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5-23 11:18:4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中西文化比較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論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學習的重要意義
摘要：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對于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有助于正確理解各種文化的本質和核心，從而理性看待中西方文化；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有助于進一步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有助于進行文化傳承和創新。
關鍵詞：中國文化 西方文化 比較研究
作者簡介：張寒梅：四川大竹人，女(1969.11-)，重慶工商大學政治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法學碩士，研究方向為相關問題、東西方文化比較等。
關鍵詞：探險家；傳教士；漢學家；西方；文化交流
1.文化傳播簡述
文化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是以人的活動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動所創造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為其內容的系統。①我們被所處文化制約的同時，也在創造著文化。人類文化是種類豐富、多姿多彩的，在當今這個“越變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間的摩擦與碰撞變得越來越頻繁，因此跨文化交流顯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個人都要面臨的挑戰。
中國作為一個神秘的東方國度，從古至今，吸引著無數的“探秘者”來一探究竟。而且中國需要走向世界，正是這些“探秘者”將中國介紹給了世界，一層層地掀開她神秘的面紗。
2.馬可?波羅及《馬可?波羅游記》
在西方關于中國的游記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數《馬可?波羅游記》（也稱《東方聞見錄》），它第一次較全面地向西方介紹了發達的中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將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國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馬可?波羅也因此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者。
馬可?波羅（Marco Polo）是13世紀來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國游歷了17年。他在獄中口述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故事，其獄友魯斯蒂謙（Rustichello da Pisa）寫下著名的《馬可?波羅行記》記述了他在東方最富有的國家――中國的見聞，并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向往，對以后新航路的開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此時的文化交流還處于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際的傳教士則逐步加深了西方對中國的認識。
3.以利瑪竇為例的傳教士
明清之際，以天主教傳教士為媒介，中西文化實現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觸與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時間里，傳教士們不自覺地充當了歐洲與文化交流的橋梁，而利瑪竇提出的天主教儒學化理論在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利瑪竇（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明朝萬歷年間來到中國，揭開了明清之際天主教在華傳播的歷史，同時也揭開了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利瑪竇積極向歐洲介紹中國的情況，使歐洲了解中國。他率先將《四書》譯成拉丁文，開創了把中國傳統典籍介紹到西方的先河。盡管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傳教，但客觀上也溝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傳教活動帶有濃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瑪竇等傳教士所開創的早期漢學，為此一時期西方社會系統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開端，對西方學術乃至社會思想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同時也促進了中西雙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與對話。②這些傳教士漢語研究的成就主要有：開創了漢外辭典的編纂工作、開拓了中國語法的研究、開啟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歷程、豐富了中國近代漢語詞匯。③但更為系統和深入的漢學研究則是現當代一些漢學家所作出的貢獻。
4.漢學家
漢學家，本應譯為中國學家，是指專門從事漢學研究領域的人，一般被稱為漢學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國從事研究的非中國人或海外華人。近代最有影響的漢學家有美國的費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漢等。
4.1費正清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美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泰斗，“頭號中國通”，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
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始于費正清，是因為作為現代中國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費正清首先成為由漢學研究向近現代中國研究演變的過渡性學者，他完成了從古典漢學研究向近現代中國研究的過渡，創立了以地區研究為標志的現代中國學。作為東亞地區研究的開創者，費正清把對近現代中國的研究作為東亞研究的主體，經他獨著、合著、編輯、合編的作品多達60余部，還有大量的論文及書評，主要著作有《美國與中國》、《在亞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國：1898――1937年中文著作書目指南》等，費正清的研究觸及現代中國的各個方面。在其有限的專業領域內，涉獵了中國現代歷史上幾乎所有的重要歷史人物。費正清的區域研究在眾多中國學者中獨樹一幟，費正清學術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創立當代中國學。這種“中國學”，就是有別于偏重語言學、文化學、傳統漢學的中國學。它和歐洲傳統漢學的最大區別在于，特別強調運用多種檔案、多種語言、多種社會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從而導致一種被稱之為“新漢學”的中國學的形成。
4.2高本漢
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學教授、校長，遠東考古博物館館長。高本漢是瑞典最有影響的漢學家，瑞典漢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的建立，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高本漢在中國歷代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歐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探討古今漢語語音和漢字的演變，創見頗多。
作為世界語言學的巨擘，高本漢認為沒有一種學術領域比漢學更廣的，他對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學更是情有獨鐘。為此，高本漢把中國古代語言文字研究看作漢學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國音韻學研究》，該書影響極大，標志著中國現代音韻學史的開端。他以《切韻》為樞紐，上推先秦古音，下聯現代漢語的方言，對漢語語音史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對漢語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進行了語音學的描寫，為每一個音類構擬了具體的音值。這為漢語音韻和語音史的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研究途徑，中國學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漢的總原則，只是在細節問題上進行了訂正。
高本漢學術研究最重大的貢獻是對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構擬，中國語言學界對于古代語音原來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韻圖加以考證，高本漢則用一套注音字母對古音做描寫，與反切系統的韻部相互檢驗，又以現代漢語和日本、朝鮮、越南等國語言中的古漢語譯借音進行對照比較。
5.總結
一個民族只有通過與其他民族的交流學習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斷地進步。
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勢必會更加深入，我們也應該在清楚認識本國文化的基礎上，加深對西方文化的認識，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① 于語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論》第一頁.[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張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以利瑪竇為中心的考察.山東大學.2012（4）
