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7-23 23:50:1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法律文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通過筆者研究，在解決法律邏輯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上可以有以下幾種解決方案。
1.1分清法律邏輯學和普通邏輯學的關系
作為區分法律邏輯學和普通邏輯學的關系的方法，首先搞清楚普通邏輯學和法律邏輯學的整體和個體的關系，然后再加以區別，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
1.1.1抽象和具體的關系顯然普通邏輯學屬于邏輯學中較抽象的問題，而法律邏輯學則屬于抽象中的具體個例。
1.1.2理論和應用的關系普通邏輯學屬于理論邏輯范疇，更多的是進行形式和方法的理論研究；法律邏輯學則更傾向于邏輯學在實際中的應用，而應用的正是普通邏輯學中的理論結合法學理論。
1.1.3廣泛和個體的關系在普通邏輯學中并不涉及固定的應用領域里的個性化問題；法律邏輯學則必須應用到法律領域內的各種具體化的思維方式和思維方法。所以在講授法律邏輯學的過程中既要講授普通邏輯學的思維方法，又要講授法學中對普通邏輯學的應用。在概念的講述上既要講述法律術語的主觀規定與客觀現實的矛盾，也要講法律的穩定與靈活的統一，而判斷的真假特征與判斷的斷定上更要明確法律條文的意義，同樣的推理要注重法律辯證推理和形式推理的統一。
1.2解決法律邏輯學和法理學的關系
在這方面對于法理學、法律方法論和法哲學等學科的理論成果要經過辯證判斷之后吸收，再避免出現照搬其成果的情況。法律邏輯學必須堅持在法律邏輯研究基礎之上的法律思維方法和法律思維形式。在進行法律辯證推理的講解時不能完全不顧形式而只考慮內容，這都是一些普通綜合性高校在法律邏輯學課堂上容易出現的錯誤。總之，這二者的關系不能是脫離開來的兩個孤立部分，而應該是互相結合融為一體的兩個相輔相成的關系。所以，采用這種邏輯統一的方式實現法律邏輯學術語的規范化是法律邏輯學教學改革內容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3重視“法律”在法律邏輯學中的特色
目前大部分法律邏輯學課程中所講述的都是普通邏輯學在法律工作中的應用問題，采用的方法大多是“案例分析+普通邏輯學原理”，這在整個法律邏輯學中是屬于個體與整體的關系，目前的方法必須采用，但是僅采用目前的辦法還遠遠不夠。法律邏輯學的內容應該包括應用邏輯學和特殊邏輯問題在法律實踐中的應用，這些情況中不僅有法律適用過程中存在的邏輯問題，還有法律邏輯規范中自身存在的邏輯問題。總之在教學過程中，應該多采用法律實踐的研究形式提高學生的法律思維能力，明確法律邏輯學中法律的重要性。
1.4重視法律推理的地位
既然是法律邏輯學就應該凸顯法律推理的重要性，以法律推理為主要依據。根據邏輯學界的通用說法就是邏輯學就是推理學。尤其是法律邏輯學，更應該在重視法律的基礎之上重視邏輯推理。事實上，法律推理是法律工作者在執法過程中廣泛使用的法律思維方式，尤其是在法律事實明確、而法律動機不明的情況下，通過法律推理對案件進行分析和偵查的過程，對案件的認定存在必然關系。在具體講授過程中，特別應該強調以下幾點：
1.4.1法律推理的定義和特點只有弄清法律推理的定義和特點才能明確使用的適用范圍。
1.4.2法律推理的種類通過對種類的詳細描述，才能讓學生了解在具體情況中應該采用何種方法和手段進行有效的推理。
1.4.3法律推理的要求對事實的可信性進行分析之后采用正當的形式和合法的手段進行法律推理是法律推理必須遵照的要求，以維護法律的公正性。
1.4.4法律推理的作用法律推理的使用可以彌補法律的漏洞，在案件偵查過程中可以找到正確的方向，從而實現司法公正。
1.5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目前國內的學術氛圍就是重理論而輕實際，這在學術探討中無可厚非，但是大部分學校培養的人才是要到社會中去實踐自己的理論，而不是去研究機構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的。這就造成大部分剛剛步入社會的學生空有一身理論而無法進行實踐操作。所以在教學過程中一定要注意理論和實踐的結合，這正是出于法律邏輯學的特點———經驗性學科而得出的結論。經驗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會更勝于理論。
2法律邏輯學的應用（密室逃脫策劃方案）
2.1活動主題
本次活動的主題就是通過實踐教學提升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
2.2活動目的
“普通邏輯學”是一門關于思維的基本形式、思維方法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為提高學生思維的準確性和敏捷性，它注重培養學生準確判斷、精確推理的能力，因我院是培養執法工作者的搖籃，執法工作者需要有較強的邏輯思維素質，而且邏輯學來源于實踐，最終也要回到實踐中去，因此未來的執法工作者學習邏輯，更應該結合實際思考和體會。根據我院學生所學專業需要，培養學生邏輯推理實踐應用的能力是有必要的，特在2012級本科大隊開設“普通邏輯學”的實踐活動，在學習理論知識概念、判斷和推理的基礎上，合理運用理論知識聯系實際，最大程度地鍛煉參加者的觀察能力、邏輯推理能力、抽象思維能力，以及團隊協作能力。
2.3活動過程
2.3.1準備工作人員準備：活動參與人員從2012級本科大隊7個開設普通邏輯學科目的班級中選出20名學員分兩次參加此項活動。活動地點準備：新疆警察學院北校區1號教學樓二樓全部行政班級教室（202~208）。（注：活動當天需學生處領導配合安排各區隊教室）活動器具準備：根據設計關卡，列出項目活動器具清單，上交至基礎部綜合教研室教師處審核，統一配備。(注：因活動設計需要向警體訓練部借用手銬)
2.3.2正式活動部分參加人員先聚集在一號教學樓階梯101教室統一進行對本次活動的全面介紹和規則的學習，再隨機分組，由每組負責學生分別帶到202-209教室統一開始第一關：心有靈“析”、心心相印。活動中，所有參與學生必須在學習理論知識的基礎上聯系實踐，緊密配合，能夠在規定時間內，人人參與其中通過團隊合作尋找線索，推理、聯想、破解謎題獲取最終密碼，才能全部成功逃脫。隨后由第一名逃脫的小組再進入終極關卡：越獄終極大Boss。最后評出逃脫最快、使用提示最少的小組為冠軍進行獎勵。此次活動，教師只是指導，學生自主設計密室關卡，不僅學生參與積極性很高而且還專門單設一間供邀請嘉賓闖關，讓我部全體教師與學生同時參與活動，真實切身體會其中的奧秘。
2.4活動總結
通過這種多樣的實踐教學活動，最大程度地鍛煉參加者的觀察能力、邏輯推理能力、抽象思維能力，以及團隊協作能力。無論是推出了成功經驗還是發現了存在的不足，都會對學院的本科實踐教學模式產生積極的影響，這類實踐教學活動可長期堅持下去，并在實踐中不斷改進和完善。
3總結
資料及數據庫的法律保護問題非常復雜，各國采取的政策法律和法院判例并不相同，最近因為internet的發展，資料及數據庫的保護問題再度引起各國重視（注：關于資料（data）的智能財產權問題，討論得最詳細的應為reichman和samuelson兩位教授的大作“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ndata？”，50vand.l.rev.51（1997）。）。
美國法院對數據庫保護問題，先后有不同的判決，最近著作權局應美國國會要求，對數據庫是否應以特別法保護，做了全面性的研究。眾議員carlosmoorhead曾在1996年5月向國會提出“數據庫投資與智能財產反抄襲法案”（databaseinvestmentandintellectualpropertyantipiracyactof1996），主張對重大投資的數據庫給予法律保護。
世界貿易組織（wto）在與貿易相關智能財產問題協議（trips）中，規定資料的編輯，不論是否為機器可讀（machinereadable），只要符合智能財產的保護要件，應受到保護。
世界智能財產權組織（wipo）自1996年起，一直在考慮歐盟（eu）及美國所提有關數據庫保護問題。
歐盟在1996年3月11日向會員國提出：數據庫指令（europeandatabasedirective）要求各國在1998年1月1日以前執行指令，立法保護數據庫；指令采取雙軌制，以著作權保護數據庫的結構，以單獨立法（suigeneris）保護數據庫內容；對于投入相當人力、技術及財力的資料，給予十五年的保護權。
國際上對資料和數據庫給予法律保護，已形成趨勢，極難挽回。這種情況，對國際學術交流及科技信息和研究資料的交換，勢必造成重大沖擊。科技研究機構及人員必須知道如何因應這種新的潮流。如何合法和合理使用資料和數據庫，是目前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二、問題癥結
根據著作權法的原理，資料和數據庫是兩個不同的權利客體，兩者取得著作權的要件，都必須具備原創性（originality）。數據庫的著作權并不及于數據庫中的資料，這些資料可能有獨立的著作權，也可以沒有著作權。具有著作權的資料，其著作權并不涵蓋數據庫。沒有著作權的資料，人人可以使用，可能促成不同著作權的數據庫。
對于未具有原創性的資料和數據庫是否應予保護，長久以來爭論不休；甚至對于具備著作權要件的資料和數據庫，也有人基于社會公益的理由，主張不應給予保護。
1.血汗與創造
數據庫在著作權法上被視為一種編輯（compilation），將現有的資料加以搜集、整理。當初認為編輯著作應受保護是基于編輯人的勞力與投資，這種說法，即所謂“血汗論”（sweatofthebrowdoctrine）（注：jeweler‘scircularpublishingco.v.keystonepublishingco.，281f……83，88（2d.cir.1992）。huchinsontelephoneco.v.fronteerdirectoryco.770f.2d128，131，228u.s.p.q.537，539（8[th]cir.1985）。）。任何人可以因為這些血汗而節省了自己的血汗。
20世紀以后，這種觀念漸漸改變，原創性和創造力成為著作權的重點。1976年美國的新著作權法把編輯著作定位為，經過篩選、協調或整理而使整體成為原創著作。美國最高法院在1991年的feist一案中，明白指出白頁電話簿資料雖然豐富，也使許多人得到方便，但不具任何創意，不受著作權保護（注：feistpublications，inc，v.ruraltelephoneservicecompany，inc.，Шs.ct.1282，18u.s.p.q.2d1275（1991）。）。
最近，歐盟的指令似不以美國法院判決為然，美國企業也對他們所投下大量人力物力的數據庫采取以下的措施：（1）在數據庫中創造附加價值以符合原創性要求，（2）利用契約限制數據庫的使用，（3）以技術保護的方法防止非法使用。
以目前網絡發展的情況來看，資料和數據庫是網絡內容（content）最重要的基礎，不管是否具有原創性，不管是否受到著作權或特別法的保護；只要具有商機，只要有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某種法律保護機制勢必產生。
2.私利與公益
