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3-09 03:16:1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語言文字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1當前我國語言文字信息化缺乏整體的規劃部署
目前我國進行的信息化建設領域還沒有滲透到語言文字上來，對語言文字的信息化建設還沒有協調統一的構建機制，對整個語言文字信息化的建設缺少整體的規劃部署。另外，語言文字學家對科學技術方面探索交流比較少，缺乏資源共享和資源的整合機制，所以導致當前語言文字的信息化水平較低。
1.2我國語言文字信息化基礎薄弱，資源和技術不足
邁入現代化建設后，我國在語言文字信息化建設上由于原來的基礎薄弱，缺乏重視，另外就是資源和技術嚴重不足，所以我國語言文字的信息管理系統沒有得到全面的普及。我國對語言文字進行信息化建設的資源和一些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都比較缺乏，高層次的人才很難被運用到語言文字信息化領域。
1.3同國外相比我國語言文字信息化發展差距明顯
中國的語言文字信息化和國外的語言文字信息化發展水平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在信息化處理的技術上也存在差距。當前我國語言文字信息化只停留在對字句的處理和語法、詞義、語用等單項技術的研究上，而對它們各個層面之間的相互比較研究較為少，這就使得可以投入實際的語言文字運行系統和可以推廣的項目更少，而國外一些國家都會加強對語言文字信息化的處理。
1.4我國語言文字信息處理的產業化程度低，實際的應用和實踐不足
當前我國進行的語言文字信息處理都只限于某個方面進行，研究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數據庫的環境或是Web的環境中，對一些技術化、智能化、程度高的語言信息處理得較為稀少，這就直接導致語言文字在翻譯、語音識別、語義理解方面的信息化實踐和應用不足。另外一方面，相關部門對我國語言文字信息化處理沒有足夠重視，導致語言文字信息化的產業程度低，缺乏整體的一個高效的、產學研用一體化機制。
2語言文字信息化建設的意義
2.1語言文字信息化對我國信息化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語言文字是國家的文明標志，是判斷國家信息化建設程度的評測儀，它對我國建設現代信息化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語言文字承載著國家信息化建設的基礎，對我國進行信息化建設保護和開發語言資源，推進我國的語言現代化和國家信息化建設的發展進程。
2.2語言文字信息化對文化教育信息化起著推動作用語言文字的信息化進程不僅是我國的技術發展，更是代表著我國文化的發展，它承載著弘揚中華文化的重任。我國是個多民族國家，而語言和文字也更是豐富，這些古老的文字和語言符號，都需要靠現代的信息化技術幫助處理。
2.3語言文字信息化對語言文字工作起著導向作用
目前我國的語言文字信息化建設人力、財力和物力投入都相當少，無法和當前進行信息化建設的背景相適應。而進行語言文字信息化建設后，我國的語言文字工作就會加快發展的步伐，其標準度、精準度和效率都會得到很大的提升，這對我國語言文字工作來說是起到了一個導向的作用，語言文字工作的目的性和目標就會明確，各項工作也能順利開展。
3我國語言文字信息化建設的重點
3.1重視語言文字資源數字化基礎
要想對我國的語言文字信息化進行有效的建設，就必須對我國語言文字資源數字化基礎予以高度重視，這是建設語言文字信息化的基礎，也是多種語言文字實際應用和操作的關鍵。以語言文字資源數字化為載體，積極的開展各項學術研究工作，從小部門的語言處理向大規模的語言文字數字化資源處理轉變，使得語言文字數字化資源更加充沛和豐富。
3.2鼓勵語言文字信息處理智能化
語言文字信息信息智能化就需要一系列語言文字高新技術作為支撐，包括計算機網絡對語言文字信息的處理技術。而語言文字信息處理的智能化則包括機器翻譯、語音的識別和合成、文字的檢索、人機接口智能輸入等多項關鍵的創新技術。對語言文字信息處理智能化所需技術進行有效的投入，形成一批具有高效知識產權的核心信息處理技術是當前語言文字信息化建設的重點。
4我國實行語言文字信息化建設方法
4.1建設語言文字的資源庫
語言文字的資源庫首先要從傳統的詞性標注庫向語義知識庫轉變，要將文本資源庫融合到視頻、語音和多媒體資源庫里面，增添更多的語言文字材料。另外還要利用計算機處理技術系統的進行編排和整理，為語言文字應用提供必要的數據。
4.2建設語言文字應用平臺
語言文字應用平臺是在語言文字資源庫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要依托在語言文字資源庫上。語言文字應用平臺需要眾多高新技術的支持和支撐，如語音的識別技術、中英文自動轉換回答、機器翻譯等。在語言文字平臺中利用語言文字資源庫的優勢，將可利用資源導入平臺，方便在語言文字應用平臺使用。建設語言文字應用平臺最主要的就是要加快對高科技術的研究，培養專業化的復合型技術人才。
4.3建設語言文字的門戶系統
語言文字的門戶系統是聯系語言文字使用者和信息化建設成果的紐帶，是語言文字信息化的實際應用。在建設的初期需要對已有的語言文字網進行全面的升級，需要提供相關的使用者登陸和操作的一系列技術做支撐。門戶系統更需要借助互聯網來發揮作用，讓使用者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借助互聯網就以查看有關的語言文字信息。
4.4建設語言文字的電子政務系統
語言文字的電子政務系統從另一方面來說也就是教育信息的現代化，它對加快語言文字管理機構的職能和促進公眾對語言文字工作的監督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建設一個語言文字的政務資源和一個公共的數據庫，并建立各類安全的保障環境，完善相關的電子政務管理體制和運行的機制，以促進語言文字信息化的發展。
4.5建設語言文字的信息管理系統
語言文字信息化的建設方法離不開對語言文字信息管理系統的建設，在語言文字信息化建設前期和后期以及整個過程中，都需要語言文字信息管理系統維護整個語言文字信息化建設的過程，以保證語言文字信息化進程有序展開。通過普通話的水平測試和語言文字管理的現代化來進行語言文字的管理，提高計算機的處理能力和精準度，保證管理系統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5總結
【關鍵詞】漢字；識字；節；節重復數
一、問題提出
2001年9月，《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以下簡稱《語文課程標準》)和按其編寫的實驗教材開始進入課改實驗區。與以往不同，該標準通過免設“內容標準”，增設“教材編寫建議”，為教材的選編提供了更加靈活的操作空間，但同時也給教師處理教材時把握新課程的理念增加了難度。
在小學一年級識字教學中，教師們遇到的困難之一來自“多認少寫”“識寫分開”的原則。按照規定，義務教育第一學段(1—2年級)的認字數量由原來的1250個增加到1600～1800個。”““這些漢字要求學生“認識”，即：在本課認識，放到其他語言環境中也認識，不抄，不默，不考。《語文課程標準》作出這一規定，意在減輕學生的負擔，防止“識”與“寫”的相互牽制，以利盡早、盡快、盡多地認字，并為學生及早進入閱讀做準備。然而，教師在進行識字教學時常常違背了新課程的初衷。許多老師反映，在“學會”要求之外，每課仍提出10來個漢字要求學生“認識”，任務過重。為此，他們采取了一些對策，概括起來不外有二：其一，不斷強化訓練。這種方法的結果是造成師生負擔進一步加重。其二，寄希望于后面課文對漢字的重復，在應用中掌握漢字。在我看來，這種做法更加切合新課程的理念。但是，這個問題能夠得到解決嗎?這種看似把教學任務后移的做法，很難讓人信服。有鑒于此，本研究對小學一年級第一冊語文教材中的漢字分布和識字效果進行了對比研究，希望能為教師們走出識字教學的困境提供一點幫助。
二、研究方法
(一)關于教材分析的說明
1．根據被試學校使用教材的版本，選擇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進行漢字分布統計。該冊教科書由課程教材研究所小學語文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編著，經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2001年初審通過，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本冊教材要求“認識”400個漢字。
2．節：為便于統計和說明，將教材中相對完整的每一獨立部分稱為“節”。在本冊教材中能夠獨立成“節”的板塊包括：“拼音”“復習”“識字”“語文園地”“課文”五個板塊。全書共計5l節。
3．在本冊教材中，對漢字提出“認識”要求，往往不在該字首次出現的節。鑒于這一差異，筆者選取兩個維度考察教材中漢字的分布特點，進而研究這些特點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1）以對漢字提出“認識”要求的節為起點，考察之前、之后是否重復。據重復的方式，將400個要求“認識”的漢字劃分為四類：前后都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僅后面有重復，前后都沒有重復。
（2）以對漢字提出“認識”要求的節為起點，考察節前、節后該漢字分別重復出現在多少節，并計算該漢字在全書出現的節數。
(二)關于識字量測試的說明
1．寧波市海曙小學在使用本套教材后，于2004年1月，對一年級四個平行班的188位學生進行了識字量測試。四個班級人數分別為：46、46、48、48。
2，以2500個常用漢字字表為測試試卷，請學生勾選其中能“認識”的漢字，然后統計出教材中提出過“認識”要求，而學生未予勾選的字數。據此，得到400個要求“認識”的漢字中，每一個漢字在188名學生中的總誤識人數，以此作為衡量該漢字識字效果的指標。400個漢字的測試結果中，有效數據386組。