③ 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參考文獻：
[1] 馬可波羅及《游記》在中國早期的傳播.學術月刊.鄔國義.[A].2012（8）
[2] 從利瑪竇的天主教儒學化理論看中西文化交流.學術月刊.吳強華.[A].2003（5）
[3] 《漢學研究》.學苑出版社.閻純德.[J].2009（11）
[4] 傳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山東師范大學.王智玲.[M].2007（6）
論文關鍵詞：英漢翻譯,文化因素,中西文化異同
1.引言
提高英漢翻譯的水平涉及很多因素，但由于語言和文化的密切關系，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語言的交流，文化差異對翻譯產生重大影響。如果我們能正確處理其中涉及到的這些文化因素，對準確、標準地翻譯將會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2.文化的概念
從廣義上說，文化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包括文學、藝術、宗教、哲學等社會科學以及各種自然科學的成果，集中反映了人類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1]（王鴿平，2001：15）從狹義上講，文化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結構，涵蓋了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等。
語言是人類進行交際的工具，由于地域、職業、性別、受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等的不同，人們所使用的語言也不相同。不同國家習俗各異，各自具有獨特的文化特征，因而表現在語言上也有差異。[2]（馮慶華，2002：122）例如，在翻譯漢語中的“四面楚歌”、“項莊舞劍”、“指鹿為馬”、“鴻門宴”等成語和習語時，若不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譯出的文章就會令西方人士莫名其妙，不能確切理解。同樣，在翻譯以下習語："tocarrycoalstoNewCastle"(運煤到紐卡索，指多此一舉，不必要的事)，"theTrojanhorse"(特洛伊木馬，比喻暗藏敵人或危險)，"towerofirony"(象牙塔，比喻世外桃源)[3](張培基等，1991：P161-163)時，如不能熟悉這些習語中具有的濃厚民族、地方色彩的文化知識，很難找到讓讀者準確理解的漢語表達方式。
中西文化有其共同點。同時，中西文化因其產生的條件的不同，又必然存在差異。可見，要想成為一個出色的翻譯者，除精通相應的語言形式外，還要扎實地學習該語言對應的文化知識。
3.中西文化的共同性對英漢翻譯的影響
3.1人類生活經歷的共同性決定了兩種語言不僅在表達形式上有著相同或相似的說法，而且它們在意義和修辭上也有相似之處。
例如在下列英漢翻譯中，就利用英漢語言的這種相似性直截了當地套用兩種語言對應的同義習語，即采用翻譯中的直譯法。例如："topraisetotheskies"(捧上天去)，"tofishintroubledwaters"(渾水摸魚)，"toaddfueltothefire"(火上澆油)等，還有一些大體相同的形象比喻，如"tolaughoffone'shead"(笑掉牙齒)，"toshedcrocodiletears"(貓哭老鼠)，"tospendmoneylikewater"(揮金如土)，"atsixesandsevens"(七顛八倒)[2](P162)等等。然而中西文化的相似只是相對的、個別的，而歧義則是絕對的、普遍的。漢英兩種語言反映各自的民族或地方特色，在某些表達方式上存在差異。在互譯時，應充分考慮這些文化因素的影響，保持其獨特的文化特征，不宜生搬硬套對應語言中具有鮮明民族或地方色彩的表達方式去強譯。例如，"Twoheadsarebetterthanone"，雖和漢語習語“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有相同意義，但在翻譯時不可簡單地套用后者。因為諸葛亮是我國的一個歷史人物，與原作上下文會形成矛盾。如果把它譯為“一人不及兩人智”，就比較合適，意思既接近，又可避免因歷史文化因素引起的矛盾[3](張培基等，1991：P167)。
3.2政治、經濟、文化的滲透交流和傳播導致兩種語言中各自出現大量的外來詞。
這些外來詞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或改造了引進國的語言。在以形意為詞匯主干的漢語中，雖不排斥音譯的辦法，但盡可能地傾向于意譯的做法，而英語對待外來詞則以音譯為主。例如英語詞匯中的"Kang(炕)"，"litch(荔枝)"，"jiaozi(餃子)"等。在英漢翻譯中有的干脆是原文照搬，如“VCD，DVD，DNA，CT，SARS”等，這種直譯法一開始令讀者感到陌生，但一旦熟悉并掌握后，就等于把原詞匯中的信息以近乎保持本來面目的方式貢獻給另外一種語言，豐富了它的詞匯，也推進了民族間的文化融合，尤其是在當今時代，它對語言、文化、科技等領域的全球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潘紹中，2004：P9)。
4.中西文化的相異性對翻譯的影響
由于中西方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宗教信仰以及思維方式等方面的差異，導致中西兩種語言在諸多方面的不同，既對語言學習造成一定障礙，也對英漢翻譯產生很大的影響。
4.1生活方式的差異對英漢互譯的影響
由于英語國家的地理位置特征，無論是歷史傳統還是現實生活中，英語民族的生活多和海洋打交道，因而英語中有大量有關航海的詞語；而在以大陸為主的漢語中很難找到相對應的形式，因而對中國人來講，理解這些表達方式就較為困難。例如："ableseaman"(一級水平)，"belefthighanddry"(陷于困境)，"givesb.orsth.awideberth"(遠遠地躲開)等[4](P194-195)。
可見這些諺語多和航海有關，代表島嶼文化；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則以陸地為主，“樹”、“螻蟻之穴”、“路”、“前車之覆”等都體現著陸地文化[5](王振亞，2000：p138)。
反之，漢語有許多關于江湖、山川、四季、農耕等方面的習語，在英語中也難找到現成的對應表達形式，譯為英語時一般用意譯的辦法。例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英語中雖有"Asyousow,soyoumustreap"的說法，但不如漢語具體形象。又如，青黃不接的季節(Whencropwaseatenandthenextstillgreen)，無孔不入(totakeadvantageofeveryweakness)，眉飛色舞(tobeamwithjoy)，運濤好久不來信了，一家子盼星星盼月亮(tillhiswholefamilyworriedoverhimdayandnight)。[6](呂瑞昌等，1985：P139)
由于中國長期的農耕生活的影響，漢語中產生了大量與“食”有關的表達形式，而這些在英語中比較罕見，必須按實際含義和上下文去翻譯。許多源自飲食的比喻，英語中沒有對應形式，只有意譯。例如，他搶了我的飯碗(He'stakenthebreadoutofmymouth或He'stakenmyjobfromme)，吃醋(bejealous)。[4](潘紹中，2004：P10)
4.2中西民族情感心理、認知方式的差異對語言翻譯的影響
由于中西方在風俗習慣、禮儀、思維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導致許多詞語在中西兩種文化中有著不同的文化內涵。缺乏對這些詞語表達的文化含義的理解，會造成交際和翻譯中的失誤。英語民族的思維是個體的、獨特的，而中國人注重整體、綜合、概括思維。表現在語言上，英語偏好用詞具體細膩，而漢語用詞概括模糊。例如“說”一詞，英語有“say，speak，tell”等，這些詞使語言簡潔準確，又富于變化，形象生動。而漢語往往趨向于泛指，在“說”前加副詞修飾語，如，語無倫次地說，低聲地說，嘟嘟囔囔地說[5](王振亞，2000：P217)。
中國文化習慣從整體上、直觀上看問題，強調社團和集體的價值；英美文化習慣于邏輯分析，強調個人為中心，因而導致語言表達上的種種差異。例如，在姓名、時間、地址的表達方式上，中英兩種語言的行文方式明顯地體現了這種思維方式的差異，中國文化從大到小，從整體到局部；而西方文化則正好相反。
4.3中西文化中價值觀的差異對英漢翻譯的影響
價值觀指人的意識形態、倫理道德、宗教信仰，以及風俗人情等為人處世準則的觀念。一般認為是特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核心，表現在兩種語言中，會對語言理解和翻譯造成很多障礙，足以引起翻譯工作者的重視。
中國文化中以儒家文化為主，其種族親屬和社會關系表達得十分清楚和嚴格，不容絲毫的含混和馬虎；而對崇尚新教、個體文化價值的英語民族來說，這種親屬關系就籠統寬松得多。表現在兩種語言中，英語一般只用uncle和aunt表示對非直系長一輩的稱呼，對小一輩只用nephew和niece，而對同輩不分長幼用brother和sister，甚至不分男女概稱cousin，這在漢語中是不容許的，因為漢語中對此類關系分得十分詳細。所以在英譯漢中，要找準漢語對應的詞語，必須先弄清輩分和親屬、社會關系。而在漢譯英中，這些復雜的親屬關系詞語就要適當簡化。
英語民族崇尚個人主義，個人至上主義價值觀是西方文化的特點。體現在語言中，例如：AnEnglishman'shouseishiscastle(英國人的家是他們的城堡)，意味著沒有理由不可以去無故打擾別人或沒有預約不可以貿然拜訪某人；Evenreckoningmakelongfriends(明算賬，友誼長)；Tellmoneyafteryourownfather(親父子明算賬)[5](王振亞，2000：P128)等，這些都表明西方人的個人主義價值觀。
中國文化中以謙虛為美德，所以對別人的贊揚、夸獎常禮儀性地予以否認。如"YouspeakexcellentEnglish"，中國人常說"no,no"；而西方人崇尚自我奮斗，常會對別人的贊揚樂于接受并表示感謝，積極地回答“Thankyou!”。
中西方文化中由于長期不同的宗教信仰，決定了兩種語言中許多表達方式的差異。英美人有著根深蒂固的基督教傳統，而中國人長期信仰佛教、儒家學說。因而在翻譯時要顧及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特別是有關宗教意義的詞語。例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謀事在人，成事在天)，MillsofGodgrindslowbutsure(天網恢恢，疏而不漏)，Godhelp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之)[3](張培基等，1991：P188)等。
5.結語
應該說，在從事英漢翻譯時，我們必須要重視語言與文化的密切聯系，掌握中西文化的相似性和差異性，正確處理翻譯中所涉及到的文化因素，從而更標準、更準確地促進翻譯質量的提高。
參考文獻
1 王鴿平.關于《中國文化概況》中名詞的翻譯問題[A].語言文學與文化 [C].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1.
