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13 16:42:5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全球環境治理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差別待遇；自然資源；國家同意；國際合作
1自然資源是環境差別待遇產生的法律基礎
1.1自然資源的確立
廣大南方國家在取得獨立后，發現其國內經濟嚴重落后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將其歸結為當時的國際經濟秩序存在嚴重不平等，因此開始了以爭取自然源永久為起點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自然資源雖然1952年聯大7屆會議通過了《關于自由開發自然財富和自然資源的權利的決議》，這一決議開始將資源問題與聯系起來。1962年聯大在《關于自然資源永久的宣言》中正式確立了自然資源永久。有的學者認為，1945年后發展起來的自然資源永久原則，主要是新獨立國家對于自己的礦產資源特別是石油資源被外國人所有的反應。①國家對于自然資源的永久屬于的固有內容，而且有的學者也認為一旦某種資源，例如森林資源，落入到了國家排他性范疇之內，國際法對它的使用幾乎沒有什么限制。而對于自然資源永久的強調，被認為是暗示在大部分情況下，對于自然資源的限制都需要有關當事國的同意。②自然資源在國際法中的確立，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為了確保自己對其境內資源的完全管轄權，從而排除殖民期間境外企業對自身的經濟控制，另一方面也是想據此來發展國家經濟，縮小貧富差距。這一權利的確立也成為發展中國家主張差別待遇的法律基礎。
1.2自然資源與差別待遇在目標上具有一致性
國際環境法在實現人類共同利益的過程中，造成的國際社會“分界而治”確實對國際環境法的有效實施造成了障礙，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由于致力于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的堅持成為了國際環境法需要首先處理的問題。一國選擇怎樣的資源利用方式，選擇是否參加國際環境條約以及在參加后在其國內在多大程度上采取更具體的規則，完全是一國的自由裁量權，而這一權利也被眾多的國際文件所確認。這一權利的確立是在南方國家主張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過程中確立的，但隨后就成為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環境領域要求國際環境法給予其差別待遇的重要砝碼，從而促進了差別待遇在國際環境法中的興起。自然資源雖然是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的起點，但這一運動并沒有給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領域帶來實際的經濟利益，而且這一運動也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衰落。自然資源是發展中國家爭取經濟發展的重要權利，其目的就是通過確立自然資源，在國際經濟領域獲得與發達國家平等的地位，促進其經濟發展。而當環境問題被提上聯合國議程，擺在了發展中國家面前時，這一權利成為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環境領域主張差別待遇的合理依據，李春林教授也認為“自然資源永久原則是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所取得的最大的成果，它本身就構成發展中國家隨后爭取國際環境差別待遇的依據”。①自然資源是國際法站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角度而言的，而環境差別待遇就是承認并確保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環境保護中維護經濟發展的重要制度，因此二者在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這一目標上存在著一致性。
2差別待遇引導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環境法
2.1國家同意在國際環境法中仍然適用
迄今為止仍然是國際關系的基石，我們不能因為國家和環境保護之間存在的矛盾，就否定或取消國家存在的合理性。②如果發達國家妄圖借助環境保護向發展中國家施加政治壓力，想要憑借強大的經濟地位,迫使發展中國家參加國際環境條約，或者不經過發展中國家的同意就使國際環境條約對發展中國家生效。這其實是在推崇一種由少數發達國家主導的“環境霸權”，“普遍同意才可創設普遍適用的規制”③，所以國際環境法必須在具體的國際環境問題的解決上爭取國家的普遍同意。國際環境領域存在“人類共同利益”的特殊性，并不能使其像“強行法”或者“習慣法”那樣可以不經國家同意就對國際社會成員生效。國際環境規則可以共同協商，不能由霸權主導。發達國家不止一次的妄圖通過弱化來干涉發展中國家的，每當國際法中出現新的議題，其主導制定的規則需要發展中國家的同意才可以獲得通過時，發達國家就會出現弱化的聲音，因為發展中國家基于其發展利益的考量可能不會同意這類規則。由于國際法的主要主體是國家，國際法仍然處在國家的掌控之中④，國際環境法也不例外，國際環境法規則仍然處于國家的掌控之中，尤其是在8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認識到其應當參與到國際規則的制定中去以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不是僅僅同意并遵守由發達國家主導制定的規則。如果只是根據環境系“人類共同利益”來排除國家同意，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同意來制定國際環境法是不符合現實的。國家同意原則源于國家原則，國際法的概念建立在國家平等的基礎之上，完全依靠國家間的同意來實現。⑤既然通過直接否定發展中國家的來實現國際環境立法是不現實的，那么通過在國際環境法中嵌入差別待遇這一制度，國際環境條約便可以更大程度上爭取到發展中國家的同意，從而使全球環境治理變得有可能。
2.2差別待遇獲得發展中國家對于國際環境法的普遍參與
在國際環境法中，差別待遇就是給予發展中國家一定的優待，從而使處于經濟不利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可以愿意參加到同一的國際環境合作安排中來。這樣表面上可以緩解發展中國家由于環境治理而產生的經濟成本，又可以滿足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加入到全球環境治理中來的要求。更進一步來看，差別待遇解決了國家基于所產生的國家同意對于國際環境法實現“人類共同利益”目標的阻礙。因為差別待遇作為國際環境法中的一項制度，承認了兩個方面的現實；一，發展中國家對于經濟發展的要求要比環境保護更為迫切；二，所有國家無論大小、強弱都應當進行環境保護，但是發達國家對這一要求更為迫切?；谶@兩個現實問題，發達國家就需要在國際環境談判中適當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以獲得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環境協議的同意來滿足其環境需求。其實國際環境法也就是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二分的格局下展開的，發達國家強調環境保護，發展中國家強調經濟發展。因此，差別待遇就被國際環境協議使用以獲得發展中國家的同意，從而平衡這兩種現實需求。國際環境法中不存在像歐共體那樣的能力可以通過特定的多數決定而在環境問題上為各成員國立法，而只能通過所有當事方的支持而前行。①由此看出，國家參與國際環境法的意愿對于國際環境法的實施非常重要，尊重發展中國家的參與意愿是必要的。差別待遇很好的解決這一問題，發展中國家在加入國際環境條約承擔環境義務的時候享有一定的優待，而其享有這種優待的代價就是其要嚴格國際環境條約的規定在國內實行相關環境政策。這就是用這一定的優待獲得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環境協議的支持。差別待遇就作為一種制度調和了“人類共同利益”與觀念造成國際社會“分界而治”矛盾，使得為了保護人類共同利益的國際環境法可以得到發展中國家的支持。
3國際環境法通過差別待遇促進國際環境合作
3.1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阻礙國際環境合作的進行
