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11-22 03:24:4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會學方法論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論文摘要]針對社會學方法論領域長期存在的整體主義方法論和個體主義方法論的對立，布爾迪厄提出了一種綜合的社會學方法論。布爾迪認為社會學應以場域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利用”(場域)而把握“兩頭”(社會和個人)。這種引入關系主義的研究方法，克服了由實在(社會和個人)取向的研究方法而導致的社會學中的一系列二元對立。布爾迪厄這一社會學方法論如今已成為人文社會領域內最具有影響力的方法論范式之一。
在社會學理論史上，方法論問題始終是一個核心課題。西方傳統社會學對此的認識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發端于涂爾干的整體主義方法論，另一類是開創于韋伯的個體主義方法論。由于這兩種方法論生成的本體論背景不同，因而形成了社會學領域中的一系列二元對立。這一系列的二元對立，不僅使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出現嚴重分裂，而且也將社會學家們分成兩大對立陣營。從20世紀70-80年代起，這種對立狀況得到了很大改觀，一批風頭正健的年輕社會學家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方法論整體主義和方法論個體主義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社會學應該克服這種方法論的二元傾向，并主張建立一種全新的方法論范式。在此背景之下，許多有創意的理論建構紛紛出籠，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盧曼的功能結構主義、吉登斯的結構化社會理論和布爾迪厄建構的結構主義理論。這些旨在超越方法論整體主義和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探索性理論，為社會學開辟了新的境界，特別是布爾迪厄從關系主義立場出發的社會學思考，成功超越了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的二元對立，為實現社會學方法論范式的轉換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一、整體主義方法論和個體主義方法論
社會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以后，社會學家們像孔德、斯賓塞等人就開始對社會學方法論問題進行思考，可以說在他們的研究中深深地滲透著他們所處時代的方法論成果，但他們沒有進行嚴格意義上的方法論探討。在社會學中對方法論進行自覺的探索應該可以追溯至涂爾干和韋伯。
(一)整體主義方法論
涂爾干所倡導的是整體主義的(holistic)、實證的(positive)方法論。在他看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社會事實(或社會現象)。那么，什么是社會事實呢?根據涂爾干的定義“一切行為方式、不論它是固定還是不固定的、凡是能從外部給予個人的約束的、或者換句話說，普遍存在于該社會各處并具有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個人身上的表現如何，都叫做社會事實。”可以看出，這一界定包含了社會事實區別于個體(或心理)現象的三個特征：即外在的客觀性、制約性和普遍性。具體來說，涂爾干所列舉的諸如法律、風俗習慣、道德規范、宗教信仰和儀式、語言和貨幣制度這些社會事實卻獨立客觀地存在于個人意識之外，一旦個人不愿意接受社會事實的引導而嚴重地違反它，那么，這些社會事實的強制性將會正式地(如逮捕)或非正式地(如輿論譴責)表現出來。這種整體主義取向的學術路徑決定了他所主張的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原則：其一：把社會事實作為物來考察。涂爾干認為在他之前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是將現象的觀念而非現象存在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即把現象認為觀念而不是客觀存在物。他強調事實先于觀念、存在先于本質，從而把社會事實(即社會現象)作為構成社會學研究出發點的實物論據來研究。其二：社會事實必須根據別的社會事實來解釋，并且這種解釋必須包括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涂爾干批判了各種對社會現象解釋的還原論，認為根據個別現象(如意愿、意識、利己)來解釋社會事實只會掏空社會學的內容。涂爾干在《論自殺》中，成功地貫徹和驗證了上述方法論原則，為社會學家具體考察、解釋社會事實提供了一個標準的實證研究范例。
涂爾干開創的整體主義方法論具有很強的“解釋力”，為許多社會學理論流派(如結構功能主義、沖突理論、批判理論等等)所接受。就整體主義取向的研究方法而言，這些理論與涂爾干的社會學方法論是一脈相承的，他們卻從客觀層面出發去解釋和理解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個體。
整體主義方法論有助于我們了解客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變化，但是也存在著它無法逃脫的內在缺陷。這與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前提預設不無關系。涂爾干是從社會唯實論的社會本體論觀念出發的，認為社會學分析的基本單位是超越個人的具有群體特征的社會事實。如是，在涂爾干的方法論中，“社會”的過程被懸置起來，“社會”成了一個暗箱。另外，在涂爾干的方法論中，作為社會行動者的個人的主體性無從體現，個人在強大的社會結構面前，絕對處于被支配的地位，沒有任何能動性，從而出現了“過度社會化”的情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整體主義方法論懸置或消解了個體。
(二)個體主義方法論
韋伯是個體主義方法論的主要代表，與涂爾干不同，他的方法論是建立在社會唯名論的本體論觀念基礎之上的。作為一名典型的社會唯名論者，韋伯認為，社會是個人行動的產物，或者說是行動者組成的系統，只有作為社會行動的個體才是真實存在的，社會學不能撇開個體去研究超越個體之上的社會實體。因此，在韋伯看來，社會學是一門致力于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動并通過理解對社會行動的過程和影響做出因果說明的科學。從韋伯對社會學的定義中可以看出，他將社會行動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作為社會學的兩大任務。既然社會行動的本質是其蘊含的精神內涵和文化意義，那么用自然科學中的實證方法來研究社會學則無異于方枘圓鑿，因此研究社會學的方法就別無他途，只能是理解和說明。所謂理解，就是試圖探究行動者主觀行動的意義關聯，從而建構起行動間的基本分析單位和意義脈絡。韋伯認為，理解可以分成兩類，即對主觀意義的直接觀察理解和解釋性理解。
對語言、行動(如砍柴、關門等)，非理解性的情緒反應(如驚叫、憤怒等)，以及對數學和邏輯命題的理解就是直接觀察的理解。解釋性理解就是對動機的理性理解，它把社會行動置于可理解的和更加內在的意義背景之中。例如樵夫砍柴，直接觀察理解僅能理解樵夫的行為是砍柴，而解釋性理解則要尋求砍柴的動機，或為掙錢、或為自用。可以說，韋伯的理解社會學的目的是將隱藏在外化行動背后的主觀意義揭示出來，從而達到對整體社會現象的因果說明，亦即在研究社會現象時優先考慮個體，通過個體研究整體。
由韋伯開創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在以后許多微觀社會學理論流派(如符號互動論、現象社會學、常人方法學等)中得到了延續和發展。從總體上來看，這些學派都注重對社會微觀層面的關照，即都是從“化約主義”的立場來看待社會整體的。在方法論個體主義者看來，個體是社會的真實整體，也是社會科學分析的基本單元。社會不能脫離個體而存在，“社會”不過是一個方便的“名稱”或標簽，用來指稱個體及其行動集合的關系。因此社會可以還原為個體。和整體主義方法論一樣，個體主義方法論有其局限性。這與個體主義方法論的前提預設也是直接相關的。但他們并沒有揭示出個體行動意義的生成過程。此外，在個體主義方法論中，個體是基本分析單位，而與個體相對的“社會”卻隱而不顯。這樣，個體就獲得了極度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如果說方法論整體主義者懸置了個體，那么，方法論個體主義者則懸置了社會。
二、布爾迪厄對方法論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的超越
方法論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之間的對立，構成了社會學理論歷史發展脈絡中重要的兩極。對此種社會學方法論分野，布爾迪厄進行了批判性考察，并設計出一套可以同時超越方法論整體主義與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社會學方法規則。布爾迪厄社會學方法規則可以簡單地表述為在涂爾干方法論整體主義基礎上導入被其忽略掉的個體行動者的直接體驗的規則。具體而言，就是首先運用涂爾干社會學方法的首要原則——系統地摒棄常識性認識與成見的原則——實現其“認識論斷裂”，即首先將社會看作一個獨立的客觀事物(客觀結構)。緊接著再對這一客觀主義認識實施對象化與客觀化操作，并把被方法論整體主義者所忽略的常識性認識與成見看作社會結構的象征補充并將其放到客觀結構和被身體化了的結構(慣習)，即社會結構與心智結構的辯證關系中加以把握。顯然，布爾迪厄的這一方法規則是對社會學方法論整體主義和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一種新的綜合。在這種綜合中，個體(行動者)和社會(結構)同等重要，而且個體與社會不是簡單地拼湊在一起，這樣就成功地避開了方法論折衷主義的暗礁。布爾迪厄的獨特之處就在于他提出了極具原創意味的慣習概念，并且研究中引入關系主義視覺。