美國著作權局主辦的討論會，不論是否贊成保護數據庫，大致有以下共識：（1）數據庫極易被復制，適度的獎勵可以鼓勵創作。（2）事實的資料不應為私人擁有。（3）任何人均可獨立向原始資料來源取得資料。（4）政府數據庫應公開不受保護。（5）不應傷害科學、研究、教育及新聞報導。（6）為商業及競爭目的的多量復制不應被允許。
一般而言，圖書館、科技界、教育團體、電話公司和網絡相關行業反對保護數據庫。數據庫制作人（包括科技及學術數據庫）及線上服務提供者贊成保護。顯然的，這牽涉到公利與私益之爭。
贊成保護的主要理由如下：（1）數據庫對科技和經濟日益重要，將成為網際網絡的關鍵內容。（2）需要大量金錢與時間的投資才能創造及維持數據庫。（3）數據庫極易被復制及散布。（4）現行法律保護不周全。（5）除非適當保護，投資勢必大量減少。（6）新立法保護不致于妨害科技界及其它團體的利益。
反對保護數據庫的理由如下：（1）贊成者未能提出需要加強立法保護的證據。（2）目前的保護方法尚稱適當。（3）目前美國數據庫產業場極為成功，執全球牛耳，利潤頗豐。（4）將來資料及數據庫的使用，因科技急速發展而極難預測，一動不如一靜；過度保護可能造成科學研究及教育不良影響，增加價格、減低競爭力和新人進入場的障礙。（5）著作權法上鼓勵創作及信息自由流通的這種平衡不應輕易打破，公共利益和合理使用的理論應予維持（注：贊成與反對理由，請參照reportonlegalprotectionfordatabase，u.s.copyrightoffice，august1997.）。
除了以上諸種理由外，科研機構相當關切有關國際間資料完整和公開使用，是否會因為新的法律保護而受到影響。
三、各國（地區）保護數據庫情況
世界各國保護數據庫的方式大致可分為三類：（1）以編輯著作保護。（2）在著作權法中單獨立項，明定“數據庫”為著作中之一種，與文字、音樂、計算機程序等并列。（3）單獨立法加以保護。
美、德、世界貿易組織、世界智能財產權組織、伯恩公約及臺灣等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把數據庫做為編輯著作保護。所不同的是對編輯兩字的定義不盡相同，各國（地區）法院對保護要件及保護范圍的認定有異。
日本在1986年修正著作權法把數據庫當作著作物的一類，明定數據庫的定義為：將信息組合，如文章、數值、圖表有系統的編制，使此種信息能被計算機取用。數據庫要取得著作權必需符合原創性要求。數據庫創作時，著者需決定搜集資料的策略和選擇標準，決定資料是否儲存，整合資料的結構和規格，以便利資料快速的取用。這種分析和數據處理已符合著作權法所要求的原創性（注：日本著作權法第二條及第二十條paulc.b.liu，compntersoftwareandintellectualpropertylawinthepacificrincountrices，researchpaperfortheofficeoftechnolaogyassessment，thecongressoftheunitedstateds，1991，p.18）。
歐盟及北歐諸國以單獨立法保護數據庫。在歐盟指令之前，北歐諸國在著作權之外創造了相關權利，對于事實資料的編輯給予十五年（創作日）或十年（公開日）的保護權。這種對目錄、圖表等的編輯，并不要求原創性。這種保護權提供歐盟指令做為模板。
四、因應辦法與建議
為因應世界保護數據庫的趨勢，產官學研必須有健全的心理準備和良好的因應措施，對各國（地區）保護資料及數據庫的法律應當設法理解。
心理上應該體認，以目前國際智能財產權保護的壓力和網際網絡的商機，數據庫法律保護無法避免。但也不必因為歐盟的指令而驚慌失措，理由有四。其一，絕大多數政府出資建立的資料及數據庫仍屬公有領域。其二，科學研究、教育、圖書館等對資料的取用，合理使用的空間仍無改變。其三，即使原本不受保護的資料現在享有著作權，法律并未禁止當事人不得放棄著作權，科技信息的交流仍可透過協議達到相同的目的。其四，多數國家都已體認著作權并非單純只為保護私利而訂公益的考量一直是立法的旨意之一。
立法與行政機構應密切注意國際動向，直接或間接參與有關公約或協議的協商，必要時透過其它會員國表示關切或提出建議。
對國際上已簽訂的公約，臺灣地區的立法應盡早配合，以符合國際標準。數據庫及網絡保護問題，任何國家無法自立于國際社會之處。
這并不表示所有的國家都應該采取與歐盟同樣的立場。reichman及samuelson兩教授，對歐盟的見識并不以為然，他們認為應可考慮以不公平競爭法的原理來考量資料及數據庫保護，也要顧慮科學及教育界的意見（注：同注1，vanderbiltlawreview，vol50：51，p.163-166（1997））。
不久前internationalcouncilofscientificunions和committeeofdataforscienceandtechnology對歐盟指令的影響相當關切并做出具體建議，頗值得各國（地區）參考：
1.要求注意私利與公益的平，主張歐盟指令不應影響科技信息交流。
2.由icsu出面草擬公約，由會員國共同簽署，保證不主張科技資料及數據庫的保護權，以促進科技交流。
3.成立小組，密切觀察歐盟指令執行情況，以便確定是否確實對科技信息的自由交流造成影響，并決定應變措施。
「參考文獻
1.謝銘洋著。數據庫在網際網絡運用上受保護之困境與解決，1997年全國智能財產權研討會。
2.icsuandcodataletters，june1997.
一、二者的法律功能相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經貿工作取得了極大的進展，作為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新的增長點，我國的技術進出口工作更有了長足的發展。我國國際技術貿易法律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其一，從1959年到1979年，該階段實施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強調中央政府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管理，技術進出口的管理集中于中央政府。
其二，1979年至今，隨著改革開放及科技體制改革的深入，技術進出口工作有了較大的發展，國家陸續頒布了系列有關的法律法規。技術進出口方面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在對合同的管理方面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在技術引進方面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引進合同管理條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引進合同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為了規范我國對外貿易管理，從1994年開始，我國逐步建立了一套以《對外貿易法》為主體，以《海關法》、《反傾銷反補貼條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規、條例為補充的完整的對外貿易管理法律制度，貨物進出口法律體制也因此而建立。這一體制主要包括以灌水調節為中心的海關監管制度；以非關稅調節為特色的許可和配額管理制度、外匯管理和商品檢驗制度；以外貿經營權為核心的對外貿易經營者許可制度；為防止和消除外來不正當競爭而建立的反傾銷反補貼制度[高華，試論如何完善我國國際技術貿易法，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4年第9期]。就我國對外經濟貿易方面的法律淵源而言，目前根本大法是199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該法規定：“本法所稱對外貿易，是指貨物進出口、技術進出口和國際服務貿易。”這是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技術進出口是我國對外貿易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
二、二者的不同
1、限制、禁止的條款規定不同
《對外貿易法》第十六條規定：為建立國內特定產業和保護農、牧、漁產品以及為保證國家國際金融地位和國際收支平衡的，需要限制進口的。對國內供應短缺和可能用竭的資源以及因宮外市場容量有限的，需要限制進口。因維護國家安全或社會公共利益，以及為履行國家參加的國際條約和協定的，需要限制進口或出口。其中對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公共利益和破壞生態環境的，為保護人的生命或健康或為履行國家參加國際條約協定的；對國家文物、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等貨物和物品，需要進出口。
技術貿易包括知識產權貿易和高新技術含量的成套設備貿易等。專利技術、專有技術、商標和服務標記，包括國內普遍采用的國際名牌加工生產等貿易形式，以及版權（包括計算機軟件、音像制品）等貿易形式，均應包括在知識產權貿易范圍之內。根據《技術進出了管理條例》的規定，屬于禁止進口的技術或禁止出口的技術，不能進出口；屬于限制進出口的技術，實行許可證管理，未經許可的，不能進出口；屬于自由進出口的，實行合同登記管理。對限制進出口技術實行許可證管理，第一要對該限制進出口技術是否許可進出口進行審查。技術進出口申請經批準的，經由國務院外經貿主管部門技術進出口許可意向書，獲得許可意向書之后，可以對外簽訂技術進出口合同。
也就是說貨物和進出口的都有限制于禁止進出口的條款限定，但是技術進出口的條款相對來說比較嚴謹，其采用合同管理的模式來規范當前的技術進出口，而貨物進出口明令限制、禁止進出口的沒有合同條款、合同登記來約束，根據《對外貿易法》的相關條款來進行。
2、征收稅率不同
面對國外日益增多的對華反傾銷訴訟和國內進口商品的不正當競爭的內外交困之境，我國參考WTO《反傾銷協定》、《補貼與反補貼協定》，于1997年制定了《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標志著我國反傾銷反補貼領域正在走向法制化，正在與國際通行做法接軌[ 劉文莉,王學軍, 加入WTO與我國貨物進出口法律制度的變革, 湖南稅務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1月第15卷第1期(總第61期),25]。在關稅和非關稅措施方面，我國的現行做法顯然超過了它們應該有的功能，也就是增加了財政收入及一定程度上的貿易保護。我國目前的關稅平均稅率為15％，高于發達國家的平均稅率，也高于目前發展中國家13％的平均稅率。目前各地海關在估價及征稅過程中，由于地方利益的驅動及相關制度的不完善，估價及征稅缺乏一致性。
貨物的進口征稅、進口退稅是國際上一條通行的稅收規則，關稅總協定第三天和第六條規定：一締約方領土的產品輸入到另一締約方領土的時候，不應該對它直接或間接征收高于對相同國產品所直接或間接征收的國內稅或其他國內費用。一締約方領土產品輸入到另一締約方領土的時候，不得因其免稅相同產品在原產地或輸出國用于消費時所需要繳納的稅捐或這種稅捐已經退稅，就對它征收反傾銷稅或是反補貼稅。這就是說一個國家可以根據本國的稅法對進口產品征收國內稅，但其稅賦不得高于同類產品的稅負。同樣的，一個大家可以本國的出口產品退還或免征國內稅，別國不得因此對該國產品施加報復措施。