2 馮慶華.實用翻譯教程[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2.
3 張培基等. 英漢翻譯教程[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91.
4 潘紹中.談談漢英對譯中的文化因素[J]. 中國翻譯,2004 (3).
論文關鍵詞：文化差異英語教學跨文化意識
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隨著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世界日趨全球化。人類正面臨一個全新的國際生活，人們之間的交往，無論是商務貿易，還是社會活動，甚至私人交際的機會都比以前多起來，而語言架起了人們溝通的橋梁。隨著歷史的沉積，社會的發展變遷，中西方國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習俗。語言與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學生要真正掌握英語交際能力，必須要對英語語言文化有所了解。如果學生在使用英語時只注重形式，忽視文化差異，就會導致語言使用不當，甚至造成誤解。要解決這個問題，在英語教學中要注意培養學生在使用英語時對文化差異的感悟能力，增強學生在學習英語過程中的跨文化意識。
1中西文化差異對英語教學的影響
學生在英語學習過程中會感受到中西文化差異給學習和使用英語帶來的影響。這些差異往往存在于民俗習慣，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性格特征等，例如下幾點。
1．1民俗差異．
在中國，由于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和思想，人們非常重視親屬關系，重視輩分的長幼，對老人的稱呼不能直呼其名，每一個親屬都有一個稱呼。而在英語中，兄弟、姐妹、表(堂)兄弟、表(堂)姐妹等稱呼簡單的歸為brother，sister，cousin。
1．2打招呼的方式
在我國熟人相見打招呼的方式很多，像最常見的“吃了嗎?”、“到哪去?”實際上我們對就針對句子的回答不感興趣，僅僅是寒暄的一種方式。而對西方人來說，見面就問這樣的話，他們會感到很奇怪，要么他們感到這些句子涉及到個人的隱私而反感，要么他們會給與答復。他們打招呼的方式更常用談論天氣。如：“Niceday，jsn’tit?”、“Yes，marvelous．”不用表露自己的感情，也不談論自己的私事，選擇天氣這個中性的話題的確是個很好的選擇。
1．3謙虛的表達方式
中國人以謙虛為美德，對長輩和上司惟恐不尊，更不愿意過分表現自己，他們在接受贊揚時會推辭甚至自貶，而西方人會接受。如：在中國，有人表揚你，“你的英語說的真好。”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不好、不好”或“很一般”。在說英語的國家，對“YourEnglishisperfect!”的回答卻是“ThankYou．”，如果你的回答是“Oh，no，myEnglishispoor．”會讓對方莫名其妙。
1．4接受禮物
中國人在接受禮物時往往推辭一番，而且不能當客人的面打開，以免顯得不禮貌。西方主人收到禮物時會當客人的面打開并稱贊一番。表示對客人的感謝。常會說“Oh，hownice，thankyou．”、“Oh，Ilikeit，thankyou．”等。
2在英語教學中如何消除中西文化差異對英語學習的影響
要消除文化差異對英語教學的影響，就要提高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在學習和使用英語的過程中，學生能清楚意識到文化的差異，英語這種語言工具才能使用得當，更好的發揮傳遞信息的作用。
2．1依托教材，在語言教學中滲透中西方歷史及社會發展史，注重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通過對本民族和其他國家歷史的了解和學習，學生更能理解和尊重他國的文化現象，減少對其一些文化現象的誤解和偏見。如：高職高專《英語》第三冊(WesternHolidays}這一課講述了圣誕節的起源和慶賀方式。文章涉及到《圣經故事和與圣誕節有關的風俗習慣，如：基督教徒、圣誕禮物、感恩節等。學生在學這一課時如果對西方文化了解少的話，會覺得文章苦澀難懂。如果對圣經的故事有所了解的話，就會知道Jesus，Chirst，Chirsmas，Thanksgivingday的歷史淵源，會體會西方人在這一天(fullofjoyandgaiety，loveandlaughter，hospitalityandgoodwild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情。同時學生在學習中把中國的傳統節日—春節與之比較，會發現他們的起源和慶賀方式的異同。在了解和比較的過程中，學生掌握了與之相關的詞匯和語言使用環境，最終達到學習語言的目的。
2．2鼓勵學生大量的課外閱讀
成熟全面的了解文化背景對語言學習有促進作用，因此，在教學過程中要鼓勵學生大量的閱讀。除了在閱讀技巧方面給學生指點外，還要合理選材，挑選優秀作品。無論是小說、散文、劇本還是社會學，語言學方面的書都很好。很多文學作品不僅生動的刻畫出社會各個，各個階層的人民的生活，而且語言生動豐富，通過閱讀學生對文化的了解更全面，深刻，學生不僅能了解風土人情的差異，還能了解另一個民族的甚至價值觀上的差異。而且學生在了解文化知識的同時還學到了語言知識。在以后使用英語中更能準確的選擇語言形式。比如莎士比亞的作品中語言風趣幽默，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己創造的，直到現在還在傳說，引用。而有些作品中常出現用顏色來形象的表達每一種含義。如：inthered(負債)，whitelie(善意的謊言)，blue-eyedboy(特別得寵之人)，green-eyed(嫉妒)等。這些短語在文章中不難猜出他們的含義。隨著社會的發展，生活方式級價值觀念的變化，很多語言不斷派生出來，他們首先出現在報刊，電視廣播里，有的還會成為流行語，如：ontheball(勤奮)，walkonair(非常高興)，costanarmandleg(t~常昂貴)等，他們的字面含義和真正的含義相差甚遠，但是在語言環境中就不難理解。
2．3教學中注意培養學生用英語思維的習慣
我們在教學中發現許多學生說出或寫出中國式的英語，這是因為學生總是用母語思維，然后譯成英語，母語的干擾造成了語言的誤差。培養學生用英語思維的習慣首先要讓學生熟練掌握語法結構和句型，加強詞匯學習，否則學生張口或提筆時過多的考慮語法結構和詞匯的準確與否，從而阻礙了連貫思維，甚至會減少學英語的興趣。其次是利用圖片、照片、畫冊來介紹國外的藝術、文化、風俗習慣。充分利用電教手段，組織學生觀看英語教學片和電影等。學生遇到聽不懂的詞，通過畫面的提示會猜出他們的含義。在看過電影和錄像之后，師生之間、學生之間討論和交換意見看法。在情景交融的環境中，學生的思維也會跟著情節走，被動的思維變成主動的思維。另外在課余還可組織學生排練英語小話劇或舉辦英語晚會，讓學生在使用英語的過程中體會中西文化的差異。還可讓學生做翻譯練習，在詞匯的選擇過程中學生會意識到中西文化的差別，長期有意識的訓練會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
2．4在教學過程中。多涉及詞的文化內涵