(三)關于數據處理的說明
1．選用SPSSl2．0作為統計分析工具
2．從兩個維度考察漢字的重復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1）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方式：分別考察前后都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僅后面有重復、前后都沒有重復與誤識人數的關系，據此說明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2）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出現節數；分別考察節前重復節數、節后重復節數、全書重復節數與誤識人數的關系，據此說明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三、結果分析
(一)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方式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1．400個要求“認識”的漢字在教材中的分布情況
本冊教材要求學生“認識”的400個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方式不同，其中：167個字前后都有重復；40個字僅前面有重復；152個字僅后面有重復；41個字前后都沒有重復。上述結果中，值得注意的是，教材中有41個漢字，在學習的前后都沒有出現過；同時還有40個漢字在學習以后就沒有在教材中重復出現過，這對學生識字是非常不利的。
2．四種重復方式的識字效果比較
上圖顯示：漢字的不同重復方式，在四個班誤識人數的平均數上存在極大的反差。其中，“前后都有重復”和“僅后面有重復”的平均誤識總數，明顯低于其他兩種重復方式。意味著以這兩種方式重復的漢字，比其他漢字的識字效果更好。具體來說：“前后都有重復”的平均誤識人數是21．3；“僅后面有重復”的平均誤識人數是24．5；“僅前面有重復”的平均誤識人數是49．?；“前后都沒有重復”的平均誤識人數是49．2。
3．節后有無重復的識字效果比較
表1對四種不同的重復方式，進行了兩兩間的差異顯著性檢驗。表中顯示，不存在顯著性差異的配對組包括：“前后都有重復”一“僅后面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一“前后都沒有重復”；存在顯著性差異的組包括：“前后都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前后都有重復”一“前后都沒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一“僅后面有重復”、“僅后面有重復”一“前后都沒有重復”。
據此，可以判斷，造成四個班誤識人數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的主要因素是提出“認識”的節以后是否有重復。把數據按照“節后有無重復”重新分組，并檢驗兩組在誤識人數上的差異。
表3數據顯示，節后有重復與節后無重復的兩組，在誤識總數上，存在極其顯著差異。說明，在提出“認識”要求以后的教材中，繼續重復出現該漢字，對提高識字效果有著重要意義。
(二)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出現節數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1．從三個角度考察重復節數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上表顯示，三個不同角度得到的重復節數與四個班的誤識人數之間，相關程度不盡相同。其中，提出要求的“節后重復節數”與四個班的誤識人數之間存在極其顯著負相關，而“節前重復節數”與誤識人數之間的相關性則很弱，沒有達到顯著水平，所以，可以認為“全書重復節數”與誤識總數的相關主要是由于節后重復節數的影響。
2．節后重復的節數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注：標注“*”表示所對比的兩項均值在0.05水平上有顯著性差異。
上述散點圖顯示，所考察的386個漢字根據四個班的總誤識人數與節后重復節數確定的分布情況，即根據這兩個因素確定某個漢字在圖中的位置。隨著節后重復節數的增加，點分布越來越靠近橫向坐標軸。通過局部加權回歸(Lowess)繪制擬合線，我們可以觀察到隨著單字在節后重復節數的增加，總的誤識人數有明顯地下降趨勢。也就是說，隨著節后重復數的逐漸增加，識字效果越來越好。
3．分段考察節后重復節數對識字效果的影響
通過觀察圖2曲線的下降趨勢，我們將漢字在節后的重復分為三類情況：全書出現0—2節、全書出現3—6節、全書出現7節以上。同時，將最后一組細分為“7—14”和“15節以上”兩組，以檢驗這一組內的差異。
檢驗結果顯示，節后重復。一2節與其他三組在誤識總數上，分別達到了極其顯著的差異水平。節后重復3—6節的組與節后重復?節以上的組，在誤識總數上，也存在顯著水平的差異。而節后重復7節以上，細分的兩組之間并沒有顯著水平的差異。這樣圖2中的擬合線上，可以概略地分出三段。我們由此可以選擇2和6作為漢字重復節數的兩個重要的拐點。節后重復由。節增加到2節，可以使識字效果得到極其顯著的改善；節后重復由2節增加到6節，可以進一步提升識字效果。此后繼續增加漢字的重復節數，對于識字效果沒有顯著的影響。
四、結論與討論
(一)本冊教材體現了以重復應用促進識字的思想，但是在漢字重復上存在缺陷
本冊教材在字的使用上體現出不斷重復的特點。全書要求“學會”的400漢字，平均重復5．9節。如果對照上述研究結果，應該說這種重復量是比較理想的，十分接近6節的拐點。然而，由于不同漢字的重復情況有較大的差異，造成節后重復數量和重復方式上的缺陷：
在400個要求“認識”的漢字中，重復不足的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同時也有部分漢字重復次數過多，占用了大量的課本空間。從節后重復節數來看，少于6節的有317個，少于2節的有162個，節后沒有重復的有81個(這81個字也是從重復方式角度看沒有節后重復的字)。這部分漢字由于重復方式上的缺陷以及節后重復數的不足，使識字效果難以保證。
(二)識字過后的復習鞏固對提高識字效果有顯著作用
通過上述結果分析，我們看到漢字在學習之前是否出現，對于識字效果并沒有顯著的影響。對于識字效果至關重要的，是作出“認識”要求以后的重復情況。所以，教師在進行識字教學時，就應該有意識地加強識字后的重復。
具體來說，教師可以針對自己授課所選用的教材，細化漢字復現的具體指標，例如：漢字復現的節數、漢字的重復方式等。做到各個漢字在全書的分布特點了然于胸，使自己的教學更加有針對性，更加有利于學生學習。在不加重學生學業負擔的基礎上，通過適當的節后重復，實現新課程標準提出的識字要求。同時，學生在不斷重復應用中認識漢字，能夠更好地保持對母語學習的興趣。
(三)有針對性地補充材料，使學生在課上有機會復習所學的漢字
本研究涉及的班級，人均漢字誤識率是3．7％。筆者在調研中了解到，教師在教學中常常自覺地補充一些學習材料，增加學生識字過后重復接觸所學漢字的機會。補充的童謠、童話等對提高識字效果有積極意義。但是，在沒有數據驗證的情況下，這類補充往往追求面面俱到，沒有針對生字的具體情況。一些重復不夠的漢字雖得到了強化，但那些已經有大量重復的漢字也在其列。結果常常是400個漢字的整體學習效果得到了提高，這種提高實際上是以師生學習負擔的大幅度增加為代價的，而部分漢字在教材中分布的缺陷還是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筆者認為，應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對幾類存在重復缺陷的漢字，在教學中予以強化。通過自覺地補充兒歌等材料，保證每個漢字都在學習過后，得到2節以上的應用，如有可能爭取達到6次。同時，鑒于部分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過分頻繁，教師可以將自己的識字教學重點偏向重復不足的部分。以此，有望減輕目前識字教學中師生的負擔。
一、幼兒識字教育，中外有之；幼兒漢字教育，古今有之。
幼兒識字教育是人類文化教育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成功經驗頗多。十九世紀初，法國的卡爾·威廉從三歲半開始識字，四歲閱讀，五歲時已能掌握三萬多單詞，八至九歲時，能用六個國家的語言進行學習。二十世紀初，美國的斯斯特娜夫人的女兒維尼從一歲半開始識字背誦，兩歲能寫日記，三歲能寫詩，四歲能寫世界語劇本，五歲時能用八國語言講話，并在報刊上發表作品。控制論的創始人維納，三歲時能讀會寫，四歲時閱讀大量專著，七歲時能讀但丁和達爾文的著作。德國著名詩人歌德也是從四歲前就開始讀書、識字的，父親還叫他學習英法等多種外國語，八歲時會用四國文字進行讀寫。漢字教育在我國源遠流長，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不少名人成名成材也都是從幼時開始識字的。相傳唐朝詩人王勃六歲善文辭，九歲讀《漢書》。李白“五歲誦六甲，七歲觀百家”。杜甫“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白居易在五、六歲時就能作詩。宋朝詞人晏殊七歲時能寫文章，并同千余進士一起參加廷試。曹子建也是七歲吟詩。王夫之在七歲之時已經讀完十三經。幼兒漢字教育絕非只有古代才有，現代也有大量事例。無產階級革命家剛滿三歲就開始識字和寫字，五歲讀《千字文》、《三字經》，還向祖父學習對聯、字畫與碑文。著名學者郭沫若三歲識字，七歲作詩、對句。女作家謝婉如四歲開始向其舅父楊子敬學習識字，能通讀《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等名著[1]。在當代超常兒童的研究中，也發現不少幼兒識字的生動事例。有一個七個月的孩子竟識字四百多個，另一個兩歲半的孩子識字達一千多，還有一個四至五歲的孩子識字多達兩千余個[2]。江西的寧鉑兩歲時能背誦詩詞，五歲上了小學，六、七歲開始攻讀醫書，十二、三歲考上了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柳州的劉俊偉，從一歲兩個月開始識字，一歲七個月時能識字七、八百個，三歲時識字一千多，背詩近百首[3]。魏敏在兩歲時開始識字，她每天識一至兩個字，漸漸地一天能學二十多個字，近四歲時已識漢字一千多個，并能看報，能閱讀《動腦筋爺爺》、《中國歷史故事》等兒童讀物，到五歲時識字已達兩千多[4]。又有褚慶能六歲能讀《365夜》、《普希金童話詩》、《紅樓夢》、《水滸》等書籍。四川的陳科平三歲半跟父親識字，四歲能讀《人民日報》。杜影在五歲時掌握了五千漢字。華裔美人何美山，兩歲讀字典，一年后讀大英百科全書，九歲零三個月進入華盛頓大學[5]。以上這些事例證明幼兒漢字教育是古今都有的，也說明幼兒期有巨大的識漢字潛能。事實勝于雄辯，幼兒漢字教育是可能的。
