶動以上兩個行業分別增加0.255和0.174個單位凈效應帶來的收入。
云南省農林牧漁業通過閉環效應對國民經濟發揮著較為可觀的帶動作用，這對于一個具有龐大農業人口的省份是必然的。在新的發展階段，云南省農業將以它在國民經濟中的特殊地位，按照可持續發展和建設綠色經濟強省的戰略要求，根據市場需求調整結構，引入現代科技改造傳統農業，逐步延伸產業鏈，提高農產品加工層次，逐步開發林牧漁業內在潛力，更好地發揮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
關鍵字：經濟法，正義觀，社會正義，實質正義
一、正義的終極目的是實現權利義務的合理分配。
正義是人類永恒的理想和追求，它值得我們用全部的思想和智慧去求索。雖然我們很難用一句話去界定正義是什么，但是它卻象空氣一樣時刻陪伴著我們。小到對某個行為，某個個體，大到對某一法律制度甚至于整個社會的基本制度的評價，都從某種程度上體現著我們用正義的觀念。正義深深地根植于人們的思想意識之中，它是人類道德、倫理規范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它又是檢驗其他道德、倫理規范是否公平、公正和合理的重要尺度。正因為如此，正義成了哲學、社會學、倫理學和法學等學科所共同關注的命題。從古希臘的先哲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近代哲學大師康德、卡爾？馬克思等，先后基于不同的維度對正義進行了探討，因此關于正義的界說也就林林總總，不一而足。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aProteanface），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1]從發展的觀點來看，正義觀是動態的，它是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與人們的認識能力的提高而變化的；正義又是歷史的，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主流正義觀。[2]由此可見，我們很難得出正義的終極結論，只能基于我們的認識能力使我們的正義觀更接近于我們所處的社會生活的現實。
雖然對正義的界定和理解體現出多元化的特征，但自查士丁尼的《法學總論》在開篇給出了正義的經典定義——“正義乃是使每個人獲得其應得的東西的永恒不變的意志”——以來，不管是把正義定義為意志、習慣，還是把正義界定為德行，亦不論把正義視作社會基本結構的衡量尺度，“給予每一個人以其應得的東西乃是正義概念的一個重要的和普遍有效的組成部分。沒有這個要素，正義不可能在社會中興盛。”[3]其實，“給予每個人以其應得的東西”終極說來就是利益的公正、公平和合理的在社會成員中進行分配。周旺生先生指出，“正義，尤其是整體意義上的正義，就其本質而言，也不過是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制約的社會關系以倫理規范的形式所作的表現。”[4]特定的社會物質生產方式制約下的社會關系，從某個方面來說也就是各種社會利益（包括精神的和物質的利益）的分配結果。
在人們對正義的認識的發展進程中，曾經有形式正義、實質正義、分配正義、程序正義、校正正義、社會正義和個人正義等的提法，但從終極目的來看，各種正義所關注的無非是某一領域某種權利和義務在特定的社會范圍內成員間的分配。
二、正義是法的價值追求，是法的衡量尺度。
從語源學上來看，“法”一詞不管是在漢語中還是在其他語種中，很多情形下是與正義密切相聯的。我國東漢許慎在其《說文解字》中對法的解釋是“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去之，從去。”可以看出，古漢語中“平之如水”的法和公平意義上的正義有著天然的聯系。在拉丁語中，“法”的字源是“JUS”，其既含有法的意思，同時還有公平、正義之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法體現著人們對正義的追求，法或多或少是人類社會追求正義的結果。
在法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古代的法律文化中就有“法不阿貴”、“刑無等級”格言，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在等級制度下人們把法塑造成公平正義化身的努力。在西方法理學中關于正義的論述就不可勝數了。其實，對于正義的探索始于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之后才成為法律哲學的研究對象。法律哲學對于正義的探索從本源上來說是以道德哲學對正義的界定為基點的。法律哲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更具普遍意義的道德哲學意義上的正義觀為標準對法律制度的內涵進行具體的分析與評價。法學家們對的關注往往是出于不同的目的，所關注的也是正義的不同方面，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關注表明了正義與法的不可分割的聯系，表明了正義對法的發展和構造的重要作用。在經常被認為是抽象推測和形而上學敵人的普通法系，雖然自布萊克斯通（Blackstone）之后自然法學消退的200年以來，很多的權威的英國法書籍極少提及正義的問題，但是“普通法的語言，特定的原則，法規和權威性判例無不充滿著諸如‘公正的’‘合適的’‘正確的’‘常理的’和‘正義’之類的詞語，法官被自己的誓言和國家的法律責成去主持公道，去公正處理。”[5]可以說，現代法律制度離開正義，沒有正義作為價值理念的指導是不可想象的。
正義是人類社會一種天然的、本能的追求，而法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追求正義的一種產物；因而法體現著人們對于正義的訴求，正義也就成為善法與惡法的重要的衡量尺度。如許多思想家和法學家所強調：正義是法的實質和宗旨，法只能在正義中發現其適當的和具體的內容，也只能在正義中顯示其價值。[6]正義觀在法律制度中的滲透和體現，可以保障法成為良法、善法，防止它偏離我們共同的價值信仰和追求，服務于我們的生存和發展。當正義成為法的價值追求時，正義就成為了“衡量法律之善的尺度”。同時正是由正義成為法律制度的衡量標準，才使得我們對法律制度的審視不再僅僅局限于“社會制度和法制的形式結構”，而且還要關注“作為規范大廈組成部分的規模、原則和標準的公正性與合理性”。[7]