平等國際法主體之間存在法律能力差異從一開始就被國際法環境文件所承認與肯定。②《斯德哥爾摩宣言中》原則4指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造成環境問題的原因的不同，暗含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進行環境保護工作中的能力的不同。而1992年《里約宣言》提出在國際環境領域建立一種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關系的目標。而所謂公平的“全球伙伴關系”而不是“平等的全球伙伴關系”其實就是在正視國家之間能力差異這一問題。因此，全球環境治理處于一個這樣的狀態，一方面全球環境是一個整體，世界各國，不論大小、貧富、種族、資源稟賦等方面的差別，都對保護全球環境負有一份責任，都應當無一例外地參加全球環境保護事業。③另一方面，同為實體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政治等方面卻存在著深刻的差異，此類差異使得它們根本無法從不同的物質空間進入到同一制度平臺之上。④環境的整體性要求全球環境治理必須進行全球環境合作，而發展中國家在生態資源中的重要地位就更加使得全球環境治理需要發展中國家的參與。想要將還在致力于發展的發展中國家拉入環境保護這一舞臺，發達國家就必須解決影響發展中國家參與環境治理的主要問題———法律能力差異，而差別待遇可以填補這種差異。眾所周知，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應對日益惡化的環境明顯有著資金和技術不足的缺陷，如果讓其滿足發達國家現階段對環境的訴求，與發達國家一道進行全球環境治理是不現實也不公平的。在國際環境法中融入差別待遇，針對不同的國家制定不同的標準即符合了環境正義也激勵了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環境合作的積極性，從而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全球環境合作的最大障礙———法律能力差異。
3.2差別待遇保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促進國際環境合作
在國際環境法中，全球環境治理對于國際合作的要求是基于環境的整體性以及人類共同利益的存在，但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存在著現實的法律能力差異，而這種法律能力差異的現實使得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環境談判中積極性不高，并且不愿意犧牲國內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去滿足發達國家對于環境的迫切要求。為了在國際環境領域進行有效的國際環境合作，實現環境治理的目標，就需要差別待遇作為一種制度工具來促成搭建這一合作平臺，從而使存在法律能力差異的國家可以在公平的基礎上開展國際環境作。差別待遇為國際環境合作提供了穩定的合作條件。如果將國際合作假設為一個聯盟，當一個國家在選擇是否加入這一聯盟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其福利最大化問題。所以當國際環境合作對于所有國家來說是有利可圖的和穩定的時候，這個時候國家是愿意參與到國際環境合作中來的。環境是公共物品，也就存在著外部性問題，一個國家利用了另外一個國家的費用或者效益而沒有支付補償就存在國際外部性。這就是國際環境作為公共物品帶來的外部性問題，任何一國的資源的使用都會給全球環境造成影響?；谝环N利益分析，每個國家都希望其他國家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從而可以在其他國家提供額公共產品基礎上“搭便車”，于是在這種選擇下公共產品趨于減少，環境也將會變得更糟。但是并不是所有國家都想著“搭便車”，在國際社會中，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與一些面對惡劣環境瀕臨滅絕的小島國家基于其利益考量，總會想要對于公共產品做出一定的貢獻，但發展中國家卻欠缺這一意愿，那么在一個完全一致的規則前面發展中國家就不會選擇對于公共產品的供給做出貢獻。財富可以在各國之間相互轉移，如果一個國家非常貧困，那么他不會為國際環境做出任何貢獻，但是一國的收入分配的增長可能使得一個原來對于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沒有任何貢獻的國家開始有所改變。在經濟學的角度上來講，國際環境法如果要使得發展中國家加入到這一合作平臺，就要解決發展中國家收入增長問題，或者說通過一種財富轉移的方式使得發展中國家可以對全球環境治理有所貢獻。差別待遇本身就是財富轉移的一種重要方式，被認為是一種可以對資源進行重新分配的機制。國際環境合作又被視為是一中負擔分配性的合作，因此，通過資源轉移，參與國際環境合作的發展中國家負擔得以減輕，這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也是一種財富的增長。發達國家通過在國際環境公約中同創建國際機制來管理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源轉移，以使國際環境問題得到解決。全球環境基金主要任務就是提供資金以彌補發展中國家因采取履行環境義務的措施而逐步增加的成本。這一基金被庫里特認為是促進了伙伴關系的發展。①從經濟學的角度上考慮，融入差別待遇的國際環境法可以減輕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理預期成本，從而促成國際環境合作。
4總結
對于我國而言，尤其是在經濟增長開始放緩的背景下，在進行國際環境談判中應當積極爭取差別待遇，尤其是在于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氣候領域談判。差別待遇根植于國家之間的能力差異這一現實，并旨在填補這種現實帶來的合作困境。在滿足了發展中國家對于發展的要求的同時，其自身作為國際環境治理的重要制度，本身也符合國際環境法對于實現全球環境治理的要求，這一點已經在全球臭氧層治理過程中得到證明。差別待遇尊重國家中的國家同意要素，且不損及治理環境的目標，實現了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國際環境合作，這就是其在國際環境法中興起并不斷發展的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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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談判主要圍繞發達國家減排，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生態脆弱性和南北發展鴻溝等問題展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相關的規則和議定書是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的主渠道。全球氣候變化談判過去20多年來一直呈現“共識與矛盾交織、合作與斗爭并存”的局面。世界各國都以本國利益為出發點，在人類共同利益和本國切身利益之間尋求某種動態平衡。在這一過程中，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的焦點逐漸從《京都議定書》發展到“巴厘路線圖”，目前的重點放在“德班平臺”上。
近年來，隨著國際權力分配逐漸趨于平衡，國際政治格局多極化和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加快，國際體系處于深刻的變化和轉型過程中，已進行二十年的國際氣候談判也進入了關鍵階段。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和氣候談判格局雙重調整和轉變時期，氣候變化談判過程與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演變同步，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同步。2011年南非德班會議確定“德班增強行動平臺”，并啟動所有國家參與減排的法律協議進程。在后金融危機、美國追求能源獨立和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的大背景下，主要談判力量都在重新審視德班平臺，并根據新的形勢調整自己的政策，2015年談判前景變數增多。
為實現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愿景，國際社會必須展示堅定的政治決心和行動效力，堅持聯合國的主渠道地位，充分發揮世界各國和利益相關方的積極性，形成和諧共贏的全球氣候變化治理體制。
關鍵詞：種苗植物；環境保護；科學管理
1 當前我國的種苗植物保護現狀
1.1 缺乏對有害生物的有效防治以及對農藥的依賴
有害生物是威脅種苗生存的一個重要因素，所謂有害生物主要是指病、蟲、草、鼠等。有害生物是農業生產的重要障礙，也是長久以來一直困擾農業發展的最大因素。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每年因為這樣有害生物的因素而造成的糧食損失竟然高達800多億kg，水果和蔬菜的損失就更大。而棉花可能會造成20%的損失。由于缺乏對有害生物的有效防治，使得我國目前的種苗植物受到嚴重的生存威脅。
另外，是農藥化肥的過分使用，使得種苗植物失去了本身的抗病能力，自身的生命力減弱，而對農藥的施用又增強了有害生物的抗藥能力，從而使得大規模的蟲災和植物疫情越來越迅猛。過分依賴農藥嚴重地破壞了農業生態本身穩定與平衡，使有害生物更加囂張，種苗植物生存能力相對減弱。造成了一個失衡的惡性循環。
1.2 缺乏科學的環境治理和環境保護