幼兒為什么能識漢字呢？這與漢字的特點和幼兒的感知特點、注意、記憶、思維的特點相一致，有著密切的聯系。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有它的特有的表意功能，漢字又是方塊字，有自己獨有的造形規律。只由總數不過二十三、四種不同的筆畫就組成了幾萬個不同的漢字，變化有序，奧妙無窮。不同的筆畫按一定的數量、順序、配置原則組合成一個個方形，變成一個個圖案，宛如美麗的小花。筆畫的順序、長短、數量、筆度的細微變化，有如魔方，因而對幼兒有一種無形的吸引力。幼兒識字時，漢字的造形能使漢字與背景相互區別，方便幼兒感知。每個漢字都由一個圖形表示，幼兒識字，如同看圖畫，每個圖形又都表達出不同的意義，形義一致，義形統一，把圖形與文字所標志的事物意義聯在一起，有助于幼兒理解字義，又能使幼兒以圖作為識記的支撐點，進行記憶。所以幼兒認起字來興味無窮，毫不費力。幼兒的認知方式是一“模式識別”方式，漢字的形狀容易經常引起幼兒注意，映入幼兒眼簾。只要使幼兒反復接觸漢字，字就會“模式般”地印入腦海，終生難忘。如果不失時機地讓幼兒識字，就會為幼兒成材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研究證明，幼兒本身有識漢字的要求，科學的漢字教育，對幼兒身心發展是有益的，因而，幼兒漢字教育不僅可能而且也是必要的。
現代教學論揭示，學習者是學習的主體。唯物辯證法揭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教育，對學習者來說，不過是一種外力，是促使主體變化和發展的條件，要使學習者主體接受，必須通過學習者本身的需要，讓學習者本身內化吸收。幼兒漢字教育的道理也是如此，教而無功，教而無果不能算是漢字教育。這就牽涉到幼兒本身有沒有識字的要求，幼兒本身有識字要求，就能像海綿吸收水分一般地接受漢字教育，本身沒有知識要求，就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勞而無功，教而無果。關于幼兒有無識字的內在要求這一點陳鶴琴先生早在30～40年代就進行過實驗研究。他研究后指出：“識字是兒童所迫切要求的。”因為幼兒學了漢字之后可以自己獨立地看故事書，不用由別人講給他聽。陳先生對此作了調查，他說：“據了解，有的兒童主動地向哥哥姐姐們學習認字識句。學了一些字句之后，就抓到故事書死啃，兒童對識字確實有迫切的要求，但為什么幼兒園不進行識字教育呢？”[6]陳先生和張宗麟合著的《幼稚園的讀法》中指出：“讀法與圖畫手工都是屬于發表自己意見的。兒童喜歡看圖，喜歡涂鴉，喜歡東做西扯，這是發表自己意見的活動。字不是一件神秘的東西，可以當作圖畫看的……無論圖畫、手工、讀法，都是兒童發表意見的方式，都可以做的。”[7]顯然識字是幼兒求知的需要，上講的表現，是幼兒發表意見的一種活動，是幼兒內在的要求，符合幼兒心理需要，對幼兒當然是有益的。正因為如此，陶行知先生及他的助手們在南京燕子磯幼兒園也曾進行識字教學實驗，陳鶴琴先生及其助手在鼓樓幼稚園等處也進行過系統的實驗。時期延安第一保育院也有識漢字的要求，并明確規定“識字50個，并會寫自己的名字”[8]。后來，陳先生于五十年代初，我國《幼兒園暫行規程》公布之時，在總結自己實驗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幼兒園應該進行識字教育的真知灼見。他指出：“在今天來說，識字是兒童能夠做的，識字是兒童所迫切要求的，幼兒園大班兒童可以開始進行識字教育了。”[9]
今天，人們的思想境界和積極性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人們不再停留在傳統經驗的總結和已有實驗的印證，而是開展了更新更科學更大規模的實驗研究。近幾年來，我國大陸已有幾萬名嬰幼兒接受漢字教育的實驗，聯想識字、聽讀游戲識字等各種實驗在天津、北京、南昌、廣州等大中城市的近百所幼兒園進行，實驗對象達數千名，收效顯著。而且，幼兒漢字教育實驗還超出了國界，已經在使用漢字的亞洲文化圈諸國和地區進行。日本用“石井認字教育法”教幼兒識漢字的幼兒園已有幾百所。香港的幼兒園三歲識字，五歲寫字，上學前能獨立閱讀[10]。日本石井勛教授經過長期的嬰幼兒漢字教育實驗之后曾有句名言：“嬰兒在會說話之前已具備識別漢字的能力。把漢字作為符合嬰兒模式識別能力的模式教育來嘗試”[11]是可能的，必要的。
幼兒漢字教育對兒童究竟有益還是有害？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不是簡單地肯定或否定，而是看所實施的漢字教育是否科學。科學的漢字教育有益無害，不科學的漢字教育有害無益。對此，陳鶴琴先生曾指出：“這要看你用什么教材，你怎樣教？”[12]陳先生一向反對用“人之初，性本善”的舊教材和“那種脫離兒童知識實際的干燥無味的材料”[13]來作為幼兒漢字教育的材料，并尖銳地抨擊那將對幼兒“只有百害而無一利”，“這樣的識字教育是摧殘兒童的教育”[14]。
科學的漢字教育對幼兒不僅有益無害，而且益處很多，十分必要。拼音文字音形一致，見形能讀音，識字時主要是音碼在左腦上發生作用，屬于單腦文字；而漢字是音、形、義的統一體，識字時需要音碼、形碼、義碼同時在左右腦上發生作用，形成統一的暫時聯系，屬于復腦文字。因此，幼兒識漢字有利于右腦的開發。日本的一項實驗指出：十年前實施漢字教育的幼兒園孩子智商提高很多，從五歲開始識字的智商115，從四歲開始識字的智商125，從三歲開始識字的智商達130。這項實驗的結論是：三歲至五歲是人一生中學習漢字最快、記憶最強的時期。心理學家查德·林曾對英、美、法、西德、日本五國兒童的智商也進行過測查，測查結果是：歐美四國兒童智商平均100，日本兒童智商平均111，原因是日本兒童學習了漢字。可見，幼兒識漢字可以提高智商。[15]幼兒漢字教育有利于促進幼兒智力發展。因為感知漢字可以發展視知覺，聽讀字音，能在大腦形成聲覺表象，發展幼兒的聽覺；識記字詞的任務能促進幼兒注意力、記憶力的發展；識字需要對字的音、形、義進行分析綜合，比較異同，需要緊張的思維活動，漢字本身既有具體圖象的特點，又概括地標志著現實的事物，就可以成為幼兒從形象思維向抽象思維過渡的橋梁與中介，有利于抽象思維能力的提高。也有實驗研究證明，幼兒對識字不僅不感到壓力和負擔，反而會因學會了本領而自信和充滿愉快，萌發出愛好學習的感情。同時，識字、組詞、造句的過程也發展了清楚、連貫的語言表達能力，為幼兒升小學作了良好準備。有個案證明，如果教育得法，幼兒學識字的能力能超過學齡初的孩子，而且在入小學之后并不會成為“頑皮孩子”。觀察發現，這個被實驗者在上小學之后，對課堂上出現的已認漢字的重新出現并非漠然視之，而是表現出極其濃厚的興趣，因為幼兒時的識字，只是認字形，讀準字音，淺顯地釋字義，而學校上課則要當堂“四會”，這個被實驗者并非無事可做，而是更積極主動地投入到寫字、組詞、造句等活動中。這一個案證明，兒童入小學后對所認識而未完全掌握的漢字是能激發其識字動機，并獲得良好效果的。
三、幼兒期是開始識漢字的關鍵年齡，時不再來，機不可失，應抓住這一時期進行漢字啟蒙教育。
早期年齡階段上的關鍵期理論問題提出并得到豐富與發展之后，對嬰幼兒教育方面有兩點啟示：第一，人的早期經驗的獲得存在著關鍵期，如果人的智力和行為特點在早期得不到應有的發展，它將永遠得不到發展的機會，甚至會喪失人的智力和行為特點，成為低能兒、，各地先后出現的“狼孩”、“熊孩”、“羊孩”、“豬孩”都是證明。第二，兒童在不同時期有不同潛能。不同知識、技能的獲得也有一個不同的關鍵年齡。因為人腦接受外界環境的特點刺激的能力，是隨著神經系統的成熟順序決定了某一特點的刺激在某一特定時期提供才算合適。即什么年齡學習什么內容最為有效。于是，探討兒童各種知識、技能發展和行為習慣形成的關鍵期，就成為研究者持久而不斷的課題。人們已經發現，六個月左右是嬰兒學習咀嚼和喂干食物的關鍵期，兩歲至三歲是計數能力（口頭念數、按物點數、說出總數和按數點物）發展的關鍵年齡，彈鋼琴要從五歲開始，拉小提琴從三歲開始，四歲則是幼兒繪畫發展的關鍵期。那么，兒童語言發展的關鍵期在何時？漢字教育有無關鍵年齡？這是研究者感興趣的課題。一些研究指出：從出生到四歲是形狀知覺發展的關鍵期。漢字如同圖像，這一時期也是漢字教育的時期。也有人指出：兩歲至五歲是識漢字的關鍵期。這些研究給我們以啟示，如果能抓住識漢字的起始關鍵年齡進行早期漢字刺激，合理施教，那么，起步早，收效快，識字潛能充分發展，能為提早學習其它知識、開闊眼界提供有效的文字工具。反之，如果錯過了漢字教育的時間，時不再來，機會已失，識字潛能得不到充分發展，甚至終生泯滅，這將延誤兒童成材，甚至難以成材。所以，我們必須抓住幼兒期，不失時機地進行漢字啟蒙教育。
四、幼兒漢字教育與小學識字教育的實施存在諸多不同。它與小學識字教學在指導思想、進行步驟、方式方法上存在著不少差別。
幼兒期的教育不等同于學校時期的教育，它不以傳授系統的文化科學知識為根本宗旨。這一時期的教育任務在于啟蒙，著重萌發幼兒的求知欲望，重于培養幼兒的好奇心理和學習興趣，為入小學、為將來的發展打下一個基礎。幼兒漢字教育也是為入小學作心理準備，啟發幼兒對漢字的興趣。因此，它與小學識字教學有著諸多不同，絕不能與小學識字教學畫等號，也不宜把小學語文教材切一部分下放到幼兒園，更不能直接搬小學語文教材教法去超前。