法，作為一種社會規范，相對于道德、倫理規范來說，是處于低位階的，但一旦體現著正義觀的法律得以制定和實施，那么人們所追求的正義就在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領域在國家強制力的保障下得到了實現。“正義只能通過良好的法律才能實現”這一古老的法學格言就表明了法對正義實現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法的強制性特征，正義作為一種理想和追求才轉變成了現實，才使得社會在正義的昭示下一步一步走向更加公正、公平和合理。
三、經濟法的社會正義觀。
（一）經濟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是其正義觀形成的基礎。
法，作為實現正義的重要路徑，蘊含著人們對于正義的訴求，但是法對社會生活的調整，對于正義的追求卻是通過各個部門法來實現的。每個部門法都有其特定的調整范圍，擔負著特定的社會職能，因此表現在每個部門法中的正義觀就有所不同。這種不同主要取決于部門法的形成基礎的差異上。
下班部門法的劃分一般說來又是以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以及人與國家之間所產生的關系的界定為基礎的。雖然“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先驗地存在著幾類涇渭分明的社會關系”，但是拋開社會關系來談論法律也就無異于玩一些枯燥的文字游戲，因為“法律的生命力就根植于社會關系”[8].正義的觀念是抽象的，但是基于正義觀所作出的判斷卻是具體的，這種判斷必須是以具體的社會關系為基礎；離開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來討論法的公正性與合理性是沒有意義的。部門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是一個部門法的正義觀形成的前提。立基于這一判斷，我們可以這樣來表述社會關系、部門法和正義觀三者之間的相互聯系：不同的社會關系形成不同的部門法，不同的部門法又因為所調整的社會關系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正義觀。
作為一個部門法存在的經濟法，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是“國家協調本國經濟的運行過程中發生的”[9]，這種社會關系既不同于民法所調整的市民社會中平等主體間所形成的具有的私法自治性質的社會關系，又區別于公法所調整的政治國家領域中主體間所形成的具有隸屬性質的社會關系。首先，因為經濟不僅是市民社會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現代政治國家所關注的主要領域，國家在協調經濟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關系跨越了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兩大領域。這種社會關系打破了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分別有私法和公法來調整的相對獨立的二元社會結構，把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通過對經濟的調整聯系、交織在一起。經濟法與只調整產生于市民社會的或產生于政治國家領域的社會關系的公法或私法是有很大不同的，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產生于涵蓋了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整個社會。其次，國家對協調經濟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關系的調整具有引導性、間接性和促進性的特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對于經濟的協調要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要有適合經濟發展的調控政策和方式，這主要表現為國家利用宏觀調控政策和措施對經濟活動進行引導、促進。這表明，經濟法的制定與實施是建立在人們對于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理性的認識基礎上的，有利于經濟利益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合理分配，促進社會利益的整體提高。與此不同，民商法重視傳統、習慣和風俗的作用；行政法雖旨在控制行政權力的行使，但是在行政機關與相對人之間的關系上卻確定了行政優先的做法，這多少有些先入為主的意味。再次，國家對于經濟的調控是以社會為本位的，著眼于社會的整體利益。社會整體利益的提高并不應是功利意義所倡導的社會利益總體數量的最大化，而應當是平等意義上的全體社會成員利益的普遍增加。但是平等意義上的社會整體利益的增加并不意味著平均主義，它不會使任何社會成員的現有處境變壞。可以說，平等意義上的社會整體利益并不要求個體利益為社會利益作出犧牲；它強調在社會經濟發展的政策取向上體現出社會整體利益優先的選擇。相比而言，民事關系“私法自治”的品格是建立在近代民法基礎的平等性和互換性兩個基本判斷上的[10]，構建于“個體是其利益的最佳判斷者”的個人本位之上的。但是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個體經濟理性的總和卻往往不等于整個社會的經濟理性，因為個體的經濟理性的著眼點并不是社會的整體利益。即使在某種程度上實現社會財富的增加，這種增加也與經濟法所追求的社會整體利益的增加存在著質的區別。
（二）經濟法的社會正義觀。
基于經濟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殊性，它所追求的價值理念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正義觀就不同于其他的部門法。經濟法服務于普遍增加社會成員利益的終極目的，是以社會為本位的，因此經濟法所追求的是社會正義的實現。