有些地方缺乏科學的環境治理和環境保護措施，為了更多的利用土地，而達到追求更高的經濟價值，結果造成了種苗植物的大面積的枯死，不僅沒有達到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嚴重破壞了種苗植物的生存環境。比如前幾年，大量開發荒山荒地，旨在廣泛地種植糧食，結果使得草原退化，植被嚴重破壞，開發的土地糧食無法高產，土地沙化嚴重。近年來不得不重新認識這個問題，又開始退耕還林，退耕還草。我國對環境的保護措施還處在發展階段，缺乏科學的環境治理和保護法規和手段，這也是威脅種苗植物的又一重要因素。
2 保護種苗植物的對策
2.1 加強種苗植物的檢疫和防治有害生物侵襲工作
加強對種苗植物的檢疫和防治有害生物侵襲工作是保護我國種苗植物的最主要手段。對種苗植物的檢疫可以預防植物疫情的發生，并以進行有效的措施，防止疫情的發生和蔓延。對有害生物的侵襲防治，有效的減少病蟲害的發生和發展，比如2011年的蝗災，如果預先進行有效的防治，就不會造成蝗災的大面積蔓延，建立有效防止措施的地區就沒有受到蝗災的威脅。
2.2 加強環境的治理工作
加強對環境的治理工作，是有效保護種苗植物的又一有效措施。保護種苗植物的生存環境，為種苗植物提供生存發展的空間，增強植物自身的抗病能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很多年前，因為沒有科學的環境治理理念，為了凈化湖水而盲目引進的水葫蘆，結果給我國的很多水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破壞，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沉痛的教訓，環境治理工作一定要科學有效，要不斷地探索新的途徑。加強環境治理是保護種苗植物的有效手段。
2.3 科學的保護和培育種苗植物
種苗植物雖然有著自己很強的生命力，但是也需要科學的保護，科學的保護措施才能保證種苗植物的生生不息。而對于全球環境的日益惡化，需要培養新的適應能力更強，有更高的抗病抗蟲能力的種苗植物。以豐富種苗植物的物種，組織培養及體細胞雜交技術培育抗性品種、組織培養及體細胞雜交技術培育抗性品種、基因工程培育抗性品種、抗蟲轉基因工程、抗真菌、細菌基因工程等多項高科技植物品種的培養，以確保種苗植物的自身抗生物威脅能力。
3 保證措施
要保證以上保護種苗植物生存和發展的途徑，需要有很多保證措施。首先建立科學管理種苗植物的相關立法，給保護種苗植物以法律的效應，讓更多的人對種苗植物的保護工作重視起來，形成齊抓共管的局面。其次，制定相關的種苗植物生存環境保護條例，讓種苗植物保護有法可依。第三，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才力，進行種苗植物的檢疫和病蟲害的防治工作，將對種苗植物的危害消滅在搖籃里。第四，加大對優良品種的培育投入，更新種苗植物的品種，使之有更強的抗病抗蟲能力。第五，加大對新型的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的研制工作，要進一步開發副作用小，可以提高種苗植物自身抗病和抗蟲能力的農藥的研制和生產。第六，加強生物防治制劑的研制和開發，重視利用田間天敵的同時，引進、研制和開發各種新的生物防治制劑，并發展田間天敵的產業化生產，建立赤眼蜂人工卵自動化生產線等措施，進一步協調了自然控制因素和人為防治措施的作用。
4 結語
優良的生存環境是種苗植物生長的基礎，科學的管理和科學的檢疫防疫工作是保護種苗植物的保障，各個部門的高度重視是保護種苗植物的強大后盾。只有各個部門齊抓共管，保護好環境，科學的管理和培育，我國的種苗植物一定會欣欣向榮的發展，給我們帶來更優美的環境和更多的經濟效益。
參考文獻
論文摘要:基于全球環境變化與人類健康的相互關系,分析了全球環境變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機制,提出全球環境變化下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對策。
任何發展都是有一定環境背景和起點的。當今人類的發展是在全球環境變化背景下的可持續發展,極具復雜性和特殊性。由環境變化引發的生態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軍事問題以至國家安全問題,正從各個層面沖擊著“人類健康發展”的內涵和外延。在此背景下,如何定義“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標準是什么,如何實現。對此,本文進行了系統的探討。
1全球環境變化與人類健康
1. 1對全球環境變化的再認識
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樣一種現實:今天的環境問題決不僅僅是一個關系到人類生活環境的優美和健康問題,同時還是一個關系到整個人類的命運、乃至整個地球的命運的問題;不僅是地區性的、局部性的和暫時性的問題,還是整個世界的問題。因為,由全球環境變化帶來的環境、資源、生態方面的負影響除了嚴重影響人類健康外甚至已進一步影響到一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進步;同時,未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國際行動也勢必將對目前世界政治格局產生影響。然而,目前人們似乎只將注意力集中在氣候變暖和環境污染層面上,僅僅從環境規劃、開發、保護和管理的角度和從科學技術等硬件方面尋求解決全球環境危機的對策,卻忽視了從人類學研究角度發掘由其帶來的一些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如:各類化學品—特別是難降解的有機污染物的積累和持續影響;氣候易變和變化、常見的公眾健康問題、新的社會問題,如疾病、流行病肆虐、失業、貧困、社會組織接替、崩潰、沖突、異化等;自然資源繼續退化、環境性反映的不足和可再生資源的緊張所導致的糧食不安全和沖突的局勢;全球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的變化和氣候變化、臭氧層耗竭及酸化作用等。這些問題之間的復雜的相互作用為地方、區域和全球社會帶來了更嚴重的發展危機?？梢钥闯?在全球環境變化背景下,所有區域范圍內環境和政治越來越密不可分,生態、社會和政治安全問題一起交織著提前到來〔‘〕,在不斷加重環境危機破壞的深度和廣度的同時,深刻地影響著世界格局及國際關系變化,并在更深更廣層面上影響著全人類的健康持續發展。
1. 2對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再思考
不同的歷史階段人們對“健康”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以往人們普遍認為“健康”就是沒有疾病,而“疾病”就是生理機能失調川,這只是傳統的最簡單的生物模式。自工業化和城市化革命以來,人們逐漸意識到社會、文化與精神心理因素對健康的影響。20世紀隨著可持續發展觀念的普遍接受和全球性環境問題的日益加劇,這種規律在現代社會中表現得更為典型?！敖】怠敝饾u由簡單的生物模式轉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綜合模式的多維健康觀。在意義上包含了體健、心安和適應社會三個方面}z7。世界衛生組織于1946年將“健康”的定義重新修訂為“不僅是沒有疾病和衰弱狀態,而且是一種在身體上、精神和社會上的完好狀態”。全球環境變化背景下,“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概念應是一種全方位的和多層面的社會狀態,強調的是系統原則和完整人健康觀念,特別是健康的生理、心理和社會起源。這點恰與《布氏報告》中定義的“可持續發展最高宗旨為全人類的健康、持續、全面發展’,[s〕具有高度一致性。這要求對“健康”的理解必須放在一個寬廣的文化背景下考察,既要從動態發展和歷史變遷角度看,更要從宏觀社會結構和制度安排角度思考。簡言之,新的人類健康標準的提出既標志著個人健康議題轉變為社會健康議題的過程,同時也標志著社會健康化時代的到來。
1. 3全球環境變化與人類健康發展關系框架
雖然全球環境變化對人類自身健康和人類社會生存發展存在重大影響,但兩者之間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人類系統又是怎樣作用的,目前仍沒有確切的答案。但從大量的事實和研究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種關系:一方面由全球環境變化引起的自然和生活環境變化對人類健康造成的影響;另一方面由環境變化牽動的社會政治效應引起的各式社會問題對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影響,這兩大方面共同決定著全人類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如圖所示:
2全球環境變化對人類健康發展的影響
如上圖所示,全球環境變化正從個人健康化和社會健康化兩大方面影響著全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
2. 1全球環境變化對個人健康化的影響
全球變暖及其與人類活動相互作用以及對人體健康影響已成為目前國際上研究的一個熱點?？梢詮囊韵聝蓚€方面來理解:一是對人體健康的影響?？茖W預言,人類體質退化將成為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致命因素。預測世界在未來的100年內氣溫將逐漸升高。長期暴露在高溫,熱浪中的弱勢群體(老人、小孩、窮人)將面臨更高的危險;因CO:增加最終導致的太陽紫外線輻射量的加大,將致使皮膚癌、白內障和免疫系統疾病的發病率急升;各種污染及瘧疾、登革熱、血吸蟲病、鼠疫、霍亂、腦炎等一系列的傳染病提供致病環境同時間接加大了對人體健康的損害。研究發現婦女、兒童和受到現代文明影響的土著人以及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受環境影響最大}4}