幼兒園漢字教育與小學識字教育的區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目的任務不同。小學生識字是有任務的，它根據小學語文教學大綱的要求，有目的、有系統、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要達到一定的識字量。幼兒漢字教育無識字量要求，不追求非要識多少字。第二，識字的形式與時間不同。小學生識字主要是通過上課來完成的，低年級每天一般有一節識字課，除當堂復習鞏固之外，還有自習課，甚至有一定的課外識記和抄寫的任務。幼兒漢字教育隨意性強，即算每天識字，一天識字的時間也不能太長，一般不超過15～20分鐘。第三，規格質量不同。小學生識字有既定的質量規格，一般要求達到讀準字音、認清字形，解釋字義、會書寫。幼兒識漢字的要求只須認讀，不必重書寫，解釋字義也非常淺易。對同一個漢字的認學要求一般只需要讀準字音，大致懂得字義，認清字形，形成對整個字的清晰表象即可，不必區別字的細微差別。第四，學習者的責任與義務不同。小學生對識字應該有義務感和責任感，要考試，要評定成績。幼兒識字，不是帶強制性的規定，不布置作業，不檢查，不考試，對平均識字量的設計也要合適。一般認為，幼兒一般掌握200～300個字詞，達到能獨立閱讀低幼讀物的水平即可。第五，幼兒識字個別差異大。小學生識字的質和量都有統一要求，幼兒漢字教育卻要更多、更大范圍的承認識字的個別差異，對每個幼兒，都要順其自然，認多少算多少，不搞統一指標。第六，教學方法不同。小學生識字主要采用正規上課制度進行，以課堂教學為主。教學一個字的順序，一般是字音字義字形。字形教學一般是小學生識字時新的心理因素，是識字教學的重點。幼兒漢字教學卻另辟蹊徑。應著重漢字環境的創設，在一定環境中潛移默化，熏陶感染，反復接觸，自然學會。幼兒識字還應通過各種活動，尤其是寓漢字教學于游戲之中。陳鶴琴先生曾研究指出：幼兒識字應“通過各種游戲式的教學法”和“結合認識環境”以及“唱歌、圖畫、做手工”等活動進行。他說：“從教學法方面來說，兒童很喜歡游戲，我們就可以通過各種游戲式的教學法……兒童對社會和自然環境總是發生很大的興趣，我們就可以結合認識環境來進行識字教育。兒童對唱歌、圖畫、做手工，也是感到很大的興趣，我們也可以在這些活動中找出機會來進行識字教育，兒童最喜愛聽故事，我們就可以利用圖畫故事來進行識字教育。”[16]陳鶴琴先生和他的助手張宗麟等在鼓樓幼兒園進行識字實驗，總結出來的識字教育方法有七種：一是“方塊字法”，即將漢字寫在骨牌或厚紙方塊上，讓兒童在玩骨牌玩紙牌中認識漢字。二是“圓球子法”，即把漢字寫在圓球子上，分甲乙兩組，甲組寫名詞，乙組寫動詞，分兩個布袋裝好，然后叫兒童做傳袋摸字的游戲。三是“游戲歌謠法”，即先由教師引起兒童游戲和唱歌的動機，接著在游戲中教兒童歌謠的詞句。四是“故事法”，即用聯絡故事、看圖、涂色、剪圖、貼圖等種種活動來讓兒童識字。五是“隨時施教”。即隨便什么時候，隨便什么地方，碰著機會就教兒童識字、讀書的方法。如車子上寫“車子”，門上寫“門”字，要兒童起立，教師就出示“起”字等。六是“自述法”。即把兒童要表達的話，經過教師替他略略變化，然后寫在用皮紙訂的小本子上，讓兒童順著句子讀下去。七是“拼句子”。即把綴法盤中的三十二個圓子寫上兒童經驗范圍內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數詞、量詞等，并都移在甲溝里，然后教師就盤中的字詞，隨便說一句話，讓兒童逐字在盤子中找圓子拼句，誰先拼成并放得端端正正就是誰勝利。[17]這七種方法的游戲味很濃，并有機地結合著幼兒感興趣的各種活動和各種作業，妙趣橫生，對今天，仍不乏啟迪。
注釋：
[1]吳俊昌：《早期教育是提高人素質的關鍵一環》，載人大復印資料《幼兒教育》1993年第8期第20頁。
[2]吳鳳崗：《論幼兒早期教育》，載人大復印資料1981年第6期第5頁。
[3]吳祖銳：《三歲幼兒劉俊偉》，載人大復印資料《幼兒教育》1982年第1期第12頁。
[4][5]李英奇：《簡論幼兒教育》，載人大復印資料《幼兒教育》1984年第6期15—16頁。
[6][9][12][13][14][16]陳鶴琴：《幼兒園應該進行識字嗎？》，載北京出版社、北京教育科學研究所編《陳鶴琴教育文集》下卷第207頁，第208頁，第207頁，第207頁。
[7][17]陳鶴琴：《幼兒園的讀法》，載北京出版社、北京市教育科學研究所編《陳鶴琴教育文集》下卷第71頁，第72—82頁。
[8]何曉夏主編：《簡明中國學前教育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第207頁。
名譽權是公民或法人保持或維護自己名譽的權利，對公民和法人來說至關重要，國家法律必須給予有力保護。人們對名譽權的看法不盡相同，我同意“名譽權是特定的人享有的應受公眾公正評價的權利。”[1]因為名譽其實是一種社會評價，是一定范圍內的多數人對其素質、品德、能力等的客觀認識。保護名譽權實質上意味著要求他人對特定人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而且不得損害這種評價。
名譽權屬于人格權范圍，我國憲法、法律都對其有明確的肯定與保護。我國憲法第38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這一規定雖然沒有提及名譽權三個字，但是已經潛在的說明名譽權受憲法保護。這個規定也為國家制定、實施保護公民名譽權的法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國民法通則也對其有所規定，民法通則第101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這些規定都利于保護公民法人的名譽權，有利于維護個人的人格尊嚴，使人們免受精神痛苦，通過這些規定，也可以實現社會秩序的和諧和穩定。
言論自由是公民享有以語言、文字、圖畫等方式表達對國家管理、經濟建設和文化事業、社會事物以及自己從事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成果的自由。[2]言論自由是表達思想、觀點、見解的一種方式，也是參與管理國家事物的重要手段，它直接維系著社會的道德基礎，限制言論，人們就不敢說真話，社會就必然充斥著空話、大話、假話。人人心照不宣的公開說謊，就沒有人敢于真誠地探討切中要害的問題。言論自由是其他權利得以實現的可靠保證，它造就一個真誠、嚴肅、務實的人格，使人們得以超越對壓抑的恐懼從而回復為人的本性和尊嚴。[3]言論自由極其重要，基本各開明國家憲法都規定了對言論自由的保障，視為人的基本權利。張千帆教授指出：“只有當實行自由言論會產生迫在眉睫的嚴重危害時，才可以對言論進行壓制”[4]
二、名譽權與言論自由的緊張關系
法律既保護名譽權也保護言論自由，公民和法人依法享有名譽不受侵害權利的同時，也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兩者存在著一種緊張關系。在現實中，名譽訴訟可以有另外一種叫法，那就是言論自由案件。因為一方名譽收到減損總是行使其言論自由權利的副產品。[5]正因為這種緊張關系，名譽權和言論自由應該受到調解，在兩者之中尋求平衡點。對于調解這種關系，我總結了以下幾點：
第一，在平衡言論自由名譽權中，如果是公共人物（包括公務員和其他行使公共權利的人）涉及到公眾利益時，言論自由優先于跟人的名譽權。
第二，如果是一般自然人或與公眾利益無關的私人生活，其名譽權應優先于言論自由；如果涉及法人的名譽，新聞媒體的言論自由優先于法人名譽權。
第三，公民在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時發表的答辯狀，如果正對具體的事實發表的言論，即便包含了一些對當事人名譽權的侵害言論，也不應該構成侵權。
第四，對于公民或者法人利用言論自由蓄意侮辱和誹謗他人，制造不真實言論，損害其名譽權的情況，名譽權收到絕對的保護。
當然這些只是調解名譽權與言論自由問題的一小部分，我也沒有總結的十分全面，其他各個特殊方面，還需繼續討論研究和總結。
三、對名譽權與自由權利沖突的解決機制
根據我國法律的規定，若公民或法人因為他人的言論自由名譽權受到侵犯，可以通過兩種途徑加以解決：刑事救濟和民事救濟途徑。下面我將做簡單介紹。首先，刑事救濟。刑法第246條規定了侮辱罪和誹謗罪，即以暴力和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構成侮辱罪和誹謗罪。而言論者則沒有什么法律資源可以利用。刑法沒有規定“侵犯他人言論自由”的規定，也沒有規定侮辱和誹謗的免責條款。刑事審判主要是解決言論者是否構成犯罪，而沒有很好解決言論自由與名譽權沖突的問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與刑罰一脈相承，《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22條規定，有下列侵犯他人人身權利行為之一，尚不夠刑事處罰的，處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罰款或者警告：……（三）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條例中也沒有規定言論者的權利。
法律的規定無疑保護了公民和法人的名譽權，但由于言論自由的存在，取消誹謗罪的刑事責任已經成為一種潮流。美國現行的法律規定中，已經刪除了誹謗的刑事責任，而是屬于民事侵權責任。
其次，民事救濟。上述提到的《民法通則》第101條，保護了名譽權。最高法院司法解釋更加細致的解釋對名譽權的保護。民法也是側重保護人的名譽權，而沒有提及保護言論自由的問題。