那么，何謂“慣習”呢?喜歡“開放式概念”(openconcepts)的布爾迪厄曾多次作過闡述，使其內涵充滿了豐富性。第一，慣習是持久的可轉移的稟性系統。菲利普·柯爾庫夫(PhilippeCorcuf)對這一定義作了解釋：“稟性，也就是說以某種方式進行感知、感覺、行動和思考的傾向，這種傾向是每個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觀條件和社會經歷而通常以無意識的方式內在化并納入自身的。持久的，這是因為即使這些稟性在我們的經歷中可以改變，那它們也深深扎根在我們身上，并傾向于抗拒變化，這樣就在人的生命中顯示出某種連續性。可轉移的，這是因為在某種經驗的過程中獲得的稟性。(例如家庭的經驗)在經驗的其它領域也會產生效果；這是人作為統一體的首要因素。最后，系統，這是因為這些稟性傾向于在它們之間形成一致性。”第二，慣習是與客觀結構緊密相連的主觀性。布爾迪厄認為，慣習屬于“心智結構”的范圍。是種“主觀性的社會結構”，或者說，是一種社會化了的主觀性。第三，慣習是一種生成性結構，是一種人們后天獲得的各種生成性圖式的系統。布爾迪厄把時間變量引入到慣習分析中，指出“慣習是歷史的產物”，并且具有“雙重歷史性”(DoubleHistoricity)。作為一種歷史的產物，慣習必然是一種動態的、開放的系統。布爾迪厄指出：慣習“是一個開放的性情傾向系統，不斷地隨經驗而變，從而在這些經驗的影響下不斷強化，或者調整自己的結構。它是穩定持久的，但不是永遠不變的。”可見，布爾迪厄的慣習概念在個體和社會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使布爾迪厄避免了長期以來許多社會學家試圖在個人和社會之間所作的非此即彼的選擇，也使布爾迪厄超越了方法論整體主義和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努力中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除了上述慣習概念，布爾迪厄社會學方法論具有濃厚的關系主義色彩，關系主義思考方式是布爾迪厄社會學方法論的一大特色。其實，關系主義視角本身并不新穎，它源自于結構主義。馬克思和列維一斯特勞斯等結構主義大師都十分強調關系的重要性。但和布爾迪厄不同的是，在馬克思和列維一斯特勞斯那里，關系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并沒有上升到方法論層面。在布爾迪厄看來，社會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種各樣的關系，他還特意把黑格爾的“現實的就是合理的”這一著名公式，改為“現實的就是關系的”。據此，他將關系視角引入方法論層面，既摒棄了方法論個體主義，又拒斥了方法論整體主義，竭力主張關系主義的方法論。這可以從他的場域概念(是一些關系束)作為例證。布爾迪厄認為，概念的真正意涵來自于各種關系，只有在關系中，這一概念才能獲得它的意涵，場域概念就是從關系的角度進行思考而獲得的。
布爾迪厄的這一關系主義方法論認為，社會科學真正對象不是研究單純的個體，也不是社會實體，而是研究無數個體所構筑的一種場域，以及無數場域構筑的一種更大的場域綜合性結構。
關鍵詞：憲法，憲法學，社會，價值，體系
一。憲法現象與憲法學
憲法學是研究憲法現象產生、存在與發展規律的知識體系。作為法學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憲法學首先具有社會科學的性質。憲法學性質決定了憲法學不同于其它學科的研究對象、范圍與方法，同時直接體現憲法學體系的完整性。憲法現象是憲法學存在的基礎，客觀上反映了憲法學的社會功能與基本特征。在社會生活中，通過憲法調整而形成的社會現象都可納入到憲法學研究范圍。憲法現象通常具有四個要素，即憲法規范、憲法制度、憲法意識與憲法秩序。通過憲法規范的功能形成人類社會的憲法制度，而憲法制度的運行需要社會主體對憲法的理解與信任，最后通過各種社會不同力量的合力，建立和諧而穩定的憲法秩序。
憲法現象是綜合性的社會現象，包含著事實與價值、規范與現實之間的相互關系，需要運用綜合性的知識給予解釋和說明。由于知識的分化與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化，各國憲法學都面臨著如何合理地建立解釋憲法現象的體系問題。憲法現象存在形式的多樣性，實際上給我們提出了不斷更新憲法研究方法的客觀必要性。在解釋憲法現象時，學術界經常采用的基本思路有兩種：一種是從憲法看社會，另一種是從社會看憲法。按照第一種思路，人們習慣于在憲法規范中體驗其憲法的價值，并把主觀的憲法價值落實到客觀的憲法世界中，主要依賴于對憲法的規范性的分析。但研究方法上可能存在的問題是，有可能限制人們觀察憲法問題的思維空間，以過于實證主義化的眼光分析多樣化的憲法問題。按照第二種思路，人們有利于在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中體驗憲法價值，具有豐富的評價憲法現象的資源與方法，提出人們關注的社會問題，使憲法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但這種思考方式客觀上也有其局限性，如容易以社會現實的價值代替憲法規范性價值，無法有效地維護憲法的法的特征。那么，怎樣在憲法規范性價值與現實性價值之間尋求合理的平衡？針對憲法問題存在的特點，學者們努力在宏觀上建立憲法學研究方法體系的同時，也要通過憲法學分支學科的建設，豐富解釋憲法現象的方法。如在憲法實踐中已發揮學術影響力的憲法社會學、憲法人類學、憲法政治學、憲法心理學、憲法史學、憲法哲學、憲法經濟學等學科既是研究方法的新變化，同時也是整個憲法學體系的發展。[2]憲法學作為完整的知識體系，主要由本體論與方法論組成，而方法論是評價憲法學體系發展的重要因素。憲法社會學在學科性質與功能體系上，能夠滿足憲法現象多樣化的社會需求，為人們從社會角度客觀地分析憲法現象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二。憲法社會學的目標
憲法社會學是為了解釋和解決憲法規范與社會生活之間的沖突而產生和發展的，反映了憲法學研究中的價值與事實關系的原理。憲法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時間并不長，但以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憲法現象的學說早已存在。如18世紀中葉出版的杜克的《憲法與社會》是運用法社會學方法研究憲法現象的代表性著作，標志著憲法學研究思路的轉型。在法國，列恩杜基在《憲法概論》一書中從社會連帶意識中尋求憲法正當性的根據，從社會學的角度對憲法進行了實證的研究。在日本，美濃部達吉在《日本憲法》中最早以社會學的方法分析社會生活中存在的憲法現象，并以憲法的社會基礎為出發點，提出了比較和歷史的研究方法。當然，當時的憲法社會學和憲法解釋學并沒有嚴格的界限，憲法社會學的研究借用了大量的解釋學方法，但畢竟提出了以社會為基礎分析憲法的思路，使憲法的存在獲得社會的評價體系。宮澤俊義教授吸取了法國憲法學的研究成果，嚴格地區分了法的科學與法的實踐的界限，廣泛采用了歷史科學的方法。在二戰以前的憲法社會學研究中鈴木安藏教授做出的理論貢獻是比較突出的[3].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尾高朝雄教授在日本法社會學的刊物《法社會學》第一期上發表了系統的憲法社會學論文，正式確立了憲法社會學的概念。
憲法社會學的目標是科學地認識憲法現象，體現科學主義的精神。憲法社會學的科學性既表現為接近憲法現象的基本態度，同時表現為認識方法的合理選擇。在憲法規范與社會現實之間的沖突中，憲法社會學所提供的知識與方法有助于人們客觀地分析多樣化的憲法現象。在分析規范、現實、價值、事實等各種關系中，憲法社會學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指標與規則，豐富了憲法世界。因此，有的學者把憲法社會學稱之為“社會學的憲法學”或者“社會學的接近方法”。根據日本學者的解釋，憲法社會學是以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憲法現象的一門學科，[4]其知識體系的基本任務是：把憲法作為一個社會變動過程來認識，實證地研究憲法規范、憲法制度、憲法意識、憲法關系、憲法運動等憲法現象與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使之成為經驗性科學。
因此，從經驗的角度看，憲法社會學概念一般具有如下特點：一是憲法社會學概念強調憲法現象與社會其他現象之間的聯系，突出憲法存在的社會基礎；二是在憲法社會學框架下，作為社會科學的憲法學與作為規范科學的憲法學能夠建立一定的對應關系；三是憲法社會學是一種動態的體系，具有歷史性；四是憲法社會學概念的核心是憲法的實踐功能，通過對社會生活的評價體系發揮其學術影響力。
三。憲法社會學的功能
憲法社會學在整個憲法學知識體系中發揮著重要的功能，起著知識整合和知識創新的功能。
首先，憲法社會學為客觀地理解憲法學研究對象提供了知識與方法。 作為憲法學研究對象的憲法不僅指憲法典，而且包括現實的憲法制度與具體運作過程。 憲法學研究對象的確定不僅受憲法制度本身發展水平的限制，同時也受社會變遷與時展的制約。在不同的憲法文化背景下憲法學所關注和研究的內容是不盡相同的。從現代各國憲法學發展情況看，研究對象的確定方法與具體標準體現了時代特征。如日本憲法學的研究對象主要包括憲法意識、憲法規范、依據憲法建立的憲法制度；法國憲法學研究對象主要包括政治權力、國家、憲法體制、民主主義制度等，有關政治制度部分在憲法學研究領域中占有較大的比重；美國憲法學研究對象中憲法判例與現實憲法的論述居于主導地位；韓國憲法學研究中憲法規范的實證性研究與憲法的現實運作過程成為憲法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等。不同社會背景下憲法學研究對象所呈現出的多樣性反映了憲法社會學的基本理念，也就是在憲法與社會互動中觀察憲法現象。
關鍵詞：文化系統；非物質性社會事實；行動系統理論；啟蒙現代性；多元文化
中圖分類號：C91-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7）03-0145-006
當把“文化”與“系統”結合起來認知的時候，人們發現，文化系統理論一面成為“文化”事業的國王，一面成為“系統”科學的臣民。文化的自足屬性，被文化對系統科學、系統方法的依賴所消解。那么，在社會學視域下，“文化系統”范疇是否有效，成為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
