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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四大行貸款總額較9月份減少了656億元，這種情況自2009年以來還是第一次。
不僅是四大行，整個銀行業似乎也步入了寒冬，這從10月份人民幣新增貸款規模的銳減可見一斑。再加上不良貸款的攀升、息差的縮窄，整個銀行業面臨的風險敞口和經營壓力還在進一步上升。
如果再放到經濟持續下行的大背景來看，這樣的數據就更加值得關注。我國的GDP增速自2011年以來，從10%下滑到今年三季度的6.9%，也就是說，盡管財政支出增速較快，貨幣政策持續寬松，但經濟下行壓力依然很大。
問題出在哪?這些年，我們在驅動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方面可謂不遺余力。不可否認，過去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拉動經濟的作用，但信貸數據的下滑卻在更加微觀的層面給我們提了個醒：實體經濟的投資意愿已經無法通過單純的需求刺激得以擴張和帶動。
就像可以把馬拉到河邊，卻不能強迫馬喝水一樣，企業本身投資意愿不夠強，信貸擴張、壓低利率等政策都會大打折扣。要使馬愿意喝水，只往水槽里加水遠遠不夠，我們需要更加內生性的方法。
從經濟學角度來講，投資、消費、出口都不是財富增長的源泉，真正制約財富增長的是以下要素的投入：人口和勞動、土地和資源、資本和金融、技術和創新、制度和管理。而對于我國來說，這五個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供給抑制。
這也是中央此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層原因，只有從這里入手，深化供給側改革，才能從根本上恢復經濟增長的動力。
從資本和金融角度來看，我國是全球資本和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但企業的融資成本卻幾乎是全球最高的。所以，問題不是貨幣需求刺激不夠，而是金融供給效率太低。我們需要做的是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從根本上降低資金的供給成本，從內生層面提高企業投資意愿。
具體來看，則是要進一步優化銀行貸款結構，盤活沉淀在僵尸企業、困頓于低效領域的信貸資源;同時，持續優化融資結構，開發符合創新需求的金融服務，推進高收益債券及股債相結合的融資方式，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當然，還包括減費降稅等配套措施，以及“十三五”建議所提出的“擴大金融業開放”、“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等規劃藍圖。
不過，提倡“供給側改革”并不意味著廢棄需求端管理，“十三五”期間“三駕馬車”作用依然存在，只不過要更加強調有效投資、消費升級、以及出口產品競爭優勢，這區別于傳統的刺激手段，是通過供給側的效率提升來為馬車拓展出新的空間。
正如有專家指出的，凱恩斯的需求管理可比喻為“西醫”，而“供給側改革”更像是“中醫”。我們需要防止對“西醫”過度依賴，在保持較快增長中逐步去杠桿，采用“中醫為主、西醫配合”的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綜合療法。