然而，這并不代表言論自由位置低于名譽權，相反，言論自由的位置更高一些。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不在于其被規定為公民的基本權利，從根本上看，在于這種規定的制度效益。一種權利之所以能夠長期堅持下去，被接受為社會中公民的基本權利，必定有一定的超越了表面的意識形態之論證的合理性[6]言論自由如此重要，所以在審理這類案件時，并須要證明如下三點：言論者主觀上有法律上認可的過錯（過失、故意或惡意傷害）、這種過錯的行為造成了或可能造成實質性傷害、請求的限制不會具有太多的“外溢效益”而造成該言論者和其他言論者未來的言論自由權收到重大或實質性的限制。[7]
四、結論
名譽權和言論自由對公民法人和社會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維護名譽權體現公民法人更加注重通過法律維護自己的切身權利，言論自由推動自由社會發展，保護公民提出自己思想觀點，有利于批判精神、創新精神的傳播。然而當它們出現沖突時，必須本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爭取做到既維護個人的價值和尊嚴，又保障言論自由的權利，使得名譽權和言論自由重新找到平衡點，完善解決機制。
參考文獻
[1]甄樹青：《論表達自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周偉：《憲法基本權利原理.規范.應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
[3]張千帆：《憲法學導論原理與應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
[4]李樹忠、焦洪昌：《憲法教學案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
[5]梁治平：《名譽權與言論自由：宣科案中的是非與輕重》，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2期。
[1]甄樹青：《論表達自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69頁。
[2]周偉：《憲法基本權利原理.規范.應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02頁。
[3]周偉：《憲法基本權利原理.規范.應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03頁。
[4]張千帆：《憲法學導論原理與應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498頁。
[5]梁治平：《名譽權與言論自由：宣科案中的是非與輕重》，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2期。
[6]李樹忠、焦洪昌：《憲法教學案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03頁。
[7]李樹忠、焦洪昌：《憲法教學案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06頁。
我們在研究中還發現，一種語言的語法特點往往跟記錄這種語言的文字形式也有許多關系。雖然語言是先于文字而存在，但文字的出現必然要適應并有利于這種語言的存在和發展。也就是說，一種文字與被記錄的語言，必然在語音、詞匯和語法上存在著有機的聯系，否則，這種文字就會失去長存的資格。當然，文字與語言的哪一要素聯系得較明顯，這會因文字的特點不同而有所偏重。從漢字來看，它與漢語語法的個性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漢字的特性適應并支持了漢語語法的意合特點，同時，漢語語法性征也是漢字得以長存的因素之一。
漢字是現代世界上各種記錄語言的文字中唯一繼承傳統而被保留下來的文字。它與音節文字、音素文字構成當今文字的三大類型。音節文字與音素文字是通過記音而達到記義的。漢字作為表意文字則是直接記義的。它在記音方面不甚明顯，也就是說，漢字在聯系語音方面的功能是較弱的。在漢語圈中，同一漢字在不同方言區可以讀不同音而在意義的理解上卻又是相同的。所以，漢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義性。它是建構在音形義相互聯系的基礎上的。其最大特點是既以形表音，同時又以形表義；其間音與義是通過形體建立聯系的，即音與義之間是間接取得聯系的。我們可以把這種現象稱為漢字的三維結構。有如下圖所示：
形體
語音……語義
（虛線表示間接性）
因此，對于漢字，就有了聽音尚難辨義，識音則能解義的特點。另外，如上文所述，漢字是以表義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開放性特征。一個形體，在漢語中，不僅僅允許它在不同時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讀音而獲得同一意義，甚至還可以為語音系統與漢語迥異的其他民族語言（如日本、朝鮮、越南）所借用。
由于漢字的表義是體現在形音義一體化上，因此，可以說每一個漢字基本上都是音義的結合體，這與語素是音義結合體這一特點是相吻合的。傳統的語文教學被稱做“讀書識字”，我以為這正說到了點子上。問題還不僅僅到此，關鍵是在于識字就能讀書上。這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語言現象，漢語語句構造是依賴語義勾聯起來的。我們只要從掌握漢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個個漢字的音也就懂得一個個漢字的義，同時從這些串聯成句的字義中又可領會出句義、文義。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也就在一個“悟”上。現代語言學的任務，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語言人文主義特點，挖掘其中的規律。因此，研究漢字和語法的關系當然也是這方面的重要課題之一。下述三個方面是我們在探索中獲得的幾點認識。
其一，漢字的表義性適應了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征。我們知道，語言的組合序列有如一條長鏈，鏈鏈相扣，環環相接，其間每個語詞乃至每個漢字都是語言中的一個鏈子。在漢語中，這種鏈式序列可以允許人們根據需要取去某些鏈子（語詞）而不影響達意，其銜接處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說，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征恰恰表現在意合性上。意達而詞之多寡可隨意增刪。神經病理語言學實驗表明，人們記憶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記憶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腦神經系統加工處理的不是語音，而是語言所運載的信息，即語義。漢字的缺點是與語音聯系不緊，但它在對于字義的理解上顯然優于拼音文字。因為漢字的規律就是文字形式與概念間的聯系比較緊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節的字母連綴而成的，人們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讀出字（詞）音來，如果其意義正好是在口語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時明白詞義。但在一些國家的閱讀教學中，也常常出現會拼、會讀而不知句子含義的“語義性失讀癥”。然而，漢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從于語義，表現出語義，因此，學習漢語的人很少出現能讀音而不理解意義的現象。這就是說漢字具有知音解義的特點。這種特點有力地支持了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征。漢語語法表達中的重意義支點，輕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漢字的這種表義性征。句子中的語詞彈性現象主要地體現在漢字上。漢字的塊狀和可拼合性為漢語語法的“隨表達意圖穿插開合，隨修辭語境增省顯隱”〔2〕和以意義支點為中心的表達意識提供了豐厚條件。
其二，漢字的單音節語素性質適應了句法中的韻律需求。漢語作為一種帶有濃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語文，其注重韻律的特點是這樣的明顯，它不但講究句子的抑揚頓挫鋪排，而且還講究句子音節的多寡對應。一般觀點認為，句子是由詞組合而成的。漢語的詞，在古代以單音節為主，字即是詞。在現代，漢語詞匯已向雙音化發展，古漢語的詞延傳到現代大多降級為語素，因此，字又相當于語素。雖然如此，但傳統的文化征性并沒有因此消失。漢語語素具有靈活性，它可以根據需要而隨時升格（還原）為詞。據統計，漢字中仍能獨立成詞的約有2000字，在現代漢語日常生活的語料中，這些作為詞而獨立運用的字，其出現率為61％。至于那些不成詞的實語素，在一定的語境中也可以成詞。例如，在“夾道迎接”、“雙喜臨門”、“擁被而臥”中的“道”、“臨”、“擁”這些字都是詞，它們體現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義。另外，由于漢字的表義性，使得現代漢語雙音節詞在表達中既可選擇單字（單音節）形式也可選擇復字（雙音節）形式，從而有效地調節了語言的節奏，使句子的結構勻稱，音節配合和諧。如“學校”可說“校”，“月亮”可說成“月”，“時候”可說作“時”，“開始”可說為“始”，“工廠”可簡作“廠”等等。有時根據表達需要，多音節詞還可以隨意拆合，依賴漢字表義特性加以運用，使字（語素）升格為詞。如“青春痘”一詞可以拆成兩個詞，“我們要青春，不要痘”（廣告語）就是一例。漢語的對偶句對音節的選擇更是顯示了漢民族語言文化的傳統——漢字對組詞成句的特有作用。這方面行家已有諸多論述，不在這里贅述了。