社會正義（socialjustice）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19世紀晚期的各種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倫理學的論文中，20世紀初，社會正義的理論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但在很多當代政治、哲學論文中，社會正義經常被視作分配正義的一個方面。雖然分配正義與社會正義有非常緊密的聯系，但是把二者不加區分地混為一談則如米勒所指出的，“模糊了社會正義這個觀念本身之中新穎和獨特的東西”。米勒還進一步將社會正義分為地方性的社會正義，亦即局限于一個“自我包含的政治社群”或“民族水準上的國家”的社會正義，以及全球的正義。[11]本文認為因為經濟法是一個國家的國內法，它所體現的社會正義觀似與“地方性的社會正義”相對應。
社會正義所關注的，如羅爾斯所指出的那樣，“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或更準確的說，是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決定由社會合作所產生的利益之劃分方式。”羅爾斯所說的社會主要制度是指社會的政治結構和主要的經濟與社會安排。[12]把社會的基本結構作為社會正義的主要問題，其目的就在于探索出符合盡可能性多的社會成員所認可的社會基本制度設計，變革現有的社會制度中不符合社會正義原則的部分，重構社會的合作、分配體系，使得資源、利益、機會等基本善（primarygoods）在社會成員間實現公平的分配。
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在協調經濟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國家對經濟的協調就會涉及到市場競爭、市場秩序、財政稅收等社會經濟的基本制度問題，這些領域屬于羅爾斯所說的社會主要制度。因此，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規范與調整就走入了社會正義的視野。社會正義對于經濟法的主要作用表現在，用社會正義原則來審視經濟法在經濟生活領域中否實現了基本善在社會成員間的公平分配，如何完善經濟法，促進社會經濟的良性發展。與此相對的是，傳統的民商法所調整的市民社會領域則是個人正義所審視的對象。“個人正義問題關注個人是否合乎社會秩序的要求，旨趣在規范個人的行為，維持社會秩序與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轉。”[13]民商法旨在規范調整私法主體的行為，使私法主體的行為符合既有的社會制度安排，促進社會的有序化發展。可以看出社會正義與個人正義的主要區別是：社會正義關注社會的主要制度對于基本善在社會成員間的分配是否合理，立基于制度滿足人的需要的思考；個人正義關注個體行為是否合乎既定的社會制度，立基于人與制度的協調。
羅爾斯認為社會正義的兩個基本原則是：一、平等地分配權利義務；二、差別原則，其主要含義是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只要其結果能給每一個人，尤其是哪些最少受惠的社會成員帶來補償利益，它們就是正義的。[14]像其他部門法一樣，經濟法也追求權利義務在個體間的平等分配，如個體平等地享有公平競爭的權利，負有同樣的納稅的義務。其次，經濟法也體現了差別原則。但是差別原則所追求的結果是社會整體利益的增進，即一方利益的增進，處境的改善并不導致他人的利益減少和處境變壞。這與功利主義所追求的利益總額的最大化是存在明顯區別的（采取功利主義的立場，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有時會以損害某些社會成員的利益為代價的。）
經濟法追求社會正義的實現，它的基本的制度設計即權利和義務的分配就應當符合社會正義的基本原則。平等原則在經濟法中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橫向來說，在當前的社會中，盡可能實現社會權利義務的平等分配，從而求得機會、結果在經濟法主體間的平等實現；從縱向來說，實現生存權利義務在現代人與未來人之間的合理分配，實質就是生存空間與資源的均衡分配
平等原則主要表現為經濟法主體依照法律平等地享有選擇營業范圍、公平競爭、要求行政機關給予平等對待、同等服務等權利。當然這也同時意味著經濟法主體都要誠實履行法律所規定的義務，如誠實納稅、保護環境、向勞動者提供勞動、醫療保險等義務。根據平等原則，任何經濟法主體都不享有超越、凌駕于法律之上的權利。用平等原則來檢視我們的經濟法，確實存在違背平等、公平原則的法律規定。在我國公司法中，國有獨資公司或兩個以上的國有企業或者兩個以上的投資主體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籌集生產經營資金，可以發行債券，而其他有限責任公司則無此資格；對于股份有限公司，在設立時，國有企業改建為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可以少于五人；在申請股票上市方面，原國有企業依法改建設立的，或者公司法實施后新組建成立，其主要發起人為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可以連續計算三年的盈利期間。同樣是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卻有不同的對待。導致不同對待的原因，除了所有制方面的差異外，實在想不出其他方面的實質差別。現在問題歸結于所有制性質差異是不是給予企業不同對待的充足的理由。如果認為所有制的差別足以使人認為國有性質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所有制性質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不屬于同樣情況，那么這種區別對待是符合形式正義的觀念的，否則，就只能說這種區別對待是立法者的“專斷的區分”了。黨的十六大文件指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因此，再根據所有制的差異而人為的制造經濟主體間的差別對待，就有違于平等原則和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
