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1-12 15:40:0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大眾傳播的經濟功能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大眾傳播；國際貿易；促進；融合
Abstract:Presently,wearefacingeconomicglobalizationandthedisseminationglobalizationtime.Themassmediaparticipatesinthemoldnowinternationalrelationspositively;Theinternationaltradeobtain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statusstrengthens,itsscopeexpandsunceasingly.Themassmediadisseminationisplayingtherolewhichtotheinternationaltradeaddsfueltotheflames;Atthesametime,theinternationaltradetransactionobjectandthescopeuniversalityhasnotonlyenrichedthemassmediadisseminationcontentandtheeffect,moreovergraduallyisalsoholdingthemassmediaforitstradesign.Obviously,themassmediadisseminationandtheinternationaltradeareseepingmutually,promotemutually,thetwoalsoinevitablyduringthisprocessconsiderabledevelopment.
keyword:Massmediadissemination;Internationaltrade;Promotion;Fusion
前言
當前，我們面臨著經濟全球化和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大眾傳播媒介扮演著1個新的能動角色，積極參與塑造當今的國際關系。當今，和平與發展成為國際關系的主題，國際貿易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強，其范圍不斷擴大。而國際貿易中大眾傳播的內容也倍受各方的關注，影視產品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內容，由此引出的知識產權、文化侵略等等成為貿易各方常常爭論不休的問題。此外，由于大眾傳播工具用途的開發，電子商務、網絡貿易等競相成為當代國際貿易的時髦方式。國際貿易與大眾傳播的結合，極大地豐富了國際貿易的內容與手段。可以看出，2者不僅在相互促進，而且也在相互融合中發展。
1、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在發展中相互促進
1.每1次大眾傳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國際貿易決策變得更為快捷和準確。
大眾傳播媒介從印刷媒介到電子媒介再到網絡媒介，每1次革命都使國際貿易變得更快捷，這主要體現在貿易信息的傳播速度和技術手段上。
17世紀以前，人類已經掌握了許多通訊工具和手段，其中報紙作為1種有影響力的新式傳播工具也在古羅馬帝國和中國唐朝出現了。這時，報紙主要用于為地中海和尼德蘭地區商人們提供商情、船期和海外其他情況，信息源即是海外或國外，這種狀況1直持續了上百年。這樣，商人們決策時就有了較多的信息，從而使得決策更為準確。所以說，大眾傳播工具1開始就直接和國際貿易有聯系。隨著印刷傳媒的發展，其信息傳播和輿論導向功能對國際貿易起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作用。它可以提供各種國際經濟信息，報道國際經濟領域的最新事態，評述國際經濟新近變動的重大事件，預測國際經濟的未來發展趨勢，從而對各國的對外貿易產生影響，為各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提供依據。
到了20世紀，廣播和電視等電子媒介的出現使得信息的傳播速度更快，傳播量更大，而且不受空間的阻隔、國界的限制，覆蓋面廣，這就為貿易決策提供了更快的信息服務。國際經濟和國際貿易在20世紀發展非常迅速，國際競爭也日益激烈，掌握越多越新的信息在激烈的商戰中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電子媒介的信息傳播特點恰好滿足了這方面的需要。
20世紀末，網絡的出現使得全球各國、各地區都緊密地聯系了起來。它打破了傳統的地域概念，形成了以信息為中心的跨國界的虛擬空間。網絡使大眾傳播領域又發生了1次根本性變革，也對國際貿易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網上的信息具有極大豐富、多媒體形態、迅速及時、全球傳播、便于檢索、交互等特點，這些特點不僅可以為貿易決策提供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網絡與貿易的直接結合，如電子商務、網絡貿易等，從而使得貿易過程更為快捷。
2.國際貿易促進大眾傳播的效果。
國際貿易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也在促進著大眾傳播的效果實現。這不僅體現在有形和無形貿易本身所蘊含的商品與服務信息的傳播與交流，而且體現在貿易渠道的通暢也使得大眾傳播的效果更易達到。因為當今世界各國間的力量對比已由過去的主要是政治的對抗，轉變為主要是經濟和科技的較量。經濟實力決定著1國的綜合國力，關系著1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力，這無疑會對各個國家傳播自己的文化與理念帶來影響。1個國家的外貿實力增強，會提高其在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與談判力量，這對大眾傳播的實踐和效果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2、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在相互融合中發展
1.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的結合，極大地豐富了國際貿易的內容與手段。
（1）很多大眾傳播產品成為國際貿易的客體（標的）。隨著國際貿易中無形貿易的發展，報紙、期刊、雜志等印刷媒介和廣播、電影、電視等電子媒介不再僅僅扮演為貿易提供信息的角色，而是日漸成為貿易產品的1部分。影視服務貿易的興起與發展就是佐證。
影視服務業，主要包括電影和電視的媒體傳遞及其服務，它帶給人們的是對信息的直接汲取、對藝術的直接欣賞。目前，世界電影服務貿易市場廣闊，交易量大，據統計年進口影片在100部以上的國家達83%。而且，各國對進口影片的依存度高，國內生產量與國內放映總片數之比超過10%的國家也僅有30個，可見，大部分國家嚴重依賴進口電影市場。在國際電影貿易中，美國占據著主導地位。如1992年美國電影占領了英國電影市場的95%，法國的2/3。1996年美國在歐洲聯盟電影市場的總體占有率為70%。1995年到1996年歐洲同美國在電影、電視領域的貿易逆差從48億美元增加到56.5億美元①。美國電影在我國進口電影中也占據主導角色。1996—1998年我國共發行進口影片149部，其臺片37部、外國片112部。在外國片中，美國片62部，占55.3%②。另外，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也都從境外進口電視節目，而且進口的數量占整個電視節目總數的百分比，大部分在20%—50%之間，有的甚至達到83%，可見世界電視服務貿易也廣泛存在于各國之間。從全球來看，進口節目的絕大多數來自美國，以及相當少的1部分來自西歐和日本1些地區，如拉美3/4的進口節目來自美國。我國引進的外國電視節目情況也表明美國節目占主導地位。1994—1998年，我國引進有線節目共478部3593集（其臺53部1062集）。外國節目中，美國占269部1238集，占全部外國部分（425部、2531集）的63.1%和48.9%。1990—1998年，我國引進無線節目共790部10268集（其中包括港臺133部3376集）。外國節目中，美國占266部2348集，占全部外國部分（657部6892集）的40.5%和34%③。所以可以說，國際影視貿易10分活躍，市場前景非常廣闊。
（2）大眾傳播媒體（網絡）與國際貿易直接融合成1種新的貿易方式——網絡貿易。網絡這1新興的傳播媒體，正將整個世界聯在1起，改變著1個社會的認知結構，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也為網絡貿易敞開了大門，成為國際貿易中的1個亮點。“網絡貿易”、“網絡商務”這些新詞在新聞媒體上也頻頻出現，越來越引人注目。尤其是隨著互聯網的快速崛起及其服務功能的日臻完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網絡貿易不僅會從根本上改變傳統貿易的競爭思維和行為，而且會日益成為信息化時代全球商界最有效的競爭手段之1。
網絡貿易是在1994年以后才發展起來的1種新興貿易方式，然而由于其可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資源、加快商業周期循環、節省時間和費用、降低成本等優勢，其發展速度讓人吃驚。據統計，全球網上貿易交易額1996年只有23億美元，1997年就為250億美元，1998年達500億美元。2001—2002年可能達到3300億美元，2003到2005年可望增長到1萬億美元。另據世界貿易組織（WTO）預計，到2002年，通過網絡進行的國際貿易將會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0%—15%。按現在網絡貿易的發展勢頭，未來10年全世界國際貿易將有1/3通過網絡來進行。可見，網絡貿易前景廣闊。