技術進出口在當前已經形成了門類齊全的工農業實用技術與尖端科技并舉的科研體系和產生體系，已經擁有大量成熟的工業化技術，其中不少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的水平，擁有了較為豐富的技術資源，形成了全方位、多層面的技術出口能力。貿易中的技術壁壘就是各國用技術標準構筑起的貿易障礙。許多發達國家利用技術優勢制訂較高的產品標準，通過一些苛刻的標準要求來達到禁止或限量進口某種商品的目的，有些技術標準要求高于國際通用標準，致使其他國家的產品在質量不難于達到進口國的技術標準而無法進入該國市場。國際貿易中的技術壁壘種類多、變化大，往往使出口國難于適應。相對來說，技術進出口的貿易壁壘顯得比較隱蔽，技術壁壘限制著技術貿易的交易。
[關鍵詞]資產證券化，特殊目的機構，特殊目的信托，特殊目的公司
一資產證券化（AssetSecuritization）是20世紀70年代從美國發展起來的一種新型融資方法。
它是指金融中介機構將不具有流動性，但具有穩定的未來現金流量的金融資產，如應收賬款等轉換為可以在市場上出售、流通的證券進行融資的過程。由于金融機構的資產多為貸款如銀行的住房抵押貸款，屬于金融機構創造的信用，所以“資產證券化”又稱為“信用證券化”。資產證券化制度出現的原因主要是：金融資產的持有者擁有大量的金融資產，無法變現，這一方面影響資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帶來很大的信用風險，為了解決這種流動性困難及分散風險，資產證券化制度應運而生。
資產證券化的最主要的特點是，使資金的需求者能夠不需要通過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就能直接從資金的供給者獲得所需要的資金。資產證券化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采取了復雜的交易結構：首先，金融資產的持有者（也就是資金的需求者后文稱為發起人）將其一部分資產（擬證券化的資產）轉讓給一個中介機構（特殊目的機構），使擬證券化的資產與發起人的其他資產隔離，即使發起人發生破產也不會影響證券投資者對證券化資產的利益；其次，中介機構以被轉讓的資產為基礎發行證券；最后，由信用增級機構和信用評級機構對資產支撐證券（AssetbackedSecurityABS）進行信用增級和信用評級，從而使資產支撐證券能夠在證券市場上出售流通。從法律的角度來看，資產證券化融資結構的核心概念是資產分割，即把擬證券化的資產從資金的需求者的信用風險中分離出來[1]（第1頁）。
從資產證券化的運作過程來看，特殊目的機構在資產證券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作用主要有：第一，特殊目的機構通過“真實銷售”的方式獲得發起人的資產，使發起人的資產與發行人的資產相分離，根據破產法的規定這能夠使證券發行人與發起人的破產風險相隔離。第二，特殊目的機構本身的業務狀況對其發行的資產支撐證券的評級也會產生影響。第三，特殊目的機構所采取的組織形式會對資產支撐證券的形式產生影響。因此資產證券化涉及的諸多的法律問題中，特殊目的機構的法律問題具有極端的重要性，直接影響了資產證券化的成敗。因此，在有證券化成文立法的國家和地區，作為資產證券化中介機構的特殊目的機構是立法的重要內容。
二從實施資產證券化的有關國家的情況來看，解決特殊目的機構法律問題的原則主要有以下兩項：
（一）以專門立法解決特殊目的機構法律問題的原則
從美歐日以及其他各國的資產證券化的實踐經驗來看，資產證券化的中介機構都是通過單行立法建立起來的。在美國的資產證券化的實踐中，作為特殊目的機構的主要有美國的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FannieMae）、聯邦住宅抵押貸款公司（FreddieMae）及政府國民抵押貸款協會（GinnieMae），這三個機構都是美國分別通過1968年的《住宅暨都市發展法》（HousingandUrbanDevelopmentAct）、1970年的《緊急住宅融資法》（EmergencyHomeFinanceAct）兩項專門立法建立起來的。此后，資產證券化的專門立法如法國1988年的資產證券化法設立了FCC作為中介機構來接受商業公司的應賬款[2]（第2-3頁）。日本1998年的資產證券化法案稱為《特殊目的公司法》，該法案創設了不同于一般商法上公司的一種特殊法人制度來解決資產證券化問題，后來因限制較多，不利于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又于2000年對該法進行了修訂，并將名稱改為《資產流動化法》。該法案除了對特定目的公司的相關條文進行修正，還增訂了特定目的信托制度。日本的《資產流動化法》分為5編，共有254條，其中有關特定目的公司制度共158條，有關特定目的信托制度共67條，是該法的主體。此外，我國臺灣地區、泰國、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亞等的資產證券化立法莫不如此。從世界各國資產證券化實踐來看，制定專門的資產證券化立法來規范特殊目的機構、推進資產證券化發展應該是一種成功的經驗。
（二）堅持保護投資者利益的原則
從資產證券化實踐來看，要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最為關鍵的問題在于使證券化資產與發起人的風險相分離。但由于特殊目的機構并不必然的由發起人以外的與發起人無任何關系的人擔任，在許多情況下，盡管特殊目的機構是獨立的法人，由于其或者可能就是由發起人設立或者可能與發起人有某種關系，為了防止發起人利用這種關系使特殊目的機構違背投資人的利益進行業務活動，特殊目的機構的立法要對特殊目的機構的業務活動進行監控，如健全信息披露、強化機構的內部治理、加強行政機構的控制與監督以及賦予相關利益人獲得司法救濟的權利等[3]（第144頁）。實際上，只有切實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才能最終真正推動資產證券化的發展。
從世界各國的資產證券化的實踐來看，資產證券化的結構設計中，中介機構的法律形式有主要以下幾種，即：特殊目的信托（SpecialPurposeTrust）、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PurposeCorporation）、一般合伙（無限合伙）或隱名合伙（有限合伙）等。
特殊目的機構采取信托形式是指發起人以證券化基礎資產設立信托，讓與作為資產證券化中介機構的信托機構，以從該信托機構換取受益權證，然后再銷售給投資者[4]（第3頁）。在金融資產證券化關系中，發起人是委托人，資產證券化中介機構是受托人，投資者是受益人，而被讓與的證券化基礎資產自然就是信托財產。根據信托法原理，信托財產具有獨立性，可隔離于發起人自有財產之外，即使發起人破產也無作為破產財產被清算之虞，因此，采信托形式可以實現破產隔離的效果，同時使投資者（受益人）享有實質性權益并承擔相應風險，最終實現金融資產證券化的目的。此外，將資產證券化中介機構設計成信托形式還有稅收上的好處。根據美國聯邦稅法上的“名義所得原則”，資產和事業發生的收益的歸屬主體，如僅為單純的名義主體，并不享受該收益，則可免除課稅，而由享有該收益的實質所有者作為納稅主體。這樣作為證券化基礎資產名義所有人的資產證券化中介機構則可免予就該資產收益繳納所得稅，而由實際享有收益的投資者一方納稅，這樣可以避免所謂的“雙重納稅”問題。
特殊目的機構采取公司形式是指發起人將證券化基礎資產轉讓給一家專門從事證券化運作的特殊目的公司，由其發行資產支持證券。與信托相比，采用這種形式有兩個優點：一是公司擁有證券化基礎資產的實質性權益，因而有權對該資產產生的現金收益進行任意的分割組合，可以運用分檔、剝離等技術，向投資者發行不同檔次或不同支付來源的轉付型證券，而無法律上的權利限制；二是它作為一個常設機構，可以連續不斷地進行證券化交易運作，可以向不同的發起人購買不同的證券化基礎資產，不管這些資產是否相關，據以分別發行一組組不同的資產支持證券，在更大規模、更深層次上推行證券化，從而提高了證券化效率，降低了運作成本。當然，它也有其致命弱點，即將被課稅，使投資者和資產證券化中介機構面臨被雙重課稅的困境。實踐中，解決的辦法是國家給予其免稅的優待或干脆將其設到開曼群島等避稅天堂。此外，各國法律一般都規定，公司需有一定的資本金，但由于資產證券化中介機構本身就是為便于融資而特設的產物，所以一般只注入最低的法定資本金。
特殊目的機構采取合伙形式是指發起人將證券化基礎資產讓與作為資產證券化中介機構的合伙組織，由其發行可上市流通的預托證券，投資者購買該證券而成為有限合伙人。在美國，由于合伙在聯邦稅法上被視為轉付機構，不作為直接課稅對象，其營業收益和損失直接由各合伙人分擔，因而也可實現避免雙重納稅的目的，該形式多為不動產證券化所采用。在美國的不動產證券化所成立的不動產有限合伙最初主要是想獲得稅收上的好處，但1986年美國修正稅法之后，有限合伙投資不動產的稅務上的優惠被取消了；而且在合伙的法律關系里，合伙人一般要對合伙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也就是說合伙人的財產風險和合伙組織的風險并沒有完全隔離開來，從而不能達到特殊目的機構所要求的破產隔離的目的。所以該種形式的特殊目的機構已經很少被采用。因此在資產證券化的實踐中，目前廣泛采用的主要是公司制和信托制[5]（第46-47頁）。
特殊目的機構內部控制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發起人操縱中介機構從事與該機構的目的不相關或背離的事務，從而對投資人的利益造成損害。對特殊目的機構活動的規制主要表現在：
（一）特殊目的公司的內部法律監控
1.特殊目的公司的設立，一般是依據公司法的有關股份有限公司的規定為藍本，然后根據特殊目的公司的特點加以修正，從而形成有關特殊目的公司的法律制度。首先，為了防止發起人利用對于中介機構的實質控制權操縱中介機構或對中介機構的利益造成損害，切斷發起人與中介機構的聯系就成了特殊目的機構立法的關鍵。依我國臺灣地區的《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特殊目的公司必須由金融機構設立并且金融機構與發起人不得為關聯企業。其次，為了避免特殊目的公司的設立成本過高，立法對于特殊目的公司的設立要件與程序都盡量予以簡化。如規定特殊目的公司的股東為一人；其最低資本額僅為10萬元。
2.特殊目的公司的機構設置，依我國臺灣地區的《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特殊目的公司由金融機構組織設立，為股份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人數以一人為限，”這顯然其機構設置與公司法上的股份有限公司是一致的。其機構主要有股東會、董事會、監察人。日本的《資產流動化法》還有會計監察人的設置。特殊目的公司的股東會為公司的最高意思機關。日本的《資產流動化法》對股東會的召集期間與決議方式有嚴格限制。此外《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還規定了董事對公司負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特殊目的公司設有監察人，至少為一人，至多為三人；監察人代表公司監督董事的行為，對公司負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監察人還有權代表股東對董事提訟。日本的《資產流動化法》還設置會計監察人，其主要的任務是：查核董事在每個會計年度終了時的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營業報告書等。