財富的均衡分配也是經濟法所關注的重要問題。“在任何一個時點上，都應該在社會的全體人民之間比較公平地分配社會的收入和財富”[15].在現代社會，能實現這一基本目標的主要方式是稅收。我們不得不承認，社會個體間因為存在的如教育背景、能力以及性格方面的實質差異會導致其生活環境和所獲取財富的差別。一方面，我們不能漠視這種差別，任由這種差異的存在，常識告訴我們，巨大的貧富差異容易滋生大量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要通過平均主義的辦法來消滅這種差異同樣是不現實的。我們要盡可能地縮小貧富的差異，同時還要通過承認這種差異來激發社會個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能起這個作用非稅法莫屬。稅法通過對社會發展創新機制的維護，盡可能地在全社會人民之間公平地分配社會的財富。這是其他部門法所不具備的功能。
我們在討論正義的時候，大多是出于橫向維度的思考，而很少從縱向維度作出審視。這種傾向使人們的注意力太多的集中于他們所處的時代，而極少關注他們時代的人與其未來的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其實近代的民商法律制度是立基于個體是其利益最佳的判斷者和個體是謀取其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的假設上的。否則，我們很難從更深的層次上來理解為什么“私權神圣”、“契約自由”和“意思自治”能成為以個人本位的私法的基本理念。但是，當人們的目光只集中于他們所處的時代的時候，他們忘記了未來。在對自然資源進行掠奪性開發、在生態環境急劇惡化到危及他們生存的時候，人們才猛然醒悟，將來會怎么樣？于是學界提出了“生態人”的假設，“所謂‘生態人’，是與‘經濟人’相對稱的一種概念假設，……而‘生態人’則順應生態發展規律，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其包含了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當代人與后代之間的共振共諧關系。”[16]這種‘生態人’的假設表現在現代經濟法學中，就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的引進，使我們當前的“法的‘真正的正義性、公平性’正在受到審查”。[17]
可持續發展應當包括以下三點：首先，人應當與自然和諧相處，人們應當從傳統工業文明中“人是自然的主人”的觀念向“人是自然的成員”轉換；其次，強調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都要考慮到代內平等、代際平等，應當承認后代人的本應享有的平等機會，不應剝奪后代所享有的同等發展和消費的權利；再次，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要合理的控制人口的增長，使經濟發展與社會的人口增長、環境保護等到多元的社會發展目標協調起來。[18]我們應當把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法正義考察的一個價值取向之一。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使我們對正義的考察有了縱向維度的思考，而不是僅限于我們所生活的時代。這從某種程度上保證了我們的行為更趨于理性，使我們的行為能經受住歷史的考驗。
差別原則在經濟法中則具有現實的矯正意義。同為社會的個體，因為成長環境、教育背景、個人能力等方面的差異，很難實現社會個體的機會平等。對形式上平等、實質上有差異的個體采取不同的對待，從而從更大程度上實現機會的平等。國家對殘疾、失業人員的經營采取稅收減免的優惠措施，實際上是給予其傾斜性的政策增強其參與社會競爭的能力，從實質上保證機會平等的實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雖然機會平等不能保證最后的結果平等，但是沒有機會平等很難有結果的平等。我國的各地區間因為地理位置、資源狀況以及產業結構等方面的因素差異，導致了經濟狀況和發展水平的巨大懸殊。國家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就是通過稅收、財政、產業等政策的傾斜，給西部地區更多的發展機會，以縮小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差異，實現地區間的均衡發。特別在我國目前的開勢下，通過差別對待，縮小個體間、區域間的巨大差異，是增進社會利益的一種選擇。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雖然同是市場主體，但是基于引進外資促進經濟增長、提高生產力發展水平、改變經濟的增長方式從而達到增加社會財富、利益的目標，我們的外資企業法給予了外資企業不同于內資企業的待遇。在設立方面，《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借鑒了英美法的做法，在股東出資方面采取了授權資本制[19]，而內資的公司企業則采取的是法定資本制；在稅收方面，外資企業享有不同的稅收的優惠，而內資企業則很少有例外。即使同是內資企業，也可能因為國家的產業政策會有不同的待遇，比如高新企業可以享受到其他企業所享受不到的稅收優惠。當然隨著我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的區別對待要逐步取消，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否定這種區別對待曾經存在的合理性和它對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所起的積極的推動作用。
應當指出，平等原則是在經濟法領域內實現社會正義的主要原則，而起矯正作用的差別原則是輔原則。差別原則只是在特定的情形下、特定的時期時才具有合理性和積極意義。在壯大國有經濟的時代，給予國有經企業特殊待遇似無可厚非，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為引進外資促進經濟發展給予外資企業經優惠政策也不失明智之舉；而目前，我們進入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同時我們也成為了世貿組織的成員，順應這種社會形式，取消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差別對待，實現企業間的平等應是經濟法發展的必然選擇。