2.國際貿易也是大眾傳播的1個途徑。
世界各國通過國際貿易可以互通有無，從而增進人類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過國際貿易各國人民在國內市場就能買到世界各地的高質量、多品種以及花樣、規格繁多和性能優良的商品。此外，通過國際貿易各國人民還能得到他國提供的優質服務與文化產品，從而提高文化生活水平，達到共享人類文化的目的。可見，無論是有形的國際貿易還是無形的國際貿易都是人類進行交流和傳播的1種途徑。
在有形國際貿易中，貿易標的是有形的貨物，我們通過貨物的進出口，不僅達到了物質方面的交流，而且能達到精神方面的交流，因為每1商品本身都蘊含著豐富的知識與信息。事實也是這樣，我們正是從麥當勞、肯德基、可口可樂等諸多商品中享受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飲食文化；外國游人也正是從中國的絲綢、茶葉等商品中享受著中國的古老文明。展望未來的國際貿易，無論在技術水平、人員素質、交易方式等方面都將有很大的提高和改進，這必然會使大眾傳播的途徑更為通暢。
為了人類更好地進行文化交流與傳播，WTO及其他國際組織也都在積極尋找方法來規范這種通過國際貿易方式進行的文化交流，如就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達成了協議。這不僅是為了保護知識產權，而且是為了人類更好地進行交流，也能促進國際貿易的健康發展，這是文化傳播與國際貿易的共同目標。
在無形國際貿易中，國際貿易對大眾傳播的作用體現得更為充分。如國際技術貿易，它是傳播科學技術的重要方式，通過這種貿易方式，我們可以了解和享用世界范圍內先進的技術知識。國際電信服務貿易對大眾傳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很難想象，沒有電信服務業的發展，人類今天的交流與傳播會是什么樣子。國際影視貿易是國際貿易與大眾傳播結合得最緊密的1個領域，我們正是從許多進口的影片、電視節目中了解著國外的風土人情，了解著世界各個角落正在發生的事情。隨著國際影視貿易的日益活躍，必然更好地帶動人類文化藝術的傳播與交流。
可見，大眾傳播對國際貿易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每1次大眾傳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國際貿易變得更為便捷。同時，國際貿易交易對象與范圍的廣泛性不僅豐富了大眾傳播的內容與效果，而且正在逐漸容納大眾傳播媒介為其貿易標的。可見，大眾傳播與國際貿易正在相互滲透、相互促進，2者也必然在此過程中長足發展。
關鍵詞：大眾傳播；大眾文化；中國；文化傳播體制
西方著名的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論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富有創見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地球村”概念。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以來，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電子媒介使信息傳播瞬息萬里，借助飛速發展的大眾傳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實現著同步化，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正在被大眾傳播活動消除。由于大眾傳播的同步化性質，整個人類社會已經結成了一個密切相互作用的、無法靜居獨處的、緊密聯系的互動的小社區。
正是由于大眾傳播制造的這個互動的“地球村”以及大眾傳播帶來的人的全面延伸，人類社會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內爆，而這種內爆又引發了社會結構、知識本質和文化形態的深刻調整。我們可以看到大眾傳播在不斷制造著人類社會的當下流行神話，在這些富于爆發力的流行神話耀眼的光影之下所產生的正是所謂的大眾文化。
大眾傳播英語對譯詞“mass communication”中的限定詞“mass”可以譯為“大眾”或者“大量”，是伴隨著大眾社會理論的形成而出現的。大眾社會理論認為，人類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入了大眾社會，在這個時代到來以后，作為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大眾傳播發展的結果舊有的傳統社會結構、等級秩序和統一穩定的價值體系被打破，社會成員喪失了選擇和行動的統一的參照系，而成為了獨立的、分散的、均質的、原子式的存在個體，即所謂的“大眾”。簡單地說，大眾是大面積分散的、不定量多數的、具有不同社會歸屬但有著相同的行為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動員的流動的特殊社群。
在大眾傳播發展的不同階段對大眾傳播有著不同的界定，這個概念有著很不穩定的認定過程。“大眾傳播，就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在外延上應該包括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活動以及電影、流行音樂、廣告等。
對于“大眾文化”（mass culture）這個概念，從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到福柯、馬爾庫塞，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試圖對“文化”進行一個結論性的定義，但是沒有一種說法能夠圓滿地完成概念的認定。雷蒙.威廉斯曾經指出：“關于文化的（當代）用法，常見的大致上有三個：（1）用來描述知識、精神和美學發展的一般過程，（2）用于指涉一個民族、一個時期、一個團體或整體人類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識尤其是藝術活動的實踐及其成品”。在第三種用法中，文化在當代語境中應該擴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娛樂以及大眾媒介。
傳播，無疑對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從傳播史來看，我們會得出一個普遍認可的結論性認識：傳播的發展不斷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結構、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對文化復合體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廣義的傳播媒介包括了時間性媒介和空間性媒介。時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信息處理和傳播功能的媒介體系，如書籍、報紙、廣播、電影、電視等；而空間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擔負運輸和交通功能的媒介體系，如車輛、舟船、飛行器等。在空間性媒介居于主導地位的機械時代，空間性媒介工具和技術的每一次革命都帶來了人類社會以及附著在社會肌體上的文化形態的調整和變動。由于人類活動領域的擴大和延展，人類信息傳播的要求相應提高，在此情況下刺激了人類信息傳播從技術到結構形態的革命，而傳播體系的革命也勢必造成文化領域的震動和重組。
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人類活動能力的增強帶來了空間距離和時間差異的削減，人類的同步化顯著增強，于是就要求信息傳播進一步強化。隨著電子時代的到來，時間性媒介開始成為主導媒介，它開始表現出爆炸式的影響力，這時的人類傳播已經進入到大眾傳播時展期。體現在文化領域，時間性媒介造成了人類社會的交織景象：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文化種群、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話語系統、不同的文化傳承體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術可能性的影響之下，頻繁接觸、溝通、交流，并互相影響、作用和激戰。文化的斗爭在傳播領域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在這種需求性的斗爭中，各種文化類型發生著不可避免和難以預期的各種變化，并最終導致整個文化體系的不斷顛覆和不斷建構。
在內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類的生活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來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責任意識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們必須承擔義務并參與行動，個人觀點相對淡化，人變得不安起來。我們看到以電視為代表的現代大眾傳播媒介使人類從個體到社群都發生著激蕩的震動，不管有人認為這種影響表現為人的全面發展，還是有人認為它使人的異化程度深化、使人成為了流行噪音的癲狂化的工具，但都說明了大眾傳播對于人類文化體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組，尤其表現在大眾傳播機器制造了人類文化史上最獨特的類型――大眾文化。
