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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年關，我就想起兒時殺年豬的那一幕。
如果是土生土長在東北的鄉下人，大概都會曉得殺年豬的含義。年關到了，家家都在盤算著，把養了一年的肥豬宰掉。豬肉大部分會被賣掉，換些過年用的零花錢，剩下的肉就留做過年時自家用。但在我的故鄉卻有那么一種習俗，就是不管哪家殺了年豬，都要邀請鄉里鄉親來家吃上一頓，而小孩子總是要輪到最后一撥兒的。盡管是這樣，每當臨近年關的時節，最盼望殺年豬的，恐怕還是要數當年我們這些孩童。
殺年豬的那一幕是很有一番情趣的。
頭天晚上，父母先到屠戶家約好屠戶。第二天，天剛蒙蒙亮，一家人就早早地從熱乎乎的火炕上起來，抬出一張大炕桌，擺放在農家小院當中，再拿出一個木盆子來準備接豬血用。等這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完之后，就專等那屠戶的到來。要不了多長時間，隨著那“嘎吱、嘎吱”的踏雪聲由遠漸近，屠戶領著幫手來了，于是農家的小院里頓時熱鬧起來。屠戶真夠麻利的，一條系好豬蹄扣的繩子在他手里上下翻飛，如同變戲法一樣，三下五除二，一頭幾百斤重的肥豬，剎時間便被綁縛得牢牢的，只能“嗷嗷”地叫了。幾條壯漢一擁而上，把肥豬抬到院中央的炕桌上，隨著一聲慘叫，殺年豬的第一道工序宣告結束。
接下來，當然是邀請眾鄉鄰來共享這一年來全家人的希望了。在那個年月，物質極其匱乏，養一頭年豬，要靠全家人去田間、地頭挖野菜，在生產隊已經清收了幾遍的田野上挖老鼠洞，找一點老鼠用于過冬儲備的糧食來飼養這頭年豬。也許正是因為如此，這頭年豬在每一位被邀請來的鄉親們的眼里，飽含著一種對過去一年的感慨和對新的一年的希冀。于是鄉親們端起了一碗碗家鄉釀制的小燒酒，挾起熱氣騰騰的農家大燴菜，坐在燒得熱乎乎的火炕上，拿出我們關東人特有的那股豪爽勁兒，話別逝去的一年，暢說對未來生活的憧憬。而在我們這些孩子的眼里，殺年豬就不僅僅意味著過年了，而且還意味著全屯兒人的團聚，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讓我們打一打“牙祭”。那年月，忙忙碌碌一整年，能吃上幾頓肉啊?
說起殺年豬，有一件事兒，令我終生都難以忘懷。
記得有一年，天嘎巴、嘎巴冷。那天晚上，我跟二哥撿糞回來，正在往灶膛里填柴火，父親進屋了，他抖了抖身上的雪花兒，說：“他媽，后天就是小年了，咱家的年豬就定在后天宰吧，你看呢?” “行!”媽說，“我明天早上就去找殺豬匠，約好屯兒里的鄉親。”聽到爸媽這番對話，我差點樂得蹦了起來，正當我興奮得有點兒忘乎所以的時候，透過灶膛里閃爍的火光，我分明看見二哥的臉上流下了一行淚水，我真是大惑不解，用胳膊肘捅了捅他，小聲地問：“二哥，你咋地了?殺年豬，打牙祭，你還不樂?”
“你知道啥?你看我，唉———”，說著，二哥張開了嘴，用手指著牙齒，我看了看二哥的牙齒，頓時大悟。原來二哥正在換牙———有一顆牙齒已經被新生的小牙頂得只連著那么一丁點兒肉了。“老弟，偏偏趕咱家要殺年豬了，我這牙就是不掉，能‘搶上槽’嗎?感情你們吃得滿嘴流油，我……唉———”二哥說著又嘆息了一聲。
要是說起養這年豬，二哥確實是出力最多的了，可到頭來，卻……咋辦呢?看著二哥那副沮喪的面孔，一個奇妙的想法忽然在我的腦海里產生了。“二哥，我倒是有一個辦法，就怕你挺不住”。“去你的，要拔牙嗎?我都試了好多次了，實在是太疼了。”二哥說。“不，我用線，用咱媽縫衣的線，把你那連著牙的一丁點肉系住，使勁一勒，準成!”二哥沒吱聲，轉身回屋把縫線板遞給了我。我如法炮制，嘿，真靈!二哥似乎還沒有反應過來，那牙齒已經掉了。“疼嗎?”我問，“還行，你小子!”二哥拍了我一下，說道：“去，給哥拿碗涼水來。”我看見二哥漱了幾次口后，掉牙處不再出血了。透過那噼噼啪啪燃燒的火光，我還看見，二哥的臉上露出了微笑。
光陰如梭，一晃兒幾十年過去了，我們這些昔日的“饞小子”都已經長大成人了。然而，每當年關到來的時候，我就會情不自禁地想起兒時殺年豬的那一幕，回想起伴隨這一幕而閃現出的一個個故鄉人的熟悉面孔，回想起為吃年豬肉而寧愿拔掉一顆牙齒的二哥。對于生活在今天的孩子們而言，吃燉肉實在是家常便飯。我曾經把這些往事講述給已經上了大學的女兒聽，女兒眨著大眼睛反倒問我：“二伯伯怎么那么饞呀?”不知為什么，當女兒這句不經意的反問傳入我的耳畔的那一刻，我的內心真是如同打翻了的五味瓶，說不清楚是什么滋味。我很想說：孩子，你不懂哪個年代，這并不怪你，但你應該珍惜今天，珍惜這經過改革開放洗禮后的幸福生活，只有當你懂得珍惜今天的時候，你才能讀得懂爸爸的童年，才會理解那個為了吃上年豬肉而拔掉一顆牙齒的純真少年。
回憶起兒時殺年豬的那一幕，眺望那已經逝去的歲月，涌動在我心底的不僅僅是感慨，因為這段往事已經在我的腦海里形成了定格。由于這定格的存在，我繼承了故鄉人那種豪爽與淳樸的性格;由于這定格的存在，使我永葆關東人那股特有的厚道與真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