“文化系統”是否真實存在，一直被人拷問著。比如，文化人類學奠基人泰勒認為：“同一種族的人使用同一語言，信奉同一宗教，遵守同一習俗，以及在藝術和知識上處于同一總水平。”[1]7他把文化或文明定義為“一個復雜的整體”，其中蘊含的單線發展觀點，含有文化達爾文主義的傾向，不能認識和發現“文化整體”的層次、結構和演進動力，缺乏系統研究的特質。歷史社會學派代表人物博厄斯則認為：“像文化這樣復雜的現象是不可能有絕對體系的。”[2]216泰勒的線性思考，博厄斯的否定性見解都說明，主觀評價性地研究文化理論，是以對邊緣性或地方性的忽視，對不可評價之物的過濾為代價，文化因此會成為程序化的拼盤，文化多樣性不再有，有的只是“我們的文化”。這恰如后現代文化相對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文化研究標準的差異，是文化多樣性的體現，是社會存在差異的體現，“因此，各種不同的文化實際上是不可通約的。”[3]46由此導出的結論就是，文化難于形成系統。
可以看到，懷疑論者的見解還是相當有深度的。從早期到后現代，文化研究領域對體系性的忽略、懷疑和有意排斥，一直伴隨著研究史的始終。的確，系統研究的內容過于空泛，對系統結構、功能的過分強調，讓文化系統理論被認為是結構功能主義的翻版；一邊使用還原主義的態度，一邊反對還原主義的立場，又讓該理論的研究方法自相矛盾；對現實世界存在著系統的先行假定，實際上只是實證主義的方案優化，只是沿著幾條路徑進行綜合評估，最終得出最優方案，通達既定目標。人們看到了文化體系理論建設的困境：堅持文化具有體系性主張的人，如果無法找到理論得以成立的客觀公正立場，這種笛卡爾式的文化理性主義預設，隱含著文化優越論和種族中心主義的潛臺詞，必然會導致懷疑立場的存在。
二
但是，也有人堅持有文化系統的真實存在。稍后于泰勒的法國人杜爾克姆（又名杜爾克海姆、涂爾干），親歷普法戰爭失敗陰霾，生活在“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盛行的第三共和國，看到了社會秩序的失范。他因此主張以社會分工為基礎，建立“道德式的個人主義”。在杜爾克姆時代，“文化研究”主要表現為道德研究，因為，“現在社會學家所謂的標準、價值觀，或更通常稱之為文化的，是杜爾克姆所謂的非物質性的社會事實的很好例證。”[4]79在杜爾克姆看來，社會學應該以“社會事實”為研究對象，而其中的非物質性的社會事實，包括四項內容：（1）道德；（2）集體意識；（3）集體表象；（4）社會潮流。[4]80-84
首先，讓我們分析道德。在最寬泛的意義上，杜爾克姆可以被稱作道德論的社會學家。這是因為，其一，道德是社會事實。這即是說，在杜爾克姆那里，道德是拿來實踐的。在《社會分工論》中，杜爾克姆把社會團結看成是整體上的道德現象，無論是機械團結還是有機團結，都打上了“整體”道德的烙印。與研究道德問題相聯系，他對古方文明中的律法精神、對該精神背后的道德觀念做了系統的解讀。在《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自殺論》、《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以及其他著作中，杜爾克姆一直精耕不輟的主題，就是社會事實及其背后的道德體系問題。其二，杜爾克姆一直關注社會的道德健康。基于建立“道德式的個人主義”的社會分工要求，杜爾克姆認為：“道德意識的強制性在今天應該采取這樣一種形式：即各為其用，各盡所能。”[5]6在社會需要分工的時代，做一個完美的人，已經成為不切實際的構想，把最完美的文明集于一身的念頭，擁有普遍文化的想法，仿佛是癡人說夢。人需要不斷地自我完善，社會必須道德健康，這與道德體系必須日益健全遙相呼應。
一、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思路
所謂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指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是建立在社會科學研究的各種方法之上的，它除了論述這些方法之外，還要進一步闡明這些方法的客觀基礎、本質根源、基本特征及其運用的原則。它是根據多少年來總結出的普遍存在于絕大多數案例的認識經驗，從而進行帶有客觀性、整體性、具體性和發展性的推敲所得出的認知方法觀念。我們去進行科學研究的時候，可以立足社會科學方法論所指引的路子，再根據自身特點來進行判斷和分析。
社會科學方法論并非解決的是一個單獨的事物所要面臨的具體問題，而是要揭示一種規律，甚至探測它的發展未來。伴隨社會科學的發展，目前，我國社會科學內部的方法論意識日益自覺，其科學性和實踐性在的認識論、真理觀，特別是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逐步成為了我們現階段學術研究的必備良藥，也是我國社會科學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學術要求和前提。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探究藝術設計領域的作用
在藝術設計領域也同樣如此，我從本科就一直從事平面設計專業的學習，側重點不同，本科針對技能方面要求多些，而到研究生就將目光轉向了深層次的學術研究。尤其在現階段，我發現社會科學方法論恰恰可以幫助我很好的解決我探索本領域的一些困惑。
（一）看設計眼高手低。從本科到研究生，是一個由手到腦的轉變過程，長時間進行理論的學習，在遇到上交作品的時候，卻是只能闡述出自己的設計理念，而最終的成品根本達不到想要的效果。這就驗證了社會科學方法論中所強調的實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理論必須和實踐相結合。
（二）藝術性、商業性失衡。對于我們設計者來說，追求自我個性的表現力和社會當中的商業需求永遠都是一個讓人糾結的矛盾。有時候太過去張揚個性，卻并不是大眾所喜歡，每次根據社會需求來做設計，又感覺完全在束縛我們對于藝術美的追求，永遠達不到更深的藝術境界。這可能就是我們社會科學方法論里所講的矛盾認知。對我們來說，如何認清這對矛盾是最主要的，這可能要根據具體問題來平衡二者的關系，而矛盾的對立統一關系，追求統一，講究關聯，系統的思考告訴我們的就是這個道理。
（三）缺乏原則。藝術這個領域在社會中所制定的規則過于少和簡單，這樣一方面會給我們設計者廣闊的施展空間，并不受太多束縛。但是另一方面卻有著秩序混亂的場面，比如設計的作品其里面的元素基本都是抄襲別人的元素拿來東拼西湊，告知別人這是自己的作品。所以這中原則和對待藝術的責任感是該在自己最初做設計的意識中存在，是尋求這樣的解決方法，講究原則。
（四）評判標準模糊。對于一個藝術作品是好是壞，我在現階段對其藝術價值缺乏一個正確的認識和考究，沒有很好的評判標準和底線設定。所以基本看所有作品都看表象，再深層面的東西我就會亂了方向，不知從哪里來尋求這個藝術作品帶給人們和社會的意義和價值。而在我們社會科學方法論根據哲學中總結要注重量的積累。沒有量的經驗積累，評判任何東西都不會是特別準確的，只有充足電，才會點亮屋子，將自己的觀點陳述的有理有據，有說服力，同時也才能夠更好的認識事物規律，揭發規律本質，從而達到質的飛躍。
三、如何利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來更好的學習藝術設計
（一）重在實踐過程的體驗，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每一個事物都必須通過實踐去認知，事實證明，我們設計者在設計作品的時候不能光去憑空想象，靠意識來主導事物的發展方向。而必須通過實踐來實現，用所吸取的理論養分盡情的灌溉整個實踐過程，才是最明智的選擇。社會科學方法論立足于實踐，堅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我們探索具體領域有很好的指導作用。
（二）學會系統整體的看待問題，不能孤立片面。任何事物都不是獨立存在的，考慮問題要想清楚某個元素和其它元素具有什么關聯，尤其在我們藝術設計領域，設計作品一定要注重把握整體感，色彩元素要和構圖以及圖形都要形成關聯，才會讓人看著舒服。并且不能只注重專業學習而忽略其它科學文化歷史的學習，只有一點點沉淀所學的文化知識，才能夠更好的服務于藝術設計，所設計出來的作品才會富有生命力和價值。
（三）合理的認清矛盾，掌握它的對立統一的規律。把握設計作品的定位，需要我們妥善的處理矛盾，盡可能不把這對矛盾永久的對立起來看待，要適當的根據實際情況學會化解矛盾的對立性，將其兩方面統一起來分析問題，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我們在表現自我的同時一定要考慮其作品是否符合市場需求和大眾需求，是否能夠順應市場發展規律，在此基礎上來把握我們作品的定位和走向，去施展我們的個性，那才是好作品。一味的將自己陷入矛盾的困境，作品也將會跟著失去被人認可的價值。所以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矛盾的處理解決辦法對我們看待藝術設計同樣奏效。
（四）學會積累。自古以來，積累都是一種美德。我們學習藝術設計的設計者們很多情況下會走到一種極端，那就是只注重自己的專業，別的一概忽略，孰不知藝術作品的價值所體現的應該就是對人生的一種意識形態和歷史的沉淀、文化的傳播等等，我們如果不去熟知這些領域的東西，設計出來的東西只是表面文章而已。甚至這些會影響到我們去客觀評判一個藝術作品，連基本的背景知識都不熟悉，基本的理念和所表達的意思都沒辦法看懂，怎么去評判和學習。所以積累很重要，我們人的一生都應該學會積累，只有量的積累才能達到質的飛躍，人生的價值也會從中體現。
（五）學會用世界眼光看待問題。就拿我們藝術設計領域來說，不管從事的單位或企業規模如何，設計師的視野很重要。人們看到一個大氣的藝術作品背后，一定會有一種世界眼光來用心設計。世界眼光不一定是見的東西多，更重要的是意識領域的寬廣。想問題和設計思路都要注重大局，能夠對之后的前景有所遇見和規劃。這樣的思路和視野值得我們每一位設計者深思和學習。
（1.天津生物工程職業技術學院 天津 300462；2.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經管學院 天津 300222）
摘要：根據職業院校學生的身心特點，以社會工作的三大方法為切入點，提出新時期一些職業院校學生管理工作的方法，以進一步提高學生管理工作的針對性，使工作模式豐富化。
關鍵詞 ：社會工作方法；職業院校；學生管理
中圖分類號：G7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5727（2014）01-0056-03
目前，在我國還沒有建立起健全、完善的社會工作體系，社會工作專業在我國高校教育體系中雖然已經存在了很長的時間，但一直處于不溫不火的狀態。近幾年來，社會工作的概念逐漸出現在社會各個領域的方方面面，將社會工作理念引入職業院校的管理工作中已成為共識。但僅有理念是不夠的，唯有科學的方法才能使職業管理者掌握扎實的專業技術，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提高管理水平。