隨著傳播工具和傳播技術的革命，人類社會在知識領域發生深刻的調整，這無疑是傳播與文化關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變革。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所謂尖端科技都和語言有關。這些信息傳播科技都對知識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于各種傳播工具和儀器的標準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識的獲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經發生了變化。知識在大眾傳播時代以及已經到來的網絡時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說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知識為了出售而被生產，為了在新的生產中增殖而被消費；它不再僅僅以自身為目的，它的“使用價值”正在淡化，交換成為主要的目的。知識的本質以及知識的外殼都在大眾傳播和信息時代的技術背景之下發生了改變，知識作為文化的關鍵元素，這種改變正反映了大眾傳播對當下的大眾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時，大眾社會境域下的知識的重新整合是大眾傳播體制對大眾文化極具本質意義的影響。人類進入大眾傳播時代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文化在傳播機制的巨大影響下已經發生了整體性的顛覆和建構。傳播學界的各種理論也證明了大眾傳播對于大眾文化的影響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電視媒介的出現和發展無疑是20世紀人類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標志著大眾傳播時代進入到一個更加深入的階段，并且電視媒介使得大眾傳播的影響力進一步加劇，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無以復加地被拋入了大眾傳播的旋渦之中。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類開始思考大眾傳播尤其是電視媒介給人類帶來的種種影響，在這些學說中，既有對大眾傳播的贊歌，也有對大眾傳播的申訴，還有針對大眾傳播體制內部不同傳播類型的對比批判。
西方主流的傳播學者（以經驗學派為典型代表）認為大眾傳播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積極作用是以往任何時代背景下任何類型的傳播活動所無法比擬的，在他們的學術理論體系中，極度宣揚大眾傳播媒介及其活動給社會文化帶來的建構性影響。
德國人古登堡對于印刷技術的革新是傳播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對于現代傳播的意義十分重大。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威爾伯.施拉姆在《傳播學概論》中說，“從技術角度說，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從他的時代以后的大眾傳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機器放進傳播過程，復制信息，幾乎無限地擴大一個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類正是在這種能夠大量復制信息的機器作用之下由傳統的口述文化進入到了一個媒介文化的社會狀態中，人類分享信息能力的極大增強對于人類生活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大眾傳播的介入是選擇的必要條件，因為它為選擇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這個過程當中，人的注意力發生了變化，人的觀念發生了變化，人的行為標準和價值體系也發生了變化，同時我們看到人的知識獲取、娛樂方式、時間分配等文化的體制都在發生著變化，西方主流學者認為這種變化是大眾傳播帶來的積極效果――大眾傳播為人們提供了充分的信息，來幫助人們在行動前獲得足夠的選擇信息，這樣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選擇自己的文化體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權主義，西方主流學者提出種種學術性的敘述，主要的觀點集中在大眾傳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歸和人的獨立，使人成為全面發展和自由選擇的自我的人。確實，現代報紙的出現擴大了閱讀的人群，從而改變了原有的精英文化體系，建構了一個平民化的文化體系；廣播、電影、電視的出現，更使信息傳播的受眾要求降低，從而更加突出了社會參與的廣度，社會成員更廣泛地參與了社會的選擇和文化的建構。在這種條件之下產生的大眾文化無疑是一個眾神歡歌的文化，它的廣度是以往的文化類型難以企及的，因此大眾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傳播學批判學派的出現和活躍為傳播與文化又提出了更為深入的課題。這些學派有政治經濟學派、文化研究學派、意識形態“霸權”理論以及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等。在這些學派和理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方向，一是關注傳播的宏觀影響，其批判話語指涉的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意識形態以及文化構成；二是關注傳播過程中人的個體化行為和感受以及發展，話語指涉的是作為人的個體的存在與可能。
大眾傳播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在規定社會關系、行使政治統治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并具有相對獨立性。大眾傳播可以分為兩部分：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過程。在文化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媒介通過象征事物的選擇和加工，將社會事物加以“符號化”和“賦予意義”；在文化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受眾接觸媒介訊息，進行符號解讀。訊息符號是與一定的價值體系或意義體系結合在一起的。大眾傳播的符號化活動，在本質上是按照支配階級的價值體系為事物“賦予意義”的。因此，我們看到的日益豐富的西方大眾傳播產品，實際上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系統中居于主導和統治地位的壟斷資本的價值體系下的文化體制的產品，它自然擔負著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任務，而并非像主流經驗學派所強調的那樣，大眾傳播是人民性的、平權化的大眾文化的締造者。同時，受眾在符號的解讀過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動的接受的，由于符號的多義性和受眾背景的多樣性，受眾可以對文本信息做出多種多樣的理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傳播活動繁榮的景觀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部權力機器，盡管它標榜自己是平民的、反體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實際上它仍舊是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一個組件，它只是資本主義在文化領域的一種運作體系，是一個資本主義浮華文化的工廠。同時從受眾角度看，受眾也不是充滿愉悅地接受著大眾傳播機器制造出來的大眾文化肌體的親近，其中的反抗、爭斗正在日益激烈。
阿多諾則從微觀上對大眾傳播造就的大眾文化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認為大眾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他很犀利地將“大眾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業”，文化工業實質上是在向消費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過不斷向消費者許愿來欺騙消費者。大眾傳播機器不停地運轉，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陸離的文化產品，這些產品無論是一般信息還是娛樂活動，都如同宗教說教一般是某種意義的裝腔作勢的空談，并以此來控制受眾的感官、選擇和行為。大眾文化是一種商業形態的文化，同時是一種技術化的文化，它通過傳播機器大量地被制造出來，因為傳播機器的規格化、標準化和體制化，所以我們看到的大眾文化產品都被貼上了標簽，因而大眾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種規格色彩。借助阿多諾的分析，我們進一步透視大眾文化，會發現大眾文化的工業化、商品化、技術化和齊一化特點使得大眾文化成為了一種數量上極大豐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實質上卻是冷漠的、物化的、沒有溫度的文化工廠。在大眾傳播歇斯底里的叫賣聲里，個體的分散性和無組織性導致的脆弱使人們迷失了方向，對于在大眾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馬爾庫塞用悲天憫人的話語到出了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的罪惡。發達工業社會中，大眾傳播把藝術、政治、宗教、哲學同商業和諧地混合在一起，它們在文化領域具有了一個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馬爾庫塞指出現代大眾文化中受到最嚴格保護的價值標準之一，就是生產率。技術社會的操作原則和標準使得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的人性化內容不斷地降低。大眾文化是一個肯定性文化、壓抑性文化、單面性文化。大眾傳播的飛速發展，尤其是電視媒介的深刻介入，人類雖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豐富的信息服務，但是在這樣的高速、大量、虛幻的大眾傳播語境中，人們的自主性不斷降低，經驗派所說的自由選擇實際上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謊言，人們在發達工業化社會的大眾傳播背景下已經在逐漸喪失個體的獨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類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術化，導致人類工業革命以后最劇烈的異化，藝術等文化形式的體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