唐君毅的思想深受黑格爾影響，因而對中國人文思想發掘得似乎不夠通透，表現出比較明顯的唯心論色彩。他認為，一方面，現實環境是精神實現價值的場所，現實環境能夠規定心靈創發活動的形態，甚至可以成為人文活動的桎梏或束縛；另一方面，心靈自我能夠超越自我以外的現實環境。他說：“至于所謂吾人之文化活動，隨吾人所在之現實環境而異，唯是吾人之精神受現實環境之規定，而表現為不同之文化活動。……吾人之主張是：一切謂現實環境決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動者，皆實只是規定而非決定。而決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動者，唯是吾人之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之自身。此依佛教之名詞說，即凡精神自我超越自我以外者，對精神與文化活動之自身，皆為一外緣，而非真因。”[3]7無論是心靈的自我超越還是現實環境的外緣作用，心靈與現實環境的二元關系終歸難以調和，立足于心靈的文化活動，難以逃脫唯心論的指責。同時，以環境與心靈的二元結構闡述心靈自我也遮蔽了中國人文思想的特點。張祥浩批評唐君毅的唯心論傾向說：“因為主觀唯心論直截了當地把物質身體或客觀現實存在，看成是心的作用或心的派生物，而他則把客觀的現實環境看成是人類文化活動的外緣或第二因，把身體看成是托顯精神的消極存在，這是有區別的。但在事實上并沒有本質的不同。”[2]178-179這依然是西方哲學的視角，只不過是西方唯物主義對唯心主義的批判。這種視角同樣遮蔽了中國人文思想中“心”之作用。心物關系如加以分割對立，立足于一方就會遮蔽另一方。唐君毅的人文思想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富有哲理性的現代轉型，儒家思想在富有哲學素養的唐君毅手里煥發出了新的生命力。重視人、重視人文之化感通變是儒家思想最具現代意義的內容，唐君毅以此為契機論述人文關系，無疑找對了論述人文關系的“中心觀念”。唐君毅總結人文關系說：“一切學問亦皆人之為人之學之一章。此之謂一切學問之攝末歸本。”[5]87將學問各科理解為“為人”之學，并以成就人作為學問之“本”，唐君毅攝末歸本的人文思路有力地沖擊了科技理性的西方思維，為人文學的研討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人文序列：經由西方進入中國的群科排序
人文序列是人文學者對人文群科的排序與定位。唐君毅非常重視人文群科之間的序列問題，一方面，他從人的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群科之次第，另一方面，他論述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分際，這兩方面的排序思路深受西方思想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在于“順”著西方講，而在于以傳統思想為資源“逆”著西方講，體現出唐君毅既接受西學又試圖超越西學的中西學會通特點。唐君毅從人之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學術的序列。唐君毅認為人文學術即是為人之學術，他說：“一切學術思想，都是人的思想，一切文化，都是人創造的。因而一切文化之精神，都是人文精神。討論任何種之學術思想，都是討論一種人文中之思想。”[6]1從人的角度論述人文學術，學術既是“人為”的學術，也是“為人”的學術，學術是人在世界中的緣構，也是人實現自我價值的平臺，如果人缺乏道德精神，學術建構亦不可能。唐君毅說：“故人之道德精神，如果建立不起，緣之而使當然理想、客觀價值意識、歷史精神，皆不能向上提挈，而向下降落崩壞，則無一人生之活動或社會文化之建設，能真實成就。”[5]70唐君毅批評了西方重視抽象概念的學術傳統，他認為西方學術觀念“是以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學問，愈在學問世界中，居更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邏輯、數學、幾何學或第一原理的哲學，被認為一切學問之本。”[5]71西方學術重學（真理）重術（技術）而忽視了學術與人之間的親緣關系，唐君毅反其道而行之，強調學術與人存在在世的緊密聯系，并以此為依據重訂了各種人文學術之高下次序：“一、為人之學，二、歷史，三、文學藝術之學，四、哲學，五、社會科學，六、自然科學，七、形數之學與邏輯”[5]72。唐君毅認為，人成為人是人成就一切事之本，一切人皆須為人，一切學問皆是成人之學問，因此，為人之學居人文學術之首位。人為本，學為末，為人之學攝末歸本；人為道，學為器，為人之學道器合一；人為體，學為用，為人之學體用不二。唐君毅的人文序列凸顯了學問世界與人的親緣關系，批判了西方人文序列將人抽象化、概念化的傾向，從而將人文學術重新奠基在“人”的大地上。
唐君毅還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術的序列做了新的闡發。唐君毅論述三大學科群的出發點依然以人為中心，他認為三大學科群的分際是人看事物的不同觀點和態度。在這三種態度與觀點中，人文學術能夠自覺回顧和反省自己的反應、感通、行為，并能攝入人所面對的自然社會之事物，因此，人文學術是人之心靈與精神的學術，是人對自己行為之表現的學術，她與人之關系最為密切，應當居于人文序列之首位。反之，自然科學將對象作為離開或外在于人之主觀行為與精神來認識，是一抽象的普遍者，因此，自然科學只是人看事物的一種態度或觀點，并不能取代社會科學和人文學術而獨居首位。三大學科群中，自然科學的地位還在社會科學之下。通過對三大學科群的重新定位，唐君毅提出在人文學術中重建人的主體意識的構想。唐君毅認為，此時代的學術思想過分崇拜抽象普遍者，忽略了人生之具體存在。以人之存在為中心的人文學術恢復了人在學科群中地位，重新提出了學術對人心人情的感通要求，彰顯了學術活動所蘊含的人之價值。以人之存在為中心的人文序列具有融通性和開放性，這體現在唐君毅對非人文、超人文、次人文和反人文思想的認識上。唐君毅認為：“人文思想之發展，一方由人對于人文本身，逐漸加深加廣的思想，同時亦即由人文思想與非人文、超人文、反人文等思想，互相發生關系，而相依相涵或相反相成以發展。在此發展歷程中，我們可以看見非人文的思想之擴大人文思想的領域，超人文的思想之提升人文的思想，次人文的思想之融會于人文的思想，即人文的思想之不斷以新形態出現，以反反人文之思想。此相續不斷的人文思想發展歷程中，便顯出一種人類之精神的向往。此種精神，我們稱之為人文精神。”[6]3可見，唐君毅認為人文精神是通過反反人文思想而不斷前進，這是黑格爾式的進化論。我們認為，人文只是人類精神活動的成果之一，人文能夠澄澈、凈化非人文思想，但不能取代非人文、反人文思想，人文與反人文思想之關系走在相互涵攝的路上，而不一定是進化論式的“前進”。欒棟曾對人文學科、自然學科與社會科學三大學科群的關系做了論述：“從本質上來講，人文只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動力之一，而不是唯一動力，人文有賴于自然力、科技力量的協調作用才能演奏出美妙的樂章。反之亦然，自然力和科學力量也只有在人文力量的導引下才不至于走入歧途。與之相對應，強調人文學科的重要性不等于忽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學科。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三大學科群的通力合作和相互涵攝是文教與科學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7]33以涵攝化感論人文學科，突出了學科群之間的根脈勾連，強化了學科群之間的內在互化，有利于促進三大學科群之間的良性循環。唐君毅對人文群科的重新排序凸顯了中國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也為儒家思想的現代開發提供了新的思路。儒家思想與西方哲學原屬平行發展的文化系統，在西學東漸的語境下，儒家傳統思想受到了西學的沖擊，曾經被視為應該打倒的對象。唐君毅以西學反觀中學，力圖從中學中挖掘出西方傳統曾經關注過的“問題”，并立足中學彰顯出中國文化迥異于西方文化的“視域”，這種經由西方進入中國的工作思路開發出了儒家思想的現代特征。
