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8-16 07:40:5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農民教育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廣大農民紛紛進城務工就業。隨之而來的人口遷移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尤其是農民工流動子女教育問題日趨突出。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不僅耽誤孩子們的青春和前途，將來很可能出現結構性失業，更嚴重的是長此以往，在未來的一定時期內我國的人力資源儲備受到嚴峻挑戰。因此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亟待引起各方的重視。
本文在大量搜集材料的基礎上，首先分析了農民工流動子女這一特殊群體的生活狀態和就學狀態；其次，農村的經濟基礎、教育體制、戶籍制度、農民工自身的經濟收入、觀念和文化素質、農民工流入地學校的接受能力和學生自身的適應能力等各個方面分析了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成因；最后，從觀念、體制、社會態度和政策舉措等方面上提出了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相應的措施和建議。
農民工流動子女的教育問題，是全社會不可忽視的一個問題，因此，黨和國家及各級政府應從戰略高度、從整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角度，鼓勵和支持流動人口和農民工子女進城上學，并為他們創造一切可能的條件。在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下，在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在各有關部門各項政策不斷完善的情況下，這個問題一定會得到妥善解決的。
關鍵詞農民工；流動兒童；教育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圍繞解決“三農”問題和增加農民收入，全國各地大力發展勞務產業，廣大農民紛紛進城務工就業。隨之而來的人口遷移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尤其是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日趨突出。在我國城鄉之間，每天流動著上億農民工。在這些農民工的身后，有數千萬未成年的子女。他們是父母的希望也是祖國的未來。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耽誤的不僅僅是孩子們的青春和前途。隨著城市發展進程的加速，農民工的素質將會出現下降的征兆，將來很可能出現結構性失業，更嚴重的是長此以往，在未來的一定時期內中國的人力資源儲備受到嚴峻挑戰。因此，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亟待引起各方重視。
一、農民工流動子女的教育現狀
(一)關于農民工子女稱謂的界定
對流動于城鄉之間的農民及其子女，人們給了不同的稱謂。目前，關于城市農民的稱謂多達十多余種：流動人口、外來人口、流入人口、外來流動人口、暫住人口、外來務工經商人口、盲流、自發遷移人口、流遷人口、暫時遷移人口、農民工、民工等等。上述一些稱謂存在著明顯的社會歧視和偏見。而對于他們的子女，稱謂也比較模糊，這種稱謂和概念上的模糊和混亂，容易造成管理上的真空和困難，同時也不利于這一特殊群體的權益保護。2003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教育部等六部門《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中，則統一稱為“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
流動兒童少年是指隨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在流入地暫時居住半年以上的兒童少年。而通常所說的“農民工子女”特指那些在城市工作和居住但未取得城市戶口的農民的子女，他們也屬于流動兒童。
(二)農民工子女的規模和結構
關于目前我國農民工子女的數量和結構，主要是基于微觀調查和宏觀估算，缺乏精確的統計。從宏觀來看，我國流動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的10％，且絕大多數流動人口正值生育高峰，家庭流動也占有相當比例，這使流動兒童群體日益龐大，有調查顯示，在一些大中城市里流動兒童已占兒童總數的30％～40％。2003年11月，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和全國婦聯根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推算：我國流動人口規模已超過1億人，其中18周歲以下的流動兒童有1982萬人，占全部流動人口的19.37%。0到14歲的兒童已經超過1410萬，占全部流動人口的13.78%以上。但是，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工子女僅僅是他們在城市的兒童或者在城市入學的兒童，而非其“全部”子女。除了這些已經進城的“暫居兒童”之外，事實上還有數量更多“留守兒童”仍然滯留在家鄉。據推算，全國進城務工農民工子女至少有7000萬以上，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的教育問題是值得全社會關注的問題。
(三)農民工子女的兩種生活狀況
對于進城務工的農民家庭，孩子的生活狀態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負擔不起城市里高昂的生活支出和教育支出，只能將孩子們留在家鄉，或由祖父母監管，或寄宿其他親戚家，我們稱之為“留守兒童”或“空巢兒童”，從對“留守兒童”的專門調查來看，父母不在身邊對“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行為方式及學習成績有較明顯的影響。尤其是不少舉家外出打工的農民，其子女大多是交給爺爺奶奶或請他人照料。而爺爺奶奶一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不可能輔導小孩的學習，加之爺爺奶奶對孫子、孫女的溺愛，他們更加放任小孩；即便是管教，也存在交流、溝通上的“代溝”問題。正如一些老師所反映的那樣，這些留守孩子不好管，回到家里又沒人管，放學后往往在外面玩，在外放任自流，沒有約束力，拉幫結伙，思想方面不單純。除了留守孩子的心理缺陷、行為偏差以外，缺乏管教的子女也時常發生安全問題。事實上，農民工最大的愿望不僅是能賺更多的錢，也希望子女進城上學，受更好的教育，“更有出息”。將子女留在家鄉上學也“是不得已的辦法”。
另一種是為了更好地照顧孩子，讓孩子跟在父母身邊在城市里不停地輾轉流動，我們稱之為“流動兒童”。這兩種模式下的兒童都面臨著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成為社會的社會弱勢群體，而本文主要討論后者的教育問題。
(四)流動兒童的就學狀況
1.農民工流動子女，即流動兒童輟學現象嚴重，相當一部分流動兒童得不到相應的教育機會，被迫或主動放棄了受教育的權利。3到6周歲流動兒童入托率低于城市戶籍兒童；6周歲兒童中有46．9％沒有接受入學教育；超齡現象也比較嚴重，有近20％的9周歲的孩子還只上小學一、二年級，13周歲和14周歲還在小學就讀的占相應年齡流動少年的31％和10％。另外，在學兒童的“童工”問題也比較突出，在失學的12到14周歲的流動兒童中，有60％的人已經開始工作。
2.“流動兒童”的入學呈現倒“U”型結構。據不完全統計，在石家莊市務工經商的流動人員達30萬，其中流動兒童近6萬人。從對省會石家莊市的調查中顯示出，小學階段入學率很高，可達到98.5%，同本地兒童相應階段的99.1%相比，幾乎沒什么差別；隨著年齡的增長，流動兒童入學率明顯降低，最低可至88%.這表明，隨著年齡的增大，流動兒童中失學者的比例逐漸提高，農民工子女的入學率呈現倒“U”型結構。
3.在公辦學校就讀的農民工子女的心理問題日益嚴重。進城務工農民大多工作不穩定、流動性大，有的臨時租房居住，沒有固定場所；有的居住地離學校較遠，學生上學不便，學校與家庭聯系不便，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不能很好地結合，學生脫離父母監護的問題非常突出，課余時間及往返學校途中學生的人身安全沒有充分保障。此外，農民工子女往往存在很強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內向，不容易與同學和老師溝通。由于農民工子女介于城市和農村這兩個群體之間，他們無法在短時間內適應城里的生活，也不愿意再回農村，孩子因為父母的流動性大多頻繁轉學，使一些農民工子女錯過了最佳受教育的時期。所以，他們最后形成的價值觀念即人格核心，往往會出現一些問題。
4.民辦學校境況堪憂。目前一些適應普通農民工子女上學要求、費用低的簡易民辦學校發展很快，但是由于資金的匱乏，其辦學條件相當惡劣，學生安全和辦學質量都沒有保障。這類學校的辦學者多為初、高中畢業生，其目的多以營利為主，授課教師多數是從勞動力市場招募的人員。此類學校有許多根本沒有注冊登記，校舍多由民居、倉庫改建，教室昏暗、狹小、通風差，消防隱患十分嚴重。除此之外，很多農民工子弟學校缺少合法的辦學手續，處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狀態，在倒閉邊緣苦苦掙扎。
5.雖然教育部門三令五申要求各公辦學校要一視同仁，但實際上高收費這道無形的門檻依然存在。目前教育部雖然已經出臺政策取消“借讀費”、“贊助費”等費用，但各地政府依然通過各種渠道向農民工子女收取1000到3000元不等的高額入學費用。有些地方雖已取消了各項額外收費，但每個學期幾百元的書費和學雜費對于收入并不高的農民工家庭來說依然是個不小的數目。
二、農民工流動子女教育問題的原因分析
農民工流動子女教育問題的出現，是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不合情是因為青少年應當上學；不合理是我們國家的起步是在農村，而現在最落后的反而是農村；不合法是剝奪農民工子女上學，與《義務教育法》不符。經過分析，問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根本原因在于農村經濟滯后，薄弱的經濟基礎決定了當前的教育現狀
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和國家政策上的傾斜，導致城市和農村的發展極度不平衡。甚至可以說，我國城市的發展是以犧牲農村和農民的利益為代價的。即使是在今天，我國城市的快速發展也是以一部分農民不能享受正常的城鎮化進程為代價換來的。如2002年中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由2001年的2.81∶1擴大為3.11∶1，整體收入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6，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城鄉收入的極大差距引起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大量涌入，也引起了農民工子女入學難問題的發生。試想如果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與城市居民持平，那么農民工子女問題肯定不會陷入目前這種尷尬的境地。如果城市居民能夠對此給予理解和支持，將有助于消除兩者之間的隔閡。城市居民在享受現代科技帶來的物質文明的時候，也注重農村的發展，將農民工的權益和要求也納入考慮范圍。這樣，對于解決農民工流動子女的教育問題會有很大的積極作用。
(二)政府的原因
教育屬于公共產品，理應由政府出面提供。因此當農民工子女教育出現問題時，政府要負主要責任。目前政府在很多方面的政策措施限制了農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權利，剝奪了其受教育的機會。
第一、義務教育體制不完善。自1985年以來，我國義務教育體制經過三次改革：即“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在國務院領導下，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在國務院領導下，地方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三次改革，都始終堅持著“地方負責，分級管理”，正因為如此，導致了“城鄉分割”的局面。目前我國城市少兒的義務教育費用基本上由各級政府負責，而農村的義務教育費用則由鄉鎮政府以教育統籌的形式向農民征收，相當于農民自己掏錢解決義務教育問題。這樣，農民工離開農村后，流入地的城市財政在義務教育經費中沒有包括這筆經費，從而使我國義務教育體制出現了一個真空地帶，實際受害的只能是農民工子女。
第二、現行戶籍制度與人口流動需求不相適應、不夠協調。進城務工農民工子女上學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從根本上說，是現行的不合理的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造成的。中國的“二元”結構戶籍制度承載了太多的附加功能，戶口簿不僅是一種身份的體現，更是一種資源享有權的確認。進城務工農民雖然在城市工作、居住和生活，但他們難以獲得所在城市戶口，不僅他們本人，包括他們的子女也難以享受城市市民的待遇。農業戶口和城鎮戶口享有不平等的權利，從而造成人民在事實上的不平等。這導致了農民工子女就地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讀費和贊助費，使本來經濟拮據的農民工家庭承擔著沉重的教育成本，使得一部分農民工子女不能平等地享受教育資源，有的甚至被迫輟學。
第三、教育資源浪費現象嚴重，在供給方面存在地區性差異。目前許多農民工通過“朋友介紹”或“媒體報刊獲悉”為其子女在城里聯系學校，而通過教育部門入學的很少，由學校主動聯系的就更少之又少了。這就是說，在教育資源的利用上，農民工很少利用政府為其提供的資源和渠道，而相應的教育部門也沒有主動發揮好自身的作用，沒有主動擔負起自身的社會責任。這表明農民工流入地還沒有充分利用社會資本為農民工子女教育服務提供便捷的信息渠道，這無形中增大了農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過程中的社會交易成本，給社會帶來很大的損失。另外，教育資源的地區性差異現象十分明顯，在有些城市學校已處于飽和狀態，入學機會很少；而在有些地方情況卻恰恰相反。這些城市都存在供需上的不平衡，但由于地域的限制，使得有些地方教育資源不能很好利用，而有些地方卻存在教育資源短缺的現象。