作為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大眾傳播和大眾文化有著和西方發達工業化社會不同的特質。在中國傳播事業不斷發展的情況下，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眾文化開始成長起來。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大規模地發展起來，信息以各種各樣的形態鋪天蓋地而來，從清晨到日暮，街頭叫賣報紙的喊聲、不停播放的電視節目、不斷出現的廣告牌……人們生活在一個被信息包圍的環境里，應該注意到的是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里進入到了大眾傳播的癲狂狀態，中國當下的傳播發展和由此而來文化沖突要比西方更顯著。所以思考當下中國的傳播和文化問題是必要而緊迫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媒介批判領域的成果相對的偏狹，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會責任上，而忽視了更為深入的相關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30年來，中國電視事業的發展是巨大的，當我們為社會信息體系的建立和由此帶來的信息暢通以及人們文化生活的極大豐富感到欣慰的時候，應該看到，由電視建立起來的媒介文化是一個強勢的、干預性的媒介文化，人們在其中被迫處在一個弱勢地位。人在電視文化中被動地選擇著某種文化人性，電視的視聽文化特點決定了人在這樣的傳播過程中變得庸懶和無聊，沒有滿足的視聽欲望控制著人們。信息的商品化和電視的傳播體系都造成了一個現實：電視造就了一種庸懶的、被動的但很舒適的閱讀方式和娛樂方式，思考成為了按動遙控器時的躁動和無助，電視很大程度上在扮演著一種勾引者的角色。文化是一個社會鏡像，傳播并不是僅僅由媒介構成，所以這種文化困境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復雜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商品化的輻射作用，這種輻射的非理性狀態傷害到了整個文化肌體，責任不應該僅僅由媒介來承擔。如何有效地監控這種商品化的非理性輻射作用關系到文化整體的當下發展和未來走向，我們更應該致力于建立這樣一個監控體系。同時，電子媒介的強勢作用還表現為，當下中國人的角色錯亂和自我缺失造成的價值標準的混亂。種類繁多品格各異的影視娛樂文化成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個虛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現實世界中的種種角色之外又開始有了種種虛幻的角色，并且這種新的不穩定的角色不斷涌入現實生活，并干預著人的真實角色和行為。同時還有很多隱性的社會文化問題從大眾傳播活動的誘發之下產生。
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日益發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擁有自主選擇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價值體系、生活方式的權利。文化的整體性和統一性是維持一個國家或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之一。冷戰結束后，在經濟日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進的信息技術的大眾媒介高度發達的今天，在文化交往發展到空前規模的情況下，文化交匯和沖突都異常顯現和突出出來，并且正在改變著整個世界的文化格局。
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紀60年代反對“新帝國主義”的國際環境中誕生的。戰后許多殖民地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帝國主義國家的擴張手段相應進行了戰略調整，由軍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統治為主轉向了以經濟手段和文化控制為主。新帝國主義在文化領域的政策就表現為“文化帝國主義”。我們看到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靠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相對完備的傳播體系在世界范圍內扮演說話者的角色，從好萊塢電影到迪斯尼的動畫城，從香檳到美女，從哈佛到暢銷小說，話語的權利被發達工業社會的大眾傳播體系把持，作為弱勢文化的發展中國家只能更多地充當聽者的角色。在瘋狂的叫賣聲中，強勢文化主體盡情地擴張，并達到傾銷商品的目的，以此實現著對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擴張中，大眾傳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走在中國某個省會城市的街頭，你可以看到可口可樂、麥當勞、美國大美人、比爾.蓋茨以各種形式反復出現著，就像60、70年代貓王、披頭士風靡全球一樣。
流行神話是大眾傳播一手制造的，我們還很難對它神秘的身體做出明確的可固定化的判斷，因為它還在光影中不斷變化。我們聽見它在歌唱，看見它在起舞，也聽見它在嚎叫，看見它在施暴。我們能做的應該不僅僅是觀望。
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同時，也在為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充滿人性的國際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間已經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傳播體制，并通過各種形式來加強彼此的文化和傳播合作，以此來促進自身文化的發展，并逐步突破發達國家的信息和文化傳播的強大包圍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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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英）尼克.史蒂文森《認識媒介文化――社會理論與大眾傳播》 王文斌譯 商務印書館 2001年5月出版
關 鍵 詞 ：傳播 大眾傳播 音樂傳播
人類的社會音樂實踐，其本質就是音樂的傳播實踐。音樂的傳播既是音樂得以產生和生存的動力，又是推動音樂藝術不斷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當代大眾傳播環境中，音樂的傳播已呈現出諸多新的特點和狀態，并正在深刻地改變著音樂藝術的方方面面。弄清音樂傳播的新特點和新狀態，對于理解和探究當代音樂藝術的現實狀況，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一
所謂傳播，從廣義上說，就是“信息在時間和空間中的移動和變化”；人類的傳播活動則是傳播者與受傳者之間實現信息共享的過程，它一般包括傳播者、傳播內容、受傳者、反饋信息四個基本要素。作為音樂文化傳承原動力的音樂傳播，是指“樂音音響符號所負載的音樂藝術意圖、音樂思想等音樂信息為人們所分享或共享的過程，是音樂現象得以存在、音樂作品得以實現其功能的人的一種社會行為”（曾遂今《音樂社會學概論》）。由于音樂藝術的本質特征，音樂傳播與其他信息傳播有著較大的差異性。比如在音樂傳播中，傳播的信息即樂音音響符號，是一種在時間中展開的、具有非語義性特征的聽覺性符號。由此使得音樂傳播的各過程凸顯其特有的品質。但與此同時，作為傳播子系統的音樂傳播，注定會受到社會整體傳播環境的巨大影響，而這種影響力又是持久的、革命性的。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中，人類的傳播活動也經歷了一個由簡單到復雜、由原始形態到現代數字多媒體時代的歷史演進過程。而且傳播的發展和進步總是受到傳播媒介的制約，一部傳播史就是一部媒介發展的歷史。從媒介技術的發展來看，人類的傳播可大致劃分為五個時期，即口語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和網絡數字化傳播時期。從傳播類型和功能來劃分，又可分為人內傳播與人際傳播、群體傳播與組織傳播以及大眾傳播等幾種模式。在不同的傳播媒介和傳播模式中，傳播活動具有不同的狀態和特點，并直接影響和改變著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以及日常生活的諸多方面。