另一方面,對人類心理健康的影響。此類影響屬于全球環境變化帶來的次一級的影響。如社會環境質量和社會生活處境的改變引發的精神心理衛生與健康人格的扭曲,處理個人社會角色功能、社會關系狀況與履行社會責任的能力的下降,人生態度及價值觀念的轉變等等,這些都可能造成人類社會新的分化和不穩定。聯合國人口出版司出版的《世界人口展望》(1997)資料稱,在40年后,全球人口每一代將開始減少,2040一2050年,世界人口大約減少8500萬,以后世界人口每一代將遞減約25,人類將可能出現“瀕?！蔽C。同時心理學家預測,世界各地人的智力水平增長這一趨勢將在今后的100年里發生逆轉。表現為:隨環境因素的影響,高智商的人群生育子女的數量在減少。英美的研究表明受遺傳因素影響的智商每隔一代人降低1/2-1/3個智商點〔s7。很明顯,健康的體魄雖然重要但只是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將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功能角色健康和思想意識健康有機結合起來形成的綜合性、系統性和發展性的全人健康才是真正現代化的個人健康體系,也是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部分。
2. 2全球變化對社會健康化的影響
如果說個人健
康化是全人類健康持續發展的基礎,那么社會健康化就是保障。健康社會的精髓就是社會的質量。這里提到“社會健康化”概念主要體現在政策反映本身。包括:社會政策與社會福利制度,衛生政策和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歐美的衛生實踐表明,社會化程度越高,服務超越衛生領域向整個社會生活滲透擴張的趨勢就越明顯、強烈困。我國正處于社會的轉型期,健康化的基礎設施建設還處于初級階段,尚不完善。包括宏觀層面上社會生活管理和制度安排、醫療社會化和保險市場的發展、全民保險成為普遍的政策選擇、新型公共衛生政策框架的形成等。雖然環境作為影響人類健康的重要因素已被傳統的醫學所認識,但卻沒有將環境考察與社會基礎設施建設和政治決策很好結合起來。眾多的事實已經證明,如果全球經濟收益不能有效地與環境保護和找會發展方面的投資相伴隨,國家政府不更加重視個人和全球的健康幸福,那么社會各部分的服務將很難實現更加公平、健康及持續發展。考慮到關于健康決定因素的不同估計,對健康福利環境(包括農業和水)以及社會服務(包含教育)的投資就顯得至關重要。
3。全球環境變化下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面對全球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人類必須實現多層次的連續性飛躍:個人層面上,由關注個人生活質量的提高轉為更加關注社會環境、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質量;社會層面上,由關注經濟發展轉為關注整個社會系統(包括國家、市場、社區、民間社會、家庭生活和個人)的結構質量;國家層面上,由關注民族國家發展質量狀況轉為關注全球性社會的健康發展。只有這三個層面的協調發展才能促進全人類的健康可持續發展。認識只是第一步,決策行動才是關鍵。
3. 1加強全球環境變化研究,為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決策依據
((GEO— 2000》表明,我們對有關當前環境狀況的信息仍充滿了弱點,還缺乏用以評價一個地區的發展如何影響其他地區以及一個地區的理想和期望是否與全球民眾的可持續發展相符合的有效手段C}7。另一個嚴重疏忽是沒有努力發現新的環境政策和花費是否達到預期效果。這些知識上的缺陷無疑起到一種障礙物的作用,掩蓋了通往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基于此我們必須通過自身的努力和積極的國際合作加強全球環境變化研究,掌握全球環境變化、海平面上升、污染擴散等的規律,及由各因子引發的健康效應,利用現有的觀測網絡和現代科學技術進行長期的定位觀測和研究,逐步建立完整的檢測和預測系統,為人類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和行為指導。否則羲們的發展只是“暫時的帶有較大的盲目性和風險性”Ca].
3. 2加強各學科之間的合作,為各項改革提供科學依據
環境變化是一個較多因素相互影響的復雜系統。雖然環境作為影響人類健康的重要因素早已被認識,但缺乏現代科學理論和分析方法的驗證。這就要求我們,首先要改革現有的、僵化的地球科學專業體制,將學科體系從學科中心推向學科邊緣,與現代環境學、社會科學、醫學、計算機科學交叉滲透和有效合作[9];其次,建立專門的環境與健康研究機構和權威性的國家級環境與健康實驗室,組織環境保護學、醫學、化學、生態學和流行病學等多學科聯合、積極公關,發展控制和預防疾病傳播的公共衛生措施,同時促進醫療、制藥產業的調整和創新;此外,改變環境的理解方法和管理環境方法,將環境問題納人主流思想,使其與有關農業、貿易、投資、研究開發、基礎設施和財政的決策更好結合起來。顯然,包含廣泛社會因素的環境政策將會比單純地解決部門問題產生更長久影響。
3. 3提高公共參與的力度,減緩全球變化的進程和強度
全球環境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人地關系長期失調的結果,是人類活動的產物(human一caused)['0]。人是主動者,全球環境變化也必須靠人類自身的努力才能得到解決。這要求我們必須從全球的角度來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從“源”上減緩和降低全球變化的進程和強度,包括所有有關的個人、非政府組織、工業界、地區和國家政府以及國際組織之間的合作行動。據((GEO— 2000))的政策分析證實,公眾參與是改善環境管理的一個關鍵因素。但這里需要注意兩點的是,一是無論國別、種族,環境關系著所有人的切身利益。二是正確對待公眾參與,各國政府和人民必須明白,公眾參與環保不是施舍而是憲法賦予的權利,我們有義務去回應和保障。沒有利益有關方特別是貧困人口和喪失社會權利的群體的廣泛參與,所實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持續的。
3. 4深化人地關系的認識,適應環境變化,保持心理健康
京津冀地區作為中國版圖的心臟區域和近兩年霧霾肆虐的重災區，有多達1.07億、占全國1/13、占全球1/60的人口在此生產生活。在全球環境持續惡化的大背景下，創新機制，從根治霧霾、清潔天空著手，全力改善京津冀地區環境質量，并引領帶動整個中國發展方式和環境質量的根本躍升，對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是關乎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課題。
相關研究顯示，北京地區霧霾的“中堅”成分——PM2.5主要來自機動車（24%）、燃煤（20%）、周邊地區的外來輸送（19%）、餐飲（13%），四部分合計達76%；京津冀地區的PM2.5則主要來自燃煤（34%）、機動車（16%）、工業（15%）、其他（13%），周邊地區的外來輸送占比較小，為9%?？梢?，霧霾的治理，北京很難獨善其身，必須將京津冀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統籌。在此不妨借鑒碳匯與清潔發展機制，劃設范圍，統一標準，建立具有區域特色的霧霾防控與治理體系。
碳匯與清潔發展機制是基于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排放過量導致全球環境問題凸顯的國際共識。其中，所謂碳匯是指通過植樹造林、森林管理、植被恢復等措施，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并將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從而減少溫室氣體在大氣中濃度的過程、活動或機制。碳匯能力以吸收二氧化碳的多少和固碳能力的大小來衡量。而清潔發展機制（CDM）是根據《京都議定書》建立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減排溫室氣體的靈活機制，核心內容是允許發達國家的投資者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減排項目，從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履行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中所承諾的限排或減排義務。
作為應對全球氣候變暖，主要針對發達國家的靈活履約機制，CDM是現存的唯一的可以得到國際公認的碳交易機制，基本適用于世界各地的減排計劃。同時，清潔發展機制是《京都議定書》中唯一與發展中國家有關的機制，這種機制既能使發達國家以低于它們國內成本的方式獲得減排量，又有利于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先進技術和資金，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清潔發展機制被認為是一種雙贏機制?？傮w上來說，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上，清潔發展機制是戰略方案、碳匯則是戰術手段。