3.特殊目的公司的業務范圍。特殊目的公司設立的主要目的就是經營資產證券化業務，所以特殊目的公司除了經營資產證券化業務及其附帶業務以外，不得兼營其他業務。由于特殊目的公司的主要資產就是其從發起人處接受的資產，因此，特殊目的公司也不得將所受讓的資產出質、讓與、互易供擔保或進行其他處分。此外特殊目的公司對其自有財產的運用也受到嚴格的限制。為了保護投資人的利益，一般而言應該嚴格禁止特殊目的機構對外負債，但是如果公司負債是為了對投資者按資產證券化計劃書配發償還利益、本金、利息或其他收益，則經過全體董事同意，特殊目的公司可以舉債。
（二）特殊目的信托的內部法律監控
特殊目的信托運用于資產證券化，是將特定的金融資產轉換為受益權從而為投資者創造出投資對象。明文規定特定目的信托立法的目前主要有日本的《資產流動化法》，我國臺灣地區的《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泰國的《資產證券化之特殊目的法人皇家法令》（RoyalEnactmentontheSpecialPurposeJuristicPersonofSecuritization）等。這些成文立法關于特殊目的信托的規定主要有以下幾點：
1.特殊目的信托的成立。信托契約須經主管機關核準后生效。特殊目的信托契約須載明信托的目的，還必須附上資產信托證券化計劃，并載明委托人的義務及應告知受托機構的事項、受托機構支出費用的償還及損害補償事項、關于信托報酬的計算方法、信托資金的運用方法等事項。
2.特殊目的信托的業務規范。除非是為了配發利益、孳息或其他收益，不能對外借入款項，特殊目的信托中屬于信托財產的閑置資金，其運用方式也必須用于法定的投資。
3.受益人會議。為了保障投資人的利益，特殊目的信托設有受益人會議，作為代表委托人權益的機關。特殊目的信托受益人及委托人權利的行使，應經受益人會議決議或由信托監察人為之。此外受托機構為了保護受益人的權利，依特殊目的信托契約的規定，還可以選任監察人來代表受益人或委托人為訴訟上或訴訟外的行為。
三早在1996年，中國就有成功的資產證券化實踐[6]（第2-3頁），但都是在國外的資本市場上發行的資產支撐證券。
目前中國的資產證券化紛紛選擇離岸操作，主要原因之一是規避國內法律障礙。資產證券化是一項全新的融資方式，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還未涉及此項業務，有些現存規定甚至限制此項業務。而離岸資產證券化的大部分業務流程是在國外完成的，適用資產支撐證券發行國的法律，從而可以規避國內的法律障礙。同時，國內資本市場上的資產證券化還只是處于討論的階段。
國內資本市場上沒有資產證券化實踐的最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資本市場本身還不夠成熟，另一方面是相關法律的欠缺與不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關于特殊目的機構的立法。到目前為止，試點機構的有關方案還只集中在到底是進行表外融資還是表內融資的問題上，其實，真正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構建特殊目的機構的有關制度。
（一）我國特殊目的機構法律構建的原則
1.大膽借鑒先進立法和與我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原則。資產證券化作為一種技術創新，金融全球化發展的結果之一，必然包含著一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借鑒其他國家的資產證券化立法的成功經驗和吸取有關國家在推進資產證券化過程中遭遇的失敗的教訓，對我國更好地利用資產證券化這種融資方式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另一方面，資產證券化的發展還同一個國家的金融環境有著極大的關系。所以我國在進行資產證券化的立法時，既要大膽地借鑒外國先進立法的經驗，又要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
2.單行立法的原則。第一，以單行立法推進本國的資產證券化是大多數國家資產證券化發展的成功經驗。第二，我國過去對與市場經濟有關的很多法律都采取的是單行立法的模式。第三，我國特殊目的機構的法律問題涉及到許多部門法，如民法、公司法、信托法、證券法、稅法等，資產證券化法制環境的完善就意味著對這些部門法有關條款的突破，各部門法的修訂無疑是一項復雜而巨大的工程，如果采用單行立法可以減少一些麻煩，而且通過特殊目的機構的單行立法，按照“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還會為法律適用帶來很大的方便。
3.堅持保護投資者利益的原則。資產證券化實現了融資者直接向投資者融資的目的，但這在客觀上并沒有改變投資者在資本市場上因“信息的不對稱”而可能遭受的來自融資者的道德風險或違約風險，因此一方面我國應在立法中加入對特殊目的機構的管制規范；另一方面，在信用增強的機制中，通過采取附追索權的方式來分散基礎資產的風險[7]（第260頁），以便最大限度地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二）我國特殊目的機構構建的法律形式
筆者認為，在我國，可采納兩種形式的特殊目的機構，即特殊目的信托和特殊目的公司。
1.采取特殊目的信托的形式。在我國采取特殊目的信托會遇到以下問題：首先是受托人的資格問題。根據我國《信托法》第24條、《證券法》第6條、《商業銀行法》的規定，目前我國的商業銀行不能投資于非銀行金融業務，自然也不能成立以發行抵押支持證券為單一業務的特殊機構。因此，實行證券化的主體，除了信托投資公司以外，可以設立單獨的專業受托機構。在我國缺乏專門的法律規范受托人，保障委托人及受益人權益的情況下，通過特殊目的信托的專門規定能夠彌補這一方面的不足。其次是受益權的證券化。根據我國《信托法》第2條的規定可以看出，整個信托法只是就信托的傳統形態予以規范，其并未對資產證券化中信托受益權證券化的形態作出任何規定和解釋。因此有待法律加以明確。再次是債權可否作為信托財產。《信托法》對此無明文規定，《商業銀行法》也沒有規定商業銀行是否可以通過發行抵押證券（債券）的形式出售貸款、籌集資金。這就使我國商業銀行進行資產證券化進程受到商業銀行法律制度的約束。不過，《商業銀行法》關于商業銀行可以經營“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的其它業務”的規定緩解了這種約束。
2.采取特殊目的公司形式。在我國采取特殊目的公司會遇到以下問題：第一，公司設立的條件。依據我國《公司法》第19、20、23、73、75、78條的規定，公司的設立有發起人人數和資本最低限額的限制，同時還須有固定的經營場所和必要的經營條件。尤其是我國不承認一人公司的存在，因此如組建特殊目的公司必然受到公司法的限制。其次是發行主體的資格。我國對資本市場監管比較嚴格，發行主體公開發行證券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并經過有關部門的審批或核準。《公司法》對公開發行股票、債券規定了嚴格的條件。而特殊目的機構的凈資產一般很難達到我國公司法的要求。另外，根據現行的《企業債券管理暫行條例》第2條、第20條的規定，特殊目的機構的發行收入不能購買發起人的債權。可見，在當前的法律框架下，特殊目的機構發行證券與相關法律相沖突，無法直接依據上述法律法規發行抵押證券。再次是公司發行證券的性質。特殊目的公司發行的抵押證券的種類、性質、發行和承銷程序等目前尚無法律規定，也需要由法律加以確認。
（三）我國特殊目的機構的內部控制
1.特殊目的信托的內部控制。對特殊目的信托的控制主要在于其與普通信托的差別：首先從設立上來說，特殊目的信托除了在信托契約中要載明信托的特殊目的以外，還需要附具資產證券化計劃書。其次從業務規范上來說，特殊目的信托行為能力范圍受到限制，一方面是受托人除非是為了受益人的利益，一般情況下不能負債；另一方面是受托人在運用信托財產中的閑置資金時，其可以投資的標的受到限制。第三從機構設置上來說，特殊目的信托設有受益人會議以及信托監察人，可以代表受益人行使權利。第四是特殊目的信托終止除了一般信托的終止事由以外，還應該有一些特別的事由，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或主管機關所規定的事由。
2.特殊目的公司的內部控制。對特殊目的公司的控制主要在于其與公司法上公司的差別：首先從設立上來說，考慮到一方面特殊目的公司的主要業務就是接受并持有基礎資產，另一方面要降低資產證券化的成本，特殊目的公司設立門檻要低于一般的公司，即其最低資本金要求應該少于一般公司的最低資本金的要求。其次從性質上說，特殊目的公司一般由發起人設立，應該是一個一人公司，這就要突破我國公司法而就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作特別的規定。再次，從公司組織來說，特殊目的公司的組織結構與股份有限公司的結構類似，但為了兼顧降低運行成本和保護投資者利益，其制度設計應該加以簡化。如書面投票制度的采納，董事監事最低人數為一人等。最后就是對公司的行為能力的限制，公司除非為了對投資人履行公司證券的債務，不得借入款項；公司的流動資金，一般來說都是處分基礎資產而來，其運用也應該限于風險較低的投資標的。
總之，資產證券化的核心在于能否建立起值得投資人信任的法律制度，其中的關鍵問題之一是克服有關的法律障礙，盡早制定與特殊目的機構相關的法律，從而促進我國國內資產證券化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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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上述問題，本文對現行的證券法規中的數量要求（主要是數字比率）進行了探索，發現在現行的證券法規中除有關關聯交易的規范不同的規章之間有一些差異外，法規涉及到的數字比率的控制意義和《公司法》、《證券法》都具有內在的一致性，體現了在社會意識中人們對比率的基本觀念以及對中國證券市場的一般認識。
一、研究方法
1、對數字比率的分類
百分數：假設監管對象的要素為一個100%的集合，控制的目標或者參數是達到某個數量的點，最常見的有5%、10%、20%、25%、30%、50%、70%、75%、80%、90%、95%.按照集合進行分割，上面的百分比可以分為互補的六組5%～95%、10%～90%、20%～80%、25%～75%、30%～70%、50%，每一組中只有一個獨立的邏輯含義。
分數：用分數表示的比率，是以1作為分子，如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三分之二，轉化成百分數，相當于百分比中的25%、30%、50%、70%.盡管在絕對的數值大小上不完全相同，但有基本相同的意義。
通過這樣的分類，法規中比率就只有5%、10%、20%、30%、50%等5種，這一簡化使分析方便易于得出一般的規律性結論。
2、分析和比較
在對數字比率分類的基礎上，本文根據現行證券法規對有關數字比率作了以下歸納和比較：（1）現行法規中按照5%、10%、20%、30%、50%的順序相鄰的兩個比率之間的控制意義的差別；（2）現行法規中相同的數字比率其代表的控制意義的差別；（3）相同的經濟變量在不同的法規中控制比率的差別。
3、分析對象