第四、農民工流入地政府的一些做法有待改善。首先是認識上的問題。由于加入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流入地政府既要考慮增加財政支出，也擔心會降低本地的教育水平，所以，為了不影響地方政府的政績，在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時，把農民工的貢獻排除在外。另外，接受農民工子女就學會導致農民工家庭的集體進入。這意味著城市政府還要考慮解決由此帶來的住房、社會保障、就業等問題，乃至會增加城市公共設施的壓力。其次是深層次的體制矛盾。農民工子女就學關系到我國城鄉分割的義務教育體制。大批外地民工進城勞動，不僅為當地創造了財富，也提供了稅收，并推動了整個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他們有權享受當地的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城市的義務教育資源不僅屬于城市居民，也屬于那些未能獲得居民身份的所有農民工，不能將他們排除在外。正如長春市一位市長所言，“農民工在所在城市納稅，有權享受國民待遇。在農民工所繳稅款中，已包含教育行政事業性收費，因此不應讓農民工再額外承擔不合理的教育支出。”
(三)農民工自身的原因
其主觀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經濟貧困。農民進城后，有的工作和收入比較穩定，有的工作和收入不穩定，且收入普遍偏低。長期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往往家庭計劃生育狀況較差，幾乎都是兩個以上孩子。收入低，人口多，馬馬虎虎度日都相當困難，更沒有節余支付孩子的學習費用。二是觀念落后。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希望孩子通過讀書的方式改變父輩貧困、落后的狀況，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工認為讀書沒有什么用，他們認為時下城里的工人紛紛下崗，大學生畢業后找不到工作，他們的孩子即使讀了書，今后未必能在城里找到合適的單位，與其這樣浪費錢財，還不如讓孩子早點學做生意，多賺些錢，為結婚成家做好準備。三是文化素質低下。城市里的大部分農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質較低，也不懂得教育孩子的藝術，家里也沒有營造適合孩子讀書的基本環境。孩子學習成功與否，與家長的素質有著緊密的關系，如果家長對教育不重視，或家長不具備教育孩子的條件（包括文化素質、心理素質、道德素質等），孩子的學習狀況幾乎都不理想。這樣，就導致了由于學習受到極大困難而不得不中途退學的結局。
(四)農民工流入地學校的接受能力
學校的對農民工子女的接受能力涉及基礎設施、師資力量以及財政能力三個方面。從城市學校來看，近些年來，雖然有些學校具有接受農民工子女入學的條件，但是，由于城市公辦學校通常分散在各個城區，而打工人員卻聚集在城市邊緣的城鄉交界帶，區域內的公辦學校資源相對緊張，造成公辦學校無法接收全部打工人員子女借讀。
接收農民工子女的城市學校的師資力量在整體上是好的。不過，部分簡易民工子弟學校中的師資情況則令人擔憂。以情況較好的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學校為例，該校的教師主要是招聘剛畢業的大專、中專、高中畢業生，其中80%左右是從外地招聘來的，在教師中經過專門練的只有25%左右。招聘的方式主要有：通過熟人介紹、自己慕名而來、由學生家長散發廣告、直接到各省招聘。由于教師中師范學校畢業介紹的很少，因此大部分教師缺乏教學、教法等方面的專業訓練，不了解學生的心理特點。此外，這些教師尤其在音樂、體育、美術等方面缺乏訓練，這些課的開設存在很大困難。
學校資源緊張更為嚴重的是財力緊張。一方面是學生人數急劇增長，另一方面是借讀費急劇下降，給本已捉襟見肘的學校經濟狀況帶來巨大的缺口。在財政壓力下，尤其是在政府實行“一費制”及限制高收費的條件上，城市學校通常少收甚至拒收農民工子女，也衍生出形形的濫收費行為，近而迫使農民工不得不放棄子女的上學選擇。
(五)學生適應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社會環境的能力
學生的適應能力不僅包括農民工子女是否適應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包括是否在心理上適應城市的社會環境。目前城鄉之間存在較大的差別，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學生在經濟上、生活上及觀念上存在不少差別，加之社會環境對農民工子女或明或暗的歧視，給農民工子女帶來了較大的心理壓力。正是因為對城里生活及社會歧視的“不適應”，一些農民工子女放棄進城上學的選擇。
然而，對大多數農民工來說，將子女留在鄉村上學也是一個極其艱難甚至痛苦的選擇。雖然不少農民工也認為，將子女留在家鄉不利于子女的教育和成長，尤其是難以直接輔導子女的學習、管教子女的行為，也不放心其安全。但是，在不少進城務工的農民看來，他們進城打工就是“為了家庭過上更好的生活”，“子女有更好的未來”。由于經濟能力及多方面的限制，他們目前無力支持子女在城市的學習，只能將他們留在鄉村上學。“為了子女的將來”，也只好忍受暫時的別離和困難。事實上，對于這些農民工來說，“最讓人放心不下的是在家的孩子”。
三、解決農民工流動子女教育問題的建議及措施
(一)正確認識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
首先，教育是“全民教育”，農民工子女享有受教育權利，而且是平等的教育權利。其次，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進城務工農民工子女正成千上萬地遞增，搞好農民工子女教育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這不僅是教育問題，也是推動城市建設和發展、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維護社會穩定、實現社會公平的客觀需要。再次，農民工子女有良好的自強自立意識，但也有孤僻、自卑的性格傾向和與社會對立的不良情緒，他們需要得到健康、積極、向上的教育。總之，農民工子女也是公民，他們的父母也是國家的建設者，政府義不容辭地有為他們提供教育的責任。
(二)進一步完善義務教育管理體制
自1985年以來，我國義務教育體制經過三次改革始終堅持著“地方負責，分級管理”，正因為如此，導致了“城鄉分割”的局面。城市適齡兒童的義務教育費用基本由各級政府負責，而農村教育經費由縣級政府為主的各級政府通過財政預算安排。可是，在現實中，農民工子女離開農村時，并沒有相應的教育經費隨之流轉，其流入地也沒有相應的教育經費預算。這樣，農民工子女接受教育就沒有了保障，要解決這一問題，就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義務教育管理體制，變“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為“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破除城鄉分割，保證教育投入，維護教育公平，促進教育和諧健康發展。
從目前的現實情況來看，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讀，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讀費，這給孩子們上學帶來了很大的阻礙。從總體上說，農民工本身是一批經濟收入比較低下的社會群體。過高的借讀費及教育支出使農民工難以承受，更重要的是這種面向農民工所收取的“借讀費”本身就是一種歧視性的規定，違背了公平教育的原則。因此，必須堅決取消面向農民工子女收取的“借讀費”及其他一切歧視性的收費。
在禁止不合理的收費的同時，要降低學校學雜費的標準，減輕農民子女上學的經濟壓力。通過設立助學金、減免費用、免費提供教科書等方式，幫助家庭經濟困難的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就學。不僅要讓進城務工的農民子女“有學上”，而且要讓他們“上得起”。
(三)加快城鄉戶籍制度改革
戶籍制度本身要改革創新，取消不合理的戶籍制度，取消對進城農民工子女的限制，加快我國現行義務教育體制改革，實現城鄉公平、地區公平的國民義務教育制度。當前有大量農民工子女隨行進城上學，本身是我國改革和現代化發展的巨大成就：它表明，不僅農民已經“進城了”，而且已經“留下來”；不僅農民工留下來，他們的子女也“帶進來了”。如果說農民工大都是為了經濟目的而進城打工，是“經濟移民”的話，農民工子女進城上學則是基于教育的目的而進城學習，是一種“教育移民”。這種“教育移民”不僅可以提高進城“農民”的文化素質，可以使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同時比經濟移民更具可控制、有序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是一種理想的移民或“非農化”的途徑。正因如此，黨和國家及各級政府對此應有“大政策”，應從戰略的高度、從整個社會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的角度，鼓勵和支持流動人口及農民工子女進城上學，并為他們創造一切可能的條件。
(四)強化農民工依法送子女上學的觀念
當前，由于農民工子女入學較難，部分農民工產生“畏難”情緒，送子女入學不積極。對此，在努力改善農民工子女入學環境的同時，要加大宣傳教育力度，引導廣大農民工千方百計增加收入，依法送子女入學，切實維護農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權利。
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是我國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和全局性的特點，必須認真對待，主動出擊，積極而為，按照“一個都不能少”的要求，給每個農民工子女提供應有的平等教育，使他們得以健康茁壯地成長。
(五)興辦公立學校，扶持私立學校
《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已經明確規定，進城務工就業農民流入地政府負責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地方各級政府特別是教育行政部門和全日制公辦中小學要建立完善保障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機制，使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受教育環境得到明顯改善，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程度達到當地水平。由此確立了“流入地政府為主”和“公辦學校為主”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的“兩為主方針”。同時，加大民辦學校投資力度，適當放寬條件，保證農民工子女入學的廣度。當前應根據實際情況，降低民辦學校的辦學門檻，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創辦更多的學校以接納更多的農民工子女上學。大力支持社會力量興辦各種教育機構，鼓勵和支持公辦民助、民辦公助、國有民辦、公辦學校轉制、中外合作辦學等等多元辦學形式，動員和吸引社會資本參與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投入。加快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建設也是解決農民工子女入學難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農民工子弟學校是一個過渡時期的產物，它符合農民工家庭求“平等”的心態和“流動”的特點，在一定時期內有它存在的必然性。根據當前情況應當明確農民工子弟學校審批標準，給予其合法身份和一定的優惠措施，同時因勢利導，加強對農民工子弟學校的監督管理，鼓勵有條件的公辦學校與其聯手辦學。從而打破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間的壁壘，為早日實現城市教育一體化奠定基礎。
(六)教學公平，消除歧視
在教學實踐中，應該做到教學公平。教師在對待學生的態度和期望上應該是一視同仁，體現平等。應該熱愛和關心每一個學生，對每一個學生都充滿信心和希望，而不應該厚此薄彼。努力消除流動兒童進入公立學校的心理門檻，克服這一群體因為戶籍原因而產生的自卑、認命心理，培養自立、自信、自強的心理形象，提高弱勢群體子女的適應能力。
1．用愛的雨露滋潤他們的心田
構建平等、民主、信任、合作的師生關系，形成融洽的教學氛圍，加強師生間的溝通和理解，不歧視民工子女，一視同仁。有一位教育家說過這樣一段話：如果孩子生活在批評中，他便學會譴責；如果生活在敵視中，他便學會好斗；如果孩子生活在鼓勵中，使他學會自信；如果孩子生活在友誼中，他便覺得生活在美好的世界。只要我們用一顆真誠的心去親近他們，他們就會向我們敞開心扉，從而親近我們，接受我們的教育。這正是所謂“親其師，信其道”啊！
2．組織活動減輕壓力
為了減輕進城務工農民子女的心理壓力，學校應組織活動，師生互動。經常與學生談心，培養他們自信、樂觀的性格，能做到尊重和理解他們，以緩解他們的心理壓力。同時，也采用榜樣示范法、講座輔導法等，幫助他們克服心理障礙，給更多學生接觸的機會。在這些活動中，教師要正確引導，教給他們一些交往技巧和方法，讓他們在同齡間的人際互動中，掌握禮貌待人的原則，增強自信心和自我表達能力，體會同伴間美好、真摯的情誼，使彼此的心靈有機地相融，從而促使其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完善。
3．家長配合正確引導
學校成立家長協會，讓家長們相互切磋，相互學習彼此的教育經驗。當然學校要請專家和本校的資深人士對家長進行指導。由于城鄉差距的現實存在，農村的孩子來到城市，經濟收入的懸殊，文化背景的差別，讓他們在心理上必然產生“不公平”的想法，家長正確引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這種心理給孩子造成的不良影響。家長要有一種積極向上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工作，勉勵子女努力學習，讓他們知道知識的重要性。
家長還要經常與學校老師溝通，了解學生的心理、學習情況，同時也要經常與子女溝通，然后與老師共同“對癥下藥”。
4．樹立自信，積極向上