職業院校學生的特點及職業院校管理者的工作要求
職業院校學生的特點 成長環境對職業院校學生造成了較大的影響，他們與同齡人一樣面對著前路的迷茫和花花世界的誘惑。具體來說他們有如下特點：（1）心理特點。他們像所有剛剛高中畢業的青年一樣，面對未來感到迷茫，特別是對于自己所學專業在未來的應用更是一無所知。此外，他們又有一些本科生沒有的特點。他們學習動力不足，自卑心理較強，卻又十分渴望成功，渴望學有所成。他們希望過積極健康的生活，自制能力卻較差，相比一般的本科生，他們的心理沖突更強，心理壓力更大。（2）行為特點。職業院校學生的行為具有自主性與他律性、目的性與隨意性、有序性與多變性、沉穩性與突發性等特點。而高職學生的身上體現出更多的他律性、隨意性、多變性與突發性，這與社會要求恰恰相反。（3）認知特點。職業院校學生總體上綜合素質不如本科生，知識面較窄，很多職業院校學生沒有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缺乏刻苦學習的精神和專注力。特別是許多學生在此階段尚未形成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往往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和選擇。
職業院校管理者的工作要求 面對具有上述特點的職業院校學生，管理者在工作中的引導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管理者既扮演班主任、教師、“家長”的角色，又充當調解員、辦事員、服務者等角色。這就要求管理者不僅要有過硬的專業知識儲備，還要有優秀的人格魅力和專業管理水平，善于溝通交際，能夠妥善處理學生之間的矛盾、問題或其他突發事故。隨著職業教育體系的發展壯大，提高職業院校管理者的整體素質，提高學生管理的時效性，建設具有較高管理能力的管理人員隊伍被提上日程。
引入社會工作方法的可行性
美國社會工作教育委員會指出，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應有以下原則：社會工作的專業關系是建立在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基礎之上的。
通過分析職業院校學生的特點，可以看出他們的識辨能力、自制能力較弱，再加上當前社會變革的深刻沖突，他們看待事物的態度和角度與傳統有很大不同。這就需要職業院校管理者轉變教育理念，由單一教育者向社會工作者轉變，同時擔負起教育者、實現者、賦權者、調停者、小組領導、協調人等多種角色，在平等尊重的基礎上對職業院校學生給予正確的引導。
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職責，社會工作者需要隨時在各個不同角色間切換，甚至需要隨時做好扮演多重角色的準備。社會工作方法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如何具體應用在職業教育教學工作中是廣大職業院校教師共同面臨的課題。首先，尊重受助者的個別差異，不要以共性泯滅個性。在傳統的學校工作中，集體利益至上一直是教育的核心內容，然而在現在社會價值多元、社會觀念多元的現實情況下，學校社會工作者有義務維護每一個獨特的個體。毋庸置疑，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心智是不同的，后天的成長環境差異更是千差萬別，因此造成了每個人獨特的信念、心理功能、興趣、專長、行為模式等特質。學校社會工作者在尊重個性的基礎上，不以自身的經驗為界定標準，而是寬容地包涵、相信、理解他人才能夠深入理解學生的心理動機，平等地引導學生，以正確的方法幫助學生。其次，學校社會工作者應相信受助者有成長、改變以及解決困難的能力。傳統的學校工作依然保留著與傳統學校教育同樣單一的、強制的、封閉的方式。這方式往往也是簡單的、粗暴的，雖然能夠以極低的成本解決現實問題，卻無法真正對職業院校學生的社會化起到有益的引導。因此，激發受助者改變的動機，才是主動解決問題不可或缺的因素。
這些觀念的轉變早已在我國教育界提出，并在高校教育工作實踐中發展著，這使得社會工作方法應用在職業院校管理工作中有了觀念上的可行性。
學校社會工作方法的具體應用起源于美國。美國學校社會工作并不僅僅局限于社會工作方法在管理工作中的應用，更涉及學生校內外生活的方方面面：心理健康服務、學習輔導服務、職業咨詢服務等等。美國高校社會工作形式不拘一格，取得了顯著的效果。相較之下，我國香港地區的學校社會工作發展就是較晚的事情了，雖然發展時間較短，但在政府積極的主導和民間組織的支持下，也取得了不俗的效果。在多所高校內部成立了非盈利的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如香港杰出專上學生服務協會、扶青團、科大團契、香港科技大學社會服務團等。我國內地學校的社會工作還沒有被認可，更沒有制度化和普遍化。但隨著社會工作專業的興起和社會工作界人士的多年努力，有許多高校依靠本校社會工作專業建起了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機構。
社會工作方法主要分為三個層次：微觀社會工作、中觀社會工作、宏觀社會工作，分別對應具體的活動方式：社會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社區組織工作。根據實際情景的不同，分別運用社會工作方法，可以有效地規避傳統教育引起的負面影響，提高班級管理的時效性。更重要的是，能夠以科學的方式對學生進行積極的引導，提高他們的自制能力，激發他們的正能量，實現社會工作的“助人自助”原則。
社會工作方法的具體應用
社會個案工作 社會個案工作以“一對一”的方式幫助個人解決個人問題和社會問題。班級成員各色的成長經驗和生活環境使得學生各有獨特的性格和習慣，管理者通過“一對一”的平等交流，了解學生的生活習慣、成長背景、心理特點甚或是未來規劃，增強彼此之間的信任感，恰當地運用移情與反移情，幫助學生發現問題，教學生如何解決問題。個案工作的特點之一是“案主自決”，管理者不但要充當實現者的角色，更要承擔起教育者的角色。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管理者學生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思路，使他們真正認識問題的原因、要素、結果，使他們在今后遇到同樣問題時可以妥善處理，甚至可以避免問題的重復出現，更重要的是培養他們舉一反三的能力，使他們可以獨立地面對未來、面對挫折。
小組工作 小組工作是通過個體參與團體活動，借助于團體成員的協助、引導，在團體活動中互動，引導彼此建立關系，協助個人增進社會功能，達成個人、小組協調發展的目標。小組工作是通過個體參與團體活動，接著團體成員的協助、引導其在團體活動中互動，引導彼此建立關系，協助個人增進其社會功能，達成個人、小組協調發展的目標。職業教育管理中可以根據不同的目標建立與之相應的小組，開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小組活動，如新生適應小組、就業小組等。在小組工作中，通過組員之間的彼此角色、情感、態度、行為等要素的變化實現成員的互助與自助，達到積極引導的效果。小組工作方法中有一種模式為小組治療，其“助人者治療原則”使“助人者”感到自己已經對別人有所幫助，這對“助人者”本身也有積極的治療作用。對職業院校班級管理而言，小組工作是構建良好班風、增強班級凝聚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社區組織工作 社區組織的目標是促進和幫助社區評估工作計劃、組織和協調各方面的努力，滿足社區成員在健康、福利和娛樂等方面的需求。社區是一定區域內共同生活的群體，一個學校、公寓、班級都可以是社區。職業院校管理者通過社區組織的方法以整體學生為服務對象，組織學生有計劃地開展活動。一方面，對學生進行人際交往訓練，培養其溝通能力，增強學生的互助、自助精神，協調學生之間的關系，增強凝聚力；另一方面，發現社區問題、解決社區問題，提高社區管理水平，穩定社區秩序，為學生創造一個輕松良好的環境。職業教育的特點之一是以就業為導向，在此基礎上擴大社區交流的范圍，引導校園社區與校外社區接觸，充分利用社區資源、社會資源來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認知，開拓學生的視野，加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促使其明確目標、做好規劃，為以后步入社會、為社會發展做貢獻打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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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研究對象
論文摘要:近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日趨活躍，其研究對象與其他社會學科研究對象的交叉與重疊之處越來越多，這些學科各自獨特的研究視角是使它們獨立開來的標志。從體育社會學的方法論、原理體系等方面著手，運用文獻資料調研及比較、歸納等邏輯分析方法，對該學科的研究視角進行了闡釋，認為此學科是運用社會學的思維方式和基本原理來解釋體育領域中的社會現象，體育社會學所形成的一套比較系統的概念、命題、假設及理論框架對其學科研究視角具有規范作用。
隨著體育社會實踐活動內容的不斷豐富，體育社會學的應用研究越來越廣泛，該學科成為體育社會科學領域中常用的學科名稱，它的性質和作用得到了較充分的討論和界定。但是，何為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卻很少有人問津。從學科方法論上探討體育社會學與其相近學科之間的關系，遠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似乎只要對體育領域的社會現象進行研究就可以冠之為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其實，研究視角不同于一般的分析角度。“研究視角是科學共同體普遍認同的思維框架，是一種研究的范式，也是對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等的更高層次的概括和抽象，具有較長時期的穩定性;分析角度則是研究者個體對研究對象具體屬性的選擇性研究，或者是對研究過程的不同方面的選擇性研究等，可以隨意轉換”。體育社會學是體育社會科學體系中的一門基礎學科，體育社會科學體系中的諸多基礎學科視角為我們認識體育現象的本質與規律，及促進現代體育的發展與繁榮都可以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的認識深刻地影響著體育社會學的學術規范。本文主要通過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的探析，借以明了體育社會學的學術空間，同時也試圖揭示體育社會學在體育科學體系中的價值。