二、人文平視：會通中西學的方略
以道德理性開發儒家思想和以儒家“立人極”重新排序人文群科體現了唐君毅人文平視的中西學會通方略。唐君毅認為，當前世界各種文化正處于沖突融合之中，人類文化發展到了現在，應當是把整個人類文化當作一體看的時候了。平視是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模式的反撥。平視的前提是中西文化各有特色，而其最終目的是促進中西文化的融合，從而為世界文化的未來發展勾畫理想藍圖。人文平視是唐君毅針對中西文化的差異與融通而提出來的文化交流舉措。當今世界文化之間的交流錯綜復雜，人類文化正在走向“由分到合”的之路。據此，唐君毅深入剖析了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并對中西文化之間的融合提出了“平視”的設想。唐君毅認為，西方文化之特殊精神有四目：一為向上而向外之超越精神；二為充量客觀化吾人之求知的理性活動之精神；三為尊重個體自由意志之精神；四為學術文化上之分途的多端發展之精神。[5]71此四目特殊精神重在文化之超越性，其“光輝乃為向外照耀、向外探求”，因此西方文化精神貴在學問的超越性與抽象性。唐君毅說：“照由西方傳來而流行于現代中國之一學問觀念，是以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學問，愈在學問世界中，居更高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邏輯、數學、幾何學或第一原理的哲學，被認為一切學問之本。”[5]71這種文化傳統貫注于西方文化的發展歷程，臻于近代而成型，唐君毅在分析形成西方文化精神的外緣條件后，對近代西方文化作了總結評述：“近代西方文化，由無數民族之戰爭與商業關系而生之文化接觸以形成，故亦特富一向上向外之超越精神，與尊重個體性之自由意志之精神，重概念之分解之理性活動之精神也。”[6]6這些精神內涵正是中國文化所缺失的。中國文化是以農業為主導的反本復始型文化，反本復始與向上向前向外“不能不謂之兩種精神”。至此，唐君毅概括了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與根本性差異，這兩種文化類型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從而為文化之間的平視奠定了基礎。
平視即平等互觀，承認異“我”之他種文化存在的價值及其對“我”之反觀意義。唐君毅認為，在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存在著兩種不健康的心態，一為自上視下，二為自下視上，此兩種心態皆有所蔽。他說：“在過去的中國，直到清末，曾以自上而下的卑視的眼光，看近鄰夷狄，與近代洋夷之文化。在中古時期，回教與蒙古民族之鐵蹄，皆曾橫掃歐亞。而近代的西方人，則又憑藉其武力經濟力，科學技術，以征服世界為殖民地。現代不少西方學者，以西方文化系統以外之文化，皆屬于落后之一階段。而近百年來的中國人，亦在吃了軍事上經濟上的敗仗之后，乃改而以自下而上的高攀的態度，去接受西方文化。并自視為落后地區，落后文化。但是我們必須承認：自上視下者不見，自下視上者不明”[8]369。平視是對這兩種心態的反撥，平視的前提是對待異類文化的平等平和心態。文化是族群社會化生活的人化成果，承認異族文化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就是承認一個族群生存的權利。平視在尊重他人生存的基礎上學會欣賞異族文化，學會吸納異族文化。人類文化發展到了全球化時代，必須從過去“滅絕他”的野蠻愚昧走向“吸納他”的開明豁達。唐君毅的人文平視方略盡管不容易實現，但是能夠糾偏返正，不啻為地球上的一縷祥和的清香。平視也蘊含著人文的融通，人文平視的歸宿是為世界文化的未來發展勾畫理想藍圖。唐君毅對未來世界的人文圖景有清楚的勾畫。他認為，西方人文精神注重超人文、非人文的宗教和科學精神，忽視了人文的道德理性，因此，西方人文精神需要中國道德理性的補益。中國人文精神過于反本復始，偏于回歸母位，忽視了人文的超越，需要吸納西方的科學、宗教等超越性的精神。中西文化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文化之間的融通即是吸長補短，多種文化共同營造出人類文化的美好未來。在文化融合的世界圖景中，唐君毅偏重道德理性色彩濃厚的中國文化。唐君毅一貫主張，道德理性是人類文化活動的根本，中國文化是道德理性的人文文化，因此世界文化的主流在中國而不在西方，中西文化融合應該是：“斯則吾人之藉西方之國家精神，以充實吾人之文化精神，而可轉以吾人之文化精神，裁抑西方國家精神，以充達吾人之仁心仁性于天下，而所想望于人類世界之社會文化組織者也。”[9]29中國文化注重人倫、人情、人性，是以人之存在為本位的人本文化，中國文化盡管在近現代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但如能吸取西方文化科學、宗教的超越性精神，中國文化必能在新時代獲得新生。唐君毅對中國文化的推崇，反映出新儒家在傳統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對中國文化的自信與厚愛，也反映了傳統文化在世界文化融合進程中吸納他者的開新與變通。
關鍵詞：三言二拍 翻譯 傳播
明代由馮夢龍編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及由凌濛初撰作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被總稱為“三言二拍”。小說內容豐富多彩,引人入勝,真實而生動地反映了明代的社會風貌,很早就受到國外學者的關注。自16世紀起，“三言二拍”開始了它在英語世界里的文化旅程，期間經歷了不斷被翻譯和誤讀的復雜過程，逐步被接受與肯定，如今在西方受到廣泛的關注和高度的評價。
追溯“三言二拍”在英語國家的譯介歷史，我們大致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
萌芽期：（18—19 世紀）
據今所知，“三言二拍”中的作品最早被譯為西方文字的是《莊子休鼓盆成大道》，《懷私怨狠仆告主》，《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三篇，首見于1735年法國巴黎出版的《全志》（迪哈爾德主編），它們也是中國小說中最早被譯為西文的作品。而“三言二拍”最早的英文版本正是通由這個法文版所譯成的,這正好驗證了比較文學流傳學中循環式圓形影響研究里關于異質文化圈的流動圖的第一種方式：“英國人通過法國認識中國文化的交叉式間接影響模式”。
復蘇期 （二十世紀前半葉）