“解鈴還需系鈴人”，為了幫助農民工子女克服不良的情緒，尋找措施解決心理問題，我們常常把他們集中起來進行心理輔導，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給他們控制自我，調節自我，發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方法。如針對“自卑”的心理問題，我們選擇了一些積極的、富有激勵性的語言，教會他們用充滿希望和熱情的眼睛去看待周圍的人和事。
四、結束語
我國是一個農民人口占大多數的國家，農民進城不僅是我國現代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必然產物，也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農村及整個國家的發展最終取決于是否能成功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并大幅度提高我國城市化水平。當前大量農民工子女隨行進城上學，本身是我國改革和現代化發展的巨大成就。
隨遷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和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引起熱議并逐漸成為一種現象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開始。一方面關注的是隨遷子女是否合理擁有城市的教育資源，另一邊則是如何使受教育的程度得到穩定的實施，教育質量的保證。在我國由二元化社會向全面統一發展之間，首先應該合理地配置教育資源的分配問題。我國的有關部門也針對這些問題分別做出了相關的部署和政策出臺。2008年，國辦轉發教育部、中央編辦、公安部、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勞動保障部“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
2013年初，教育部聯合五部門下發了關于“加強義務教育階段農村留守兒童關愛和教育工作的意見”等指導性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對對政策的落實都有強制性的要求，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不僅在原籍還是流入地都應該一視同仁，不因環境的差距造成教育機會的不公平。國務院關于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兩免一補政策的出臺等。加大教育經費的投入和豐富資源配置不僅是化解由此而來的矛盾的一種手段，更是表明了我國政府對待這一問題的政治責任感。
據有關數據表明，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1393.87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1035.54萬人，在初中就讀358.33萬人。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農村留守兒童共2271.07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1517.88萬人，在初中就讀753.19萬人[1]。
而且隨著我國對大中小城市的重新定位和新建城鎮的聚合力加強，將有更多的隨遷農民工子女進入到城市教育資源的份額中來。本就稀缺或參差不齊的現狀將面臨重大的考驗。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也是這方面必須解決的重點之一，而能否妥善保障他們子女的教育問題才是務工人員入城后市民化的先決條件。
在我國的大中城市普遍實行的是劃片就近入學的方式，這一方式的好處是賦予了地方教育部門合理的規劃了戶籍所在地學生就近入學的實施辦法，這在我國的《義務教育法》中有了明確的規定，但是據20世紀80年代中期制定以來已經經過了20余年的時間，隨著我國經濟中心向東部及沿海地區遷移，人口的流動變大，更多的流動人口轉移到了城市，隨遷子女的數量也在變大，這也增加了城市的承受程度，這樣而來的是一系列民工子弟學校和寄宿制學校的建立，也就是說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在一定程度上沒有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樣的教育水平，影響了“依戶籍所在地入學”。
作為農民來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原來在有土地的基礎上，可以穩定自己的生活。進入到城市之后住房問題、社會保障問題和隨遷子女的教育是主要難點。從時間上來看，從改革開放初期農民工開始進城到家屬子女開始遷居城市謀求新的發展，希望通過自己的雙手發家致富的愿望。這期間也經歷了一個認識的過程，在大多數人的印象里城市生活新鮮，新事物多，雖然面臨支出巨大、舉目無親等問題存在，但考慮到以后留給后代的可上升的空間廣闊，還將有眾多的外來人口懷揣夢想進入城市中來。進入到城市之中與城里孩子共處一室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溝通交流的問題。一邊是見慣了高山田川，一面是整日生活在水泥樓房之中，首先溝通上就缺乏共性，難免造成農民工子女被孤立的情況發生。張躍進（2011年）認為，“農民工二代”隨同父母遷居城里，但是仍長期處于城市社會體系之外，難以融入。對城市社會的的主流價值觀念和體系也不能接受，甚至有的還存在著或多或少的抵觸情緒。在這種背景下相同經歷人群的聚集如果得不到合適的管理和引導，就容易產生社會問題[2]。在這里，我們的教育機構往往是缺乏實際的經驗和成果來對外來人員子女進行輔導和咨詢，使他們能夠首先建立和城里孩子交流橋梁的。
早先，因為戶籍政策的限制，我國原則上是按照就近入學、戶籍所在地入學來制定規章制度的。而現在看來，這種原則的界限在逐漸的被松動，而且不符合我國現在人口流動的規律。在實施城鎮化教育工作的推進時我們對于實際教育狀況的了解更是有待提高，關鍵一點就是我國長期以來的城鎮居民子女教育政策制定上是沒有預留外來人口激增打來教育資源緊缺的相關應對措施的。一些民辦或以民工子弟名義成立的學校出現就可見一斑。而這些學校因為缺少屬地政府財政的支持，在軟硬件上都不足以和城市學校形成競爭，孩子們的教育質量也打了折扣，成了類似“托兒所”的怪胎。總結來看，主要問題集中在。
一是農民工收入普遍較低，文化水平不高，城市生活成本較高也制約了他們將來家庭規劃的步驟和合理性，子弟學校成了一種廉價的教育消費。從受教育的程度上來看，農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樣，都要接受9年制的義務教育。由于中小學校教育制度的最終出口是通過中考和高考提供均衡的義務教育，所以解決出口問題的關鍵還在于農民工子女（新城鎮子女）的在教育問題是否享受到了和城里孩子一樣的待遇，既義務教育階段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等等。在經濟社會成果顯著的今天，有必要將這一政策的落實作為衡量地方政府政績的考核指標。尤其是督促各地落實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的方案。
二有城鎮居民教育普遍屬于按照行政區劃就近入學入托，對于外來人口因為戶籍的限制不能夠享受到這一教育福利帶來的實惠，沒有對教育資源的選擇權。
三有外來人口為主的學校軟硬件和師資的配備缺乏統籌和經費補貼，在較近的地區里顯現出了教育的不公平因素。例如，徐麗敏博士（2009）[3]認為，在社會資本融入的問題上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學生的社會交往較少，在心理融入上存在著對農民工隨遷子女的歧視觀念，由此造成了農民工子女在心理上對城市教育的融入不足。
筆者閱讀相關資料發現，現在我國城市、城鎮中存在這樣一種現狀。既城鎮居民子女和農村外來人口子女教育質量有出入的問題是相當普遍的。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普遍因為地方環境限制，普遍就讀于農民工為主的子弟學校身份，而城鎮居民子女則享受公立、民辦學校教育。因為固化了“圈子”和“階層”讓很多人產生了心理上的落差，對就學兒童的心理而言是足以能夠影響她們今后成長的。熊易寒博士認為（2010年），對于學生而言，前者的師資、硬件等辦學條件差，且教學質量落后于后者；前者是城市中的“孤島”，學生鮮有機會接觸本地青少年，后者則或多或少的有接觸[4]。原因針對外來人口相關政策的制定和落實不僅關系我國今后一段時間社會經濟穩定，而且也是城鎮化扎實推薦的合理布局。筆者通過分析外來人口尤其是外來農民工子女的就學狀況后發現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1．入學資源的合理性沒有充分顧及到這一部分群體的實際情況，缺乏整合資源的政策。
2．戶籍政策的限制，當地方教育資源稀缺或緊張時更容易導致外來農民工的子女得不到公平教育的保障。公共財政的支出不能夠保障服務于這一群體工作人員（例如村辦、民辦教師）的薪資和各項社會保障。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就學費用的減免、師資的配備、培訓教育專項資金的投入、硬件設施的建設。
3．將教育貢獻與投入納入地方政府官員政績考核的指標；受教育的支出成為一種負擔，而如何能夠通過收入的提高給予這部分低收入群體的人以財力支持還有待加強，尤其是不應該將這一部分的支出變成地方政府因財力負擔加大而拒絕執行的理由。
4．區劃問題使得學校陷入三不管的境地，推諉對相關學校扶持的責任。
5．就學人員的固化造成了階級的再產生，影響社會的穩定。
對于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財政補助問題，筆者建議可以參考我國于2001年開始試行的“兩免一補”政策，該項資助政策的初衷是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學生就學實施的一項資助政策。實行內容主要是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免除雜費、書本費、直到逐步補助寄宿生生活費的政策，相關費用的劃分主要由中央財政負責提供免費的教科書，地方財政負責免除雜費和補助寄宿生生活費等。而且取得了較為良好的效果。延伸研究可以從此政策的推出上建立一套緊貼實際的外來人口子女就學補助相關的公共政策。出臺這樣的政策也是促進農村義務教育持續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鑒于務工人員和農村受教育人口的一致性問題，應該在外來人口子女隨遷數量多，且具備功效的地區或城市實施相應的財政政策對這一部分弱勢群體進行補貼，資金也可以實行效仿“兩免一補”實行專戶管理和集中支付的模式。而且有必要將此類地方支出的合理性和成效計入地方官員的政策考核加以監管。逐級的財政撥付在最終環節應該確認受助學生-學校-縣一級的財政教育部門備案等。
隨遷農村子女能夠在城市得到良好的教育環境，不僅僅是我們所提倡的人人享有得到平等教育條件的體現，而且還能穩定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條件安心服務社會。有專家學者提出對一部分早先教育程度不高的子女可以適當接受民政部門組織的職業培訓或加以補助直接進入技術學院、職業學院深造的建議筆者是很贊同的。眼下我國對職業技術人才需求越來越大，而城鎮人口對待職業教育還總是一副“有色眼鏡”的思想，應該通過溝通和指導使得一部分義務教育后的子女進入到這個環境中來后，這也要求我們逐步的提升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不斷提高農民工子女的助學保障水平，提升他們的自身素質。能夠學到一技之長在城市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和天地。
近年來，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化，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讓農民得到實惠的同時，也使農民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對比鮮明，具體表現在：
1.1奔富愿望強烈
據統計，中央近些年陸續出臺了二十幾項惠農政策，各地也相應出臺了配套政策，使農民在解決了溫飽的情況下，人均純收入增長較快，因而也堅定了致富奔小康的信心，經濟發展得更快一點，就業渠道更多一點，收入更高一點，生活更富裕一點，已經成為廣大農民的共同心聲。
1.2求知欲望強烈
正在富裕起來的農民對知識重要性的認識在不斷提高，他們自覺地通過看電視、上網、閱報等現代信息手段來掌握市場信息，通過參加各種技術培訓班學習科技知識，提高自身素質。在一些特色產業發展比較快的鄉（鎮），科技致富的示范效應也有效地激發了農民群眾學習科技知識的熱情。據統計，74.7%的農民認為教育與一個人的發展前途有很重要的關系，因此他們更加關注對子女的教育，更愿意讓孩子接受大專及以上教育。
1.3渴望提高生活質量
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群眾對居住和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不僅生活居住環境要潔凈、優美，而且文體娛樂生活要豐富，這些要求將使人們的生活質量有更大的提高。
1.4更關注自身的權益
時下農民較以往更關注自身的利益問題，這種對利益的關注大到對公益基礎上的建設，小到對一家一戶優惠政策的出臺，尤其是對公益基本建設的招投標、干部公正處事、養老保險、擁軍優撫、私人建房等問題十分關注，并且積極參與，建言獻策。
1.5市場經濟導致利益格局多元化
部分農民的思想受到影響，不能很好地正視一些社會現象，突出表現在：社會公德意識淡化，對集體公益事業態度冷漠，艱苦創業精神不強，不同程度地存在“等”“靠”“要”思想，講權利不講義務，講利己不講利人，講索取不講奉獻；受自身文化素質的制約，雖然科技、法律知識的普及使農民的民主法制意識不斷增強，但對政策的斷章取義和法律知識的一知半解，導致是非標準模糊。
2農民教育培訓工作存在的問題
中國是人口大國，僅農民就占到8億以上，農民教育問題一直是現階段“三農”工作的一個瓶頸，也是農村工作中一個較為薄弱的環節。
2.1上級部門不夠重視
部分鄉（鎮）黨委、政府對農民教育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只是片面強調經濟建設，沒有認識到加強對農民教育培訓，是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本工作。領導思想認識上的不到位致使一些正面的思想得不到弘揚，引發了一些消極情緒和行為。
2.2教育方法不能與時俱進