京津冀地區霧霾治理與上述清潔發展機制的誕生有著諸多相似。即都面臨著環境危機和區域內發展不平衡的大背景。從區域范圍上看，京津冀地區以自生性霧霾為主、大氣環境幾乎自成系統。從發展階段來看，區域內產業結構、用能方式差異較大，因此霧霾來源不同，霧霾治理手段與重點也不相同。
對于京津冀地區來說，跨區域治理霧霾除了需要壓煤、上氣、控車、監管等常規戰術手段外，還需要頂層設計，統一謀劃。通過劃設范圍，統一標準，市場導向，建立區域“霾匯”及清潔發展機制，加強資金保障，拓寬融資渠道等方式，建立具有區域特色的霧霾防控與治理體系。
劃設范圍、統一標準。范圍，既指地域空間也指涉及內容，先期以京津冀三地來構建和示范，條件成熟后向整個華北、東北等我國霧霾重災區擴容；內容上首先從技術角度明確霧霾組分、來源和防治措施，技術成熟后擴展到跨區域水環境、土壤重金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治理等領域。標準上，要統一區域內的空氣質量標準、減排標準、獎懲標準、換算標準、監測標準等，為建立區域“霾匯”交易及清潔發展機制做技術保障。對于吸收削減霧霾的森林、濕地、湖泊及河流等生態系統也都應列入標準，特別是屬于集體與個人的生態資源，有了標準才好評估、才好進入區域“霧匯”的市場交易環節。
【關鍵詞】進出口貿易；引進外資；可持續發展
一、經濟全球化對環境的影響
關于經濟全球化對環境的影響，存在兩種觀點：一是認為經濟全球化會對資源與環境造成危害，違背可持續發展的目的。世界經濟的增長長期依賴對非再生資源的利用，引起了嚴重的能源危機；發展中國家的環境保護標準較發達國家寬松，有發達國家的企業將污染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加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污染；國際貿易的頻繁加劇了跨國境污染事件發生的幾率，而此類事件的解決往往被擱置。二是認為經濟全球化可以促進全球環境資源的有效配置，通過國際貿易貿易提高環境資源的利用率。知識與技術的流動，促進了綠色產品、環境清潔產品的推廣，增強了各國的環境保護意識；各國之間貿易的交融，擴展了國際環境合作方式，有利于環境問題的全球治理。
盡管存在爭論，但經濟全球化并不是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環境問題是多方面的結果，經濟全球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或縮小了環境問題的表現。
首先，經濟全球化是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是各國都應該抓住的發展機遇。經濟全球化為知識、技術的流動提供了機會，這有利于一國工業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從而提高其資源利用率和環境污染治理能力；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投資的企業，自身環保標準比較高，能促進清潔高效的生產技術傳播；國際合作的深化促進了國際性環保組織的產生，有利于環境保護意識、技術的全球推廣。
其次，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環境污染問題又日益嚴重。全球的經濟增長以更快的速度消耗不可再生資源，大量的農業用地被征用、石化資源被過度開采；環境危害的范圍更大，跨國界污染、物種的入侵，都使環境問題得到擴散；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工業轉移，同時也轉移了廢棄物和污染權。
因此，應該在不同的背景下，辯證的分析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環境產生的影響。
二、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環境的影響
進出口貿易對我國的經濟增長有著巨大貢獻，我國引進外資的規模也在逐年增長。但同時，2011年我國成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達7.2億噸，約占全球排放總量9.3%；2011年我國大宗礦產品對外依存度居于高位，石油對外依存度為56.7%、鐵礦石對外依存度為56.4%。近期，有47家在華供應商被環保組織查出存在不同程度環境違法問題，其中不乏阿瑪尼、家樂福等世界一級百貨公司。，對外貿易、引進外資都通過不同途徑對我國環境產生影響。
表一 進出口產品中不同類別占進出口總體比重
初級產品占出口總比重 工業制成品占出口總比重 初級產品占進口總比重 工業制成品占進口總比重
2000 10.2 89.8 20.8 79.2
2002 8.8 91.2 16.7 83.3
2004 6.8 93.2 20.9 79.1
2006 5.5 94.5 23.6 76.4
2008 5.4 94.6 32.0 68.0
2010 5.2 94.8 31.1 68.9
數據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整理；表中數據單位為百分比
從表一首先可以看出，初級產品在出口的比例中逐漸下降，但近年來進口保持增長，反應我國經濟增長對資源的需求增大。初級產品中很多是工業原料，而且在加工過程中對環境的污染非常嚴重。
其次，工業制成品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比重高達95%。工業制成品的高速發展，必然依賴我國現有資源，在加工生產過程中，廢水、廢氣排放規模巨大。由于短期內我國主要能源仍然是煤炭，以及我國水資源的分布不均衡、水循環系統脆弱，使大氣、水體污染加劇。
但同時我國可以通過對初級產品的進口利用全球資源，緩解國內能源相對人均不足的形勢；并引進國外潔凈技術設備，加速改造當前我國工業生產中的低效率、高污染的生產方式，這也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
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吸引外資是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重要形式。從表二可以發現，外商投資實際使用金額從2006年以來保持增長（2009年有小幅下降），但2006年60%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資集中于制造業，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占使用外資額總接近64%。2007年～2009年間，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占使用外資總額的比重均保持50%以上，2010年除外。這說明外商投資在采礦、機械、電子設備制造業和紡織業等污染密集型行業參與度極高。
表二
外商直接投資實際使用金額（萬美元） 制造業實際使用金額比重（%） 外商投資水利、環境公共設施使用金額（萬美元） 外商投資水利、環境公共設施使用金額比重（%）
2006 6302061 63.6 19517 0.30
2007 7476789 54.7 27283 0.36
2008 9239544 54.0 34027 0.37
2009 9003272 51.9 55613 0.62
2010 10573524 47.0 90859 0.86
數據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整理
同時，外商投資在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的實際使用額在2006～2010年之間呈大幅增長，2010年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實際使用額同比增長63%，而且2006～2010年間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實際額占總數的比重從0.30%增長到了0.86%，說明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項目在逐漸引起外商投資重視。
外商投資通過對我國環保和公共設施的投資，不僅能給我國環境治理提供資金、技術支持，對我國環保產業的結構優化也有促進作用。
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對環境保護的建議
從上述分析可知進出口貿易和引進外資對我國環境均有裨益，我國要規避進出口貿易和引進外資對我國環境的不利影響，保持和擴大其對我國環境的積極影響，使我國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在進出口貿易中，首先要優化我國目前產業結構。在第二產業中輕工業比例與重工業比例不夠協調，重工業對國內資源環境都消耗巨大。在出口結構中工業制成品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比重過高，其中輕紡產品、礦冶等產品在生產過程中會產生大量污染。因此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中，要控制和減少資源和污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比重。