（三）實質正義不是經濟法所獨有價值追求。
有學者曾以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作為標準來區分民商法和經濟不法。[20]這一觀點未免有失偏頗。
正義的核心觀念就是“同樣情況同樣對待；不同情況不同對待。”（Treatlikecasesalike；treatdifferentcasesdifferently.）同樣情況同樣對待對應于形式正義，而不同情況不同對待則對應于實質正義。
形式正義要求同樣情況同樣對待，在法律上就表現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體而言，就是對于相同的法律主體要給予相同的對待。有所不同的是，羅爾斯認為，形式正義是對法律和制度公正一致的管理，而不管其實質性原則是什么。[21]羅爾斯的形式正義實際上已經游離于法律本身之外了，它是從法的實施這個角度來討論形式正義。其實形式正義是每一個法律部門都要遵循的基本原則。在民商法中，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民商事主體的行為能力的范圍以及責任能力的確定是相同的，而在經濟法中，同樣的經濟法主體享有平等的公平競爭、選擇營業范圍等權利，同樣負有納稅、保護環境等義務。實質正義，亦指社會公正，即不同情況不同對待。這也是每個法律部門所不能偏離的基本理念。在民商法中，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和不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民事主體，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和不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在民商事行為能力以及責任能力確定就有所不同，在經濟法中，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在稅收等方面就有不同的對待，在最低生活保障對象的選擇上也體現了不同情況不同對待。因此，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是完善的法律制度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每一法律部門都同時追求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的實現。
相反，如果把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人為的割裂開來，一個法律部門的作用和功能就有可能背離人們對該法律部門的期待。如果只講求形式正義，就會出現波斯納所說的情況：“這種形式的平等會將某些結果排除掉”。[22]也可以這樣說，同等對待相同情況的個體，在很多情況下不會出現人們所期待的平等結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原本處于相同情況的市場個體，有的個體會因為技術優勢、管理優勢或資本優勢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逐步取得在市場中的優勢地位或壟斷地位。如果該市場個體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則限制了競爭，剝奪了其他市場個體的平等競爭機會，該企業已和其他企業不處于相同的競爭地位。這一變化要求法律對該企業進行區別對待，以保證社會公眾對形式正義所產生的結果的公正性的期待。從這一角度來講，實質正義是形式正義的補充和保障。同理，離開了形式正義所講求的同樣情況同樣對待這一大前提，片面的講不同情況不同對待的實質正義，其普遍性和合理性就會受到質疑，所以只有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在一個法律部門中充分地結合，才能保證該法律部門在社會的認可和實施。
當然對于“同樣情況”和“不同情況”的判斷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波斯納曾指出“更甚的是，沒有任何現實世界的法律制度有可能（或更有意義的是，也不應當）避免一切專斷的區分。”[23]對于“同樣情況”的判斷取決于人們對個體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的取舍。“非常明顯，有關聯的相似性和差異性的標準是可以隨著特定的人或社會的根本道德觀而經常變化的。”[24]在教育未向婦女開放的時代，人們普遍認為，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差異性遠遠大于同樣是人的男性與女性之間的相似性。
四、結論
經濟法的社會正義觀的形成是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它是隨著社會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確立經濟法的社會正義觀，可以使我們從實然的經濟法入手，對規范層面的經濟法從社會正義的角度進行檢視，檢驗經濟法的制度設計是否偏離了我們的社會正義觀，以求證合理應然的經濟法，從而求得經濟法功能和效用的最大限度的發揮。
注釋：
[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252頁。
[2]周旺生。論作為高層次倫理規范的正義［J］。法學論壇，2003，4，36頁。
[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264頁。
[4]周旺生。論作為高層次倫理規范的正義［J］。法學論壇，2003，4，37頁。
[5]鄭汝純。普通法之正義意識［J］。比較法研究，1998，4，417頁。
[6]張文顯。法哲學范疇［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202頁。
[7][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252頁。
[8]顧功耘。經濟法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9頁。