就像古方看不好現代人的病一樣，只是“開開會，講講課、讀讀報”的教育方法，已經不能適應新的歷史條件下現代農民對教育的需求，很難達到農民想要的效果。受教育的主體和教育工作的任務、內容、渠道都因環境和思維方式而改變，寓教于樂的教育方式是提高農民教育實效性的關鍵。2.3教育內容與現實不符教育內容由于缺乏對農民思想變化系統的研究而顯得形式化，嚴重背離了農村的現實情況和農民的真實思想，很難把握住農村和農民的脈搏，起到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如何把教育內容的理論性和實用性有機結合起來，是目前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3關于加強農民教育培訓工作的思考
開展農民教育培訓，是推進新農村建設、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根本要求，是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有效舉措，是構筑和諧社會的基礎。拓寬農民教育培訓工作的思路，探索農民教育培訓的方法，創新農民教育培訓的內容形式，是當前的首要任務。
3.1目標明確，定位準確
開展農民教育培訓，樹立“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以教育活動為載體，以提高農民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民主法制素質為目的，通過教育培訓，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增強農民的科技致富技能。
3.2內容充實，貼近實際
要按照實際、實用、實效的原則，重點開展四項教育：加強思想道德教育、開展四情（國情、市情、鎮情、村情）教育、普及民主法制教育、充實科技實用技能教育。
3.3圍繞中心，緊密結合
教育公平是人類的一種教育理想，是社會公平在教育領域里的表現。什么是教育公平？瑞典著名教育學家托爾斯頓·胡森（TorstenHusen）認為，教育公平主要指教育機會均等，包括教育起點的平等，教育過程的平等和教育結果的平等。我們可以將教育公平界定為：每個人可以平等的、有選擇的分享其所處的公共教育資源以及人們此時所持有的平等的價值觀念和準則。
1.從教育起點的不公平來看，戶籍制度限制了部分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權
教育起點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最直接反映，它是人們在接受教育時所最先接觸到的與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教育問題。目前我國的義務教育體制是以戶籍制為基礎，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模式。適齡兒童普及義務教育的工作由戶口所在地負責實施，義務教育經費也由地方政府承擔。農民工子女離開農村后，沒有流入地的常住戶口，往往無法享受流入地政府財政負擔的義務教育經費，就無法像流入地兒童那樣進入公立學校就讀。后來由于國家的政策調整及相關法規的陸續出臺，公立學校原則上不排斥農民工子女入學，但必須交納一定的借讀費、贊助費。由此看來，在現行的義務教育體制下，農民工子女與流入地的兒童不可能享有同等的教育機會。
2.從教育過程的不公平來看，主要體現在公立學校和農民工子弟學校教育質量上的差異
教育起點的不公平是無法消除的，因為人們無法做到經濟上和社會上的絕對平等。因此我們更應該關注教育公平的主要可操作層面的教育過程的平等，這主要體現在教育質量的差異上。面對“沒有城市戶口”、“收費高”兩大攔路虎，多數農民工子女只能進入專門招收農民工子女的民工子弟學校，但這類學校的弊端很多。如缺乏最基本的辦學條件、消防設施不具備、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和衛生隱患、辦學者和教師素質較差、學校開設科目不完整、部分學校除了語文和數學以外，其他科目課程的教學均不能確保，學生使用的依然是以前的五年制教材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辦學條件還是教學質量，此類學校都無法與公立學校相提并論，從而使農民工子女的學習質量沒有保證，素質也得不到全面提高。
3.從教育結果的不公平來看，缺乏良好的正規教育阻礙了社會階層的流動
無論是教育起點公平也好，還是教育過程公平也好，教育公平最終還是要體現在教育結果的公平上。在現代社會中，正規教育程度正在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可在現實條件下，一方面少數社會精英占據著國家和城市最豐富的優質教育資源，使得自己的下一代能夠繼續他們的社會精英身份和繼續他們的優越生活；另一方面，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工們，為了使自己的后代能夠盡快擺脫現實的卑微地位，獲得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上升，從而想方設法獲取子女受教育的機會和權利，但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教育起點、教育過程的不公平，部分人的“希望”只能成為“奢望”，從而陷入又一輪的貧困代際傳遞中，家庭收入低=沒錢提供教育=子女教育水平低=子女就業機會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低收入者產生。由此看來，缺乏教育既是貧困的原因，又成為貧困的結果。二、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失衡的原因
1.戶籍管理體制不合理
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本身是現行的戶籍制度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產物。由于我國長期以來的戶籍制度對人口給予了人為劃分，即把人口分為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這種制度人為的造成了城鄉分割的局面，同時還直接導致了城鄉居民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勞動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的不同。就義務教育領域而言，正是由于城鄉戶籍制度的存在，才造成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中無法得到與城市孩子同等受教育的權利，戶口成為他們在城市中公平地生存和發展的“瓶頸”。這種情況表明，戶籍管理體制的城鄉分割已嚴重落后于社會需要，不能適應在改革中急劇變化的城鄉關系，以及人口城市化進程加快的社會現實。
2.義務教育體制的缺陷
我國現行的“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義務教育體制規定了適齡兒童應在戶口所在地接受九年制義務教育，所需教育經費由當地政府負責籌措。目前我國城市適齡兒童的義務教育經費基本上由各級政府負責，而農村的義務教育經費則由鄉鎮政府以教育統籌的方式向農民征收，相當于農民自己掏錢解決法律要求的義務教育。但現實中，農民工離開農村后，他們流入地的城市財政中在義務教育經費里沒有包括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這項經費，從而使其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經費在我國目前的義務教育體制中出現了一個真空地帶。一方面，他們享受不到流出地政府的財政補貼；另一方面，他們又沒有資格享受流入地政府的優待。如果增加了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即要增加財政的支出，還會拉低已經被人為高估的教育水準，這必然會影響到政府部門的政績和形象。再者地方政府如果按照本市學生人均教育經費的撥款標準，那么用在農民工子女身上的教育投入無疑會變成當地政府財政的巨大開支，僅靠當地政府籌措，壓力很大。
3.民工子弟學校師資力量薄弱
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學和管理人員的素質低是影響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這類學校的師資人員，既無教學經歷，更無教師資格證書，有的自身不過初中水平，根本不具備任何任職條件。民工中流傳過這樣一句話：“放下屠刀，立地成校長。”意思是殺豬賣肉的，辦起了學校也可搖身變為校長。“半路出家”辦教育，既無資質，又少有人“充電”進行深造，多數人只是將辦學作為自己賺錢的一條“捷徑”。同時，教師隊伍的專業結構也是很成問題的，特別是初中，專業對口的教師很少，絕大部分教師從教的并不是他本身所學的專業，對教育學、心理學、教學論等更是從未接觸過，之所以從事教育這一行業，只是為了有份穩定的工作。三、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的對策研究
教育公平作為教育民主化的主要原則之一，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教育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以致成為“兩會”的重點問題之一。誠然，就現實條件而言，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實現受到諸多限制，但是我們必須通過以下途徑盡快解決這一問題。
1.改革戶籍制度，實現城鄉一體化
戶籍管理體制改革是農民工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盡管近年來戶籍管理體制有所松動，但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革。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戶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導向仍然是：放開小城鎮戶籍，對大中城市特別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進行嚴格控制。筆者認為，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問題的根本之策就在于從我國的現狀出發，徹底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全新戶籍制度，根本改變“同居一城，群體隔離”的局面。
2.改革義務教育經費的分配方式，實行“教育券”制度
發放教育券是20世紀90年代
以來美國公共教育改革實現私有化與市場化過程中流行起來的一種新的教育資助方式。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人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最早提出了“教育券”（schoolvoucher）理論。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教育券”制度是指：政府將用于教育的公共經費以券的形式直接發給學生或家長，而不是發給學校；學生自由選擇學校并用教育券支付學費和相關費用；學校則向政府兌取與券值相等的現金流入。這樣學生可憑教育券到任何一所政府認可的學校就讀。同時，學校之間也會因為學生掌握充分的主動權而增加競爭，從而提高學校教育的整體質量。采取這項制度關鍵是保證了農民工子女教育經費的落實。學生自主選擇學校，也有助于打破地區和戶籍的限制，為農民工子女入學提供了條件。這無疑是保證教育公平的一項十分有借鑒意義的措施。
3.公立學校要承擔起接收農民工子女入學的重要任務
在公立學校就學是承認農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合法地位的重要標志，擁有平等的入學機會體現了社會公平，是其公民權利的積極體現。公立學校要充分挖掘潛力，擴大招生容量，盡可能多地接收農民工子女就學。學校要加強收費管理、降低收費標準、減少收費項目，對特困學生應酌情減免費用，通過設立助學金、免費提供教科書、捐贈學習用品等辦法，幫助家庭困難的學生就學。
4.加強培養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師資水平
提高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師資水平，首先要提高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待遇，例如戶口、住房、高薪等現實問題，以便吸收到高學歷、高素質的教學人才。其次可采取結對幫扶的形式，請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來參加公立學校舉辦的公開課及教研活動，或者送教到校，實行校長委任制和骨干教師支教制的措施。委任公立學校的校長及多名骨干教師去民工子弟學校進行管理、教學（其工資待遇仍由原校負責）。最后政府還可與師范院校聯手。各大師范院校的應屆畢業生每年都有近半年的實習時間，政府可以倡議大學生進行義務支教活動，讓部分大學生到民工子弟學校進行實習（時間上錯開），這樣既解決了部分大學生聯系實習單位難的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這類學校師資力量薄弱的局面。
摘要：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公平問題日益成為我國教育界面臨的突出問題，以致成為“兩會”的重點問題之一。目前我國約有2000萬左右的農民工子女處于流動之中，這當中有9.3℅的學齡兒童處于失學狀態。如何處理好這一游離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社會邊緣群體的教育問題，不僅關系到農民工子女的健康發展，也關系到和諧社會的構建及國家的長治久安。
關鍵詞：農民工子女；教育公平；民工潮
20世紀80年代的“民工潮”造就了中國日益龐大的進城務工的農民群體。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流動人口總數僅為200萬人左右，迄今為止已超過1.2億，短短20余年間，流動人口總數增幅達60倍左右。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涌人，他們的適齡子女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受教育群體，農民工子女受教育問題應運而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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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歡君,陶李剛.論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問題[J].教育探索,2005,(12).
