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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到今年初中國人民銀行等八部委聯合印發《關于金融支持工業穩增長調結構增效益的若干意見》，再到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箭在弦上。而銀行業金融機構作為供給側改革中的重要一環，無疑將面臨巨大的沖擊和挑戰。
日前，中國農業銀行浙江省分行行長馮建龍以自身經營管理的親身實踐和體會，暢談如何看待當前浙江經濟形勢和企業面臨的困難增多、風險加大，提出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業在供給側改革進程中，究竟應該如何謀篇布局，方能乘勢而上，有所作為。
浙江經濟處在“成長中的煩惱”
當前，在經濟增速變緩、動力轉換的背景下，一些企業經營風險還在加大，銀行不良率還在集中暴露，出口增速有所放緩，浙江經濟因此有所“受傷”，由此引來一些對浙江經濟金融不看好甚至唱衰的聲音。
經濟決定金融，銀行與企業唇齒相依、血脈相連。浙江經濟的變化，銀行最先察覺到。對此，馮建龍認為，這些正是供給側改革進程中，浙江經濟在轉型升級組合拳倒逼機制下，加速出清傳統過剩產業，培育新的增長動力所產生的經濟現象，是“成長中的煩惱”。
馮建龍分析，浙江經濟先知先覺，在全國率先轉型回升，許多創新探索本無先例可循，面臨著率先示范的“煩惱”;浙江作為市場經濟和外向型經濟大省，在國際、國內兩大市場沒有明顯好轉的情況下“爬坡越坎”，面臨著異軍突起的“煩惱”;浙江經濟形成增長中高速、產業中高端新常態，也面臨經濟增速放緩、增長動力從產能擴張向創新驅動轉變的成長過程的“煩惱”。
近年來，浙江在發展互聯網產業、建設特色小鎮、五水共治等方面做了許多實踐探索，打出一系列轉型升級的組合拳、先手棋，吻合了供給側改革的思路，浙江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正在形成。
馮建龍認為，浙江經濟舞臺上，不再只是紡織、服裝、皮革、五金、家電等傳統產業，一批先進機械設備、新能源汽車、新材料、醫藥等新興制造業和物流、信息技術等現代服務業已逐漸唱主角。
馮建龍表示：“我們對浙江經濟的觀點就是來源于農行經營實踐。”從農行浙江分行近三年數據看，先進機械設備、新能源汽車、新材料、醫藥等新興制造業新增貸款301億元，占制造業貸款增量的64%;物流、信息技術等現代服務業新增貸款341億元，占法人貸款增量的41%。
理性看待信貸風險暴露
這幾年，浙江的企業風險暴露總量較大，企業不良貸款連續四年出現了“雙升”。對此，馮建龍認為，眼下的風險與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相比已經大不相同。從表面看，雖然當前企業層面的風險還在持續暴露，但透過現象看本質，深層次的風險誘因已然出現明顯變化。
對于浙江此輪風險暴露，馮建龍分析其深刻原因：一是浙江經濟以民營中小企業、外向型經濟為主體，又集中在傳統行業，技術含量不高，容易受國際、國內兩大市場波動影響。二是經濟調整兩次并作了一次，風險累積過大。2008年前后，浙江一些企業已經出現了調整跡象，但當時由于各種原因沒有調透，延緩了經濟周期。三是浙江民間借貸最盛，企業間相互擔保普遍，一些企業過度融資和投資，一旦資金鏈斷裂，加速了風險蔓延。
“信貸風險暴露有個滯后期。正因為前些年種種因素埋下的風險，才導致了在本輪經濟調整中浙江經濟受傷較大。然而，現在的風險暴露期不是風險潛伏期，更不是信貸收縮期。恰恰相反，隨著信貸風險的暴露，不良貸款的出清，騰挪空間的加大，經濟在轉型中已出現了上升態勢，出現了新常態。”馮建龍說。
馮建龍指出，圍繞“十三五”規劃，服務供給側改革，目前正是信貸的投放期，這不僅是供給側改革的要求，也是銀行自身發展的需要。這幾年，農行浙江分行圍繞習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和浙江省委、省政府“五水共治”的決策部署，率先推出“五水共治”專項信貸產品，現已貸款300多億元，帶動項目投資600多億元。
不僅如此，小微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活力再現。為支持科技型企業培育，農行在浙江省設立了12家科技金融專營機構，同時與政府公益性擔保基金合作，以10倍的信貸杠桿擴大小微企業支持面，目前農行浙江分行小微企業貸款戶數達到44168戶，貸款余額1913億元，戶數、余額均居全國農行首位。尤其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鼓勵下，小微企業客戶數近一年來增加了1.5萬戶。
“浙江金融業風險可控，浙江仍然是全國金融業發展的優質區域。”馮建龍堅定地說，“浙江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浙商義利兼顧、敢于擔當、敢于創新的精神品質沒有變，浙江銀行業機制活、動力足、競爭力強的優勢沒有變。”馮建龍分析，目前浙江銀行業的不良率為2.37%，是完全有能力消化的。經過近幾年的風險釋放，浙江實體企業因主業問題出險的可能性已經大大降低，現在主要是資金鏈、擔保鏈的問題，如果得到穩妥解決，浙江的企業、產業就會更加健康，浙江始終是金融業的爭奪熱點和深耕熱土。