[9]楊紫煊徐杰。經濟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5頁。
[10]梁慧星。從近代民法到現代民法［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金橋文化出版社。2000，169頁。
[11][英]戴維·米勒。社會正義原則［M］。應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2—19頁。
[12][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7頁。
[13]呂小波。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問題初探［J］。江西社會科學。2001，4，131頁。
[14][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60—61頁。
[15][英]詹姆斯·E·米德。效率、公平與產權［M］。施仁譯。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2，12頁。
[16]單飛躍。經濟法理念與范疇的解析［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15—16頁。
[17]呂忠梅、陳虹。論經濟法的工具性價值與目的性價值［J］。法商研究。2000，6，65頁。
[18]袁亞愚等。中國社會問題［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191頁。
[19]史際春、溫燁、鄧峰。企業和公司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196頁。
[20]同上，153頁。
[21][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第58頁。
[22]理查德·A·波斯納。法理學問題［M］。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417頁。
為了分析中國民航的安全趨勢，基于中國民航1995－2014年安全生產歷史數據和民航安全運行關系密切的26項社會經濟指標，利用因子分析、相關系數等數學方法，建立了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民航安全狀況與社會經濟指標的管理關聯性。該模型表明對民航安全具有顯著影響的社會經濟指標包括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和人員素質。通過對比安全生產指標的擬合值和實際值，分析民航安全趨勢的變化規律，并利用自回歸移動平均模型預測2015－2018年民航安全生產指標值。計算結果顯示該時間段內民航安全生產指標將處于歷史高位，且呈現緩慢上升趨勢。最后給出了針對行業安全監管、安全運行等方面的改進建議。
關鍵詞:
安全;民用航空;社會經濟指標;多元線性回歸;ARIMA模型
雖然從交通工具的可靠性、維護性、安全性、從業人員素質、政府安全標準和事故率、死亡人數等全方位對比，航空運輸的安全性遠高于鐵路、水路和公路運輸。但是，隨著“馬航MH370”等事故的發生，民航安全已經成為國家戰略與安全層面問題。近年來，中國民航安全記錄持續改進，已經接近世界一流水平。2010－2014年期間，中國民航運輸總周轉量、旅客運輸量年均增長率超過10%，而運輸航空重大事故率(0．07/百萬架次，0．03/百萬飛行小時)遠好于全球平均水平(0．39/百萬架次，0．2/百萬飛行小時)，超過了世界民航發達國家美國(0．19/百萬架次，0．1/百萬飛行小時)的安全記錄。雖然安全記錄一流，但實際上在我國民航業高速發展中凸顯出的保障能力、基礎設施、關鍵人才隊伍和管理水平等薄弱環節，使得民航業未來的安全、運行、發展面臨全方位的挑戰和限制。研究顯示［1］，某一行業的安全宏觀與微觀形勢與其所處經濟社會發展環境關系密切。可以預見“十三五”期間，隨著民航業規模的持續快速增長，安全的壓力將同步呈現增長的趨勢。因此為了進一步提升民航安全水平，研究民航安全與社會經濟的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
1影響民航安全的社會經濟指標分析
1．1社會經濟指標篩選已有研究成果表明［2－3］，全球各國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安全狀況與經濟社會狀況存在相關性，如十萬人死亡率與國內生產總值呈負相關或正相關。同理，民航的安全與經濟發展也存在密切的關聯。參考國內外社會學家對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研究成果［4］，選擇了7個大類45項反映經濟社會發展的指標，用于分析我國民航安全生產狀況與經濟社會在各個發展階段的內在聯系和相互作用。通過散點圖、關聯分析等方法剔除與民航安全生產關系不密切的指標之后，得到6個大類共計26項指標，包括:1)國民經濟指標:國家財政收入(億元)X1、國家財政支出(億元)X2、國內生產總值(億元)X3、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元)X4、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5、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X6、國際旅游外匯收入(億美元)X7。2)產業結構指標:第一產業增加值(億元)X8、第二產業增加值(億元)X9、第三產業增加值(億元)X10。3)行業發展指標:民用航空旅客運輸量(萬人)X11、民用航空旅客周轉量(億人公里)X12、民用航空貨物運輸量(萬噸)X13、民用航空貨物周轉量(億噸公里)X14、民用航空航線數(條)X15、定期航班航線里程(公里)X16、民用運輸飛機架數(架)X17。4)人員素質指標:普通本專科畢業生數(萬人)X18、研究生畢業生數(萬人)X19、航空運輸業就業人員數(人)X20。5)科技水平指標: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全時當量(萬人年)X21、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億元)X22、高技術產品進出口額(億美元)X23。6)社會穩定指標:公安機關立案的刑事案件合計(起)X24、城鎮登記失業人數(萬人)X25、城鎮登記失業率(%)X26。本文所采用的1995－2014年期間的統計數據均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5］。