毫無疑問，隨著電子技術和網絡數字化技術的廣泛運用，當代社會已經進入由廣播、電影、報刊，尤其是電視、互聯網及攝錄音像制品等大眾傳播媒介強力控制的文化時代，即所謂的大眾傳播時代。作為“由一些機構和技術所構成，專業化群體憑借這些機構和技術，通過技術手段向為數眾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廣泛的受眾傳播符號內容”的大眾傳播，正在經常而全面地誘導和制約今天人類的日常生活；各種政治的、經濟的和思想的信息，包括藝術活動的多樣現象，紛紛隨同大眾傳播的巨大輻射力及其快捷、直接、形象具體的方式而漂浮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逐漸形成為一種新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推動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二
如上所述，我們已進入一個傳播媒介豐富多彩、大眾傳播強力控制的文化時代。與其他傳播類型相比，大眾傳播模式更加成熟，其功能更加突出，使得它已成為當代社會中最重要的傳播形態和信息系統。其一，大眾傳播的傳播者是包括報刊、電臺、電視、網絡、音像公司等在內的專業化媒介組織；其二，大眾傳播是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大量生產、復制和傳播信息的活動；其三，大眾傳播的對象是社會上的一般大眾，即傳播學術語中的“受眾”；其四，大眾傳播的信息既有商品屬性，又具有文化屬性；其五，大眾傳播屬于單向性很強的傳播；其六，大眾傳播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傳播。在這樣強勢的大眾傳播環境下，當代音樂藝術傳播又具有哪些新的特點和狀態呢？我們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和探究。
第一，傳播者和受傳者（受眾）。在大眾傳播環境下，盡管仍然存在“口傳心授”“口頭接力”等個體式的、人際式的音樂傳播方式，但傳播的主體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電臺、電視臺、網絡、音像公司、唱片公司等專業化媒介組織完全掌握了傳播的主導權，成為了社會音樂藝術的傳播主體。在當代音樂傳播活動中，創作者與表演者所共同闡釋的音樂作品，或被記錄、還原、復制的音樂音響信息，都不是直接呈現給受眾，而是通過電臺、電視臺、網絡、音像公司等專業化媒介組織進行傳送和傳播。也正因為大眾傳媒的強大復制功能和傳播效應，昔日籠罩在“藝術”之上的神秘光彩開始褪色，藝術成為當代大眾可以共享的日常生活對象而非少部分人的純粹精神領地。其受傳對象也從精英分子、專業人士走向了一般大眾和普通平民，從而使音樂受眾成為一個多元化、多層次的音樂接受群體，真正開創音樂藝術傳播的“大眾化”時代。
第二，傳播方式和傳播形態。“藝術作為審美體驗的一種結構性活動，總是同人的活動及其技術聯系在一起的。”（杜夫海納《當代藝術科學主潮》）從最早的“留聲機”到今天的各種攝錄設備，從磁帶、唱片到光盤，從廣播電視到MP3及互聯網，當代音樂藝術傳播的技術性質變得日益突出，甚至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技術的成功運用使得音樂傳播能夠有組織、大規模、專業化地進行，但同時也加深了人們對技術的依賴性和技術的控制力。在當代音樂傳播活動中，雖然口語傳播（現場傳播）和樂譜媒介傳播仍然發揮著其獨特的傳承作用，但傳播的主要形態卻是以電子媒介和網絡數字化媒介為主體的大眾傳播，由此給當代音樂文化的傳承、發展帶來深遠影響。比如，一次音樂會或歌會的傳播，既有演奏者（演唱者）與聽眾（觀眾）之間的現場傳播和共同參與，又有電臺、電視臺或網絡進行的同步直播，還有廣播電臺、電視臺采錄編輯的專題節目以及音像公司加工復制的音響音像制品。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音樂傳播也呈現出一種綜合性、市場化、產業化的特點。
第三，傳播過程和時空。由于唱片、光盤、互聯網、電視等攝錄技術和傳播技術的使用，從音樂傳播源到接受者的傳播過程更加快捷，音樂符號的記錄時間更為持久，當代音樂傳播已經突破“面對面、近距離”的“在場性”和“即時性”限制，從而完全實現了長時間、遠距離、跨地域的傳播。正是電子及網絡數字化媒介的記錄和傳播功能，使我們今天既能欣賞到20世紀初的著名京劇唱段，又對帕瓦羅蒂、多明戈、卡雷拉斯等著名歌唱家的歌聲耳熟能詳，并能引起那些“不在場”地域居民的“共鳴”，實現如麥克盧漢所說的“地球村”或是“跨地域”傳播。比如，在傳播媒介的“遠距作用”下，搖滾樂從美國傳到歐洲和全球的大多數城市，中國的“西北風”以及當下的流行網絡歌曲，也成為不同地域人群的共有文化。另外，在音樂的網絡傳播中，作曲家只要把音樂文件推上互聯網，音樂的社會傳播和交流活動就已開始。當然，由于技術的使用以及大眾傳播的“影響（制約）——接受”（認同）過程，也使當代音樂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更為復雜化了。
第四，傳播內容和功能。傳播的本質在于信息的流通，即一種符號化的傳播內容的移動、變化和共享。在大眾傳播環境中，“作為意義的生產和流通”的音樂信息（內容），人們通過傳播市場來接受和消費，都要支付一定的費用，說明傳播的音樂信息產品本身就是一種商品；另一方面，音樂藝術作為文化系統中最活躍的因素，人們對它的消費主要是精神內容，即意義的消費。意義是一定的社會文化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文化屬性。其內容是一種“神性與物性的雙重變奏”。但是，隨著音樂商品價值的挖掘和膨脹，以及藝術復制技術的廣泛運用，導致“文化的生產被驅回到一種精神空間之內，但這種空間不再是舊的單個主體的空間，而是某種被降低了的集體的‘客觀精神’的空間”（ 弗·杰姆遜《后現代主義，或后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又如阿多諾所批判的“標準化和偽個性化”。當代音樂藝術的審美價值、個性特征、情感深度等“經典”標準被逐漸“削平”，而大眾娛樂功能和商品消費功能得到加強，音樂傳播的內容、功能及其整體模式都正在發生顯著的變化，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我們認真探究的重大課題。
參考文獻 ：
[1]戴元光，金冠軍主編．傳播學通論．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隨著人類步入21世紀，信息（計算機）領域的數字技術以加速度向人類生活各個領域全面推進，其中一個非常顯要的標志，就是通信領域、大眾傳播領域內的傳播技術手段以數字制式全面替代傳統模擬制式的轉變過程。
這一轉變無疑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的大眾媒介傳播理論及其基礎之上的大眾媒介傳播實踐。麥克盧漢認為：“媒介即是訊息”，也就是說，基于技術手段的媒介本身形態的變化對于整個世界的革命性力量不容忽視。
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數字化成為了世界各國比拼的新的競技場，尤其是發達國家都力爭成為這場競賽的領跑者。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要想在新世紀全球性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盡快縮短與發達國家的數字化差距，甚至掌握更大的主動權，對于數字化作一全面解析無疑是具有
數字化技術下的媒介融合
電波媒介和紙質媒介內部雖先期融合，但是數字化技術的飛速發展改變了這一切。電視和廣播開始采用同一種載體――數字來傳播，它們無須再通過不同的播放器傳送，而是可以混合使用共同的播放器。這就使得電視和廣播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融合。而因特網的出現更是混合了電視和廣播，人們既可以專心聽音樂或別的廣播節目，也可以邊聽別干別的事情，還可以看到聲音所傳遞的訊息――如FLASH產品等。
此外，數字化技術也大大加強了廣播節目的生動性：虛擬合成、更加逼真的音效、更加好的聽覺效果，而且數字化技術提供的額外服務也加強了廣播對于受眾的服務性：如顯示所播放的節目或歌曲的詳細信息、可以即時保存所播放節目等，這些都促使了廣播與電視娛樂性質的融合，也為其繼續生存和發展下去創造了良好條件。
而雜志和報紙也開始呈現出靠攏的趨勢。數字化技術催生的分眾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報紙也不得不將視線轉向分眾市場。越來越多的報紙擴大版面，越來越多的專業性強、出版周期長的報紙誕生，報紙正在趨向于雜志化。而技術也使得雜志的時效性進一步增強，雜志的出版頻率趨密。
電波媒介和紙質媒介的界限逐漸模糊
由于數字化技術的發展，電波媒介和紙質媒介的界限也逐漸模糊。一方面，電波媒介的節目內容可以被很方便地保存下來，并以DVD光盤的形式出版發行，以至于演變為“電子雜志”。近年來很突出的“探索（Discovery）”系列科教節目就是一個范例。同時也由于其可保存性，電波媒介的節目內容也開始向深處挖掘，嘗試一些深層描述和剖析。電波媒介的娛樂功能漸漸被教化功能分去了一部分領地。
另一方面，紙質媒介為了求得更加生動的表達和更為互動的溝通，紛紛制作電子版。它們不僅建立因特網站，將傳播內容以可視、可看的形式，還可以以更好保存、容量更大的光盤形式儲存并發行。此外，數字化技術也使得“電子報紙”、“電子雜志”成為可能。我們不僅可以在屏幕上而不是紙上進行全新的閱讀體驗，還可以在類似印刷物的載體上欣賞生動的畫面和聲音。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報紙和雜志的娛樂功能開始加強，“新聞娛樂化”、娛樂版塊、體育版塊的大量擴版便證明了這一點。
當人們在電視上看報紙、雜志，可以像挑選過刊一樣隨時播放自己喜愛的電波節目；當人們可以在類似報紙、雜志的載體上看電波節目；當學歷、地位各異的人們都在因特網上娛樂、游戲、了解新聞和國家大事，電波媒介和紙質媒介那不可逾越的鴻溝正在技術的熔鑄下一點點愈合。