1、社會科學一些學科研究體育現象的視角
社會科學是科學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科學研究肩負著兩個使命:一是，提供理解具體問題的新知識并提供解決意見;二是，為社會成員提供考察社會現象的主要形式。這兩個使命的有機結合將有效地推動社會科學向著專業化與獨立化的方向發展。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受其研究使命的制約，而且還受到社會分工方式與水平、大學設定學科的需要等的影響。近代以來，社會科學的發展呈現出學科獨立和專業化分工的格局，從本質上說，是社會科學發展的必然過程。但是，社會科學在自身建制化的過程中，由于過度強調職業標準的獨特性、專業語言和理論體系的統一性以及研究調查的客觀性和定量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確造成了與公眾的隔膜。美國學者羅伯特·N·貝拉認為:“關心整體并不意味著把來自各個專業學科的事實加在一起。這類事實只有依據一種能包括各專業學科、又能形成一種整體概念的參考系統來加以闡述才會變得具有重要意義。這種概念不一定能簡單地從尋常所謂的跨學科研究中形成。因為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它所涉及的知識不只是來自鄰近學科的有用見識，而是完全超越學科界限的”。由于社會問題具有很強的綜合性與復雜性的特征，所以，任何一種社會問題的解決僅僅依靠單個學科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它必須建立在多學科、多視角的整合與分析的基礎之上。
體育社會問題的復雜性與綜合性同樣要求體育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削減它的學科邊界存在的張力，并在多學科或跨學科的領域對其做出一種積極的回應，因此，運用多種社會學科的基本理論、基本方法分析體育現象，并揭示體育社會現象的發生發展規律，是我們認識體育社會屬性的必需手段。體育社會科學是研究體育與人、體育與社會相互關系基本規律的學科群，主要相關學科有哲學、史學、文化學、倫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用社會科學對體育這一社會現象進行研究，旨在從理論上做出闡釋，為體育社會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方向做出評判，為在實踐中進行體育決策、建立和完善我國體育方針、政策、法規和制度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學者們運用眾多社會學科在體育領域的大量研究形成了諸多社會科學的分支應用學科，如體育社會學、體育經濟學、體育管理學、體育法學、體育史學等。這些學科由于理論原理與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體育社會現象時，給我們提供了不同的學術視角。如體育社會學與體育史學就是研究內容相近，研究視角卻存在本質差異的學科。體育社會學是運用社會學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來解釋體育領域中的社會現象，分析其原因，給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如體育群體的特征與互動形式、體育組織的結構與功能等。體育史學是根據體育發展的時序性，研究體育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進化與退化、分化與組合等現象，通過對體育發展與演進的過程研究，對體育的歷史進行系統的認識。體育史學以時間的概念為基礎，是對體育現象發展過程的歷時性縱向研究。體育社會學雖然也進行歷時性研究，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目的是在紛繁復雜的體育現象中尋找具有本質的、相對穩定的、重復性的聯系或關系，從而對體育現象進行解釋與預測。
2、體育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
方法論是關于方法的基本性質、結構、類型以及合理性標準等內容的理論系統。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是關于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理論，是其學科研究視角形成的理論基礎，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起著規范與指導作用。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涉及相互聯系的3個層次，即哲學方法論、一般社會學方法論和體育社會學方法論。
在知識領域，理論既是關于研究對象的描述和解釋，又是關于研究對象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說，理論不僅是關于認識客體和客觀屬性及其運動規律的反映和表述，而且還是在已有的、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知識基礎上向新的知識領域滲透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說，理論就是方法。哲學作為理論的最高形式，無論是對于自然現象的研究，還是對社會現象的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哲學理論既是表述社會現象的最高理論，也是認識社會現象的最一般方法。哲學的精髓是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是關于社會發展和社會認識的理論，它準確地反映了“在現實的歷史過程中繼承和否定的統一”和主客觀因素“在社會認識中的相互關系”。因此，唯物辯證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具體地說，唯物辯證法是幫助社會學研究者確定研究方向，制定研究提綱，編制研究程序和選擇研究方法的最高原則系統。哲學方法論是體育社會學方法論的基礎，對體育社會學方法論具有指導作用。體育社會學與哲學的關系，是具體的社會科學與哲學科學的關系，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體育社會學的最基本的任務是研究體育活動中的各種社會現象，揭示存在于體育活動中的社會現象的本質、相互聯系及其發展規律。在對體育社會現象的研究過程中，無論在理論前提預設上和在基本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導向上，都受到一定哲學世界觀的影響。
對于體育社會學研究者來說，僅僅具備正確的思維方式是不夠的，他還需要具有一般取向的社會學理論作為自己研究的出發點，一般社會學理論是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方法論基礎。一般社會學理論給出了社會學基本概念和概念間的關系，提供了社會學理論的結構框架及結構變量的相關分析。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架構是在進一步分析一般社會學理論給出的基本概念及其聯系基礎上得到的，體育社會學理論要給出研究者的是“具體變量”。體育社會學方法論包括作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論假設和價值觀念，還包括研究者用來解釋資料、引出結論的標準或準則。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指導著體育社會學研究者怎樣提出假說，怎樣選擇必要的證據來說明自己的理論觀點。具體地說，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方法論必須涉及以下幾個方面:1)體育社會學研究中的理論與經驗的關系問題。在這方面，既要研究社會學理論向體育現實經驗的滲透，用社會學理論解釋體育現實經驗，又要說明體育現實經驗對社會學理論的支持。2)體育社會學理論的發現或形成問題。研究和論述體育社會學理論探索活動范圍內的合理性標準和準則，分析和確定評價與接受理論的準則。3)體育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和功能問題。對體育社會學理論做出靜態和動態的結構分析，揭示體育社會學理論的解釋、預見等功能。4)體育社會學的發展問題。研究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演變與更替過程的合理性標準和準則。
綜上所述，體育社會學研究者經過哲學方法論的指導、一般社會學理論的提示和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概念分析，最終得到了關于體育社會現象的具體變量和理論框架。只有經過這樣一個理論思維過程，才有可能全面、完整、準確地把握體育社會現象中各要素的本質特征和要素間的本質聯系，才有可能提出各種具體的理論假設，從而保證體育社會學經驗研究的質量。
3、體育社會學研究體育現象的視角