論文摘要：在學校文化這一視角下，去分析進城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癥結所在。在城市和農村兩種文化的夾擊中，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學校中表現更多的是不適應。文化既有沖突，也可嘗試去克服其城鄉差異，以抵消文化沖突對農民工子女教育的消極作用。
論文關鍵詞：進城農民工子女教育；學校文化；文化沖突；隱性課程
人是社會的人，人又是文化的人，人在他所生活的社會環境中，必然要遵循其文化準則和習慣，同時又會受到文化傳統的熏陶。當一個人的生活學習環境發生改變時，他將經歷一場文化沖突的革命。無疑，當前我國進城農民工子女正在經歷著這樣一場沖突與融合的革命：城市和鄉村兩種不同的文化環境，使他們受到雙重社會化標準的影響，帶來了許多突出的教育問題。
一、學校文化的內涵所在
本文所指的進城農民工子女只指那些處于義務教育階段，跟隨父母進城務工的流動人口子女。他們是伴隨中國民工潮出現的一個特殊群體，是城市的第二代移民。根據1998年國家教委、公安部的《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規定：所謂流動兒童少年，是指6至14歲（或7至15歲）隨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在流入地暫時居住半年以上的兒童少年。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農民大量向城市遷移，不僅是為了就業而且為了進城，因為城鄉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這種逐漸擴大的差距也體現在教育方面，學校作為一個重要的教育平臺，有著它自身獨有的文化氛圍。在《教育大辭典》中對“學校文化”是這樣解釋的：又稱“校園文化”，是指學校內有關教學及其他一切活動的價值觀念及行為形態。它是學校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的體現，表現在顯性課程和隱性課程兩個方面。其中，顯性課程指學校規定學生必須掌握的知識、技能、思想觀點、行為規范等。隱性課程指校園建筑、文化設施、文化生活、綠化、校園美化和校風、教風、學風、人際關系、心理氣氛等，其中學校的風氣、文化生活、人際關系和心理氣氛是校園文化的深層結構和核心內容。
學校文化是一種獨特的文化，它既反映出社會文化，又有其獨特性。一方面城市與農村存在一定的地方文化差異，這種差距投射到學校文化中，使得進城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學校中表現出不適應感；另一方面學校中學生同齡人文化之間的沖突，城市強勢文化總是占上風，學生的個體行為是與其在學校中的地位和作用相聯系的，進城農民工子女屬于弱勢群體，他們自身的文化也常常被“邊緣化”。在學校以及班級中，學生學會自我克制、分辨，并進入權力、地位層次不同的班級和社會情境。而進城農民工子女在沒有任何文化優勢的情況下，通常會被劃為班級中低層群體之中。
二、學校文化的矛盾聚焦
作為體現學校文化的顯性課程和隱性課程，兩者有著明顯的區別和不同。顯性課程又稱“正式課程”，與“隱性課程”相對。它是為了實現一定的教育目標在學校課程計劃中有明確規定的學科以及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課外活動，按照預先編訂的課程表實施，還有的以規定的科目進行考試。隱性課程是指學校政策及課程計劃中未明確規定的、非正式和無意識的學校學習經驗。而與之關聯的教育實踐則包括了能力分組、師生關系、課堂規范、潛含的教材內容、個體性別差異、班級獎勵等方面；其作用效果主要體現在學校社會化、價值觀與文化道德的形成、階級差異的加大等方面。
與顯性課程的明確性和強制性相比，隱性課程則具有潛在性、非強制性和持久性，這些特點使得它更容易成為學校文化沖突的矛盾聚焦點。這是因為，第一，無論是學校建筑、校園設施或校風校紀，都潛在地蘊含著一定的價值觀念，具有自己特色的生活方式、語言和價值體系，體現鮮明的群體個性、風格和凝聚力的文化形態。第二，這種蘊含其中的內涵并不是通過強行灌輸、紀律約束，而是通過學校文化氛圍陶冶和感染，潛移默化地影響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第三，即使個體的生活環境發生變化或遷移，已形成的價值觀念、行為習慣仍能長期保持，而這也正是矛盾沖突所在。這一矛盾沖突反映到進城農民工子女身上，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傳統文化觀念排斥
首先，由于我國長期的社會文化沉淀，在以往的階級社會中，農民總是被認為是處于社會最底層的人。這種長期以來在人們心里扎根的階級認同感隨著時代的變遷以一種微妙的方式代代延續。即使到了當今社會，政策上的引導以及社會輿論的宣傳在短時間內仍舊難以打破和改變已經深入人心的文化認同感。
其次，中國傳統的不合理的甚至帶有歧視性的戶籍政策導致了進城農民工子女在學校往往被當做二等公民。即使其能順利地就讀于流入地的公立學校，也被作為“借讀生”對待，這種區別對待可能是公開的，也可能是隱蔽的。長期的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還使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大，造成了城市人和農村人之間的心理落差，形成了習慣性的對農村人的歧視心理。
進城農民工及其子女和城市居民生活、工作在一個城市，卻無法享受到同等的待遇，包括城市中的種種社會福利保障對他們來說是可望不可及的。他們生活在城市，但卻還是保持著農村的生活習慣，因此在現實生活與城市市民的交往難免出現疏離和被歧視的現象。進城農民工子女即使條件好的可以進入公辦學校，也并不能很好的和城市孩子相處。在他們社會化的早期，這些不公平的市民待遇，會在其人格成長中落下深刻的烙印。
2.學校人文環境不良
校園人文環境是屬于師生共同創建的一種特定的精神環境和文化氛圍。這種通過文化活動所營造出來的環境氛圍，對人的心理有輻射作用，在較高層次上規范著全體師生員工人的思想行為。是區別于校園硬環境的一種環境帶有“人”作用的、給人以影響和熏陶的環境。在2004年中國流動兒童狀況抽樣調查顯示，有近1/4的流動兒童認為自己被城里人看不起，并因此而感到自卑。在城市中生活的進城農民工子女明顯感到自己與城市孩子之間的差別，他們大都認為這種差別是難以逾越的。
總結校園人文環境對進城農民工子女的影響如下。第一，公辦中小學并不愿接收進城農民工子女，即使接收了，也是采取“一校兩制”的辦法，有的將進城農民工子女與本地學生“劃塊”、“分班”上課的辦法，有的給進城農民工子女編排大班上課。公辦學校及老師從本校利益的角度出發，甚至擔心這些孩子成績差而降低了自己學校的升學率。第二，學校領導存在城鄉差別歧視，在發展機遇相同的條件下，分配很少的資源給進城農民工子女，農民工子女大多處于低層次狀況，很容易產生郁結、消極、沮喪的情緒；部分教師也缺乏一視同仁的態度，缺乏人文關懷，對農民工子女態度冷淡，使身在其中的農民工子女感受到不被重視，沒有集體存在感。 轉貼于
3.校園人際關系惡劣
人生活在社會里，就必須與人發生各種關系，這種人與人關系的存在與建立，就是“人際關系”。良好的人際關系是個體保持心理健康和生活幸福的重要條件。在校園環境中，學生是人際關系的主體，與老師、同學都需要順利交往與溝通。然而，進城農民工子女在校園中的人際關系卻并不理想。
一方面，進城農民工子女中會不由自主地羨慕城市孩子優越的生活和學習條件，但同時也滋生了他們對城市孩子的抵觸心理。無論從主觀上還是客觀上都感覺到自己與城市孩子、城市人有很大差別，心理上的被歧視感和被剝奪感導致了他們在人際交往中的冷淡消極。他們也許會通過某種方式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他們的不滿意或要求，這種消極態度值得人們關注。另一方面，進城農民工子女由于在衣著打扮、言語交流和生活習慣等方面存在著較明顯的鄉土特點，因而往往被同學當做開玩笑的“重點對象”，自尊心受到傷害，給他們的人際交往帶來心理障礙。許多城市家長及學生不愿與農民工子女同班同桌，個別教師視進城農民工子女為額外負擔而不情愿投入過多精力。這些都導致了進城農民工子女在學校生活中不愿意和周圍人進行交往，害怕交往以致自我隔離，對其成長實為不利。再則，有的進城農民工家庭流動頻繁，穩定性差，一旦生活環境發生改變，進城農民工子女在學校的人際交往很容易被人為因素打斷，本來就薄弱的人際關系更是脆弱。他們需要在不斷的遷移和流動中去反復建立自己的人際關系網，這對進城農民工子女是一個極大的考驗。
三、調停沖突的融合之路
大量農村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出來，在城鄉之間流動就業，這是由我國的國情和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階段決定的。這種現象在我國一段時間內都將長期存在，直到我國城市化率達到一定水平。只有當務農和務工收入水平比較均衡，城市和農村的公共服務和生活質量差別不大時，這種大規模遷移現象才能出現拐點，所以說農民工問題是一個長期戰略問題，而進城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也是一個持久的關注焦點。從校園文化的角度出發，尤其是校園精神文化中的人際關系和心理氛圍，對學生的影響巨大。和諧的同伴關系、師生關系和融洽的心理氛圍，都會對進城農民工子女的身心健康起到促進和保護作用。加強校園精神文化建設，學校的管理者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做起。
1.形成尊重農民工的友好氛圍
首先，在生活層次上要給予農民工子女尊重。農民工正式融入城市，是建立在和普通城市居民和諧交流、融洽相處的基礎上的。反映到學校中，就是要尊重他們的穿著、行為、言語等日常生活中的習慣，并不因為他們與城市孩子的差異性就大驚小怪，隨意取笑諷刺。
第二，改善校園文化的不正風氣，加強校園文化建設與管理。美國教育家杜威在其著作《民主與教育》中強調：“社會環境無意識地、不設任何目的地發揮著教育和塑造的影響”。而校園文化環境是進城農民工子女的接觸最為密切的學習和生活環境，對其成長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農民工子女因為其生存環境和家庭教育的影響，其中一些人的視野和觀念難免狹隘。但另一方面，艱苦的生活培養了他們的承受苦難的能力，學校應該針對這些特點進行合理的引導，從心理層面去尊重他們。學校在整個教育的過程中，是為學生提供了一個互相了解的平臺，努力構建平等、信任、尊重的師生關系，形成融合的教育教學氛圍。
2.積極提倡城鄉學生的優勢互補
正因為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古訓，學校要充分發掘農民工子女在思想品德、行為習慣、學習技能以及心理意志等方面的優勢，通過互補互助的學習實踐，促進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學生的融合。有一些學校曾做過相關人格測試的課題，效果比較明顯。他們讓城鄉學生尋找農民工子女的長處，發現自身的不足。農民工子女身上有著自然、純樸、節儉、熱情這些現代社會稀缺的品質。他們身上有許多潛力都值得開發，老師應鼓勵他們認識并發揚自己的優點。相對而言，城市學生在交際和吸收知識的能力方面有一定的優勢，教師應引導農民工子女進行這方面能力提高的引導。這樣互相優勢互補，和睦相處，有利于雙方共同的健康成長。
論文關鍵詞：返鄉農民工；推拉理論；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被稱為社會的“安全網”和“穩定器”，通過社會保障可以使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而在我國，農民工群體卻未真正享受到一視同仁的待遇，他們在城市的生存現狀不容樂觀。據河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統計等部門調查，2009年春節前全省回鄉農民工已達950多萬人，其中，從省外返回660多萬人，受經濟危機影響回流人數占總數的60%。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不斷擴大，將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失去城市工作，被迫返回農村。農民工在返鄉前，多數已經在城市退保；返鄉后，又面臨著失去農村原先土地的境地。針對這種狀況，筆者認為，應當根據返鄉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從不同的責任主體進行歸因分析，進而有針對性地提出完善返鄉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對策。
一、概念界定與理論剖析