傳媒產業和信息產業的區別開始消失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就是：我們在數字化技術和新媒體面前混淆了傳媒產業和信息產業的概念。過去，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這二者，就是：一群人面對大眾的傳播活動叫做傳媒產業；一個人面對一個人的傳播活動叫做信息產業。但是，在數字化技術使得所有信息都以同一種載體通過同一種渠道傳輸之后，傳播活動可以是一群人面對大眾、一個人面對一群人、一個人面對一個人，還可以是一群人面對一個人等等，傳者還可以同時是受者，受者也可以是傳者……總而言之，就是傳播活動的源頭、終點、傳播順序、傳播渠道及傳播內容都有了無限種可能，再也沒有了明顯的區分。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清究竟什么是傳媒產業，什么是信息產業。而大眾傳播也突然被納入了廣義的信息傳播的洪流，由此，不僅大眾傳播的內涵和外延起了變化，也帶來了行業管理體制、經營機制等方面的改變。
驅使大眾媒介加強資本活力
中國的媒體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就是形成了巨大的市場。其市場規模如果按2003年年廣告費總額是712億美元的話，那么媒介市場就可達到1400～1600億元。
正因為有了這樣巨大的市場，就推動了媒體的極大的規模化，而規模對資本的渴望是顯而易見的。數字化技術的發展更加加強了傳媒產業對于資本的需求，這是因為：
首先，數字化技術創造了無限廣闊的媒介內容空間，需要產業化、專業化的內容市場形成。數字化技術極大地拓展了媒介空間，而這些空間都需要用內容來填充。中國是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內容市場的，至多只有一些零星的萌芽，而這些萌芽顯然滿足不了大眾傳媒數字化以后的發展。而內容市場的形成，無疑急需資本的啟動。
其次，數字化技術使得大眾傳媒的規模進一步擴大，資本則成為規模經濟的首要需求。規模經濟是大眾傳媒產業一個最為顯著的特征。大眾傳媒產業極低的邊際成本要求它必須擴大規模才能夠獲得足夠的效率，數字化技術在拓展傳媒發展空間的基礎上，也帶動了傳媒產業的發展速度和規模都以極高的層級遞增。
再次，嚴峻的國際數字化傳媒競爭形勢呼喚資本。在全球媒介一體化的進程中，中國媒介市場始終是西方國家非常看重的戰略要地。目前全球六大媒介集團無一例外的進入了中國市場。美國在線―時代華納、索尼、貝塔斯曼、迪斯尼以及新聞集團等，已經從期刊合作、書籍、電影和電視節目的創作、生產和發行各個媒介環節進入中國媒介產業和娛樂業。“理解、配合，爾后求發展”，成為西方媒介在中國市場開展業務謹慎而實用的道路。
近年來數字化技術的進步，資本流動速度的加快，以及機構投資者勢力的增強，使得各國內部分散的資本市場的交易體系出現了統一化的趨勢，遍布世界各地的資本市場和證券機構也日益緊密的聯系起來，從而推動了資本市場全球化的發展勢頭。資本市場的全球化擴大了媒介上市融資和交易的范圍，媒介實體的擴張與資本市場的統一及互相促進大大推動了媒介的全球一體化進程。
數字化對傳媒經營方式的影響
我國發展數字化技術是從電視開始的，就讓我們首先來看看數字電視的發展戰略。國家有這樣的戰略安排：2003年是有線電視先行，2005年是直播新業務，到了2008年全面推廣地面的數字電視，2015年就是全部停止模擬電視的播出。
在這樣的情勢下，大眾傳媒首先要解決技術問題，其次要解決內容問題。技術問題也就是要解決傳者和受者互相溝通、實現互動的網絡和接收終端的問題。目前我國正在通過機頂盒來解決這個問題。
機頂盒時代之后，各種大眾傳媒的數字化將開始邁入具有真正意義的階段，從機頂盒到數字電視、到真正的數字廣播、數字報紙和數字雜志。
而技術問題解決之后，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構建新的產業平臺、形成新的運營模式和贏利模式、大眾傳媒體制改革……大眾傳媒和大眾傳播活動將以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面目呈現在世人面前。
數字化給大眾傳媒的經營造成的不同于以往的改變主要在于這樣幾方面：大眾傳媒消費者細分加劇；大眾傳媒與受眾的互動性空前加強；接收終端的音畫質量大幅提高；大眾傳媒需要進入資本市場積極融資。
這些改變實際上是對大眾傳媒提出了新的營銷要求：即以技術為核心手段，以市場為出發點，提高節目質量，打造屬于傳媒自己的品牌。傳統的大眾傳媒處于計劃經濟體制下，品牌并不包括在核心競爭力中，大家做好做壞區別不大。但是在技術革命帶來的變化之下，傳媒不得不改變經營理念，將考慮的重點從國家政策向市場需求轉移，并一改籠統粗略的眼光，開發適合重點目標市場的節目。而在節目開發和制作方面，大眾傳媒需要及時利用“互動”的技術優勢，積極編制受眾可以直接或間接參與的節目，增強受眾的接近感，提供盡可能周到、有效的服務，使人們生活更加愉快、便利。而建立在這一切努力之上的，就是大眾傳媒機構的品牌效應――節目促成品牌，品牌帶來利潤，將成為數字化時代傳媒的經營法則。而傳媒也要學會利用品牌進行營銷，積極推銷自身優勢。
對于融資的運作，更是如今我國大眾傳媒機構的一個軟肋。長久以來在沒有資本引入的情況下生存，大眾傳媒已經變得對資本比較陌生，也缺乏這方面的人才，而資本運作人才又缺乏傳媒經營經驗。數字化時代，大眾傳媒對于資本的渴求使得他們不得不開始了艱難的摸索。組建傳媒集團、買殼或借殼上市近年來在中國方興未艾，這些都給大眾傳媒帶來了全新的經營模式。
建立嶄新的數字化大眾傳媒產業鏈
究竟數字大眾傳媒的產業鏈是什么樣的，有哪些構成因素呢？這條產業鏈大致分為三塊：一個是內容平臺，一個是傳輸平臺，一個是服務平臺。其中，內容平臺和服務平臺連接的受眾與市場占主要地位。傳輸平臺指的是整個干線網的傳輸；內容平臺組織內容的集成、構成，這個平臺里包括原來的電視臺和現在的節目公司。而技術服務平臺主要是指各個網絡，比如歌華網、上海有線電視網等。與這條產業鏈相平行，還應設立一個監管平臺，主要監督各方的交易。
解讀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
解讀大眾傳媒與大眾文化的關系，首先要理解大眾文化及大眾文化在構造人類大眾精神物質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響力。大眾文化是一種都市工業社會或大眾消費社會的特殊產物，是大眾消費社會中通過大眾傳媒所承載、傳遞的文化產品，這是一種合成的加工的文化產品，其明顯特征是主要為大眾消費而制造出來的，有標準化和模擬個性的特色。大眾文化是包含在主流文化之內，它是一個社會內與公眾輿論、價值觀念、社會時尚和生活方式大致趨同、基本適應的、又是與傳統文化核心內容有直接傳承關系的文化形態。大眾文化有地域性、通俗性、消費性、娛樂性、商業性、產業性等種種特征。
大眾文化在我國新時期的崛起始于改革開放時期，在改革開放時期逐漸獲得了主體意識的民眾，不僅需要新的娛樂形式，而且也需要表達這一階層的意識形態。大眾文化的迅速崛起有一系列發行量巨大的通俗雜志和報紙作證，有一系列原來屬于高級文化陣列的嚴肅文學紛紛改弦易幟為通俗文學作證。大眾文化的通行無阻表明的是大眾對它的支持與認同。關于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的關系，大眾傳媒是大眾文化的重要載體，大眾文化大眾傳媒傳播的重要內容，大眾傳媒塑造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對大眾傳媒有重要影響。文化影響傳媒，有什么樣的大眾文化就有什么樣的大眾傳媒。傳媒受文化的浸潤影響，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眾傳媒的重要功能是傳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說一張報紙就是一個國家文化的一部日記，它默記民族的文化演化與變革的軌跡，預示文化進化和傳播的基本趨勢。
大眾傳媒對通俗性、娛樂性、流行性、時尚性、商業性的大眾文化的傳播大大滿足了主體意識越來越強烈的現代人，使他們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夠在這些輕松的節目和娛樂中得到松弛和滿足。這種滿足的結果使傳播大眾文化的大眾通俗刊物發行量得到迅速飆升。有統計資料顯示，上海的《故事會》發行量達650萬份，湖北的《今古傳奇》發行量達200萬份，北京的《啄木鳥》達175萬份，山西的《民間文學》達100萬份。這些巨大的發行量標志著這些通俗文學有龐大的支持群體，它是對大眾文化合理性與合法性的禮贊，標志著大眾文化節日的到來，也是對適應市場經濟者昌逆市場經濟者亡的市場經濟規律的無言求證。在大眾文化強烈的通俗性和商業性的引導之下，許多報刊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質與量的變化。許多報刊由過去的4版增加到8個版面甚至數十版、100版或更多。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現大眾文化的娛樂版和生活時尚版。與此現象共生的是周末版和星期日刊的興旺發達及最體現大眾文化特征的晚報和都市報的異軍突起，成為報業發展的生力軍。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一個有趣或是諷刺現象是嚴肅文學的節節敗退和向通俗文學的靠攏。有資料顯示，安徽的《江淮文藝》改名為《通俗文學》、天津的《新港》改名為《文娛世界》、北京的《評論選刊》改名為《熱點文學》。報刊結構、內容數量的變化演繹在說明，大眾文化的巨大解構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無所不有，無處不在。它不僅無形中解構了過去一體化的文化專制，而且它的浸染力通過大眾傳播得到充分發揮，即演繹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繹得無可抗拒。
文化對大眾傳媒的引導和影響作用在地域文化差異和地域傳媒差異上也得到了充分凸顯。我們可以說，一個最突出的例證是東西方傳媒存在很大差異，而這差異本身是東西方文化差異的代表，在此我們不作論證。以中國傳媒為例，南北大眾傳媒有很大不同。北派傳媒（以北京為代表）政治性、思想性、指導性強，有較高的文化品位、當然也不乏前衛。因為北京是首都，是先進文化最先引薦和爭鳴的地方。北京文化的豪爽大氣、天子腳下的豪邁與責任感也使其排版大方質樸洗練富有沖擊力。語言簡練準確沉穩。而南方的報紙則信息性、商業性很強，注重輿論監督，娛樂版追逐時