其次，要注重對環境友好型技術和產品的引進，同時通過政策或稅收優惠鼓勵國內企業采用清潔生產技術。對于環境問題引發的貿易爭端，以及發達國家采取的環境貿易壁壘，我國還要積極利用WTO爭議解決機制保護我國的合法利益。
在引進外資方面，首先要引導外資投資方向。我國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額占總額比重均保持50%以上，其中化工、礦冶、紡織等都是污染密集型產業。因此要引導外資投向資本密集型、環保產業以及污染較少的高新技術產業。
關鍵詞：蘇北;農村經濟發展;農業要素投入;主成分分析
江蘇省作為東部沿海的發達省份，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蘇南、蘇中、蘇北3大區域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蘇南地區發展較快，蘇中適中，蘇北較慢，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和發展速度都呈現出不均衡。蘇北是江蘇省欠發達地區，農業生產的比重大，在承接蘇南和蘇中的產業結構的轉移過程中，農村環境問題制約著蘇北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研究影響蘇北農村經濟發展和要素投入的制約因素，對蘇北農村環境和經濟協調發展，實現蘇北農村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經濟發展和環境污染的關系的理論研究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熱點問題，在探究經濟和環境協調發展的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國內外學者先后提出了較為成熟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Grossman等［1］基于全球環境監測系統的數據，對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Copeland等［2］通過建立動態模型證明了庫茲涅茲曲線的結論，闡述了經濟與環境的發展;秦江波等［3］基于Grossman影響環境因素的機理分析模型，對黑龍江省環境污染加劇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彭迪云等［4］利用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方法，對江西省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環境污染狀況進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對策思路;張明等［5］基于主成分分析和回歸分析法對我國東北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研究;喬廣浩等［6］對遼寧省市域的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程度進行了研究;高宏霞等［7］利用面板數據分析法研究了我國各省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關系;丁繼紅等［8］利用江蘇省1985～2006年6類污染指標的年度數據，對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但是對于蘇北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與農業投入要素及環境治理協調關系的研究還鮮有所見，筆者以2004～2013年江蘇省農村經濟發展、要素投入和環境治理的平均數為面板數據，運用主成分分析蘇北農村經濟資源配置效率與環境的協同程度，為明確該地區農村經濟發展與環境的協調程度和全面蘇北農村經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和建議。
1江蘇3大區域農村區域產業結構和環境治理的比較分析
1．13大區域農業主要指標比較分析
江蘇省3個區域農村產業結構的差異直接影響了農村環境污染和農村環境的治理問題，雖然近年來江蘇農村經濟中農業、工業及第三產業都有一定發展，三次產業均衡發展型結構模式較為松散地分布在全省，但相對而言，蘇北為農業主導型，蘇中為工業主導型，蘇南為工業主導型和第三產業主導型并重。而在農業結構中，2012年蘇北、蘇中、蘇南農林牧漁及相關服務業的比值分別為53．80∶2．47∶25．90∶13．91∶3．92、47．24∶1．26∶21．48∶24．06∶5．96和50．58∶4．02∶14．60∶22．23∶8．57，說明除普遍進行種植業外，蘇北以禽畜養殖為主，蘇中水產養殖和禽畜養殖并重，蘇南則以水產養殖更為突出。工業結構中，蘇北更多的是承接了蘇南的產業轉移，而蘇南則逐步向高價值創造的行業轉變。產業結構的差異直接影響到污染源及污染物類型的差別。
1．2江蘇農村區域環境治理的比較分析
江蘇省農村工業迅速發展。從表2可以看出，2005～2013年江蘇農村工業GDP一直處于上升趨勢，但也帶來了工業污染物排放量的迅速上升。從總體來看，2005～2013年江蘇省農村工業廢水與廢氣排放量呈現上升態勢，蘇南農村工業廢水排放量明顯大于蘇中與蘇北的排放量。從2006年開始，蘇南與蘇中農村工業廢水排放有下降的趨勢，而蘇北農村工業廢水排則有上升的趨勢，并且蘇北農村工業廢水排放量增長、廢氣排放量增長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蘇北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村環境的主成分分析
2．1指標介紹與數據采集
按照Diana等［9］聚類分析指標選取的8大原則:“隨著時間變化的敏感性、隨著空間變化的敏感性、預見性、有效的參照值、測量的可控性、適合數據的變換、數據的綜合性，數據收集和使用相對簡便”，選取6個指標反映蘇北農村經濟發展情況:X1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元)、X2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億元)、X3糧食產量(萬t)、X4油料產量(萬t)、X5農村居民人均生活費支出(元)、X6恩格爾系數(%);4個直接影響蘇北農村環境的要素投入指標:Y1化肥施用量(萬t)、Y2農村用電量(億kW•h)、Y3農作物總播種面積(萬hm2)、Y4農業機械總動力(萬kW)。數據來源于2004～2014年《江蘇統計年鑒》。
2．2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是運用數學方法將各個變量的復雜關系進行簡化的分析方法。由于該研究選擇的指標具有不同的量綱，所以選擇基于相關系數矩陣的主成分分析，一般分為4個步驟:①明確研究問題;②利用SPSS軟件進行分析;③依據主成分的提取原則———主成分所對應的特征值應大于1、累計貢獻率達到85%以上選取主成分，利用各個主成分的貢獻率作為權數計算綜合得分;④結果分析。
2．2．1蘇北農村經濟發展狀況的主成分分析。根據表3數據，運用SPSS16．0軟件，對蘇北農村經濟發展各類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結果見表4。
2．2．2蘇北農村要素投入的主成分分析。根據表5數據，運用SPSS16．0軟件，對蘇北農業生產要素的各類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結果見表6。
2．2．3蘇北農村經濟與農業主要要素投入的相關性分析。為了解釋蘇北農村經濟發展與影響環境的生產要素投入的關系，根據公式(1)和(2)，計算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業要素投入的綜合得分S1和S2，結果見表7。根據表7得出蘇北農村經濟發展與農業生產要素投入關系曲線(圖1)，2004～2013年蘇北農村環境與經濟隨時間發展的變化趨勢?？芍K北農村經濟發展與要素投入得分大至呈拋物線關系，先下降后上升，存在一個最低點。由圖2可知，2004～2013年蘇北農村環境與經濟發展得分都呈上升趨勢，經濟發展得分的增加幅度快于環境質量，說明隨著經濟發展環境質量是相對下降的。
3結論與建議
(1)對蘇北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可以看出，蘇北農村經濟發展速度逐年加快，對其影響最大的是農村居民人均生活費支出(0．43)，其次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0．42)和農林牧副漁總產值(0．42)，表明影響蘇北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是消費指標，而非生產指標。農民的收入彈性大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彈性，所以要實現農村經濟發展和環境治理協同發展，需要蘇北農村居民改變消費理念，倡導綠色消費意識，優化企業綠色營銷治理和規范市場秩序，從完善綠色消費機制角度改善農村環境，提高農村環境治理效率。