返鄉農民工屬于農民工群體的一部分，要界定返鄉農民工的概念，首先要明確農民工的概念。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指出，“農民工是我國制度變遷與社會轉型期間所出現的特殊群體，特指具有農村戶口身份卻在城鎮務工的勞動者。”研究轉型社會學的學者孫立平看來，“農民工這個稱謂表明的不僅僅是一種職業，也不僅僅是一種社會身份，而是一種職業與社會身份的結合。可見，學者們主要強調的是農民工的身份與職業的特殊性。
20世紀50年代末，唐納德?博格等人提出系統的人口流動推拉理論模型。該理論認為，在流入地中存在一種把外來勞動力吸引過來的“拉力”，同樣，在流出地，也存在著一種把原居民排斥出常居住地的“推力”。依據該理論，本文從不同主體層面所產生的“推力”與“拉力”為切入點，對返鄉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進行了歸因分析。
基于以上對農民工的界定以及對推拉理論的分析，筆者將返鄉農民工界定為：在城市生活一段時間后，因城市“推力”或農村“拉力”自愿或被迫返回農村，擁有農村戶籍身份卻從事非農產業、具有城市打工經驗的人。
二、返鄉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
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包括繳費性的社會保險，還包括非繳費性的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而居于城市邊緣的農民工在社會保障的享有方面存在問題，具體表現在：
（一）工傷保障低
2004年1月1日《工傷保險條例》的實施，明確規定外來農民工享有工傷保險，但是實際的執行效果并不理想。2008年的一份調查表明，河南省參加工傷保險的農民工僅占12.9%，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在農民工集中的建筑、煤礦等風險較大、職業危害較重的行業中，由于工作條件差，往往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一旦發生安全事故，由于行業自身管理松散、合同中的權利義務規范缺失及農民工自身參保較少等情況，使得農民工獲得的工傷保障普遍較低。
（二）醫療報銷難
對于醫療保障，大多數農民工往往難以同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公費醫療和以住院為主的大病醫療報銷補償待遇，而是仍以參加原籍的“新農合”為主。但是，參加“新農合”的農民工在城市看完病只能回到原籍進行報銷，這就給在城市務工的農民工帶來極大不便，農民工一旦出現大病，就免不了兩地奔波，承受著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壓力。
（三）養老門檻高
按養老保障相關政策，繳費滿15年后才可按月享受基本養老金待遇，而流動頻繁的農民工很少能夠實現規定年限的累積。另外，由于我國各地統籌政策不一致，造成養老保險在地區間轉移接續相當困難。根據農民工流動性大的特點，企業雖然允許農民工退保，但退保后的農民工只能拿回個人賬戶中的份額，社會統籌部分則成為城市的“創收”所得，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挫傷了農民工參保的積極性。
（四）福利救助不平等
農民工作為城市建設者，在為城市發展做出貢獻的同時卻無法享受對等的福利待遇。一方面，他們不能同等地享有城市居民所擁有的住房、醫療、教育等方面的福利；另一方面，處于低收入階層的農民工也沒有與城市貧困居民一樣被納入“低保”救助范圍，甚至還被城市貼以標簽加以排斥，弱化的社會救助和不平等的社會福利使農民工常常游離在城市福利的“邊緣地帶”。
三、返鄉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歸因分析
返鄉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筆者借助推拉理論的視角，分別從政府、企業、農民工個人三個不同的主體層面進行歸因分析：
（一）政府層面
雖然我國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將農民工隔離在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之外，但是近年來不斷完善的“三農”政策卻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農地保障。
1、戶籍制度
195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確立了一套較完善的戶口管理制度，形成了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隨之出現城鄉二元化特征，在城市的農民工無法納入與市民同樣的社會保障體系。因此，制度障礙是造成農民工社會保障缺失的最大推力。
2、惠農政策
2006年國家全面取消征收農業稅，實行以工補農政策，再加上各地農村通過大力推進農村城鎮化、農業產業化建設，為返鄉農民工提供了就地、就近就業的機會；2012年國家又通過了強民生保穩定的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吸引了返鄉農民工立足農村求得自身發展。可見，惠農政策是農民工返鄉獲取農地保障的拉力。
（二）企業層面
城市務工企業的內外環境直接影響返鄉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的落實情況。
1、自身狀況
由于農民工在城市所從事的主要是低成本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如果按國家相關規定為農民工交納社會保險，就會因成本升高而背負財力負擔，因此，企業很少愿意主動為農民工落實社會保障。因此，企業“先天不足”是農民工在城市不能獲得社會保障的客觀推力。
2、外部環境
自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大批沿海出口企業都受到了嚴重影響，無法應對危機的農民工成為了這次危機爆發后的犧牲品。因此，金融危機成為農民工返鄉最直接的推力，受雇于其中的農民工因企業改革或破產而失去城市中的工作被迫返鄉。
（三）個人層面
農民工在城市中表現出的較高的異質性，將其推向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邊緣，同時，農民工濃厚的鄉土情節又將其“拉”回農村以期獲取農地保障。
1、流動性與組織性
有調查顯示，農民工在餐飲、工廠等企業的平均工作周期是4-6年，從事建筑等純體力勞動的農民工，在一個地方平均工作周期為2-3年。農民工的高流動性使他們難逾越養老保障的累積年限的門檻。另外，由于缺乏組織，農民工進城大多是處于一種自發的狀態，當自身保障缺失時，也沒有力量與途徑向外界提出維權訴求。
2、技能與觀念
河南省進城農民工中，有45.3%的人沒有接受過任何培訓，25%的人只接受過不超過15天的簡單培訓，接受過正規培訓的人員僅占13.1%。在維權意識方面，79.3%的農民工沒有與雇主簽訂勞動合同，56.4%的農民工對于勞動相關法律知識了解一點，32.6%的農民工則根本不清楚。由此可見，技能的欠缺和維權觀念的淡薄使農民工在主觀上無力去爭取本應享有的權益保障。
3、鄉土情節
農民工沒有城市戶籍，農地還是大部分農民工返鄉后最終的歸宿和保障。同時，在鄉土中國的差序格局中，仍存續著農民工返鄉前的初級群體，這些由血緣、地緣關系紐帶維系著的家庭、朋輩、鄰里關系也是農民工返鄉后不可或缺的保障。因此，鄉土情節是農民工返鄉的主觀拉力。
四、完善我國返鄉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對策
根據對返鄉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歸因分析，筆者仍從政府、企業、農民工個人三個不同的主體層面探討解決返鄉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對策。
（一）政府層面
在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應進一步鞏固返鄉農民工的土地保障。
1、推進土地制度改革
政府應通過立法保障返鄉農民工土地承包經營權，即使返鄉農民工再次進城，其土地承包權也不能隨意剝奪；在堅持農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建立健全農地流轉機制，保障返鄉農民工的基本利益；另外，政府還應適當提高對返鄉農民工的失地補償標準，保證農民工返鄉后有基本的生存保障。
2、建立健全返鄉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系
（1）工傷保險實現“全覆蓋”。政府應依法加強針對企業“安全生產計劃”的監管力度，在農民工較為集中、工傷風險程度較高的行業強制為農民工參保，保證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全覆蓋；同時，還要通過政策引導和扶持鼓勵用人單位為農民工提供符合衛生安全條件的食宿等服務，切實保障農民工的人身安全和生命健康；還要依法加強勞動合同管理和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力度，依法懲處從事危及農民工生命安全的違規企業。
（2）醫療保險推廣“信陽模式”。河南省信陽市在外出務工農民集中地選建定點醫療機構，按照就地參合、就地就診、就地報銷的思路，制定農民工參合、就醫、補償的具體辦法。河南各地方政府應參照信陽模式，充分了解外出務工農民就醫的具體需求，在農民工集中地建立“定點”醫院，以方便生病的農民工就近就診。同時，政府還要加強對定點醫療機構服務行為的監管，規范醫務人員的行醫行為，確保農民工獲得有保障的醫療服務。
（3）養老保險推行“一卡通”。政府應著力構建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體系，提高社會保障的統籌層次。針對農民工流動大的特點，在各務工地推行“一卡通”制度，保證農民工不僅在不同企業間轉移時養老保險能夠順利接續，而且返鄉后同樣可以實現農村社會保障與城鎮居民社會保障的順利對接，從而實現返鄉農民工養老保險順利續保。
（二）企業層面
企業應強化責任意識，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從源頭上降低風險，建立“過渡性”養老保險。
1、強化責任意識，消除身份歧視
企業作為社會生產經營活動的主體，也肩負有一定的社會責任。因此要加強企業對于員工風險防范的教育引導，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同時，用工單位還應消除對農民工的身份歧視，實行同工同酬，保障農民工在企業中獲得一視同仁的待遇。
2、建立“過渡性”養老保險
低成本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要建立養老保險，應遵循序漸近的原則，逐步建立“低費率、廣覆蓋、可轉移”的過渡性養老保險。實行個人賬戶為主、社會統籌為輔的儲蓄積累制模式，給符合條件的農民工開設一個類似身份證號碼一樣的、獨一無二的養老金個人賬戶，企業為農民工繳納的養老保險按比例計入個人賬戶。以彌補因流動造成的社會統籌保障金的流失，以增加農民工對企業的信任感和內聚力。
（三）個人層面
返鄉農民工應從自身觀念、技能、組織性方面進行改進，以爭取更多的保障。
1、轉變意識，提升素質
返鄉農民工應轉變就業觀念，積極參加政府或企業組織的各種培訓，努力學習從業技能和管理知識，提高創新、創業能力，從而提升返鄉后的市場競爭力，并借助政府的惠農政策，利用學到的經驗和技術，促進自身脫貧致富。
論文關鍵詞：篩選假設理論，農民階層子女，高等教育機會，就業
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大學生就業形勢日趨嚴峻，就業率持續走低。2009和2010年的高校畢業生初次就業率僅為68%和74%。據此推算，2010年尚有160多萬畢業生未能按時就業。文章旨在從教育經濟學篩選假設理論的視角審視農民階層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狀況及其就業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以期為決策者提供參考。
一、篩選假設理論
篩選假設理論視教育為一種裝置，本質上是一種信號，其主要作用是幫助雇主識別能力不同的求職者，以便把他們安置到不同的工作崗位上。篩選假設理論的前提是不完全信息，即在勞動力市場上雇主和雇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當雇主要從求職者中選拔有適當能力的人去填補空缺崗位時，他對求職者的能力并非完全了解，在短暫的招聘過程中，只是通過簡歷或交談了解求職者的顯性情況行政管理畢業論文，如性別、種族，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個人經歷等，用人單位為了招到合適的員工，主觀上往往更注重畢業生的學歷、所學專業、畢業學校等，據此來鑒別、篩選和錄用大學生，因此，畢業證書的作用尤為凸顯，蘊含著豐富的社會資本和社會資源，是一種身份、能力和社會地位的象征，是用人單位了解畢業生和畢業生向用人單位展示自己素質和能力的基本依據。高校的層次和水平顯著影響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985”、“211”院校的畢業生與一般普通院校的畢業生相比，用人單位更青睞于前者。“211”院校的畢業生是企業招聘的主要對象，占80%，而一般本科院校的畢業生僅占20%[1]。