進入到二十世紀，英語世界中的“三言二拍”研究呈復蘇，升溫的趨勢。一方面，譯文選篇的數量增多，涉及面增廣；另一方面，關于“三言二拍”的研究著作也在西方相繼問世。先說第一方面，之前的譯文都是零散的穿插于各種故事集中，出現在介紹中國文化的書籍中。而在二十世紀的初期，就出現了由豪厄爾編譯的《今古奇觀：不堅定的莊夫人及其他故事》。在這本書中，一共收錄了六篇作品，并配有插圖，在序言部分對《今古奇觀》的作者和成書情況都做了介紹。這樣獨立完整的譯本出現，在英國文學界引起了更多的關注和重視。與此同時，作為文化輸出國的中國譯者以及文學家，也介入到了“三言二拍”的翻譯活動中。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在1957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名妓的寶箱：中國10-17世紀小說選》一書中，共譯了“三言二拍”中的二十篇作品。至于第二個方面，西方學者對于“三言二拍”的研究著作，最早出現在二十世紀的中期，并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有了一些專題論文發行。
豐收期（20世紀70年代—至今）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英語世界里的“三言二拍”研究進入到了一個全面豐收的時期。我們同樣從兩個方面來進行分析。在作品翻譯方面，出現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的全譯本，而《醒世恒言》的全譯本也正在進行中。著名漢學家韓南教授的譯本(Falling in Love: stories from Ming China)，在學術和研究的價值方面都達到了頂峰，堪稱經典。在學術研究方面，從七十年代開始，可以說是英語世界里明清小說研究的豐收期，隨著對明清小說整體研究的進展，“三言二拍”的研究也有了重要的發展，韓南教授對此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通過以上的梳理，我們基本能看清“三言二拍”在英語世界里的譯介情況。從時間上看，如果將1736年約翰?瓦茨對于法文版翻譯作品的改寫譯本作為開始，“三言二拍”的英語譯介已經超過了兩個世紀。在這個漫長的歷史中，從無人關注到廣為流傳，“三言二拍”一步步走入英語語境，這正是文化語境起了作用。一個國家特定時期的特定外國文學作品譯介必然受到現實文化語境的制約。當代翻譯學研究者佐哈就提出：“接受文化的社會文學條件部分地選擇了翻譯作品。”具體到“三言二拍”的英語譯介，我認為有幾個顯著特征：第一，文化輸出國譯者的忽略；第二，文化接受國翻譯力量的重視；第三，中西文化交流的發展。
第一個方面：文化輸出國譯者的忽略。通過梳理英語世界里的“三言二拍”譯介史表明，早期參與英語譯介的主要翻譯家多以來華的外交官、傳教士為主，而后期，歐美各大高校的漢學家成為了翻譯和研究的主流。英語世界對中國古典文學中優秀作品的翻譯，大多都得到了中國翻譯力量的支持。例如明清古典小說中的《儒林外史》、《紅樓夢》、《老殘游記》、《聊齋志異》等都有由中國譯者譯出的完整或近乎完整的英文譯本。較之而言，“三言二拍”的英譯主要是通過英語世界的譯者完成，基本都屬于文化接受國自發的翻譯活動，文化輸出國沒有參與。究其原因何在？這與國內學術界之前對“三言二拍”，甚至是整個中國古典白話小說的忽視是分不開的。
第二方面：文化接受國翻譯力量的重視。“三言二拍”小說中的多篇故事都有目的語國家的譯者完成的英語譯本，且版本眾多，廣受好評。韓南教授翻譯的作品：Falling in Love: stories from Ming China更是走進了很多美國大學的課堂，被列為參考書目。這會令大多數中國人困惑：當西方人接觸中國小說時，在國內《紅樓夢》、《儒林外史》已成為絕對經典，但他們卻選擇了“三言二拍”甚至在中國更為被忽略的李漁作品作為翻譯，研究的主要對象，原因何在呢?把中國文化的西傳，和西方對于中國小說的接受結合起來作歷史性的考察，或許可以為上述問題提供某種答案：正是中西不同的審美趣味和價值觀引發了這種差異。首先，“三言二拍”和李漁小說契合了目的語國家的審美趣味。其次，由于譯者處于不同時代背景、不同文化、不同政治話語系統，有著不同的翻譯目的。將一個特定作家、作品介紹到本國，譯者本人必有其對作家作品在文學、思想上的特殊理解，必然對其的翻譯活動產生影響。同時，文學譯介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和接受，而文學接受必然受制于文化語境。只有讀者的期待視野與文學文本相融合，接受和理解才有可能實現。
最后第三方面：中西文化交流的發展。“三言二拍”能夠在英語世界成功地被翻譯、研究，與二十世紀日益密切的中西跨文化交流活動相關。十九、二十世紀，隨著西學東漸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中國古典文學亦隨著文化交流遠游域外。“三言二拍”的英譯就此經歷了一個由淺而深，由零散而系統的發展過程。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反映出現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斷豐富和深入。中國學術界對于古典白話小說及其研究起步較晚，且相對于詩詞，戲曲來說不夠重視，但由于韓南教授及一大批外國漢學家對此做出的卓越貢獻，使得西方學術界，甚至東方的研究者都更加關注中國古典白話小說。這一點不僅體現在“三言二拍”的研究方面，也體現在其他一些被中國學術界長期忽視的古典白話小說上。
參考文獻：
［1］ 曹順慶《比較文學論》，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
關鍵詞：近代；新教傳教士；本地化基督教；文化推廣；策略
中圖分類號：B97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29-0143-03
宗教是一種文化現象，因此也是一種文化傳播活動。然而，文化傳播從來都不是順暢的，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的國度傳播不同質的文化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了使那些“尊孔”、“祭祖”及“崇拜偶像”的中國本土的當地人接受基督福音，傳教士們分別采取了一些“措施”、“策略”，來迎合當地的社會文化環境，即本土化基督教推廣。本文以伯格理在石門坎區傳教為個案，具體研究分析了近代來華新教傳教士的本地化基督教推廣策略及其影響。探討近代新教傳教士在本地化基督教推廣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有助于我們加深對中國近代基督教史的認識，對近現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基督教本地化推廣的理論依據
評估某種文化的高低、好壞、風俗習慣的鄙陋與否，不應該以評估者自身的文化標準好惡來衡量這種評判文化的標準和觀點，而應該從該民族的內在文化法則和文化背景上來理解。文化相對論認為，人類文化可以分為很多形態，而這樣眾多的文化形態并不是由單一的人類文化進化而來的（也就是說不存在人類文化的進化階段），而是在異質環境下產生的異質文化形態與文化模式，而且該文化形態是與其所關聯的環境相適應、相協調的，所產生的價值取向也是從該文化形態所處的環境中產生的。所以每一種文化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獨特性與合理性，與其他異質文化不存在高低之分。同時每一種文化都有獨特歷史繼承性的特點。所以一個有著自己獨特文化的民族在接受其他文化時往往懷有較強的抵觸情緒。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的儒家文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所以傳教士在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國傳教必然受到當地人的抵觸。伯格理在石門坎區傳教很尊重石門坎區文化，使基督文化與苗區文化和諧共存，成功實現了本地化基督教的文化推廣。用文化相對論分析本地化基督教的文化推廣活動對于研究現代跨文化的交流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二、影響本地化基督教推廣的因素