其三，漢字的塊狀整體認知適應了漢語語法的整體認知特征。漢人的思維觀在于注重整體性。人體生理學的研究表明，中國人的思維偏重于大腦右半球。而右腦主管的能力正是具體性的能力，綜合性的能力，類推性的能力，空間性的能力，直覺性的能力和整體性的能力。〔3〕這些特點在漢語言文化中表現很突出。例如，漢人傳統的舞臺藝術表演，一舉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個體、局部想到整體、全貌。漢人對漢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體輪廓。漢字是一種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殘缺筆畫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體，仍能認讀。這對于拼音文字來說，是難以想象的。由此，我們聯想到近年來有人提出的漢字上的“識繁寫簡”問題。這個提法適合不適合當前的實際需要，我們不妄加評論。但有一點，“識繁寫簡”是符合漢民族整體認知的文化心理的。在這方面，有許多人有過親身體驗。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識字上就有這么一個特點，用繁體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們閱讀下來幾乎沒有問題，但如果請他們寫幾個字，可就為難了。這里面說明了這么一種現象——他們能讀能認繁體字，但無法書寫出來。他們在認字時是運用整體認知原則的。這種整體認知在漢語語法中也有許多表現。從現行語法觀看，有些句子是屬于成分殘缺的，但人們在閱讀理解時并不困難。例如，“自行車下坡請減速！”“一個孩子好！”這些句子用現行語法理論都很難給予合適的分析。但在交際中卻是達意的好句子。因為人們是從整體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歐語一樣從形式入手去理解內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這兩句話詞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際者從來不引起誤解：
在家里我對兒媳像閨女一樣，
│兒媳對我也像親媽一樣。
│在家里我對兒媳像親媽一樣，
兒媳對我也像閨女一樣。
讓外國人理解，就不明白“閨女”換“親媽”，意思怎么還會相同呢？其實這兒正好充分體現了漢人所具有的抓意義支點——“我對兒媳”、“兒媳對我”，從而進行整體領悟的能力。從上述分析可見，漢人在認識漢字和漢語語法上具有一種通約性。這也是漢字之所以從創始以來幾千年而不廢的原因之一。從中亦可看出漢語語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傳統。
由此，我們還可以推論，假如有朝一日漢字的方塊形體改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漢語語法不能不隨之發生變化，走上形態特征的道路。因為漢字的見形識義、識音解義、以意義為重心的特點和漢語語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漢字為漢語語法特點的存在提供了諸多方便。
從目前來看，漢字與語言的關系在字音、字義方面已經有許多成果，但在漢字和漢語語法的關系上尚屬未開墾的處女地。我們希望這個領域今后越來越引人注視，會有更多的同仁參與探索、挖掘其間規律，從而促進漢語言文字的理論研究深入發展。那么，本文的寫作目的也就達到了。
注：
〔1〕拙文《論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征》，載《漢語學習》1989年第3期P4—6。
關鍵詞：數字藝術教育市場
數字藝術教育體現在數字、藝術和教育三者有機結合在一起的不同方面。
數字指的是數碼技術。現代新技術的飛速發展，數字化技術也日臻成熟，因而帶來廣泛的應用領域；藝術是情感、激情、精神世界；教育就是要提高人的綜合素質，發掘個人的潛質，培養對社會有用的人才。
面對新世紀的挑戰，面對國際國內大市場，市場的需求是多樣化、多層次的，順應時代開拓和發展數字藝術教育，設計一套完整系統的專業學科體系，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一、數字藝術教育的主要問題
1.數字藝術設計教育缺乏文化根基
國內一些院校師資隊伍中，最為缺乏的是既具有深厚理論知識和藝術修養，同時又擁有實際項目操作能力和創作經驗的老師。
目前有些院校的課程設置問題很多，過多考慮使用器材、軟件的能力，缺少相應的人文課程，如戲劇學、影視心理學等。另外需要大量的影視賞析、影視剪輯、音樂剪輯課程，去掉一些計算機課程的設置，這樣將有利于提高學生的人文藝術修養。
2.數碼藝術教育體系不完備
中國美術學院媒體動畫學院圖形圖像研究中心主任曾立人教授，借鑒北美的教學體制，把教學體制形象地分成金字塔形，其包括三個等級：最底層的是技術手段型，以軟件、硬件為側重點來教學的模式；其次是原創內容型，以培養創意為主的教學模式；最頂層的是人文關懷型，與國際化接軌，培養可用性研究人才為主的教學模式。
我國現在還停留在底層的教學模式，以技術培養為主，開設很多計算機課程的階段。
3.理論研究領域空白
數字設計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直到現在，已經過了10多年的風風雨雨，嘗試性的高校數字設計專業教學也不下8年，但數字設計的專業理論研究在國內幾乎還是一項空白。全國為數不多的專業刊物和相關大學的學報很少能見到數字設計的研究論文，也看不到較規范的數字設計教材。
4.輕視設計創意，注重技術操作
當前數字設計教育習慣以軟件的操作熟練程度來評價水平高低，主要看誰的軟件玩得精到。數字設計作品缺乏創造力、相互抄襲的現象普遍存在于學生當中。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曲建方教授認為，各個院校可根據自己的特點去培養、發展學生創造力。技術只是種手段，藝術創造力才是核心。
二、數字藝術教育發展的措施和思路
1.重視學業修養和基本功訓練
通過開設數字媒體的基礎性課程、方法類課程等，加強學生在數字媒體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的訓練，為學生以后的專業學習打下寬厚的基礎。
2.充分體現以學生為本，服務于學生的人本思想
開設多種可供選擇的、有針對性的課程，使學生能夠靈活、自主、充分地選擇適合自己的課程。利用開放實驗室和工作室，在不同的時期給學生提供不同類型、不同水平的科研訓練，使學生的數字媒體研究能力得到充分的鍛煉與培養。
美國的大學在選修課程的設置方面，各個學校都結合本學校以及該專業的發展特點，并根據社會需要以及人才培養的規格與要求，為學生提供大量的可供選擇的課程，以滿足學生的不同興趣與需要。
專業的設置面對不同的就業去向，如影視、動畫、游戲、廣告、網絡，使得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實踐課程安排。學校可以建立一套獨立完整的數字化技術系統，甚至是完整的數字化生產線。影視數字化系統可以全部采用數字化手段，從攝錄到制作的全過程都采用DV，貫穿影視的前、中、后期。游戲專業同樣根據游戲行業的取向來設計專門的游戲制作訓練。
學校也可能按照學生未來不同的職業崗位，教師完成了基礎課教學后，根據就業的要求來設計他們的專業課程。在美國的大學中，往往是學生選老師，學生有條件根據自己的設想，選擇將來想要從事的職業，并投入更多精力在自己所選的課程中。
3.重視培養學生的藝術創造力，適應市場需求
數字藝術橫跨藝術、技術兩個領域的特性要求人才的培養也要實現藝術、技術的結合，同時兼顧原創人才和中低端人才的階梯培養。
目前國內數碼設計類公司在招收人才時遇到的主要問題是，藝術人才與技術人才之間難以溝通，懂藝術的不懂技術，懂技術的不理解藝術。有專家分析說，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國高校等相關教學機構對市場的敏感性和適應性太差，專業設置和調整尚未跟上產業發展的需求步伐；另一方面表現在現有的學科分割嚴重，對數字藝術專業人才的培養力度和起點不夠。
4.建立院校高端師資資源的共享，提出有操作性的教育方法
如上海交大由軟件學院和媒體與設計學院聯合辦學招生，融合了計算機和藝術兩方面的科研教學資源。另外，還依靠與國際數字媒體業界著名公司建立合作渠道，共同建設數字藝術產學科平臺，并定期聘請國際業界專家執教。
北京大學為教學配備最有效的師資力量，更主要的是充分借助外界教學力量，以培養實用高級專才為目的。
5.定期舉辦全國性高校數字設計教學論壇或會議
對當前數字媒體教學及影視動畫教育的現狀和發展前景作深入的探討。深入領會教育部門、文化部門等有關領導與專家圍繞數碼藝術教育學科建設、人才培養、文化市場需求等方面的指示精神，了解國內外數碼藝術教育最新動態與發展趨勢，與國內外數碼藝術領域的專家、學者展開富有成效的交流與互動。
6.許多專家提出數字教育與市場中的企業建立聯系
請有豐富經驗的業界人士擔任客座教授，引入業界的實戰經驗和新鮮創作理念。院校和企業探討的問題是目前數字藝術教育領域里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即教育與市場的接軌。參與院校教學的企業人員要保證課程質量、時間安排；企業與學生之間要將寶貴的經驗傾囊而授；安排好學生參與企業的項目制作等。
結語
如今信息時代是建立在以電子計算機為平臺的基礎之上的。視覺藝術和視覺藝術教育亦如此。在不久的將來，以計算機為平臺的數字藝術將成為視覺藝術的主流，數字內容和文化產業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增長點。因此，我國的數字藝術教育應該不失時機地把握住時代主流，及時調整教學體系和學科建設，建立和發展面向21世紀的數字藝術教育，推動中國數字藝術教育的發展。
參考文獻：
[1]蔡軍．適應與轉換——高速經濟發展下的中國設計教育．國際設計教育大會ICSID論文，北京:清華大學，2001.