二、農民階層子女高等教育機會現狀及其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機會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高等教育入學率；二是高等教育層次。近年來高校擴招主要集中于地方普通院校，他們在大眾化過程中扮演了“主角”。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城鄉差距正從數量上的顯性不均轉向質量上的隱性不均，主要表現為城鄉學生就讀院校的類型與層次上的差距。統計數字顯示，重點大學農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且主要分布在教育資源、教育質量相對較弱的非重點地方普通高校。楊東平教授主持的“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組研究表明，農村學生主要集中在地方普通院校與專科院校，重點大學的農村生源比例呈下降趨勢[2]。“中國農大農村戶籍學生比例一直維持在三分之一左右，而2011為28.26％，比2010年減少了5.98個百分點，近十年來首次跌破三成。”[3]
學界通過研究發現，社會階層不同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和就讀高校的層次和類型的可能性亦不同。經濟、文化和社會資本豐富的社會上層子女進入部屬重點大學的機會高于社會底層子女論文開題報告范例。社會底層子女考慮到入學風險和就學成本，往往選擇學費較低或相對冷門的專業，而上次社會子女更多地選擇就業前景好的熱門專業。
曾滿超研究發現：農民階層與非農民階層子女高等教育機會整體可能性之比為5.6，進入全國重點高校可能性之比是9.2行政管理畢業論文，其中與黨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則分別達到17.9倍和31.7倍[4]。低社會階層子女在高等教育內部分化中更多集中于低層次學校中[5]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子女進部屬重點大學的機會是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子女的18倍[6]。
“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問卷統計分析表明：大學生所處的家庭階層對其高等教育準入與結果有著明顯的影響。農民與農民工、產業與服務業員工子女較多就讀高職高專院校，管理階層子女較多就讀“211”院校[7]。文東茅研究指出：父親具有專科及以上學歷者的子女進入“211”大學的比例為32.8%，父親中只受過小學或以下教育者的子女比例為15.3%[8]。高學歷父母子女與低學歷父母子女進入“211”院校的比例懸殊較大，二者相差10個百分點[9]。
（二）原因分析
1.城鄉教育發展不均衡
長期城鄉教育發展不平衡是導致我國城鄉高等教育機會差距的主要原因。長期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造成城鄉二元教育結構。城鄉教育資源配置、教育機會、師資力量、教學條件和教學質量等嚴重不均衡，存在顯著差距，導致農村學生從一開始就在高校入學機會競爭中處于劣勢。
2.城鄉教育觀念差異
農村家長普遍存在教育短視行為，多從投資—收益角度考慮子女受教育問題。由于大學學費高昂，四年大學費用對于農民而言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支出，有的甚至“因教致貧”；加上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相當一部分畢業生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或失業，就業后工資較低，甚至低于農民工工資。在權衡成本與收益之后，相當一部分農村家長認為上大學還不如外出打工實惠，進而不重視子女教育，“讀書無用論”重新抬頭，導致農村學生學習動力不足，學習積極性不高，進而影響其高考成績和高等教育機會。
3.高考選拔制度隱性不公
近年來一批重點大學采取多元招生改革，如保送招生、自主招生、藝術招生以及高考加分等多種形式。一方面，招生過程不透明，不同程度存在人為操作的制度空間，優勢階層往往可利用其所擁?械娜Α⒕濟和社會等資源對這些制度加以滲透，從而直接或間接地獲得這些入學機會，而農村階層則因缺Υ死嘧試炊τ諏郵啤B蘗⒆2捎帽錄比即將城?(農村)子女所占比例與城市(農村)子女高考報名比例相除，研究表明城市子女在保送招生制度中獲得的入學機會是農村子女的17.2倍。對2010年某“985”大學自主招生數據進行統計顯示行政管理畢業論文，城市子女獲得的入學機會是農村子女的8.2倍[10]。另一方面，不同階層家庭背景、經濟、文化及教育資源差異較大。優勢階層家庭收入高，經濟殷實，為子女提供的教育投入也較多，其子女可以參加各類培訓班、特長班。一是可能其綜合素質，可以拿到多種技能證書，從而獲得更多加分因素；二是可能提高學業成績，獲得高等教育機會較大；農民階層則相反。結果導致“家庭背景、收入差異—家庭教育投資差異—教育投資質量差異—就業差異”惡性循環的現象。
三、農民階層子女大學生就業狀況分析
就業是民生之本。大學生就業不僅影響到每一位大學生的自我生存和發展,也關系到社會的和諧穩定。經濟、文化和社會資本均處于劣勢的農民階層子女大學生就業狀況如何呢？
閔維方等研究發現，不同類型高校的畢業生就業狀態存在差距。“211”院校的就業率為84.8%；普通本科院校的就業率為70.9%；而專科學校的就業率為58.9%。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本顯著影響就業。家庭經濟狀況好、社會資本豐富的畢業生更容易找到滿意的工作，公務員子女的就業率與農民子弟的就業率相差14個百分點[11]。李煒，岳昌君研究發現：“211”重點大學的畢業生比普通本科院校的畢業生成功就業的概率大；家庭經濟條件好,家庭社會關系廣泛的畢業生更容易找到起薪較高的好工作 [12]。
社會階層不同，其子女高等教育之后的結果亦有較大差距。家庭背景越好,就業率和起薪越高；行政管理人員和經理人員的子女大學生畢業時平均月工資高于農民階層子女大學生400元和300元[13]。“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問卷統計分析表明：從學生畢業后半年的就業狀況來看，農民與農民工子女、產業與服務業員工子女中分別有35%和25%的畢業生未能就業，遠遠高出管理階層子女未就業15%的比例。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在就業質量上也處于弱勢，2008、2009兩屆畢業生在畢業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階層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一、第二位[14]。
楊釙等對麥可思2009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調查數據分析表明，由于工作轉換成本較高，弱勢群體學生的就業流動性小于其他學生。“985”、“211”院校畢業生及父親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子女就業流動性遠高于非“985”、“211”院校畢業生及父親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子女的就業流動性。同時不同流動模式的實際收益也存在較大差異[15]。
郭叢斌，丁小浩研究表明，父母從事主要或次要勞動力市場的工作，其子女從事相同勞動力市場工作的可能性比較大；代際之間，從次要勞動力市場流向主要勞動力市場的難度比由主要勞動力市場流向次要勞動力市場的難度大[16]。馬莉萍，岳昌君認為，家庭背景顯著影響畢業生進入主、次要勞動力市場就業論文開題報告范例。家庭條件好，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高、家庭社會資源豐富有利于畢業生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就業[17]。主、次要勞動力市場收入存在差距。2011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資研究所的最新數據顯示，我國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已擴大到15倍，躍居世界之首[18]。
四、對策與建議
1.縮小城鄉教育差距行政管理畢業論文，加快城鄉教育一體化建設
縮小城鄉教育差距是縮小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城鄉差異的重要舉措。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應整合城鄉教育資源，統籌城鄉教育發展，促進城鄉教育資源共享，合理調整學校布局，加快農村學校標準化建設，實現城鄉教育均衡和協調發展，切實提高農村教學質量，打破城鄉二元教育格局，實現城鄉教育一體化。
2.解決好農村留守兒童及農民工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
目前全國共有2000多萬留守兒童。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以及學校管理與教育的落后等原因，留守兒童的學業成績一般不理想。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城市一般就讀于農民工子弟學校或相比較薄弱的學校，由于存在戶籍等制度性障礙，農民工隨遷子女尚須回原籍參加升學考試，因所學教材課程的差異，影響其升學考試成績，因此，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應采取措施切實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和農民工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研究制訂農民工隨遷子女入學以及在輸入地參加升學考試的辦法。
3.規范高校招生程序
高校招生應遵循公平原則，規范招生程序；加強自我約束，實行公示制度，自覺接受社會監督。同時在采取多元錄取機制時應考慮社會現實和公平保障條件，加大考測能力比重宜考慮各種復雜因素，在考測能力與公平客觀之間尋求平衡點。“當高考日益側重于考測能力的時候，應該承認勤奮刻苦的因素在高考成績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下降，而受教育條件和環境所起的作用在有所上升。”[19]
4.培養和拓展社會資本，提高綜合素質
農民階層子女大學生應建立良好的同學、校友及師生關系。積極參加社會實踐活動，拓展交往領域行政管理畢業論文，提高社會交往能力，發展和配置社會資本。加強自身修養，提高綜合能力。如社會交際能力、組織協調能力、外語和計算機應用能力、適應能力和就業能力等。
5.消除體制性障礙，營造公平就業環境
打破就業市場分割局面，推進人事制度、勞動用工制度、戶籍管理制度、社會保障等制度改革，放寬政策限制，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規范就業市場，創造公平公正的就業市場環境，加強就業立法，禁止并監督勞動力市場中的就業歧視現象，規范招聘程序、公開招聘過程、接受社會監督。
6.建立就業援助制度，
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要建立和完善面向就業困難群眾的就業援助制度。農民階層子女大學生作為就業困難群體的一部分，理應被納入到政府的就業援助體系之中。政府應該從就業政策、就業崗位、就業服務以及失業保障等方面對其進行就業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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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十幾年發展的移動學習，已經成為國內外教育技術領域的核心研究課題。移動學習成為主流必將在各教育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本文首先分析了成為主流的必然性原因;其次闡述了國內外移動學習研究現狀，一方面論證廣泛應用，另一方面通過論文解析出近年的移動學習研究熱點;最后分析制約特殊教育領域移動學習發展的因素。以期給研究人員在特殊教育領域進行移動學習研究、實踐提供思路。