(2)對蘇北農村生產要素投入的主要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可以看出，化肥的投入對農業產出的影響最大，2006年化肥投入(120．15萬t)是平均量的50%左右，該年的農村經濟增長量和速度陡然下降。2004～2013年蘇北平均每一年的化肥施用量幾乎是零增長，說明蘇北農業化肥的利用率逐年提高。但是與國外發達的農業國比較化肥利用率較低，平均只有30%～35%。也就是說，每年有72萬t左右的化肥份流入蘇北地區水體和土壤。這不僅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對環境產生了嚴重污染，對水體、土壤、大氣、生物及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
(3)江蘇省3個區域農村產業結構的差異直接影響了農村環境污染和農村環境的治理問題，蘇北為農業主導型，蘇中為工業主導型，蘇南為工業主導型和第三產業主導型并重。而在農業結構中蘇北以禽畜養殖為主，隨著蘇北畜禽養殖業的發展，特別是畜禽養殖規?；潭鹊奶岣?，畜禽養殖廢棄物排放大量增加，給蘇北農村環境造成了很大的壓力。畜禽養殖成為蘇北農業生態環境、農村生活環境的重要污染源。改變蘇北農村環境需要建立長效機制提高污染治理行為的經濟收益;加強環保教育，強化養殖者對規?；笄蒺B殖污染的認知，提高其治理污染的自覺性;加強環保監督力度，組合使用環境政策工具等。從蘇北農村經濟與農業主要要素投入的相關性分析看，蘇北農村經濟的發展速度快于農業生產主要要素的投入速度，說明蘇北地區農業要素利用率逐年提高，有望達到農村經濟和環境改善的庫茲涅茲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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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治理；環境法；研究范式
中圖分類號：D922.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12）06-0065-04
環境問題的解決需要通過良好的制度設計促進全社會的集體行動。以前的研究大多關注從國家與市場兩個維度來探索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在國家和市場非此即彼的制度安排中，雖然環境管理的主體從單一政府擴展到了政府授權的社會公共組織，環境管理的手段也從單一的“命令一控制”模式向市場化模式過渡，但是仍然沒有改變公共權力自上而下單向度的運作模式和官僚體制的弊端。這種從國家和市場兩個維度解決問題的思路，忽視了社會自組織網絡的基礎性作用。傳統環境法研究范式的不足集中表現在該范式指導或影響下的環境法律實踐中暴露出公眾參與不足、執法不力、司法薄弱等問題。鑒于此，筆者提出公共治理與環境法的融合，并以此推進環境法研究范式的轉換。
一、政府和市場雙重失靈：對環境法研究范式的反思
在工業社會創造了輝煌的物質文明的同時，由于人類過度的掠奪自然，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危機，生態與經濟的矛盾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之一。對于如何走出生態危機的困境，大多數學者關注以下兩種思路，即或者通過市場機制或者通過政府管制來解決環境外部性問題和環境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但是，無論是市場化路徑還是政府管制路徑都存在失靈現象。
其一，市場機制通過產權私有化制度因應環境危機困難重重。市場化路徑主張利用產權制度解決環境的外部性和環境公共物品的供給問題。史密斯認為：“無論是對公共財產資源所做的經濟分析還是哈丁關于公地悲劇的論述，都說明通過創立一種旨在終止公共財產權的私有財產權制度是唯一方法?！笨扑乖凇督洕鷮W上的燈塔》一文中認為，英國從17世紀開始，燈塔一直是由私人提供，并且不存在不充分供給的情況，政府的作用僅限于燈塔產權的確定與行使方面。德姆塞茨在《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給》一文中提出公共物品的私人聯合供給方案，認為如果有排除非購買者的能力，私人供給者可以有效率地生產公共物品。布坎南提出了俱樂部理論，利用俱樂部產權制度來解決由于使用者之間的交易費用所帶來的擁擠現象，這類公共物品因此被稱為“俱樂部物品”。無論是科斯定理提出的解決外部性的辦法還是德姆塞茨提出的公共物品的聯合供給以及布坎南的俱樂部供給方式，都建立在一個產權明晰、信息對稱而且交易成本可行的市場基礎之上。然而，在環境經濟實踐中，嚴格的產權界定與安排和完全通過產權安排來解決有關環境的外部不經濟問題，至少在目前還難以達到，因為市場無力克服諸多技術性難題。
其二，依靠政府管制解決環境問題是現代政府普遍采用的方法，但是政府管制也存在失靈的問題。要運用國家公權力來改變公地悲劇，形成經濟利益、社會利益和環境利益的均衡，必須是建立在公共管理機構完全掌握信息、監管有力到位、制裁可靠有效以及成本費用為零等這些假設的基礎上的?！皼]有準確可靠的信息，中央機構可能犯各種各樣的錯誤，其中包括主觀確定資源負載能力，罰金太高或太低，制裁了合作的牧人或放過了背叛者等?！倍遥策x擇理論否定了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利他性假設，認為政府自身也是追逐私利的理性經濟人，在制定和執行環境公共政策時，很易被利益集團所俘虜或者尋租，從而導致公共目的落空。正如盧基揚契可夫所指出：“中央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消耗巨大。這種體系很快失去平衡，因為它的職能與可持續發展、生物圈、物質和能量交換的自我調節與自我平衡的基本原則不相適應。中央集權管理體制同樣表現出比市場經濟體制耗用更多的資源?！@就不能確保社會、經濟和生態財富的增長，同時，這還加劇了環境負荷即阻礙了現實的社會福利的增長?！?/p>
二、可持續治理：環境法研究范式轉換的理論基礎
如前所述，在生態環境治理領域同時存在著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超越環境治理中國家和市場非此即彼的二元論邏輯，尋求一種新的治理方式來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公共治理理論作為公共管理學的新近成果，強調多中心治理，通過廣泛的公眾參與和開放型的公共管理，充分利用市場、政府和社會的優勢而避其不利，在上下平等協商的互動中實現公共目標。筆者嘗試將公共治理引入環境法研究，提出可持續治理作為環境法研究范式轉換的理論基礎。
（一）公共治理的內涵
“公共治理”由“治理”和“公共”兩個詞合成?！爸卫怼遍L期以來一直與“統治”交叉使用，主要用于與國家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中。自20世紀90年代治理理論興起以來，“治理”便被賦予不同于“統治”的特有內涵。治理理論的創始人之一羅西瑙認為“治理是由共同的目標所支持的，這個目標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規定的職責，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強制力量克服挑戰而使別人服從”。羅茲認為“治理意味著民間和公共機構關系的轉變，既是一個新的統治過程，又是一個改變統治規則的條件，甚至是一種借由社會來統治的新方法”。我國學者俞可平認為，“治理”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指“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羅茲依據治理的目標不同，將治理分為作為最小國家的治理、作為公司的治理、作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為善治的治理、作為社會——控制論系統的治理、作為自組織網絡的治理。
“公共治理”中的“公共”一詞將“公共性”融入治理理論，使公共治理成為公域之治的一種模式。公共治理的公共性主要指以下幾方面：第一，公共治理主體的公共性。政府、社會公共組織以及私人團體等共同構成公共治理網絡。公共治理網絡具有民主、自由的品格，可以使各利益主體之間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促成集體行動。第二，公共治理價值觀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價值觀主要體現在平等、正義、公平、民主、倫理以及責任心等方面，注重在民主政治理念上去實現公眾的高度參與、社會公平以及承擔為公眾謀求福利的責任。第三，公共治理目標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對象是公共事務，即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無疑它們均具有鮮明的公共性。公共問題是公共治理的邏輯起點。同時，由于對公共事務的治理，最終要達到的目標是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公共事務、公共問題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共同促成了公共治理公共性。