包括《公司法》、《證券法》、《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條例》《企業會計制度》以及中國證監會、證券交易所等部門規章包括《審核備忘錄》等在內涉及到現行證券發行制度的主要法規。
二、不同數字比率之間控制意義的差別
1、比率的控制意義
每個數字比率在不同法規中有大量的應用，但只有相鄰的兩個比率如5%和10%，其控制上的內涵才有可能產生混淆。本文經過分析歸納，列出其基本含義（見附表）。
2、比較分析
在上述比率的含義中，容易混淆的是以下幾組：
5%和10%的差異。5%和10%在100%之中都為小數，在5%以下一般認為微不足道的小數，5%的含義是值得關注，而10%一般的含義是相當重要，標志著該部分組分已經成為100%的集合中一個獨立的主體。
涉及股東權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東具有提案權，而持股10%以上的股東則具有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權。在有關公開信息披露要求中涉及的持股5%以上股東的持股變化、對外股權擔保等必須披露，體現了值得關注的基本思想。
涉及企業資產的變化一般以10%的凈資產為關注的限度，如基金投資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不能超過基金資產凈值的10%、上市公司出售資產超過總資產10%以上必須披露等等。
在收益變化中，也有幾處法規涉及到5%，如年報中期間數據變動幅度超過30%，或者占總資產5%，報告期利潤總額的10%應說明情況以及變動原因。這里因為是變化幅度，所以更加嚴了；發生大額銀行退票（占被退票人流動資金的5%以上）應予以披露（《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細則》），可能退票隱藏巨大風險所以特別關注。
25%與20%、30%的差異。20%的概念通常讓人想到帕雷托分布，人們通常認為世界“80%的財富掌握在20%的人手中”，20%的含義是非常重要，但并沒有達到質變的程度。因此在法規中用到20%的地方往往不具有定性判斷的含意，一般是提醒管理者或者檢查者關注起潛在的風險，另一種應用是為控制集合的性質，某些參數需要嚴格限制其在集合中的影響，在20%以下或者80%以上。
30%和70%在實質上是相對應的一組比率，大致等于1/3和2/3，但前者不足，后者有余。1/3的意義在于在平均分布的一個團體中有可能成為控制力量。30%在100%團體中的作用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具有實質性的影響”。這里的實質性影響指這些參數的變化，可能導致體系功能、性質等重大的變化。
介于20%和30%之間的25%盡管在數字大小上和前兩者差距不大，但意義上卻截然不同。如在確定涉及補價的交易是否為非貨幣易時，收到補價的企業應當按照收到的補價轉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的比例等于或者低于25%確定。
30%和50%的差異。30%的控制意義是具有實質性影響，50%則是控制的實現。某一集合參數超過50%以后，在數量上就控制了局面，涉及到系統的性質則將發生質變。典型的例子是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要求中來自經營管理層的董事不能超過董事會人數的50%，其目的顯然是避免形成現代企業委托管理中“內部人控制”問題。因此，在一般會議表決過半數通過就認為是決議生效，但重要的決議則需要出席會議三分之二表決權的股東通過，其目的是要保持大部分股東意見一致，以便公司經營管理穩定。
三、同類比率代表的控制意義的差別
1、三分之一和30%的差異
一般而言，三分之一主要針對人員而言，在數量上應該相當于33%，但在證券法規中30%很常用，33%幾乎沒有（所得稅），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對于執行和使用中便于記憶、簡化的考慮。但這種差異就30%、70%以上而言，其控制意義加強了，而30、70%以下其控制作用有所放松。例如對資產負債率不超過70%的要求，相對于三分之二是放松了，但上市公司增發新股前次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完工進度不低于70%的要求則有所加強。
35%和65%在法規中非常少見。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票發起人認購部分不少于股本總額的35%，體現了確保達到33%（三分之一）的意思。另外，在國有資產折股中有一個65%的下限，大致體現了政策制定者在促進國有資產的盤活、重組和國有資產流失壓力之間的矛盾心態。
2、有關20%在法規中意義的細微差別
20%的基本意義是“非常重要”，有可能對體系的性質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在法規中有兩種不同的應用：
非判定性質的應用。在非判定性的應用中，法規要求公眾或者監管者（股東）關注某些重要的事項如持股超過20%的股東，投資占20%的股權，但并沒有強制性規定不能超過這一界限，其意思為可能對公司造成較大的影響。另外在信息披露中，因為超過20%可能對公司經營造成重大影響，因此要求上市公司對某些經營的情況進行公開披露，如投資者持有公司可轉換債券達到20%、發行人持股超過20%，等。
限定性質的應用。在限定性的規定中，低于20%或者高于80%一般把相關的資產、人員等組分限定在一定范圍內。如非專利技術在股份公司中的出資、合格境外投資者所占的比例，可以成為重要的部分，但不能成為必不可少的組分，把風險限定在一定范圍之內。20%以上、80%以下則是強調其重要性，如要約收購中保證金，保證收購方的收購誠意。
四、同樣的經濟系統參量在不同法規中的控制尺度
在不同的證券法規中，一般很少有對同一參數作出不同規定的情況，但有關關聯交易出現了一種例外。
論文摘要：文章在分析英漢法律術語特征的基礎上，提出要實現法律術語翻譯的準確性，譯文必須符合法律術語的特征和目標文本的語言習慣，并且在法律內涵上和原文保持一致，使譯文最大程度地準確傳遞原法律文本的信息。
在原始社會中，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而調整社會關系的主要規范是風俗和習慣。但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產生，階級出現，于是作為統治階級的國家就逐漸形成了，作為國家實現其職能的手段和工具的法律也就相伴而生了。法律作為治理社會的有效方法和機制之一，在社會歷史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律是人類社會階段性的政治制度、人類的精神高度、財富分配形態和方式、生產發展水平的體現。
法律翻譯由來已久，尤其是近幾年，隨著中國法制化進程加快，對外交往范圍的擴大，對外法律文化交流的增多，我國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文獻被譯成外文。入世將我國納入國際一體化的大環境中，由于我國法律制度還沒有完全與國際接軌，為了更好的參與到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活動中，我國開始也加快了向國際發達國家學習的步伐。這就要求大量翻譯外國的法律、法規，以便于學習借鑒。但是受法律翻譯人員專業水平和翻譯態度的影響，我國法律文件的翻譯質量不容樂觀。有些法律法規的翻譯，在詞匯層面并沒有盡最大的可能體現出法律文體同其他文體的差異，不符合法律詞匯特征的翻譯隨處可見。為了提高法律翻譯的質量，有必要在了解法律術語的特征的基礎上探討其翻譯的出路。
一、法律術語的特征分析
法律英語的專門術語是用來準確表達特有的法律概念的專門用語。法律術語為法學專業領域內的交流提供方便。由于法律工作自身的莊嚴性，使法律工作中的專門化的行業語一律具有科學技術語的精密、明確、語義單一等特點。法律語言專業詞匯數量大，應用范圍廣，總的來說法律術語具有以下特征。
1.法律術語詞義的單一性。法律語言的準確性是無庸置疑的，這既是立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條文得以實施與操作的前提，法律英語語言也同樣具有這種準確性。法律術語最突出的特點是詞義單一而固定，每個專業術語所表示的都是一個特定的法律概念，在使用時其他任何詞語都不能代替。法律英語的每一個專業詞匯都有自己特定的法律含義，絕對不能隨意更改，絕非普通意義的詞匯所能代替。另外，一個詞可能有多種意思，但作為術語，只能作特定理解。
2.法律術語詞義的相對模糊性。在現實中，法律語言總是存在相對的模糊性。有限的法律規范是不可能窮盡所有的社會現象和關系的，同時，在法律活動中，由于人們的概念、認知背景、推理方法和對語言的使用和理解的不同，都會導致法律語言的模糊性，以此來使立法和法律的適用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有些法律詞匯只能在一定的前提條件下才能適用。而離開特定的語境和條件，就會產生歧義。法律模糊語言包括：模糊附加詞即附加在意義明確的表達形式之前后，可使本來意義明確的大概念變模糊的詞，如about，orso；模糊詞語，即有些詞和表達形式本身就是模糊的，如reasonable，good；模糊蘊涵，即有的詞概念清晰確含有模糊意義，如night在英國法律中指“日落后一小時至日出前一小時”，但是各地所處時區不一樣，實際上還是難以把握。
3.法律術語的對義性。詞語的對義性是指詞語的意義互相矛盾、互相對立，即詞語所表示的概念在邏輯上具有一種矛盾或對立的關系。如“一般”與“特殊”、“上面”與“下面”等。在民族共同語中，這類意義相反或對應的詞，屬于反義詞的范疇。在法律語言中，我們稱之為對義詞。之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法律工作必須借助一組表示矛盾、對立的事物或表示對立的法律行為的詞語來表示各種互相對立的法律關系。在法律專業術語中，這一點英語和漢語有一致性。例如：plaintiff原告與defendant被告，right權力與obligation義務等等。法律專業術語這類對義現象是由法律工作本身的性質所賦予的。因為法律工作的對象往往是利害關系互相對立的兩個方面：如刑事案件中的行為人和受害人，民事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經濟合同中的甲方和乙方等。這就決定了法律專業術語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的對義詞。
4.法律術語的嚴謹性。法律詞匯具有明顯的保守特征。由于法律英語的用詞正式，語義嚴謹，法律英語詞匯保留了大量的古英語和中古英語詞匯，這也是法律英語詞匯莊重肅穆的標志之一，只不過這些詞匯很久以來已經脫離了普通用法的意義。在各種法律文獻中，最常見的古體詞如aforesaid如前所述，hereinafter在下文，hereunder在…以下等常出現在法律條文中，它們能使語言精練，直觀，而現代英語的其他領域中，這類“文言文”用語已逐漸減少。古詞匯的使用大大增強了法律英語的正式性和嚴肅性，能避免重復，使句子結構緊湊精煉，并且使得法律英語與日常英語在詞匯方面輕易區別開來。法律語言有時采用幾個同義詞或者近義詞連用來表達統一的法律概念。這種表達的目的是使法律概念更加嚴密，表述更加準確，盡最大可能地避免歧義和疏漏。