供給側改革銀行恰逢其時
“供給側改革，就是要把不符合市場規律的行業和企業淘汰掉。”馮建龍直言，“這是一次徹底有效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為銀行優化資產結構提供了大好時機。”
馮建龍介紹，近三年來，農行浙江分行一方面通過做減法，主動退出和清收“兩高一剩”行業、低小散企業和“僵尸”企業貸款630億元，有效凈化了資產。另一方面通過做加法，新增貸款1550億元。兩者疊加相當于新增了2180億元的優質資產，占該分行信貸規模的26.7%，而且主要投向物流、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興制造業，有效優化了資產。
“圍繞供給側改革，用幾年的時間進行‘換血’，銀行信貸結構必將出現歷史性變化，為新一輪良性可持續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馮建龍認為，供給側改革為銀行消化不良資產贏得了空間和時間。“供給側改革在基礎設施、重大工程、新興產業、‘三農’等領域，為銀行提供了歷史性的資產業務增長點。通過有效資產投入，盈利水平提高，效益平穩增長，銀行就有能力和實力來消化不良資產，否則就會很難恢復元氣，很難走出風險圈。”
馮建龍表示，這幾年，農行浙江分行一直堅持在發展中解決問題，不搞“單邊清收”，而是“兩條腿”走路，既抓有效投入，也抓包袱消化，貸款利息收入對全行的貢獻度一直保持在70%以上，近三年來共消化了不良貸款300多億元。
以服務實體經濟為要務
銀行業是經營風險的行業。對于銀行來說，風險暴露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從中吸取經驗與教訓。
對于此輪浙江銀行業的信貸風險暴露，馮建龍總結了三條經驗教訓：一是金融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脫離支持實體經濟這一本質，脫實向虛，信貸資源的錯配必然導致風險的累積和爆發;二是必須遵循經濟發展的規律和周期把握信貸投放，切不可在經濟過熱時盲目浮躁地跟進，要有逆周期的思維，做到“喜中見憂、熱中見冷”;三是銀行信貸經營和規模擴張必須與其相應的管理能力相匹配。就浙江而言，浙商遍布世界各地，全省7.5萬億元信用中至少有1.5萬億元投資在省外，許多企業是在省外出了風險傳導回到浙江母體。因此，必須高度重視集團性客戶的管理，以及融資模式的審慎創新，防止過度授信和金融“非理性溢出”。
“百業興，則金融興;百業穩，則金融穩。”面臨挑戰，唯有堅持將服務實體經濟作為金融業發展的要務，才能讓金融真正發揮現代經濟核心的重要作用。馮建龍指出，這一輪的風險暴露雖然帶來了劇烈的陣痛，但不會是長痛，通過這樣的“洗禮”，銀行經營隊伍得到了鍛煉，風險管理水平得到提高，更有利于浙江銀行業在揚棄中“涅槃重生”。
互聯網思維破解農民貸款難題
供給側改革，特別是“三農”領域的供給側改革，離不開金融資源的高效配置和有力支持。但是長期以來，農村領域貸款難、擔保難等問題，始終是制約“三農”領域有效發展的“瓶頸”，也是供給側改革中的短板所在。
對此，馮建龍指出，必須創新理念，破解農民貸款難、擔保難、貸款貴的問題，同時，引入互聯網思維破解農民生產、生活與信用“兩張皮”。
馮建龍表示，當前農民貸款最大的問題是農村信用體系建設滯后、缺乏抵押和擔保、信息不對稱。對此，農行浙江分行創新推出農村金融“六自治”服務模式，即以村兩委為依托，采取“客戶自薦、擔保自組、借款自主、用款自律、服務自助、守信自勵”的方式，將村民的個人信用、勤勞品格等納入村集體民主自治體系，變為可融資的資本，經審批在村里就可以自助貸款，隨借隨還。
目前，農行浙江分行已經在全省創建金融自治村467家，遍及所有縣域，發放貸款32億元，惠及農戶近2萬戶，沒有一筆逾期。而且平均利率在基準利率上下，大大低于農村民間借貸利率，一年利率優惠可以節省農戶利息支出7500萬元。
盤活農民“沉睡”的資產方面，農行浙江分行在嘉興桐鄉創新推出了全國首單農村“三權”保證保險貸款，通過政府增信、保險公司投保，不但分散了風險、降低了成本，而且打通了激活農村資本的通道。
“一直以來，農民生產生活與信用‘兩張皮’，按照傳統的方法很難破解。”馮建龍表示，要引入互聯網的開放思維，以“惠農通”為基礎，探索農村金融互聯網建設，構建農村生產、流通、消費、金融等需求場景，這樣農民在線就可以購買農資品、銷售農產品、接收農家樂訂單，在線結算、融資，日常生產生活數據就可以成為融資的依據、展業創業的資本。
數據顯示，近三年來，農行浙江分行新增“三農”貸款677億元，貸款增速21.6%，高于全行貸款平均增速2.08個百分點，“三農”貸款總量達3814億元，占全行貸款的46.65%，三年提高了0.8個百分點。新增農戶貸款58億元，總量達144億元，不良率為1.2%，低于浙江區域內不良率1.17個百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