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在歷史上，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由于缺少馬克思學說所要求的那些物質前提和主體力量，導致蘇聯模式的“無社會的社會主義”。只有走出這一模式，才能為社會主義開辟健康的發展道路。

因此，當今中國需要的不是倒退而是前進，是更多的市場經濟，更多的民主。

最近幾年來從“民間”到學術界，從網絡到出版物，流行著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二十多年來以市場經濟為指向的改革開放背離了原來的社會主義方向，從而帶來了巨大的矛盾與沖突，因此現在應該及時“反思”并迅速剎車。這種思潮以為旗幟，以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號召，并以此來彰顯自己的政治正確性和道德優勢。這種思潮還認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由國家權力解決公平問題，因為公平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和目的。據說這才是對和社會主義的惟一正確解釋。在我看來，這種政治主張是膚淺的，不正確的，其理論基礎也談不上是，而只不過是對這一學說所作的道德主義、浪漫主義解釋以及對失敗的蘇聯模式之自覺不自覺的美化和留戀而已。把這種“”運用于我國現實，我深信，既不會有利于人民大眾和社會進步，也不會給帶來任何益處。

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自己的社會主義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依照他們的歷史認識，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自然歷史過程的必然方向，是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經濟矛盾高度發展的替代物。把社會主義看作客觀歷史意義上的必然性而不是主觀道德層面上的必要性，正是馬克思學說區別于其他一切社會主義流派的地方。決定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基本觀念的，始終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規律性認識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倫理“訴求”。然而，這一馬克思學說的實質到后來卻經常被人們忽視和遺忘了。20世紀以來，對馬克思學說作倫理主義、道德主義的解釋，無論在西方和東方的社會主義者隊伍里都占據了上風。人們愈來愈熱心地大講特講、竭力“弘揚”的是馬克思學說對資本主義的道德嫌惡和對社會主義的正義追求，而對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唯物主義本來特征避而不談，這樣就完全把馬克思恩格斯改造成了倫理社會主義者，描繪成了雖然懷抱對弱者、對勞動者的無限同情但卻缺少自己的完整歷史理論邏輯的道德家或宗教家。依我看，與其說這是在贊揚馬克思，不如說是在侮辱馬克思。因為這種做法恰好不是把馬克思當作一位立志以科學的檢查和醫療方案根治資本主義機體弊病的醫生去看待，而是在稱頌這位醫生時對他的醫療方案閉口不談甚至毫無興趣，只是一味嘖嘖贊美他那顆治病救人的好心；不是依靠我們今天更加發展了的科學手段去檢驗這位醫生的醫療方案，指出其中至今仍有科學價值的部分，同時，如果可能的話，也要發現其中的不足甚至錯誤之處，以便使之更臻正確和更具有現代水平，而是盡力使人們相信，他的方案正確還是錯誤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對待病人時他志趣高遠，目標高尚！你們能夠想象如果某位真正的醫生受到這樣的贊揚，他會作出怎樣的反應么？我想他一定會說：對不起，我寧愿要對我的醫療方案的尖銳而實際的批評，也不要這種空洞的贊揚。

二

迄今為止，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那種從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社會矛盾之中自然孕育出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并沒有出現過。我們所看到的社會主義革命都不是在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中心地區，而是在經濟文化大大落后，剛剛只有資本主義初級發展或干脆就沒有資本主義發展的東方國度中發生的。應當承認，這些社會主義革命一般有其特定世界歷史意義上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因為它們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展進程中各種復雜的現實矛盾和精神發展相互作用的結果，是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了的西方社會主義理論與東方各“后發的”或“欠發達”的國度在被動現代化過程中的現實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但是，此必然性非彼必然性，這些地方并沒有具備經典馬克思學說所要求的那些資本主義物質前提（高度發展的生產力和符合現代文明水平的文化）和主體力量（數量和質量上都足夠發達、從而能夠在革命后對社會生產資料實行自治管理的工人階級人民大眾）。而由于缺少了這些條件，在過去將近90年的歷史上，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實驗，直接間接地總是引導向蘇聯類型的“現實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由于能夠借助高度集權的巨大政治力量整合社會資源，完全可以在一定時期內迅速取得某些重大的、頗可稱道的經濟成就，也可以在一些時期或一些情況下憑借管理者的理想信念、本能的同情心和道德自律之類的主觀條件，為謀取人民大眾的利益實行有利的措施和政策，但所有這些措施和政策都沒有得到制度上的客觀保證，因而只能視為一種自上而下的、依靠幸運的偶然性去保證的賜予。這一體制的最大弱點在于，由于缺乏民主，在制度安排上并沒有保證勞動者大眾自己掌握生產資料和實行自我管理，而只是建立了某種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政治權力對生產資料公有關系的“代管制”（如羅莎·盧森堡在其名作《論俄國革命》中早就富有預見性地指出的那樣）。可以簡潔地把這種社會主義叫做無社會的社會主義，因為它恰恰是把社會——組成社會的人民大眾——的參與管理排除在了整個社會組織的基本運作之外，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公有制，無法防止自己不成為管理者的公有制。這樣一種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預言的那種社會主義大異其趣，現實生活早已證明，就長期而言，它既保證不了效率也保證不了公正。這種社會主義的典型——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給國家、人民，同時也給帶來了巨大傷害。不走出這種蘇聯式“社會主義”的藩籬，不但不可能實現什么社會主義理想，甚至也不可能進入現代文明社會之列。