綜上對“治理”和“公共”的分析，公共治理是指在由公共或者私人機構以及個人所組成的治理網絡的基礎上，在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下，通過廣泛的公眾參與和開放的公共管理，致力于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各種方式的總和。
（二）可持續治理：公共治理與環境法的融合
環境法是因應環境問題而產生的一系列法律規范的總稱。可持續發展是環境法重要的目的價值。在生態環境治理領域存在政府和市場雙重失靈的背景下，公共治理理論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融合是環境法發展的要求和新趨勢，筆者將兩者的融合稱為可持續治理?？沙掷m治理將治理機制與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為宗旨，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可持續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沙掷m治理主體不僅包括傳統的管理主體——國家及其授權行使公共權力的社會公共組織，還包括其他社會公共組織或者個人（如利益相關者）。各種治理主體在環境治理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平等參與治理過程，形成多元治理格局。其中，國家在公共治理中起“元治理”的作用，即為了避免公共治理失靈，國家在公共治理過程中被視為“同輩中的長者”。它雖不具有最高絕對權威，卻承擔著建立指導社會組織行為者行動的共同準則和確立有利于穩定主要行為主體的大方向和行為準則的重任。
第二，可持續治理的多維度性?？沙掷m治理涉及經濟、社會、環境以及制度四個方面。其中，制度的可持續性是實現可持續治理目標的重要基礎。在可持續性制度之下，采取協調行動以實現經濟、社會與環境之間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治理的多維度性，要求在治理環境公共事務時，尤其要注重制度建設的可持續性，在制度框架下對經濟、社會和環境三方面要素的可持續發展采取綜合性的決策。
第三，可持續治理工具的多樣性。可持續治理的工具可以分為以下三類：強制性工具、誘因性工具及能力建設性工具。強制性工具是政府運用公權力采取的措施，該類工具以法律強制力為執行保障，屬于“命令一控制”性的管制工具。誘因性工具又分為激勵性工具和壓制性工具，通過激勵性工具，如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可以促進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行動；通過壓制性工具，如限制貸款，可以減少環境負外部的發生。能力建設性工具是通過一些列措施提高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如通過綠色教育或者普及科學知識提高公眾參與環保決策的能力。
第四，可持續治理的整合性。可持續治理的一個關系重大的問題是使政府政策與其他治理主體的處境和行動相協調。可持續治理的持續性、多層次性及主體多元性等特征，要求治理主體在制定和執行公共政策時要有整體理念、發展眼光和協調意識?，F代國家為了應對復雜多變的現實問題，朝向部門專業化發展，這雖然有利于對特定問題的處理，但是公共決策可能會欠缺長遠考慮，并且單個部門的解決方案從長遠來看可能是不充分或者有害的。可持續性要求政府決策要有長遠眼光，要整合不同政府部門或者同一政府部門不同時期的政策，并且要改善政府和非政府部門的互動關系。
三、國家、市場、社會三維關系的構建：環境法研究范式轉換的新思路
（一）國家、市場和社會在可持續治理中的關系
可持續治理理論強調國家、市場和社會在促成公共目標中的協同作用。同時，可持續治理強調平等協商，凡是能夠通過市場和社會解決的公共問題，國家干預退居其次，即主張一種“先市場和社會調節，后國家干預”的模式。奧斯本和蓋布勒對政府、私人（代表市場）和第三部門（代表社會）三者的優勢及適用范圍做了全面論述。
根據奧斯本和蓋布勒的研究，我們可以對市場、社會和國家在可持續治理中的功能準確定位，從而正確把握三者之間的關系。
首先，市場在可持續治理中的作用。市場在可持續治理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市場可以通過價格機制調節供求關系，促進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經濟結構的形成。例如，通過能源價格的綠色化，可以減少化石能源的開發和利用，促進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的發展。第二，市場可以通過多種形式參與到公共服務的生產過程，分擔政府的壓力。如在公共服務民營化中建立公私部門的伙伴關系，促進低碳經濟項目的發展。第三，市場競爭機制可以促進污染物減排技術、節能技術等環境友好型技術的開發和利用。第四，市場交易機制可以促進污染物減排的效率。例如通過排污權交易機制，可以實現減排資源的最優配置，降低企業的減排成本。
其次，社會在可持續治理中的作用。社會的自組織是社會自治和自我管理的重要途徑。環境保護和治理涉及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多個領域的方方面面，需要全社會乃至全球采取共同行動。第三部門在發展社會事務、提高個人責任心、加強社區、提高對他人福利的責任心等方面非常有成效，可以說，其在開展社區節能服務、環保宣傳和教育以及促進環境友好行動等方面具有市場和政府無可比擬的優勢。
再次，國家在可持續治理中的作用。在明確了市場和社會的作用之后，我們對國家在可持續治理中的作用可以作如下定位：環境管制對于解決環境負外部性問題必不可少，同時，國家在實施管制措施時，要注重發揮市場和社會的作用，對于市場和社會在環境治理方面可以有效發揮作用的領域，國家要為其作用的發揮提供制度條件。一方面，盡管市場在環境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一個真實經濟不可能是完全沒有政府干預的“純粹的市場”。正如薩繆爾森所言，“沒有政府和沒有市場的經濟都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的經濟”。那些使市場運作的機制（例如，定義和執行財產權利，以及管理合同執行的民法），都是必須有一個公共團體提供的公共產品。政府管制便是一種特殊的公共產品。環境規制是一種可能增進交易機會的管制方式，因為他在原先產權不明顯的地方創造出了可以交換的產權（通過污染排放的許可）。也就是說，在利用市場解決外部性問題時，首先需要擁有強制力的國家制定有關控制污染物排放的強制性規定。例如，國家要制定污染物排放標準和監測制度、確立有法律約束力的污染物減排目標、污染物減排的基準年線、年度污染物排放總量以及配額的分配方案等等。另一方面，盡管社會在溫室氣體減排中的作用具有自愿性特點，但是也需要國家與社會主體之間建立良好的公私伙伴關系，為其發展提供制度激勵和保障，如污染物排放信息披露制度。
（二）環境法研究范式的轉換
環境法研究范式的轉換應當以可持續治理為理論基礎，著重于研究國家、市場和社會的互動模式，并實現以下幾個轉變：
其一，從二元到多元。環境外部性是市場失靈的一個重要表現，但是市場失靈并不是政府進行環境管制的充分條件，而且政府管制自身還會出現失靈現象。以往的研究多專注于政府環境管制的制度安排，對于如何通過發揮社會自組織網絡的力量解決環境問題鮮有涉及。社會自組織網絡植根于公民社會，對于糾正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后的研究中，要突破政府和市場非此即彼的路徑依賴，關注由政府、社會自組織、利益相關者等共同構成的可持續治理網絡。探索多中心治理的進路，發揮國家元治理的作用，同時要協調好政府與其他治理主體之間的關系。
其二，從單層到多層、從分散到一體?？沙掷m治理具有多層次性和整合性。這要求在以后的研究中，要有統籌全局的發展眼光和全球視野。不僅要關注局部區域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還要關注政府間環境治理問題和全球環境治理問題。要將分散的能源、經濟、社會及環境政策和法律，按照可持續治理的基本要求進行整合化和一體化。
其三，從管制到民主。從管制到民主的轉變，其實質是從單向度的以“命令－控制”為主的國家管理模式轉變為民主化、市場化的雙向度的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視角從單一的政府管制轉變到社會控制和市場調控，從關注政府到關注政府、市場和社會在可持續治理中的功能和定位，從政府（管理者）與社會（被管理者）的對立到政府與社會的互動，從自上而下的命令到民主參與和平協商等。
其四，從硬法之治到軟法硬法相結合。公共治理并不僅僅依賴于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硬法（立法機關頒布的法律法規），而更多的依賴于軟法（如政法慣例、公共政策、自律規范等）。軟法以不同于硬法的方式體現法律的評價、指示、預測、懲罰等基本法律功能；軟法可以彌補硬法不足，推動公法結構的均衡化；軟法有助于強化法律的正當性，提高法律實效；軟法能夠降低法治與社會發展的成本；軟法能夠促成公共治理模式的興起，推進民主政治進程。生態領域的軟法對于促進環境問題的民間自治以及促進環境政策法律的有效實施具有重要作用。以后的研究中要關注生態領域中的軟法之治，注重軟法機制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