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喚起我對糧食的記憶,是一篇名為《面包比黃金還貴》的文章。文中有兩個人物,一個是地主,另一個是長工。洪水來了,地主背起一袋金銀財寶,長工拎上一袋窩窩頭,他們都爬上了樹,暫時躲過一劫。但天公不作美,洪水一連幾天不退。地主揣著金銀財寶,眼巴巴看著在另一棵樹上啃著窩窩頭的長工。再后來,地主餓得終于扛不住了,但他依然緊緊抓住那袋金銀財寶,洪水把他送去了天國。長工靠著那袋干糧扛到洪水退后,又回到了從前的生活。
文章雖有辛味,但從另一個側面啟迪人們關切糧食。挨餓的滋味是不好受的,這種滋味一直糾纏到我讀大學。小時候阿婆不止一次跟我們兄弟幾個說起我兒時的事情。由于缺糧,母親懷我時缺少營養,生下來只有三斤一兩,就像田間的老鼠那么大。雖是頭孫,但那時老輩人都要我當“海軍”(往河里丟,棄養)。獨阿婆堅決不干。三十年后,我在地方當了縣長。阿婆的幾個妯娌打嘴角(鄉語,閑侃)時說,還是“土橋婆”(阿婆娘家是鄰近的土橋村)眼看得遠,要不我們村真的丟掉了一個縣長啊。這是后話。
還是缺糧,聽母親說,一歲時的我只能靠腿的力量移著屁股慢慢挪動。有一天晚飯后,我斜著身子向有些光亮的大門挪去,發現門檻上居然落有一粒米飯。我本能地停下,粘著灰塵的小手把飯粒一捏,又往小口里一塞,臉上還美滋滋的。這個動作正好被母親撞著了,她彎下腰把我抱起緊緊摟在懷里,心疼的淚水淌過我小臉往下滴。
我三歲多才會走路,小學、中學都被打入“不長進”(鄉語,發育不正常)另冊,高中時還不到70斤,讀大學時體檢,體重只有46公斤,當時讓體檢醫生吃了一驚。
記得大學報志愿時,我專挑月供飯票最高的專業,農林專業月供42斤,地礦勘探專業是每月45斤。因為生在農村,所以報了比較熟悉的農業專業。即便這樣我還是寅吃卯糧,常常得到善意的同學們的救助。
挨餓,造就了我的“吃貨”本色,家里從來就沒有被倒掉的菜飯。直至現在不論是大餐還是自助我都落實光盤行動,那種狼吞虎咽的食姿和永遠填不飽的胃口,實讓已經有些營養過剩的同路人嘆為觀止。
糧食,給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甚至是一種揮之不去的“鄉愁”情結。這種情結讓我產生了參與推進糧食生產和解決吃飯問題的使命和責任。我在昌江任職時,在全縣力推拋秧技術,還組織了多個現場推廣會。因為它能讓水稻增產10%以上。在屯昌任職時,大力推廣雜交水稻良種,使全縣水稻生產實現良種化全覆蓋。去年三月間,我應邀出席“南繁論壇”,跟袁隆平院士同臺共話南繁產業化發展,把南繁產業鏈條延伸到旅游觀光、科普、休閑體驗度假等。我還參與策劃推進南繁論壇公園項目建設,后來,還發表了一篇短文《趕赴國家水稻公園的念想》。
“民以食為天,國以糧為安”。糧食,不可或缺的戰略物資。大至一個國家,它關乎國家穩定和興亡;小至一個人,它關乎個人溫飽直至生存。中國共產黨一代又一代領袖們無一例外地重視糧食問題。井岡山時期,毛朱下山挑糧;長征路上,各級指戰員親力親為籌糧;延安時期,王震的三五九旅開赴南泥灣開荒種糧;解放前夕,派出征糧隊,陳云親赴上海坐鎮指揮。
建國后,我們黨把糧食放在極其特殊的地位上謀發展。毛主席當時就提出一個戰略口號“以糧為綱,全面發展”。要知道,解決數以億計人的吃飯問題并非易事。對于糧食生產,習主席的話樸實直觀,透出了睿智自信:“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
經過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終于用不足全球8%的耕地,解決了全球近1/5人口的吃飯問題。近年來,糧食生產實現“十二”連增,創造了偉大奇跡,也回答了“誰來養活中國”的亨廷頓之問。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傳導了一個強烈信息,主要以“三區”(糧食生產功能區、重要農產品保護區、特色農產品優勢區)、“三園”(現代農業產業園、科技園、創業園)、“一體”(田園綜合體)為抓手,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我們期待并堅信,我國糧食生產將從“十二”連增向穩定總量、優化結構、提升質量的新目標開拔。讓全國人民不但吃得飽,還要吃得好。
那段挨餓歲月,將成為永遠的記憶。
(作者系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海南分行副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