眾所周知法律術語的翻譯是法律翻譯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法律翻譯涉及到兩個學科領域：法學和語言學。法學這個具有極強的專業性的領域要求其文本的翻譯者通曉原語言和目標語的不同的法律制度，了解由此而產生的法律概念的差異。在語言表述方面，由于法律文體明顯區別于其他文體，法律文本的語言表述必須表現其特殊性，這就要求譯者認真研究法律術語的語言特征，在翻譯實踐的過程中采用有效的方法提高翻譯質量。作為法律翻譯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術語的翻譯必須考慮到在語言風格、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框架下形成的差異，尋求搭建這些差異的橋梁和通道，使譯文最大程度地準確傳遞原法律文本的信息。每個國家或地區法律有其自身的術語和潛在的概念結構，本身的分類規則，法律淵源及社會經濟原則。每個法律體系本身有其表達概念的詞匯，不同類別的規則，及解釋規則的方法。法律翻譯中術語的翻譯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術語翻譯的好壞、準確與否常常關系到翻譯質量的好壞。法律術語翻譯準確，即使在其他方面如文法上存在一定的問題，也許還過得去，不至于引起太大的誤解；而如果術語的翻譯錯了，就可能造成誤解，甚至釀成糾紛。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可能只注意到術語其中的某個含義，忽略了其他含義，或是只注意到其常用含義，忽略了其在特殊語境中所具有的特殊含義，或者是由于選擇用詞時把握不準確而造成了失誤。因此，提高法律術語的翻譯質量還有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由于法律語言的專業性和特殊性，其他語體的翻譯研究成果并不完全適用于法律翻譯。法律翻譯需要適合其自身專業特點的理論來指導實踐。和其他文體的翻譯一樣，法律翻譯的基本要求也是“準確”，但是對“準確”度的要求更高。法律翻譯中的“準確”是指盡最大可能地再現原文本的所有法律信息，譯文所傳遞的法律信息沒有遺漏、添加和歧義，客觀上不令譯文讀者產生誤解和困惑，并且保持法律文本的語言特點。但是任何法律翻譯都面臨由于不同法律制度所產生的法律概念的差異，這使得譯文準確地反映原法律文本的信息并非易事，如果譯者在法律術語翻譯中充分考慮以下幾個原則，就可以使譯文最大程度和原文保持一致。二、法律術語翻譯的原則
1.法律術語翻譯的公正性。法律的最重要準則是公正性，因此法律翻譯也必須體現這一原則。法律英語是以英語共同語為基礎，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動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專業特點的語言。因此，在法律英語中不僅有眾多的具有法律專門意義的特殊詞匯，而且由于規定人們權利和義務的法律、法令或契約等法律文書所表述的內容必須準確、嚴密、客觀和規范，不容許絲毫的引伸、推理或抒發和表達感情，在翻譯實踐中譯者必須考慮其屬于法律范疇的義項。因此譯文的語言必須反映出目標語中法律語言的特點。英語和漢語是兩種不同的語言，但在句子結構上畢竟還有相同點，大體上都具有是“主、謂、賓”的基本框架。只要英語句子可以按其原有的成分排列順序轉換成結構大體相同的漢語句子，翻譯時就應當照辦，而不能隨意偏離翻譯的基本原則，把翻譯當作釋義。例如一些法規將“但是”翻譯成“but”或者“however”，這樣的翻譯不符合法律英語的特點，應該改譯成更符合法律英語語體的“providedthat”。另外，有些日常用語在法律語境下失去了原來的民族共同語義項，甚至與民族共同語義項大相徑庭。
2.法律術語翻譯的一致性。譯文在詞匯的選擇和表達形式上都必須符合目標語言的表達習慣，譯文只有符合目標語法律語言的詞匯特征，才能在目標語的讀者面前像原文本的讀者一樣保持法律的莊嚴和權威性。對于英文原法律文本中的同義詞或近義詞連用形式的翻譯，由于英漢語言的區別，并不是每一個在意義上有細微差別的英語同義詞或近義詞都有相應的漢語對等詞匯，因此，并沒有必要把原文中的每一個同義詞和近義詞都翻譯出來。法律語言間詞語使用的一致性，必須由使用法律語言的雙方認可，而且不像日常生活或自然科學中詞語的使用容易達到相同的理解。總的來說，人們并不需要追求完全等同的詞語，應該基于法律體系的框架尋找近似的詞語，這需要翻譯者做出詞語合適性的至關重要的判斷。并不是所有的法律用語都能根據字面意義直接翻譯成目標語，如果貿然直譯原法律文本中的詞匯，而譯文表達的法律概念卻在目標法律體系中根本不存在，或者恰巧和目標法律體系的某個法律表達吻合但卻表述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則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目標法律文本讀者對譯文產生困惑和誤解。解決這類問題的出路在于認真理解原法律文本術語內在的法律含義，用目標文本中帶有相同法律含義的法律術語翻譯。
3.法律術語翻譯的創新性。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和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發展，新的事物的產生要求用新的法律術語來表達。在洶涌的全球化和新的科學技術的影響下，原有的常規字詞已經不能確切表達許多最新發生的社會法律現象，因而法律英語中生成大量新的詞匯。新詞的形成可歸納為以下幾種形式：復合法、派生法、字義轉換、文法功能引申、縮略法、造新詞等。新詞的制造大部分出于新聞媒體記者的生花妙筆，少部分則出自學者專家的巧思，通過社會大眾的廣泛接受，正式成為“新詞”。對于發展的事物，可以采用已有的民族共同語但給其賦予新的法律含義，如“計劃生育”、“引渡”等；對于由于法律文化的差異而產生的新的法律概念可以借用外來語。但是創造新的法律術語必須謹慎，最好由法律翻譯權威機構制定統一的標準，以使新的法律術語的表達統一而規范。
三、法律術語翻譯的方法
專門的法律術語是法律英語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精確的翻譯法律術語是必需的。首先，正確理解原詞在上下文中的確切意義。專門術語的作用在于以最簡潔的詞或詞組敘述一項普遍接受的復雜的法律概念、學說，或法則，使法律工作者能用較簡潔的語言相互交流溝通，因此詞的內在意義通常要比起外在形式復雜得多。譯者如果單就字面意義直譯，或望文生義，就無法將詞的真正含義正確完整的表達出來。而且，詞的意義常隨上下文而變動。其次，盡量尋求在本國法律中與原詞對等或接近對等的專門術語。英語和漢語中的法律術語都各有其特定的法律上的意義與效果，不可隨便改變形式。為了達到法律上的效果對等，譯者應盡量尋求在本國法律中與詞源對等或接近對等的正式用語而不是任意自創新詞，以免誤導讀者，引起歧義或解釋上的爭議。同時，由于法律制度的差異，英美法中許多術語所指涉的概念、原理或規范在本國制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也無對等或接近的對等語，遇到此種情形，譯者不妨通過對原詞的意義與內涵作正確理解后將之譯為非法律專業用語的中性詞以免發生混淆。與此同時，英美法中有許多術語，雖有特定的意思，卻無明確的定義，其適用范圍也無清晰的界定，因而其確切含義不明確。法律及合同中的含混詞目的在于保持條文執行或履行時的靈活性。日后如果發生爭執，其最終解釋權屬于法院，譯者無權對此作任何解釋或澄清。因此，譯者在法律功能對等的前提下，對含混詞應采取的翻譯策略是以模糊對模糊。相反的，對于含義明確的原詞則應確切翻譯，以免造成不應有的模糊。總之，要實現法律術語翻譯的準確性，譯文必須符合法律術語的特征和目標文本的語言習慣，并且在法律內涵上和原文保持一致，使譯文最大程度地準確傳遞原法律文本的信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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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曉楠 徐嘉奇 單位：吉林省建設銀行 吉林財經大學
國外農村金融法律制度對我國的啟示
⒈為了輔助農村發展，加快農村金融事業建設，日本借鑒美國的一些經驗，建立了完善而明確的農村金融體制。政府為了更加完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經營范圍，以及規范監管事項和相應權限問題，頒布了《農業協同組合法》。同時也通過法律的形式確定了農協的特殊地位，規定重建后的日本農協應以“促進發展農民的合作組織，提高農業生產力與農民的社會地位，實現國民經濟的發展”為宗旨。此法令的實施，加快了日本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速度，日本的“農業協同組織”如雨后春筍般的建立起來，而依附于“農業協同組織”的合作金融機構也大量的成立。這些合作金融機構對幫助日本農村發展，消除農村的貧困現象起到了極大的作用。而農村金融市場的興起也帶動著日本金融市場的發展乃至于全日本的經濟。日本農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的特點及借鑒意義：一是日本農村合作金融立法精細。日本對不同類型的合作金融立法分門別類，在立法的技術上雖然簡單一些，但是輔以了較完善的配套制度。針對我國目前的合作金融立法狀況，制定一部統一的合作金融法還比較困難，但國家可以就不同類型的合作金融先制定單行法，如針對我國廣泛存在的信用合作社制定一部《信用合作社法》，在填補合作金融立法空白的同時，也為促進合作金融立法工作做出基墊。二是日本農村合作金融制度非常注重與民法、商法的協調，專門指出了涉及到民法、商法的適用問題，并多次提到民法、商法適用于合作金融時應作的調整，這就有利于法律體系的協調和完整，避免在實踐中出現法律適用的沖突和界限模糊，對我國的農村合作金融立法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三是在概念上區別“合作社”與“合作社企業”的做法。日本的合作金融組織在登記時就將其分為兩類不同的法人實體，在具體的操作上也更為容易、便捷。由于我國目前并沒有合作社作為特殊的組織機構登記注冊的規定，也沒有說明合作社如何參照適用其他民事主體的登記注冊的規則，所以要完善農村合作金融制度是首要的。四是日本在合作金融立法中有專章規定政府監管，尤其對稅收優惠政策等作出了細致的描述，在制度上保證了政府對合作金融的扶持。根據我國合作金融的發展，合作金融機構與政府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如果要合作金融脫離與政府的聯系實現其自身發展不太可能。但可以嘗試在經歷一定時間的過渡之后，再由合作金融依靠自身力量發展。而這段時期內要做好的就是在承認合作金融機構與政府聯系的同時，加強其外部監管。⒉綜合立法模式———美國農村金融立法體系。美國在對待農村金融的問題上，也選擇了構建比較完善的合作金融法律體系。從1909年開始到1933年，美國頒布了一系列的與農村金融相關的金融法案，并建立了農業合作信用體系。馬薩諸塞州可謂是美國農業金融的先驅者，該州通過了美國第一部信用社法，建立了第一家信用社———圣瑪麗信用社。而且這部信用社法也是聯邦政府制定信貸聯盟法的基礎。1916年，美國通過了第一部農業信貸法，并在該法案的規定下設立了合作金融組織，建立了合作金融信貸系統，也開創了農業長期貸款的先河。