體育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運用多維視角進行研究是必要的，但并未說明任何可能性，在說明一種研究視角時，人們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把對象體系和理論體系相混淆。“研究視角并不是依據對象體系來劃分的，而是根據理論體系來劃分的，對象體系只是說明了某種研究視角的必要性，理論體系才能說明某種研究視角的可能性”。體育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只是為我們提供了對象世界，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是否形成，主要得看體育社會學是否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的概念、命題、假設及理論原理以及一個比較完整的相關分析框架。從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演進而言，早期的體育社會學研究多為社會學家的零散研究，如美國社會學者朱步林于1898年在《美國社會學雜志》上發表的“芝加哥的市立運動場”及1918年美國社會學者羅斯發表的“作為社會問題的成人娛樂”等。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前，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只限于體育與閑暇及體育與文化的關系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后，不論是競技體育還是大眾體育在國際社會都得到迅猛發展，體育這一社會現象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體育社會學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展到社會學研究的核心領地，如體育與政治、經濟等的關系、體育群體、體育組織、體育社會問題、體育社會化等諸多領域。原波蘭科學院體育科學委員會主席畢格紐·克拉夫契科與巴巴拉·克拉夫契科在“波蘭體育社會學”一文中對西方體育社會學的總結指出，20世紀60年代后，體育社會學才真正獨立起來，并在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上都獲得了全面進展，西方體育社會學在6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轉型與農村體育、城市體育、精英體育的社會學問題等領域;7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體育職業化問題、政府管理體育的職能、體育組織的社會學問題及體育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等領域。伴隨著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地位漸漸得以確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與體育運動面臨的越來越多巫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密不可分。因此，體育社會學領域的研究通常更重視應用性研究，探討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 x 綜上所述，體育社會學是從社會學研究中分化出來的，是社會學理論在體育領域的大量應用研究后，形成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在理論上則是運用社會學的思維方式和基本原理來解釋體育領域中的社會現象，分析其原因，給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在研究體育群體時，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研究體育情境中社會互動的基本概念與理論方法;在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時，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角色規范理論，使我們對體育社會化的研究成為可能;在研究體育組織時，社會學的結構功能論為我們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例如，職業體育組織的經濟行動、政治行動和社會行動是分別執行職業體育組織的生存與發展、達到特定目標、行動整合與模式維持的功能，相對于職業體育組織的結構功能框架來說，職業體育組織行動的合理性，主要看它是否能維持職業體育組織的系統均衡，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些職業體育組織舉辦販災義演活動、到社區與球迷搞聯歡活動，如果從經濟學的投人產出角度看，可能是不經濟的因而是不合理的活動，而從功能分析的角度看，卻有它的功能合理性。此外，在研究方法上，體育社會學也是直接援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如社會調查中的問卷調查法、訪談法等，并對某些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采取定量的分析。
4、當代杜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趨勢擴大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
目前，“在社會科學中流行的分類方式是按照學科來分，并且認為特定學科的獨立性是與特定的研究對象相聯系的，研究對象決定特定學科的屬性和研究方式”。但是，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人們發現，往往許多學科共同研究某一研究對象，或者說，研究某個對象是單一的學科無法勝任的，這樣，傳統的社會科學分類和組織方式發生了危機。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經常需要考慮和解決的，不只是學科內的問題，還有學科之間的關系，而且，這種學科之間的關系也不只發生在社會科學內部，還要處理與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關系，或者說，把在自然科學長期發展中所醞釀的科學精神以及人文主義傳統或人文科學在歷史中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引人自己的研究中，借以拓展自己的思路，形成新的研究方法。這不僅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組織和管理問題，也是一個創造學的問題，局限于單一的學科和角度，往往會妨礙社會科學的創新和發展。
從學科分化史來看，研究對象、方法、范疇、領域、內容、路線、主題等，在不同時期都曾單獨或組合成為學科分界的標志。經驗告訴我們，這些標志性的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發生變化。近半個世紀以來，社會科學各學科不斷交叉、滲透，以往以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為分科模式的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其研究對象逐漸趨同，研究領域逐漸重疊，研究方法互相借鑒。社會科學出現了不可忽視的融合趨向，學科分化與交叉已成為一種重要趨勢。先生曾對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做過精辟總結，“多科并存、緊密交叉、互相促進、共同發展”。
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的趨勢表明，任何研究對象都不可能成為某些學科的世襲領地，體育社會學作為一種極具應用性的新興學科，在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的背景下，研究視角變得更加廣闊，研究領域也不斷拓展。自1898年起美國學者朱布林和阿米里肯就開始從社會學視角研究體育現象。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大多集中在大眾體育領域，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與體育教育學、體育經濟學、體育管理學、體育心理學等學科的研究對象相互重合之處越來越多，體育社會學的視角涉及到體育教育、職業體育、運動訓練等諸多領域。如體育消費既是當前體育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體育社會學關注的熱點，從體育社會學視角分析體育消費，并不僅僅是因為體育消費具有一些獨特的非經濟特征，更重要的，是因為體育社會學研究體育消費有自己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社會學中的互動理論、交換理論、沖突理論等，它們較之體育經濟學所運用的供給需求分析、消費積累分析、投人產出分析等理論是一些不同的理論模式。盡管它們分析的對象可能是同一社會現實，但體育經濟學側重的是供給與需求關系對體育消費的影響，體育社會學側重的則是家庭及社會群體等對人們體育消費的影響。以體育與暴力為例，心理學從本能論的角度認為，暴力攻擊性是與生俱來的、獨立的、本能的心理傾向;體育社會學則將體育運動看作消除社會暴力的安全閥，認為打擊對方的運動就是一種被壓抑的攻擊驅力的釋放或宣泄的替代過程。在這些領域形成的諸多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不但促進了體育社會科學的繁榮，也顯示了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價值，體育社會學所獨具的綜合性研究視角，為人們更加深刻地理解體育社會現象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5、結論
1.體育社會問題的復雜性與綜合性要求體育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削減它的學科邊界存在的張力，并在多學科或跨學科的領域對其做出一種積極的回應，體育社會學、體育經濟學等諸多社會學科由于理論原理與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體育社會現象時，給我們提供了不同的學術視角。
2.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是關于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理論，是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形成的理論基礎，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起著規范與指導作用。體育社會學研究者經過哲學方法論的指導、一般社會學理論的提示和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概念分析，最終得到了關于體育社會現象的具體變量和理論框架。
