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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的臘月，母親帶著兩個柜子和一口箱子嫁給父親，那一年，母親二十，父親二十四。當我和母親聊起當年的事，年屆八十有二的她回憶起來，仍然滿臉歡欣，每個時間節(jié)都記憶猶新。
如果按照現(xiàn)在的情況來看，出身富農的母親是不會輕易下嫁給出身貧農的父親。可是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的第三個年頭，農村社會即將完成土地改革(俗稱土改)，并拉開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帷幕。歷史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也改變了父親的命運，曾經貧苦的人們一下成為國家的主人，也使得母親和父親的結合得以實現(xiàn)。年青時被抓過壯丁又死里逃生的父親，是個有情有意、聰明勇敢的人。在當時的條件下對待娶老婆這件事一點也不含糊——硬是挑起一擔苞谷到宜昌換回了一副銀質手鐲，送給母親情訂終身。
母親嫁給父親是明媒正娶，有家族德高望重之人主媒，并合了“八字”。盡管并沒有人告訴她那合“八字”的結果，也沒有舉辦隆重正式的婚禮，但她依然感覺很滿足。婚后的生活，父親一直主外，掙工分養(yǎng)家;母親一直主內，相夫教子溫暖家人。母親與父親在一起生活了64個年頭，遇到家長里短的瑣事父母親都是有商有量，偶遇大事父親則一錘定音。在共同生活的那些歲月里，他們極盡一生的勤勞，把一個貧困、平凡的家庭，建設成了一個兒孫滿堂充滿溫馨幸福的家園。直到今天，母親都堅定地認為，那個為她和父親說媒、合“八字”之人，都是最值得尊敬的。
1954年，剛剛一歲多的大哥與叔伯大哥因一個“挖鋤楔子”的烏龍事件，父親果斷向爺爺提出分家單過的要求。隨即，父母拿著分到的四個帶豁的瓷碗住進兩間偏房。生活雖然窘迫，但母親并沒有特別為難。原來，母親出嫁時，外婆在那嫁妝里的一口柜子里裝了滿滿一柜黑木耳。結婚后這一柜黑木耳賣出整整一百塊錢，母親清楚地記得這是這輩子的第一筆存款，分家后就靠這筆存款購齊了鍋碗瓢勺等生活必需品，還買了一頭仔豬。應該說是母親的嫁妝撐起了一個正式另立的門戶，但說起這事來母親既心酸又感慨萬分。在她出嫁的那個年代，別家姑娘都不時興陪送嫁妝了，但外公還是想盡一切辦法給她置辦了“兩柜一箱”。盡管買不起紅色的“洋漆”，外公還是親自一刷一刷給這柜箱都涂上了一層厚厚的黑色“山漆”。現(xiàn)在想想，我也不敢肯定那一柜黑木耳，在那個經濟極端匱乏的年代究竟值多少錢。但我深深地相信，普天之下的父母都在盡最大的努力讓兒女生活幸福。
母親的嫁妝終于從偏屋搬進了屬于自己的正屋。那一年是1962年，父母帶著通過賣豬仔的積蓄和舅舅的借資總計一千多塊錢，開辟了新屋場，蓋起了干打壘帶跑馬階檐的明五暗七“豪宅”，完成了分家后的第一個夢想。至今憶起那段歲月，母親依然一臉的幸福和向往，說不感覺累，也不苦。那時大哥都已經能帶著二哥開始為建造新屋“幫工”了，姐姐也領三哥在新屋工地學爬行，他們幾個都有幸成為父母實現(xiàn)愿望的見證人。唯有我和四哥是局外人，我倆是坐享其成直接生在新屋長在“豪宅”。我出生于1969年，從記事起，母親的嫁妝就一直靜靜地存放在新屋的閣樓里，但它卻一刻也沒逃出我童年那顆好奇心的惦記。從小到大常常情不自禁地開鎖拉門，總希望在那些箱箱柜柜里尋覓到母親珍藏的“寶貝”。可每每看到的都是裝得滿滿小麥、玉米和黃豆，再也沒有了黑木耳的蹤跡。
彈指一揮間，40多個年頭過去。當年父母齊心協(xié)力建造的“豪宅”，已被我們兄弟習慣性稱為“老屋”。父母已搬出老屋多年，雖然門草叢生，但卻風雨屹立，至今老屋在，母親的嫁妝也還在老屋。只是父親已駕鶴西去，留給母親的是每餐飯前的睹“碗”思人，老淚縱橫。透過淚光回望老屋，母親已撣盡嫁妝上厚厚的灰塵，讓我真真切切地看到那烏黑光亮的箱柜里，裝滿了她與父親從容走過的美滿幸福生活的點點滴滴，也裝滿了她對父親無盡的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