1.落后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貧困是造成宗教傳播的社會基礎。然而在石門坎這一落后地區，面對一貧如洗的群體，貧困的生活使傳教士的傳教工作變得輕而易舉。所以，石門坎區落后的社會經濟條件使傳教士的本地化基督教推廣能順利進行。在英國傳教士柏格理到來之前，石門坎不僅經濟上貧窮，文化也十分落后。但是這恰恰成為宗教傳播加速的催化劑。石門坎苗區落后的經濟社會條件促進了伯格理在當地的基督教文化推廣。
2.中西傳統文化差異性。歷經千多年的風雨洗禮儒家思想在中華大地上已經根深蒂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國人會對外來的事物懷有敵意，而且這種懷疑和敵對是必然的。所以要在中國傳播基督教必須先把基督教中國化，通過這種方式新教傳教士才能在使當地人接受基督福音。所以年輕的柏格理在1887年來到中國偏遠的西南城市昭通開始傳教時并不順利。每當他和同伴行走在昭通街頭，就會立即成為居民好奇的對象，被孩子們追隨、被大喊“洋鬼子”及令人不快的一些稱呼。因為當時的中國民眾對西方人各種不滿，所以讓他們去接受基督教更是不可能的。中國的現狀使得來華傳教士不得不考慮通過中國化基督教的方式來向中國人傳播基督教。
3.傳教者主體特征。本地化基督教推廣除了與中西文化差異有關外，也與傳教者的主體特征有關：第一，傳教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傳教者都來自于資本主義的國家，并且傳教士大都學歷高，他們本身就是先進文化的攜帶者，所以他們的到來其實就是一種不同文化的滲透。這樣的背景使傳教士傳教的同時也把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帶到了中國，同時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理解中國文化并且適當改進文化。第二，傳教士對宗教本身的虔誠信仰和執著追求推動了文化交流的發展。傳教士是一特殊的群體，他們懷抱信仰，熱衷于把上帝的福音傳遍全球，拯救人們的靈魂。自1904年，基督教傳入苗族地區，伯格理克服種種困難扎根貴州石門坎，并為當地的西式教育和醫療事業做出奉獻，基督教為苗族帶去了文字、文化和文明。創制苗文雖然最初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翻譯圣經和閱讀圣經，但后來卻促成了苗族文化的復興，使苗族人擺脫了千百年來沒有文字的歷史。
三、本地化基督教推廣策略和措施
關鍵詞：中國文化失語；比較教學；英語專業課程；跨文化交際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26-0186-03
當今世界各國間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對于英語專業的學生而言，了解和學習西方國家文化是必要和必須的。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的交流日益廣泛，在英語專業的課程教學中，文化教學的重要性突顯出來了，英語教學的目的不僅僅是培養學生的英語聽、說、讀、寫、譯等五大基本技能，也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語言學習的過程，而是一個文化的吸收和傳播的過程。英語教學中的“中國文化失語”現象，即中國英語學習者在跨文化交際中無法用英語表達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失語”現象反映出英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片面性，重視目的語文化的吸收，而忽視了源語文化的傳播。
一、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通過語言來表現。因此，學習英語的過程就是了解對象國文化和傳播本國文化的過程。語言都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礎上，并通過語言來表現文化。古德諾夫在《文化人類學與語言學》中是這樣論述語言和文化的關系的：一個社會的語言是該社會的文化的一個方面，語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體的關系，語言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現在：它是學習文化的主要工具，人在學習和運用的過程中獲得整個文化。
海姆斯（D.Hymes）于1972年提出“交際能力”這一概念，促使外語教學的目標從“語言能力”擴展到“交際能力”，進而發展成為“跨文化交際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對于外語學習者來說，他們所要掌握的不僅僅是一門外語的基本語言知識，而且還要領悟該語言所包含的文化底蘊，這樣才能具備較高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我國現代大學英語專業教育則更應當重視了解西方文化和傳播中國文化，要在大學英語教學中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塑造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筆者認為，語言教學應當涵蓋三個部分的教學內容，即“語言知識教學”、“目的語文化教學”、“本族語文化教學”。只有兼顧語言知識和文化知識的講授，學生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掌握一門外語；只有對目的語文化知識與本族語文化知識相比較教學，使學生真正運用英語語言文化的思維方式來闡釋中國文化，學生才能真正成為文化的橋梁。
二、“中國文化失語現象”與當前英語教學的誤區
隨著偉大祖國的日益強大，漢語和中國文化也在不斷地影響英語語言的發展，中西文化的差異對英語教學也有著積極的影響。上個世紀的英語教學側重于將西方文化引進來，而時間進入21世紀以來，國內英語教學的一大發展方向則是要運用英語將中國文化傳播到全世界。從13世紀馬可?波羅的游記開始，中國這個神秘的東方文明古國就一直吸引著西方社會，但長時間的語言不通，使得中國文化出現了“失語現象”。如今90后的學生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中成長起來，他們對西方文化的熟悉程度似乎已經超過了對老祖宗留下來的中國文化的了解，這無疑是過分強調對英美國家文化的學習而忽略中國文化的輸入造成的。