1．2民航安全生產指標篩選事故數、事故征候數、事故征候率是民航運輸飛行的主要安全指標。隨著近二十年來中國民航的安全水平快速提升，民航運輸飛行事故數量變得極為稀少，間隔多年才會出現一次。本文事故數將轉化為“事故災變系數”［6－7］，其定義為指定時間段內有運輸飛行事故發生時為1，無則為0。
2民航安全生產狀況與經濟社會指標多元回歸分析
2．1影響民航安全生產的經濟社會指標因子分析由于影響民航安全生產的主要社會經濟指標較多，難以直接進行回歸分析，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將社會經濟指標分類提取公因子后再進行回歸分析［8－9］。
2．2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采用向后刪除法篩選自變量。該方法通過從眾多變量中篩選顯著的變量，并建立回歸方程，是多元回歸分析法中能夠得到最優方程的一種方法。該方法是按各變量Fi對Y作用的顯著程度大小來決定是否引入或剔除。用以衡量Fi對Y作用大小的量是Fi對Y的貢獻，即顯著性(Sig)值［10］。通過對1995－2014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和民航安全生產指標進行回歸分析，可以確定影響我國民航安全生產的主要因素及其不同的影響程度［11］。
2．2．1計算結果分析以Y為因變量，以Fi為自變量，采用向后刪除法進行多元線性回歸，結果如表2～表4所示。表2信息顯示4個模型R2均大于0．90，表明各模型能夠解釋民航安全生產指標90%以上的變差，模型效果極好。表3中，Durbin－Watson=2．143，與2接近，殘差與自變量獨立，通過檢驗。表4中，ANOVA檢驗結果顯示，4個模型顯著性(Sig)值均小于0．05，說明其均有意義，且與民航安全生產指標顯著相關。表5結果清晰的顯示了自變量的刪除過程，除模型4以外，其他模型中的參數均存在非顯著性(Sig．＞0．05)的自變量，這些自變量對于民航安全生產指標(Y)的影響并不顯著。最優模型應去除所有對Y影響不顯著的Fi，僅顯示對Y影響顯著的Fi。因此，最終確定模型4為最優模型。
2．2．2民航安全生產指標回歸方程民航安全生產指標與經濟社會主要影響因素的標準化回歸方程。將1995－2014年我國的經濟社會數據，代入回歸方程，結果顯示擬合曲線與實際曲線擬合程度較高，表明回歸方程解釋效果較好(如圖1)。
3民航安全生產發展趨勢分析與預測
3．1建立預測模型計算結果表明差分自回歸滑動平均法［12－13］優于灰色理論、趨勢分析預測等建模方法。本文預測模型使用時序預測中的ARIMA模型，對比不同p，d，q值后得到ARIMA(0，1，0)模型，結果如表6所示。平穩的R2=0．659，R2=0．878，Ljung－Box統計量的顯著性值Sig．=0．640＞0．5。表6數據顯示，模型擬合情況良好，殘差序列是沒有自相關性的。表7表明對民航安全生產狀況有顯著影響的指標依次為:民用運輸飛機架數(X17)、第三產業增加值(X10)、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X5)、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全時當量(X21)、研究生畢業生數(X19)。以除X21的Sig．=0．066＞0．05，其余指標Sig．均小于0．05，可認為模型各參數具有顯著性。同時，模型中的各指標與現實中的情況高度吻合，即直接反映出行業增長(民用運輸飛機架數)、產業結構調整(第三產業增加值)、國民經濟(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科技(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全時當量)和教育(研究生畢業生數)對民航安全的直接影響。預測2015－2018年安全生產指數(如圖2所示)。實際值與擬合值具有較好的重合度，趨勢完全一致，若能提升樣本數量模型的預測精度將更為理想。
3．2預測結果分析1)鑒于我國“十三五”期間經濟仍然將保持較高增速，同時將處于產業結構調整的轉型階段，民航的事故、事故征候的總量很可能出現較大起伏，總體安全形勢嚴峻。2)從預測結果看，2015－2018年期間，我國民航安全生產指數保持平穩，雖緩慢上升趨勢，但是幅度極小。民航安全生產指數將保持在1．13左右保持穩定，但并不排除出現較大波動的可能性。5結論本文針對當前我國民航業快速發展的形勢，結合中國民航近二十年來安全生產數據，分析了影響民航安全生產的經濟社會主要因素，相關結論如下:1)ARIMA(0，1，0)模型預測結果顯示2015－2018年，民航安全生產指數將處于高位運行，但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大環境中，通過行業主管部門對主要安全因素進行宏觀控制，能夠控制民航安全生產指數上升幅度并縮短上升期。2)民用運輸飛機架數、第三產業增加值、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全時當量和研究生畢業生數對于安全生產指數具有顯著影響。通過合理調整產業結構，民航業的增長速度、加強高級人才培養與增加科技研發投入，可有效的改善民航業安全形勢。3)對民航安全生產指標的影響程度從高到低依次為國民經濟、產業結構和人員素質。在我國“十三五”戰略規劃中，國民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優化，國民素質的提高已被列為了重點。國家與民航業戰略重點完全重合，這將為民航安全水平提供戰略層面的有力支撐。4)民航安全生產還受到其他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要結合我國經濟發展的狀況，以及民航行業發展的形勢，持續推進安全生產法制建設，健全完善民航安全監管體系、安全管理體系，推進積極主動的安全文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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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信任：人際信任；社會關系