一、引言
以計算機技術作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不斷改變教育技術：第一階段的電化教育;第二階段是與網絡技術結合而形成的網絡教育，網絡教育屬于第三代的遠程教育，并發展為E-learning(數字學習)，E-learning迅速改變遠程教育的學習方式;第三段階段是與移動通信技術結合而形成的移動學習。[1]移動學習(M-learning)是移動通信技術與移動計算技術在教育中應用而產生的，是網絡教育的延伸，屬于E-learning的新階段。應該說移動學習是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通信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后，E-learning的必然選擇。
美國新媒體聯盟指出移動應用程序和平板電腦在教育中的應用將成為主流。移動學習(M-Learning)正成為一個多學科參與、多領域交叉、多主題綜合的研究區域，也逐漸成為國內外教育技術領域的核心研究課題。[2]移動學習在很多領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實踐應用，但是特殊教育領域的移動學習研究卻鮮有成果，有必要通過文獻比較分析，探索國內移動學習研究現狀，描繪特殊教育領域的移動學習研究軌跡，篩選研究主題。
二、移動學習成為主流的必然性
1.學習方式轉變的必然性
隨著移動通信網絡速度不斷提高，采用智能手機作為學習平臺的移動學習自然而然產生，移動學習是E-learning的發展。移動學習是指利用無線移動通信網絡技術以及無線移動通信設備獲取教育信息、教育資源和教育服務的一種新型學習形式。[3]它打破了時空障礙，構建了靈活、開放的學習環境，滿足碎片式學習的巨大需求，開展“Anyone、Anytime、Anywhere、Anystyle(4A)”的學習。[4]移動學習是數字學習的特殊形式，也就是說M-learning是E-learning的子集，其核心特征是4A(任何人、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方式)。通過實施移動學習進行的教育稱為移動教育。所以，E-learning必然發展為M-learning。
2.高速通信網絡發展的必然產物
2014年1月16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3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網民達到6.18億，其中手機網民達到5億，繼續保持穩定增長。[5] 2013年12月4日，工信部向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中國移動發放了4G牌照，標志著我國進入了4G時代。[6]智能手機已經成為第一大終端，加上網絡環境的改善和上網成本的降低使得用戶走向高流量應用。例如視頻、語音等在應用越來越廣泛。4G相對于3G來說，將更快，更便宜。4G環境下的基于視頻等應用程序將更大發展，這些都將給教育教學帶來巨大變化。
4G讓移動學習成為教育教學研究的熱點。其實，在2G或者3G時代已經出現基于云端和客戶端的移動學習產品，但是因為帶寬、穩定性和費用，影響用戶使用。4G網絡將促使移動教育爆發式增長。[7]
3.移動學習的特征分析
移動學習是E-learning的子集，也擁有E-learning的共有特征：多媒體性、交互性、以學習者為中心。[8]
移動學特征是4A，所以其獨有特征如表1所示。
移動學習的獨特優勢相對于傳統的E-learning，滿足隨時隨地的學習需求，這奠定了它在未來學習中重要地位，再加上技術的成熟，使其必然成為主流學習方式。
相較于傳統的在線學習，移動學習由于具有碎片化、便捷性等特點，4G網絡又促使移動學習向互動化和移動化、游戲化和社區化及大數據的應用三種趨勢發展，那么移動學習軟件會越來越多，用戶越來越多，所以不管是硬件還是軟件都會促使移動學習越來越普及。[9]
三、國內研究現狀
我國對移動學習研究項目取得很多成果，如黃榮懷教授的“普適學習資源服務體系及關鍵技術研究”(2007年);華東師范大學的“終身學習視野下的微型移動學習資源建設研究”(2008年)，此處不一一列舉。[10]
在中國期刊網上進行文獻檢索：篇名包含“移動學習”或者“移動教育”;期刊為國內教育技術學方面權威期刊(電化教育研究+中國電化教育+中國遠程教育+開放教育研究)。如圖1所示，四本期刊上刊發的移動學習論文呈現增長趨勢，尤其是2010年以后。
2010年～2013年，在上述期刊有關移動學習論文共計67篇。下面對這67篇論文的主題進行梳理分析，總結出近四年移動學習的研究熱點，以期給研究人員參考。
黃榮懷教授將移動學習的研究方向劃分為理論、支撐技術、應用模式、設計方法和開發技術五個方面，本文進行細化，分解為若干個子項，如表2所示。[11]
為了提高分析結果可靠性、客觀性，采用兩名研究人員獨立對論文分類。67篇論文兩人相同分類的論文是59篇。我們進行信度分析。[12]
相互同意度K為：K=2×M/(N1+N2)=2×59/(67+67)=0.88;
分類信度R為：R = n×K/[1+(n-1)×K]=2×0.88/[1+(2-1)×0.88]=0.94。
其中n為研究人員數，N1和N2分別為分析論文數，M為兩人分類論文相同數。
信度為0.94，可以認為論文分類是可靠的，下表為N1分類。
從表2可以看出，近年移動學習研究的熱點是資源開發，系統開發和應用模式。
(1)理論研究方面：側重移動學習的理論基礎和學習策略研究;綜述類論文比重最大，說明移動學習的關注高，但缺乏一定的創新;也提出一些新的移動學習模型，如高宏卿等人提出的基于云計算平臺Hadoop的移動學習模型;[13]楊文陽等人依據終身學習理念設計了一個支持移動學習的框架;[14]王夢如等人提出移動學習系統設計的結構概覽功能圖和以OSI為隱喻的移動學習系統設計框架。[15]
(2)課程開發研究：側重移動學習的設計、課程資源建設和移動學習環境創設。顧小清等人探討微型移動學習資源設計及實現;移動學習資源建設時有引入主題圖(劉俊等，2012)，有引入概念圖理論(李浩君等，2013)，還有認知負荷理論(司國東等，2013);移動學習的情境創設有采用MANET(鄭云翔，2010)，有采用接合自然增強現實(李婷，2011)還有基于知識可視化(李亞男，2013)。
(3)應用模式研究：側重移動學習在教育中應用模式的實踐研究。應用到英語的移動學習，甘文凝等人采用播客技術，曹超等人采用Podcasting技術，劉永權等人采用FRAME模型;有將高等教育的移動學習應用模式，并研究移動學習的成效;有關注遠程教育的移動學習應用及分析(鄭煒，2010，王曉晨，2013)還有研究人員開始關注農村的移動學習和農民工的移動學習和超常兒童教育。[16]-[18]
(4)系統平臺開發：側重教育不同理論或者理念開發出不同的系統或者應用程序。設計移動學習平臺有基于專家系統(傅鋼善，2010);有基于GSMModem(黨小超，2010);基于位置服務理念(王萍，2011);有基于RFID(張豪鋒，2012);有基于聯通理論(宓小土，2013);有基于強化理論(王嘉琦，2013)。當然，在這些理論基礎上，開發智能手機APP程序，研究人員開始關注3G和4G網絡的程序設計。
四、特殊教育領域的移動學習啟示
1.移動學習研究存在問題
(1)偏重理論研究。
目前這方面研究主要在移動教育可行性、資源開發、短信息服務、WAP站點建設等四個方面，其中對具體的基層、基礎教育關注極少(2013年的“基于云課堂的中學生移動學習實踐研究”開始關注中學的移動學習)，對移動學習學科學習效果提高的相關研究尤其缺乏。
(2)缺乏對特殊教育領域的關注。
以“移動學習”(或“移動教育”)+“移動教育”(或“盲”、“聾”、“培智”)作為條件檢索，在上述四個期刊中為0篇，僅僅在《中國教育信息化》有《移動學習—未來聾生學習的新視窗》和《聾教育環境下基于手機的移動學習探究》，為移動學習應用于殘障人士提供了個案。2012年12月南京聾人學校經配備了基于無線網絡移動教學終端等教學設施，僅僅是下意識地將其作為先進的教學設備引進，尚未對移動學習理論、應用模式展開研究。可以發現，研究者對該領域以及該群體的關注是微乎其微，而國外早就關注這個群體(歐盟的E-learning項目)。
(3)片面追求技術，實證性案例不足。
我國現在的情況是做了很多系統、平臺或者資源的設計研究，但是普遍缺乏對同一個問題深入研究，這就導致研究深度不夠。研究人員力圖將各類高新技術引入，但是匱乏該類技術在移動學習本身應用中關鍵問題的突破。造成系統數量多，卻鮮有如PCS簡單又賣座的精品系統。即理論研究所占比例較大，但是鮮有深入創新研究，片面追求技術，缺乏針對性實證研究。
2.特殊教育領域移動學習研究滯后的成因分析
從嬰幼兒教育，到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到職業教育，再到成人教育等都有廣泛應用，還有研究人員開始關注農村的移動學習和農民工的移動學習和超常兒童教育，而特殊教育領域移動學習卻悄無聲息。[19][20]
制約特殊教育領域移動學習發展的因素：
(1)作為移動學習平臺的移動設備(智能手機)本身存在不足。
智能手機有限的存儲容量很難滿足自主學習過程中對視頻音頻的存儲，特殊教育領域的用戶對視頻音頻需求相對于普通人更大，比如盲用學習系統肯定采用更多音頻。
智能手機的待機時間短，特殊教育領域采用更多的視音頻，手機處理時大量數據，更耗電，所有特殊教育人群在移動學習時間更短，否則會出現手機沒電的問題。
數據處理能力不夠強，應用程序使用過多，會造成處理速度下降而死機，對于特殊教育領域的人群也是障礙。
特殊教育領域能夠獲得學習資源較少，缺少資料，缺少互動和交流，使得移動學習有效性得不到保障。
(2)用戶群小，資源少，難以產生客觀經濟效益。這是最重要因素。拋開各種理論基礎，特殊教育移動學習系統單從研發的投入要遠超其他領域的。從嬰幼兒教育到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到職業教育等各個領域的移動學習系統不勝枚舉。如英語單詞學習的移動學習系統，除了滬江詞典、金山詞霸等老牌應用外，還有百詞斬、拓詞、完美背單詞等。移動學習系統獲得盈利最主要是擁有龐大用戶量，而特殊教育移動學習系統不太可能擁有龐大用戶量。造成了缺少移動學習系統和學習資料，特殊教育人群更不愿采用移動學習，形成惡性循環。
(3)3G網絡難以滿足特殊教育的人群移動學習。
目前3G網絡的速度雖然能夠基本滿足移動學習系統的數據需求，但是網絡的穩定性對特殊教育的人群移動學習有較大影響。比如視障人群在使用移動學習系統，肯定下載大量音視頻數據、上載音頻數據，對網絡速度、穩定性都有較高要求。移動學習系統的互動環節，視障人群一般采用音頻作答，輸入法也較多采用語音識別輸入法，如訊飛語點輸入法，字庫是在云端，輸入文字時需要上3G網才能輸入。在這樣的大數據環節下，每月200M左右的數據流量也很難滿足特殊教育人群的移動學習需求。
五、4G網絡環境下的特殊教育領域移動學習新機遇
其他領域移動學習的火熱，由于硬件設備和網絡等因素造成其在特殊教育領域遇冷。4G網絡或許給特殊教育領域移動學習新機遇，4G網絡高速度更利于音視頻的傳輸。因此，4G網絡環境下，特殊教育領域移動學習研究新的機遇。
(1)參考移動學習的研究熱點，將其引入特殊教育，將并探索出適合于我國特殊教育教學規律和發展要求的移動學習應用模式與策略;構建某學科的移動學習內容與資源的設計、分析框架，提出移動學習環境與資源設計的原則和資源共建共享的規范。
(2)將移動學習引入特殊教育，并進行應用實證。例如各學科基于手機的移動學習的資源建設、基于手機的康復(尤其是語言)訓練系統、基于手機的認知評估系統，基于機器學習的移動學習系統等，國內尚屬于空白。
(3)將移動云引入到移動學習。移動云是云計算的擴展，即移動終端(如智能手機等)通過3G、WiFi、4G等無線上網的方式使用云計算的服務模式。采用移動云后，大量的數據存儲、處理和分析交由云端服務器處理，減少了移動設備工作量，這樣就降低了對移動設備性能的依賴性，在獲得良好的可靠性的同時也延長了終端電池的使用時間。這樣，就能夠較好彌補移動學習中的移動設備的缺陷，也就有利于將移動學習應用到特殊教育。根據移動學習需求和移動云計算特點，移動云計算在移動學習中的應用有三種模式：移動學習，即服務模式(mLaaS)、移動終端增效模式、微云模式。國外這方面剛剛起步，國內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
六、總結
移動學習屬于教育技術學科研究熱點。筆者們首先分析移動學習將成為主流的必然性，通過分析國內外典型項目，詳細總結了國內近年在權威期刊發表的有關“移動學習”的論文，梳理出近年移動學習的研究熱點，同時指出研究存在的不足，尤其是特殊教育領域的移動學習研究滯后，分析了其滯后的因素，在4G網絡環境下，通過移動云計算技術或許能夠給特殊教育領域的移動學習研究帶來新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