尚、流行和明星，重視商業經濟。在編排上花哨生動搶眼，更前衛，是一種快餐文化。南北傳媒風格的不同首先根基于文化的不同，即不同的大眾文化氛圍和土壤滋生出不同的傳媒。因為傳媒是思想意識的喉舌，文化引導、影響了傳媒的特色風格與品位。
大眾傳媒是大眾文化的塑造者、引導者。大眾傳媒是形成大眾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過大眾傳媒建構了電視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搖滾文化等。作為人類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大眾文化，不經過大眾傳播，就得不到繼承和發展。而實際上，大眾傳媒在傳播一定文化的同時，也在建構一定的價值意識形態。因為大眾傳媒通過傳播的議題設置功能，能讓人們感覺到那些被大眾傳媒所關注的傳播內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大眾文化在現今時代被大大渲染了其娛樂功能和消遣功能，加上人們欲望的膨脹和它無處不在的商業性，使得所有的文化資源都有可能被大眾文化形態納入市場，在新的包裝挖掘之后變為文化消費品。這一巨大解構力和浸染力使得嚴肅文化和經典作品也被演繹為大眾文化，并成為暢銷和流行之作。
[page_break]批判與解構
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相互間的巨大作用與影響相互碰撞的直接結果是造成對它服務的對象———人的傷害。特別是當媒介在文化領域已取得決定作用和關鍵性地位時，現代媒介傳播文化的功能主宰了人們認知的世界，即提供并選擇性的建構了社會知識的社會影像。我們透過這些知識和影像才能建構我們的生活，即傳播學中的人們所處的第二世界和虛幻世界。這是個不真實的世界，但人類只有通過這個不真實的世界去認識世界，因為媒體對于我們來說是如此重要，離開它，我們的世界是如此狹隘并且不現實。媒介是我們認識世界的眼睛，媒介是人體的延伸，媒介即訊息。
大眾傳播對大眾文化淋漓盡致的渲染和大眾文化最重要的娛樂功能的發揮使得兩者產生了不可忽視的負面效應。大眾文化的商業性使得大眾傳媒和大眾逐漸變得物化。在利潤最大化原則驅動之下，大眾傳媒的內容變得膚淺，顯示出享樂傾向和游戲特征。這些欲望刺激產生的文化垃圾無助于人類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靈世界的升華，造成文化消費的媚俗低級傾向，嚴重地敗壞了大眾的品位和文化修養水平，而且使人們更多地依賴電視等媒介，成為畸形的電視人或單面人。
現代傳媒造成了人的異化。大眾文化具有膚淺性、無根性、商業性的特征。馬爾庫塞指出，如果面對大眾的信息傳播是完全和諧而且不斷經常不留痕跡地把藝術、政治、宗教、廣告節目融合在一起，他們使文化領域恢復了對他們自己的共同特征———商品形式的知覺，靈魂的音樂也是售貨術的音樂，人們考慮的不是真正的價值而是交換價值。大眾文化的商品性把人類異化為商品的人、物化的人。使人在商品的海洋中迷失自我。
以消費為特征的大眾文化所啟動的大眾文化市場構成了對精英文化和嚴肅文化的巨大沖擊，使其在文化重構中以妥協退讓為代價以適應市場，適應這個一統天下的大眾文化時代。大眾文化設限了人的文化享受，使人類在大眾文化消費中耗盡了空閑時間，失去了接觸高級文化的機會。媒介在給予人們充分選擇自由的幌子下，制約了人們接觸其他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使我們的文化環境逐漸失去自主和多樣性，這類似于自然環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樣性。這是十分可怕的。
大眾傳媒與大眾文化的互動削弱了文化的社會功能。高級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超越現實，給人們提供一個理想目標，即包含有否定現實的異端因素。文化的這種否定功能隨著大眾文化的產生而逐漸削弱甚至消失。這是因為將大眾文化的傳播方式用于高級文化，從而將其中的異端觀點現實化，將理想物質化。由于大眾文化取消對現實的懷疑、排斥、超越，人便變成為生意的、現實的、物質的、思想平庸的人。
整合與重構
從以上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的互動關系我們可以看出，大眾文化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其中通過大眾傳媒對人們的影響更為深刻。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在商業性上的一拍即合造成大眾傳媒這個以傳播精神思想文化內容為主的文化產業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迷失了方向。對大眾文化的過多關注和商業性追逐使其逐漸失去了其本應具有的思想行為指路明燈的作用。
當今時代，大眾傳播對人類社會和人們的生活產生日益深刻的影響，身處這樣一種社會環境和傳播環境，文學的存在現狀和發展趨向受其制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并構成了當代“文學場”，在如此時空關系里，文學的生態環境和價值取向都具有其新的特點。一種適應市場經濟時代特點、多元并存的新的文學格局正在構建之中。
傳播是“人類關于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機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且通過空間傳達它們和通過時間保存它們的手段”。(1)就傳播學的核心概念而言，它是人們一種信息的交流和分享。那么，從文學傳播的角度著眼，什么樣的信息拿出來讓大家分享？是誰拿出來這些信息？通過什么渠道或載體？誰在分享？信息制造者是誰？為什么在這樣的時刻和場合以這種方式顯示出來？能產生什么效果？等等。對這些從傳播學原理出發所提出的問題的探究，使我們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當前的文學傳播語境上。人們常常用“后現代”或“后新時期”等概念來為當今社會轉型命名。這是一個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一體化的時代，伴隨著資本的流通以及商業廣告與大眾傳播媒介的鼓噪，人們的消費欲望被點燃起來，在市場流通過程中逐漸衍生成一種“消費主義文化”。那些以守護靈魂家園為文化使命的文人敏銳地意識到“今天時代的熱點不在精神而在物質，不在追求完善而在追求舒適。形而上的道遠水救不了近火。形而下的器則有益于生存……我們面臨的將是一個世俗的、淺表的、消費文化繁榮的時期”。(2)這正是當代文學生存的處境和傳播語境，一切都在消費當中，物質的欲求、觀念的更新、信息的分享等，最終都可以視為某種物質的或精神的，或兩者兼而有之的消費現象。大眾傳播媒介多聲道、立體聲的傳播，不僅刺激起消費的欲望，而且正是通過媒體消費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現。
與這種“后現代”的消費主義與文化相聯系的另一個特征就是消解一切。在消費過程中，同時也在進行著消解原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價值，消解著傳統的中心意識。社會的文化結構發生了重大的改變，當今中國文學已從結構的中心地帶向邊緣地帶滑落。身處這樣一個消費與消解的時代，正如馬爾庫塞所洞察的那樣，它們“限制著升華的領域，同時也降低了對升華的需要”。(3)受制于時代的語境的變遷，文學的價值被重新定位，現今中國文學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文稿競賣、作家簽約、媒體炒作、自由撰稿人、快餐讀物、小說百強等等，一一映證了這種文學生態環境和價值趨向正在發生改變。
既然有新的要素注入文學領域，對文學的認識把握就需要有新的視角、新的理論和新的方法與之相適應。現代社會是傳播業發達的信息化社會，文學不僅不可能置身于傳播環境之外，其反映社會生活的內在規定性還促使其積極參與其中，文學要滿足社會對它的需要首先得表明自己的存在，需要有媒介來負載它們，使其能往來穿梭于社會大眾之間。尤其是在市場經濟下，文學與大眾媒介傳播之間有著精神文化和物質利益雙重密切聯系。進入市場后的文學，同樣也被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所操縱著。其實只要我們掌握媒介的特點和運行規律，對已經出現和將要出現的種種文學現象是能夠把握其脈絡并加以解讀的。由于大眾傳播媒介在市場化背景下的運作，一種新的文學關系出現了，即“作家——傳播者——受眾”，以及與之對應耦合的“文本生產——媒介傳播——文本消費”這樣一種結構功能關系。.
【關鍵詞】3G 手機 互聯網 第五媒體
隨著移動通信、互聯網、數字多媒體等技術的不斷發展,“手機在從短信、彩信、手機電視、手機網站等多種業務形式逐漸發展的過程中,功能越來越強大,內容不斷豐富和多樣化,真正具備了媒體的特征。手機媒體巨大的市場前景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關注。”[1]媒介研究者們及業內人士普遍認可手機是繼互聯網之后的“以個人移動通信終端”為載體的新興傳播媒介。
當移動通信網絡技術迅猛發展,手機也承擔起了通信功能和大眾傳播功能的雙重任務。有人認為人類傳播活動進入“第五媒體”時代。“所謂‘第五媒體’,這是傳播學者們對繼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之后,一種可能出現的理想的新媒體的稱謂。那么,究竟什么是第五媒體,業界也沒有一個定論,但是媒介研究者們一致認同的一點是,手機作為一種新的信息傳播媒介將成為“第五媒體”的一名重要成員。”[2]
一、手機的發展及現狀