此后，這部法典為滿足金融市場的需求，經過了五次修改。1922年到1929年，美國針對農業合作金融先后頒布了《卡帕一沃爾斯坦德法》、《農業市場法》、《合作社銷售法》等法律。其中《卡帕一沃爾斯坦德法》最為重要，它標志著美國合作社在法律上有了真正的定義。而《合作社銷售法》的出臺，使得美國農業信貸體系步入良性軌道，并滿足了農民對貸款的需求。之后，美國制定并實施了信用法規，代表著美國合作金融走上了正規化道路。1934年是美國合作金融業發展最重要的一年，國會通過了《聯邦信用社法》，這標志著美國的合作金融業有了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環境。美國農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發展的特點及借鑒意義：一是規定了合理而明確的機構分工。美國的農村信用合作系統龐大且復雜，但分工明確，聯邦土地銀行的任務是向人們提供不動產的抵押貸款，地區合作銀行的任務則是為較小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提供資金，而聯邦信貸銀行的職責是為客戶提供中期和短期信貸業務。這三家農村金融組織相互獨立，每個組織責任明確，形成了一個分工協作的農村金融體系，確保了農村金融發展的良好環境。我國的農村金融業在組織分工上應予以借鑒，明確職責，為農村金融發展提供良好環境。二是獨立的組織制度。美國農村金融是一個獨立體系，美國農業信貸管理局作為其監督和管理的主要單位，負責日常的監督和全面的協調，這樣才能較好地保證其資金用于農業。農村合作金融與聯邦儲備系統以及各聯邦儲備銀行之間并沒有任何隸屬關系。美國聯邦農業信貸委員會作為農業信貸方針的制定者，可以根據不同時期農業發展的目標，把握農業信貸的方向。三是專門的法律與其他相關法律的完備保證。美國的農村金融運作具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可以把農村金融大的運作融合到其他相應的法律中，使得農村金融在運作中不會出現無章可循、無法可依的局面，從而避免了行政干預以及因領導換屆而造成影響。四是在監管模式上，美國農村合作金融的監管以1999年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為依據，采取了不同于商業銀行的監管模式，設立了由監管機構、行業自律協會資金融通清算中心和互助保險集團及其附屬機構組成的以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為服務對象的監管體系。這對我國合作金融缺乏監管的現狀來說，要完善農村合作金融監管制度應做到“三重”監管，一是實行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內部監管的獨立審計；二是實行一套行業自律組織監管體系；三是實行外部監管，特別是審計監管。
社會主義新農村金融法律體系的實踐路徑
綜合立法與分業立法相結合的立法技術選擇。作為合作經濟的一種形式，合作金融立法應當在合作社立法的框架之下。從現有的各國合作社立法上看，可以概括為兩種立法形式，一種是綜合性立法，就是不同類型的合作社適用同一法律規范。另一種是分業立法，也就是一對一的模式。金融合作社立法模式一直是學界爭議的話題。有觀點認為，當合作社本質相似、形式相仿時應該統一立法。而在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可能會出現一些新型的合作社類型，此時分業立法不能及時地進行法律規范，綜合性立法作為一種大的概括形勢，對這種新型的合作社有規范力。合作經濟立法，應在我國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提下，為符合我國市場經濟規律而建立。筆者認為，在我國，現有的農村合作社種類較多，各合作社涉及的行業廣泛，在現有的條件下，制定適用于所有類型合作社的綜合法尚不具備。因此，我國應先采用分業立法模式，待條件成熟后，再制定一部綜合性農村合作金融基本法。明確農村合作金融企業法人的法律屬性。農村金融合作社作為農村合作金融的主要組織其法律定位尚不明確，因此，合作社是否應有法人、法人的類型成為了當下學界探討的問題。筆者認為，合作社應有法人，而且應該是一種特殊的法人類型，也可以叫農作社法人。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國際合作社聯盟通過對世界各地的合作社立法進行總結，已明確合作社是一個企業。由此可以得出，農村信用合作社作為合作社的一種形式，也應具有法人。其次，分配原則。合作社的確不同于以資本為制度設計基本邏輯的公司，而人們往往強調合作社是以社員互助以增進社員利益為主要目的而不以營利為直接目的。實際上，羅虛代爾原則仍然體現了營利性，因為合作社只有通過市場營利行為取得利潤，才能對社員進行利潤返還。馬克思在分析合作社的二重性質時指出，在資本主義所有制下，合作社是集體的資本主義企業，在合作社與其他企業的交換中，同樣要營利極大化，并參與資本主義企業平均利潤率的形成。而且羅虛代爾原則自身也在發生變化，現代許多國家合作社法規定社員的投票權不再是絕對的一人一票，一人一票只限于初級社，其他級的合作社則可按成員社的規模采取按比例投票，在堅持惠顧返還的基本原則下，也可采取有限制的股金分紅，這種改變均體現出對資本的重視。因此，合作社的特征應該是“對內以服務為主，對外以營利為目的”。最后，合作社主要以成員交易為主，對外交易為輔。在合作社破產時，優先解決債權的為合作社成員。因此，農村合作金融組織，作為企業應有的法人，考慮其行業的特殊性，所以應該是具有特殊性的法人。完善農村合作金融市場準入與退出的法律制度。各國的法律均對本國金融機構規定了市場準入門檻，我國規定商業銀行的最低注冊資本金為10億，而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最低注冊資本金為1千萬。從這個角度看，國家已經放寬了對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標準。但從農村合作金融的目的來看，它是一種以互助合作為目的的組織，對發展農村經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一些偏遠山區，其資金量較小，社員集中資金的能力較弱，很難達到國家所規定的千萬標準。因此，放寬準入標準，降低門檻勢在必行。農村合作金融市場退出機制，可以構建以收購與合并為主、行政關閉或撤銷為輔、破產清算為補充的多元化退出方式。收購與合并主要可以免除因某一金融組織的倒閉給市場帶來的動蕩，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負面影響。而在合作金融中，由于其特殊性，所以對破產清算這種退出形式一定要格外慎重，稍有失誤，很可能會導致農村合作社的“波米諾骨牌”效應，給農村金融市場造成巨大損失。因而，為預防這種情況的發生，應當制定相應的應急預案。筆者認為，當破產清算程序發生時，政府應當聯系經營較好的一個或多個合作金融組織對破產清算的金融組織進行并購。而金融組織受到的損失，政府可以通過相應的政策來對其進行補償，目的是使影響降到最低。⒋確立農村合作金融的政府支持與監管法律制度。為保證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穩定、健康的發展，政府應在政策上對其進行扶持，為其創造出良好的環境。扶持類型可以分以下幾種：第一，傾斜性財政支持。在我國，由于“三農”問題的切實存在，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在市場競爭中必然會遭受到損失，而政府可以在金融政策上給予農村合作金融組織適當的傾斜性保護。政府可以對明顯帶有政策性扶貧功能的貸款做出一些合理的政策性虧空空間，此政策性損失由地方財政貼補。尤其對于偏遠貧困地區的農村信用社，農村確實需要而又達不到規模效益而引起的經營虧損，政府可以給與彌補。此外，農村合作金融組織承擔著大量的低息放貸任務，這直接影響了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利潤或帶來虧損，政府應適當補償其因低息放貸造成的損失。第二，減免性稅收支持。我國政府在稅收政策的制定上，應充分給予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傾斜性的扶持和鼓勵。如畜牧業貸款、農業生產貸款與補貼、扶貧貸款，對于山區貧困合作金融組織以及以農業貸款業務為主體的虧損合作金融組織，應加大扶持力度。具體措施包括營業稅免征，提高資本充足率以促進經營不善的企業扭虧轉盈，增強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對盈余不大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應采取免征所得稅措施；另外，應采取措施引導資金流向農村金融市場，以此提高農村金融機構的資本收益率。應在法律法規上制定具有傾斜性和保護性的農村金融優惠政策，從而觸發社會閑散資金自發流向廣大農村地區。第三，市場化利率浮動調控機制。過分對利率人為控制會導致資金使用價格的嚴重扭曲，并且會引發資金配置的不合理等問題，農村金融機構勢必會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現實中，過分的利率控制手段只會阻礙農村合作金融組織自身金融業務的操作。為此，利率的調控應該遵循市場需求，讓市場自發地調節利率浮動的范圍，只有逐步放手對利率的管制，合作金融在農村金融市場上才會有更加美好的前景。總之，完善我國農村金融法律制度，需要從立法角度上提高其權威性、全面性，并合理地承認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的合法地位，盡量滿足農村金融的發展需求。農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提高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在金融市場的競爭能力與生存能力，而對農村非正規融資等現象進行法律制度的規范，在一定程度上搞活了農村的金融市場，使得過去單一、缺乏競爭機制的農村金融市場煥然一新。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農村金融處于改革和轉型的特殊時期，農村金融法律制度的設置應當充分尊重市場的制度構造與選擇功能，在通過立法對農村金融市場進行制度性干預以及市場自發選擇之間達致理性平衡。
對于在全國各地接連遭遇監管審視，盈利模式還遠不明朗的打車軟件來說，這無疑是自誕生以來遇到的最大地一次打擊，也為整個行業以后的發展帶來了重重疑云。在此轉折點上，打車軟件該如何進行努力，實現“自我救贖”，將是整個行業不得不認真思考的課題。
打車軟件存在的主要問題
打車軟件在各地受到阻礙甚至是被“叫停”，除了恐對相關部門利益造成沖擊之外，自身也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1、加價功能，涉嫌違法。
打車軟件當中一般都設置有加價功能，加價從5元到100元不等，甚至更高。這也是目前政府監管部門對其叫停的主要原因之一。從市場自由交易原則來看，一方面乘客愿意加價，另一方面出租車司機愿意承接，系雙方自愿協商的結果，應該無可厚非。但是，出租車行業屬于社會公用事業，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的規定應依法實行政府定價或政府指導價，出租車服務收費標準的制定或變更需要經過聽證，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征求乘客、出租車公司和行業協會等各方面的意見，論證其必要性、可行性。