信任和人際信任，作為人們社會交往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品質，能夠降低交往過程中不必要的資源損耗。提高交往互動的效率，對整個社會發展狀況具有重要的影響。目前，學術界和社會媒體普遍認為，處于社會現代化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缺乏信任或誠信，低信任水平阻礙了中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由于信任的意義及其缺失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使得有關信任及人際信任問題的研究，在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人與人交往過程中的重要性日益突顯出來。本文在梳理人際信任相關研究的基礎之上，重點分析了“社會關系與人際信任”的相關研究。
一、人際信任概念
人際信任在信任范疇內的定義比較寬泛，國外有學者認為人際信任是指“對某種人際關系具有的信心的程度”(薛天山、翟學偉，2009)。國內有學者認為人際信任是指當個體面臨結果不確定的事件時，期待他人發生符合自己期望的“適當”行為或滿意結果的心理或行為傾向(薛天山、翟學偉，2009)。綜合這兩個定義及文獻綜述中對信任定義的解釋，對人際信任這一概念的把握應確定三點：(1)人際信任是對另+體或群體的信任而非事件或系統；(2)人際信任本質上是個體的一種心理狀態或行為傾向而非實際行動：(3)人際信任只在無法預料結果的可選擇情況下通過行動來觀察理解(薛天山、翟學偉，2009)。
有學者將已有的信任研究，諸如從不同角度探討信任的定義、分類、產生機制及功能等，根據研究取向及理論主張做了大致歸類：(1)社會結構決定論，主張信任是社會結構的產物，并且兩者相互制約：(2)文化規范決定論，主張信任受一個社會的文化規范影響，提倡跨文化研究；(3)關系性質決定論，主張信任是人際關系的產物，由人際關系中的理性計算和情感關聯所決定；(4)人格特質決定論。主張信任是個人的人格特點如人品、能力影響后的表現(張云武，2009)。
二、人際信任實證研究
受國外學者研究的啟發，近15年來，人際信任也成為國內社會學者的研究熱點，研究成果回應了國外學者有關中國人信任行為的偏見，提出了中國文化背景下的信任的概念指標、信任結構、信任模式，以及維持信任和產生信任的機制等(張云武，2009)。歸納起來，國內學者對我國城市居民的人際信任的研究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大量的實證調查來分析我國城市居民的人際信任的特點和現狀；二是尋求一種解釋機制來分析我國人際信任狀況的原因。
1.對我國城市居民人際信任特點的實證研究。如張建新等學者的研究表明：北京、香港和美國的大學生對親人的信任度沒有差異，并且對他人的信任度隨著與他人關系的親密度的增加而增加；但北京大學生對熟人和陌生人的信任度高于美國和香港的大學生。王飛雪等學者比較了中、日、美三國的城市居民對一般性他人的信任度，發現中國城市居民的信任結構較為復雜，對他人的一般信任度低于日、美居民。而程勝利在對城市居民的人際信任統計調查結果則認為；當前市民的人際信任程度是令人擔心的，雖沒有達到人心唯危的地步，但也應引起人們的重視。
2.關于解釋我國人際信任狀況原因的研究。張靜將中國人的信任分為對當事人的信任和對維持生活信任機制的信任。進而討論了維持信任的三種機制，即人際關系約束、單位組織約束和制度約束：隨著社會的變化，前兩種約束的效力下降。因此，必須加強制度約束。楊中芳、彭泗清研究則認為：應把信任放在中國的獨特社會、文化、歷史背景下考察，并描述了人際關系與人際信任之間的辯證關系，建立了本士人際信任模式。王紹光、劉欣通過對中國四個城市的數據調查。發現社會地位對信任度有所影響，參與集體活動、樂觀心理狀態和熟悉度的增加都有利于提高信任度；程勝利在對濟南市城市居民的人際信任的調查分析認為個體差異(性別、年齡、文化)對人際信任具有顯著影響。胡榮在2006年的一項研究也證實了農村居民的社會信任程度與信任對象的個人特征具有緊密聯系，個體差異如性別、年齡、收入在影響普遍信任上存在顯著差異。
三、社會關系與人際信任的研究
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無疑為中國傳統社會關系的研究開辟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但隨著、、改革開放、經濟體制改革等一系列社會變革的發生，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是一個以農為生，世代定居的封閉狀態了。特別是城市居民的社會關系范圍和性質發生了較大變化，融入了更多的理性和市場經濟的因素，并成為他們進行社會交往的行動準則。如部分國外學者主張信任是人際關系的產物，信任如何體現由人際關系中的理性計算和情感關聯所決定，代表學者有列維斯、韋吉特(1985)和麥克阿利斯特(1995)等。而帕特南(1993)則認為：社會信任能夠從互惠規范和公民參與網絡這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產生。公民參與網絡增加了人們在任何單獨交易中進行欺騙的潛在成本；公民參與網絡培育了強大的互惠規范；公民參與網絡促進了交往，促進了有關個人品行信息的流通；公民參與網絡還體現了以往合作的成功，可把它作為一種具有文化內涵的模扳，未來的合作可在此基礎上進行。
國內學者主要從社會關系網絡的視角探討人際信任與社會交往的關聯性問題。李偉民、梁玉成研究發現在人際信任中中國人所信任的人群除了以血緣關系為主外，還包括有親密交往朋友；彭泗清的研究顯示：信任程度與人際關系的密切度成正比。胡榮、李靜雅在對廈門市城市居民的人際信任研究中考察了社團參與對城市居民人際信任的影響，但得到的結論是社團參與對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的影響并不具有顯著性。張云武的研究認為對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觸對象的總信任度不同的居民，社會交往的取向和擁有的關系網絡是不同的，總信任度高的居民與總信任度低的居民相比，社會交往的選擇取向和表面取向弱，并且擁有豐富的關系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