第一階段:是采用模擬移動通信系統的第一代模擬手機,即1G。當時叫做“移動電話”、“手提電話”,俗稱“大哥大”。它只是一種可以隨時隨地通話的通訊工具,作用主要局限于消息傳達、感情聯絡,初步實現了人際傳播不受時空的限制的功能。但是它無法與固定網向數字化推進相適應,數字承載業務很難開展;頻率利用率低,無法適應大容量的要求;安全、利用率低,易于被竊聽。
第二階段:是采用數字通信移動通信系統的第二代數字式手機,即2G。主要為GSM、CDMA等制式。2.5G和2.75G手機在性能上也能夠支持彩信業務的GPRS和上網業務的WAP服務,以及各式各樣的Java程序。
短信(SMS)的出現不僅帶來了“短信經濟”的繁榮,更使手機從一種通訊終端逐漸演變成一種信息終端,在這一過程中,手機越來越媒體化了。手機在與傳統媒體的對接中,不斷地將之超越。“手機報”和“手機電視”增值業務的崛起和流行,豐富并完善著手機的媒介功能,并以強大的吸引力引領移動傳播新浪潮的到來。但是基于2.5G和2.75G手機有限的網絡速度,遠不能滿足“手機報”和“手機電視”等業務發展的需要。3G技術呼之欲出。
第三階段:一般是指將無線通信與國際互聯網等多媒體通信結合的新一代移動通信系統。較之1G、2G手機,手機網絡數據的傳輸速度有了大幅提升,可以實現名副其實的移動寬帶,它能夠處理圖像、音樂、視頻流等多種媒體形式,提供包括網頁瀏覽、電話會議、電子商務等多種信息服務。2009年1月7日,工業和信息化部為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發放3張第三代移動通信(3G)牌照,標志著我國正式進入3G時代。
二、3G時代:機遇與挑戰并存
手機在經歷了1G、2G后,其主要功能基本上發展成熟,3G手機最大的不同就是,其網絡能夠支持不同的數據傳輸速度,實現在室內、室外和行車的環境中能夠分別支持至少2Mbps(兆比特/每秒)、384kbps(千比特/每秒)以及144kbps的傳輸速度(此數值根據網絡環境會發生變化)。
3G時代,“手機報”將成為集視頻、音頻、圖片、文字、動漫等多媒體于一體的數字媒體,手機報內容的吸引力和表現力將得到極大增強;“手機電視”、視頻通話的畫面會更加清晰、流暢;網上沖浪、游戲更加暢通無阻;手機博客等功能形態將更加豐富多樣,產業合作將更加成熟,盈利模式將趨于多元化,顯現出手機作為新媒體的以下特點:
第一,移動性。手機媒體區別于四大傳播媒介的顯著特點,實現了真正的跨越時空的信息即時傳輸。
第二,手機用戶的廣泛性。目前,手機媒體具有成為用戶最多的終端媒體的潛質。
第三,網絡化。3G將互聯網和移動通信平臺結合,有利于形成更強的交互性;可以隨時隨地的獲取信息。
第四,私密性。手機首先作為個人的通信工具及傳播媒介,是具有隱私性;基于3G安全技術的保障,一個手機號碼即對應著一個消費者,具有強烈的身份識別特性。
第五,成為手機終端移動系統,具有強大的保存、接收功能。
綜上,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3G手機的普及將會影響、改變著人們現有的認知觀念和生活習慣,有人會認為:3G將催生手機將成為繼互聯網之后的“第五媒體”。但是,手機與“第五媒介”看似一步之遙,卻也相差甚遠。
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曾指出“在傳播領域的技術發展過程中,技術是決定性的因素”,“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訊息’,不是各個時代的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在人類傳播發展史中,每一種新興媒介的誕生,技術進步都是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因素,新技術催生新媒介。
1、手機還不具備大眾傳播的能力。硬件上,屏幕小,承載內容有限,成像效果差,這是難以規避的硬傷。軟件上,首先手機具有了大眾傳播的功能表現,但收發短消息,即便是群發信息也只是手機人際傳播功能的表現之一,因為其受者是明確、已知的,傳者也不是職業的傳播組織;“手機報”、“手機電視”、“手機博客”等功能在形式和內容上具備了大眾傳播的特征,但在本質上,仍舊是依附于傳統的大眾媒介,缺乏原創,沒有其他四大媒體所展示出的強大的大眾傳播功能,事實上只是將傳播內容在手機中傳達出來。
2、受眾群過于狹窄。作為“手機媒介”的受眾大多知識水平高、經濟基礎好的年輕人。手機作為一種個人通訊工具,在客觀上限制了信息的受眾。而手機私有屬性的特點使得“受眾的主動性大大增強,大眾傳播‘小眾化’”。
3、傳播主體――手機媒體的用戶群體還有待培養。“目前在年輕人和大學生群體中通過手機來獲取資訊需求非常突出、非常明顯,但還沒有成為廣大手機用戶的生活習慣,用戶群體還遠遠沒有成熟起來,需要聯合運營企業進行培養和推廣。”[3]
4、經營管理還不夠成熟。如個性化是手機媒體的重要特征。手機報紙處與剛剛起步階段,難以劃定其受眾定位標準。
經過比較我們發現,雖然3G會使手機網絡更加流暢,功能愈加完善,手機媒體前景更加廣闊,可是3G帶來的發展只能起到“量”的提高或增強,清晰流暢的視頻畫面,暢通無阻的網游,快速的下載速度等等,這都沒能使媒介性質發生改變。
“按照當今科學技術的發展趨勢,手機很有可能最終成為集電話、電腦、電視機于一體的綜合信息服務終端。”[4]就目前我國手機媒體化發展程度來看還處于起步階段,無論從手機媒介本身、傳播者、受傳者,還是外部條件等等來說都不夠成熟。所以手機媒體化還有待于發展、成熟,亦或轉型。
參考文獻
[1]胡亮、喬國棟,《中國第五代手機新媒體陣地何在》,《中國經濟時報》2008-1-4
[2]《手機成為第五媒體引來全球熱錢投資》,人民網,2006-10
[3]《迎接手機新媒體時代的到來》,2009-5-22
大眾文化在我國新時期的崛起始于改革開放時期，其迅速崛起有一系列發行量巨大的通俗雜志和報紙作證，有一系列原來屬于高級文化陣列的嚴肅文學紛紛改弦易幟為通俗文學作證。大眾文化的通行無阻表明的是大眾對它的支持與認同。關于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的關系，大眾傳媒是大眾文化的重要載體，大眾文化大眾傳媒傳播的重要內容，大眾傳媒塑造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對大眾傳媒有重要影響。文化影響傳媒，有什么樣的大眾文化就有什么樣的大眾傳媒。傳媒受文化的浸潤影響，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眾傳媒的重要功能是傳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說一張報紙就是一個國家文化的一部日記，它默記民族的文化演化與變革的軌跡，預示文化進化和傳播的基本趨勢。
大眾傳媒對通俗性、娛樂性、流行性、時尚性、商業性的大眾文化的傳播大大滿足了主體意識越來越強烈的現代人，使他們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夠在這些輕松的節目和娛樂中得到松弛和滿足。這種滿足的結果使傳播大眾文化的大眾通俗刊物發行量得到迅速飆升。有統計資料顯示，上海的《故事會》發行量達650萬份，湖北的《今古傳奇》發行量達200萬份，北京的《啄木鳥》達175萬份，山西的《民間文學》達100萬份。這些巨大的發行量標志著這些通俗文學有龐大的支持群體，它是對大眾文化合理性與合法性的禮贊，標志著大眾文化節日的到來，也是對適應市場經濟者昌逆市場經濟者亡的市場經濟規律的無言求證。在大眾文化強烈的通俗性和商業性的引導之下，許多報刊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質與量的變化。許多報刊由過去的4版增加到8個版面甚至數十版、100版或更多。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現大眾文化的娛樂版和生活時尚版。
大眾傳媒是大眾文化的塑造者、引導者。大眾傳媒是形成大眾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過大眾傳媒建構了電視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搖滾文化等。作為人類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大眾文化，不經過大眾傳播，就得不到繼承和發展。而實際上，大眾傳媒在傳播一定文化的同時，也在建構一定的價值意識形態。因為大眾傳媒通過傳播的議題設置功能，能讓人們感覺到那些被大眾傳媒所關注的傳播內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大眾傳播對大眾文化淋漓盡致的渲染和大眾文化最重要的娛樂功能的發揮使得兩者產生了不可忽視的負面效應。大眾文化的商業性使得大眾傳媒和大眾逐漸變得物化。在利潤最大化原則驅動之下，大眾傳媒的內容變得膚淺，顯示出享樂傾向和游戲特征。這些欲望刺激產生的文化垃圾無助于人類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靈世界的升華，造成文化消費的媚俗低級傾向，嚴重地敗壞了大眾的品位和文化修養水平，而且使人們更多地依賴電視等媒介，成為畸形的電視人或單面人。
以消費為特征的大眾文化所啟動的大眾文化市場構成了對精英文化和嚴肅文化的巨大沖擊，使其在文化重構中以妥協退讓為代價以適應市場，適應這個一統天下的大眾文化時代。大眾文化限制了人對文化享受的理解層次，使人類在大眾文化消費中耗盡了空閑時間，失去了接觸高級文化的機會。媒介在給予人們充分選擇自由的幌子下，制約了人們接觸其他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使我們的文化環境逐漸失去自主和多樣性，這類似于自然環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樣性。這是十分可怕的。
大眾傳媒與大眾文化的互動削弱了文化的社會功能。高級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超越現實，給人們提供一個理想目標，即包含有否定現實的異端因素。文化的這種否定功能隨著大眾文化的產生而逐漸削弱甚至消失。這是因為將大眾文化的傳播方式用于高級文化，從而將其中的異端觀點現實化，將理想物質化。由于大眾文化取消對現實的懷疑、排斥、超越，人便變成為生意的、現實的、物質的、思想平庸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