論文關鍵詞 問卷調查法 實證性 法社會學 實證主義
法社會學是對法的社會現象進行研究的一門學問，在社會學中運用的研究方法，在法社會學中的研究中同樣可以應用。在對法律在社會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法律在社會中所產生的后果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社會調查法是進行這種研究較為常用的方法，其中問卷調查法又在法律現象的社會的調查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法社會學調查中最為常用的一種調查方法。以問卷調查運用為主的研究方法在法社會學研究中已是最主要的類型之一，在法社會學的調研中應用比較廣泛。美國社會學家艾爾？巴比稱“問卷是社會調查的支柱”，英國社會學家莫澤則說“十項社會調查中就有九項是采用問卷進行的”。
問卷調查法，是指調查者根據研究的問題和研究的方案，通過設計一套要求被調查者回答的問題表來收集資料的方法。作為具體方法的問卷調查法有著與之密切相連的方法論背景或基礎，是區別于其他某些方法的重要標志。問卷調查法的理論基礎是實證主義哲學指導下的方法論，在本質上是一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實證主義方法論淵源于近代經驗主義哲學，并在實驗科學發展的條件下，由孔德首先提出來。他相信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一樣，有著客觀規律，這些規律應該通過觀察、實驗、比較以及其它與自然科學一樣的方法去發現。其基本的觀點是：一切關于事實的理論知識都以經驗的實證材料為根據，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純客觀的，社會現象也如同自然界一樣服從于基本規律，我們在因果規律的探究中，就能夠確定社會的秩序和運行。涂爾干實證主義社會學以客觀性和社會事實為研究對象，認為社會與自然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一樣都是受客觀必然性支配，這就決定了其研究方法必然采用自然科學中研究自然現象的實證的方法，通過觀察、實驗、比較、檢驗等方法找到事物發展的規律及事物之間的聯系。解釋社會規律的具體方法就是在自然科學中已成功運用的觀察、實驗和比較的方法。正如涂爾干自己所說：實證社會學的“主要目的是將科學的理想方法擴大到人類行為的解釋上，說明因果關系的必然性，社會現象的可理解性，對于科學和實踐同樣是必要的”。實證性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為通過對研究對象大量的觀察、實驗和調查，獲取客觀材料，從個別到一般，歸納出事物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的一種研究方法。筆者從問卷調查法的一些重要特征探析其實證性的特質：
一、從事物的現象出發體現實證的邏輯前提
問卷調查法主要針對社會中出現的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從中進行抽樣調查，在進行抽樣調查的過程中，抽樣的標準以及抽樣的準確度都經過精密的計算。這種抽樣調查的結果具有代表性，能夠體現社會現實的一般狀況，體現了從個別到一般的發展規律。進行抽樣的問卷調查的設計主要針對現實社會中出現的各種表征，社會現實生活中所出現的各種現象。問卷調查法主要針對這種出現的社會現象進行分別的歸類統計分析，從而得出法社會學中所出現的各種法的表現形式，體現出法所產生的社會效果。
問卷調查法所針對的調查對象體現了實證主義的邏輯前提。實證主義強調知識必須建立在觀察和實驗的經驗事實上，通過經驗觀察的數據和實驗研究的手段來揭示一般結論，并且要求這種結論在同一條件下具有可證性。實證主義排斥傳統哲學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反對傳統哲學包羅萬象的哲學體系和高度抽象思辨的哲學，主張哲學應當建立在來自觀察試驗的經驗事實和實證科學的基礎之上，把哲學的研究對象、方法和任務局限在與科學有關的范圍和領域。試圖用“經驗”、“感覺”、“要素”等取代傳統哲學中思維與存在、精神與物質的對立，以“中性”哲學自居。實證主義主張把知識局限在感覺經驗或現象的范圍之內，強調科學認識論的根本任務只是記錄感覺、描述現象及其相互關系。實證主義者認為，人們通過觀察和實驗，得到某個事物的色、香、味、聲、形，那么人們對于這個事物的色、香、味、聲、形的經驗知識是可靠的。“布萊克試圖像研究自然現象那樣研究法現象，試圖從法現象中發現一個貫穿始終的描述法的發生與運行的根本規則或法則。他認為真正科學的法學研究是：（1）只分析法現象而不探索法本質；（2）法學的觀念應是具體的，可與經驗相參照；（3）從經驗事實中不能推出價值判斷。”這三條原則構成了布萊克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核心，也是所有實證主義者所共同擁有的方法論信條。
問卷調查法研究事物的外在表象，并且對事物的外在表象進行統計、分類、分析，體現了實證主義研究事物的出發點，及從客觀的外在表象為起點，具備了其實證性的起點。
二、高標準化要求從形式上確認實證性
問卷調查法主要針對調查的對象，設計一整套的調查問題，從紛繁復雜的各種法社會現象中，根據在工具及程序上的高度標準化要求，將原本很復雜的社會問題，歸結為事物的現象或者表象的一些規范化的問題，形式上表現出了從事物的現象出發來研究事物的本質。問卷是進行變量測量和資料收集的工具，而統計分析則是處理這種雖來自于樣本卻要反映總體的，以問卷形式收集的大量資料的程序。問卷調查研究的規范操作程序，還使得其研究結果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可以迅速反映動態的社會信息，應用范圍十分廣泛。通過問卷來收集研究資料，所設計的問題與項目都是由研究者根據課題研究目的和課題需要，嚴格篩選和精心設計的簡明易答的問題或表格，因而它的標準化程度較高，較容易對事物的表象與體現進行定量評估。
問卷調查法在工具及程序上的高度標準化要求，符合了形式上的實證性。但是又常常使得原本很復雜的問題流于表面化，即形式的要求導致了內容的膚淺。形式化的表面的問題，很難對被調查者產生某種思想、行為的背景原因，獲得直接的、切實的感受。無論是紛繁復雜的人類的行為，還是各種形式的社會生活現象，研究者在設身處地的研究同一問題，與他們面對一疊問卷表或一堆統計數據時，獲得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它只能獲得書面的社會信息，而不能了解到生動、具體的社會情況。因此也只是從形式上確認其實證性。
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最為典型的是定量研究，通過定量研究將社會現象及其關系和變化趨勢用精確的統計語言描述出來，從而達到認識和預測社會世界的目的。定量研究在形式上確認高度標準化的要求，體現實證的準確性和嚴密性。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中，涂爾干指出，社會學既然是以社會事實為研究對象的，那么它就必須注意到社會事實同時具有的物質性和觀念性雙重特征。因此，社會學方法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從社會事實的物質性特征出發，社會學是可以借鑒自然科學中某些普遍性方法的；另一方面，從社會事實的觀念性出發，自然科學方法又需要經過某種形式的改變，才能允許被應用到社會研究中去。從法社會現象的物質性特征出發，即以形式的方式來體現其準確性、確認實證性。諾內特對此評論道，“拒價值判斷于千里之外的實證主義立場的實質，意味著在法學研究中寧要無知也不要偏見；但實際上偏見（即利益、同情、感覺力、興趣等）具有促進思考的能量，在無視一切價值的場合知識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問卷調查法也因此只是從形式上體現了實證性，而不能從本質上體現實證性。
三、邏輯演繹的特質體現實證性
問卷調查法的優點是它既可以用來描述某一事物總體的概況、特征，以及進行事物總體各個方面之間的比較，也可以用來解釋不同變量之間的關系，體現其邏輯演繹的特質。作為一種實證的方法，問卷調查法有著于眾多自然科學方法相類似的邏輯程序。問卷調查法的邏輯演繹的這種實證性質，決定了它與隨機抽樣、與統計分析密不可分。或者說，問卷調查法實際上意味著抽樣、問卷與統計分析三者之間存在某種必然的、內在的聯系。抽樣解決的是調查對象的問題，問卷則是進行變量測量和資料收集的工具，而統計分析則是處理這種來自于樣本卻要反映總體的，以問卷形式收集的大量資料的必要方法。問卷調查法的抽樣、問卷與統計分析體現邏輯演繹的特質。
實證主義方法論最大的特點是，要求每一步演繹推斷必須有堅實的實踐基礎，即推理的結果也可以直接用實踐進行檢驗。法社會學不僅客觀地闡明法律現象“究竟是如何”，而且進一步關注于法社會現象的原因和規律。實證主義把自然科學的方法論作為自己的基本原則，認為科學的假說必須由經驗證據來檢驗，某一理論只有得到經驗證據的完備支持才是可靠的。實證主義方法論認為，雖然社會科學在方法、技術的運用上有其特點，但它在理論建構、證據搜集與分析、理論檢驗等方面所運用的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無本質區別。實證主義者堅持認為社會研究的邏輯方法是假設演繹法，科學假說的陳述必須由經驗實施來檢驗，理論僅當它得到經驗證據的完備支持時才是可接受的。獲取經驗證據需要采用實驗、系統觀察、調查、訪問、文獻考察等方法，其中問卷調查法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方法。實證主義者把自然科學方法論作為自己的基本原則，把自然科學當做科學的范例，在他們看來，社會學是也符合科學的邏輯的，當然法社會學的問卷調查研究方法也同樣體現這種邏輯演繹的特質。問卷調查法中以抽樣和問卷為前提，統計分析則是其邏輯演繹的具體表現。
四、問卷的準確性較低，其實證性降低