三

然而歷史也表明，要走出這一藩籬是十分困難的。其原因在于這一體制自身所固有的強大封閉性和頑固性，在于其經濟、政治和文化高度一體化的社會結構，在于由這一結構所造就的盤根錯節的特殊集團的特殊利益，處處阻礙著任何實質性的自我改革。戰后幾十年中蘇聯及東歐各國屢經修修補補式的改革，毫無例外地不是在內部矛盾面前淺嘗輒止，就是在外部干涉之下戛然停步，永遠是趔趄不前，一次次錯失有利的歷史時機，以至最終歸于失敗。在蘇聯模式最終瓦解，無可挽回地成為歷史陳跡的條件下，我們惟一的、也是最后的出路就是通過市場經濟所發展起來的客觀社會力量——用馬克思愛用的話來說，就是物質力量——來擺脫舊有的體制，并為創造未來的健康的社會主義的物質與文化前提打下基礎。在這個意義上，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完善、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高效率，都是當今中國所特別必需的，因為正是在市場經濟的粗糙現實中，隱藏著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未來希望。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不把市場經濟和勞動者的社會解放抽象地對立起來。在他們看來，商品經濟的發展在歷史上起著革命的作用，它瓦解舊式的人對人的依附關系，用契約的、形式的平等代替公開的等級制度，而這正是進一步實現社會普遍的、實質的平等和勞動者的徹底解放所必需的歷史前提。不錯，商品經濟遠不是美好的，但是，商品是天生的普遍主義者和平等主義者，它會以自己的內在經濟力量賦予勞動者捍衛和提高自己利益的物質手段。市場發展的內在邏輯要求民主，而只有在實現了民主體制的條件下，勞動者才有可能合法地、公開地抵制市場的有害后果，爭取自身地位和待遇的改善，并逐步培養和提高自己的政治自治能力。

從這樣的觀點看，與其說我國現今的市場經濟改革太多了，還不如說大大不夠。我們現在與其說是

吃市場經濟發展之苦，不如說是吃市場經濟發展不足之苦。我國是在高度集權的社會政治體制下開始經濟和社會改革的。二十多年來，我們的經濟固然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中央集權計劃經濟而邁上了市場化的道路，但與此同時，政治結構雖有改革，總體看來卻仍與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由此而來的必然后果是權力介入市場，與資本互相結合和滲透，甚至直接參與經營，從而形成權力尋租、等等現象。與其說這是一種少數人缺少“正確世界觀的改造”所犯下的道德過錯，不如說它是尚未完成改革的舊體制與市場結合所造就的結果。

第2篇

摘要：

    我國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成功地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體系正在逐步完善。現階段，在市場經濟體系逐步完善的過程中，經濟活動中的倫理道德問題相當突出，其中的是非曲直能否澄清，將影響到

 三、義和利的關系問題

    道德所追求的，與其說是“德”，不如說是如何把“得”與“德”相結合，從根本上說，道德就是如何達到“義利合一”、“德得相通”的智慧。道德的真諦，不是要人們不要“得”，否則便與人類生活相悖，而是解決“如何獲得”的問題。“義利合一”、“德得相通”才體現了道德的精髓。

 的確，在市場經濟中，利益是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個人有個人的利益，集體有集體的利益，國家有國家的利益，民族有民族的利益，利益深透了社會的每一根“神經”。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f2l市場經濟追求利潤最大化，這一原則將經濟主體的利益動力充分釋放出來，調動起人們的積極性，極大地推動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這是積極的一面;同時也存在著消極的一面，在市場經濟中人們容易自然而然地用金錢來作為獲得利益的標準，把金錢作為萬能的流通手段，能夠買一切商品;在特殊條件下，還能夠買到名譽、地位、官職乃至人的靈魂。因此，人們為了追求金錢最大化，常常見利忘義，利欲熏心。當然，這樣的價值觀是不文明的，不值得提倡的。我們必須要建立以“義”來調節“利”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利益的社會道德觀。個人的利益必須服從于和服務于社會的利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承認追求最大利益的合理性，但同時也要求在追求個人利益時必須符合社會道德這個“義”，道德是維持市場經濟秩序所必需的。因此，只有處理好“義”和“利”的關系，個人、集體、社會才能持續的不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