關鍵詞：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循舊作新
先秦時期（含秦王朝）還未產生專門的語言學家，語言學也還未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但是，當時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乃至中央王朝都已經很自覺地關心語言文字問題。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家老子、孔子、墨子、莊子、尸子、申子、尹文子、公孫龍、管子、荀子、韓非子等都對語言文字問題發表了看法。他們討論的問題主要集中于語言文字的起源、“名”與“實”（即名稱與內容）的關系、語言與邏輯思維的關系等方面。其中最有代表性、影響最大的當屬荀子的語言學理論，其中有一些是從語言文字規范化角度來談問題的。
春秋末年，中國古代社會正在發生重大變革，新生事物層出不窮，舊的名分與新生事物發生了不少矛盾，出現了“名存而實亡”的情況。荀子繼承孔子正名論的主旨，強調語言文字必須規范化、標準化。并且是由國家以行政干預的方式加以實施。他在《正名》這篇文章中強調了語言文字規范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比較可行的規范原則和規范標準的推行辦法。他主張“名定實辨”、“道行志通”，即治國者在給事物確定名稱時，名稱定了，就要讓人清楚事物的實際內容（“名定實辨”），如果用名稱來表示實際事物的定名的原則推行了，人們的思想就可以相溝通（“道行志通”），于是國家就謹慎地率領民眾來統一使用這些名稱。即制定了規范，大家都要遵守。反之，對于那些違犯國家法令，玩弄離析辭語，擅自創造名稱以擾亂正確的名稱，使民眾疑惑不定，使人們增多爭辯，那就稱之為極端奸詐的人，他的罪過同偽造符節和度量衡的罪過一樣。這樣，人們就不敢亂名改作，生造詞語和文字，破壞國家規章制度了。“正名”則是主張對名實不符的現象要加以糾正。重視語言文字的規范功能，強調語言文字在王道統治、風俗教化中的重要作用，認為“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荀子的這一思想與孔子的“正名”思想一脈相承。體現了中國傳統語言文字規范思想的精髓。
在繼承前人的語言文字規范理論的同時，荀子又提出了“循舊作新”的思想，這是對前人語言文字規范理論的發展，同時也是荀子語言文字規范理論的核心。他針對當時社會“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的語言失控狀況，寄希望于新的明王賢君：“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于舊名，有作于新名”。語言具有繼承性，前后相繼的兩個時代，其語言系統內部各個結構層面上總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特別是語言中的詞匯，有些基本詞匯亙古不變，如日、月、山、水、人、牛、馬……，荀子指出：“后王（對當時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在‘后王’身上，凝聚了新時展的一切要求，‘后王’成為禮法、王霸、義利等品質的表征或當代形勢劇變時期各國變法自強的一些帝王――當世之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商代刑名大盛、周代爵名齊備，荀子主張這樣做一方面使前代文化得以傳承，另一方面又保證了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繼承性。正因為語言有繼承性，所以我們今天才能讀懂幾千年前的古書。但是語言還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系統，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類認識的深化，有些詞已經不再適合社會的需要，這樣的詞將逐漸被淘汰，另外，社會發展了，一批新生事物也隨之產生了，這些新生事物也需要命名，這樣，語言中就會產生一大批新詞語。“循舊作新”這一語言規范化主張，一方面糾正了孔子因循守舊、只求語言穩定不顧語言變化的偏頗，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孟子只見語言變化、取實予名而不顧語言穩定的失誤，全面辯證地處理了語言的繼承和發展的關系，使語言的規范不再是教條的僵死的模式，而是隨世損益、應適時調整的柔性原則。“舊名”要由“王者”來循，“新名”要由“王者”來“作”，對語言進行規范（這種規范的內容主要是詞匯，特別是有關社會制度方面的詞匯），在當時的條件下，荀子只能寄希望于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王者”了。
關于制作新名的方法（“制名之樞要”），荀子提出了6種方法：同、異方法，單、兼方法，約定俗成方法，徑易不拂方法，稽實定數方法。具有相同本質的事物用同名去指稱，對不同本質即不類的事物則分別用不同的名去指稱，這就是同異原則；在詞語表達方面，有時用一個漢字即可表達如馬、牛、羊、山、川之類對象，稱單名；有時用兩個或兩個以上漢字表達一些對象如白馬、黃牛、黑羊、高山、大川之類，被稱為兼名，這就是單、兼原則；某個實際事物用某名去指稱、反映，某名反映或指稱某個事物，都要有一個使社會的人習慣、認可的過程，即經過約定俗成的過程，社會的約定俗成是命名的關鍵。荀子在名家、墨家研究的基礎上，唯物地解釋了“名”的起源的問題。他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于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意思是說，名稱與其所表示的事物合適與否沒有必然的聯系，它是由取名稱的人決定的，約定俗成就是合適的，違反了約定俗成就是不合適的。他提出的“約定俗成”論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他第一次闡明了語言的社會本質，正確地說明了詞的意義和客觀事物之間的關系。荀子指出：名稱和事物之間本來沒有本質的、必然的聯系，名稱僅僅是某一特定的社會人群為客觀事物所取的一個代號。但是，這個代號的獲得不是以某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它是全社會成員約定俗成的結果；而且，一旦這個名稱被社會所承認，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隨便改變它，如果一定要“異于約”，要“指鹿為馬”，那就是“不宜”。荀子關于語言本質的約定俗成論，在今天看來，仍然是非常科學的；名稱被約定俗成，為社會所接受又是有條件的，要做到徑易不拂原則，即好懂、易記，又準確清楚，不易引起誤會的好名、善名才會被社會所接受；而“稽實定數原則”則包括了調查研究和數量的分析統計。所謂“稽實”就是考察客觀對象的實質，相同的歸為一類，不同的區分為不同的類；而“定數”則是通過數量的統計分析考察客觀對象的同異、相互關系的變化來分析論述名的相互關系和變化。
荀子還提出語言文字規范的原則和推行民族共同語的方法。他主張專名從舊：“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因為它是前人所創，習用已久，義界固定，且各有其所，故加整理而用之。荀子法后王，極力推崇戰國末期已經成熟的中央集權制度，但是在“制名”這樣的事情上，荀子并不否認先王在禮樂刑法方面的貢獻。刑名指法律名稱，因商朝法律比較完備，故而荀子主張沿用其法制刑名。周朝制定了公、侯、伯、子、男等諸侯的等級以及五服、六官等種種等級的名號，直到荀子時代變化不大，故而荀子主張“爵名從周”；文名指各種禮儀之名，周禮最為完備，據說有3300條之多，故而荀子主張“文名從禮”。商代刑名大盛、周代爵名齊備，荀子主張這樣做一方面使前代文化得以傳承，另一方面又保證了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繼承性。散名（各種各樣的名稱――物名，世上萬物所取之名）從俗：“散名之加于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物名用約定俗成的名稱，其中的人事名則從新分析義界，制作新名，統一用法，然后以華夏民族共同語，影響周邊“異俗之鄉”，共識共享。諸夏指的是當時居住在中原地區的夏族，他們說的話就是夏言（雅言），也是當時流行區域相對廣闊的一種方言，是當時漢民族共同語的基礎。以諸夏之言為標準規范諸戎之語，荀子的這一主張已經蘊涵了語言文字規范化的思想，這在當時可以說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實際上，直到今天，規范漢語方言、推廣普通話仍然是語言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任務。