問卷調查法完全依靠問卷、依靠被調查者的自我報告來收集資料，調查者難以了解被調查者是認真填寫還是隨便敷衍。填答問卷比較容易，有的被調查者或者是任意打勾、畫圈，或者是在從眾心理驅使下按照社會主流意識填答；或者被調查者對問題不了解，對回答方式不清楚，無法得到指導和說明；或者對問卷的回復率和有效率低，對無回答者的研究比較困難。問卷回收不確定因素而影響回收率外，還有問卷的靈活性不夠，多數問卷要求由結構式來回答問題，使被調查者的態度與觀點不能充分說明和表達，并且，問卷調查與被調查者的文化素質有直接關系，特別是問卷要求用文字表述自己的觀點或意見時，對文化素質較低的被調查者較為困難，因此問卷調查使用范圍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全面準確的反映客觀現實的實際。因此問卷調查法的準確性較低。
在《中國社會學史新編》一書中我們提出,綜合學派是中國早期社會學的正統,綜合學派的社會學探索代表了中國早期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響甚至延續到中國社會學恢復與重建以后。孫本文先生是早期中國社會學綜合學派的集大成者,如果從他1916年在北大哲學門學習社會學課程算起,他在解放前的33年時間里對中國社會學理論體系的探討逐步深入,代表著中國早期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最高成就。孫本文以“社會行為”為起點,在構建理論體系的方法論方面有所創新。一些人認為,孫本文深受美國社會心理學傳統的影響,過于強調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他以“社會行為”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具有明顯的心理學派的傾向。實際上我以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如果從社會學方法論角度來考慮的話可以會有一些新的認識。
作為一種工具理論,社會學方法論主要是探討與學科體系和基本假設有關的一般原理問題,即指導社會研究的原則、邏輯基礎以及學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一定的社會學理論背后都有其構建的方法論基礎。我們以為,無論是早期強調文化因素,還是后來強調社會心理因素,都只是孫本文進行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邏輯起點,其目標并不是簡單地圍繞當代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行為概念徘徊不前,而是想借由社會行為這一切入點來展現他對社會整體的認識,來構架他的整個社會學理論體系。
具體理由有三:其一,孫本文認為,社會學是一門普通性的綜合學科。孫本文借鑒孔德等人的科學分類法,把科學劃分為物質科學、生物科學與社會科學。他又把社會科學分為普通的與特殊的兩類,認為社會學研究社會的共通現象與共同原理,所以是一種普通的科學。既然社會學是研究普通和共通現象的,那么它的研究對象就不會局限于當代意義上的社會行為層面。其二,孫本文所講的“社會行為”實際上是對社會整體的一種統稱,比我們今天社會學所說的社會行為概念的范圍寬泛得多。孫本文認為,所謂社會行為,就是人與人之間所表現的相互關聯的行為,即社會生活和社會現象中所表現出的共通現象和共同規律。③實際上也確是這樣,孫本文在研究過程中不僅僅是探討當代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行為,他“重視文化,同時也重視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視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④,以他為代表的綜合學派“要點在于認識社會的整體性及其各種因素的復雜性,并欲確立社會學的體系”。⑤其三,孫本文從社會行為角度出發,形成了完整的認識和分析社會現象的研究方法。孫本文在《社會學的觀點》(1945)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社會行為的過程中,社會學者要運用多種視角來研究社會:要用社會整體的觀點,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觀察社會;要用社會結合的觀點,把社會看成人與人的結合;要用社會有機的觀點,視個人與社會是一個有機的關系;要用社會演進的觀點,把社會看作是變動的而不是靜止的,要用歷史的發展的觀點來分析社會。⑥
由上可以看出,孫本文在研究方法論上有他獨到之處,他主張以全面地、動態與靜態研究相結合地、綜合地考察人類的社會行為。正因為如此,孫本文自認既非文化學派,也非心理學派,而“屬于綜合派之林。”⑦孫本文從綜合的視角出發,構建起較為健全的社會學理論體系。正在上述這種方法論的基礎上,孫本文以社會行為作為研究對象,在《社會學ABC》(1928)、《社會學原理》(1935)、《社會學體系發凡》(1945)等論著中,建構出了一個完整的社會學理論體系。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我在以前的論著中重點進行了分析,這里不再詳述。簡單地說就是,孫本文從社會行為出發,提出有關社會行為的五類問題,即社會行為形成的因素(文化、心理、生理、地理等社會因素);社會行為表現的過程(遠離或接近等社會過程問題);社會行為表現的機構問題(基本的或復合的社會機構問題);社會行為表現的功能(或社會控制問題);社會行為變遷的內容與方向(或社會變遷問題)。⑧從上述五類問題出發,孫本文展開了他的整個社會學理論體系,從而把當代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內容都囊括在內。從今天看來,孫本文所構建的理論體系確有它的不足之處。如,在解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要素時,排斥了物質生活狀況、經濟地位等的影響,使得其社會學體系的理論基礎較為薄弱。正因為如此,費老認為,孫本文的社會學體系,帶有“用西洋傳來的科學方法和已有的社會學理論去觀察與分析中國現實的”的印記⑨。但從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孫本文無論是在構建理論的方法論,還是在元理論和本理論的系統化方面都把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
孫本文并沒有完全擺脫西方社會學理論體系的束縛,但我們不應過于苛責前人,因為當時的中國社會學仍處于幼年時期,進行理論創新時可以參考的前人成果幾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到21世紀的今天,中國社會學也不敢說完全擺脫了西方社會學理論思維框架和方法論的影響。如今,我們還能看到仍然有一些社會學者為能夠追蹤到西方社會學的最新成果而洋洋得意,并且不顧實際地把它套用到中國的實踐中,至于得出的結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解釋中國現實,對中國社會發展有多大的啟示作用,則似乎不在他們的視野之內,甚至不管不問。這是一種缺乏理論自覺的重要表現。
我一直強調中國社會學者要有理論自覺:要對自身理論和他人理論進行反思;要努力創造自己的有中國風格的理論,同時要正確地對待其他各種理論,特別是外來的理論;要加強自己在理論轉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會學學科為適應新情況而進行的理論選擇、理論創造的自主地位;中國社會學要不斷進行思想解放,從西方強勢社會學理論和社會理論中解放出來、正確定位自己、加強自主性。如果從理論自覺性角度來看,六七十年前孫本文的理論自覺意識之強,是當代很多社會學者所無法望其項背的。今天我們學習孫本文先生的社會學理論,不僅要學習他的理論內容,更要學習他在理論創新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那種強烈的理論自覺意識。因為理論內容總有陳舊和不適用之時,而理論自覺精神則能夠幫助我們不斷更新理論內容,創新理論學說。強烈的理論自覺會推動中國社會學者不斷嘗試對“中國經驗”進行理論提升、對“傳統資源”進行理論開發、對“西方學說”進行理論借鑒、對“學術話語”進行理論創新,通過“立足現實,高于現實;開發傳統,超越傳統;借鑒國外,跳出國外;以我為主,創造特色”,逐步推動中國社會學走向社會學世界格局的中心。
二、多方為社會學立法,對早期社會學學科發展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我們說孫本文是中國早期社會學的領軍人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孫本文不僅僅是一個在社會學基本理論及其應用方面卓有建樹的社會學家,他更是解放前推動整個中國社會學學科不斷繁榮發展的核心人物。作為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社會學必須向國家、民眾和學術界論證清楚,社會學的存在有其合法性,從而為學科發展贏得必要的空間。這種合法性辯護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向其他學科展現自身元問題、基本問題和研究對象的獨特之處,從而在學科競爭中逐步鞏固地位,這是社會學存在合法性的理論根源;另一方面,向國家和民眾說清社會學與現實社會的契合性,這是社會學存在合法性的現實根源。與社會學本理論為社會實踐“立法”不同,這種合法性辯護是社會學元理論的一部分,它實際上是在為社會學“立法”,為學科的未來發展贏得新的、更為寬廣的空間。在為社會學立法方面,孫本了大量工作,進一步鞏固了他在中國早期社會學界難以替代的地位。界定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使社會學能夠屹立于社會科學之林。孫本文以廣義上的社會行為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主張社會學是對人類社會普通和共同規律的一種認識,這是它跟其他社會科學如法學、經濟學、政治學區別分開的基本標準。孫本文還認為,社會心理學是社會學最重要的一個部門,它的研究對象是個人在社會中的行為,或社會中個人的行為⑩,它跟專門研究社會行為的社會學的分工非常明確,這就進一步讓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邊界變得更加清晰。盡管對于孫本文所說的社會學研究對象,至今仍然有很多異議,但當時的社會學家大多長年埋首于具體社會問題研究,極少有人對社會學研究對象進行討論,所以孫本文的這種通過析清研究對象來為社會學贏得發展空間的努力,說明他有很強的學科領導者胸懷,有推進學科發展的長遠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