1.教學目標。教育部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明確指出，21世紀是一個國際化的知識經濟時代。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決定了21世紀我國高等學校英語專業人才的培養目標和規格：這些人才應具有扎實的基本功、寬廣的知識面、一定的相關專業知識、較強的能力和較高的素質。也就是要在打好扎實的英語語言基本功和牢固掌握英語專業知識的前提下，拓寬人文學科知識和科技知識，掌握與畢業后所從事的工作有關的專業基礎知識，注重培養獲取知識的能力、獨立思考的能力的創新的能力，提高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和心理素質。《大綱》在教學要求中明確提出，學生應對中國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有較扎實的漢語基本功。但在課程設置中，大部分高校偏重西方文化的引入，開設了大批諸如《西方文化入門》、《英美社會與文化》、《英美文學》的課程使學生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然而，涉及到漢語及中國文化的課程較少，對于中國文化的英文介紹卻鮮有涉及。這使得許多英語專業的畢業生在對外交流時，無法流暢地用英語介紹中國文化。
2.教材。目前高校英語專業使用的大量教材都選自英美原版出版物，教師給學生布置的課后閱讀任務也大多是英語的原版文學作品，其中中國文化含量幾乎空白，在培養學生英語思維的同時，忘卻了中國文化的英譯，學生無法從教材中學習中國文化的英語表達，大量的語言材料的輸入才能使學生有較為自然的語言輸出，教材中對中國文化的提及少之又少，學生在真實的跨文化交流的環境中必然出現中國文化失語現象。大批學者辛勤地引入西方文化，翻譯西方經典，然而能將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著作很好地介紹給西方的譯者卻屈指可數。
3.教學方法。在教師的引進中，大部分英語專業的高校更愿意引進“海歸”，認為有著海外生活學習經歷的教師更能勝任英語專業的教學任務，教師在課堂講授過程中也只局限于課本和西方社會現象，而很少聯系中國文化和當前中國社會，更不注重教授這些內容的英文表達。教師在理解教學方法時也有一定的誤解，教學大綱中對人才培養的目標是跨文化交際的人才，絕不是僅僅從語言角度教文化，單純地引入西方文化，而應是從文化的角度教語言，考慮和兼顧英漢兩種語言及其所代表的兩種文化的相互交流。
由此可見，“厚此薄彼”是當前英語教學中的一大癥結，在具體的英語專業課程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充分考慮到中西文化的比較問題，使學生了解不同的文化決定了不同的價值觀念，而不同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又構建了不同的認知方式，形成彼此不同的交際風格與言語行為模式。在“引進來”的同時也應當考慮“走出去”。從而啟發學生建立全景式的文化認知，明白彼此交際規范、詞法、句法等方面的不同，這樣有助于幫他們擺脫交際化外語學習中的困境，使學生能真正地運用兩種語言進行跨文化交際。
三、從比較教學的角度消除“中國文化失語”現象
當前我國英語專業課程的文化教學中存在著的三大誤區：文化教學與語言知識教學相脫節、文化教學內容中凸顯“文化定式”、文化知識的測試評價體系不健全。這三大誤區均涉及到中西文化的比較，因此，筆者嘗試從比較教學的角度來消除“中國文化失語”現象。
1.進行與本土文化結合的英語專業課程設置。消除“中國文化失語現象”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改善與本土文化結合的英語課程教學設置，使之成為一個跨文化、跨語言的課程，從而解決大學英語教學中存在的母語文化失語現象。如果在課堂上便將母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互動性地傳遞與積累，不僅能夠提高學生對母語文化的意識與興趣，更能夠健全學生的知識解構，同時將本專業的知識與經驗與目的語結合，能夠更好地促進學生對本專業的研究和考察。例如，在精讀課上，可以結合文章內容，在遣詞造句、篇章結構等方面融入漢語文學的相關知識；翻譯系列課程中可以開設《中國文學作品英譯技巧》之類的課程，或是在翻譯課程中選取一些中國經典文學作品讓學生在課堂內體會中英語言和文化異同，提高表達的準確性。
2.中國傳統文化導入和滲透。學生通過中西方傳統文化的比較和對比，能更好地理解兩者的異同，克服不同文化差異帶來的交際障礙，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同時也能清晰地認識和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從而加深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能夠用英語流利地表達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思想精髓，有利于更好地傳播中國文化。例如，在介紹西方傳統節日時，可以提前讓學生檢索資料，用英文介紹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等中國傳統佳節，可以邀請外教在課堂上進行現場提問，幫助學生更準確地傳遞文化信息。這使學生有更多的機會運用英語交流，從而減少“高分低能”帶來的“聾學生、啞英語”現象，增進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感，更好地繼承和發揚中國的傳統文化。
3.改革和完善文化測評體系。2004年新版的《高校英語專業八級考試大綱》規定，取消快速閱讀，取而代之的是人文知識，或者叫作文化常識（General Knowledge）。從考試大綱看，人文知識主要指英美文學、英語語言學和英語國家概況三個方面，具體包括語言、文學、歷史、地理、文化、宗教等基本文化知識，三大板塊分別所占的比例大致為：文學30%，語言學30%，史、地及文化知識40%。新大綱對增加的人文知識有說明，要求考生能基本了解主要英語國家的地理、歷史、現狀、文化傳統等；能初步具備英語文學知識；能初步具備英語語言學知識。測試目的為“測試學生對主要英語國家社會與文化、英語文學與英語語言學基本知識的掌握程度”。由此不難看出，新大綱把英語專業學生對英語國家文化知識的了解納入了測評體系，但時至今日，對于本土文化的掌握程度未被納入測評。在這一大綱的指導下，國內開設英語專業的高校紛紛加大了英語文化課程開設的比例，但有關中國本土文化的英文書面表達和口頭表達并未能引起相關高校的重視。若各高校能在英語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和英語專業的人才測評體系中完善對于中國文化英譯的測評，“中國文化失語現象”將能得到很大的改變。
跨文化能力是語言運用能力的基礎，語言能力和語用能力是跨文化交流能力最直接的體現。中西文化差異是我們提升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主要障礙，同時也是關鍵的突破口。只有抓住這個突破口，不斷深入中西文化差異比較教學，不單把西方先進文化引進來，更要把中國經典文化傳出去，從而真正消除“中國文化失語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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