對于語言文字規范的作用，荀子認為，名不正其結果必然是“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貴賤不明是說社會地位的高低分不清楚，甚至貴者不貴，賤者不賤，尊卑顛倒。尊卑不清，自然治亂不定，這無疑會危及封建等級社會的統治秩序。這是從政治方面講名不正的危害。從社會日常生活來看，名實混亂則會造成同異不別、是非不清。彼此之間的交流或者辭不達意，或者張冠李戴，相互之間的了解十分困難；這樣自然不能使自己的意志付諸實踐而取得預期的效果，大家所從事的各項事業必然會陷入困境，歸于失敗。從政治方面，用以區分貴賤；從社會生活方面，用來辨別事物的同異。貴賤分明了，同異區別了，這樣表達思想就沒有相互不了解的困難了，而大家所從事的事業也就不會陷入困境、歸于失敗了。荀子的語言功能觀是荀子語言哲學思想的出發點。另一方面，荀子也深刻地認識到當時名實相亂的社會現實，并指出名實相亂的后果，“今圣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雖守法之吏，頌數之儒，亦皆亂也”。面對這樣的現實，荀子認為只有做到“貴賤明，同異別”，才算是“跡長功成，治之極也。”這里說的是語言在維護國家統一和維持社會穩定方面的作用。歷史證明，荀子的這一觀點在后世得到了響應，其中尤以秦代的“書同文，車同軌”以及清代推行的八旗子弟“通漢語、習漢文”運動為甚。毋庸置疑，共同的語言是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基礎之一。
荀子的語言文字規范理論，既尊重社會對語言的約定俗成性，可避免王者制名的主觀隨意性，同時又強調了人，特別是明王圣賢干預語言生活、因實制名的能動性，王者所制之名是那些因社會某種默契習俗而已經流行的名，就可避免社會約定俗成的某些片面性。因為語言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趨向規范化，至于能否規范還在于人的因勢利導。荀子的語言理論代表了先秦諸子研究語言的最高水平，經過他的學生李斯的努力，在秦朝統一中國后得到實踐，“書同文”、“語同音”的規范制度為其后封建社會樹立了楷模，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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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信息傳播中的數字語言運用主要集中在商品價格策略或促銷手段等方面，或者用以引起廣告受眾注意，并激勵其作出購買決策。從“三碗不過崗”甚至更久遠的過去開始，人們就知道如何在各類廣告中運用數字語言宣傳商品或者服務，并最終達到銷量增長等效果。所以廣告中數字語言的運用有著歷史悠久、范圍廣泛等特點。然而由于數字語言具有一些特殊屬性，能夠較快地引起消費者的注意并獲得增強的廣告效果，因此許多廣告中也有數字語言濫用的問題。虛假數字的運用、利用數字誤導消費者等等手段，都會令廣告效果甚至商品（品牌）的聲譽受損，反而產生消極作用。由上可見，數字語言擁有超乎數字本身的含義。而數字語言的有效運用和組合，能夠構成具有一定含義的數學原理。因此，數字語言和數學原理可以被運用在廣告文案中，達到特定的傳播目的。以下是常見的幾種在廣告文案中運用數學原理的宣傳手段。第一，巧用數字尾數或者大分母除法運算，造成低價錯覺。雖然現今在廣告中運用數字語言或者數學原理的理論并未形成體系且并不完善，但是其歷史可以追溯到非常久遠，廣告主們亦能夠自如地運用數字語言或者數學原理，準確的向目標消費群體傳遞有用的信息。在價格方面，主要通過數字尾數或者大分母除法運算等方式實現數學原理在廣告文案中的應用。一方面，巧用數字尾數，造成低價錯覺。數字尾數，指的是商品價格的尾數。例如，商品常常以“3999”“、19.98”等定價手段給消費者以錯覺，令消費者覺得“3999”是“3000多”，而“19.98”不到“20”。可以說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看似這種做法是向消費者讓利，事實上，則是在誘導消費者購買商品或者服務。而以奇數作為尾數的價格策略，更能給消費者一種真實感和信賴感，讓人覺得價格精確可信，甚至沒有轉圜余地。因為對于一般的消費者來講，以整數定價的商品或者服務，更能激發消費者要求賣方讓利的心理。另一方面，巧用大分母除法運算，造成低價錯覺。
這里說的“大分母除法運算”，指的是將一個較大數目的價格用時間作為分母相除，從而得到一個較小數目的單位價格。例如，某地一家汽車經銷商，將原價107,800元的新寶來，除去首付的43,120元，將其余貸款部分分成60個月的月供，經過計算，每個月只需還款1,348元，即可享受駕駛寶來的樂趣。以上這種貸款促銷手段，想必是每個汽車經銷商都能夠想到并實踐的，但是上面這家經銷商在為消費者計算完月供的價格后，又提出了一個“日供”的概念。消費者能夠驚喜地發現，原來購買一輛車“，日供”僅僅需要45元！45元能做什么？誰都想不到，可以用45元購買一臺汽車“。日供”的概念，不過是讓一般的小康家庭每天節省兩包香煙、減少外食的次數或者戒除一些較為奢侈的享受。如上所見，較大數目的價格被一段較長的時間相除，得到較小數目的價格，能夠令消費者產生商品或者服務的價格較為低廉的感覺，并減弱商品或服務價高不可攀的固有印象。第二，夸大數字的作用，弱化文字的影響。這一部分主要談及的是商場或者網上購物渠道的宣傳手段中的數字語言運用。最典型的就是常被商家用到的“**元起”“、*折起”以及“*折封頂”的宣傳方式。商家往往會突出數字，用以弱化文字的影響。多數消費者看到了醒目的數字，就很可能會忽略文字的內容和作用。即便看到了“起”和“封頂”這樣的字眼，也會心存僥幸心理，認為自己可能有足夠的幸運去獲得性價比最高的商品或者服務，獲得足夠滿意的利益。由于數字的簡單易懂和含義明顯，消費者的關注點隨之轉移，文字的含義及作用就會因此而弱化。第三，運用百分比突出商品或者服務的有效性、純度、誠信度等特性。百分比在廣告文案中的運用可以說是數不勝數的，其作用主要體現與誘導消費者認可其商品或者服務的有效性、純度、誠信度。有時候，在提及商品或服務的有效性方面，百分比數字能夠起到很大的作用。例如，玉蘭油新生塑顏金純活能水的宣傳提出，該產品可以即刻提升肌膚水潤度80%，連續使用四周，肌膚細紋會明顯減少，皮膚緊實度提升30%。這種百分比數據，能夠較為準確地描述商品或者服務的有效性。
農夫果園宣稱其果汁為100%天然果蔬汁，不外加任何酸味劑、色素，不添加任何防腐劑，含糖（瓶身配料注明加白砂糖）。其中的“100%”代表的就是商品的純度，表明農夫果園果汁是純天然的果蔬汁，沒有其他任何添加。這種數字的表達遠比“純天然”三個字帶給消費者的影響要大得多，因為數字是看得見的、具象的，不像語言表達那樣的模糊和抽象。在廣告中運用百分比能夠突出商品或者服務在消費者心目中的誠信度。例如，中華多寶口服液就提出了以下廣告語：現代科學表明，口服粉狀珍珠，人體只能吸收29%的營養成分；水解珍珠（即生物活性物質）配置的中華多寶口服液，人體吸收90%以上。較為準確的百分比數字，賦予一種較為精確的數字統計，使得數據的可信度在消費者心目中有效提高，從而提升商品或者服務在消費者心目中的誠信度。第四，利用小數目數字突顯商品或服務稀缺性，形成緊俏假象。每個消費者都渴望擁有具備稀缺性、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商品或者服務，這能夠使他們認為自己是被尊重的，并且得到了較好的待遇。更何況，當這種稀缺性從一種需求轉變為一種權利的時候，消費者們就希望自己獲得這種商品或者服務。例如，一家名為“babyface”的照相館打出廣告，聲稱“只為周歲以內寶寶拍照”。在此案例中，該照相館成功地將消費者的需求轉化為他們的權利，而“周歲”事實上就是“1歲”的變體，具有數字的含義，因此，這段既簡短又極富意義的時間，造成了該商品（或者可以說是服務）的稀缺效果，形成了緊俏假象，可以有效地促使消費者作出消費決策。
2小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