此外，全國各省市對出租車的運價還有詳細的規定，比如《廣東省出租汽車管理辦法》第27條第3款規定，出租汽車經營者應當執行政府價格主管部門制定的運價和收費標準；《深圳經濟特區出租小汽車管理條例》第33至35條也規定，出租車租費標準的調整應當根據出租車經營成本的變化情況，由市運政管理機關提出申請，經市物價管理機關依法定程序審批后公布執行。乘客租用出租車應當依規定支付租費，但有權拒付超收的租費。禁止經營者和駕駛員以任何方式向乘客超收租費。
因此，打車軟件提供的加價功能實際上打破了政府的統一定價，涉嫌違法，相關部門認定其違規并非完全沒有依據，但是至于政府該不該“叫停”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2、軟件無統一準入標準和規范，易被黑車鉆漏洞。
沒有準入門檻的限制也是目前有關部門擔心的問題，因為打車軟件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下載安裝，有些打車軟件并無設定相關的身份核實注冊機制，有些打車軟件即使對注冊者的身份進行審核，也存在標準較低或不統一等情形，比如要求司機提供哪些證件、如何識別信息的有效或真偽等，都存在漏洞。
現在各城市中，存在不少私家車或其他車輛進行專門攬客的營利活動，這些司機如果也通過鉆軟件的漏洞而獲得認定注冊，不僅對規范出租車市場運營秩序存在不利，也對乘客的權益保障缺乏有效監督。這也是打車軟件目前亟需重視的問題。
3、易引發其他糾紛，存在安全隱患。
在實際使用打車軟件當中，也出現了司機誤點、爽約或者乘客爽約等問題，甚至還有司機朋友“挑肥揀瘦”、“舍近求遠”等挑客行為，導致乘客或司機不滿，從而引發糾紛。有報道稱，乘客預約定單后司機卻不來或者司機根本就不接單等，導致乘客打車困難，甚至有司機與乘客因此相互打架。這些糾紛目前雖然還不是特別多，但是當打車軟件大規模普及的時候，帶來的糾紛也必將陡增。
打車軟件目前并無自己的物理載體，必須通過安裝在用戶的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中才能使用，這就導致司機朋友在載客行車過程中，常常需要拿出手機來看，或者在車上設置多部智能終端，分散了司機的注意力，影響了行車安全。而且，司機朋友在行駛過程中過多的關注打車軟件，也涉嫌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62條規定，不得在機動車駕駛室的前后窗范圍內懸掛、放置妨礙駕駛人視線的物品；駕駛機動車不得有撥打接聽手持電話、觀看電視等妨礙安全駕駛的行為。司機朋友如果在駕駛過程中使用打車軟件，難免會涉嫌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
此外，打車軟件的安全性也有待提高。手機打車軟件能準確地定位出租車的位置，這給乘客帶來方便的同時也隨意地暴露了司機的位置；同時，用戶個人信息安全也無法得到有效保障，用戶很可能在使用軟件的過程中泄露自己的電話號碼、打車地點、路途軌跡、目的地等個人隱私信息。這些雖然都是打車軟件間接帶來的問題，但是一旦發生糾紛，作為服務的提供者，打車軟件必然牽涉其中，應當引起相關軟件企業的重視。
打車軟件面臨的外部壓力和風險
打車軟件除了自身存在的問題之外，在實際的商業應用過程中還面臨來自政府監管部門、出租車公司、同行的各種壓力和風險。
1、政府叫停。
自從打車軟件問世之后，就一直受到政府交管部門的關注，因影響了相關監管秩序和利益，全國很多城市已經對打車軟件進行了設限甚至是叫停，這應該是打車軟件當前面臨的最大外部壓力和風險。
據悉，北京市交通部門已經開始對部分打車軟件的“加價叫車”業務進行清理；武漢市交通局客管處也要求各出租車企業對使用“加價叫車”軟件的駕駛員進行監管，督促他們嚴格執行物價部門核定的收費標準；南京市客管處也表示嚴打叫車軟件的加價服務；上海市交港局對第三方叫車軟件的“加價約車”行為也不予認可，認為其是一種違規行為。此外，杭州、武漢等城市的運管部門對打車軟件的態度，也多為“不提倡”。
而在深圳率先“叫停”打車軟件之后，其他一些態度模糊或者還未表態的城市是否會效仿，依然是不可預知的風險。一旦“叫停”之風在全國盛行，必將影響打車軟件行業的整體生死，雖然這種壓力和風險我們誰也不愿意看到。
那么，可以對政府的“叫停”行為提起行政訴訟嗎？
顯然不行。因為政府的該種行為屬于抽象行政行為中的行政命令，不具有可訴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12條第2款規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對行政機關制定、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提起的訴訟。因此，一旦被政府有關部門“叫停”，企業也無法通過法律途徑尋求救濟，只能自認倒霉，私下與有關部門溝通協調，這種風險對企業來說是致命的。
2、出租車公司的夾擊。
在打車軟件面臨被“叫停”之際，各地的出租車公司也在蠢蠢欲試，試圖開發自己的打車軟件。據悉，目前上海的四大出租車公司大眾、強生、錦江、海博均擁有自己的電調中心，并先后推出了自己的手機打車軟件，強生出租公司甚至還推出了“微信叫車”。而其他城市的出租車公司也已經或正在開發相關手機打車軟件。
雖然出租車公司的電話招車平臺已經存在多年，但是一直不溫不火，直到移動互聯網時代出現了打車APP軟件，對其電召業務造成了沖擊，出租車公司才特別看重這一平臺及發展趨勢，于是相競開發自己的手機打車軟件，以謀從現有的打車軟件手中搶占市場。一方面，政府部門鼓勵出租車公司開發自己的打車軟件，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卻又限制第三方打車軟件的使用。挾政策上的優勢，出租車公司在對第三方打車軟件的戰場上明顯具有先天優勢。但是，最終結果如何，只能等待市場和時間的檢驗。
3、來自同行間的不正當競爭。
由于移動互聯網的發展，特別是智能手機等移動終端的普及，打車APP軟件成為眾多創業者瞄準的新領域。據《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自從2012年初搖搖招車上線以來，各種創業型公司紛紛跟進，涌現出嘀嘀打車、快的打車、打車小秘、易打車等多款軟件，目前該市場上已有多達幾十款類似應用。
雖然同行業者眾多，但目前打車軟件并沒有出現一家獨大的局面。各打車軟件都忙著搶占市場份額。據《法制晚報》報道，為了生存與圈地，各家APP之間的競爭已到瘋狂程度，地推團隊“蹲點”的哥聚集地、派美女送油送米送流量、給司機贈送虛擬訂單、補貼乘客話費紅包、送推薦費、甚至因沖突上演全武行。還有不少司機收到某打車軟件群發短信，要求司機不要安裝其他打車軟件，其語音系統近來也時常插播類似的內容。而在近期舉行的一些線下活動中，除發放禮品之外，該打車軟件的銷售人員也會偷偷地將司機手機上的同類軟件卸載掉。
為求生存，某些打車軟件企業的行為已經涉嫌不正當競爭，同行競爭已經白熱化到如此程度，必然會影響行業的整體發展。如何面對同行的該類競爭，是打車軟件企業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難題。
打車軟件的“自我救贖”之路
在打車軟件內外交困的局勢下，如何才能打破行業發展瓶頸，實現“自我救贖”，相信是業界最為關心也最為憂慮的事情。以筆者的觀察和了解，相關企業至少可以從以下方面尋找突破或出路。
1、去掉加價功能或者設定加價上限。
既然相關部門最為忌諱打車軟件的加價議價功能，那么打車軟件是否可以去掉該功能呢？有業內企業負責人表示，按目前的加價訂單比例，取消該功能后對軟件的影響也不大。既然如此，何不干脆取消該功能，這樣不僅可以減少爭議，也可以避免政府部門“叫停”的風險。
此外，打車軟件還可以對加價功能設定加價的上限，使其加價范圍與出租車公司電調平臺收取的服務費相當，比如上海的幾大出租車公司已經恢復收取電調服務費每車次4元，打車軟件也可以借鑒該做法，對加價設定相應的上限，以不過多觸及出租車公司的利益。
2、發展其他增值業務。
目前打車軟件主要靠從司機處抽取約車加價費等賺錢，盈利模式過于單一，一旦加價功能取消或受限，必然影響打車軟件的生存。因此，發展其他增值業務是必經之路。
除了傳統的廣告業務之外，可以考慮利用LBS(基于位置的服務)來獲得收入，比如在打車軟件中提供相應的導航功能，實時反映路況，為司機提供最佳行駛線路，節省乘客的時間；或者建立用戶信息采集數據庫，用戶將自己了解到的某街區乘客打車需求信息反饋到數據庫中，供司機前來接單，緩解乘客打車難等。
3、完善軟件準入標準及安全漏洞。
目前，打車軟件的準入門檻低也是遭受相關部門詬病的原因。因此，完善和加強軟件的準入門檻也是打車軟件可以改進的地方。比如，建立嚴格的身份審核機制，司機使用該軟件前需提供身份證、出租車運營證號、駕照、行駛證等相關資格證明，交由客服人工審核后方能注冊等。另外，對軟件存在的安全漏洞要及時補正，并建立相關的安全漏洞風險預警機制，嚴格保守獲取到的用戶信息，提醒用戶注意保護個人隱私信息等。
4、與出租車公司合作。
打車軟件目前所面臨的發展限制，與出租車公司具有密切關聯。與其等待出租車公司呼吁政府設限，不如主動與出租車公司合作，共同開發打車軟件平臺，促進行業大發展。
各地的出租車公司中，并非家家都具有電調平臺，許多小型出租車公司并未建立起自己的電調平臺或打車軟件，與這些公司合作，為其提供相關的軟件平臺，不失為一種好的選擇，相信這些公司也愿意積極合作；至于那些已經有自己的電調平臺或者打車軟件的大型出租車公司，打車軟件企業也可以主動尋求合作，為其提供軟件技術支持或客服服務，實現資源優勢互補、整合利用。
5、與第三方企業合作。
因打車軟件目前并沒有專門的終端載體，必須依附于智能手機等移動設備，用戶在駕車過程中使用存在安全隱患。因此，打車軟件可與車載電子設備廠商合作，將打車軟件嵌入車載影像系統設備中，這樣就可以減少司機在車上另外設置智能手機等裝置；還可以與車載導航終端制造商合作，在導航設備中植入打車軟件或者將打車軟件與導航軟件整合在一起使用，在導航的同時兼具打車功能。
另外，還可以與相關互聯網公司合作，共同開發LBS業務。現今，各大互聯網巨頭都在跑馬圈地，搶占移動互聯網入口或平臺。而作為移動互聯網生活服務類應用程序，打車軟件也符合這些公司發展的需要。有業內人士透露，百度地圖正在建立“一站式打車服務”，或與多款打車應用深度合作，基于地理位置的打車APP軟件服務或許在2013年迎來發展高峰，這或許是一大利好機會。
6、建立行業聯盟，規范業務發展及競爭秩序。
目前打車軟件眾多，但是并未出現一家獨大的局面，各家企業為搶占市場份額不惜采取各種手段競爭，有些甚至涉及不正當競爭等違法行為，導致市場混亂不堪。鑒于此，相關企業完全可以聯合起來，建立打車軟件行業聯盟，制定行業發展標準和規范，維護行業正常的競爭秩序，共同將整個產業做大做強。
7、加強與政府部門的溝通，參與制定相關的服務標準和規范。
因打車軟件行業缺乏相關準入標準和服務規范，導致實際使用過程中出現各種矛盾，影響了出租車行業正常的運營和監管秩序，這也是政府部門對打車軟件產生疑慮的主要原因，而政府也意識到應該加緊制定相關的服務標準和規范。在此情形下，打車軟件企業沒有理由缺席政府部門的規范制定，應當積極與政府溝通，參與到服務標準和規范的制定中來。
8、重視產品或相關功能的合法性論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